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字是指20世纪以来用于记录现代汉语的汉字书写符号系统。[※注]这个术语大概最早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丁西林在《中国语文》1952年8月号和9月号上连载了《现代汉字及其改革的途径》，文中说现代汉字研究就是“把目前所通行的汉字，就它们的现代形式，实事求是地加以大体上的分析，以便了解它们对于今后改革汉字的关系”[※注]。其后，黎锦熙、吴玉章、魏建功、周有光、杜定友、王尔康、叶楚强、倪海曙、胡愈之等人，均发表了这方面的专文或相关论述[※注]。1980年，周有光首先提出了“现代汉字学”的概念。[※注] 现代汉字学主要研究现代汉字的现状和实用等问题，包括现代汉字的性质、特点，现代汉字所负载的各种信息属性（如字音、字形、字序、字量），研究制定现代汉字在传统领域和计算机信息处理中的规范、标准以及相关的语文政策等。[※注] 几十年来，尽管现代汉字和现代汉字学的概念，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注]，然而随着汉字研究的深入和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这一研究领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了快速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学科也逐步发展成熟。

一 现代汉字研究概述

当代中国的现代汉字研究，是20世纪初有关的语文运动的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进行的文字改革工作与此前的有关工作也一脉相承。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一些仁人志士认为落后的原因就在于文字的繁难。1909年，教育家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第一篇明确提倡简体字的论文。1922年钱玄同向“国语统一筹备会”提交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提出8种简化策略[※注]，得到陆基、黎锦熙、杨树达等文化界、教育界名人的联署和支持，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关简化字的第一个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方案。现将这8种简化策略与1956年颁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中所使用的8种简化方法列表比较如下：

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托北大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制定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公布了324个简化汉字。但是，该方案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不得不于1936年草草收回。其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汉字简化运动也不了了之。而在当时的延安等地，开始了拉丁化新文字、手头字、大众语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工作，实际上是清末民国以来相关工作的延续，是渊源有目的继承和发展。

（一）第一阶段：面向扫盲和人际交流的现代汉字研究

这一阶段的时间从1949年到1979年。其间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汉字简化、异体字整理和统一印刷汉字字形方面的政策，现代汉字研究自然是紧密围绕这些工作而展开。这一时期的现代汉字研究，基本上都是为了减少当前所使用汉字字量、减少汉字的笔画数、减少字形分歧和便于书写，从而降低汉字记、写、认的难度，为扫盲工作服务。为节省篇幅，下文仅简要介绍国家发布的汉字规范标准及与其有关的重要会议，较少介绍学术界围绕它们所做的研究工作。

1955年12月20日，文化部、文改会联合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简称《一异表》），发布说明中说：“表内所列异体字共810组，每组最少2字，最多6字，合计共1865字。经过整理后共精简去1055字。”该表后来经过多次修订，淘汰的字数也有所减少（详见后文）。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5月，文改会据文改会、文化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而编印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语委重新发表了经个别调整的《简化字总表》，收字2235个。据统计，《简化字总表》中简化字，平均每字10.3画，被简化的繁体字2264个，平均每字15.6画，简化字比繁体字平均每字减少5.3画，即减少34%。[※注]

为了使汉字印刷体的字形趋于统一，笔画结构力求与手写楷书一致，以减少初学者阅读和书写的困难，1965年1月，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发出《关于统一汉字字形的联合通知》，并随文发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6196字）。

