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由罗卫东、徐秀兵、陈双新撰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字研究领域的学者专注于古文字、近代汉字和现代汉字的研究。古文字“主要是指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古代汉字”[※注]。近代汉字是秦汉以后至20世纪初叶使用的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体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现代汉字指20世纪以来用于记录现代汉语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随着新中国考古工作深入进行，出土文献日渐增多，研究者得以分析更加丰富的文字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在专家研究基础上，推行了一系列语言文字政策。学者们对古文字、近代汉字以及现代汉字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下面分三节分别进行论述。

第一节 古文字研究

汉字的发展，自萌芽以后，经历了古今文字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与书写材料相应的汉字字体。商及西周甲骨文、金文；春秋金文；战国时期的陶文、石器文字、玺印、货币、金文、简帛；秦汉篆隶阶段，一直到魏晋时期楷书的兴起，沿用至今。隶书之后，在书写体势方面，也出现了行书、草书等字体。那么古文字与今文字是在哪里分界呢？“古文字”一词最早见于《汉书·郊祀志》：“张敞好古文字。”[※注] 唐兰先生明确指出：“只有隶书才是近代文字的开山始祖哩。”[※注] 他把小篆归入古文字的最后“云仍”[※注] 唐先生依据“时代的区分”和“地域的别画”[※注]，将古文字分为“殷商系文字”、“两周系文字”（止于春秋末）、“六国系文字”、“秦系文字”。裘锡圭先生参考其他研究者的意见，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不少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出土，这些简帛上的隶书，字形还保留着篆文的不少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人主张把秦和西汉早期的隶书也看作古文字。按照这种意见，古文字可以说是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裘先生也认为古文字“主要指见于考古材料上的早于小篆的文字”[※注]。李学勤先生指出：“在许多人心目中，古文字是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实际上古文字有其本身的规律。研究这种规律，释读古文字，借以揭示古代历史文化奥秘的学问，就称为古文字学。”[※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给“古文字学”下了这样的定义：“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注] 吴振武先生认为古文字“主要是指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古代汉字”[※注]。本节所关注的“古文字”即小篆以前的古汉字。[※注]笔者以文字载体为区分标准，参以时代，分类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949—2014）的古文字研究概况。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甲骨文研究

1899年[※注]，金石学家王懿荣辨认出京城中药铺所售“龙骨”上的刻画符号是商代文字，因其刻写在龟甲兽骨上，所以称为“甲骨文”，甲骨文是现存最早的成系统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甲骨文的著录、考释等方面已有很多研究成果。唐兰先生描述：“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注] 著名的“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在资料收集、拓印方面有开创之功；王国维（号观堂）运用甲骨卜辞考证殷商历史；董作宾（字彦堂）依据发掘材料将甲骨文分为五期，进行断代研究；郭沫若（字鼎堂）系统地研究甲骨文例。新中国以前的甲骨文研究情况，容希白《甲骨学概况》（1947）、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1951）等文有详细介绍。

上述前贤对甲骨文的探索，解决了诸多问题。胡厚宣先生曾设问：“那么甲骨学上的问题，是不是完全解决了呢？”答：“绝对没有！真正的科学的甲骨学研究，至多是刚刚开始，也许还尚待起头。”[※注] 胡先生所言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甲骨文研究，硕果累累，主要集中在以下这些方面。

（一）甲骨文资料著录与缀合

首次发现甲骨文的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出土了十多万片甲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不爱宝”，在祖国多地又有商周甲骨文出土。例如，1953年在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1954年山西洪洞坊堆西周遗址、1956年陕西省长安县张家坡西周遗址、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1977年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周原遗址、1991年10月殷墟花园庄东地等处。学者们集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发现的甲骨文字资料，在海内外出版了多部著作。例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59）、《殷墟卜辞后编》（1972）、《明义士收藏甲骨文集》（1972）、《美国所藏甲骨录》（1976）、《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79）、《小屯南地甲骨》（1983）、《英国所藏甲骨集》（1985）、《英国所藏甲骨集》（1986）、《周原甲骨文综述》（1987）等。郭沫若先生提议编撰的《甲骨文合集》，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1978—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选录甲骨文发现以来已著录和未著录的殷墟出土甲骨拓本、照片和摹本共41956片。所有甲骨文材料分为五期：1. 武丁；2. 祖庚、祖甲；3. 廪辛、康丁；4. 武乙、文丁；5. 帝乙、帝辛。将“师组”“子组”“午组”卜辞全部集在一起，附于武丁卜辞之后。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彭邦炯、谢济、马季凡等三位先生编撰的《甲骨文合集补编》出版，新收录13450片有字甲骨。这两部甲骨文著录专书依据分期分类的编撰原则，收录现存大量甲骨文资料，给研究者带来便利。21世纪以来，上海博物馆、俄罗斯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以及旅顺博物馆都公布出版了他们珍藏的甲骨文字，几个民间私人收藏家的藏品也被整理出版，例如《符凯栋所藏殷墟甲骨》（2018）。同时，殷墟甲骨文，自1936年小屯北地、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成批发现以来，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又有重大发现。200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出版，公布经过整理的有字甲骨561版，意义非凡。与甲骨文资料著录相关的释文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胡厚宣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合集释文》等正式出版。

在甲骨文资料整理过程中，甲骨缀合是重要的研究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众多学者在这一领域倾注了心血。例如《甲骨文合集》编撰过程中，研究人员对所收集材料就多有缀合，其中胡厚宣先生夫人桂琼英先生拼缀“大约在2500 版左右”[※注]。又如曾毅公、郭若愚、李学勤、裘锡圭、许进雄、肖楠、严一萍、蔡哲茂、刘一曼、常玉芝、常耀华等先生都有缀合成果。21世纪以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几个团队，例如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黄天树先生带领学生编辑出版《甲骨拼合集》（2010）、《甲骨拼合续集》（2011）、《甲骨拼合三集》（2013）、《甲骨拼合四集》（2016）、《甲骨拼合五集》（2019）；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宋镇豪、刘源、徐少华、孙亚冰、赵鹏等先生也有甲骨整理缀合的论著；吉林大学吴振武先生的学生蒋玉斌、周忠兵也关注甲骨缀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哲茂先生出版《甲骨缀合集》（1999）、《甲骨缀合续集》（2004）、《甲骨缀合汇编》（2011），他的学生林宏明等也醉心于甲骨缀合；河南大学王蕴智教授和他的学生也有多项甲骨缀合成果。

（二）甲骨文考释及相关问题研究成果

自孙诒让《契文举例》始，考释甲骨文的论著层出不穷。考释文字是甲骨文研究最基本的工作。1978年，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序》中这样表述：“截至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字，其不重复者总数约四千五百个左右。其中已被确认的字还不到三分之一……所以说目前在甲骨文字的考释方面，较诸罗、王时代虽然有所发展，但进度有限。”[※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杨树达、胡小石、于省吾、朱芳圃、徐中舒、商承祚、屈万里、陈梦家、胡厚宣、张政烺、严一萍、饶宗颐、金祥恒、李孝定、张秉权、姚孝遂等诸位先生都有甲骨文考释的论著。其中于省吾先生的《甲骨文字释林》，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所写的190篇考释文章，解决了甲骨文字释读的很多难题。如对“屯”“气”“庶”诸字的考释，公认为定论。在考释的同时，于先生阐明了甲骨文考释的方法。“古文字是客观存在的，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寻。其形、音、义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注] 说明古文字考释有别于猜谜。

甲骨文考释成果琳琅满目，也有汇集各家考释的工具书便于学者查检。例如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1965）、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1977）、高岛谦一《甲骨文字字释综览》（1993）、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1996）、何景成《甲骨文字诂林补编》（2017）。

在甲骨文单字考释基础上，研究甲骨文文例、语法以及相关历史文化问题也成为热点。管燮初、陈梦家、裘锡圭、赵诚、陈炜湛、沈培、詹鄞鑫、张玉金等先生对甲骨文文例、语法都有研究。而有的基于考释的研究极具创新性，例如张政烺先生辨识出周原甲骨文中的易卦符号，联系殷墟甲骨、商周青铜器等有一种由三、四、六个数字组成的符号，张先生首次指出它们是八卦符号。

自董作宾先生开始，分期断代就是甲骨文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陈梦家、岛邦男、姚孝遂、裘锡圭、李学勤、邹衡等先生在分析甲骨卜辞基础上，探讨了殷墟甲骨的分期问题。自李学勤先生提出“非王卜辞”以及“历组卜辞”命名分列以后，学者们关注董作宾先生的五期说及甲骨文分期分类研究，陈剑博士论文《殷墟卜辞的分期分类对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性》[※注]也涉及这一问题。

1977年，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一座西周建筑遗址的窖穴内出土有字龟腹甲289片，随着这批“周原甲骨文”的发现，掀起了西周甲骨研究热潮。曹定云、曹玮、常耀华、董琨、刘荣庆、罗西章、门艺、庞怀靖、王晖、王宇信、徐锡台、张玉金、朱歧祥等都有研究周原甲骨文的论著。2003年，花园庄东地甲骨公布以后，不仅有单篇文章进行研究，也有多部论著出版。例如王建生、朱歧祥《花园庄东地甲骨论丛》（2006）、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2006）、魏慈德《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研究》（2006）、朱歧祥《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校释》（2007）、《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论稿》（2008）、孙亚冰《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例研究》（2014）等。

系统考释甲骨文及综述性、理论性的著作也有出版。自1956年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出版后，岛邦男、王宇信、姚孝遂、陈炜湛、徐锡台、张秉权、赵诚、朱歧祥、方稚松、萧楠、王蕴智、陈婷珠、崎川隆等都著有甲骨文研究专书。甲骨文形体、意义研究及其与商周文化、历史、思想等问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甲骨文研究领域的热点。例如陈炜湛《甲骨文简论》（1987），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1987、2009），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1988），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引论》（1993），陈炜湛《甲骨文田猎刻辞研究》（1995），李圃《甲骨文文字学》（1995），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1997），唐兰、唐复年《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1999），赵诚《甲骨文与商代文化》（2000），朱歧祥《甲骨文研究：中国古文字与文化论稿》（2000），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2001），季旭昇《甲骨文字根研究》（2003），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2005、2009），曹锦炎《甲骨文校释总集》（2006），陈年福《甲骨文词义论稿》（2007），赵鹏《殷墟甲骨文人名与断代的初步研究》（2007），郑继娥《甲骨文祭祀卜辞语言研究》（2007），王蕴智《殷商甲骨文研究》（2010），冯时《百年来甲骨文天文历法研究》（2011），宋镇豪等《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2011），崎川隆《宾组甲骨文分类研究》（2011），谭步云《甲骨文与商代礼制》（2012），朱彦民《殷墟考古发掘与甲骨文研究》（2012），陈炜湛《三鉴斋甲骨文论集》（2013），《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2013），王子扬《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2013），濮矛左《殷商甲骨文》（2014），《甲骨文与殷商史》（第四辑）（2014），郭仕超《甲骨文字形演变研究》（2016），李发《甲骨军事刻辞整理与研究》（2018），刘新民《甲骨刻辞羌人暨相关族群研究》（2018），王晓鹏《甲骨刻辞义位归纳研究》（2018）。

