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汇学创建初期，几部重要的词汇学概论大都兼涉词汇学理论与汉语词汇问题、汉语词汇的共时特征与演变规律、词汇本体研究与词汇应用研究，开辟了汉语词汇研究的广阔空间。随着汉语词汇学的发展，汉语词汇不同层面和不同视角的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词汇学界开始注重区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形成了各有专攻的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与古代汉语词汇研究两大阵营；另外，词源学与词汇比研究日益引起关注，成为两个新的重要领域。因此，本节将主要评述现代汉语词汇、古代汉语词汇、汉语词源学和汉语词汇比这四个研究领域70年来的主要学术成就和发展趋势。

一 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一）现代汉语词汇的构成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由哪些词汇种类或子集构成，孙常叙《汉语词汇》和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都已涉及这个问题。孙常叙讨论了“几种特殊性的词汇”：方言词汇、专业词汇和同行语词汇、外来语词汇，另外重点讨论了“基本词汇”。周祖谟在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之外，讨论了文言词、外来词、方言词、专门用语。符淮青认为，词汇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来划分，因此，他根据词在语言词汇构成的地位作用、词的出现时间、交际领域、运用区域/社会阶层以及语言来源等分析标准分别将现代汉语词汇区分为“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常用词”“古语词和新词”“口语词汇和书面语词汇”“标准语词汇和方言词汇，社会习惯语”“本族语词汇和外来语词汇”等有对立关系的子集。另外，还讨论了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所包含的几种固定结构：成语、谚语、俗语、歇后语。[※注]

70年来，词汇学界对上述类别的词汇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初稿）[※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注]、《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注] 等常用词表是基本词汇和常用词研究向应用层面转化的产物；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温端政《歇后语》、《谚语》，马国凡《成语》，马国凡、高歌东《惯用语》等，都是特定类别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构词法/词汇结构

最早对现代汉语构词法进行大规模专题研究的是陆志韦等撰写的研究报告《汉语的构词法》（1957）。该报告提出确定词汇单位的“扩展法”，并对“三、四万条意义紧凑的，北京口语里能单说的例子”（即“词”）进行了分析归纳，在此基础上，将汉语“词”的结构分为九大类：多音的根词、并立、重叠、向心（修饰）、后补、动宾、主谓、前置成分、后置成分（第11页）。尽管该分类体系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将单纯词、复合词、派生词及其次类置于同一层面，偶或混淆构词法和构形法[如把“吃吃”“歇歇儿”“白白的”等归入重叠（第118页）]、混淆构词成分与构形成分[如把“着”“了”“过”等视为后置成分（第136—137页）]，但它所开创的构词法/词汇结构体系为当时及后来的构词法/词汇结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参考框架，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20世纪50年代以来，构词法/词汇结构一直是引起广泛关注的课题，出版的相关专著就有十余部，其中潘文国等《汉语的构词法研究》（1993/2004）属构词法研究史，万献初《汉语构词论》（2004）和李仕春《汉语构词法和造词法研究》（2011）兼论古今构词法，任学良《汉语造词法》（1981）、张寿康《构词法和构形法》（1981）、陈光磊《汉语词法论》（1994）、周荐《汉语词汇结构论》（2004）、朱彦《汉语复合词语义构词法研究》（2004）、董秀芳《汉语的词库与词法》（2004）、王洪君《基于单字的现代汉语词法研究》（2011）等虽都侧重于现代汉语构词法，但各有特色。近年出版的几部著作在理论、视角、方法、结论等方面的创新尤为显著。

周荐（2004）的主要特点是，全面讨论了现代汉语语素、词、词组、词汇架构、熟语等各类词汇单位的结构问题；基本结构类型的下位分类更为细致；基于《现代汉语词典》对各种结构类型的词语进行了数量统计，大体呈现出现代汉语词汇结构类型的分布状况。其不足之处是，基本结构类型的分类采用了多重标准，有些类别着眼于词汇单位的性质（单纯词，派生词，复合词，合成叠字词语，特殊格式，惯用语、歇后语、谚语），有些类别着眼于词语的长度（双字格、三字格、四字格、五字及五字以上的组合），有些类别又着眼于语素的同一性（同族词语）。将取自不同标准的结构类型并立，势必存在某些类别相交叠的情况，比如大部分复合词都是双字格，大部分惯用语都是三字格。朱彦（2004）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从语义的角度对复合词构词法进行研究，主要运用述谓结构分析方法来描述复合词的深层语义结构，运用形式化方法来表示构词的语义框架，并通过对4000多个双音复合词的量化统计来探寻现代汉语构词法的规律。董秀芳（2004）主要对汉语词法的基本单位、能产性较高的词法模式、复合词的强势结构类型与主要语义模式以及一些尚处于词汇比过程中的词的特点及其形成机制等进行了深入探讨。王洪君（2011）是一部现代汉语词法研究文集，其特点是，以跨音系、语法两层面的结构关联点“单字”为基点来研究汉语词法。关于语法构词，主要探讨了复合词、再派生词、再凝固度和语义特征等问题；关于语音构词，主要探讨了基于字的分音和合音、联绵语音词的构造方式、一般韵律词和韵律类词的特点、单双音节在汉语词法句法中的重要作用、与韵律词/类词/短语有关的节奏问题等。该书语音构词研究别开生面，在语法构词方面对一些聚讼纷纭的词语特殊结构和构词单位也做出新的解析，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并创新了汉语构词法理论。

