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由冉启斌、于辉、邓葵、尹玉霞撰写。其中音韵学部分由邓葵、尹玉霞撰稿，实验语音学部分由冉启斌撰稿，音系学部分由于辉撰稿。全文由冉启斌统稿。修订工作由冉启斌、于辉、尹玉霞负责。

人类的语音研究历史非常悠久，从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的梵语语法著作《波尼尼经》（Pānini）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语音的认识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不过此后直到近代以前，语音研究并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语音作为语言的物质载体，有关语音的研究必然会更多地依赖于自然科学的进展。近代生理学、声学、心理学等学科发展起来以后，使人们对发音学、语音的声学特性以及感知特性等认识得到大力推进，语音研究也相应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古代在语音研究上也有一定的成果，不过很多内容限于当时人们的感性认识。古代中国的语音研究主要附属于音韵学等所谓“小学”学科上。令人鼓舞的是，在音韵学发展的后期，很多音韵学家通过精审的音感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到大量语音原理。这为传统音韵学向基于更多科学基础的现代音韵学转化奠定了基础。

历史进入现代以后，中国关于语音的研究主要是受到西方学术影响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音韵学在瑞典学者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开创性研究推动下转入了现代。以生理学、声学、心理学等实验手段为基础进行的语音研究（phonetics，国内称为“语音学”）得以起步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语言学界所进行的phonology研究，20世纪前期主要集中在phoneme（音位）的研究上（国内习惯称为“音位学”）；60年代生成语言学兴起以后主要集中在形式化的音系推导研究上（国内习惯称为“音系学”）。本章主要以“音系学”的介绍为主，适当涉及这一时段国内进行的“音位学”研究。

第一节 基于传统不断深入的音韵学

一 概述

汉语音韵学又叫汉语声韵学，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汉语各个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演变，所以也称为“汉语历史音系学”。传统的音韵学包括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20世纪又逐渐建立了北音学。音韵学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古音学，以先秦两汉的诗歌韵文、特别是《诗经》用韵为主要依据，并结合谐声系统，研究周秦两汉时代的上古时期汉语语音系统。

今音学，以《切韵》系韵书为主要对象，研究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的语音系统。

等韵学，以宋元以来的韵图为主要对象，分析其声、韵、调系统及配合关系，研究汉语发音方法和发音原理。

北音学，以《中原音韵》系统韵书为主要对象，研究近代汉语北方通语语音系统。

传统音韵学中的韵书、等韵图等已有了语言学的直觉，但作为小学的一门，还只是经学的附庸。20世纪以来，音韵学研究引入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现代语音学、音位学、音系学的理论，完成了从传统音韵学向汉语现代音韵学的转变，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六十年来，汉语音韵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延续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不但旧题有新论，而且在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方面均有重大突破，并且针对某些问题出现了大规模的论争，反映了这一时期音韵学研究发展蓬勃向上的势头。

二 音韵学七十年来的发展与创新

（一）学科建设规范化，成果丰硕

1. 通论和工具书

传统的音韵学缺乏统一的术语，古人对于音理也常解释不清，有的甚至求助于阴阳五行等，故弄玄虚，结果把音韵学弄得很玄乎，令人望而却步。七十多年来，很多学者都致力于把音韵学这门以前看似普通人不敢企及的“绝学”逐渐“平民化”，出版了概论、工具书类的多部著作。

概论类的如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1949），唐作藩《汉语音韵学常识》（1958）和《音韵学教程》（1987），王力《汉语音韵》（1963）和《音韵学初步》（1980），李新魁《古音概说》（1979）和《汉语音韵学》（1986），陈复华《汉语音韵学基础》（1983），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1996），张世禄、杨剑桥《音韵学入门》（2006）等，台湾学者董同龢、周法高、陈新雄等介绍音韵学和古音研究的专著也相继出版。这些著作内容充实，语言通俗易懂，分析深入浅出，材料应用和说明清楚鲜明，对传统音韵学术语和概念进行了更为科学的定义，并介绍了音韵学常识，使音韵学这门学科更加系统规范。

工具书类如丁声树、李荣《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赵诚《中国古代韵书》（1979），周祖谟《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1980）和《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唐作藩《上古音手册》（1982），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1986），向熹《诗经古今音手册》（1988），《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音韵学》（1991），方孝岳《广韵韵图》（1988），曹述敬《音韵学辞典》（1992），周祖庠《切韵韵图》（1994），李葆嘉《广韵反切今音手册》（1997），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1999）、《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2012）等，这些工具书方便读者查阅，对研究汉语语音史和词语训释等有重要作用。

2. 各研究领域中的突破

上古音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大突破，扩大了研究范围，不仅研究先秦和两汉的声母、韵部、声调，还扩展到对“原始汉语”音系、甲骨文时代汉语语音的研究，研究材料上也更丰富，大量运用亲属语言比较、汉外对音、韵文材料、谐声字、出土文献等方面的材料进行上古音的构拟。研究方法更是有了巨大的进展，除了用传统音韵学方法对韵部、声类的分合进行修订补充以外，还用历史语言学等方法来进行上古音系的音值构拟、研究上古音系的结构及语音演变规律。研究主要集中在：古音分期研究、上古韵部的划分、上古声母和韵母的音值、中古各等及介音的上古来源、韵尾的构拟（特别是阴声韵尾）、声调的来源及《诗经》时代是否已有声调、上古音节结构类型等。影响较大的著作有：王力《汉语史稿》（第二章语音）（1957）和《诗经韵读》（1980）、《楚辞韵读》（1980），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余迺永《上古音系研究》（1985），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1987），何九盈《上古音》（1991），郑张尚芳《上古音系》（2003），金理新《上古汉语音系》（2002）和《上古汉语形态研究》（2005）等。其中王力、李方桂和郑张尚芳关于上古音系的构拟最有代表性，三位学者在研究方法、运用的材料、指导理论等方面都有区别，所以结论也有较大差异。王力主要是通过中古音系溯源和《诗经》韵部的分析来建构上古音系统，李方桂进一步分析了《说文解字》的谐声，郑张尚芳则除了运用韵文材料、异文、谐声等还特别重视运用亲属语言的材料来构拟他的上古音系。在声母研究上，王力构拟的单声母分为33类，而没有构拟复声母；李方桂构拟了31个单声母，还构拟了几类复声母：和来母谐声的字带-l-介音，知庄组带-r-介音，章组以邪母带-j-介音，和见组谐声的字带-rj-介音，精组带s-头；郑张尚芳构拟了25个单辅音声母和众多的复声母，并将复声母归纳为j化、清鼻流音、前冠式和后垫式等形式。在韵母研究方面，王力分古音29（战国30）部，构拟了6个单元音（a、o、e、ə、u、ɔ），认为一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阴声韵收-i、-u、-Ø，没有塞音尾，入声韵收-p、-t、-k；李方桂分22 部，构拟了4个单元音（a、i、ə、u）和3个复元音（ia、ua、iə），也认为一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入声不独立分部，并入阴声韵，但韵尾不同，并构拟了圆唇塞音尾，入声韵尾是p、-t、-k、-kw，为阴声韵构拟了一套浊塞音尾（-b）-d、-g、-gw，此外还有一个流音韵尾-r（歌部）；郑张尚芳分30韵部58韵类，6个单元音（a、o、e、ɯ、u、i），元音有长短区别，认为一个韵部可以有多个主元音，入声韵尾拟为浊塞音-b、-d、-g、-WG/-ug，阴声韵尾为开音节或乐音尾-l/i、-w/u、-Ø。

中古音研究方面最主要的内容是围绕《切韵》《广韵》音系的研究，包括《切韵》的性质、声类和韵类的音值、等和介音，还包括《切韵》系韵书的搜集和整理、韵书的源流和异同、韵书与现代普通话及方言的对应关系等，这方面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突破了高本汉拟定的中古音框架，对其进行修正，并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如修订了高本汉对某些音类的音值构拟，取消了高本汉提出的“喻化”说，认为纯四等韵无i介音、唇音字没有开合的对立、中古全浊声母不送气，重视被高本汉忽略了的重纽问题，通过深入的讨论，音韵学界基本上认同重纽反映了介音的区别等。重要的著作有：李荣《切韵音系》（1952），邵荣芬《切韵研究》（1982），方孝岳、罗伟豪《广韵研究》（1988），严学窘《广韵导读》（1990），古德夫《中古音新探》（1992），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2000）等。另外，诗文用韵、反切、梵汉对音方面的研究也不断深入，鲁国尧、施向东、储泰松等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

其他时期，如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时期的语音，《中原音韵》音系以及近代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所深化，有不少专家对其他各个时期的语音系统也作了详尽的研究，如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1958），丁邦新《魏晋音韵研究》（1975），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1955），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1981），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1983），蒋冀聘、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1997）等。研究方法上也有突破，如朱晓农《北宋中原韵辙考》（1989）系统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杨亦鸣《〈李氏音鉴〉 音系研究》（1992）采用“透视分离法”，周祖庠《原本玉篇零卷音系》（1995）运用类比法和统计法。

等韵学方面的研究也有新进展，如赵荫棠《等韵源流》（1957）、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983）、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93）、潘文国《韵图考》（1997）等。

汉语语音史和音韵学史方面的研究也有所加强。王力《汉语语音史》（1985）和《清代古音学》（1992）、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1984年重印）、周斌武《汉语音韵学史略》（1989）、李葆嘉《清代上古声纽研究史论》（1996）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

