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唐兰就在《中国文字学》中强调近代汉字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与近代汉字的字体、载体等有关的具体课题。80年代以来，朱德熙、裘锡圭、蒋礼鸿、潘重规、李荣、郭在贻、许长安、张鸿魁、张涌泉、刘金荣等学者都曾在不同场合呼吁过加强近代汉字的研究，或对汉字史的分期及近代汉字的研究内容等进行探讨。2011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语言学名词》明确了“近代汉字”的时限、字体特征等内容，将“近代汉字”界定为“秦汉以后至20世纪初叶使用的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体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2018年，全国首届近代汉字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中国文字学会近代汉字研究会宣告成立，近代汉字研究的专业刊物《近代汉字研究》正式创刊，作为汉字学分支学科的近代汉字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近代汉字时间跨度长，字体种类多样，载体形式纷繁，使用场合广泛，以下试从字体演化、构形发展、载体类别等角度分别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代汉字的研究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一 近代汉字的字体演化研究

在近代汉字中，隶楷书是处于正统地位的主流字体，而行草书是处于附庸地位的速写字体。蒋善国《汉字形体学》、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等通论性教材对上述各类字体的形体演化做了综合性研究。启功《古代字体论稿》是“包含着一整套科学的汉字字体学”的精深著作，对先秦以下各种字体的名实关系、发展规律做了全面的考察。秦永龙《汉字书写漫谈》着重从书写的角度简述了近代汉字各类字体的形成规律。王贵元《汉字形体演化的动因与机制》一文探讨了战国中后期隶书产生以后，汉字形体演化分阶段进行且环环相扣的几个重要环节。徐秀兵《近代汉字的形体演化机制及应用研究》着眼于形体、结构的“正”“俗”对立，对主流字体（隶、楷）与速写字体（行、草）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作了描写和阐释。此外，学界对近代汉字各类字体的形体演化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专门研究，分述如下。

（一）隶书的形体研究

隶变是指汉字由篆书向隶书演变过程中在形体和结构方面出现的变化，是古代汉字演变成近代汉字的起点。赵平安《隶变研究》是第一部研究“隶变”问题的专著，“摒弃了用《说文》小篆和汉碑隶或部分简帛的文字进行比较的陈旧的方法”，用丰富的出土资料“论证隶书产生在战国中期，还分析了隶变的外因、内因，阐述了隶变的现象和规律”[※注]。任平《说隶》、刘志基《隶书字形趋扁因由考》、秦永龙等《隶变过程中字形的歧异及优化选择》对隶变过程中汉字形体演变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陆锡兴《论隶变研究的新进展》从隶变的起讫、内容、过程和影响等方面对此前研究进行了总结。王贵元《隶变问题新探》认为战国后期不同地域各系别的汉字总体变化相同，隶变并不是秦系文字独享的专利，隶变的本质和产生原因是汉字形体系统由表示物象转化为表示词的音义。何林英《两汉碑刻隶书字体研究》主要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两汉碑刻隶书的形体演变，把汉代碑刻的书体类型划分为标准体和俗体两大类，然后将两者加以关联，对由隶至楷的演变内因作出论断。汉隶之后出现过唐隶和清隶两次复兴的过程，朱家溍《汉魏晋唐隶书之演变》、刘元春《唐隶用字初探》等探讨了隶书形成之后的发展、演变情况。

（二）楷书的形体研究

楷书是魏晋时期产生并沿用至今的通行时间最长的主流字体。赵志峰等《由隶到楷字体演变浅探》通过石刻文字的初步整理和比较，揭示了从汉隶到魏楷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形体演化规律。杨宏《试论魏碑楷书的字体特征》对魏碑楷书的点画形态、结体和章法等字体特征进行了总结。郭瑞《南北朝石刻楷书笔画的差异性》，梁春胜《楷书部件演变研究》，臧克和《唐抄本字书所存楷字字迹关系选析》《楷字的时代性——贮存楷字的时间层次问题》《楷字的区别性——楷化区别性的丧失及其重建》等论著从笔形、构件和整字等不同层面对楷书的形体进行了具体而微的考察。

（三）行草书的形体研究

字体演变的原动力在于解决识别和书写的矛盾。行草书因具有便利书写的特点，在隶变和楷化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20世纪60年代初，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草体在汉字演变上的关系》等文章对草书关注较多，指出“从正草二体看出字体的本质，然后才能说明字体的演变”。80年代以来，于豪亮等开始注重居延汉简草书的释读。李洪智《汉代草书研究》等论著分别对汉代草书、今草的形体特征进行了系统研究。陆锡兴《古代草书的传授和草字书》通过草字编的发展历程揭示了草书的兴衰和草字使用价值的变化。洪钧陶《草字编》、陆锡兴《汉代简牍草字编》等属于可资查考的字形汇编性质的工具书。

