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述

汉语音韵学又叫汉语声韵学，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汉语各个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演变，所以也称为“汉语历史音系学”。传统的音韵学包括古音学、今音学和等韵学，20世纪又逐渐建立了北音学。音韵学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古音学，以先秦两汉的诗歌韵文、特别是《诗经》用韵为主要依据，并结合谐声系统，研究周秦两汉时代的上古时期汉语语音系统。

今音学，以《切韵》系韵书为主要对象，研究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的语音系统。

等韵学，以宋元以来的韵图为主要对象，分析其声、韵、调系统及配合关系，研究汉语发音方法和发音原理。

北音学，以《中原音韵》系统韵书为主要对象，研究近代汉语北方通语语音系统。

传统音韵学中的韵书、等韵图等已有了语言学的直觉，但作为小学的一门，还只是经学的附庸。20世纪以来，音韵学研究引入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现代语音学、音位学、音系学的理论，完成了从传统音韵学向汉语现代音韵学的转变，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六十年来，汉语音韵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延续传统的同时，也在不断创新，不但旧题有新论，而且在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方面均有重大突破，并且针对某些问题出现了大规模的论争，反映了这一时期音韵学研究发展蓬勃向上的势头。

二 音韵学七十年来的发展与创新

（一）学科建设规范化，成果丰硕

1. 通论和工具书

传统的音韵学缺乏统一的术语，古人对于音理也常解释不清，有的甚至求助于阴阳五行等，故弄玄虚，结果把音韵学弄得很玄乎，令人望而却步。七十多年来，很多学者都致力于把音韵学这门以前看似普通人不敢企及的“绝学”逐渐“平民化”，出版了概论、工具书类的多部著作。

概论类的如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1949），唐作藩《汉语音韵学常识》（1958）和《音韵学教程》（1987），王力《汉语音韵》（1963）和《音韵学初步》（1980），李新魁《古音概说》（1979）和《汉语音韵学》（1986），陈复华《汉语音韵学基础》（1983），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1996），张世禄、杨剑桥《音韵学入门》（2006）等，台湾学者董同龢、周法高、陈新雄等介绍音韵学和古音研究的专著也相继出版。这些著作内容充实，语言通俗易懂，分析深入浅出，材料应用和说明清楚鲜明，对传统音韵学术语和概念进行了更为科学的定义，并介绍了音韵学常识，使音韵学这门学科更加系统规范。

工具书类如丁声树、李荣《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赵诚《中国古代韵书》（1979），周祖谟《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1980）和《唐五代韵书集存》（1983），唐作藩《上古音手册》（1982），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1986），向熹《诗经古今音手册》（1988），《中国语言学大辞典·音韵学》（1991），方孝岳《广韵韵图》（1988），曹述敬《音韵学辞典》（1992），周祖庠《切韵韵图》（1994），李葆嘉《广韵反切今音手册》（1997），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1999）、《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音韵分典》（2012）等，这些工具书方便读者查阅，对研究汉语语音史和词语训释等有重要作用。