（三）甲骨文文字编、字典、辞书、索引等工具书的编撰

在文字编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金祥恒《续甲骨文编》（1959），孙海波《甲骨文编》（改订本）（1965），曹锦炎、沈建华《甲骨文校释总集》（2006），蒋玉斌《新出甲骨文编》（2007），沈建华、曹锦炎《甲骨文字形表》（2008），刘钊等《新甲骨文编》（2009），李宗焜《甲骨文字编》（2012）等。汇集字形，同时解形、释义的工具书有：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1970），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1989），刘兴隆《新编甲骨文字典》（1993），松丸道雄、高岛谦一《甲骨文字字释综览》（1993），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实用字典》（2014）。词典有孟世凯《甲骨学小词典》（1987），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1988）。汇集甲骨卜辞词句的工具书有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华书局1988年版）和《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版），齐航福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刻辞类纂》（2011）。甲骨文语法方面的工具书有：张玉金《甲骨文虚词词典》（1994）。甲骨文资料索引及论著目录：永田英正《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索引》（1968），高岛谦一《殷虚文字丙编通检》（1985），饶宗颐《甲骨文通检》（1989—1999），宋镇豪等《百年甲骨学论著目》（1999），沈建华等《甲骨文字形表》（2008），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

1984年5月28日下午，胡厚宣先生在郑州大学演讲时强调：“培养甲骨文研究的专门人才是当务之急。目前国内从事甲骨文研究工作的专家不到十人，并且大都年逾古稀。”[※注] 现在，我们翻检一些甲骨学史的论著，例如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学研究》（1981），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1985），王宇信《近百年来甲骨学研究》（1996），王宇信等《甲骨学一百年》（1999年），王宇信、徐义华《商周甲骨文》（2006）等，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三十年，甲骨学研究领域不再寂寞，而是人才辈出，硕果累累。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金文研究

金文即铸造或刻写在青铜器物上的汉字。依据现有文献记载：中国的金文研究始于汉代。汉宣帝时，“美阳得鼎”[※注]，前一节提及“好古文字”的张敞，他释读出鼎上文字是大臣子孙记先祖之功所作，不宜献于宗庙。同是汉代学者的许慎也介绍金文，《说文解字·叙》：“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注] 金文价值巨大，墨子指出古代历史、思想以及治国理念等，“故书之竹帛，琢之槃盂，传以遗后世子孙”[※注]。后人依据金文这种“信史”，可以追溯研究古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围绕金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金文资料著录

自宋代开始，学者着力金文材料的收集、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传世和出土铜器铭文的著录成果都受到重视。古文字学家曾亲自收集、著录金文材料，例如容庚、于省吾、徐中舒、商承祚、严一萍、陈梦家、李学勤、马承源、巴纳和张光裕、刘雨、邱德修、游国庆等。陕西、安徽、湖北、山东等地出土金文也有资料著录。而著录金文资料较全、印刷资料精良的是《殷周金文集成》（1984.8—1994.12），考古所研究人员精选11984件拓片，收入18巨册。该套金文资料于2007年出修订增补本，拓本旁附上释文，更加便于学者使用。台湾钟柏生等所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2006），材料下限至2005年，同时有释文、器影等。刘雨等编撰的《近出殷周金文集录》（2002）、《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2010），补收了《殷周金文集成》漏收或者无法收集到的一千多件拓片。《山东金文集成》（2007）、《陕西金文集成》（2016）、《安徽商周金文汇编》（2016）、《齐系金文集成》（2016—2018）分地域收录了金文资料。随着高科技手段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的运用，金文材料的著录也出现了电子版。例如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等都研制了数字化金文资料检索系统。而目前能给研究带来极大便利的电子资料当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吴镇烽先生开发的《商周金文资料通鉴》，自2010年问世以来，每年都在升级，补充新见的器物铭文。图像清晰、拓片精良，配以流传、出土、著录等情况的介绍，隶定释文时，严式和宽式并用，提升了《商周金文资料通鉴》的使用价值。在前期电子版的基础上，2012年10月，吴镇烽先生的《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35卷）出版，著录16704件拓片。《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2016）收器1511件。

（二）“断代”与“分域”：金文研究重点及其他

“断代”和“分域”是金文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继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提出“标准器断代法”后，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1956）将可以分期的铜器进行断代，在逐一考释铭文基础上，陈梦家结合形制、花纹、器物组合，指出同作器者、同时人、同父祖关系、同族名、同官名、同事、同地名、同时等，都可以借以联系相关铜器。唐兰《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1962）、《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1986）提出以金文内容为主的断代方法。郭宝钧（1970）在郭沫若的“标准器断代法”基础上提出“分群界标法”，根据铭文内容，例如《长甶盉》“生称穆王”判定时代。李学勤（1979）根据铭文提供的家族世系及明确的作器者，分析周原庄白、强家两处窖藏铜器铭文。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1999）也包括铭文断代研究的内容。张振林《试论铜器铭文形式上的时代标志》（1981）从书体角度将西周铭文分为三段。盛冬铃（1983）、何幼琦（1987）、吴镇烽（1998、2006）等学者对金文人名与断代的联系进行了探讨。杜勇、沈长云《金文断代方法探微》（2002）、彭裕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2003）、叶正渤《金文月相纪时法研究》（2005）、张懋镕《金文字形书体与20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2006）、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2013）等成果综合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方法讨论商周铜器与铭文的断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批有铭铜器出土，是研究商及两周文字与历史的重要资料，例如：1955—1979年在辽宁喀左多次出土商末周初有铭铜器，晏琬（李学勤）、唐兰、曹定云和刘雨等探讨了喀左铜器铭文作器者、族名及其与孤竹国的关系等问题。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大批有铭铜器，丰富了商代金文研究。同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的《利簋》，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通过对“岁鼎”等字句的考释，阐释了武王伐商的诸多细节。西周时期还有2003年陕西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出土单氏家族铜器群、2005年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的倗伯器2006年陕西扶风五郡西村出土的琱生诸器等，学者通过解读这些金文，同时研究了西周世系、土田制度、礼制等。

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将东周诸侯之器分归三十二国，细分为南、北二系。他指出“南文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注]。胡小石将金文分为四派，即殷派、周派、齐派和楚派。在《齐楚古金表》中，胡先生将东周文字分为齐、楚二系[※注]。高明指出：“各地区东周时代铜器铭文的字体和书法都有一些特点。”[※注] 裘锡圭也指出：“春秋时代各国的金文，在开始的时候大体上都沿袭西周晚期金文的写法。后来各地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注] 裘先生同时认为“各地区金文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书写风格上，字形构造大体上还是相似的”[※注]。书写风格独特的当数鸟篆，自1934年起，容庚先生发表了《鸟书考》《鸟书考补正》及《鸟书三考》，对东周时期这一特殊的金文艺术字体进行了研究。此后马国权、林素清、曹锦炎、董楚平、丛文俊、严志斌、罗卫东等从鸟篆形体特点、结构方式、产生原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安徽、甘肃、湖北、江苏、山东、山西、陕西等地出土的有铭器物，有益于探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特点与历史文化。例如楚国、钟离国与徐国、虢国、晋国和霸国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出土曾国金文。2011年、2013年及2014年，湖北随州叶家山、文峰塔和枣阳郭家庙出土有铭铜器，[※注] 李学勤、李伯谦、朱凤瀚、刘绪、王占奎、陈振裕、张昌平、罗运环、李天虹、杨华、常怀颖、方辉、徐少华、于薇、方勤等专家共同探讨了这些曾国铜器与墓地所揭示的问题。有关地域金文研究有多部著作，例如：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1992）、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1998）、《秦文字集证》（1999）、李零《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1986）、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1992）、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1995）、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2003）、黄静吟《楚金文研究》（2011）、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2013）、董珊《吴越题铭研究》（2014）和《楚系典型铜器群铭文整理研究》（2016）等。近年来多部硕博士论文也选取了地域金文作为研究对象。

正式出版分析金文文字构形的论著有：张再兴《西周金文文字系统论》（2004）、罗卫东《春秋金文构形系统研究》（2005）、张晓明《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2006）、柯佩君《西周金文部件分化与混同研究》（2011）、王兰《商周金文形体结构研究》（2013）、杨秀恩《春秋金文字形全表及构型研究》（2014）、陶曲勇《西周金文构形研究》（2014）。其他专题研究涉及：周法高《金文零释》（1951）、王赞源《周金文释例》（1980）、管燮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胡自逢《金文释例》（1983）、张亚初《西周金文官制研究》（1986）、骆宾基《金文新考》（1987）、邱德修《商周金文蔑历初探》（1987）、邱德修《商周金文研究》（1987、1988、1989）、白川静《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1989）、全广镇《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1989）、蔡运章《甲骨金文与古史新探》（1990、2012）、崔永东《两周金文虚词集释》（1994）、汪中文《西周册命金文所见官制研究》（1999）、侯志义《金文古音考》（2000）、曹兆兰《金文与殷周女性文化》（2004）、潘玉坤《西周金文语序研究》（2005）、沈宝春《王筠之金文学研究》（2005）、杨怀源《两周金文词汇研究》（2007）、陈英杰《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2008）、胡长春《新出殷周青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2008）、武振玉《两周金文虚词研究》（2010）、叶正渤《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2010）、邓佩玲《天命、鬼神与祝祷：东周金文嘏辞探论》（2011）、赵平安《金文释读与文明探索》（2011）、朱凤瀚《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2011）、庄惠茹《两周金文军事动词研究》（2011）、林清源《两周青铜句兵铭文汇考》（2012）、罗仕宏《西周金文假借字研究》（2012）、王沛《金文法律资料考释》（2012）、邓飞《商代甲金文时间范畴研究》（2013）、方丽娜《西周金文虚词研究》（2013）、商艳涛《西周军事铭文研究》（2013）、王晶《西周涉法铭文汇释及考证》（2013）、陈美兰《西周金文地名研究》（2014）、傅华辰《两周金文形容词研究》（2016）、苏文英《西周金文异体字研究》（2016）、田炜《西周金文字词关系研究》（2016）、叶正渤《金文历朔研究》（2016）、张亚初《商周金文姓氏通考》（2016）、陆勇飞《西周金文历法与断代研究》（2017）、石小力《东周金文与楚简合证》（2017）、武振玉《两周金文动词词汇研究》（2017）、万瑞杰《两周金文构形演变研究》（2017）、邹芙都等《西周“非对扬王休”铭文研究》（2017）、樊俊利《战国金文文字研究》（2018）、吴红松《西周金文赏赐物品研究》（2018）、刘丽《两周时期诸侯国婚姻关系研究（2019）、黄益飞《西周金文礼制研究》（2019）等。