二 近代汉字的构形发展研究

在对20世纪三个时期关于汉字问题的争论作了简要的回顾梳理之后，王宁（1997）认为：“今后汉字的研究，将由以往侧重政治的和社会的，转向侧重科学的和本体的。……有了科学的研究，才可能有统一的认识，从而慎重、正确地确定汉字的命运。”传统汉字观造成两种固有的积习：一是出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忽略汉字相对独立的价值，经常弄得“字”和“词”混淆；二是一般以个体字符为研究的对象。时至20—21世纪，包括近代汉字在内的汉字史脉络仍然没有梳理得十分清楚。

王宁在汲取传统《说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系统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内在系统的思想，创建了汉字构形学，认为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字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师大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点的多位硕博士遵从统一的理念和操作程序，对包括近代汉字在内的古今汉字进行了构形断代考察。汉字构形学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由形位、构件、构件功能、结构层次、组合模式等概念组成的术语系。为了把整个汉字发展的共时、历时状况全面而清楚地展现出来，汉字构形学确定的基本研究序列为：先成熟字体，后过渡字体；先主用字体，后辅助字体；先正统文字，后俗写文字。构形描写的主体对象均为文本文字而不是字书文字，首先对文本汉字进行三种性质不同的归纳：字样归纳、字组归纳、字种归纳，然后进行构件拆分、构形属性和字际关系的整理描写，并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和相关汉字现象的文化阐释。汉字构形断代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为下列《汉字构形史丛书》系列著作。

马王堆帛书汉字是处于隶变阶段的字体。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在对单字实施穷尽性拆分的基础上，从构形要素和构形结构两方面，对帛书汉字构形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描写。

东汉碑隶是今文字走向成熟过程中的文字。陈淑梅《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选取能反映当时社会通用文字规范和主流的东汉碑刻，进行了异写字、异构字、同形字等字形整理工作，从构件、构形模式等方面描写了东汉碑隶的系统，从书写属性、构形属性、构件的混同等方面阐述了碑隶系统的演变，分析了字形与字理的关系，评价了东汉碑隶在汉字史上的地位，认为汉隶的最大功绩在于孕育了楷书。

刘延玲《魏晋行书构形研究》从汉晋时期的出土文字和两晋整幅的行书作品中选取字料，探讨行书字体史及其总风格、魏晋行书的构形特点、魏晋行书在汉字史上的地位，描写了魏晋时期行书产生、发展的过程以及对主流字体系统变异的规律，并从汉字演进的角度，探讨了行书对楷书笔形形成、字形结构的影响，确定了行书在汉字史上的地位。

隋唐五代时期是楷书的成熟、定型时期。齐元涛《隋唐五代碑志楷书构形系统研究》选取碑志拓本字样后归纳出异写字组和异构字组，进行依理构形分析与构形系统描写，分析隋唐五代碑志楷书的理据状况，书写、构形的歧义与规整，形体的混同与别异的实现，评定隋唐五代碑志楷书在汉字发展史上的地位。

宋代印刷术逐渐普及，楷书的字体风格得以最终定型。王立军《宋代雕板楷书构形系统研究》以典型抽样法遴选出作者均属中上层社会的5部书作为穷尽性研究字料，分析宋代雕板楷书的构形模式、构形层次、书写特征和理据状况，并结合社会发展和人文环境等外部因素对汉字形体的内部演变进行了考察和阐释。

易敏《云居寺明刻石经文字构形研究》选择云居寺明代石刻《华严经》为主要对象，以明代其他刻经和同名为《华严经》的云居寺隋末唐初石刻等为比较参照资料，以异体字问题为主要论题，阐释异构字的成因和判断问题，梳理书写变异问题，最后将隋唐明三个时期的《华严经》石刻文字进行历时比较，探究楷书成熟后继续存在的汉字演变现象。

传统“六书说”和现当代各类“三书说”分析的对象都是古文字，对分析隶楷等近代汉字并不完全适用，而汉字构形学对古今文字的构形分析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反映了汉字构形理论的认识深化和可操作性的提高。在对各类共时、共域、同质文本的测查过程中，汉字构形学不断完善理论架构、术语体系和操作方法，带来了汉字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三 不同载体近代汉字的整理与研究

近代汉字包括文本流通和字书贮存两种基本的存在形式。近代汉字的文本载体形式多样，字书辞书的编纂体例不一，且文本文字和字书文字之间互有影响，在形体、结构、职用三大属性上均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这相应带来了汉字整理和规范的许多课题，现仅就其荦荦大者揭举如次。