理论、方法类的研究开始起步。关于理论类的专著有徐通锵《历史语言学》（1991）和《语言论》（第二编音韵）（1997）。方法论类的著作比较全面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部：一是耿振生的《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2004），该书回顾了一个多世纪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历程，总结出韵脚字归纳、反切系联和音注类比、谐声推演、异文通假声训集证、审音、历史比较、内部拟测、译音对勘、统计九大方法；二是朱晓农的《方法：语言学的灵魂》（2008），该书第三篇讨论音韵学研究的方法论，总结顾炎武、高本汉等的研究范式，并介绍当代音韵学者在方法论方面做出的几种新尝试。这些书为音韵学的理论和方法厘清了脉络，也给未来的学科建设及后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上述领域的研究成果还可见于陆续出版的很多语言学家的论文集中，这些学者精通音韵学，也熟悉如汉藏比较、方言学等其他语言研究领域，所以在音韵学研究方面都很有创见，贡献颇多，如王力、李方桂、陆志韦、俞敏、陆宗达、周法高、周祖谟、邢公畹、鲁国尧、李新魁、徐通锵、杨耐思、丁邦新、邵荣芬、梅祖麟、郑张尚芳、尉迟治平、李如龙、麦耘、施向东、冯蒸、潘悟云、黄笑山等。

（二）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和创新

高本汉的划时代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把西方语言学理论引入中国传统音韵学研究，促进了二者的结合，具有开创性意义。从此，中国音韵学研究方法、工具为之一新，中国音韵学得到了科学的、系统的研究，近年来，更多的相关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引入，为音韵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使当代音韵学研究进一步走向了科学研究的轨道，研究结论也更加可靠。

1. 历史比较法

历史比较法是通过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来追溯它们共同的原始形式，以探索语言发展规律的一种方法。高本汉全面使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切韵》音系，他对汉语的现代方言（30个方言点）以及四个汉语域外方言（日本吴音、汉音、高丽译音和越南译音）进行历史比较，并参用反切、韵图等材料构拟中古汉语音值。他把《切韵》音系看作现代方言的原始“母语”，从《广韵》中常用的三千一百多字的反切入手，整理反切上下字，比较它们相互系联的关系，求出同切字，最后归纳出290个左右的韵类和47个声类的中古汉语音类系统，然后，再利用现代方言和译音材料的比较分析构拟声母和韵母的音值。高本汉成功地把西方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法同中国的传统音韵学紧密结合起来，为汉语音韵学开辟了新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研究范例。当然，由于时代局限、二手资料的限制，高本汉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欠缺，在他之后，学者们或从不同方面修订、完善《切韵》音系的构拟，也有一些学者试图抛开《切韵》，直接比较现代方言材料来拟测原始语，但是这种尝试目前在中古音研究方面还未取得学界公认的成果。而在上古音研究中，汉藏系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却有力地推动了音韵学界对汉语上古音的再认识。

印欧语的研究对历史比较法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Campbell（2004）以现代罗曼语为例，详细地阐述了如何使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原始共同语，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1）寻找基本词汇中的同源词，对应同源词；（2）建立语音对应；（3）构拟原始语音；（4）决定相似（尤其是部分重合）对应组的关系；（5）根据总体音位分布检查构拟的可信性；（6）根据语言的共性和类型学的预期性来检查构拟的可信性；（7）在原始语音的基础上构拟原始语素（morpheme）。其中在确定同源词时，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为系统的语音对应（systematic sound correspondence），要排除借词导致的语音相似，还有语言之间的偶然相似，比如拟声词和婴幼儿用语等。汉藏诸语言的结构特点、历史关系、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可以凭借的语言历史材料都与印欧语系语言有很大的不同（王远新，1999），这就决定了印欧语历史比较法在汉藏语研究中不一定适用，特别是汉藏语发展过程复杂，相互之间的影响很大，印欧语形态丰富，而现代汉藏语系语言形态缺乏，历史比较法在构拟原始汉藏语时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梅耶，1992）。尤其是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方法很难区分汉藏语语言之间的借词和同源词。中国汉藏语语言学家们在同源词识别方面，结合本土资料，总结出一套适合寻找汉藏语语言同源词的方法，如：（1）邢公畹（1995）的语义比较法，该方法的基本假设是如果两种语言中同音多义词或同义异形词都存在语音对应和语义相关，这些词为同源词，因为同音多义或同义多形词的这种音义结合关系，在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中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词的借用一般是以“词”为单位，不可能以“语义”的关联为单位，这样就排除了借用的可能性。（2）词族比较法，该方法的基本假设为：如果两种语言中的一些同族词都存在语音对应和语义相关，那么这些词就可判定为同源词，因为按“族”发生借用一般不太可能。中国汉藏语的历史比较法研究丰富了传统的历史比较法的研究范围，为历史比较法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构拟上古音时，仅仅依靠语言内部的方言材料及亲缘关系很近的材料，往往力不从心。文献材料，即《诗经》押韵、汉字谐声以及《切韵》音系对比，往往只能解决上古音的音类问题，很难拟测具体的音值，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通过汉藏语系比较，提供更为详尽的亲属语言资料。现代中国音韵学在汉藏语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俞敏《汉藏同源字谱稿》（1989），马学良《汉藏语言的研究和问题》（1994），邢公畹《汉藏语系上古音之支脂鱼四部同源字考—— 〈读柯蔚南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 札记》（1998）、《汉台语比较手册》（1999），曾晓渝《汉语水语关系词研究》（1996），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2000），丁邦新、孙宏开《汉藏语同源词研究》（2000），杨光荣《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 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2000），薛才德《汉语藏语同源字研究》（2001），吴安其《汉藏语同源字研究》（2002），金理新《上古汉语音系》（2002），黄勇《汉语侗语关系词研究》（2002），龚群虎《汉泰关系词的时间层次》（2002），黄树先《汉缅语比较研究》（2003），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2005）等。这些比较研究揭示了汉语上古音许多不同于中古音的特点，丰富了对汉语上古音的认识。

2. 实验语音学

实验语音学应用于传统的音韵学研究中，可以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或为一些问题提供新的解释思路和方向。近年来，在这方面研究中比较突出的学者是朱晓农。他的《从群母论浊声和摩擦——实验音韵学在汉语音韵学中的实验》一文从群母的历史演变入手，以实验语音学、类型学为工具解答了为什么上古群母字部分在中古以前擦化、部分在中古以后清化的问题，并讨论了浊声清化、浊擦音、日母元音值等一系列相关的历时和共时的音韵学问题，提倡从共时类型学和反复发生的历史音变来确定普遍音变，建立从物理、生理、心理学中的普遍原理来探索发生在汉语中的普遍音变条件的汉语实验音韵学。在另一篇文章《全浊驰声论——兼论全浊清化（消驰）低送高不送》，朱晓农用实验语音学的原理和田野语音学的发现，重新解读了中古汉语的全浊塞音，他指出：浊音不是传统上我们所认为的类似英语、法语中的那种常态带声（modal voice），而是听感“浑浊”的驰声（slack voice），而不是听感清冽的常态带声，并指出二点支持证据：早期上声是假声，那么同期也很可能存在驰声；把中古全浊重建为驰声，那么今天吴语、赣语、湘语、桂北土话、老湖广话（还有部分闽语、粤语、客家话）中普遍存在驰声，可以简单地看成是直接继承古浊音，省却无数麻烦。另外，朱晓农还用实验语音学理论解释了汉语历史上首次长元音推链式高化大转移、小称变调，以实验语音学的知识来解读古籍中有关声调描写的记载，提出早期上声带假声的观点，并证之以侗语和吴语的声学材料（参见朱晓农，2005、2006）。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如施向东、陈希《关于汉语普通话声母r的问题》一文，考察日母字在汉语声母系统历史演变中的情况，并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从宽带语图上的表现、特定频带范围内的能量分布、鼻化度等方面证明了汉语r的音值与典型的卷舌浊擦音存在明显差异，认为应该将现代汉语中的r音标为卷舌通音[ɽ]。采用现代实验语音学理论、方法、工具为传统音韵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更为科学、研究结果更为可信。

3. 语言类型学

当代语言类型学以承认语言共性为前提，通过跨语言的比较，分析各种语言的个性和语言之间的共性，从而对其进行分类。语言的共时类型和分布可以追溯历史演变线索，加深对语言演变模式的理解。西方历史语言学研究很早就开始关注语音类型学研究，重视语言类型学研究在历史比较中的作用，用类型学证据来检测语言构拟的合理性或系属分类。一方面，类型学可以为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提供启发和借鉴；另一方面，汉语语音研究的深入也可以丰富对世界语言语音普遍性和共性的认识。近十年来，中国学者把语言类型学研究和汉语音韵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加深了对诸多问题的理解。比如，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强有力的论证，他所提供的材料只能说明“轻重唇古同类”。所以，也可以说成“古无重唇音”，两种观点，逻辑上都成立。但是，对317个语言样本的调查发现，仅有重唇音而无轻唇音的语言为173个，仅有轻唇音而无重唇音的语言只有23个，语言共时类型分布表明“古无重唇音”的可能性更大（概率为0.858），“古无轻唇音”的可能性较小（概率为0.028）（详见朱晓农，2006）。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共时类型分布证据支持的论断更为可信，所以“古无轻唇音”有类型学证据支持，更有说服力。把类型学应用于音韵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朱晓农《从群母论浊声和摩擦——实验音韵学在汉语音韵学中的实验》（2003）、《唇音齿龈化和重纽四等》（2004），冯蒸《〈切韵〉 咸、蟹二摄一二等重韵中覃哈韵系构拟的一处商榷》（2006），曾晓渝《论次清声母在汉语上古音系里的音类地位》（2007）等。

