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主要研究词的词汇意义，包括词义的性质、变化，词义与概念的关系，词义系统，词义与语音形式及书写形式的关系等，是广义词汇学和语义学最重要的分支学科。70余年来我国词汇语义学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注]，各阶段主要特征如下：（1）20世纪50至80年代：词义研究在词汇学体系中居重要地位；（2）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词义研究走向系统化与问题聚焦；（3）20—21世纪之交：构建以义位为中心的词汇语义学理论框架；（4）21世纪初以来：词汇语义学在学科交叉背景下多维拓展。

一 词义研究在词汇学中居重要地位

我国传统语文学中没有与现代语言学“词”（Word）、“词汇”（Vocabulary）严格对应的概念，也没有以词和词汇为研究对象的词汇学（Lexicology），然而词义研究却在以词义解释为中心的训诂学中有悠久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我国词汇学的几部奠基之作《汉语词汇》（孙常叙）、《汉语词汇讲话》（周祖谟）、《现代汉语词汇》（王勤、武占坤）等，都开辟了“词义”章（或篇、讲），另外也都含有“同义词”“反义词”等内容。综观这些概论性著作中的词义研究，不难发现一种明显的历史倾向，表现在，“词义”专章除了简单论及词义的性质、特征以及词义与其他语言要素的关系外，大部分笔墨都用于论述词义的发展演变及其原因。词义变化结果的逻辑分类——词义扩大、缩小和转移尤为各家所看重，发掘出不少典型实例予以阐释，为后来的汉语词汇学考察词义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相比较来看，语言词汇共时系统中“同义”“反义”等语义聚合关系却未被列入“词义”内容，只是着眼于语义关系，对相关词语类聚进行了初步研究。汉语词汇学草创时期词义研究的这种历史倾向一方面来自国际语言学的影响[※注]，更主要的是秉承了传统训诂学注重溯求本义、考索“引申”“转注”的历时研究传统。

20世纪80年代，词汇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复苏，又有数部影响较大的词汇学著作问世，在词义研究方面各有拓展或新见。张永言《词汇学简论》（1982）详细论述了词义和概念的关系，从历时、共时和风格学角度构建了词义的分类体系；引介并例示了“辐射”式（radiation）、“连锁”式（concatenation）两种词义发展方式。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1985）全面分析了词义的客观性、概括性、社会性、主观性、发展性、民族性等特征。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1985）对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区分了一词多义中的词义义项和词素义义项，并据此将多义词分为4种类型；在同义词、反义词之外还讨论了上下位词；从“词源”和“现时语感”两个角度提出同音词和多义词的区分标准。从总体上看，80年代词汇学专著中有关词义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理论性明显增强，反映出词义研究在词汇学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二 词义研究系统化与问题聚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汉语词义研究在词汇学领域渐成主流，一方面，有数部专著集中探讨词义问题，使汉语词义研究更加全面系统；另一方面，词汇学界围绕一些词义问题展开持续讨论，深化了词义理论研究。这一时期问世的词义研究专著有孙良明《词义和释义》（1982）、朱星《汉语词义简析》（1985）、苏新春《汉语词义学》（1992）、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1996）、罗正坚《汉语词义引申导论》（1996）等。其中贡献和影响较大的是《汉语词义学》和《词义的分析和描写》。

苏新春《汉语词义学》分为结构、人文、方法、史论四篇，“结构篇”比重最大，主要讨论汉语中词的表层义和深层义、词义的基本属性、词义与词形的关系、词义与词语结构、词义的系统结构、词义演变等问题；“人文篇”主要分析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方法篇”全面总结词的“语言结构义”和“文化意义”的分析方法；“史论篇”概述古代、现代、当代词义研究的发展历程、特点及趋势。对汉语词义进行了语言学、文化学、方法论和学术史的多角度综论，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汉语词义学概论。