2. 各研究领域中的突破

上古音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大突破，扩大了研究范围，不仅研究先秦和两汉的声母、韵部、声调，还扩展到对“原始汉语”音系、甲骨文时代汉语语音的研究，研究材料上也更丰富，大量运用亲属语言比较、汉外对音、韵文材料、谐声字、出土文献等方面的材料进行上古音的构拟。研究方法更是有了巨大的进展，除了用传统音韵学方法对韵部、声类的分合进行修订补充以外，还用历史语言学等方法来进行上古音系的音值构拟、研究上古音系的结构及语音演变规律。研究主要集中在：古音分期研究、上古韵部的划分、上古声母和韵母的音值、中古各等及介音的上古来源、韵尾的构拟（特别是阴声韵尾）、声调的来源及《诗经》时代是否已有声调、上古音节结构类型等。影响较大的著作有：王力《汉语史稿》（第二章语音）（1957）和《诗经韵读》（1980）、《楚辞韵读》（1980），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971），余迺永《上古音系研究》（1985），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1987），何九盈《上古音》（1991），郑张尚芳《上古音系》（2003），金理新《上古汉语音系》（2002）和《上古汉语形态研究》（2005）等。其中王力、李方桂和郑张尚芳关于上古音系的构拟最有代表性，三位学者在研究方法、运用的材料、指导理论等方面都有区别，所以结论也有较大差异。王力主要是通过中古音系溯源和《诗经》韵部的分析来建构上古音系统，李方桂进一步分析了《说文解字》的谐声，郑张尚芳则除了运用韵文材料、异文、谐声等还特别重视运用亲属语言的材料来构拟他的上古音系。在声母研究上，王力构拟的单声母分为33类，而没有构拟复声母；李方桂构拟了31个单声母，还构拟了几类复声母：和来母谐声的字带-l-介音，知庄组带-r-介音，章组以邪母带-j-介音，和见组谐声的字带-rj-介音，精组带s-头；郑张尚芳构拟了25个单辅音声母和众多的复声母，并将复声母归纳为j化、清鼻流音、前冠式和后垫式等形式。在韵母研究方面，王力分古音29（战国30）部，构拟了6个单元音（a、o、e、ə、u、ɔ），认为一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阴声韵收-i、-u、-Ø，没有塞音尾，入声韵收-p、-t、-k；李方桂分22 部，构拟了4个单元音（a、i、ə、u）和3个复元音（ia、ua、iə），也认为一个韵部只有一个主元音，入声不独立分部，并入阴声韵，但韵尾不同，并构拟了圆唇塞音尾，入声韵尾是p、-t、-k、-kw，为阴声韵构拟了一套浊塞音尾（-b）-d、-g、-gw，此外还有一个流音韵尾-r（歌部）；郑张尚芳分30韵部58韵类，6个单元音（a、o、e、ɯ、u、i），元音有长短区别，认为一个韵部可以有多个主元音，入声韵尾拟为浊塞音-b、-d、-g、-WG/-ug，阴声韵尾为开音节或乐音尾-l/i、-w/u、-Ø。

中古音研究方面最主要的内容是围绕《切韵》《广韵》音系的研究，包括《切韵》的性质、声类和韵类的音值、等和介音，还包括《切韵》系韵书的搜集和整理、韵书的源流和异同、韵书与现代普通话及方言的对应关系等，这方面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突破了高本汉拟定的中古音框架，对其进行修正，并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如修订了高本汉对某些音类的音值构拟，取消了高本汉提出的“喻化”说，认为纯四等韵无i介音、唇音字没有开合的对立、中古全浊声母不送气，重视被高本汉忽略了的重纽问题，通过深入的讨论，音韵学界基本上认同重纽反映了介音的区别等。重要的著作有：李荣《切韵音系》（1952），邵荣芬《切韵研究》（1982），方孝岳、罗伟豪《广韵研究》（1988），严学窘《广韵导读》（1990），古德夫《中古音新探》（1992），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2000）等。另外，诗文用韵、反切、梵汉对音方面的研究也不断深入，鲁国尧、施向东、储泰松等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

其他时期，如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时期的语音，《中原音韵》音系以及近代音系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所深化，有不少专家对其他各个时期的语音系统也作了详尽的研究，如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1958），丁邦新《魏晋音韵研究》（1975），宁继福《中原音韵表稿》（1955），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1981），李新魁《中原音韵音系研究》（1983），蒋冀聘、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1997）等。研究方法上也有突破，如朱晓农《北宋中原韵辙考》（1989）系统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杨亦鸣《〈李氏音鉴〉 音系研究》（1992）采用“透视分离法”，周祖庠《原本玉篇零卷音系》（1995）运用类比法和统计法。

等韵学方面的研究也有新进展，如赵荫棠《等韵源流》（1957）、李新魁《汉语等韵学》（1983）、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1993）、潘文国《韵图考》（1997）等。