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对全国县以上地名用字的整理与简化工作，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存在不同的评价。我国的地名数量繁多、历史悠久，一部分地名用字生僻罕用、难写难认。为此，经国务院批准，从1955年3月到1964年8月，分9次更改了35个县以上政区的生僻难认的名称用字。五十年后再回首，其中一些字形简化应该说是成功的，如：改“雒”为“洛”，改“郃阳”为“合阳”，改“洵阳”为“旬阳”[※注]。然而，对有些历史悠久、意义确切的汉语地名用字的简化，也带来了湮灭地名的本义即地名的“灵魂”的负面作用，而这一点越来越被今天的当地人看重，因而其中某些被简化的地名后来又恢复了原字形[如江西“波阳县”早就改回鄱阳县，陕西户县最近改为“鄠邑区”（2016年11月24日，国务院批复撤销户县，设立西安市鄠邑区），将当年县名中被简化掉的“鄠”字在区名中恢复了]，也有个别地名用字希望被恢复或仍在讨论之中。

这一阶段出版的现代汉字论著，代表作是周有光的《汉字改革概论》。该书是作者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所写的讲稿，1961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注] 全面论述了汉字改革的各种重要问题，重点是讨论《汉语拼音方案》，主要有：汉字改革运动的历史发展、汉语拼音方案解说、拼音的作用、汉语拼音正字法等，是研究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的必读书。

（二）第二阶段：面向汉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的现代汉字研究

这一阶段的时间从1980—2000年。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汉字改革的讨论和实践，主要是政治革命和文化运动导致的，那么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汉字论争是以科技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为背景的，讨论也就比较客观冷静，比如汉字的性质成为这次论争的中心问题，就是因为这一问题关涉到汉字的功用和前途，影响到汉字改革的政策和道路。这次论争涉及面也比以前广泛得多，讨论的触角伸向了生理、物理、心理、神经、数理等学科，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理论探讨。[※注]

这一阶段起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80年3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充实和加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通知》，在5月20日召开的充实和加强以后的文改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研究和制订标准现代汉字表的建议》和《制订标准现代汉字表的科研计划》。《人民日报》对此次会议报道的标题是《促进文字改革，实现文字标准化》，这标志着国家的汉字政策和现代汉字研究由汉字改革转入了汉字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转变与汉字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事件紧密相连，那就是“二简字”的颁布与废止。1977年12月20日，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布，《草案》共收简化字853个。然而，时隔四个月之后的1978年4月，在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23位专家的联名反对下，教育部在《关于学校使用简化字的补充通知》中就明确说明“今秋使用的教材，凡未发排的，不再使用新简化字。使用了新简化字的教材……再版时改用原字”。该“草案”可以说是使用时间最短的规范，尽管当时文改会组织了王力等最权威专家对其进行全面研究以期修改完善，《中国语文》《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也发表了系列讨论文章[※注]，但1986年国务院还是明令废止。而在此前一年的1985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虽只是机构更名，实质上则折射了工作重心的重大转变。1986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在北京西山召开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主要讨论了汉字的性质、发展规律、汉字与中国文化、汉字改革等问题。会后出版了《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

这一时期，在语言文字主管部门的安排下，学术界加强了现行汉字定形、定音、定量、定序的研究整理，制定并发布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信息处理用GB 13000.1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1997）、《GB 13000.1字符集汉字笔顺规范》、《GB 13000.1字符集汉字字序（笔画序）规范》（1999）等一系列规范标准，为全社会的文字应用、汉字规范化和信息处理提供了依据。

本时期内发表或出版了不少重要的现代汉字学论著。1980年，《语文现代化》丛刊第二辑发表的周有光《现代汉字学发凡》一文，标志着现代汉字学学科的建立。出版的现代汉字学著作有：张静贤《现代汉字教程》（现代出版社1992年版），范可育、费锦昌《现代汉字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2001年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三版），杨润陆《现代汉字学》（长城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新版）等。王均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后的文字改革工作，保存了丰富的文字改革史料，对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客观叙述，是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权威论著。