如果说《汉语词义学》主要以“全”著称，那么，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则以“新”取胜。这部著作虽然秉承了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的构成成分分析法（即义素分析法）的研究旨趣，但对构成成分分析法的局限有清醒的认识，力求“以自然语言对词义的表述为基础，加以适当的调整、限制，使其规整，结合必要的形式化，去说明、分析词义”（第71页），发明了“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法。“词义成分”指在词典释义中出现的最能显示词义特点的成分；这些词义成分按照自然语言表述规则的结合就成为“词义构成模式”（第92—93页）。这种词义分析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摒弃了依凭研究者的直觉设置或分解词义构成成分的做法，先通过分析某类词的词典释义材料归纳出参项齐备的词典释义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该类词“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的基本分析框架，因此，“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法的适用范围明显大于义素分析法。不过，这种分析法是以表动作行为、名物和性状的词为例提出的，分析对象都是意义较为具体的词，如果用于分析意义较为抽象的实词，比如存现动词“在”“有”、抽象名词“现象”“关系”等，“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恐怕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后，词汇学界还对以下一些词义问题展开重点讨论：

（一）同义词

同义词一直是中国词汇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一些论著对同义词进行了专题研究，较为重要的有：瓌一《谈同义词》（1953），高庆赐《同义词和反义词》（1957），张志毅《同义词在语法上的一些区别》（1958），王理嘉、侯学超《怎样确定同义词》（1963），张志毅《确定同义词的几个基本观点》（1965）等。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后，有关同义词的专题讨论更加热烈，参与讨论的有刘叔新、符淮青、梅立崇、石毓智、谢文庆、刘宁生、周荐、池昌海等众多学者，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同义词的性质、类别、判定方法以及语法属性不同的词能否构成同义词等。[※注]其中，有关同义词判定方法的讨论意见最为分歧，已提出的几种方法都有分析上的困难。“替换法”使组配关系或句法特征有异的同义词语难以过关，例如“关”（关门、∗关眼）、“闭”（把眼睛闭上、∗把门闭上）；反之，有些上下位词在同一语境中却可以互相替换，而不至改变句子的基本意义，例如“他桌子/书桌上堆满了书”。“义素分析法”脱离了从词语的组合关系考察意义异同的根本路径，“完全建立在个人对词义的了解和剖析的基础上，有一定的主观性”[※注]。“同形结合法”指的是，“如果甲+丙和乙+丙指同样事物，那么就可以确定甲和乙有同样的对象，互为同义词语；如果甲+丙和乙+丙不指同样的事物，而甲和乙本来在意义上相近，那么它们就必然各指不一样的对象，相互是近义词语”[※注]。这种方法在本质上其实还是替换法，只不过是将替换词的语境缩小到短语层面。“同形结合法”看似简捷，但仍有不便之处。其一，有些词语是否具有同义关系可能要在更大的语境中才能看出来；其二，什么是“同样的事物”或“同样的对象”，依然难以说清。由此看来，词语的同义关系及其亲疏还需要进一步探寻新的分析方法。

（二）复合词的语义结构

双音节词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占优势地位，双音节词中又以复合词数量最多。在对复合词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时，陆志韦发现“一个语言片段的内部结构有种种类型。一个类型，单就它的各部分的意义上的关系来说，可以是构词法和造句法所同有的”[※注]。后来，朱德熙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汉语复合词的组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和句法结构关系一致的”[※注]。在这种观点的主导下，长期以来很多现代汉语教科书都把复合词的结构分析放在语法部分，将其视为语法学的研究内容。所归纳出的复合词结构类型通常就是并列（联合）、偏正、主谓、动宾（述宾）、动补（述补）之类。

刘叔新最早提出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问题，他从多个角度指出，复合词的结构具有词汇属性，与短语不同。比如，“动+名”短语一般是动词性的，但词汇中“活动义词素—事物义词素”序，出现在多种词类中：

动词：眨眼，跳水，兜风，执笔，变卦，开刀

名词：司机，裹腿

形容词：抽风，刻板，刺眼

副词：有力，逐步，任意[※注]

与语法学对复合词的结构分类及所用术语不同，刘叔新将复合式分成7种“格”：质限格、态饰格、支配格、陈说格、重述格、表单位格、杂合格。[※注] 然而，有学者认为，刘叔新“说汉语的辞的结构不是语法问题，这完全正确，但说它是词汇性的，‘是两词素的概念意义相结合而造成的词汇性的结构关系’，似乎不大确切；据此列出的词素意义的相互关系的类型（质限格、态饰格、支配格、陈说格、重述格等）也还没有摆脱偏正式、支配式、陈述式等语法概念的羁绊，因而还需要进一步推敲”[※注]。