（一）文本文字

碑刻墓志汉字。赵超《古代墓志通论》、毛远明《碑刻文献学通论》属于碑刻文字的概述性著作，对碑志的社会功用、辞章内容及形制演变等多所涉及。碑刻著录、集释和文字汇编等整理工作嘉惠学林、功不可没，此类代表性成果有：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毛汉光《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高文《汉碑集释》、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王绵厚等《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侯灿等《吐鲁番出土砖志》、赵君平《邙洛碑志三百种》、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秦公《碑别字新编》和《广碑别字》。另外，中国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一期工程已出版10卷19册，二期工程正在进行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信息科技的进步，碑刻文字的整理手段也大大改观，例如近年来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牵头建设的“中国金石总录”数据库，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碑帖研究与保护中心建设的“中国历代墓志数据库”等，都收录大量近代汉字碑刻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政府主导的汉字改革成为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心，在碑刻文字研究方面，仅见少数学者在《考古》《文物》等刊物上发表一些概论性或考释性的文章，且多偏重文物、历史的研究角度，大规模碑刻文献语料和字料的整理尚不多见。随着自由学术风气的回归及碑志文字的陆续出土和整理，学界对历代碑刻文字的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突破，例如吕志峰《东汉石刻砖瓦等民俗性文字资料词汇研究》、詹鄞鑫《读汉碑文字札记》、林志强《汉碑俗字缀述》、付继伟《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研究》、储小旵等《汉魏碑刻文字演变考五则》、何山《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构件研究》、郭瑞《论汉字系统的发展对魏晋南北朝石刻异体字的影响》、吴继刚等《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的几个问题》、欧昌俊等《六朝唐五代石刻俗字研究》、张颖慧《魏晋南北朝石刻文字整理与研究》、杨宏《北魏石刻楷书构形系统研究》、吴钢等《唐碑俗字录》、曾良《隋唐出土墓志文字研究及整理》、李海燕《隋唐五代石刻楷字的传承与变异》等。

简帛遗书汉字。在20世纪，各地出土简帛、遗书等文献纷至沓来，敦煌学、简帛学成为继甲骨学之后的显学，也带来了近代汉字研究的新课题。相关概论性著作有：林剑鸣《简牍概述》、姜亮夫《敦煌学概论》、高敏《简牍研究入门》、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与《台湾简牍研究六十年》、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等。相关出土文献的著录、整理成果主要有：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居延汉简·考释之部》，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甘肃省博物馆等《武威汉代医简》，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汉简甲编》《居延汉简甲乙编》，黄永武《敦煌宝藏》，国家文物局等《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本），林梅村等《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居延新简——甲渠侯官》《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周绍良《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侯灿等《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以及《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2005年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简牍集成》，“囊括了20世纪一百年来国内发掘并发表的全部简牍资料，图文并茂，为近代汉字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注]。简帛整理性质的字编主要有：王梦鸥《汉简文字类编》、陈建贡等《简牍帛书字典》，陈振裕《睡虎地秦简文字编》，陈松长《马王堆简帛文字编》，骈宇蹇《银雀山汉简文字编》等。

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学界对简帛遗书汉字材料的研究集中在疑难字考释及汉字形体、结构、字用等方面的专题研究上。陈梦家《汉简缀述》，劳榦《汉晋西陲木简新考》，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吴礽骧等《敦煌汉简释文》，胡平生等《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等是以文字释读为主的研究。张会《银雀山汉墓竹简字形研究》、龙仕平《〈睡虎地秦墓竹简〉 文字研究》是以单批材料为主进行的研究。黄文杰《睡虎地秦简文字形体的特点》《马王堆简帛异构字初探》《张家山汉简（247号墓）中的异构字》三篇文章及专著《秦至汉初简帛文字研究》集中探讨了多批秦汉简帛文字的形体和用字现象。徐莉莉《武威汉代医简异体字考》《东汉简牍“读为”字调查研究》，肖瑜《〈三国志〉 古写本用字研究》，吴辛丑《简帛异文的类型及其价值》，王贵元《简帛文献用字研究》等均以简帛文献的用字为考察对象。

雕版刻本汉字。古代文献主要分写本文献和刻本文献两大类。随着印刷术的广泛应用，宋以后刻本文献成为传世文献的主体。王立军《雕版印刷对宋代汉字的影响》、孙丽丽《宋蜀刻本 〈王摩诘文集〉 异形字研究》等探索了雕版楷书的字形和用字现象。元明清时期，随着市民文化的兴起，白话文学作品大量刊印，李荣《文字问题》、张鸿魁《〈金瓶梅〉 与近代汉字研究》、周志锋《明清小说俗字俗语研究》和曾良《明清小说俗写释读》等考察了白话文学作品刻本中的字形和字用问题。