汉语语音史和音韵学史方面的研究也有所加强。王力《汉语语音史》（1985）和《清代古音学》（1992）、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1984年重印）、周斌武《汉语音韵学史略》（1989）、李葆嘉《清代上古声纽研究史论》（1996）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

理论、方法类的研究开始起步。关于理论类的专著有徐通锵《历史语言学》（1991）和《语言论》（第二编音韵）（1997）。方法论类的著作比较全面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部：一是耿振生的《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2004），该书回顾了一个多世纪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历程，总结出韵脚字归纳、反切系联和音注类比、谐声推演、异文通假声训集证、审音、历史比较、内部拟测、译音对勘、统计九大方法；二是朱晓农的《方法：语言学的灵魂》（2008），该书第三篇讨论音韵学研究的方法论，总结顾炎武、高本汉等的研究范式，并介绍当代音韵学者在方法论方面做出的几种新尝试。这些书为音韵学的理论和方法厘清了脉络，也给未来的学科建设及后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上述领域的研究成果还可见于陆续出版的很多语言学家的论文集中，这些学者精通音韵学，也熟悉如汉藏比较、方言学等其他语言研究领域，所以在音韵学研究方面都很有创见，贡献颇多，如王力、李方桂、陆志韦、俞敏、陆宗达、周法高、周祖谟、邢公畹、鲁国尧、李新魁、徐通锵、杨耐思、丁邦新、邵荣芬、梅祖麟、郑张尚芳、尉迟治平、李如龙、麦耘、施向东、冯蒸、潘悟云、黄笑山等。

（二）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和创新

高本汉的划时代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把西方语言学理论引入中国传统音韵学研究，促进了二者的结合，具有开创性意义。从此，中国音韵学研究方法、工具为之一新，中国音韵学得到了科学的、系统的研究，近年来，更多的相关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引入，为音韵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使当代音韵学研究进一步走向了科学研究的轨道，研究结论也更加可靠。

1. 历史比较法

历史比较法是通过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来追溯它们共同的原始形式，以探索语言发展规律的一种方法。高本汉全面使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切韵》音系，他对汉语的现代方言（30个方言点）以及四个汉语域外方言（日本吴音、汉音、高丽译音和越南译音）进行历史比较，并参用反切、韵图等材料构拟中古汉语音值。他把《切韵》音系看作现代方言的原始“母语”，从《广韵》中常用的三千一百多字的反切入手，整理反切上下字，比较它们相互系联的关系，求出同切字，最后归纳出290个左右的韵类和47个声类的中古汉语音类系统，然后，再利用现代方言和译音材料的比较分析构拟声母和韵母的音值。高本汉成功地把西方语言学的历史比较法同中国的传统音韵学紧密结合起来，为汉语音韵学开辟了新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研究范例。当然，由于时代局限、二手资料的限制，高本汉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欠缺，在他之后，学者们或从不同方面修订、完善《切韵》音系的构拟，也有一些学者试图抛开《切韵》，直接比较现代方言材料来拟测原始语，但是这种尝试目前在中古音研究方面还未取得学界公认的成果。而在上古音研究中，汉藏系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却有力地推动了音韵学界对汉语上古音的再认识。