4. 语言接触理论和历史层次分析法

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有横向的语言接触，也有纵向的历史演变。历史比较法把语言的发展变化看成是单向的分化过程，语言从原始母语分化之后，就好像树杈从树干分出来一样，彼此没有任何联系，相对独立发展。这种以单向分化为基础建立的语言谱系分类，不能解释为什么相邻的语族之间往往有很多共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并非继承于共同母语。于是，波浪理论（wave theory）、聚变理论、语言联盟等语言接触理论相继被提出，其中心内容是，语言之间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可以产生许多共同点。语言的发展，既有分化也有聚合，现已被普遍接受。语言接触理论弥补了历史语言学中谱系树演变模式的不足，为困扰音韵学界的一些语言的系属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比如，虽然越南语与汉语、侗台语更为相似，但是它们之间没有发生学关系，而与布朗语等南亚语有发生学关系。另外，像粤北土话、湘南土话、徽语以及平话等，这些谱系树模型中找不到合适节点的小方言群，很可能就是区域聚变的结果（朱晓农，2006）。中国学者从语言接触视角考察语言的发展与演变，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对立足于发生学研究无法解决的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意西微萨·阿错的博士论文《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混合及语言深度接触研究》就是把语言接触与语言历史关系研究结合起来的一部代表作。该文以作者首次报道，也是国内最新发现的一种特殊语言——“倒话”为例，层层分析藏、汉语言在深度接触中，从音韵、词汇到语法的复杂的内在混合层次。该文指出倒话的基本词汇主要来自汉语，句法上则与藏语有高度的同构关系；倒话在语音结构上和汉语高度对应，在语音要素格局上则又与藏语基本一致；倒话是一种混合语，是一种藏语—汉语混合语。该文以详细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事实，阐述了倒话的混合语身份的同时，还在理论上进行了探索，提出“异源结构”和“异向结构”概念，并提出混合语异源结构形成机制说及界定混合语的基本标准。其他重要的语言接触研究有：游汝杰《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1982）、黄行《语言接触与语言区域性特征》（2005）、曾晓渝《语言接触的类型差距及语言质变现象的理论探讨——以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为例》（2012）、余志鸿《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2000）、江荻《回辉语揭示的语言接触感染机制》（2010）等。

历史层次分析法是近二十年学界关注的适合于汉语历史音韵研究的新的方法。历史层次分析法认为发轫于印欧语研究的传统历史比较法比较汉语方言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汉语与印欧语的演变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汉语方言历史来源比较复杂。如果一种语言存在两个以上来自不同年代和地域的历史层次，首先要把这些历史层次分清楚，然后再通过层次关系字，寻找对应的历史层次。在相同历史层次上的历史比较才可靠（戴黎刚，2007）。陈忠敏的《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与历史层次分析法》（2013）根据汉语方言演变的特点提出了一中心多层次的汉语方言演变观，其基本思想是：历代的中原权威官话通过移民和文教习传向四周传播，由于传播的时间和方式不同，造成今天汉语方言，特别是东南沿海汉语方言语言层次叠架的局面。大致上可以说现代汉语方言的形成，是多层次叠架的结果。该书对与此演变相配的历史层次分析法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并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研究分析了吴闽赣徽方言语音层次。其他学者如郑张尚芳、何大安、潘悟云、王福堂、王洪君等关于汉语方言演变和层次的研究也影响重大。历史层级分析法是汉语音韵学界基于汉语事实，提出的一种新的语言史观，强调区分汉语方言中的各个不同历史层次，避免了把不同年代层次、部分地域来源的语音进行比较，使汉语音韵学研究更为科学、可信。

除了以上理论之外，中国音韵学研究还引入其他理论与方法，如内部拟测法、词汇扩散理论等，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三）百家争鸣，不断深入

在严学窘等的倡导下，1980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此后分别在西安、桂林、北京、威海、天津等地举行学术讨论会，对提高音韵学的社会关注度、创造良好的学术研讨氛围做出了贡献。七十年来，音韵学界围绕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这里只从上古音和中古音的研究中各摘取一个关键问题进行介绍。

1. 上古汉语是否有复辅音声母（附带讨论第三次古音学大辩论）

高本汉为上古音系构拟了一些复辅音声母，而国内第一个论及复辅音声母问题的学者是林语堂，陆志韦、俞敏、周法高、李方桂、严学窘、邢公畹、董同龢、何九盈、郑张尚芳、施向东、潘悟云等学者也陆续发表文章讨论复声母的问题。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最有影响的应属王力，丁启阵《论古无复辅音声母》（2000）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梅祖麟、郭锡良等几位学者的论争，冯蒸（2007）《第三次古音学大辩论——关于梅祖麟讲话引起的古音讨论介绍》详细介绍了涉及这次论争的几位学者及他们的文章、双方的主要分歧点，并做了总结，被称为“第三次古音学大辩论”。他认为，辩论的关键是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及其在同源词研究中的作用及王力古音系统的评价问题。

在各家对复辅音的态度问题上，麦耘在《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一文中做了总结，认为李方桂、董同龢是明确坚持古有复辅音的，而王力则坚定认为古无复辅音，拒绝高本汉的各种构拟，自己也没提出任何这类的构拟。郑张尚芳《上古音系》（2003）中认为王力不接受复辅音是因为其构成杂乱无章，此一问题在郑张尚芳提出复声母结构式后已经解决。潘悟云（2005）在东方语言学网题为《汉语上古复辅音及有关构拟的方言确证》的帖子中提到，“最近读了李蓝《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这是第一篇有关汉语方言中有复辅音的记录，而且难以辩驳地可以确定为地地道道的汉语，不是苗瑶语的底层词。近一个世纪以来，上古汉语有无复辅音之争不断，最近还有专著，书名就是证明上古没有复辅音。尽管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谐声资料与民族语的对比资料，说明上古复辅音是一定存在的，但是没有汉语方言的直接证据，使这种争论没完没了。李蓝的材料将为这个争论最后画上一个句号”。

然而，复辅音的讨论似乎还没有完全画上句号，时而还有新的反对复辅音的论文或著作发表，如庞光华《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2005）、蔡永贵《复辅音声母：一个并不可信的假说》（2005）等。不过，随着近二十年来上古音研究的深入，中外学者对复声母的讨论已不再只是有无的问题，更多的是进一步弄清楚复辅音的构成及演变条例等方面的情况。目前，研究复辅音问题的材料主要有：（1）谐声系统；（2）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成果；（3）方言材料；（4）古文字等。这些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和成熟，必将使复辅音的问题日渐清晰。

2.《切韵》的性质

《切韵》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音韵学者据以上推古音、下联今音的枢纽。半个多世纪以来，《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争论的一个焦点，它到底是单一音系还是综合音系？这是汉语音韵学研究必须阐释清楚的一个关系到整个研究基础的根本性的问题，至今尚在热烈探讨，迄无定论。

学者们的争论可以概括为四种代表性观点：

（1）一时一地的单一音系（长安音或洛阳音），认为《切韵》所代表的方言是现代各方言的母语（高本汉认为它代表7世纪初期的长安方音；陈寅恪认为它来源于洛阳京畿旧音）。

（2）以一种客观音系（方言）为基础、部分吸收其他方言因素的口语音系。王显（1961）、邵荣芬（1961）等断定《切韵》的基础音系就是当时的洛阳音。邵荣芬《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认为，《切韵》音系大体上是一个活方言的音系，只是部分地集中了当时一些方音的特点，具体地说，当时洛阳一带的语音是它的基础，金陵一带的语音是它主要的参考对象。王显在《再谈切韵音系性质》一文中进一步得出结论：《切韵》以洛阳话为基础吸收魏晋时代河北方音与金陵音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音系。

（3）以一种客观音系（雅言）为基础、折中南北异同的读书音系。周祖谟（1963）《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认为《切韵》音系代表当时金陵、洛下士大夫阶级的读书音，即6世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潘悟云认为《切韵》虽然收有一些方言和古语成分，但它依然是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体系。杨剑桥认为《切韵》虽然不能称为一地之音，但确实是一时之音，即公元6世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其吸收方言读音，如同今天把吴方言的“尴尬”一词引入现代普通话一样，并不照录方音，而是把方音折合成读书音。施向东（2007）在《关于〈切韵〉 性质和音系基础的讨论》及《音韵学讲义》中分析了《切韵》序，分辨了韵和韵母的不同，认为陆法言心目中批评其他方言的标准是中原音；另外，还从《切韵》每卷开头的韵母表中的分合入手，结合对玄奘译音的研究，认定《切韵》并不是单拿前人韵书做标准的，也并非“最小公倍数”，而是以洛阳话为准绳、以当时的文学语言音系为基础同时也考虑各地方言差别的一个规范的音系。

（4）兼采古今方国语音的综合音系。罗常培认为《切韵》音系不是当时现实语言的音系，而是综合了古今差别、南北方音差别的音系，是“最小公倍数”，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为的、大杂烩的音系；何九盈认为《切韵》的综合只是“吸收”了一些古今方俗的“语音成分”，其实是“杂凑”；潘文国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综合体系的立场，认为《切韵》中韵类分合造成的是一个音类系统，而不是一个音值系统。张琨（1979）认为“《切韵》的韵类代表不同地区的方言”，邢公畹（1982）认为“《切韵》并不能代表6世纪的某一个具体地方的音系，而是一种统计出来的方言调查字表，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有关晋隋间汉语音类的分韵同音字总表，它比较完整地储存了汉语中古音音位的信息”。曾晓渝、刘春陶（2010）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分析《切韵》音系知、庄、章三组声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复杂对应现象，观察《切韵》音系声韵调格局与现代汉语方言的明显差异以及《切韵》的小韵数量成倍高于现代汉语方言音节平均数等现象，再根据“均变性原则”，认为《切韵》音系是具有异质程度较高的综合系统。