怎样才能弄清复合词内部成分的语义关系，准确分析复合词的语义结构？王宁精辟地指出：“因为相当大量的双音词是在先秦文献中已经结合的，所以，有些双音词的结构模式仅仅从现代着手很难判定。”“必须追溯到原初构词的理据。而就原初构词的意图或缘由而言，不少双音词与典故有关，远非有限的几种模式所能涵盖。”[※注] 现有的一些复合词结构分类体系尽管别树一帜，但由于“仅仅从现代着手”，加之未能对汉语复合词的结构做周遍分析，因而无法涵盖不少复杂的问题，比如，“自学”与“自信”、“显能”与“显眼”、“难熬”与“难缠”的结构是否一样？如果一样，那么“自信”按主谓结构、“显眼”按动宾结构、“难缠”按偏正（状中）结构来分析怎么无法得出现有词义？如果不一样，那么这些词的结构分别属何种类型，形成的理据或机制是什么？进而言之，构建一个怎样的复合词结构体系才能涵盖汉语词汇系统中所有复合词的结构类型？这些问题在21世纪得到多视角的、更为深入的持续讨论。（详见第二节第一部分之（二））

（三）词义演变规律

词汇学界早期对词义演变规律的研究非常宏观，通常是以词义的某种属性为着眼点，将原义与新义做二元对立的划分，旨在揭示词义衍化的大势。比如，以词义的抽象性或概括性为观察视角，发现词义演变的总趋势是“从具体到抽象”或“从个别到一般”；以义域为观察视角，发现词义引申会导致词义扩大或缩小；以义类为观察视角，发现词义引申可能导致词义转移。这种宏观研究未能涉及词义演变的机制和动因，因而有学者批评说：“这些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规律。不能用来说明过去词义为什么演变，也不能预测未来词义怎样演变。扩展和紧缩只不过是演变的逻辑可能性。如果词义的范围起变化的话，不是扩展便是紧缩。”[※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词义演变规律的研究逐渐深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结合词义演变动因归纳词义引申类型。陆宗达和王宁（1981）将古代书面汉语词义引申归纳为三种类型：理性的引申、形似的引申和礼俗的引申。理性的引申分为因果的引申、时空的引申、动静的引申、施受的引申、反正的引申、虚实的引申6个次类；形似的引申分为同状的引申和同所的引申2个次类。这一全新的词义引申分类体系不仅多角度、多层次地归纳了新义与原义的关系，而且还揭示出词义演变的三大动因，理性的引申“反映的是哲学上的‘相因关系’”，即“因与果、时与空、动与静、施与受、反与正、虚与实”等；形似的引申反映的是隐喻认知方式对于词义引申的促动作用；礼俗的引申反映的是汉民族古代礼制和习俗对词义引申的促动作用。

其二，发现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对于词义演变的作用。以往研究认为，“词义从一点（本义）出发，沿着它的特点所决定的方向，按照各民族的习惯，不断产生新义或派生新词，从而构成有系统的义列”。在引申义列中，“义项因为从同一出发点出发而互有联系”[※注]。后来的研究却发现，有些词的新义和原义之间并没有合乎逻辑的联系，原因在于，这类新义不是沿着本义的特点独立发展的结果，而是源自词语的语义聚合关系或组合关系。

蒋绍愚（1981、1989）最先对一种源自语义聚合关系的词义衍生现象——“相因生义”进行了专题研究。“相因生义”是指，“A词原来只和B词的一个义位B1相通。由于类推作用，A词又取得了B词的另一个义位的意义B2，甚至取得了B 这个字的假借意义B′2”[※注]。之后，又有孙雍长（1985）“词义渗透”说、许嘉璐（1987）“同步引申”说、董为光（1991）“横向联系”说、张博（1995）“相应引申”说、李宗江（1999）“聚合类推”说、江蓝生（2000）“类同引申”说等。“虽然这些提法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或强调引申过程中的主从关系、即谁影响谁，或强调引申的方向与幅度一致，或看重引申的结果而忽略过程，但究其实质，都是由于聚合关系影响和制约而发生的词义衍生，可统称为‘聚合同化’。聚合同化是指两个（或多个）词在某个义位上具有同义（或类义、反义）关系，词义运动的结果会导致它们在另外的义位上也形成同义（或类义、反义）关系。”[※注]