印欧语的研究对历史比较法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Campbell（2004）以现代罗曼语为例，详细地阐述了如何使用历史比较法构拟原始共同语，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1）寻找基本词汇中的同源词，对应同源词；（2）建立语音对应；（3）构拟原始语音；（4）决定相似（尤其是部分重合）对应组的关系；（5）根据总体音位分布检查构拟的可信性；（6）根据语言的共性和类型学的预期性来检查构拟的可信性；（7）在原始语音的基础上构拟原始语素（morpheme）。其中在确定同源词时，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为系统的语音对应（systematic sound correspondence），要排除借词导致的语音相似，还有语言之间的偶然相似，比如拟声词和婴幼儿用语等。汉藏诸语言的结构特点、历史关系、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可以凭借的语言历史材料都与印欧语系语言有很大的不同（王远新，1999），这就决定了印欧语历史比较法在汉藏语研究中不一定适用，特别是汉藏语发展过程复杂，相互之间的影响很大，印欧语形态丰富，而现代汉藏语系语言形态缺乏，历史比较法在构拟原始汉藏语时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梅耶，1992）。尤其是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方法很难区分汉藏语语言之间的借词和同源词。中国汉藏语语言学家们在同源词识别方面，结合本土资料，总结出一套适合寻找汉藏语语言同源词的方法，如：（1）邢公畹（1995）的语义比较法，该方法的基本假设是如果两种语言中同音多义词或同义异形词都存在语音对应和语义相关，这些词为同源词，因为同音多义或同义多形词的这种音义结合关系，在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中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词的借用一般是以“词”为单位，不可能以“语义”的关联为单位，这样就排除了借用的可能性。（2）词族比较法，该方法的基本假设为：如果两种语言中的一些同族词都存在语音对应和语义相关，那么这些词就可判定为同源词，因为按“族”发生借用一般不太可能。中国汉藏语的历史比较法研究丰富了传统的历史比较法的研究范围，为历史比较法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构拟上古音时，仅仅依靠语言内部的方言材料及亲缘关系很近的材料，往往力不从心。文献材料，即《诗经》押韵、汉字谐声以及《切韵》音系对比，往往只能解决上古音的音类问题，很难拟测具体的音值，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通过汉藏语系比较，提供更为详尽的亲属语言资料。现代中国音韵学在汉藏语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俞敏《汉藏同源字谱稿》（1989），马学良《汉藏语言的研究和问题》（1994），邢公畹《汉藏语系上古音之支脂鱼四部同源字考—— 〈读柯蔚南汉藏语词汇比较手册〉 札记》（1998）、《汉台语比较手册》（1999），曾晓渝《汉语水语关系词研究》（1996），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2000），丁邦新、孙宏开《汉藏语同源词研究》（2000），杨光荣《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 一种新型的中西合璧的历史比较语言学》（2000），薛才德《汉语藏语同源字研究》（2001），吴安其《汉藏语同源字研究》（2002），金理新《上古汉语音系》（2002），黄勇《汉语侗语关系词研究》（2002），龚群虎《汉泰关系词的时间层次》（2002），黄树先《汉缅语比较研究》（2003），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2005）等。这些比较研究揭示了汉语上古音许多不同于中古音的特点，丰富了对汉语上古音的认识。

2. 实验语音学

实验语音学应用于传统的音韵学研究中，可以解决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或为一些问题提供新的解释思路和方向。近年来，在这方面研究中比较突出的学者是朱晓农。他的《从群母论浊声和摩擦——实验音韵学在汉语音韵学中的实验》一文从群母的历史演变入手，以实验语音学、类型学为工具解答了为什么上古群母字部分在中古以前擦化、部分在中古以后清化的问题，并讨论了浊声清化、浊擦音、日母元音值等一系列相关的历时和共时的音韵学问题，提倡从共时类型学和反复发生的历史音变来确定普遍音变，建立从物理、生理、心理学中的普遍原理来探索发生在汉语中的普遍音变条件的汉语实验音韵学。在另一篇文章《全浊驰声论——兼论全浊清化（消驰）低送高不送》，朱晓农用实验语音学的原理和田野语音学的发现，重新解读了中古汉语的全浊塞音，他指出：浊音不是传统上我们所认为的类似英语、法语中的那种常态带声（modal voice），而是听感“浑浊”的驰声（slack voice），而不是听感清冽的常态带声，并指出二点支持证据：早期上声是假声，那么同期也很可能存在驰声；把中古全浊重建为驰声，那么今天吴语、赣语、湘语、桂北土话、老湖广话（还有部分闽语、粤语、客家话）中普遍存在驰声，可以简单地看成是直接继承古浊音，省却无数麻烦。另外，朱晓农还用实验语音学理论解释了汉语历史上首次长元音推链式高化大转移、小称变调，以实验语音学的知识来解读古籍中有关声调描写的记载，提出早期上声带假声的观点，并证之以侗语和吴语的声学材料（参见朱晓农，2005、2006）。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如施向东、陈希《关于汉语普通话声母r的问题》一文，考察日母字在汉语声母系统历史演变中的情况，并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从宽带语图上的表现、特定频带范围内的能量分布、鼻化度等方面证明了汉语r的音值与典型的卷舌浊擦音存在明显差异，认为应该将现代汉语中的r音标为卷舌通音[ɽ]。采用现代实验语音学理论、方法、工具为传统音韵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更为科学、研究结果更为可信。