应该说，经过几十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讨论，可以明确的是：《切韵》音系不是纯粹的一时一地之音，也不是各地方言和古今语言的杂乱或平均混合，而是一部有系统的韵书，有实际的雅言和字书的音读作依据，但《切韵》与各个方言之间的关系如何还存在争议。要确定《切韵》的性质、解释《切韵》中各成分之间是如何构成一个系统的，还有待于中古方音史及相应的语音演变规则方面研究的深入。

三 音韵学研究发展展望

未来的音韵学还需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 音变研究

潘悟云（2011）《面向经验科学的第三代音韵学》认为音韵学已发展到了第三代，属于经验科学性质，与语文学性质的第一代、语言学性质的第二代的理论和内容都有了显著不同，第三代音韵学研究的核心是音变。今后需要紧紧围绕音变来进行研究，关注音变的普遍现象、普遍规则、微观过程、深层解释，以及由此建立的音变的普遍理论。

2. 理论研究

理论和方法是音韵学亟待创新的部分，除了吸收借鉴国外最新的理论与方法外，也应该深挖传统音韵学研究中的科学理念，并发扬创新，力争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音韵学理论。中国传统不等于没有创造性，应该注意对传统进行科学的理论总结。

七十年来深入的汉语方言调查，汉藏语族的语言、方言及土语也得到了广泛的调查和充分的描写，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以后全面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汉藏语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的研究热点，中国学者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在汉藏语言研究上强在资料整理和语言描写方面，在理论建设上还滞后于西方语言学界，缺少对语言现象进行深层的解释，进而上升为具有概括性、解释力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当然在汉藏语研究刚刚起步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因为语言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资料的收集、归纳和整理，进行详尽的描写，描写的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是解释充分性的前提。现在汉藏语描写方面已经取得卓越的成就，以后重点应更多地放在理论研究方面，提出新理论，或者在西学东渐中，根据汉藏语自身特点，对理论进行改进、完善和发展。

另外，也要注意总结前辈著名学者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这也是学术史研究的一部分，关系到学术的衔接，有利于后学在较高的起点上前行。

3. 音史研究

语音史研究中还有很多未能解决的问题，如周秦音、《切韵》音，语音史的分期、通语史、方音史的研究。各个时期各个点的音系研究清楚了，就可以合起来连成几条线，再进而把这些线划分出来的各个时期的面连成带，整个汉语史就有望得到清晰的呈现了。

4. 沟通融合

现代音韵学发展至今，已经吸收了很多其他学科的成果，但还可以更广泛、深入地与其他国家、其他学科沟通。其他国家并不只限于欧美，如日本音韵学方面的成果也很多；其他学科并不限于方言学、文字学、实验语音学等，与语法学、语义学等方面的沟通也有待加强。

总之，汉语音韵研究要与时俱进、健康发展、不断进步，一方面要立足传统，总结和完善已有的方法，把汉语音韵研究放在中国各民族语言研究和世界语言研究的大系统中；另一方面也要扩展视野，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外、古今语言比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成熟的研究体系。

第二节 日新月异的实验语音学

一 概述

（一）1949—1977年

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并入该所。当时设立有语音实验小组，属第二研究组（李爱军，2008；后为三组，孙国华，2011）。不过由于人员缺乏，实际开展的实验语音研究工作很少。1956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实验小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实验语音研究的开始。随后吴宗济于1957年6月被派往捷克进行为期一年的实验语音学考察。他先后到过捷克、民主德国、瑞典、丹麦等国，带回了先进的实验语音知识及方法。

语言所语音实验小组当时的主要成员有吴宗济、周殿福、林茂灿、鲍怀翘等。语音实验小组人员虽然不多，但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例如，编写包含语音生理、声学实验方法及普通话元音、辅音、声调分析研究的《普通话语音实验录》（五卷，未出版）；出版《普通话发音图谱》（吴宗济、周殿福，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等。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普通话孤立语音的声学和生理特性”研究上。[※注]

这一时期必须提到的著作是罗常培、王均合著的《普通语音学纲要》（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该书从1953年开始即以《语音知识》为名在《中国语文》上连载，后经修订、增删成书。其后在约半个世纪的历史中经过两次修订，于1981年、2002年出版修订本。这部著作哺育影响了几代语音学人，是中国现代语音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普通语音学教材。

相同时期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等建立了声学实验室，进行偏重于技术与应用的语言声学研究，取得了不少初步成果。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的梁之安开展过很多语音感知研究，例如《辅音的送气特性及其听觉辨认》（1963）、《汉语普通话中声调的听觉辨认依据》（1963）、《单元音识别率与音节长短的关系》（1965）等。这些研究对汉语元音、辅音、声调都有涉及，奠定了语音心理实验的基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语音实验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然而好景不长，在接下来的10年“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完全陷入了停顿。

（二）1978—2000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行各业逐步转入正轨。我国的实验语音学再次起步，经过30年左右的努力终于得到蓬勃的发展。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实验室正式成立。同年林焘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恢复筹建语音实验室。此后一批批国外语音学专家应邀来中国讲学，如王士元、P.Ladefoged、G.Fant、腾崎博也等。国内语音学界也主动与国外交流，如中国语音学家第一次出席1979年在哥本哈根举办的第九届国际语音科学会议（ICPhS-9，吴宗济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国际语音科学会议常设理事会理事）、天津师范大学1989年举办国际语音学和音系学大会等。国内外的各种交流活动对开阔国内学术眼界、追踪国际学术前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室始终是国内语音实验研究的重镇。新时期语音室购置设备，增添人员，拓展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取得了一大批成果。1982年该室开始编辑《语音研究报告》，汇集同人研究成果，不定期印行（2000年以后几乎每年一期，截至2010年共印行了17 期）。该时期语音研究室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实验语音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著作上。

《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分为介绍语音实验基础知识的“说明”和2400余幅“语图”两部分。该语图册系统展示了普通话单音节条件下各种语音的声学表现，是普通话语音声学特征的一本比较实用的参考资料。

《实验语音学概要》由吴宗济、林茂灿、鲍怀翘、杨顺安、颜景助、许毅6人完成，全书51万字，正文10章，另有两个附录。该书是在有关讲义的基础上增订形成的，虽名为“概要”，但内容丰富全面，深入、系统地介绍了实验语音研究各方面的知识，尤其是广泛吸取了当时国内外语音实验研究的新成果。该书迄今为止仍然是国内最全面深入的实验语音学教材。[※注]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音实验室成立后即投入到研究之中，在林焘领导下很快招收了研究生。实验室的初期成果集中体现在《北京语音实验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该书收录6篇文章，其中3篇为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发表时做了必要的修改）。实验室后来陆续发展，研究领域也变得更加多样。

20世纪80年代实验语音学在各地陆续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相继建立语音实验室（林茂灿，1998）。

南开大学的石锋从1986年开始主持举办现代语音学讲习班，延请各方面语音研究专家讲学，对语音研究的推广和语音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该讲习班持之以恒，自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石锋早期的实验语音研究成果体现在《语音学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语音丛稿》（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论著中。

语音工程技术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也进行了大量工作，语音识别与合成研究得到展开。这些研究主要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声学所等研究机构完成。同时，语音合成与识别反过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音实验的本体研究，正如林茂灿（1998）所说：“七十年代末以来，我国汉语语音实验研究的特点是积极面向言语工程。”在这种形势下，不少语音实验研究人员来自理工科背景；语音研究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语音室等的很大一部分研究工作也与言语工程相关。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实验语音学得到进一步发展。1991年9月，由社科院语言所语音室、民族所语言研究室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发起，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了第一届“现代语音学研讨会”。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语音研讨会，大会宣读论文36篇，参会人数接近一百人。[※注] 此次会议的举办标志着大陆的实验语音学已经全面形成。这一全国性的语音学研讨会此后一直延续，逐渐形成每两年举办一次的惯例。截至目前，第十二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PCC2016）已经于2016年7月在内蒙古民族大学成功举行。

这一时期语音实验研究得到更快的发展。语音研究队伍进一步壮大，多所高校或科研机构开始培养实验语音学博士（主要为社科院语言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南开大学中文系）；国内外交流更为广泛，大陆召开的国际会议日益增多，一批国内走出去的语音学者在境外进修交流或获得博士学位；研究对象从普通话语音向汉语方言、民族语言、第二语言习得等分支广泛拓展；研究领域在声学、生理、心理等方面向更大的范围铺开；由于计算机的逐渐普及，大规模语音语料库开始出现。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对日后影响深远的萌芽，即语音实验的仪器开始向数字化转化，这为21世纪的语音实验研究开辟了日新月异的新天地。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之前，香港、台湾的语音实验研究以徐云扬、郑秋豫为代表。二人都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能够紧跟学术前沿。香港的徐云扬（Eric ZEE）自70年代末以来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台湾的郑秋豫（Chiu-yu Tseng）一直在“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进行研究。台湾从事实验语音学研究的还有中正大学语言学研究所、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交通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清华大学外语系、高雄师范学院特教系等（林茂灿，1998）。

该时期言语工程研究取得很大进展。语音识别（speech recognition）从有限词汇发展到大词汇，从特定人发展到非特定人，从孤立音段发展到连续语音，等等。语音合成（speech synthesis）则逐渐变为“文语转换”（Text to Speech），合成音质不断提高，自然度和清晰度都接近于实用化水平（林焘主编，2002：43—44）。

（三）2001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实验语音研究达到全面兴盛时期，主要有以下标志性事件。