基于考释，梳理金文拓片字词句解释的著作有：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1959、2007）、沈宝春《〈商周金文录遗〉 考释》（2005）、王辉《商周金文》（2006）、陈絜《商周金文》（2006）等。董莲池《商周金文辞汇释》（2012）汇集了21篇重器铭文的考释。族徽文字也是金文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善国、梁东汉、孙长叙、李孝定、陈炜湛、姚孝遂、裘锡圭等在探讨汉字萌芽时都曾论及族徽文字。于省吾先生还在考释单字时讨论过族徽文字。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多的学者深入探讨了族徽文字，张亚初、刘雨、张懋镕、朱歧祥、朱凤瀚、王恩田、严志斌等都曾撰文分析族徽文字。研究族徽文字的专著有：朱歧祥《图形与文字——殷金文研究》（2004）、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2009）等。

（三）金文文字编、字典、辞书、索引等工具书的编撰

容庚先生的《金文编》（1925）有开山之功。容先生“研究著述实事求是、严谨不苟”[※注]，随着新材料的出现，《金文编》经过三次增补修订，1985年，容先生的弟子张振林等摹写的《金文编》第四次校订版出版。此后陈汉平的《〈金文编〉 订补》（1993）、董莲池的《〈金文编〉 校补》（1995）、严志斌《四版 〈金文编〉 校补》（2001、2019）也对《金文编》有补充。近年来，金文文字编还有戴家祥先生主编的《金文大字典》（1999），该书兼收字形与考释。还有董莲池《新金文编》（2011）、陈斯鹏等《新见金文字编》（2012）、严志斌《商金文编》（2016）、张俊成《西周金文字编》（2018）。

有关金文研究成果的索引有孙稚雏《青铜器论文索引》（1986）、张懋镕等《青铜器论文索引》（1983—2001）、刘雨《商周金文总著录表》（2008）。关于金文学史，有专书记叙。例如赵诚《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2003）、白冰《中国金文学史》（2009）。

《金文文献集成》（2005）“文字学研究”部分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文研究成果。可见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在单字考释、铭文释读以及各个专题研究方面都硕果累累。某些疑难字的考释、铭文内容与古代中国历史、文化以及不同历史层面、不同地域金文系统研究等方面，还有待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简牍帛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批批简帛材料接连公布，推动了研究的深入。我们首先介绍材料概况。

（一）简帛资料著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布的简帛材料如下：

《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1982）、《信阳楚墓》（1986）、《常德市夕阳坡二号楚墓竹简初探》（1987）、《曾侯乙墓》（1989）、《包山楚简》（1991）、《战国楚竹简汇编》（1995）、《江陵九店东周墓》（1995）、《望山楚简》（1995）、《江陵望山沙冢楚墓》（1996）、《郭店楚墓竹简》（1998）、《长沙楚墓》（2000）、《中国简牍集成》（2001）、《新蔡葛陵楚墓》（2003）、《楚地出土战国简册（14种）》（2009）、《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一九）（2001—2012）。《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捌）（2010—2018）。

（二）简帛考释及相关问题研究成果

1942年湖南长沙出土战国楚帛书，流入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的摹本和红外线高清照片被公布，陈槃、郭沫若、饶宗颐、董作宾、李学勤、陈楚家、商承祚、陈邦怀、严一萍、金祥恒、高明、李零、何琳仪、朱德熙、陈秉新、曾宪通、刘钊等学者先后进行了研究。

随着一批批新材料的发现，简帛研究不断面临新问题。出土的简帛材料，既有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道家）的经典文献，也有当时的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文书。基于简帛文字考释基础上的研究成果众多，既有对文字构形的研究，也有对相关历史文化、思想的研究。我们择要列举如下：饶宗颐《战国楚简笺证》（1955）、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1955）、饶宗颐《长沙出土战国缯书新释》（1958）、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1985）、刘雨《信阳楚墓：信阳楚简释文与考释》（1986）、饶宗颐等《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1993）、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1997）、李家浩《九店楚简：江陵九店五十六号墓竹简释文》（2000）、李学勤编《新出简帛研究丛书》（2003）、彭浩《九店楚简：江陵九店六二一号墓竹简释文》（2000）、刘国胜《楚丧藏简牍集释》（2003）、胡平生等《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2004）、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2007）、陈斯鹏《简帛文献与文学考》（2007）、冯胜君《郭店简与上博简对比研究》（2008）、赵平安《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2009）、杨泽生《战国竹书研究》（2009）、李锐《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2009）、侯乃峰《〈周易〉 文字汇校集释》（2009）、虞万里《上博馆藏楚竹书 〈缁衣〉 综合研究》（2009）、陈伟《新出楚简研读》（2010）、丁四新《郭店楚竹书 〈老子〉 校注》、陈仁仁《战国楚竹书 〈周易〉 研究》、曹建国《楚简与先秦 〈诗〉 学研究》、宋华强《新蔡葛陵楚简初探》（2010）、晏昌贵《巫鬼与淫祀：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2010）、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2010）、肖毅《楚简文字研究》（2010）、李明晓《战国楚简语法研究》（2010）[※注]、刘乐贤《战国秦汉简帛丛考》（2010）、陈斯鹏《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2011）、丁四新《楚竹简与汉帛书 〈周易〉校注》（2011）、黄灵庚《楚辞与简帛文献》（2011）、李均明《简牍法制论稿》（2011）、彭裕商等《郭店楚简老子集释》（2011）、顾史考《郭店楚简综合研究与英译》（2012）、刘娇《言公与剿说——以出土简帛比对古籍相似内容现象研究》（2012）、李学勤《初识清华简》（2013）、刘信芳《出土简帛宗教神话文献研究》（2014）、单育辰《楚地战国简帛与传世文献对读之研究》（2014）、单育辰《新出楚简 〈容成氏〉 研究》（2016）、刘凌《战国楚简连词语体差异研究》（2017）、楼兰《战国秦楚简文构件系统比较研究》（2017）、禤健聪《战国楚系简帛用字习惯研究》（2017）、李学勤《清华简及古代文明》（2017）、杜勇《清华简与古史探赜》（2018）、杨博《战国楚竹书史学价值探研》（2019）。一些定期出版的集刊《简帛》《简帛研究》《简帛语言文字研究》《中国简帛学刊》也发布简帛研究成果。

介绍简牍相关知识的综述性著作有：林剑鸣《简牍概述》（1984）、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1989）、高敏《简牍研究入门》（1989）、刘军等《简牍文书学》（1999）、郑有国《简牍学综论》（2008）、李宝通等《简牍学教程》（2011）。

（三）简牍文字编等工具书的编撰

简牍文字编很丰富。我们依据时间先后择要列举：文字编著作主要有张光裕《包山楚简文字编》（1992），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1993），郭若愚《战国楚简文字编》（1994），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1996），张光裕等《包山楚简文字编》（1996），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1995），《曾侯乙墓竹简文字编》（1997），张守中《郭店楚简文字编》（2000），李守奎《楚文字编》（2003），张光裕等《望山楚简校录：文字编》（2004），程燕《望山楚简文字编》（2007），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2008），张新俊等《新蔡葛陵楚简文字编》（2008），李守奎等《包山楚墓文字全编》（2012），饶宗颐、徐在国《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2012），李学勤、沈建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文字编（壹—叁）》（2014）。

白于蓝《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2008）以及刘信芳编著的《楚简帛通假汇释》收集简帛材料中的通假字，汇集最新考释成果。徐在国《楚帛书诂林》（2010）、张显成《秦简逐字索引》（2010）等都给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土简帛数量大，出土地点分布广，全国近20个省都有出土。这些简帛资料记载的内容丰富，骈宇骞《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2006）介绍涉及经、史、子、集等各个方面。新材料的出现引发了简帛研究的热潮。现在境内外设立了60 多个简帛研究机构，有《简牍学研究》《简帛研究》和《简帛研究译丛》等书刊，也有“简帛研究”等专门网站。一次次“简帛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吸引了众多学者参与。相信简帛研究在新材料不断出土的情况下，会出现更多新的硕果。

四 其他古文字资料研究

（一）资料著录

陶文指陶器上的汉字。有的是刻划，有的是直接书写，有的是用印章盖压在陶坯上然后烧制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52年在陕西西安的半坡遗址出土陶钵口沿30个刻画符号，该遗址属新时期时代仰韶文化类型，距今六千多年。《西安半坡遗址》（2010）有相关介绍。另外，在河南淮滨、郑州商代遗址、安阳殷墟、荥阳、登封告成镇、新郑、洛阳等地，河北易县、邢台、藁城台西村、陕西周原、山东临淄齐故城、上海马桥镇、江西清江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商墓、福建漳州虎林山商代遗址、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等都有陶文出土。

著录陶文资料的书籍有：陈直《关中秦汉陶录》（1953）、王延林等《古陶字汇》（1984）、袁仲一《秦代陶文》（1987）、徐锡台《周秦汉瓦当》（1988）、高明《古陶文汇编》（1990）、袁仲一等《秦文字类编》（1993）、[日]伊藤滋《秦汉瓦当文》（1995）、韩天衡《古瓦当文编》（1996）、周绍良整理、李零分类考释《新编全本季木藏陶》（1998）、傅嘉仪《历代印陶封泥印风》（1999）、傅嘉仪《中国古代瓦当艺术》（2002）。截至目前，王恩田《陶文图录》（2006）是目前能见到的对陶文收录和图释最为宏大和完备的著作，共收录陶文拓片12000余片，陶文拓片旁附有释文。