3. 语言类型学

当代语言类型学以承认语言共性为前提，通过跨语言的比较，分析各种语言的个性和语言之间的共性，从而对其进行分类。语言的共时类型和分布可以追溯历史演变线索，加深对语言演变模式的理解。西方历史语言学研究很早就开始关注语音类型学研究，重视语言类型学研究在历史比较中的作用，用类型学证据来检测语言构拟的合理性或系属分类。一方面，类型学可以为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提供启发和借鉴；另一方面，汉语语音研究的深入也可以丰富对世界语言语音普遍性和共性的认识。近十年来，中国学者把语言类型学研究和汉语音韵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加深了对诸多问题的理解。比如，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强有力的论证，他所提供的材料只能说明“轻重唇古同类”。所以，也可以说成“古无重唇音”，两种观点，逻辑上都成立。但是，对317个语言样本的调查发现，仅有重唇音而无轻唇音的语言为173个，仅有轻唇音而无重唇音的语言只有23个，语言共时类型分布表明“古无重唇音”的可能性更大（概率为0.858），“古无轻唇音”的可能性较小（概率为0.028）（详见朱晓农，2006）。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共时类型分布证据支持的论断更为可信，所以“古无轻唇音”有类型学证据支持，更有说服力。把类型学应用于音韵学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朱晓农《从群母论浊声和摩擦——实验音韵学在汉语音韵学中的实验》（2003）、《唇音齿龈化和重纽四等》（2004），冯蒸《〈切韵〉 咸、蟹二摄一二等重韵中覃哈韵系构拟的一处商榷》（2006），曾晓渝《论次清声母在汉语上古音系里的音类地位》（2007）等。

4. 语言接触理论和历史层次分析法

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有横向的语言接触，也有纵向的历史演变。历史比较法把语言的发展变化看成是单向的分化过程，语言从原始母语分化之后，就好像树杈从树干分出来一样，彼此没有任何联系，相对独立发展。这种以单向分化为基础建立的语言谱系分类，不能解释为什么相邻的语族之间往往有很多共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并非继承于共同母语。于是，波浪理论（wave theory）、聚变理论、语言联盟等语言接触理论相继被提出，其中心内容是，语言之间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可以产生许多共同点。语言的发展，既有分化也有聚合，现已被普遍接受。语言接触理论弥补了历史语言学中谱系树演变模式的不足，为困扰音韵学界的一些语言的系属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解释。比如，虽然越南语与汉语、侗台语更为相似，但是它们之间没有发生学关系，而与布朗语等南亚语有发生学关系。另外，像粤北土话、湘南土话、徽语以及平话等，这些谱系树模型中找不到合适节点的小方言群，很可能就是区域聚变的结果（朱晓农，2006）。中国学者从语言接触视角考察语言的发展与演变，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对立足于发生学研究无法解决的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意西微萨·阿错的博士论文《藏汉语言在倒话中的混合及语言深度接触研究》就是把语言接触与语言历史关系研究结合起来的一部代表作。该文以作者首次报道，也是国内最新发现的一种特殊语言——“倒话”为例，层层分析藏、汉语言在深度接触中，从音韵、词汇到语法的复杂的内在混合层次。该文指出倒话的基本词汇主要来自汉语，句法上则与藏语有高度的同构关系；倒话在语音结构上和汉语高度对应，在语音要素格局上则又与藏语基本一致；倒话是一种混合语，是一种藏语—汉语混合语。该文以详细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事实，阐述了倒话的混合语身份的同时，还在理论上进行了探索，提出“异源结构”和“异向结构”概念，并提出混合语异源结构形成机制说及界定混合语的基本标准。其他重要的语言接触研究有：游汝杰《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1982）、黄行《语言接触与语言区域性特征》（2005）、曾晓渝《语言接触的类型差距及语言质变现象的理论探讨——以中国境内几种特殊语言为例》（2012）、余志鸿《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2000）、江荻《回辉语揭示的语言接触感染机制》（2010）等。