1996年在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举行的第三届全国语音学会上决定成立语音学会筹委会。2001年筹委会作为下属二级学会加入中国语言学会，并起草了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章程草案（参见分会网页http：//www. phonetics.org.cn/phonetics/shownews.asp？id=57）（李爱军，2007；鲍怀翘，2007）。“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Chinese Phonetics Association under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有时也简称中国语音学会）的成立是我国现代语音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它表明我国的现代语音学研究已经有了稳定的规模化队伍，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专业学术团体。学会现在已经成为统筹全国语音学力量，推动我国语音学事业发展的核心组织。学会目前负责全国语音学学术会议（PCC）的举办和《中国语音学报》（详见下文）的编辑等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林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鲍怀翘先后当选为学会会长。截至2018年12月，全国语音学学术会议已经召开十三届。

200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第七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期间，王洪君向商务印书馆提出出版《中国语音学报》，这一建议得到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主要依托该次会议的论文于2008年正式出版了《中国语音学报》第一辑（参见该书编后记）。《中国语音学报》的创刊也是我国现代语音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如主编鲍怀翘会长在贺词中所说：“长久以来，语音学界缺少自己的交流园地”，《中国语音学报》的创刊“必将极大鼓舞国内语音学同仁的工作热情和创新精神，推动我国语音学向更新更高的境地发展”。该辑执行主编孔江平在编后记中也谈到，中国现代语音学在约八十年的历史中一直没有专门的期刊，“《中国语音学报》的出版将成为中国现代语音学研究的又一个历史性标志”。截至2018年12月，《中国语音学报》已经出版九辑，从第四辑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时期研究人员和队伍进一步扩大。多所研究机构举办语音学讲习班（如社科院语言所、南开大学、同济大学等），对语音学的推广和人员培养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很多高校将语音学课程作为本科常规课程，研究生水平以上的各类语音学课程则更多。大多数高校都有从事语音实验研究的师资，据粗略估计能够培养实验语音学博士的机构约有十余个，硕士点则不胜枚举，每年大批硕士生、博士生以语音实验研究作为论文选题毕业。

相当一部分大学都建有规模不等的各类语音实验室。除社科院语言所、社科院民族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中文系这些自20世纪80年代就建有实验室的传统阵地外，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都在实验语音学研究上开始起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科技研究所于2011年9月举办了全国语音科技实验室学术交流与发展规划研讨会，来自国内30个科研院所的50多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增进了国内各语音实验室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这一时期总体研究重心向语句和篇章层面的韵律特征进行转移，尤其集中在言语的韵律结构、语调、轻重音、语流音变以及言语情感的声学表现方面（林焘主编，2010）。语句篇章层面的语音特性研究也受到重视。在数字化技术完全普及的情况下，各种内容、标注方式及用途不同的大规模数据库多不胜数。仅以社科院语言所语音室为例，先后建立的各类数据库不下十余个（李爱军，2008；语音室网页http：//ling.cass.cn/yuyin/product/product.htm等）。

国际学术交流已经成为常态。最近几年，第六届国际韵律大会（6sup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peech Prosody）于2012年5月在上海同济大学召开，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紧随其后，第三届语言声调问题国际会议（3sup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onal Aspects of Languages）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频繁的国际交流畅通了国内外研究，缩短了与国际前沿的差距。

该时期语音实验研究对象得到最大限度的拓展。从方言语音到民族语言语音到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研究，从语音本体研究到语音应用技术研究，如新闻播音、歌唱发声、司法刑侦、医学治疗等，都蓬勃发展。一些结合特定社会所需的研究，如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声学研究所对传播环境声学、音乐声学的研究；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话者同一性认定、声纹鉴定的研究等，都是既特色鲜明又实用性强。

截至目前，语音识别技术已经基本成熟，并已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及日常生活中。例如苹果公司iPad或iPhone等的Siri系统，很多在线或单机的文字输入系统，都可以直接以汉语语音输入，识别正确率相当高。语音合成技术也已基本上摆脱了机器味。大量合成语音走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如电子书的朗读功能、导航系统的语音播报功能等，其发音都显得清晰、流畅、自然。言语工程技术有望在不久的将来使机器和人的交流达到自如状态。

21世纪以来，香港、台湾的语音实验研究也进一步繁荣兴盛。徐云扬（香港城市大学）、朱晓农（香港科技大学）、李蕙心（Wai-Sum Lee，香港城市大学）是香港语音实验研究的代表。香港城市大学还于2011年8月承办第17 届国际语音科学大会（ICPhS XVII）。这是国际语音科学大会自1932年首届大会以来首次在中国，也是首次在亚洲召开。

台湾的实验语音学研究除“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的郑秋豫外，江文瑜（台湾大学）、张月琴（清华大学）、曾淑娟（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蔡素娟（中正大学）、潘荷仙（交通大学）等学者也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台湾也建立有若干语音数据库，例如“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多个大型语料库的部分内容，在网络上可以免费使用（以上均参郑秋豫，2008）。

二 当代中国实验语音学的进展

从1949年到现在，实验语音学在中国取得了巨大而丰硕的成果，其中的进展体现在很多方面，本小节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本体研究的完善与深入

语音实验研究在汉语语音本体研究上取得了巨大进展，对汉语语音的若干基本问题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在孤立环境下的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基本摸清了它们的声学表现，生理、心理表现也在摸索和研究中。诸如普通话辅音的基本声学参数（任宏谟，1981；吴宗济，1986；冉启斌，2005 等）、生理参数（鲍怀翘、郑玉玲，2001；曹洪林等，2013），塞音和塞擦音的送气现象（Wu，1987）、r声母的声学性质（冉启斌、石锋，2008）等，都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普通话元音的基本声学参数（吴宗济，1986）、生理参数（鲍怀翘，1984），前圆唇元音、卷舌元音、舌尖元音以及复合元音等的声学及生理表现，也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声调的声学表现研究则自刘复以来就在进行，心理研究也在不断展开（林焘、王士元，1984；高云峰，2004；王韫佳、李美京，2010；G.Peng，2010；等）。其他通过实验证实、耳听难以发现的语音现象诸如固有音高（intrinsic pitch）、固有音强（intrinsic intensity）、音高下倾（pitch declination）等也得到程度不等的研究。除普通话之外，方言、民族语言中语音现象的实验研究也开展起来。如吴方言中全浊声母的性质、某些南方方言中中折调的本质、民族语言中前喉塞音、元音气化等现象都曾经引起实验语音学的关注。另外，一些新的观察点逐步形成特定的研究方向，如与调音（articulation）相对的发声（phonation）问题（孔江平，2001、2007）等。

语流中的汉语语音表现也逐步得到关注。从孤立的语音，如单个音段、音节、词语等，到连续语流中语音表现的研究是一种总体趋势（林茂灿，1998b）。普通话中轻声、儿化、上声变调等是语流音变现象的主要内容。轻声究竟与哪些因素相关联，通过声学、心理等实验研究已经有了倾向性明显的看法（林茂灿、颜景助，1980、1990；林焘，1983；曹剑芬，1985、1995；沈晓楠，1992；王韫佳，1996；等）。儿化的声学表现及分类也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王理嘉、贺宁基，1985；李思敬，1990；石锋，2003等）。上声变调主要集中在音系学研究上，语音实验角度的研究也有一些。

语流中的语音表现还涉及轻重音、语调、语气词、歧义问题等诸多方面，这些问题都有较多的专门研究。以轻重音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林茂灿等（1984、1988）、陆致极（1984）、郑秋豫（1988）、沈炯等（1994），到后来的仲晓波、王蓓（2001），王志洁、冯胜利（2006），王韫佳、初敏（2008）等，涉及声学和心理感知等多种方法，使对汉语轻重音的认识不断深入。汉语语调问题由于涉及人机对话中韵律研究的需要，加之汉语具有单字调使语调表现复杂化，一直是21世纪以来的研究热点。沈炯、曹剑芬、郑秋豫、沈晓楠、林茂灿、许毅、石锋等在语调研究上的思路、方法不尽相同，得出的模型也各有区别。语气词的语音表现研究有张彦（2009）等，歧义问题研究有毛世桢（1990）、张亚旭等（2000）、仲晓波等（2003）、冉启斌（2011）等。

经过约六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实验语音学在汉语语音本体研究方面已经覆盖了各个下位领域；大多数研究领域都有一批重要研究成果，推动该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心理、生理实验研究稳步发展，相信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

（二）研究领域的拓展与交叉

实验语音学除了汉语语音这一本体研究之外，在约六十年的历程中其范围和领域逐步扩展，直到基本完善。在语言学内部，对外汉语语音教学、第二语言语音习得、儿童语音习得等领域的研究逐步兴起。

石锋等学者在国内较早采用实验语音学方法研究外国学生汉语语音。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锋等已研究过外国学生的汉语r声母以及塞音发音问题（石锋、廖荣蓉，1986a、1986b）。朱川等的《外国学生汉语语音学习对策》（1997）是第一部系统采用实验语音学方法研究外国学生汉语发音的著作。目前对非母语者汉语发音的研究已经涉及单字调、连读调、单元音、复合元音、各类辅音、语调、重音、节奏等各个层面（周芳，2006）。研究方法则以声学实验为主，也延伸到听感实验（王韫佳，2002、2011 等）、生理实验（王毓钧，2013）等。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研究还包括汉语母语者的英语等外语发音，这方面的研究数量极大，但较多的是教师的经验式总结。儿童语音习得研究也较多（李行德，1997；李嵬等，2000），涉及或通过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的有杨蓓（2002）、温宝莹（2005）等。