刻石文字著录资料有：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1976）、张颔《侯马盟书（增订本）》（2006）。

玺印文字的著录资料有：罗福颐《古玺汇编》（1981）、罗福颐《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1981）、王翰章《陕西出土历代玺印选编》（1990）、高式熊《黄宾虹藏古玺印》（1993）、李东琬《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古玺印选》（1997）、赖非《山东新出土古玺印》（1998）、许雄志《秦印文字汇编》（2001）、曹锦炎《古代玺印》（2002）、周晓陆《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2010）等。

货币文字的著录资料有：《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货币卷）、汪庆正等《先秦货币》（1988）。

（二）考释及相关问题研究

陶文的研究集中在陶文的性质：是刻划符号还是文字？与汉字萌芽的关系如何等方面。其中齐国陶文有热烈的讨论，关于齐国陶文的辞例等。例如2002年4月19日，在山东新泰一中音乐楼施工工地出土200余陶片，辞例格式为“地名+立事者+立事岁+陶者”[※注]，研究者结合金文展开了讨论。周宝宏《古陶文形体研究》（2002）。石鼓文发现以后，字体、词句释读、制作时代、制作缘由等一直是石鼓文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裘锡圭先生认为“石鼓之诗可能早于文字之刻”[※注]。徐宝贵提出“见于石鼓的诗原为秦襄公时所作，石鼓上的文字则为秦景公所写所刻”[※注]。台湾学者陈昭容认为研究石鼓文时代以根据语汇发展、文字演变的线索来进行考订的方法较优，并提出“石鼓文的制作应稍晚于秦公簋，早于诅楚文（312B.C.），更具体的年代宜在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之间，距秦公簋近些，离诅楚文远些。以目前的条件，尚不足为石鼓订出绝对年代”[※注]。李铁华《石鼓新响》（1994）、《中国书法全集（4）·春秋战国刻石简牍帛书》（1996）、徐宝贵《石鼓文与诗经语言的比较研究》（1999）、《石鼓文渔猎研究》（2000）、《石鼓文整理研究》（2008）、赵经都《石鼓文新解》（2002）都对石鼓文进行了研究。

相传北宋年间在陕西凤翔、渭河和河南洛阳三地先后出土三块秦刻石，原石已不知下落，只有各种经过翻印的拓本流传于世。世人讨论其真伪，陈炜湛先生有《诅楚文献疑》一文。孙长叙、赵平安等先生都论述诅楚文并非伪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土于山西侯马的“盟书”，书写于玉石之上。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代表论著有：平势隆郎《春秋晋国“侯马盟书”字体通览》（1988）、曾志雄《侯马盟书研究》（1993）。

20世纪末出土于陕西华山农村的秦骃玉版是重要的玉石文字资料。李零、连劭名、李学勤、周凤五、李家浩、曾宪通、王辉、何琳仪等先后撰文讨论它是秦惠文王还是秦庄襄王还是其他时期的文物。行气玉铭、守丘石刻、中山王墓出土的墨书玉片、现存于国外的“上变下动，相合和同”玉璜以及湖南衡山的“岣嵝碑”，都曾引起学界的讨论。

玺印文字的研究成果有：罗福颐《古玺印概论》（1983）、曹锦炎《古玺通论》（1996）、钱君匋等《玺印源流》（1998）、沙孟海《印学史》（1999）、王人聪《古玺印与古玺文论集》（2000）、曹锦炎《古代玺印》（2002）、叶其峰《古玺印通论》（2003）、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2009）、孙慰祖《历代玺印断代标准品图鉴》（2010）、田炜《古玺探研》（2010）、吴振武《〈古玺文编〉 校订》（2011）、赵平安《秦西汉印章研究》（2012）。

货币文字的研究成果有：李家浩《战国货币考》（1992）、陶霞波《古币文新鉴》（2005）、陶霞波《先秦货币文构形无理性趋向研究》（2006）、黄锡全《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2009）。

（三）工具书的编撰

陶石玺货等古文字资料的文字编有：金祥恒《陶文编》（1964）、高明等《古陶文字徵》（1991）、徐谷甫《古陶字汇》（1994）、王恩田《陶文字典》（2007）、袁仲一《秦陶文新编》（2009）、罗福颐《古玺文编》（1981）、商承祚等《先秦货币文编》（1983）、张颔《古币文编》（1986，2004）、何琳仪《古币丛考》（2002）、吴良宝《先秦货币文字编》（2006）等。

有的工具书汇集各种材料，例如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1989）、汤余惠《战国文字编》（2001），高明、涂白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2008），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2008），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1980、2013），曾宪通与陈伟武主编《出土战国文献字词字词集释》（2019）等。

除上述几类先秦古文字资料的研究成果外，在古文字研究方面，还有通论性的著作：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1996）、姜亮夫《古文字学》（1999）、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2003）、张桂光《汉字学简论》（2004）、黄德宽《汉语文字学史》（2006）、刘钊《古文字构形学》（2006，2011）、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1986、2012）等，美国几位学者合作撰写的《中国古文字学导论》（2013）也涉及对前述多种古文字材料及规律的综述。

第二节 近代汉字研究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唐兰就在《中国文字学》中强调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与近代汉字的字体、载体等有关的具体课题。80年代以来，朱德熙、裘锡圭、蒋礼鸿、潘重规、李荣、郭在贻、许长安、张鸿魁、张涌泉、刘金荣等学者都曾在不同场合呼吁过加强近代汉字的研究，或对汉字史的分期及近代汉字的研究内容等进行探讨。2011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语言学名词》明确了“近代汉字”的时限、字体特征等内容，将“近代汉字”界定为“秦汉以后至20世纪初叶使用的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体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2018年，全国首届近代汉字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中国文字学会近代汉字研究会宣告成立，近代汉字研究的专业刊物《近代汉字研究》正式创刊，作为汉字学分支学科的近代汉字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近代汉字时间跨度长，字体种类多样，载体形式纷繁，使用场合广泛，以下试从字体演化、构形发展、载体类别等角度分别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代汉字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一 近代汉字的字体演化研究

在近代汉字中，隶楷书是处于正统地位的主流字体，而行草书是处于附庸地位的速写字体。蒋善国《汉字形体学》、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等通论性教材对上述各类字体的形体演化做了综合性研究。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是“包含着一整套科学的汉字字体学”的精深著作，对先秦以下各种字体的名实关系、发展规律做了全面的考察。秦永龙《汉字书写漫谈》着重从书写的角度简述了近代汉字各类字体的形成规律。王贵元《汉字形体演化的动因与机制》一文探讨了战国中后期隶书产生以后，汉字形体演化分阶段进行且环环相扣的几个重要环节。徐秀兵《近代汉字的形体演化机制及应用研究》着眼于形体、结构的“正”“俗”对立，对主流字体（隶、楷）与速写字体（行、草）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作了描写和阐释。此外，学界对近代汉字各类字体的形体演化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专门研究，分述如下。

（一）隶书的形体研究

隶变是指汉字由篆书向隶书演变过程中在形体和结构方面出现的变化，是古代汉字演变成近代汉字的起点。赵平安《隶变研究》是第一部研究“隶变”问题的专著，“摒弃了用《说文》小篆和汉碑隶或部分简帛的文字进行比较的陈旧的方法”，用丰富的出土资料“论证隶书产生在战国中期，还分析了隶变的外因、内因，阐述了隶变的现象和规律”[※注]。任平《说隶》、刘志基《隶书字形趋扁因由考》、秦永龙等《隶变过程中字形的歧异及优化选择》对隶变过程中汉字形体演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陆锡兴《论隶变研究的新进展》从隶变的起讫、内容、过程和影响等方面对此前研究进行了总结。王贵元《隶变问题新探》认为战国后期不同地域各系别的汉字总体变化相同，隶变并不是秦系文字独享的专利，隶变的本质和产生原因是汉字形体系统由表示物象转化为表示词的音义。何林英《两汉碑刻隶书字体研究》主要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两汉碑刻隶书的形体演变，把汉代碑刻的书体类型划分为标准体和俗体两大类，然后将两者加以关联，对由隶至楷的演变内因作出论断。汉隶之后出现过唐隶和清隶两次复兴的过程，朱家溍《汉魏晋唐隶书之演变》、刘元春《唐隶用字初探》等探讨了隶书形成之后的发展、演变情况。

（二）楷书的形体研究

楷书是魏晋时期产生并沿用至今的通行时间最长的主流字体。赵志峰等《由隶到楷字体演变浅探》通过石刻文字的初步整理和比较，揭示了从汉隶到魏楷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形体演化规律。杨宏《试论魏碑楷书的字体特征》对魏碑楷书的点画形态、结体和章法等字体特征进行了总结。郭瑞《南北朝石刻楷书笔画的差异性》，梁春胜《楷书部件演变研究》，臧克和《唐抄本字书所存楷字字迹关系选析》《楷字的时代性——贮存楷字的时间层次问题》《楷字的区别性——楷化区别性的丧失及其重建》等论著从笔形、构件和整字等不同层面对楷书的形体进行了具体而微的考察。

（三）行草书的形体研究

字体演变的原动力在于解决识别和书写的矛盾。行草书因具有便利书写的特点，在隶变和楷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20世纪60年代初，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草体在汉字演变上的关系》等文章对草书关注较多，指出“从正草二体看出字体的本质，然后才能说明字体的演变”。80年代以来，于豪亮等开始注重居延汉简草书的释读。李洪智《汉代草书研究》等论著分别对汉代草书、今草的形体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陆锡兴《古代草书的传授和草字书》通过草字编的发展历程揭示了草书的兴衰和草字使用价值的变化。洪钧陶《草字编》、陆锡兴《汉代简牍草字编》等属于可资查考的字形汇编性质的工具书。