历史层次分析法是近二十年学界关注的适合于汉语历史音韵研究的新的方法。历史层次分析法认为发轫于印欧语研究的传统历史比较法比较汉语方言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汉语与印欧语的演变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汉语方言历史来源比较复杂。如果一种语言存在两个以上来自不同年代和地域的历史层次，首先要把这些历史层次分清楚，然后再通过层次关系字，寻找对应的历史层次。在相同历史层次上的历史比较才可靠（戴黎刚，2007）。陈忠敏的《汉语方言语音史研究与历史层次分析法》（2013）根据汉语方言演变的特点提出了一中心多层次的汉语方言演变观，其基本思想是：历代的中原权威官话通过移民和文教习传向四周传播，由于传播的时间和方式不同，造成今天汉语方言，特别是东南沿海汉语方言语言层次叠架的局面。大致上可以说现代汉语方言的形成，是多层次叠架的结果。该书对与此演变相配的历史层次分析法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并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研究分析了吴闽赣徽方言语音层次。其他学者如郑张尚芳、何大安、潘悟云、王福堂、王洪君等关于汉语方言演变和层次的研究也影响重大。历史层级分析法是汉语音韵学界基于汉语事实，提出的一种新的语言史观，强调区分汉语方言中的各个不同历史层次，避免了把不同年代层次、部分地域来源的语音进行比较，使汉语音韵学研究更为科学、可信。

除了以上理论之外，中国音韵学研究还引入其他理论与方法，如内部拟测法、词汇扩散理论等，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三）百家争鸣，不断深入

在严学窘等的倡导下，1980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此后分别在西安、桂林、北京、威海、天津等地举行学术讨论会，对提高音韵学的社会关注度、创造良好的学术研讨氛围做出了贡献。七十年来，音韵学界围绕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这里只从上古音和中古音的研究中各摘取一个关键问题进行介绍。

1. 上古汉语是否有复辅音声母（附带讨论第三次古音学大辩论）

高本汉为上古音系构拟了一些复辅音声母，而国内第一个论及复辅音声母问题的学者是林语堂，陆志韦、俞敏、周法高、李方桂、严学窘、邢公畹、董同龢、何九盈、郑张尚芳、施向东、潘悟云等学者也陆续发表文章讨论复声母的问题。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最有影响的应属王力，丁启阵《论古无复辅音声母》（2000）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梅祖麟、郭锡良等几位学者的论争，冯蒸（2007）《第三次古音学大辩论——关于梅祖麟讲话引起的古音讨论介绍》详细介绍了涉及这次论争的几位学者及他们的文章、双方的主要分歧点，并做了总结，被称为“第三次古音学大辩论”。他认为，辩论的关键是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及其在同源词研究中的作用及王力古音系统的评价问题。