在语言学内部，实验语音学渗透到其他分支领域，与其他学科形成交叉，一方面促进其他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实验语音学探索出更多的生长点。例如在方言学中，使用实验方法研究汉语方言语音已经是一种基本趋势，很多方言语音现象借助实验得以阐明，著名的例子如吴方言等汉语方言浊声母的语音性质，吴、赣等方言“中折调”（或称中喉塞）的语音性质等。民族语言中的气化、元音松紧、前喉塞等现象，也由于语音实验的开展得到更清楚的认识。除此以外，音韵学与语音实验相结合，使很多历史语音问题得到全新的论证。例如上古群母字部分在中古以前擦化，部分在中古以后清化。但为什么群母是这样，其中是否有确切的原因？朱晓农（2004）从物理、生理、心理学等多种角度总结说明了这其实是一种普遍音变现象。Ohala（1989）曾说，历史上发生的音变可以在实验室里重现。这为音韵学与实验语音学的结合提供了令人鼓舞的证据。语音实验研究还可以和词汇学、语法学等结合起来。例如词的重音问题、歧义问题、语气问题、语法结构与语音表现的关系问题等，这些方面都已有不少研究开展。

实验语音学是一门技术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从语言学外部来看，70年来研究领域的拓展与交叉更加明显。例如播音主持、歌唱乐律等都涉及发音研究，形成艺术语音学；将语音研究应用于失语症、口吃、耳聋、唇裂、腭裂等的治疗及评估，形成病理语音学；将语音研究应用于刑事侦查的声纹鉴定等形成司法语音学；等等。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大众化，在越来越多的人机交互活动中语音识别与语音合成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些工程技术研究除需要基本的语音学原理支持外，还牵涉很多实际问题，诸如汉语方言口音、情感语音表现等。这些反过来促进了对汉语方言特征、语音如何表现情感等问题的研究。

当然，语音研究领域众多，各个领域发展的程度有高有低，但重要的是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已经展开了。

（三）研究方法、工具的演进与革新

语音实验研究离不开工具。70年来，语音实验工具的演进与革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面主要从声学仪器、生理仪器等方面做一个简要的梳理。

声学仪器是现代语音学研究中使用最广泛的实验仪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大学语音乐律实验室（后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只有浪纹计、刘复设计的“声调推断尺”、钢丝录音机等这些简单的设备。其后在语音分析研究中逐渐使用语图仪、示波器、音高显示器等工具，其中语图仪（Sonagraph）是最重要的语音声学分析工具，因为各种语音单位的声学线索都可以得到较好的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展出现了语音声学分析软件。声学分析软件的出现影响巨大而深远，它摆脱了实体声学仪器的笨重与烦琐，使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实验分析；且比语图仪操作便利，功能强大。语音分析软件种类繁多，美国KAY 公司、暑期语言学院（SIL）等都进行过开发。石锋与计算机专家合作开发出“桌上语音工作室”（MiniSpeechLab），该软件融入了结合汉语实际的一些功能，例如对汉语声调的分析处理就很便捷。近年来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开发的PRAAT。该软件功能强大，随时更新，且完全免费，因此受到人们的青睐。

相比声学仪器而言，生理实验仪器更加繁复多样，不过大多离不开实体。吴宗济曾经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利用墨汁、反光镜等设计了腭位照相装置；鲍怀翘曾经使用X光照相技术研究发音器官位置等。不过，这些仪器与方法现在基本已不再使用。自90年代以后生理实验仪器有鼻音计（Nasometer）、电子声门仪（EGG）、气流计（PAS）、声门高速摄像、呼吸带、肌电图（EMG）、脑电图（EEG）、超声波成像、喉扫描摄像系统（VKG）、高速数字成像系统、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CT三维成像、电磁发音仪（EMA）等（参见李永宏等，2008；周一心，2008）。这些仪器原理多种多样，功能不一而足。不过，生理仪器仍然大多依赖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有些仪器也不单纯是生理仪器，例如脑电仪（ERP）采集的是头部皮肤点的生理信号，但由于其反映大脑内部的工作原理，因而也涉及心理学的内容。

语音心理实验主要集中在被试对某些语音的听辨感知研究上。以往多利用录音机抹音剪接、电子切音器等工具或方法完成，这些工作现在在语音分析软件中都能很轻易地实现。目前多通过数字方式制作特定的语音刺激，再使用基于计算机的实验操作平台（如E-Prime等）进行实验，后期能够对实验结果的数据进行快速收集并进行预处理分析。

总之，在这几十年里语音实验仪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总体趋势是向高科技化、数字化发展。语音实验工具的演进革新使语音学日益成为一门更加严密的实验科学。在语音学实验中，实验材料与被试的选取、实验假设的提出与验证、对实验数据的统计分析等，都更加向自然科学靠近，逐渐成为语音学研究无法离开的核心方法。

三 实验语音学的发展展望

中国实验语音学经过数代学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验仪器从最初的“一穷二白”，到现在的琳琅满目；研究领域从最初的寥寥无几，到现在的门类齐全；其间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也是来之不易的。这说明，只要外部环境允许，学科的发展其实是很迅速的。

在语音研究内部，实验语音学将在以下方面有更多作为。（1）一大批语音现象有望通过实验语音学研究得到深入认识。例如关于发音生理，由于生理学及医学的进展会有更全面的了解；语音在大脑中的处理过程也将由于脑科学的进展而变得更为清晰。（2）实验语音学将会为音韵学、普通语音学提供更大的推动力。例如关于语音演变的研究，过去大多通过文字记录等进行了解，缺乏文字记录时就会出现断层。事实上很多语音演变现象可以通过实验语音学进行观察，已经有语音学家提出“让音变在实验室发生”这样充满信心的口号。（3）实验语音学将会因与语音学习及应用方面的合作而使研究领域得到拓展。例如第一及第二语言语音的学习不仅提供了实验语音学研究的对象，也为了解某些语音现象提供了良好的观察窗口。播音主持、语音治疗、司法语音等也将拓展实验语音学的研究领域。

按照目前的态势，我国的实验语音学有望在若干年后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我国将来的实验语音学，必然是在以下状态中发展。

（一）多学科交叉，文理工结合

实验语音学本身是语言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部门，和其他诸如物理声学、心理感知、计算机、数学等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实验语音学的学科性质注定其必须走多学科交叉、文理工结合的道路。当前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已经成为主流，和语音相关的不少重大科技攻关项目都是在文理工多个研究机构合作的平台上进行。从事语音实验研究的人员，目前仍然以文科背景为多，文科背景的人员在涉及数据处理、程序软件等技术问题时往往力不从心。鉴于这种状况，如何在文科院所注入扎实有效的理工科知识和技能显得尤为重要。

（二）关注前沿科技，提升自主创新

实验语音学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性非常强，没有科技的进步很难谈得上实验语音学的发展。因此，实验语音学必须关注前沿科技，尤其是将前沿技术应用于语音实验。语音分析软件、高速数字成像系统、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电磁发音仪（EMA）等，这些新方法新工具的出现都无不与前沿科技密切相关。同时，实验语音学研究从技术上讲地域性、特殊性不强，必须紧盯国际前沿，与国际接轨。应该看到，目前语音实验领域所使用的理论、方法、仪器等几乎都从国外引进，我们掌握的核心理论及技术还十分有限。中国实验语音学研究要进入国际先进行列，还需要着眼前沿科技，具备自主创新、引领时代的气魄和胸怀。

（三）适应时代，结合社会生活需要

与语言学的其他部门相比，实验语音学具有高度的可应用性。它与高科技相结合形成的产品，正在方便甚至改变我们的生活。机器发声、语音拨号、语音输入等人机对话技术已经深入到生活之中。借助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语音合成与识别、机器翻译等应用技术在一些大公司的开发下取得了巨大发展，人机之间的交流日渐达到自如的程度。另外，21世纪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音技术的进步。毋庸置疑，人机对话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实验语音学的发展。21世纪以来语音实验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社会需求是最好的导向。

同时也应该注意实验语音学具有二重性，技术性的应用研究并非语音实验研究的全部，它还有很大一部分基础研究的任务。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前提，也是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工作。实验语音学要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不可偏废。

（四）保持壮大、稳定的人才队伍

实验语音学要能够取得更大成绩，还需要进一步培养和壮大人才队伍。从文科院所情况来看，当前语音实验研究仍然有重视不够和人员偏少的问题。语言学其他部门如语法学等，一般的高校都有专人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但实验语音学还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这也反过来造成一部分实验语音学硕博士毕业生改行到其他工作岗位，导致人才流失。

第三节 引进借鉴中发展的音系学

音系学探讨音系表达的本质，分析、研究人类语言语音系统的内在结构与性质，并力图用形式化的方式对各种音系现象进行处理，进而揭示作为普遍语法组成部分的音系知识，揭示决定人类语言结构的音系共性。六十年来，围绕着对音系共性的探求，音系学理论不断发展，其研究方法、具体操作方式也均有所不同。

一 现代音系学发展历程概述

20世纪上半叶是结构主义音系学的天下。音系学从语音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诸如音系学的任务、原理、研究方法、学科性质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完善了一整套音位分析的程序与方法，并试图用这一套方法对世界上的语言逐一进行验证，为整个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音系学并不是指这些早期布拉格学派的研究，也不是以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美国结构主义音位学，而是以《英语语音模式》（“Sound Pattern of English”，简称SPE，1968）的出版为标志，这是现代音系学的正式确立。现代音系学也叫生成音系学，发展到今天差不多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生成音系学的早期阶段，经典的生成音系学（哈勒和乔姆斯基，1968）采用特征的形式描写音系成分，音系特征被排成一个矩阵型序列，音系结构则被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表层表征与底层结构，语音表层形式是如何从底层形式转换到它的表层表征则需要运用规则，音系规则的运用讲究次序。这是一种以规则为基础，从底层到表层串行有序的推导理论，规则与规则的排序和推导是音系分析的基础和核心。这一阶段称之为“线性音系学”。经典生成音系学较之于过去的结构音系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但在形式处理方面也同样有一些严重的问题。比如规则之间会发生一系列交互作用，后作用的音系规则有可能破坏推导中已经运用规则的音系环境，音系概括很可能只在音系推导过程中的某个层面有效。而一旦有适合规则使用的环境，规则就自动发生作用。因而，不管底层表达在向表层表达转换的过程中是否经历规则的作用，都可以假定他们经历了规则的作用。这使音系的表达越来越抽象。早在SPE出版时，Kiparsky（1968）就发表了《音系学有多抽象？》一文，对底层形式的抽象性做出批评。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包括音系规则的生成能力过强、底层表达的心理现实性很难确定、底层形式与表层形式之间的差异过大等。此外，音系表达没有重音节的概念，以音节为作用域的一些音系现象得不到合理的解释，类似重音、声调等韵律单位同音段的其他区别特征等同起来，音步、音节成分等没有纳入到音系结构中，都给音系现象的描写和解释带来许多麻烦。