伍铁平最早论及组合关系对于词义演变的作用，他使用的概念是“组合感染”，所列举的汉语实例是，“夏屋”的“夏”感染了“屋”的意义，本身也表示“大屋”了。[※注] 张博（1999）出于多种考虑，将这种词义演变现象命名为“组合同化”，并探讨了偏正、述宾、述补、并列4种结构中组合同化的方向，揭示了“组合同化”的深层原因，认为同义连用是上古汉语双音节组合中的强势组合，组合同化是语言使用者将同义组合关系投射到非同义组合而引起的词义衍生。

词义的聚合同化和组合同化理论打破了在一词多义中探寻语义关联和衍生次第的思维定式，使我们认识到，词义的发展并不总是“各行其道”的孤立运动，而有可能受到语义聚合关系或组合关系的影响。然而，一个词的某个义位究竟是源自聚合同化，还是组合同化，抑或词义引申，常常会有见仁见智的异议，还需要在判定原则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

三 以义位为中心的词汇语义学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研究的重心开始由句法转向语义，语义学成为一门备受重视的新学科，国际语言学领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语义学著作，我国语言学界也出现了贾彦德《语义学导论》、伍谦光《语义学导论》、贾彦德《汉语语义学》、石安石《语义论》、束定芳《现代语义学》等重要的语义学著作。由于词语是承载语义的基本单位，因此，这些语义学著作除了讨论句子的语义结构，解释语义与句法、语境的关系等，都或多或少地论及词义、词义与句法的相互作用等问题。

随着语义学的发展，词汇语义学渐成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克鲁斯的《词汇语义学》[※注] 开创了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深化了对词汇的习语性、模糊性、同义关系、层级关系、反义关系及组合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它所创建的描写和概括词汇关系的原则和方法广为词汇语义研究所借鉴。

20—21世纪之交，我国出现了两部专语词汇语义学著作，即黎良军《汉语词汇语义学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和王文斌《英语词汇语义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这两部著作在推进汉语和英语的词汇语义研究方面各有贡献，但理论框架不够清晰，内容略显庞杂，还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词汇语义学专著。

我国词汇语义学的开山之作当推张志毅、张庆云的《词汇语义学》。该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述语义学和词汇语义学发展简史；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体，阐述四种义位理论——义位结构论、义位定性论、义位语用论、义位演变论；第三部分讨论义位描写的原则和方法。该书与克鲁斯的《词汇语义学》同属普通词汇语义学专著，相比之下，有其鲜明的特点：第一，以义位为中心研究词汇语义，构建了以义位为中心的词汇语义学理论框架。第二，对义位的微观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比如对构成义位的义值与义域、构成义值的基义与陪义分别进行界说和分析，其中有关基义内部义素的层级结构及义素分析法多有新意和方法论价值。第三，共时与历时双向研究，特设“义位演变论”专章，介绍词义演变研究由个体、孤立、分散到系统的新趋势，对汉语不同类型的词义演变进行了抽样统计，提炼并例示了“转移”“转类”“缩小”“扩大”等多种义位演变模式。

从总体上看，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对词汇语义的研究更为全面，所构建的词汇语义学理论体系更有特色，更趋完善。只是对某些问题的论述稍显简括，这与作者力求精练、不事铺排的文风有关。另外，个别术语与通用术语不太一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四 词汇语义学的多维拓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受当代语言学前沿理论和方法的影响，面对信息化社会对词汇语义研究的现实需求，中国词汇语义学呈现出理论背景多元化、研究视角多维化、方法手段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拓展了学科的研究领域和应用范围。以下选取几个重要侧面做简要介绍。