二 近代汉字的构形发展研究

在对20世纪三个时期关于汉字问题的争论作了简要的回顾梳理之后，王宁（1997）认为：“今后汉字的研究，将由以往侧重政治的和社会的，转向侧重科学的和本体的。……有了科学的研究，才可能有统一的认识，从而慎重、正确地确定汉字的命运。”传统汉字观造成两种固有的积习：一是出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忽略汉字相对独立的价值，经常弄得“字”和“词”混淆；二是一般以个体字符为研究的对象。时至20—21世纪，包括近代汉字在内的汉字史脉络仍然没有梳理得十分清楚。

王宁在汲取传统《说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系统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内在系统的思想，创建了汉字构形学，认为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字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师大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点的多位硕博士遵从统一的理念和操作程序，对包括近代汉字在内的古今汉字进行了构形断代考察。汉字构形学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由形位、构件、构件功能、结构层次、组合模式等概念组成的术语系。为了把整个汉字发展的共时、历时状况全面而清楚地展现出来，汉字构形学确定的基本研究序列为：先成熟字体，后过渡字体；先主用字体，后辅助字体；先正统文字，后俗写文字。构形描写的主体对象均为文本文字而不是字书文字，首先对文本汉字进行三种性质不同的归纳：字样归纳、字组归纳、字种归纳，然后进行构件拆分、构形属性和字际关系的整理描写，并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和相关汉字现象的文化阐释。汉字构形断代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为下列《汉字构形史丛书》系列著作。

马王堆帛书汉字是处于隶变阶段的字体。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在对单字实施穷尽性拆分的基础上，从构形要素和构形结构两方面，对帛书汉字构形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描写。

东汉碑隶是今文字走向成熟过程中的文字。陈淑梅《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选取能反映当时社会通用文字规范和主流的东汉碑刻，进行了异写字、异构字、同形字等字形整理工作，从构件、构形模式等方面描写了东汉碑隶的系统，从书写属性、构形属性、构件的混同等方面阐述了碑隶系统的演变，分析了字形与字理的关系，评价了东汉碑隶在汉字史上的地位，认为汉隶的最大功绩在于孕育了楷书。

刘延玲《魏晋行书构形研究》从汉晋时期的出土文字和两晋整幅的行书作品中选取字料，探讨行书字体史及其总风格、魏晋行书的构形特点、魏晋行书在汉字史上的地位，描写了魏晋时期行书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对主流字体系统变异的规律，并从汉字演进的角度，探讨了行书对楷书笔形形成、字形结构的影响，确定了行书在汉字史上的地位。

隋唐五代时期是楷书的成熟、定型时期。齐元涛《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选取碑志拓本字样后归纳出异写字组和异构字组，进行依理构形分析与构形系统描写，分析隋唐五代碑志楷书的理据状况，书写、构形的歧义与规整，形体的混同与别异的实现，评定隋唐五代碑志楷书在汉字发展史上的地位。

宋代印刷术逐渐普及，楷书的字体风格得以最终定型。王立军《宋代雕板楷书构形系统研究》以典型抽样法遴选出作者均属中上层社会的5部书作为穷尽性研究字料，分析宋代雕板楷书的构形模式、构形层次、书写特征和理据状况，并结合社会发展和人文环境等外部因素对汉字形体的内部演变进行了考察和阐释。

易敏《云居寺明刻石经文字构形研究》选择云居寺明代石刻《华严经》为主要对象，以明代其他刻经和同名为《华严经》的云居寺隋末唐初石刻等为比较参照资料，以异体字问题为主要论题，阐释异构字的成因和判断问题，梳理书写变异问题，最后将隋唐明三个时期的《华严经》石刻文字进行历时比较，探究楷书成熟后继续存在的汉字演变现象。

传统“六书说”和现当代各类“三书说”分析的对象都是古文字，对分析隶楷等近代汉字并不完全适用，而汉字构形学对古今文字的构形分析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反映了汉字构形理论的认识深化和可操作性的提高。在对各类共时、共域、同质文本的测查过程中，汉字构形学不断完善理论架构、术语体系和操作方法，带来了汉字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三 不同载体近代汉字的整理与研究

近代汉字包括文本流通和字书贮存两种基本的存在形式。近代汉字的文本载体形式多样，字书辞书的编纂体例不一，且文本文字和字书文字之间互有影响，在形体、结构、职用三大属性上均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这相应带来了汉字整理和规范的许多课题，现仅就其荦荦大者揭举如次。

（一）文本文字

碑刻墓志汉字。赵超《古代墓志通论》、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属于碑刻文字的概述性著作，对碑志的社会功用、辞章内容及形制演变等多所涉及。碑刻著录、集释和文字汇编等整理工作嘉惠学林、功不可没，此类代表性成果有：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高文《汉碑集释》、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王绵厚等《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侯灿等《吐鲁番出土砖志》、赵君平《邙洛碑志三百种》、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秦公《碑别字新编》和《广碑别字》。另外，中国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一期工程已出版10卷19册，二期工程正在进行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碑刻文字的整理手段也大大改观，例如近年来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牵头建设的“中国金石总录”数据库，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建设的“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等，都收录大量近代汉字碑刻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政府主导的汉字改革成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心，在碑刻文字研究方面，仅见少数学者在《考古》《文物》等刊物上发表一些概论性或考释性的文章，且多偏重文物、历史的研究角度，大规模碑刻文献语料和字料的整理尚不多见。随着自由学术风气的回归及碑志文字的陆续出土和整理，学界对历代碑刻文字的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突破，例如吕志峰《东汉石刻砖瓦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汇研究》、詹鄞鑫《读汉碑文字札记》、林志强《汉碑俗字缀述》、付继伟《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研究》、储小旵等《汉魏碑刻文字演变考五则》、何山《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构件研究》、郭瑞《论汉字系统的发展对魏晋南北朝石刻异体字的影响》、吴继刚等《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的几个问题》、欧昌俊等《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张颖慧《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整理与研究》、杨宏《北魏石刻楷书构形系统研究》、吴钢等《唐碑俗字录》、曾良《隋唐出土墓志文字研究及整理》、李海燕《隋唐五代石刻楷字的传承与变异》等。

简帛遗书汉字。在20世纪，各地出土简帛、遗书等文献纷至沓来，敦煌学、简帛学成为继甲骨学之后的显学，也带来了近代汉字研究的新课题。相关概论性著作有：林剑鸣《简牍概述》、姜亮夫《敦煌学概论》、高敏《简牍研究入门》、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与《台湾简牍研究六十年》、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等。相关出土文献的著录、整理成果主要有：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居延汉简·考释之部》，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甘肃省博物馆等《武威汉代医简》，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居延汉简甲乙编》，黄永武《敦煌宝藏》，国家文物局等《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林梅村等《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居延新简——甲渠侯官》《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周绍良《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侯灿等《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以及《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2005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简牍集成》，“囊括了20世纪一百年来国内发掘并发表的全部简牍资料，图文并茂，为近代汉字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注]。简帛整理性质的字编主要有：王梦鸥《汉简文字类编》、陈建贡等《简牍帛书字典》，陈振裕《睡虎地秦简文字编》，陈松长《马王堆简帛文字编》，骈宇蹇《银雀山汉简文字编》等。

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学界对简帛遗书汉字材料的研究集中在疑难字考释及汉字形体、结构、字用等方面的专题研究上。陈梦家《汉简缀述》，劳榦《汉晋西陲木简新考》，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吴礽骧等《敦煌汉简释文》，胡平生等《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等是以文字释读为主的研究。张会《银雀山汉墓竹简字形研究》、龙仕平《〈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字研究》是以单批材料为主进行的研究。黄文杰《睡虎地秦简文字形体的特点》《马王堆简帛异构字初探》《张家山汉简（247号墓）中的异构字》三篇文章及专著《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集中探讨了多批秦汉简帛文字的形体和用字现象。徐莉莉《武威汉代医简异体字考》《东汉简牍“读为”字调查研究》，肖瑜《〈三国志〉 古写本用字研究》，吴辛丑《简帛异文的类型及其价值》，王贵元《简帛文献用字研究》等均以简帛文献的用字为考察对象。

雕版刻本汉字。古代文献主要分写本文献和刻本文献两大类。随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宋以后刻本文献成为传世文献的主体。王立军《雕版印刷对宋代汉字的影响》、孙丽丽《宋蜀刻本 〈王摩诘文集〉 异形字研究》等探索了雕版楷书的字形和用字现象。元明清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白话文学作品大量刊印，李荣《文字问题》、张鸿魁《〈金瓶梅〉 与近代汉字研究》、周志锋《明清小说俗字俗语研究》和曾良《明清小说俗写释读》等考察了白话文学作品刻本中的字形和字用问题。

（二）字书辞书文字

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等梳理了历代字书演变的脉络。龙宇纯《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胡吉宣《玉篇校释》、宁忌浮《校订五音集韵》等是对字书辞书勘正校理的成果。对字书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专书研究。《急就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字书，是汉代推行规范正字的教材和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语常用字表”。陈黎明《〈急就篇〉 用字初探》、张传官《试论 〈急就篇〉的新证研究》等从不同角度对《急就篇》进行了研究。《尔雅》是中国第一部词典，杨清臣《〈尔雅〉 名物词用字的历时考察与研究》专章总结《尔雅》名物词用字的异文类型、名物词用字发生变异的原因。朱葆华《原本 〈玉篇〉 文字研究》、王平《原本〈玉篇〉的新收字——基于魏晋南北朝石刻语料库的调查》、何瑞《宋本〈玉篇〉 历史汉字传承与定形》等对我国第一部楷书字典《玉篇》进行了研究。《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平安时代沙门空海据顾野王《玉篇》作的字书，由明智《〈篆隶万象名义〉的异体字研究》、吕浩《〈篆隶万象名义〉研究》及《〈篆隶万象名义〉 校释》对该字书进行了专门研究。赵超《试论汉唐间的异体字及 〈干禄字书〉》、刘中富《〈干禄字书〉 字类研究》等对唐颜元孙撰《干禄字书》做了专门研究。张金泉《论 〈时要字样〉》和蔡忠霖《〈正名要录〉 之文字属性归类研究》均是对敦煌新发现的唐代字书的整理研究。陈龙飞《〈龙龛手镜〉 研究》、潘重规《龙龛手镜新编》和郑贤章《〈龙龛手镜〉 研究》对辽代释行均《龙龛手镜》做了专门探讨。西汉末年，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并经过本土化发展，约6世纪中后期，中国文化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佛经音义逐渐发展为特殊的字典。姚永铭《慧琳 〈一切经音义〉 研究》、苗昱《〈华严音义〉 研究》、耿铭《玄应〈众经音义〉 异文研究》、徐时仪《玄应和慧琳 〈一切经音义〉 研究》、韩小荆《可洪音义研究》等对佛经音义进行了专书研究。