在这一阶段，汉字信息处理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特别值得重视。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方块汉字不能适应现代计算机的要求，因此需要改革，需要走西方文字拼音化的道路。但在我国学者的努力下，计算机处理汉字的各种难题逐步得到解决，而且发展极为快速。1978年1月，《计算机学报》发表中科院计算所竺迺刚、倪光南、陈芷英的《汉字输入和人机对话》的论文，引起国内外业界的关注。1978年11月在青岛召开了“全国汉字编码学术交流会”[※注]，会上倪光南作了“计算机和汉字信息处理”的发言（后发表于1979年8月28日《光明日报》），针对当时在汉字输入码和内码方面存在混淆的状况，提出每个汉字进入计算机后“应当用标准码表示……需要制定统一的、信息交换用的汉字标准码”。这一设想很快就促成了汉字编码的第一个国标。1981年5月，国家标准局发布《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 2312—80），共有汉字6763个，适用于一般汉字处理、汉字通信等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它都是汉字编码研究、汉字库、汉字信息处理等方面的权威标准，为国家信息化事业的早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1年在由中国工程院倡议主办的“20世纪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评选中，共评出了25项重大工程技术成就，其中“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仅次于“两弹一星”，居第二位。

（三）第三阶段：面向人机交流和虚拟空间的现代汉字研究

这一阶段的时间起点为2001年。21世纪以来，计算机的普及速度、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以致现在和今后人们都会生活在现实和虚拟两个空间之中。如果说前两个阶段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和学界的现代汉字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手头应用和公文、传媒、教育等一般社会应用，那么21世纪以来，现代汉字的研究、管理和有关规范标准的制定，主要面向人机交流和网络空间。据最近统计的1949年到2014年7月国家发布的仍在使用的231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中[※注]，针对计算机信息处理的规范标准达171项，时间越靠后，这方面的规范标准所占比例越高。

这一阶段起始的标志性事件是200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开始实施。至此，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

另一个重大事件是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下文简称《字表》），这是新时期汉字方面的重大政策。在《字表》十多年（2001—2013）的研制过程中，学术界对字表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研究，其成果最集中的体现是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的《汉字规范问题研究丛书》一套四册：《简化字研究》《异体字研究》《汉字字形研究》《汉字规范百家谈》。这些著作既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发布的有关规范标准的全面梳理和研究，也有针对21世纪以来汉字现实与虚拟空间的应用以及海内外交流和国际传播需要而进行的专门研究，提出了很多建议。这方面的重要论著还有很多，不细列。

本时期出版的有关现代汉字的著作主要有：苏培成《二十世纪的现代汉字研究》（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中国的语文改革和语文规范》（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高更生《现行汉字规范问题》（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李禄兴《现代汉字理论与应用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7年版），教育部语信司组编《信息时代汉字规范的新发展—— 〈通用规范汉字表〉 文献资料集》（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王爱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字改革》（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等。

两岸文字和计算机字符集文字的研究亦引起重视。陈双新、张素格对CJK字符集中大陆与台湾18368个同编码字符中的9000多个差异字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注]，程荣《两岸三地汉字字形问题探讨》，考察对比内地规范字形与港台地区标准字形的异同，对其间“一对多”的差异做重点分析。[※注] 最近，张素格出版了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计算机字库字形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对大陆与台湾的共同汉字——传承字和繁体字在字形上的细微差别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探讨其形成原因，尝试给出了缩小字形差异的学术建议。20世纪90年代，大陆与台湾交往不久，也出现不少两岸语言文字比较研究的论著[※注]。

二 专题和热点问题研究

（一）繁简字问题研究

目前在中国大陆和海外使用的汉字有繁体和简体两大体系，中国内地和新加坡等地使用简化字，港澳台和不少海外华人社区使用繁体字。近些年繁简字问题不断引起海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关注，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影响大、争论也大的观点，有人主张完全恢复繁体字，有人主张部分恢复繁体字，有人主张“识繁写简”，有人主张在小学教育增设繁体字教学等。

全面恢复繁体字的言论基本都来自非业内人士，提出者一般也就几句吸眼球的话，没有深入的学术研究也就谈不上有深度的论述，媒体上的影响大往往是由于有炒作的因素，学术界对此回应不多。