（一）认知视角的词汇语义研究

“跟生成语言学注重形式、从形式出发相反，认知语言学注重意义、从意义出发”[※注]。因此，认知语言学与词汇语义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21世纪初，中国外语教学界系统引介认知语言学和认知语义学的概论性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认知视角的词汇语义研究，例如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专章讨论了“词的概念与词汇变化”；束定芳《认知语义学》分析了词义的认知特点，并从认知的角度讨论了名词化与动词化这两种重要的词汇比现象。近年来，将认知语言学理论与词义研究相结合的成果日益增多，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研究视角渐趋多元化。德克·吉拉兹（D.Geeraerts）从研究视角着眼将欧美词汇语义学五大流派之一“认知语义学”研究概括为五个方面：典型性和凸显、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理想化认知模式和语义框架、词语用法及语义变化、基于语境的认知语义[※注]。中国认知视角的词汇语义研究早期集中在用隐喻和转喻理论探讨词义衍生或一词多义。例如，王洪君《动物、身体两义场单字及两字组转义模式比较》（2005）、王文斌《隐喻性词义的生成和演变》（2007）、张博《汉语动源职事称谓衍生的特点及认知机制》（2011）等。近年来，研究视角日益多样化，出现了一些视角各异的代表性成果。例如，施春宏（2015）综合运用认知科学的计算认知观和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认知观对词义结构和语义空间的关系、词语调节和语义用变的关系这两方面问题做了开拓性研究。该书重点考察词义生成的结构化过程、词汇系统的调节机制和语义空间的动态发展，关注词汇语义用变和演变分析模式的构建，将普通语言学尤其是当代语法学关于结构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词汇语义的研究中，为进一步探讨词汇语义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付娜《汉语动词同义度分析方法与等级划分》（2015）借鉴框架语义学的词语分析方法，提出一套分析同义关系远近的方法、程序和原则，将动词同义关系的远近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为汉语同义词研究提供了新模式。

2. 人体名词的认知研究成为热点。人体名词作为人类认知世界的“元概念”，是概念隐喻和转喻最重要的源域，因此，认知视角的词汇语义研究中，人体名词备受关注。赵倩《汉语人体名词词义演变规律及认知动因》（2007）提炼出语义取象和词义强势特征的分析方法，对词义引申力和范畴量等进行多角度的定量统计，以实证的方法细致剖析语义取象和隐喻/转喻思维两大认知因素对词义演变的影响层面和影响方式，创建了将词义分析与认知特征提取相融通、具有可操作性的词义演变研究模式，实现了对词义演变规律及其认知促动机制的量化展现。

3. 英语学界和汉语学界的研究旨趣明显不同。在认知语言学理论与词汇语义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英语学界偏重于用词义衍生现象例示或诠释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汉语学界偏重于用认知语言学基础理论来解释词义衍生现象和规律。在后续研究中，前者需要将工作重心从理论引介向词汇语义问题研究转移；后者则应立足于汉语词汇语义的深入研究，追求从理论借鉴走向丰富或创新认知语义学理论。

（二）基于生成词库理论的词汇语义研究

与传统的以动词为中心的理论不同，生成词库理论（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强调名词语义，通过物性结构（qualia structure）将一部分会影响语义生成的百科知识引入到词义描写中。物性结构包括构成角色（constitutive role）、形式角色（formal role）、功用角色（telic role）和施成角色（agentive role），分别说明词项所指事物由什么构成、有哪些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属性（颜色、大小、形状等）、有什么用途或功能，以及怎样产生的。物性结构大大丰富了名词的意义表征，物性结构刻画了名词的语义，就像论元结构刻画了动词的语义（Pustejovsky，1991）。近年来，我国学者在汉语词汇研究中系统地引入了生成词库理论，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了汉语名词语义研究。

1. 构建汉语名词的词汇语义描写体系。袁毓林（2013、2014）把物性角色从四种扩展到十种，增加了单位角色、评价角色、材料角色、行为角色、处置角色和定位角色，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名词的语义描写。在此基础上建设了面向语义计算的汉语名词语义知识库，并将这些物性角色用于同义词辨析、词典释义。如李强、袁毓林《基于物性角色的同义名词辨析方法探讨》（2014）、《从生成词库论看名词的词典释义》（2016）。