上述种种问题促使音系学家开始做出一些新的思考，并对理论进行修正。因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框架，在音系结构的表达与形式上有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突破。这一阶段根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有一系列理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影响范围比较广的包括自主音段音系学、节律音系学、CV音系学、特征几何理论、词汇音系学、韵律音系学、不充分赋值理论等。在如此众多的音系流派中，相通的地方在于音系结构的表达是非线性的，音系的结构是有层次的。以声调为例，在经典生成音系学的理论框架中，声调是元音的附属特征，列在元音的区别特征矩阵内，与其他的特征相比并无不同的性质。而在自主音段音系的框架内，声调处于远离元音、辅音的另外一个层面上，这样许多相关的音系现象就可以得到直接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声调自身的特征有不同的重要性，它的调域、调形完全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也不应该把重要性不同的成分放在一个平面上，而应凸显其不同的特征。因而70年代后，音系学家致力于运用不同的维度表达不同的性质，特征的表述不再是一种线性的方式，而是使用连接线来建立不同音层上各种音系成分之间的联系。这个时期的音系学，称之为“非线性音系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种新的基于制约条件的研究方法逐渐进入音系学领域（Shieber，1986；Pollard & Sag，1994），在Paradis（1988）的《制约条件与修补策略》、Goldsmith（1993）的《和谐音系学》等研究中，制约条件和规则并用，共同处理音系现象。90年代初，音系学理论出现第三次突破，Prince和Smolensky（1993）、McCarthy和Prince（1993）提出了一种新的音系理论——优选论（Optimality Theory，简称OT），当然这是否是音系领域的伟大变革还不好说，直至今天对优选论的评价仍有褒有贬，但从音系处理的角度来说，优选论和此前的音系理论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OT采用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理论原则和音系处理方法。有学者认为它的出现改变了整个音系学界的研究范式，甚或改变了整个语言学界的研究方法（Davis，2000）。OT模式把语法看作普遍制约条件的等级排列，通过制约条件的交互作用和并行比较来处理各种不同的音系现象，对于共谋问题、跨语言的标记形式、语言习得、双重性问题、类型差异等等问题的解释具有自身的理论优势。同时理论对和谐性的限定，对基础丰富性、分析自由性和制约条件可违反性的规定，对于那些可能却没有在表层语言中出现的“非优”候选项的关注与考虑，促使人们在研究中采用新的思考方式，并从新的研究机制中获得更多的启示和思考。因而，这一理论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主流音系理论，并被借用到句法、形态、语义、历史语言学、语言习得等许多语言学领域的其他分支。从方法论上看，OT跟前面两次理论创新不同的是，OT的表达一步到位，在研究方法上和前两次突破还是有重大差异的。

在上述三个阶段半个多世纪的音系研究中，音系学家通过对大量语言材料的分析和解释为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奠定了生成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同时，生成音系学也因每一次的理论创新与突破，加深了对自然语言音系结构的认识，进而探讨更深入、更关涉语言本质的问题，使得理论的发展更加符合语言事实，也使整个学科向纵深发展。

二 汉语音系学的研究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整个学科体系日渐完善，语言学的分支学科逐一建立。一些传统学科仍受传统语言学的支配，对材料的处理中规中矩，但另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始慢慢地影响汉语的研究。实际上，中国学者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借鉴、应用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1934年赵元任发表《音位标音的多能性》，以汉语的事实为例阐述音位分析的复杂性，说明音位处理的影响因素并指出音位标音法对于任何语言不是只有一种答案。这篇文章被视为现代语言学的经典，是中国语言学家在语音领域对世界语言学最出色最直接的回馈。但是赵元任的这篇论文直到80年代才在国内的普通话音位研究中看到它的影响（王理嘉，1998）。也即在40年代及新中国刚成立的一段时间内，像赵元任这一类结合汉语实例所做的音系学研究还是罕见的。这一段时间侧重北京音系及儿化、音节专题的研究有《北平音系小辙编》（张洵如，1949）、《国语的音位系统》（Helen Wang，1954）、《北京话的音节》（寒，1952）、《对 〈关于儿母〉的意见》（傅懋勣，1954）、《关于儿母》（宇文长工，1954）、《再谈儿母》（宇文长工1954）等。实际上，学界对音位学还缺乏足够的了解，随后学界开始关注音位学，介绍音位学理论并展开讨论。相关介绍类论文包括：罗常培、王均（以笔名田恭发表）的《音位和音位学（上、下）》（1955）、李振麟的《“音位”与“音位学”浅说》（1956）、甘世福的《音位的定义和音位学的功用》（1957）、刘相国的《特鲁别茨可伊的音位学理论》、С.К.Шаумян的《音位的对分法理论》（1966，袁义谷摘译）。另外，50年代傅懋勣先后发表了《北京话究竟需要多少拼音字母》、《拼音文字中的声调问题》、《北京话的音位和拼音字母》，引发了一场关于普通话音位系统的讨论，参与讨论的有《北京话音位问题商榷》（史存直，1957）、《从音位学看汉语的字调（声调）》（史存直，1957）、《谈北京话的音位》（张静，1957）、《汉语的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尹仲贤，1957）、《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李永燧，1960）、《北京语音音位简述》（徐世荣，1957）、《关于普通话音位》（程祥徽，1957）、《怎样处理声调在音位系统中的地位问题》（周耀文，1958）等。讨论的问题包括音位的本质、确定音位的原则及声调在音位分析中的地位。这一时期其他相关论文包括《不同的音位归纳法的取舍问题》（颇西沃、金有景，1964）、《北京话里究竟有多少音节？——一个初步的调查统计》（刘泽先，1957）、《汉语普通话的音节结构》（[苏]а.а. 龙果夫е.н. 龙果娃，高祖舜译，1958）、《北京话i和ɿ、ʅ的音位问题》（罗季光，1961）、《现代汉语轻音和句法结构的关系》（林焘，1962）、《关于音位分析中的语音近似原则》（李兆同，1963）、《评哈忒门和或凯特对北京语音的分析》（宋元嘉，1965）。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汉语的音系研究基本上算是从头开始，有小幅度的拓展，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大背景下，学界对音位理论有了一定了解并结合北京话的音位做了小范围的讨论，对北京话的音位系统基本上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但总体来看，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严格意义上的音系研究并不多，发表的论文屈指可数，影响的范围还不广，与西方的音系学研究有着明显的区别。