部分恢复繁体字的意见则基本都来自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专业人员。因这一意见是针对“一简对多繁”即一个简化字对应两个或两个以上繁体字的问题提出的[※注]，如先后的“後”并入皇后的“后”、斗争的“鬥”并入北斗星的“斗”、发财的“發”与头发的“髪”共同简化为“发”，等等。这类问题确实不好解决，由于这些字都十分常用，如果恢复其中一个繁体字，会给广大一般使用者带来很大不便。而据调查，非专业内的一般大众绝大多数不认为“一对多”有什么问题。

“识繁写简”的观点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支持。由于繁体字在今天的不少场合仍然需要使用，在某些学段（比如大学阶段）教授繁体字，当然很有好处，对文史哲专业的学生还很有必要，至于对从事与古籍整理、历史文化、语言文字方面工作的人士，认识繁体字是起码要求。繁体字作为汉字知识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学习和掌握当然很好，但就像不能以不少小学生学奥数就要求“奥数”普及化一样，不能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掌握繁体字。王宁曾指出：“提出‘识繁写简’这个口号意义不大，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识繁写简’在专业层面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无须再提；第二，在基础教育层面，现在的孩子们负担已经很重，学习简化字不影响他们阅读现代书籍，长大了他们自然会认识繁体字，何必那么早去‘识繁’。”[※注] 另外，笔者认为还要注意：（1）必须分清楚“文字”和“文化”的区别。很多人混淆了这两个概念。“文字”确实是我国光辉灿烂文化的载体和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文字”和“文化”不能画等号。这个道理很浅显，大家基本都明白，但一旦讨论这个问题时总是或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其区别。（2）简化字和繁体字对文化的记录和传承实际上没有优劣之分。繁体简体虽然形体不同，但表意无别，正如李友昌所说“那些用繁体字写成的典籍真正的文化成分是繁体字形体下面的音义（语言单位）的组合。简化字完全可以记录中国古代汉语言文化，因此，从文字的本质看，繁体字和简化字的文化含量是完全一致的”[※注]。

一些人认为因汉字简化不认识繁体字而不能顺利阅读古籍，所以妨碍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其实读懂古书之难不在认字，而难在掌握文字背后的训诂、语法、历史、地理、版本、目录等知识。传统文化的直接继承是通过专门搞研究的专家学者来实现的，而一般人只是间接继承，通过专家学者的翻译、陈述等表达出来。

关于“类推简化”问题。自从1964年《简化字总表》公布之后，在学术界、辞书界、出版界一直就有不同的意见，在研制《通用规范汉字表》过程中，此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已经公布的《字表》对此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在2013年10月教育部、公安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贯彻实施 〈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中有明确规定：“（语文辞书）收入《通用规范汉字表》以外的字一般应采用历史通行的字形，不应自造未曾使用过的新的简化字。”“编写出版专业辞书、专业教材、科技专著，可以使用《通用规范汉字表》以外的字，但一般应采用历史通行字形，避免自造新字。”[※注] 这个规定主要是针对近些年来出版的大型字辞书中将大量古书无所见、今天不使用的生僻字类推简化的现象，也避免继续扩大与港澳台和海外用字的差异，所以当然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学界已经提出的这样一些问题如何解决，值得跟踪研究和将来《字表》修订时参考。

（二）异体字问题研究

1955年12月20日，文化部、文改会联合发出《关于发布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的联合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异体字属于“不规范字”的范围，在通用层面书写现代汉语文本时，不能使用异体字。《一异表》的发布基本解决了当时的用字混乱现象，精简了汉字字数，减轻了学习者的负担，加强了社会用字规范。该表后来经过多次修订，淘汰的字数也略有减少，如《修正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内“阪”、“挫”二字的通知》（1956年）、《简化字总表》（1986年）[※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年）[※注]、《关于“镕”字使用问题的批复》（1993年），至此，《一异表》中的异体字由810组减至795组，淘汰的异体字由1055个减至1026个。