2. 揭示名词语义构词规律。一方面用物性结构来刻画复合名词语素间的语义关系；另一方面重建词中隐含的谓词。例如，宋作艳、赵青青、亢世勇（2015）通过标注复合名词的物性信息并进行统计分析，证明了物性信息能揭示复合名词构词和语义的模式与规律，定中复合名词成分间的语义关系实际上是物性修饰关系，如“蜡纸、彩纸、信纸、剪纸”中第一个语素分别说明了复合名词所指事物的构成、颜色、作用和产生方式，分别对应构成、形式、功用和施成角色。名名合成词中隐含谓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隐含的是什么样的谓词一直未有定论。宋作艳（2010）研究发现，隐含谓词大都是名词的功用角色或施成角色。比如“小说家”中隐含的“写”是“小说”的施成角色，“钢琴家”中隐含的“弹”是“钢琴”的功用角色。

3. 揭示名词引申出动词义的动因。以往的研究多是动词视角，看名词在动词的论元结构中担当什么论元角色。宋作艳（2018）反其道而行之，看动词在名词的物性结构中担当什么物性角色。这一方法不仅可以揭示什么样的名词易于转用为动词，还可以显示名词与动词之间的语义映射关系，尤其是事物功用与事件目的之间的互通性，并具有跨语言的普适性。

4. 证明概念知识的语言价值。概念知识与语言知识的区分一直颇有争议，虽然物性结构为概念知识和词义提供了接口，但这些概念知识的语言价值并未被证明。宋作艳《功用义对名词词义与构词的影响》（2016）做了很好的尝试，证明了功用义对汉语名词的范畴化、语义类体系、词义引申、词汇比和构词有系统性影响，具有重要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

（三）构式视角的词汇语义研究

句法层面的构式研究已非常深入，词法层面的构式研究近年刚刚展开。孟凯《汉语致使性动宾复合词构式研究》（2016）首次运用构式理论探讨汉语词法问题，对现代汉语致使性动宾复合词构式的理据性与渊源、类型及与成分的互动关系、构式的作用、复合词典型性的影响因素、建构复合词构式的语言学意义与教学意义等进行系统研究，是一项句法、词法、语义的接口研究。宋作艳（2014）从构式强迫角度解释了定中复合名词构词成分的意义变化，具体表现为名化、意义泛化和语素化，从而对有争议的逆序词问题做出了新的解释；宋作艳（2019）以“高富帅”组合为例，证明了词汇比与词法化都是词汇构式化的结果：实体构式化导致词汇比，图示构式化则促生新词法。目前构式视角的词汇语义研究成果还较为有限，未来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四）基于语料库的词汇语义研究

Halliday和Yallop在论及词汇学发展近况时指出，“二十世纪末，词汇学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变化，主要取决于可用于数据处理和文本研究的新技术，其中两个关键资源就是计算机和语料库”[※注]。近年来，我国语言学者运用计算机技术和各类语料库研究词汇语义问题，在多个层面取得丰硕成果，推进了词汇语义学研究。

1. 同/近义词研究。过去，同/近义词辨析主要依靠人工采集的有限语料和辨析者的语感自省，随着各种汉、英语料库建成并开放使用，同/近义词辨析有了充分的词语用例和便捷的检索方法，汉语学界和英语学界都出现了大量基于语料库的同/近义词研究。同/近义词研究的视角不再局限于词语的理性意义和感情色彩，更多关注到其搭配特征和语体差异等，辨析的规模也得以扩大。例如，张文贤等（2012）基于149万字口语语料和186万字书面语语料，计算出1343对具有显著口语、书面语语体差异的同义词。通过对这些词对的调查分析发现，语体差别最大的同义词中动词最多；重叠、词缀、古汉语遗留词汇在同义词中所占的比重都较小；若一对同义词有音节上的差异，则口语倾向于为单音节，书面语倾向于为双音节。类似研究如果没有语料库支持是难以实现的。

2. 词义发展与新义研究。语料库为追踪词义的发展和发现新义提供了便利，促进了词义演变类型、途径及动因的研究。例如，亢世勇等（2008）介绍了其所研发的“新词语中旧词新义新用信息库”，该库共700个词条记录，将其新义演变途径细分为38种，经过归纳，发现经由比喻引申出的新义占43%，通过借代引申出的新义占16.14%，两者合计占59.14%，表明利用修辞手段是当代汉语新义衍生的重要途径。

