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
四 类型学视角的汉语语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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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201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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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语法史研究成果的丰富，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汉语语法史学界开始了对语法演变规律的总结与思考，开始了对理论的探索，而恰在这样的时机，中国学者接触到语法化理论，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外语法化理论的引进为标志。汉语语法史研究开始以探究演变的机制和规律为主要追求，研究者有意识地将各种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汉语语法史研究中，这其中语法化、类型学、语言接触等理论学说对语法史研究发生了深刻影响，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目标使语法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又一次发生飞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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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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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动词 语序 语言 汉语语法 量词 字句 句法 语义 介词 助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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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类型学视角的汉语语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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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伯格（Greenberg）1963年发表《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带来了语言类型学的全新发展，类型学和跨语言的视角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汉语语法史研究也不例外。类型学研究成果首先引入到汉语语序演变研究中。根据格林伯格提出的若干人类语言语序的普遍规律，现代汉语有多条不合普遍规律的语序，而这些语序中有些古今发生了变化。海外一些研究汉语的学者首先注意到一些古今汉语语序变化的类型学意义，如黎天睦（Light，1979）、黄宣范（1978）、Li和Thompson（1973）。被语言学家关注的具有类型学意义的汉语语序演变主要有：介词短语和中心语的语序变化、数量短语和中心名词的语序变化、比较句的语序变化。对于这些语序变化的深入研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展开。
汉语介词短语从上古主要位于中心谓词后变为现代汉语主要位于中心谓词前。沈培（1992）考察了殷墟卜辞中介词词组的语序，认为甲骨文中不表时间的介词词组的基本语序是位于中心谓词后，少数位于中心谓词前的有特殊的表达作用，是命辞的焦点。魏培泉（1994）考察了“於”所介引的介词短语的语序变化，提出一个构想，原始汉语是由两种语序类型相异的语言相互接触、融合的产物，动词与介词短语的语序在汉语方言里并不统一，汉语发展的不同时期方言对通语的影响力不同，通语的语序不同。张赪（2002）详细考察、描写了先秦至元明介词词组的语序演变过程，认为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东汉末年开始汉语句子的语法结构变得复杂，如核心谓词双音化、谓词带宾语、补语、助词的情况越来越多，使汉语句子的线性序列必须做出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又加强了介词短语语义对语序的影响，介词短语位于中心语前的情况先秦不是没有，但非常少，主要是出于语用目的而使用[※注]，但东汉以后则是句法和语义规则所致。
关于数量短语与所修饰中心名词的语序，王力在《汉语史稿》中就提出汉代开始数量短语由中心名词后移到中心名词前，中古汉语已经基本位于中心语前了。贝罗贝（1998）从类型学关于量词的定义出发界定了汉语的数量短语，简要描述了数量短语由中心语后到中心语前的演变过程，认为这一语序变化始自中古，要到唐以后才完成。孙朝奋（Sun，2001）基本同意贝罗贝的观点，并认为这一变化是由语境中的语义因素促发的，到宋代数量短语仍以位于中心名词后为主。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2006）吸收太田辰夫（1958/2003）的观点认为上古汉语的单位词（即容器量词和度量衡量词）可形成“数词+单位词+之+名词”式，汉以后“之”逐渐脱落，形成“数词+单位词+名词”式，受其影响汉语产生了“数词+量词+名词”式，这一研究阐释了“数词+量词+名词”的来源，但并未对数量短语与中心名词的语序演变有新的看法。张赪（2010）从数量修饰语与其所修饰中心名词的语序这一角度出发，考察了汉魏六朝和唐代的数量表达结构，指出汉语数量修饰语一直以位于名词前为主，位于名词后则有特殊的表达作用，汉语不存在“名词+数词+量词”到“数词+量词+名词”语序类型变化，存在的是“数词+量词+名词”对“数词+名词”的替代，这与汉语由非量词型语言到量词型语言的演变有关。
太田辰夫最早对比较句的语序演变做了描述，贝罗贝（1989）则概括了三个历史时期的平比句和差比句的演变，联系了汉至唐连动式的发展讨论了“比”字句的语法化过程，认为唐代产生“比”字比较句。魏培泉（2001）重点讨论了中古汉语出现的“基准+结果”型平比句产生的原因。魏培泉（2007）认为个别表示“胜出”义的动词用在“如/似”字句中，使该句式有差比义，而“如”字音近“于”，是“如”字句取代“于”字句的主要原因。“比”字句取代“如”字句则主要是社会因素。张赪（2010）对古今比较句的演变做了详尽的调查描写，指出比较句句式的兴替、语序的变化主要和消除歧义、谓语结构复杂化有关，个别特殊语义的词进入比较句式、文体修辞方面因素促发了“比”字句、“如”字句的演变。
对上述语序问题的关注是由类型学的研究引发的，但上述研究并不是运用纯粹的类型学方法，上述研究都显示汉语的语序变化首先是汉语语法系统自身的演变，语序的成因复杂，与汉语的基本语序类型（即汉语是SVO还是SOV）不一定有关。类型学使语法史研究多了一个观察的视角，注意到在单一语言研究背景下所忽略的问题，同时语法史研究的结果也对类型学的研究结果提出补正。
名量词的演变一直受到汉语史研究关注，王力（1958/1980）、黄盛璋（1961）、洪诚（1963）、刘世儒（1965）、王绍新（1989）形成了关于汉语名量词演变的一些基本认识。类型学的兴起使人们重新认识名量词的意义，名量词是一项重要的类型特征，根据是否有名量词，世界的语言可以分为两类，东南亚、东亚地区是量词型语言分布最集中的地区，类型学提出了描写量词型语言的框架，Eurbaugh（1986）、贝罗贝（1998）、张赪（2012）将类型学研究成果运用到汉语名量词演变研究中，得到很多新的认识。Eurbaugh（1986）分析了汉语一些名量词的演变并与汉语儿童的名量词习得过程相结合，指出历史演变和习得过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贝罗贝（1998）十分明确地指出名量词和度量衡量词不同，二者的语言学意义不一样，汉语史研究中一定要严格区分名量词（classifier）和度量衡量词（measure word）。张赪（2012）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详细考察汉语名量词的演变历史，重点讨论了名量词产生的原因、量名或名量搭配的历史变化、名量词的句法功能的变化等问题。
类型学不仅关注语言的结构类型特征，也关注语言演变的模式和类型。吴福祥（2003）通过对汉语“及、与、共、将、和、同、跟”一组词的演变历程考察，提出汉语存在着“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的演变，这一演变模式还见于一些壮侗语、苗瑶语、西非语言中，而在另一些基本语序同样是SVO的语言如英语中，伴随动词的演变模式是“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工具介词”的演变模式，制约这两种不同演变模式的原因是句法条件的制约，其演变机制则是语法化理论中的隐喻、转喻等普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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