字书对比和辑佚研究。臧克和《〈玉篇〉的层次——基于“〈说文〉〈玉篇〉 〈万象名义〉 联合检索系统”调查比较之一》、张涌泉《〈正字通〉对 〈字汇〉的匡正及存在的问题》、韩小荆《据 〈可洪音义〉 解读 〈龙龛手镜〉 俗字释例》、邓福禄《试析 〈可洪音义〉 对 〈玄应音义〉的匡补》、徐时仪《华严经音义引切韵考》、李艳红《敦煌字书 〈白家碎金〉 与 〈碎金〉 比较研究》等属于字书对比研究的代表。在字书的辑佚研究方面，林源《〈字统〉 勾沉》根据北朝代表性辞书《字统》的佚文，介绍其在文字学、古籍整理研究、辞书编纂等方面的重要价值。郑贤章《郭迻经音研究》从《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龙龛手镜》等16种文献中收集到唐代郭迻撰《新定一切经类音》佚文651条并做了详细考证，对其在汉语俗字学上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

疑难字的考释整理。杨宝忠的《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疑难字续考》等对中古以来字书贮存的疑难字进行集中考释。此类研究还有：郑贤章《汉文佛典疑难俗字札考》和《〈集韵〉 疑难字例释》、李国英《楷书部分未识字考》等系列文章。

字样学与汉字规范思想研究。字书是对字样整理和贮存的呈现形式，文字规范思想常由字书来体现，部分字书（如《干禄字书》等）甚至明确标识出字样的使用场合和正俗地位。在近代汉字中，“俗字”之多可谓遍满经传、连篇累牍。20世纪80年代以来，字书及文本俗字成为近代汉字研究的新亮点。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是此类研究成果的典型代表。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及《明清小说俗字研究》，方孝坤《徽州文书俗字研究》等也将近代汉字里的俗字作为考察对象。唐代兴起的字样学主要涉及汉字整理和规范。曾荣汾《字样学研究》、张金泉《敦煌遗书与字样学——兼谈唐代文字规范化工作》结合字书对唐代文字规范进行了探讨。范可育等《楷字规范史略》对《玉篇》《干禄字书》《五经文字》《新加九经字样》《复古编》《龙龛手镜》六部字书的楷字规范进行了历时对比研究。符渝《〈干禄字书〉的正字观及现实意义》、孙雍长等《宋元明清时期的汉字规范》、郑民《从敦煌本 〈刊谬补缺切韵〉 看王仁昫的正字观》，刘元春《唐代字样学研究》等结合字书文字对不同时代的汉字整理规范工作和正字观进行了梳理。以上正俗字、字样学等相关研究对于今后的汉字整理和规范工作来说仍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第三节 现代汉字研究

现代汉字是指20世纪以来用于记录现代汉语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注]这个术语大概最早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丁西林在《中国语文》1952年8月号和9月号上连载了《现代汉字及其改革的途径》，文中说现代汉字研究就是“把目前所通行的汉字，就它们的现代形式，实事求是地加以大体上的分析，以便了解它们对于今后改革汉字的关系”[※注]。其后，黎锦熙、吴玉章、魏建功、周有光、杜定友、王尔康、叶楚强、倪海曙、胡愈之等人，均发表了这方面的专文或相关论述[※注]。1980年，周有光首先提出了“现代汉字学”的概念。[※注] 现代汉字学主要研究现代汉字的现状和实用等问题，包括现代汉字的性质、特点，现代汉字所负载的各种信息属性（如字音、字形、字序、字量），研究制定现代汉字在传统领域和计算机信息处理中的规范、标准以及相关的语文政策等。[※注] 几十年来，尽管现代汉字和现代汉字学的概念，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注]，然而随着汉字研究的深入和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这一研究领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学科也逐步发展成熟。

一 现代汉字研究概述

当代中国的现代汉字研究，是20世纪初有关的语文运动的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进行的文字改革工作与此前的有关工作也一脉相承。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一些仁人志士认为落后的原因就在于文字的繁难。1909年，教育家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第一篇明确提倡简体字的论文。1922年钱玄同向“国语统一筹备会”提交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提出8种简化策略[※注]，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等文化界、教育界名人的联署和支持，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关简化字的第一个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现将这8种简化策略与1956年颁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所使用的8种简化方法列表比较如下：

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北大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制定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公布了324个简化汉字。但是，该方案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不得不于1936年草草收回。其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汉字简化运动也不了了之。而在当时的延安等地，开始了拉丁化新文字、手头字、大众语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工作，实际上是清末民国以来相关工作的延续，是渊源有目的继承和发展。

（一）第一阶段：面向扫盲和人际交流的现代汉字研究

这一阶段的时间从1949年到1979年。其间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汉字简化、异体字整理和统一印刷汉字字形方面的政策，现代汉字研究自然是紧密围绕这些工作而展开。这一时期的现代汉字研究，基本上都是为了减少当前所使用汉字字量、减少汉字的笔画数、减少字形分歧和便于书写，从而降低汉字记、写、认的难度，为扫盲工作服务。为节省篇幅，下文仅简要介绍国家发布的汉字规范标准及与其有关的重要会议，较少介绍学术界围绕它们所做的研究工作。

1955年12月20日，文化部、文改会联合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简称《一异表》），发布说明中说：“表内所列异体字共810组，每组最少2字，最多6字，合计共1865字。经过整理后共精简去1055字。”该表后来经过多次修订，淘汰的字数也有所减少（详见后文）。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5月，文改会据文改会、文化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而编印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语委重新发表了经个别调整的《简化字总表》，收字2235个。据统计，《简化字总表》中简化字，平均每字10.3画，被简化的繁体字2264个，平均每字15.6画，简化字比繁体字平均每字减少5.3画，即减少34%。[※注]

为了使汉字印刷体的字形趋于统一，笔画结构力求与手写楷书一致，以减少初学者阅读和书写的困难，1965年1月，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发出《关于统一汉字字形的联合通知》，并随文发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6196字）。

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对全国县以上地名用字的整理与简化工作，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存在不同的评价。我国的地名数量繁多、历史悠久，一部分地名用字生僻罕用、难写难认。为此，经国务院批准，从1955年3月到1964年8月，分9次更改了35个县以上政区的生僻难认的名称用字。五十年后再回首，其中一些字形简化应该说是成功的，如：改“雒”为“洛”，改“郃阳”为“合阳”，改“洵阳”为“旬阳”[※注]。然而，对有些历史悠久、意义确切的汉语地名用字的简化，也带来了湮灭地名的本义即地名的“灵魂”的负面作用，而这一点越来越被今天的当地人看重，因而其中某些被简化的地名后来又恢复了原字形[如江西“波阳县”早就改回鄱阳县，陕西户县最近改为“鄠邑区”（2016年11月24日，国务院批复撤销户县，设立西安市鄠邑区），将当年县名中被简化掉的“鄠”字在区名中恢复了]，也有个别地名用字希望被恢复或仍在讨论之中。

这一阶段出版的现代汉字论著，代表作是周有光的《汉字改革概论》。该书是作者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所写的讲稿，1961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注] 全面论述了汉字改革的各种重要问题，重点是讨论《汉语拼音方案》，主要有：汉字改革运动的历史发展、汉语拼音方案解说、拼音的作用、汉语拼音正字法等，是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的必读书。

（二）第二阶段：面向汉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现代汉字研究

这一阶段的时间从1980—2000年。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汉字改革的讨论和实践，主要是政治革命和文化运动导致的，那么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汉字论争是以科技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为背景的，讨论也就比较客观冷静，比如汉字的性质成为这次论争的中心问题，就是因为这一问题关涉到汉字的功用和前途，影响到汉字改革的政策和道路。这次论争涉及面也比以前广泛得多，讨论的触角伸向了生理、物理、心理、神经、数理等学科，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理论探讨。[※注]

这一阶段起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80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充实和加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通知》，在5月20日召开的充实和加强以后的文改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研究和制订标准现代汉字表的建议》和《制订标准现代汉字表的科研计划》。《人民日报》对此次会议报道的标题是《促进文字改革，实现文字标准化》，这标志着国家的汉字政策和现代汉字研究由汉字改革转入了汉字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转变与汉字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事件紧密相连，那就是“二简字”的颁布与废止。1977年12月20日，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布，《草案》共收简化字853个。然而，时隔四个月之后的1978年4月，在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23位专家的联名反对下，教育部在《关于学校使用简化字的补充通知》中就明确说明“今秋使用的教材，凡未发排的，不再使用新简化字。使用了新简化字的教材……再版时改用原字”。该“草案”可以说是使用时间最短的规范，尽管当时文改会组织了王力等最权威专家对其进行全面研究以期修改完善，《中国语文》《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也发表了系列讨论文章[※注]，但1986年国务院还是明令废止。而在此前一年的1985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虽只是机构更名，实质上则折射了工作重心的重大转变。1986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西山召开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主要讨论了汉字的性质、发展规律、汉字与中国文化、汉字改革等问题。会后出版了《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

这一时期，在语言文字主管部门的安排下，学术界加强了现行汉字定形、定音、定量、定序的研究整理，制定并发布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信息处理用GB 13000.1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1997）、《GB 13000.1字符集汉字笔顺规范》、《GB 13000.1字符集汉字字序（笔画序）规范》（1999）等一系列规范标准，为全社会的文字应用、汉字规范化和信息处理提供了依据。

本时期内发表或出版了不少重要的现代汉字学论著。1980年，《语文现代化》丛刊第二辑发表的周有光《现代汉字学发凡》一文，标志着现代汉字学学科的建立。出版的现代汉字学著作有：张静贤《现代汉字教程》（现代出版社1992年版），范可育、费锦昌《现代汉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2001年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三版），杨润陆《现代汉字学》（长城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新版）等。王均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后的文字改革工作，保存了丰富的文字改革史料，对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客观叙述，是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权威论著。