3. 语义韵和语义特征研究。语义韵是语料库语言学近年兴起的新课题。在语料库中，一个词如果一般与属于某一语义集的其他词同现，就称作具有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卫乃兴（2002）结合实例分析，介绍讨论了语义韵研究的三种常用方法：基于数据的方法、数据驱动的方法和基于数据与数据驱动相结合的折中方法。在其带动下，英语学界出现了一批考察英语词语义韵和对比英汉对应词语义韵的研究成果。汉语学界新近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研究，如方清明（2014）对抽象名词“脸色”“滋味”的语义韵进行了考察，展示了基于语料库的语义韵研究与传统词汇学所做的褒贬义研究在方法上的区别。

（五）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词汇语义研究

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该学科的发展需要词汇语义学的有力支撑。20世纪末，林杏光就出版了题为《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1999）的专著，尽管该书的两个论题还相当疏离，但毕竟表现出词汇语义学服务于语言信息处理的积极态势。近一二十年来，在自然语言处理迅速发展的驱动下，词汇语义的应用研究大有拓展，主要体现在：

1. 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词汇语义资源开发。自然语言中一词多义的普遍性使如何识别文本中多义词的词义成为自然语言处理的一项基础性关键课题。计算机根据上下文语境来自动判定词语意义的任务或技术称作词义消歧（wordsense disambiguation，WSD）。词义消歧研究需要依托一些适用于语言信息处理的语义知识库或语义词典。早先的词义消歧研究不得不利用梅家驹等编《同义词词林》（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这类面向人的义类词典[※注]，到1999年3月，第一个面向计算机的较为详尽的语义知识库“知网”（How net）[※注] 于网上发布；20世纪末，北京大学也开始研发“现代汉语语义词典”[※注]。词义标注语料库也是词义消歧研究的重要数据资源。早在1993年，清华大学就在真实文本中进行了语义自动标注的探索性研究。台湾“中研院”正在构建一个汉语义项标注体系，并已完成一定数目的中频词语的义项标注。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正在建设的大规模高质量的现代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Chinese Semantic Corpus，CSC），目前已成长为最大的现代汉语词义标注语料库。[※注]

2. 词汇语义应用带来的新课题研究。在开发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词汇语义资源和进行语料库语义标注的过程中，发现面向人的语言词典存在一些不能满足自然语言处理的普遍问题。比如，释义不能给出清晰的词语语义结构、义项之间界限不清、义项划分过粗过细或颗粒度不一等，由此引发一些新课题研究，例如，吴云芳、俞士汶（2006）探讨信息处理用词语义项区分的范围、原则和方法；袁毓林（2013）在生成词库论和论元结构理论的指导下，探讨构造汉语语义描写体系和建设相应的语义知识库的技术路线，并展示了这种多层面的语义知识在语义自动计算中的运用案例。

3. 汉语词汇语义学研讨会（CLSW）。汉语词汇语义学研讨会（Chinese Lexical Semantic Workshop）由台湾“中研院”郑锦全、北京大学俞士汶与香港理工大学黄居仁等共同倡办。自2000年以来，连续14年在香港、北京、台北、新加坡、厦门等地举行。由于CLSW的倡办者都是自然语言处理、语料库语言学或中文语言资源建设方面的领军专家，因此，该系列学术研讨会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特色，对汉语词汇语义学和中文信息处理接口的课题予以较多关注，例如词汇语义学中有关义项、义位、义原、概念分类体系、语义特征、语义网的研究，语料库的建设及语义标注的理论、技术、工具、方法、规范等，汉语各类词汇基础资源的建设（如综合型语言知识库CLKB、知网等）等，是汉语词汇语义学和中文信息处理相互促动的学术交流平台。

以上分4个阶段简要总结了70余年来我国词汇语义学的发展历程。从总体上看，我国词汇语义学是一门积淀深厚而又充满活力的学科，半个多世纪以来取得长足发展，然而，能否产生富有开创性、影响深远的主流理论和方法，还需要新一代学者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