异体字的概念，学术界有严式和宽式两种。前者指音义全同、记词职能完全一样、仅仅字形不同，它们在任何语境下都能互相替代而不影响意义表达的一些字样[※注]。后者指只有部分用法相同的字，包括包孕异体字（如豆[荳]）、交叉异体字（如夹[裌袷]）、同音异义字（如脍[鲙]）、异音异义字（如案[桉]）等多种情况[※注]。《一异表》确定的异体字包含了以上多种情况[※注]。该表发布后有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专门深入研究[※注]，这里择取几篇专论《一异表》的论著简要叙述。

钟吉宇1963年就发表文章，在论述《一异表》所收异体字并非都是异体关系之后指出：“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最好从原则上来考虑：（1）什么叫异体字，概念和范围要明确；（2）整理异体字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今天还是为过去，是为了克服出版上的分歧还是为了克服手写上的分歧，目的和要求要明确；（3）字形上的分歧除规定异体字表外是否还有更简单扼要的补充办法，方式和方法要简单易于推行和统一。”[※注] 可以说，这些问题有的到今天仍没有很好解决。张书岩认为《一异表》的问题可分为三大类：一是收入了一些非异体关系的字组，二是对异体字处理过宽，三是对异体字字形选择不够恰当。[※注] 邵文利对《一异表》也做过全面深入的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如《〈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前410组字的测查分析》和《〈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 存在问题造成的影响》[※注]。顾雪枫对《一异表》进行了详细的校注，出版了《校编本 〈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注]。

当前，学术界对异体字的定义基本都倾向于使用严式，但具体操作时允许将一些音义包含于正字者认定为异体字。由于《通用规范汉字表》没有扩大异体字整理的范围，只是对《一异表》中的异体字进行了重新甄别和处理，一些学者觉得《字表》整理异体字的范围过小，而应该扩大到《汉语大字典》等最常见的大型字书或者一定范围的已编码计算机字符集字形。然而，异体字的处理非常复杂，作为面向一般社会领域的权威规范，确实难扩大整理范围，这方面工作应该作为学术问题交给学术界处理。

昇、甦、邨、龢、釐、喆、祕、叚、澂、陞、迳等字用于姓氏人名时是规范字，体现了尊重语言事实、尊重约定俗成的规范原则，受到普遍欢迎。然而，人名用字中的异体字估计还有不少，将来在修订《字表》时可根据实际需要而增补。

（三）人名用字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无法可依，人名用字中的不规范现象一直普遍存在。出于求新、求奇、求雅、寄托理想、避免重名等多种考虑，人名用字中使用生僻字、启用不规范字现象比较普遍，自造字和使用非汉字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字量也明显扩大。在汉字手写时代，人名用字不规范带来的问题不太明显，但在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它所带来的很多问题却不能小视。

有些人选用了计算机打不出的字而上不了户口时，主张应该不断扩大计算机字库，甚至主张使用可以任意造字的开放字库，让计算机服务于人，以充分体现维护公民的姓名权。对此，首先需要说明，目前计算机中的已编码汉字已经超过8万个（任何一种常用输入法都不可能将它们全部实现键盘输入），可以说字量已经相当庞大，而且还在扩充，但扩大计算机字库与规范人名用字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二者不能以此代彼。因为：

第一，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工具，为便于人们的识记和使用，在其自身发展演变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进行人为规范。周代的《史籀篇》、秦代的《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汉代刊刻石经确定隶书范本、唐代的《干禄字书》《九经字样》等，是历代在规范字形、刊正经书方面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语言文字工作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受重视，2001年1月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后更让语言文字的管理上升到法制的高度。人名用字是社会用字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应该使用规范汉字。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人主张把计算机字库设计成可以任意造字的开放系统，以便人们取名随意造字，已有人名用字中也确有这种情况。这种做法绝不可取，因为自造字形除了在造该字的计算机上能显示以外，其他任何计算机都无法显示或呈现乱码，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人名在虚拟空间的作用完全丧失。