在这一阶段，汉字信息处理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特别值得重视。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方块汉字不能适应现代计算机的要求，因此需要改革，需要走西方文字拼音化的道路。但在我国学者的努力下，计算机处理汉字的各种难题逐步得到解决，而且发展极为快速。1978年1月，《计算机学报》发表中科院计算所竺迺刚、倪光南、陈芷英的《汉字输入和人机对话》的论文，引起国内外业界的关注。1978年11月在青岛召开了“全国汉字编码学术交流会”[※注]，会上倪光南作了“计算机和汉字信息处理”的发言（后发表于1979年8月28日《光明日报》），针对当时在汉字输入码和内码方面存在混淆的状况，提出每个汉字进入计算机后“应当用标准码表示……需要制定统一的、信息交换用的汉字标准码”。这一设想很快就促成了汉字编码的第一个国标。1981年5月，国家标准局发布《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 2312—80），共有汉字6763个，适用于一般汉字处理、汉字通信等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它都是汉字编码研究、汉字库、汉字信息处理等方面的权威标准，为国家信息化事业的早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1年在由中国工程院倡议主办的“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评选中，共评出了25项重大工程技术成就，其中“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仅次于“两弹一星”，居第二位。

（三）第三阶段：面向人机交流和虚拟空间的现代汉字研究

这一阶段的时间起点为2001年。21世纪以来，计算机的普及速度、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以致现在和今后人们都会生活在现实和虚拟两个空间之中。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和学界的现代汉字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手头应用和公文、传媒、教育等一般社会应用，那么21世纪以来，现代汉字的研究、管理和有关规范标准的制定，主要面向人机交流和网络空间。据最近统计的1949年到2014年7月国家发布的仍在使用的231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中[※注]，针对计算机信息处理的规范标准达171项，时间越靠后，这方面的规范标准所占比例越高。

这一阶段起始的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开始实施。至此，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

另一个重大事件是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下文简称《字表》），这是新时期汉字方面的重大政策。在《字表》十多年（2001—2013）的研制过程中，学术界对字表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其成果最集中的体现是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的《汉字规范问题研究丛书》一套四册：《简化字研究》《异体字研究》《汉字字形研究》《汉字规范百家谈》。这些著作既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发布的有关规范标准的全面梳理和研究，也有针对21世纪以来汉字现实与虚拟空间的应用以及海内外交流和国际传播需要而进行的专门研究，提出了很多建议。这方面的重要论著还有很多，不细列。

本时期出版的有关现代汉字的著作主要有：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高更生《现行汉字规范问题》（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李禄兴《现代汉字理论与应用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年版），教育部语信司组编《信息时代汉字规范的新发展—— 〈通用规范汉字表〉 文献资料集》（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王爱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等。

两岸文字和计算机字符集文字的研究亦引起重视。陈双新、张素格对CJK字符集中大陆与台湾18368个同编码字符中的9000多个差异字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注]，程荣《两岸三地汉字字形问题探讨》，考察对比内地规范字形与港台地区标准字形的异同，对其间“一对多”的差异做重点分析。[※注] 最近，张素格出版了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计算机字库字形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对大陆与台湾的共同汉字——传承字和繁体字在字形上的细微差别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探讨其形成原因，尝试给出了缩小字形差异的学术建议。20世纪90年代，大陆与台湾交往不久，也出现不少两岸语言文字比较研究的论著[※注]。

二 专题和热点问题研究

（一）繁简字问题研究

目前在中国大陆和海外使用的汉字有繁体和简体两大体系，中国内地和新加坡等地使用简化字，港澳台和不少海外华人社区使用繁体字。近些年繁简字问题不断引起海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关注，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影响大、争论也大的观点，有人主张完全恢复繁体字，有人主张部分恢复繁体字，有人主张“识繁写简”，有人主张在小学教育增设繁体字教学等。

全面恢复繁体字的言论基本都来自非业内人士，提出者一般也就几句吸眼球的话，没有深入的学术研究也就谈不上有深度的论述，媒体上的影响大往往是由于有炒作的因素，学术界对此回应不多。

部分恢复繁体字的意见则基本都来自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专业人员。因这一意见是针对“一简对多繁”即一个简化字对应两个或两个以上繁体字的问题提出的[※注]，如先后的“後”并入皇后的“后”、斗争的“鬥”并入北斗星的“斗”、发财的“發”与头发的“髪”共同简化为“发”，等等。这类问题确实不好解决，由于这些字都十分常用，如果恢复其中一个繁体字，会给广大一般使用者带来很大不便。而据调查，非专业内的一般大众绝大多数不认为“一对多”有什么问题。

“识繁写简”的观点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支持。由于繁体字在今天的不少场合仍然需要使用，在某些学段（比如大学阶段）教授繁体字，当然很有好处，对文史哲专业的学生还很有必要，至于对从事与古籍整理、历史文化、语言文字方面工作的人士，认识繁体字是起码要求。繁体字作为汉字知识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学习和掌握当然很好，但就像不能以不少小学生学奥数就要求“奥数”普及化一样，不能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掌握繁体字。王宁曾指出：“提出‘识繁写简’这个口号意义不大，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识繁写简’在专业层面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无须再提；第二，在基础教育层面，现在的孩子们负担已经很重，学习简化字不影响他们阅读现代书籍，长大了他们自然会认识繁体字，何必那么早去‘识繁’。”[※注] 另外，笔者认为还要注意：（1）必须分清楚“文字”和“文化”的区别。很多人混淆了这两个概念。“文字”确实是我国光辉灿烂文化的载体和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文字”和“文化”不能画等号。这个道理很浅显，大家基本都明白，但一旦讨论这个问题时总是或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其区别。（2）简化字和繁体字对文化的记录和传承实际上没有优劣之分。繁体简体虽然形体不同，但表意无别，正如李友昌所说“那些用繁体字写成的典籍真正的文化成分是繁体字形体下面的音义（语言单位）的组合。简化字完全可以记录中国古代汉语言文化，因此，从文字的本质看，繁体字和简化字的文化含量是完全一致的”[※注]。

一些人认为因汉字简化不认识繁体字而不能顺利阅读古籍，所以妨碍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其实读懂古书之难不在认字，而难在掌握文字背后的训诂、语法、历史、地理、版本、目录等知识。传统文化的直接继承是通过专门搞研究的专家学者来实现的，而一般人只是间接继承，通过专家学者的翻译、陈述等表达出来。

关于“类推简化”问题。自从1964年《简化字总表》公布之后，在学术界、辞书界、出版界一直就有不同的意见，在研制《通用规范汉字表》过程中，此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已经公布的《字表》对此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在2013年10月教育部、公安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贯彻实施 〈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中有明确规定：“（语文辞书）收入《通用规范汉字表》以外的字一般应采用历史通行的字形，不应自造未曾使用过的新的简化字。”“编写出版专业辞书、专业教材、科技专著，可以使用《通用规范汉字表》以外的字，但一般应采用历史通行字形，避免自造新字。”[※注] 这个规定主要是针对近些年来出版的大型字辞书中将大量古书无所见、今天不使用的生僻字类推简化的现象，也避免继续扩大与港澳台和海外用字的差异，所以当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学界已经提出的这样一些问题如何解决，值得跟踪研究和将来《字表》修订时参考。

（二）异体字问题研究

1955年12月20日，文化部、文改会联合发出《关于发布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联合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异体字属于“不规范字”的范围，在通用层面书写现代汉语文本时，不能使用异体字。《一异表》的发布基本解决了当时的用字混乱现象，精简了汉字字数，减轻了学习者的负担，加强了社会用字规范。该表后来经过多次修订，淘汰的字数也略有减少，如《修正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内“阪”、“挫”二字的通知》（1956年）、《简化字总表》（1986年）[※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年）[※注]、《关于“镕”字使用问题的批复》（1993年），至此，《一异表》中的异体字由810组减至795组，淘汰的异体字由1055个减至1026个。

异体字的概念，学术界有严式和宽式两种。前者指音义全同、记词职能完全一样、仅仅字形不同，它们在任何语境下都能互相替代而不影响意义表达的一些字样[※注]。后者指只有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包括包孕异体字（如豆[荳]）、交叉异体字（如夹[裌袷]）、同音异义字（如脍[鲙]）、异音异义字（如案[桉]）等多种情况[※注]。《一异表》确定的异体字包含了以上多种情况[※注]。该表发布后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专门深入研究[※注]，这里择取几篇专论《一异表》的论著简要叙述。

钟吉宇1963年就发表文章，在论述《一异表》所收异体字并非都是异体关系之后指出：“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最好从原则上来考虑：（1）什么叫异体字，概念和范围要明确；（2）整理异体字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今天还是为过去，是为了克服出版上的分歧还是为了克服手写上的分歧，目的和要求要明确；（3）字形上的分歧除规定异体字表外是否还有更简单扼要的补充办法，方式和方法要简单易于推行和统一。”[※注] 可以说，这些问题有的到今天仍没有很好解决。张书岩认为《一异表》的问题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收入了一些非异体关系的字组，二是对异体字处理过宽，三是对异体字字形选择不够恰当。[※注] 邵文利对《一异表》也做过全面深入的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如《〈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前410组字的测查分析》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存在问题造成的影响》[※注]。顾雪枫对《一异表》进行了详细的校注，出版了《校编本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注]。

当前，学术界对异体字的定义基本都倾向于使用严式，但具体操作时允许将一些音义包含于正字者认定为异体字。由于《通用规范汉字表》没有扩大异体字整理的范围，只是对《一异表》中的异体字进行了重新甄别和处理，一些学者觉得《字表》整理异体字的范围过小，而应该扩大到《汉语大字典》等最常见的大型字书或者一定范围的已编码计算机字符集字形。然而，异体字的处理非常复杂，作为面向一般社会领域的权威规范，确实难扩大整理范围，这方面工作应该作为学术问题交给学术界处理。

昇、甦、邨、龢、釐、喆、祕、叚、澂、陞、迳等字用于姓氏人名时是规范字，体现了尊重语言事实、尊重约定俗成的规范原则，受到普遍欢迎。然而，人名用字中的异体字估计还有不少，将来在修订《字表》时可根据实际需要而增补。

（三）人名用字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无法可依，人名用字中的不规范现象一直普遍存在。出于求新、求奇、求雅、寄托理想、避免重名等多种考虑，人名用字中使用生僻字、启用不规范字现象比较普遍，自造字和使用非汉字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字量也明显扩大。在汉字手写时代，人名用字不规范带来的问题不太明显，但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它所带来的很多问题却不能小视。