在各家对复辅音的态度问题上，麦耘在《汉语历史音韵研究中若干问题之我见》一文中做了总结，认为李方桂、董同龢是明确坚持古有复辅音的，而王力则坚定认为古无复辅音，拒绝高本汉的各种构拟，自己也没提出任何这类的构拟。郑张尚芳《上古音系》（2003）中认为王力不接受复辅音是因为其构成杂乱无章，此一问题在郑张尚芳提出复声母结构式后已经解决。潘悟云（2005）在东方语言学网题为《汉语上古复辅音及有关构拟的方言确证》的帖子中提到，“最近读了李蓝《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这是第一篇有关汉语方言中有复辅音的记录，而且难以辩驳地可以确定为地地道道的汉语，不是苗瑶语的底层词。近一个世纪以来，上古汉语有无复辅音之争不断，最近还有专著，书名就是证明上古没有复辅音。尽管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谐声资料与民族语的对比资料，说明上古复辅音是一定存在的，但是没有汉语方言的直接证据，使这种争论没完没了。李蓝的材料将为这个争论最后画上一个句号”。

然而，复辅音的讨论似乎还没有完全画上句号，时而还有新的反对复辅音的论文或著作发表，如庞光华《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2005）、蔡永贵《复辅音声母：一个并不可信的假说》（2005）等。不过，随着近二十年来上古音研究的深入，中外学者对复声母的讨论已不再只是有无的问题，更多的是进一步弄清楚复辅音的构成及演变条例等方面的情况。目前，研究复辅音问题的材料主要有：（1）谐声系统；（2）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成果；（3）方言材料；（4）古文字等。这些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和成熟，必将使复辅音的问题日渐清晰。

2.《切韵》的性质

《切韵》在汉语音韵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音韵学者据以上推古音、下联今音的枢纽。半个多世纪以来，《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争论的一个焦点，它到底是单一音系还是综合音系？这是汉语音韵学研究必须阐释清楚的一个关系到整个研究基础的根本性的问题，至今尚在热烈探讨，迄无定论。

学者们的争论可以概括为四种代表性观点：

（1）一时一地的单一音系（长安音或洛阳音），认为《切韵》所代表的方言是现代各方言的母语（高本汉认为它代表7世纪初期的长安方音；陈寅恪认为它来源于洛阳京畿旧音）。

（2）以一种客观音系（方言）为基础、部分吸收其他方言因素的口语音系。王显（1961）、邵荣芬（1961）等断定《切韵》的基础音系就是当时的洛阳音。邵荣芬《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认为，《切韵》音系大体上是一个活方言的音系，只是部分地集中了当时一些方音的特点，具体地说，当时洛阳一带的语音是它的基础，金陵一带的语音是它主要的参考对象。王显在《再谈切韵音系性质》一文中进一步得出结论：《切韵》以洛阳话为基础吸收魏晋时代河北方音与金陵音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音系。

（3）以一种客观音系（雅言）为基础、折中南北异同的读书音系。周祖谟（1963）《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认为《切韵》音系代表当时金陵、洛下士大夫阶级的读书音，即6世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潘悟云认为《切韵》虽然收有一些方言和古语成分，但它依然是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体系。杨剑桥认为《切韵》虽然不能称为一地之音，但确实是一时之音，即公元6世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其吸收方言读音，如同今天把吴方言的“尴尬”一词引入现代普通话一样，并不照录方音，而是把方音折合成读书音。施向东（2007）在《关于〈切韵〉 性质和音系基础的讨论》及《音韵学讲义》中分析了《切韵》序，分辨了韵和韵母的不同，认为陆法言心目中批评其他方言的标准是中原音；另外，还从《切韵》每卷开头的韵母表中的分合入手，结合对玄奘译音的研究，认定《切韵》并不是单拿前人韵书做标准的，也并非“最小公倍数”，而是以洛阳话为准绳、以当时的文学语言音系为基础同时也考虑各地方言差别的一个规范的音系。