20世纪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期，适逢“文化大革命”，音系研究与语言学的其他学科一样，经历了一个近十年左右的停滞时期。而在欧美，生成学派取代结构主义学派成为语言学的主流学派，SPE的发表标志着整个学科进入到现代音系学的研究领域。但是很遗憾，国内却没有机会去关注并把这一理论引介到汉语学界。这期间，郑锦全以英文所著的《汉语普通话的共时音系》（1973）在荷兰出版，该书对普通话的音系（声母、韵母、轻声、声调、连读变调、儿化加缀）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和分析，拟定底层音位，通过规则的运用得到表层音系。这是当时唯一一本用生成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普通话的音系进行描写的专著，因而，现代意义上的汉语音系学研究常常要从《汉语普通话的共时音系》算起。随后的整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用生成音系学的方法对汉语所做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包括对音节结构、介音的归属、声调和音段的表征、重音、连读变调、音系与句法的界面研究、韵律等方面的探讨，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是海外学者，他们是汉语音系研究的主导力量，包括陈渊泉、包智明、陈洁雯、石基琳、张洪明、王志洁、林燕慧、李艳惠、许德宝、端木三、冯胜利、林华、张杰等。这些学者接受过现代语言学和音系学的系统训练，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和理论素养，能够从整体上把握脉络，建设性地看待现有的音系理论，实施具体的音系分析，他们积极地把生成音系学的理论应用到对汉语材料的研究中，对整个学科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国内对生成音系学的了解则是在生成音系学出现的十多年后。接近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机会关注和学习这一理论，1979年徐烈炯在《语言学动态》发表《两种新的音位学理论》。随后王嘉龄发表《生成语音学简介》，开始把生成音系学的理念介绍到中国的语言学界，《国外语言学》和一些外语类杂志开始陆续刊登一部分音系学理论和论著的译稿、介绍、述评等。1992年、1995年《国外语言学》均主推一期语音与音系的论文，系统介绍生成音系学的主要理论及分支，对于普及音系知识、对音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外在1975年后各种后SPE理论频繁出世，国内的学者也开始紧随而上向学界介绍这些最新的理论和研究动态，比如关于“非线性”音位学（陆致极，1985）、自主音段音系学（吴宗济，1986）、《词汇音系学》（王嘉龄，1987）、《从属音位学简介》（娄炳坤，1989）等，以及《生成音系学的音节理论》（李智强，1997）、《生成音系学的声调表征理论》（马秋武，1999）。当然，像音位、北京话的音位、普通话的音位、音位的分布、音位的归纳等等也依然是这一时期讨论的焦点。整体上看来，整个80年代国内的音系学还处于了解、引介各种新理论的阶段，从生成音系学的角度所做的研究类文章（如王士元、刘汉城、张文轩的《声调的音系特征》）或结合汉语所做的探讨（如季国清的《汉语韵律结构的非线性分析》）还只是星星之火。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内音系学的发展开始逐渐缩短与国外研究的距离。学界对音系学产生了极大兴趣，除系统、完整地介绍相关理论外，也开始对汉语、汉语方言及各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例证性研究，探讨这些理论在汉语中的运用，尝试解决汉语音系中的各种现象，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的音系研究。这其中，王嘉龄、王理嘉、李兵、蒋平、朱晓农、王洪君、马秋武、徐云扬、侍建国、张吉生等诸位学者在引介理论、诠释理论，利用生成音系学理论研究汉语问题等方面做了极为有益的尝试和思考。也是在90年代以后，国内才开始出现诸多音系学方面的著作。王理嘉编著的《音系学基础》（1991）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音系学基础知识的专著，该书简要介绍语音方面的基础知识后，对音位分析的方法和北京话音位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做了探讨。张彦昌、戴淑艳、李兵1993年合著的《音位学导论》部分章节也对生成音系学理论做了介绍。1997年，包智明、侍建国、许德宝的《生成音系学理论及其应用》很值得一提，作为生成音系学的入门著作，这本书具有无与伦比的优点。该书详细介绍生成音系学的发展脉络和主流理论，整部书实用、简洁、自成系统，能够把稍有语音学基础的读者顺利引进生成音系学的殿堂。作者在前言介绍说：“强调理论的应用，同时不乏批判性；并尽量用汉语的例子，力求把问题说明白。对于生成音系学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不适用于汉语的地方，也都一一说清楚，使读者对音系学的理论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并为以后的运用打下基础。”读者可以顺着这本书阅读更深，也更专门的著作。同时，这本著作也很具有启发意义，促使人们从音系的角度审视汉语的材料，做出更多的思考。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1999）则从非线性音系学溯源入手，探讨音系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对各种非线性音系学分支在汉语中的运用做了一些实例分析，从新的角度观察汉语，作者有了颇多发现。书中分析所运用的材料比较广泛，对普通话及一些方言的讨论尤为深入，是用非线性音系理论对汉语音系研究所做的一次深入探讨。1997年王嘉龄和荷兰Norval Smith主编《汉语音系学研究》（1997），这是第一本由大陆学者主编在海外出版的著作，也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第一本研究汉语音系学的论文集。优选论于20世纪90年代初问世以后，在美国的语言学界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在国内整个20世纪90年代用优选论分析汉语音系现象的研究并不普及，这是因为学界对优选论的核心理念和具体的操作方式并不熟悉，不知道真正的优选论研究到底应该怎么做，也对优选论的后续发展没有深刻的认识。马秋武编著的《优选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白，仔细研读这部著作有助于很好地把握优选论的理论原则和分析方法，学会用优选论去研究汉语的材料。2011年马秋武与赵忠德还主编《西方音系学理论与流派》，简要系统地介绍音系学发展历史上的诸多流派，并以平实的语言评价各学派的优势与不足。其他音系类著作还有赵忠德的《音系学》（2006），颜宁的《非线性音系学》（2009），许曦明、杨成虎的《语音学与音系学导论》（2011）。相关专题研究也比较丰富，比如：冯胜利的《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1997），《汉语韵律句法学》（2013），路继伦主编的《天津方言语音学和音系学研究》（2004），路继伦、王嘉龄主编的《现代语音学与音系学研究》（2004），《汉语轻声的优选论分析》（2012），黄良喜的《疑难与路向：论天津方言的连读变调》（2005），吴为善的《汉语韵律句法探索》（2006），陈虎的《英汉语调音系对比研究》（2006），钟奇的《汉语方言的重音模式》（2010），闫小斌的《汉语连读变调域的优选论研究》（2010），周韧的《现代汉语韵律与语法的互动关系研究》（2011），贾媛的《普通话焦点的语音实现和音系分析》（2012），顾文涛的《语音韵律的实验分析与建模》（2013），曲长亮的《功能对立与雅柯布森的音位：雅柯布森音系学初探》（2014）等。

在理论的应用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发表了大量应用理论分析汉语材料的文章，涉及音系的各个层次。以声调、连读变调为例，这方面研究非常广泛，这与汉语、汉语方言材料的丰富不无关系。比如天津话的连读变调之谜就一直为学界所广泛关注（李行健、刘思训，1985；谭馥，1986；石锋，1988、1990），有关探讨和分析天津话连读变调问题的论文不断发表（路继伦，1997；王嘉龄，2002；马秋武，2005；贺俊杰，2010；马秋武、吴力菡，2012；闫小斌，2016；李谷慧、张吉生 2017），这些研究体现了现代音系学研究每一个阶段的特点，为认识天津话连读变调的方式，了解和把握各阶段音系理论的特点与分析方法提供了丰富的例证研究。此外，这一时期其他的各类音系学研究，数量均大幅度增加，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看也越来越透彻，这里不再赘述。总体上来看，当代中国音系学的发展基本跟随着西方音系学理论的框架，从时间上来看要滞后一些，从对生成音系学理论的了解、介绍各种新理论到运用理论进行广泛的汉语研究，中国的音系学研究已经逐渐成熟起来。

近几年，韵律音系学、音系—句法界面研究又成为音系学领域的热点问题，韵律与句法的不对应由来已久，早在SPE中就已经注意到，国内的学界最近对汉语韵律的研究非常有热情，有关韵律的研究很丰富，如张洪明的《韵律音系学与汉语韵律研究中的若干问题》（2014）探讨了音系与句法接口的很多重要理论问题，包括音系句法交互模式、韵律单位、韵律层级及汉语普通话的韵律层级单位的界定等等。目前，学界的研究也更注重明确研究基础、确定基本概念、确定讨论的原则和方法，讲究层次、范畴。另外，学界召开了许多各种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探讨当今音系学研究领域的最新现状及发展趋势，比如最近举办的“语音单位与音系范畴研讨会”（天津，2019），诸多学者对音节、韵律、轻声的感知、上声变调、声调特征和发音特征等许多重要的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总体来看，中国学界的音系学研究基本与世界接轨，时下各种音系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及时引进汉语的研究，音系研究的学者们据汉语及汉语各方言的材料和特点提出各种假设、论断，进行验证，并与以其他语言为基础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互参照和印证，无论对汉语研究，还是对音系学研究本身都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同时音系解释中也更多地考虑、纳入了其他一些语音、心理、认知等因素，包括语音感知、实验音系、婴幼儿音系发展、儿童音系获得、语音—音系界面关系等在内的跨学科研究也成为当今音系研究的前沿和热点。

三 音系学现状与发展展望

从方法论上看，音系学是人文学科中最为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它采用形式化的方式构建理论体系，揭开底层机制，探求人类的心理机制，整个学科追求严谨，追求科学。当代音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诚挚地信仰理性，不懈地追求知识和真理，以求实的态度赞同、支持、怀疑和否定权威，坚持研究实践的创新原则，在分析中严格遵循操作程序。正是以这种科学精神为原始动力，当代音系学才在短短的30年间取得了音系学在其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所取得的全部成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李兵，2001）

从理论构建来说，时至今日，音系学应该差不多走到第四个阶段。随着理论的发展，OT在成功地解释某些音系现象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理论自身的不足，如音系不透明现象、循环问题、过度概括、音系例外现象等都是束缚优选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而且后期对优选论的修补与拓展也常常使该理论陷于其自身带来的逻辑悖论之中。目前的优选论研究似乎走到了它的瓶颈口。需要注意的是，以规则为基础的生成音系理论并没有因为优选论的出现退出音系研究的舞台，这一理论仍然处于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那么，人类大脑的语法构造究竟是以制约条件为基础，还是以规则为基础？一直以来，学界对两种理论没有一个全面的分析、比照与评价。自1993年OT模式的提出已整整20年，OT是否真的可以完全取代经典生成音系学的理论机制？抑或它所抛弃的规则和规则的推导恰恰是它的致命问题？规则和制约条件孰优孰劣？这些都是现行音系学试图考虑和应该做出回答的问题。当然对OT的批评并不能说明以规则为基础的推导理论没有缺陷，问题是优选论是否就是解决音系问题的正确理论，对OT理论的众多修正方案是否可以真正解决OT在理论机制和方法论上存在的问题。西方的音系学界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十字路口，还没有很清晰的突破方向，各种研究，包括OT、韵律音系学、短语音系学等仍在火热地进行。

汉语的音系学研究，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接受西方音系学的影响而尽力融会贯通。从最初的跟在西方音系学后面引介音系学理论到运用汉语的材料诠释各种音系理论，尽力揭示音系知识，弄清楚“为什么”，汉语的音系学研究已经有了飞跃的发展。从十几年来各语言学杂志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从起初的紧跟理论、介绍音系学理论到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更注重实际的应用，学界运用汉语的材料对音段的音系表达、元音和谐、音段与超音段的交互作用、调系学、韵律学、韵律与语法的界面研究、优选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研究水平的深度和广度也有了一定的拓展。汉语的材料丰富，音系现象多种多样，既有历史音系的材料，也有现代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佐证，并且材料常常与语音、形态、句法因素交织在一起，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但同时也要承认中西研究的差异，师西学长技，向着高、精、专的目标改进国学。中国音系学研究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音系学研究，任重而道远。（张洪明，2014）相信中国的音系学研究会越来越深入，相信中国的音系学研究会为普通语言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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