（二）字书辞书文字

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等梳理了历代字书演变的脉络。龙宇纯《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胡吉宣《玉篇校释》、宁忌浮《校订五音集韵》等是对字书辞书勘正校理的成果。对字书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专书研究。《急就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字书，是汉代推行规范正字的教材和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汉语常用字表”。陈黎明《〈急就篇〉 用字初探》、张传官《试论 〈急就篇〉的新证研究》等从不同角度对《急就篇》进行了研究。《尔雅》是中国第一部词典，杨清臣《〈尔雅〉 名物词用字的历时考察与研究》专章总结《尔雅》名物词用字的异文类型、名物词用字发生变异的原因。朱葆华《原本 〈玉篇〉 文字研究》、王平《原本〈玉篇〉的新收字——基于魏晋南北朝石刻语料库的调查》、何瑞《宋本〈玉篇〉 历史汉字传承与定形》等对我国第一部楷书字典《玉篇》进行了研究。《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平安时代沙门空海据顾野王《玉篇》作的字书，由明智《〈篆隶万象名义〉的异体字研究》、吕浩《〈篆隶万象名义〉研究》及《〈篆隶万象名义〉 校释》对该字书进行了专门研究。赵超《试论汉唐间的异体字及 〈干禄字书〉》、刘中富《〈干禄字书〉 字类研究》等对唐颜元孙撰《干禄字书》做了专门研究。张金泉《论 〈时要字样〉》和蔡忠霖《〈正名要录〉 之文字属性归类研究》均是对敦煌新发现的唐代字书的整理研究。陈龙飞《〈龙龛手镜〉 研究》、潘重规《龙龛手镜新编》和郑贤章《〈龙龛手镜〉 研究》对辽代释行均《龙龛手镜》做了专门探讨。西汉末年，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并经过本土化发展，约6世纪中后期，中国文化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佛经音义逐渐发展为特殊的字典。姚永铭《慧琳 〈一切经音义〉 研究》、苗昱《〈华严音义〉 研究》、耿铭《玄应〈众经音义〉 异文研究》、徐时仪《玄应和慧琳 〈一切经音义〉 研究》、韩小荆《可洪音义研究》等对佛经音义进行了专书研究。

字书对比和辑佚研究。臧克和《〈玉篇〉的层次——基于“〈说文〉〈玉篇〉 〈万象名义〉 联合检索系统”调查比较之一》、张涌泉《〈正字通〉对 〈字汇〉的匡正及存在的问题》、韩小荆《据 〈可洪音义〉 解读 〈龙龛手镜〉 俗字释例》、邓福禄《试析 〈可洪音义〉 对 〈玄应音义〉的匡补》、徐时仪《华严经音义引切韵考》、李艳红《敦煌字书 〈白家碎金〉 与 〈碎金〉 比较研究》等属于字书对比研究的代表。在字书的辑佚研究方面，林源《〈字统〉 勾沉》根据北朝代表性辞书《字统》的佚文，介绍其在文字学、古籍整理研究、辞书编纂等方面的重要价值。郑贤章《郭迻经音研究》从《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龙龛手镜》等16种文献中收集到唐代郭迻撰《新定一切经类音》佚文651条并做了详细考证，对其在汉语俗字学上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

疑难字的考释整理。杨宝忠的《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疑难字续考》等对中古以来字书贮存的疑难字进行集中考释。此类研究还有：郑贤章《汉文佛典疑难俗字札考》和《〈集韵〉 疑难字例释》、李国英《楷书部分未识字考》等系列文章。

字样学与汉字规范思想研究。字书是对字样整理和贮存的呈现形式，文字规范思想常由字书来体现，部分字书（如《干禄字书》等）甚至明确标识出字样的使用场合和正俗地位。在近代汉字中，“俗字”之多可谓遍满经传、连篇累牍。20世纪80年代以来，字书及文本俗字成为近代汉字研究的新亮点。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是此类研究成果的典型代表。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及《明清小说俗字研究》，方孝坤《徽州文书俗字研究》等也将近代汉字里的俗字作为考察对象。唐代兴起的字样学主要涉及汉字整理和规范。曾荣汾《字样学研究》、张金泉《敦煌遗书与字样学——兼谈唐代文字规范化工作》结合字书对唐代文字规范进行了探讨。范可育等《楷字规范史略》对《玉篇》《干禄字书》《五经文字》《新加九经字样》《复古编》《龙龛手镜》六部字书的楷字规范进行了历时对比研究。符渝《〈干禄字书〉的正字观及现实意义》、孙雍长等《宋元明清时期的汉字规范》、郑民《从敦煌本 〈刊谬补缺切韵〉 看王仁昫的正字观》，刘元春《唐代字样学研究》等结合字书文字对不同时代的汉字整理规范工作和正字观进行了梳理。以上正俗字、字样学等相关研究对于今后的汉字整理和规范工作来说仍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