有些人选用了计算机打不出的字而上不了户口时，主张应该不断扩大计算机字库，甚至主张使用可以任意造字的开放字库，让计算机服务于人，以充分体现维护公民的姓名权。对此，首先需要说明，目前计算机中的已编码汉字已经超过8万个（任何一种常用输入法都不可能将它们全部实现键盘输入），可以说字量已经相当庞大，而且还在扩充，但扩大计算机字库与规范人名用字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二者不能以此代彼。因为：

第一，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工具，为便于人们的识记和使用，在其自身发展演变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进行人为规范。周代的《史籀篇》、秦代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汉代刊刻石经确定隶书范本、唐代的《干禄字书》《九经字样》等，是历代在规范字形、刊正经书方面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语言文字工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受重视，2001年1月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后更让语言文字的管理上升到法制的高度。人名用字是社会用字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应该使用规范汉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人主张把计算机字库设计成可以任意造字的开放系统，以便人们取名随意造字，已有人名用字中也确有这种情况。这种做法绝不可取，因为自造字形除了在造该字的计算机上能显示以外，其他任何计算机都无法显示或呈现乱码，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人名在虚拟空间的作用完全丧失。

第二，在汉字产生至今的每一个共时阶段，满足记录汉语需要的字种数量都很有限。据考察，6000左右的汉字基本能满足记录汉语一般交际的需要。汉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为准确记录汉语的需要，字种数量总在动态的变化中，如增加新字、淘汰死字。记录汉语功能完全相同的某个字可能因朝代、地区、载体、书写者等方面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比如“窗”又作“窻、窓、牎、牕”，这类字只选其一作为规范字进入当代使用领域，而以储存和备查为目的的字词典则是见则必录。这也就是大型字辞书收字越来越多的原因。那些被淘汰的死字，不再活跃于当前的使用领域，如果仅仅因为人名用字而无限制的“起死回生”，将给人们的识记和使用带来巨大的负担。

第三，为追求输入的准确、快速、高效，常用的计算机汉字输入法能输入的字种数量都有一定的限制。因为一个字进入计算机占有了国际编码，只解决了它的存储问题，还需要解决如何通过键盘调出使用的问题。实际上，目前人名或地名用字中很多计算机打不出来的字，不是计算机字库中没有，而是常用的输入法不支持。前文说过，满足一般社会交际需要的实用汉字仅六七千个（照顾到某些特殊领域，也不过一万几千），如果为了人名用字将日常用字字库扩大到三五万，将大大增加人们识记的时间和精力，增加输入法的难度，降低输入速度和效率，从而影响各相关部门的工作效率。

前已述及的教育部、公安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贯彻实施〈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中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等规定，公民在申报户口登记、申领居民身份证时，姓名登记项目应当使用规范汉字填写。《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布后，新命名、更名的人名用字应使用《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字。”也就是说，今后新命名、更名时只能从《字表》的8105字中选取，这既给人名的认读和书写带来很多方便，也会更好地保障公民与姓名有关的各项合法权益。

（四）公民汉字能力问题

近几年，汉字问题不时成为人们口头热议的对象和媒体炒作的焦点。表面上看，这似乎反映了大众对汉字问题的关心和重视，其实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汉字问题只是被当成了“说事儿”的载体，隐含着的是对当前诸如古书阅读能力的低下、传统文化的丧失、书写水平的下降等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的简单归因。2013年和2014年的暑假，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人们在欣赏电视节目的同时得以检视自己的汉字水平。然而，节目所反映出的大众汉字书写能力下降、“提笔忘字”越来越普遍的严峻现实，也同样引起了热议和思考。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键盘输入替代手写，很多人在变成了“键盘手”的同时又患上了“失写症”，媒体和不少人都发出了“汉字危机”的慨叹。对此，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李宇明认为，“危机”应该是指有衰退甚至消亡的危险，一种文字有没有危机，要看使用这种文字的人群有无灭亡危机，是否要放弃自己的文字；要看文字能否继续很好地发挥记录语言的功能，能否适应现代的制字和用字技术。从这四种因素来看，汉字没有多大的危机——即便有危机，也没有到严重困难的关头。计算机输入技术的广泛应用的确减少了人们写字的机会，有可能加剧提笔忘字现象（其实在计算机产生之前的任何时代，提笔忘字的现象都不少见）；不过，信息化也增加了用字机会，人们的认字量在迅速扩大。[※注]

在当前和今后越来越发达的信息化时代，大众的汉字书写水平纵使有所下降甚至“提笔忘字”等现象增多，也不必过于担心，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汉字基础知识的掌握，如准确书写字形（包括电子设备上的手写输入），在计算机对话框的众多字形中能快速准确的择定，在需要使用繁体字的时候能书写或择定准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汉字应用能力特别是书面表达能力。[※注]

第四节 文字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古文字研究，从“筚路蓝缕”的初始阶段，到当代的全面深入研究。不论是商周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还是隶变之前的汉字，学者们关注各历史层面的古文字。在古文字语音研究方面，已有研究成果关注商周音系的构建，可惜具体的研究较少。在古文字意义研究方面，需要对新材料加以更多的关注，系统梳理。在古文字形体研究方面，单字考释成果很多。综观不同载体的研究成果，简帛研究是当今研究的热点。相比而言，甲骨文、金文以及陶文、石器文字、玺印文字、货币文字等材料的研究力量较少。新材料出现后，众多学者尽力关注。对于传世材料的研究，还需深入。综观当代中国古文字研究，已经蔚为大观。这一发展过程中，古文字研究会功不可没。“记得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中华书局的赵诚同志即多次将于省吾老关于组建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的方案带到北大、川大、中大和考古、文物单位征求意见，他纵横穿梭，舟车南北，终于促成这一举世瞩目的创举。”[※注] 1978年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成立，第一次学术研究会在长春举行，翌年《古文字研究》创刊。[※注] 自此以后，古文字研究逐渐由“绝学”成为“显学”。在数字化手段日益普及的今天，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武汉大学简帛网、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网站、清华大学简帛研究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研究室网站、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网站等成为古文字研究领域人员及时发布新材料、讨论新问题、展现新观点的阵地。2015年1月5日上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在清华大学主楼举行揭牌仪式，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牵头的这一计划，必将凝聚古文字、古文献研究专家，推进古文字研究，挖掘古典文献的丰富内涵，为传承祖国传统文化做出积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碑志、简帛等新材料的陆续出土，现代学科意识的不断增强，对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借鉴，以及语料库、字库等信息处理手段的不断更新，近代汉字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手段都有了质的飞跃。一批致力于近代汉字研究的学术重镇逐渐形成，学术交流和合作日益频密。近代汉字的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例如：对隶楷主流字体投入的研究力量较多，对行草书的关注较少，对主流字体与辅助字体间相互影响的研究显得薄弱；对汉字形体进行共时的静态描写居多，历时的动态阐释显得薄弱；文字学专业人员与信息处理技术相结合的紧密度不够，交叉研究推进缓慢；研究角度多元，但各家理念和操作程序不尽一致，造成了团队协作时的对话壁垒，增加了成果整合的难度，制约了对近代汉字总体规律的深度开掘。今后，近代汉字的研究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加强：第一，从形体、结构和职用“三平面”关注汉字的多维属性，在前贤有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对字词和字际关系作出更为准确的判定。第二，汉字现象的微观描写与宏观阐释应该并重，对单字的个案考察应与对汉字谱系的构建相结合，既要考释文本、字书中的“疑难字”，还要加强常用字的历时演变研究。第三，提升汉字整理手段的科技化水平，利用计算机创建大型语料库、字库等数据库，实现近代汉字原始材料的数据化，进行字量、字种、字频、汉字效用等方面的统计分析。第四，在跨文化视野下进行汉字资源的搜集、整理和共享。诸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域外汉籍及其承载的汉字资源，是亚洲乃至世界各国的共同财富和遗产，“已经成为汉字学研究新的生长点”[※注]，中外汉字学界应积极联手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构建近代汉字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70年来，无论是服务于全社会的一般应用，服务于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还是服务于计算机信息处理，现代汉字研究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现代汉字学学科也从无到有并逐渐成熟。然而，有关现代汉字和现代汉字学的理论研究还明显不足，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汉语母语和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汉字教学，如何更好地利用汉字形音义发展演变规律为今后制定有关汉字的规范标准和计算机信息处理服务，都将是学者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蔡富有、郭龙生：《语言文字学常用辞典》，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陈双新、张素格：《大陆与台湾CJK汉字字形比较与研究》，《中国文字学报》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陈炜湛：《陈炜湛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程荣：《两岸三地汉字字形问题探讨》，《中国语文》2014年第1期。

丁西林：《现代汉字及其改革的途径》（上），《中国语文》1952年8月号。

费锦昌：《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1892—1995）》，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

费锦昌：《现代汉字与现代汉字学》，《中国文字研究》2007年第一辑。

顾雪枫：《校编本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景盛轩：《二十年来近代汉字研究综述》，《汉语史学报》第1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

李学勤：《建国六十年来甲骨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殷都学刊》2010年第1期。

李宇明、费锦昌主编：《汉字规范百家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李运富等：《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字学研究》，《孔学堂》2018年第3期。

厉兵主编：《汉字字形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梁东汉：《隶变研究·序》，载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刘坚：《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骈宇骞等：《二十世纪出土简帛综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钱玄同：《钱玄同文字音韵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裘锡圭：《40年来文字学研究的回顾》，《语文建设》1989年第3期。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2011》，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商伟凡：《汉字简化中的地名用字简化》，载张书岩主编《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史定国主编：《简化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宋镇豪：《百年甲骨学论著目》，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苏培成：《语言文字应用探索》，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苏培成主编：《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王宁：《二十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王宁：《从汉字改革史看汉字规范和“简繁之争”》，《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王宁主编：《〈通用规范汉字表〉 解读》，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王宇信等：《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杨宝忠：《疑难字考释与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

詹鄞鑫：《二十世纪的中国古文字研究综述》，《中国文字研究》第7辑，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张书岩、王铁昆、李青梅、安宁：《简化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

张书岩主编：《异体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张涌泉：《字形的演变与用法的分工》，《古汉语研究》2008年第4期。

赵诚：《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书海出版社2003年版。

赵诚：《二十世纪甲骨文研究述要》，书海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1981—1990）》，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1991—1995），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编：《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

周有光：《现代汉字学发凡》，《语文现代化》丛刊1980年第2辑。

周有光：《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朱德熙：《在“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载《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