第二，在汉字产生至今的每一个共时阶段，满足记录汉语需要的字种数量都很有限。据考察，6000左右的汉字基本能满足记录汉语一般交际的需要。汉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为准确记录汉语的需要，字种数量总在动态的变化中，如增加新字、淘汰死字。记录汉语功能完全相同的某个字可能因朝代、地区、载体、书写者等方面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比如“窗”又作“窻、窓、牎、牕”，这类字只选其一作为规范字进入当代使用领域，而以储存和备查为目的的字词典则是见则必录。这也就是大型字辞书收字越来越多的原因。那些被淘汰的死字，不再活跃于当前的使用领域，如果仅仅因为人名用字而无限制的“起死回生”，将给人们的识记和使用带来巨大的负担。

第三，为追求输入的准确、快速、高效，常用的计算机汉字输入法能输入的字种数量都有一定的限制。因为一个字进入计算机占有了国际编码，只解决了它的存储问题，还需要解决如何通过键盘调出使用的问题。实际上，目前人名或地名用字中很多计算机打不出来的字，不是计算机字库中没有，而是常用的输入法不支持。前文说过，满足一般社会交际需要的实用汉字仅六七千个（照顾到某些特殊领域，也不过一万几千），如果为了人名用字将日常用字字库扩大到三五万，将大大增加人们识记的时间和精力，增加输入法的难度，降低输入速度和效率，从而影响各相关部门的工作效率。

前已述及的教育部、公安部等十二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贯彻实施〈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中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等规定，公民在申报户口登记、申领居民身份证时，姓名登记项目应当使用规范汉字填写。《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布后，新命名、更名的人名用字应使用《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字。”也就是说，今后新命名、更名时只能从《字表》的8105字中选取，这既给人名的认读和书写带来很多方便，也会更好地保障公民与姓名有关的各项合法权益。

（四）公民汉字能力问题

近几年，汉字问题不时成为人们口头热议的对象和媒体炒作的焦点。表面上看，这似乎反映了大众对汉字问题的关心和重视，其实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汉字问题只是被当成了“说事儿”的载体，隐含着的是对当前诸如古书阅读能力的低下、传统文化的丧失、书写水平的下降等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的简单归因。2013年和2014年的暑假，中央电视台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人们在欣赏电视节目的同时得以检视自己的汉字水平。然而，节目所反映出的大众汉字书写能力下降、“提笔忘字”越来越普遍的严峻现实，也同样引起了热议和思考。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键盘输入替代手写，很多人在变成了“键盘手”的同时又患上了“失写症”，媒体和不少人都发出了“汉字危机”的慨叹。对此，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李宇明认为，“危机”应该是指有衰退甚至消亡的危险，一种文字有没有危机，要看使用这种文字的人群有无灭亡危机，是否要放弃自己的文字；要看文字能否继续很好地发挥记录语言的功能，能否适应现代的制字和用字技术。从这四种因素来看，汉字没有多大的危机——即便有危机，也没有到严重困难的关头。计算机输入技术的广泛应用的确减少了人们写字的机会，有可能加剧提笔忘字现象（其实在计算机产生之前的任何时代，提笔忘字的现象都不少见）；不过，信息化也增加了用字机会，人们的认字量在迅速扩大。[※注]

在当前和今后越来越发达的信息化时代，大众的汉字书写水平纵使有所下降甚至“提笔忘字”等现象增多，也不必过于担心，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汉字基础知识的掌握，如准确书写字形（包括电子设备上的手写输入），在计算机对话框的众多字形中能快速准确的择定，在需要使用繁体字的时候能书写或择定准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提高汉字应用能力特别是书面表达能力。[※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