（4）兼采古今方国语音的综合音系。罗常培认为《切韵》音系不是当时现实语言的音系，而是综合了古今差别、南北方音差别的音系，是“最小公倍数”，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为的、大杂烩的音系；何九盈认为《切韵》的综合只是“吸收”了一些古今方俗的“语音成分”，其实是“杂凑”；潘文国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综合体系的立场，认为《切韵》中韵类分合造成的是一个音类系统，而不是一个音值系统。张琨（1979）认为“《切韵》的韵类代表不同地区的方言”，邢公畹（1982）认为“《切韵》并不能代表6世纪的某一个具体地方的音系，而是一种统计出来的方言调查字表，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有关晋隋间汉语音类的分韵同音字总表，它比较完整地储存了汉语中古音音位的信息”。曾晓渝、刘春陶（2010）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分析《切韵》音系知、庄、章三组声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复杂对应现象，观察《切韵》音系声韵调格局与现代汉语方言的明显差异以及《切韵》的小韵数量成倍高于现代汉语方言音节平均数等现象，再根据“均变性原则”，认为《切韵》音系是具有异质程度较高的综合系统。

应该说，经过几十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讨论，可以明确的是：《切韵》音系不是纯粹的一时一地之音，也不是各地方言和古今语言的杂乱或平均混合，而是一部有系统的韵书，有实际的雅言和字书的音读作依据，但《切韵》与各个方言之间的关系如何还存在争议。要确定《切韵》的性质、解释《切韵》中各成分之间是如何构成一个系统的，还有待于中古方音史及相应的语音演变规则方面研究的深入。

三 音韵学研究发展展望

未来的音韵学还需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 音变研究

潘悟云（2011）《面向经验科学的第三代音韵学》认为音韵学已发展到了第三代，属于经验科学性质，与语文学性质的第一代、语言学性质的第二代的理论和内容都有了显著不同，第三代音韵学研究的核心是音变。今后需要紧紧围绕音变来进行研究，关注音变的普遍现象、普遍规则、微观过程、深层解释，以及由此建立的音变的普遍理论。

2. 理论研究

理论和方法是音韵学亟待创新的部分，除了吸收借鉴国外最新的理论与方法外，也应该深挖传统音韵学研究中的科学理念，并发扬创新，力争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音韵学理论。中国传统不等于没有创造性，应该注意对传统进行科学的理论总结。

七十年来深入的汉语方言调查，汉藏语族的语言、方言及土语也得到了广泛的调查和充分的描写，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以后全面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汉藏语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的研究热点，中国学者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在汉藏语言研究上强在资料整理和语言描写方面，在理论建设上还滞后于西方语言学界，缺少对语言现象进行深层的解释，进而上升为具有概括性、解释力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当然在汉藏语研究刚刚起步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因为语言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资料的收集、归纳和整理，进行详尽的描写，描写的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是解释充分性的前提。现在汉藏语描写方面已经取得卓越的成就，以后重点应更多地放在理论研究方面，提出新理论，或者在西学东渐中，根据汉藏语自身特点，对理论进行改进、完善和发展。

另外，也要注意总结前辈著名学者的研究理念和方法，这也是学术史研究的一部分，关系到学术的衔接，有利于后学在较高的起点上前行。

3. 音史研究

语音史研究中还有很多未能解决的问题，如周秦音、《切韵》音，语音史的分期、通语史、方音史的研究。各个时期各个点的音系研究清楚了，就可以合起来连成几条线，再进而把这些线划分出来的各个时期的面连成带，整个汉语史就有望得到清晰的呈现了。

4. 沟通融合

现代音韵学发展至今，已经吸收了很多其他学科的成果，但还可以更广泛、深入地与其他国家、其他学科沟通。其他国家并不只限于欧美，如日本音韵学方面的成果也很多；其他学科并不限于方言学、文字学、实验语音学等，与语法学、语义学等方面的沟通也有待加强。

总之，汉语音韵研究要与时俱进、健康发展、不断进步，一方面要立足传统，总结和完善已有的方法，把汉语音韵研究放在中国各民族语言研究和世界语言研究的大系统中；另一方面也要扩展视野，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外、古今语言比较的基础上形成自己成熟的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