（三）词汇的共时语义关系

词语的语义关系向来是汉语词汇研究的热点，20世纪50—80年代，概论性词汇学著作通常都会设置章节讨论同义/近义、反义、上下义、多义等语义关系。这既涉及词语的共时语义关系，也涉及词语的历时语义关系。到20世纪80年代，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刘叔新“产生了对现代汉语词汇作一全面共时描写的想法”[※注]，经过七八年的研究探索，撰写出独树一帜的词汇学名著《汉语描写词汇学》。该书完全撇开了历时维度的探讨，从共时层面全面探讨词汇的构成单位、形式和意义、词汇单位类集和词汇语义关系等词汇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其中最突出的建树在于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揭示了现代汉语词汇的11种“结构组织”：同义组、反义组、对比组、分割对象组、固定搭配组、特定搭配组、互向依赖组、单向依赖组、挨连组、级次组以及同素族，构建了一张巨细无遗的共时语义关系网络，把现代汉语全部词语都网罗在内。刘叔新的“结构组织”学说加深了人们对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内在结构的认识，开辟了语义关系研究的新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学和词汇语义学理论，对后来的词语语义关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现代汉语词汇发展

与语音和语法相比，语言词汇系统具有显著的动态性和开放性，其重要表现就是新词新义不断产生，尤其是在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时，新词语会随之激增，甚至产生能产的构词模式。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新词新义及其衍生途径、特点、规律等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研究领域。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姚汉铭《新词语·社会·文化》（1998），陈建民《汉语新词语与社会生活》（2000），郭伏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2001），宗守云《新词语的立体透视——理论研究与个案分析》（2007），陈光磊主编、陶炼等著《改革开放中汉语词汇的发展》（2008），张小平《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2008）等。在专题研究方面，周洪波（1995、1996）对外来词译音成分语素化和新词语中潜义的显义化等问题的发现引人注目；邹嘉彦、游汝杰（2008）提出新词的采录和界定应注意其地区性、时间性、广用性、频用性和稳定性，尤其是地区词、流行语、网络用语、字母词等，须在客观原则下经细心甄选和鉴定，才能赋予现代汉语新词语的资格，使其不与“新词语”相混淆。最有影响的理论研究成果是李宇明的“词语模”说。李宇明（1999）将“词语模”界定为“具有新造词语功能的各式各样的框架”，指出这种框架由“模标”和“模槽”两部分构成，模标指词语模中不变的词语，模槽指词语模中的空位。该文对具有批量产生新词语能力的词语模的特点、类型及其形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词语模”理论揭示了当代汉语类推构词的重要规律和特点，在预测新词语及特定词语模的能产性、语言规范、词汇教学、词典编纂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李宇明主编《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商务印书馆）自2006年以来坚持每年向社会发布，其中有关媒体新词语、流行语及高频词语的调查及词表及时地反映了当代汉语词汇的最新发展变化，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关调查显示，学术期刊对其中“新词语”的征引最多[※注]，这表明，中国语言生活年度报告制为新词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渠道和丰富的学术资源。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语言成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产生大量的网络词语，其中有些网络词语已有向通用语渗透的趋势。网络词语的构成方式或衍生途径较为特殊，郑远汉（2002）将网络词语的构成方式归纳为符号组形类、数字会意类、谐音替代类、缩略简称类、转义易品类、双语混杂类、重字赘语类7种。目前，学界对网络词汇的发展和规范化问题也开始有所关注。

二 古代汉语词汇研究

（一）汉语词汇史与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

王力《汉语史稿》（1980）下册是我国第一部汉语词汇史专著。该书从汉语基本词汇的形成及其发展、鸦片战争以前汉语的借词和译词、鸦片战争以后的新词、同类词和同源词、古今词义的异同、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成语和典故八个方面勾勒了汉语词汇发展概貌。1983—1984年，王力在《汉语史稿》下册的基础上撰成《汉语词汇史》[※注]。与《汉语史稿》下册相比，《汉语词汇史》增加了“同源字”和“滋生词”两个专章，对其他各章也进行大幅增修，篇幅增加了三倍；在“社会的发展与词汇的发展”这一章中强化了对词汇发展的纵向考察。王力的汉语词汇史研究抓住了汉语词汇发展的主要层面，开创了以专题为纲的词汇史框架，对后来的汉语词汇史研究影响很大。史存直《汉语词汇史纲要》（1989）和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1989）是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汉语词汇史专著。史著增加了“构词法的发展”，较为细致地描写了甲骨文、周秦、汉魏六朝、隋唐宋、元明清五个历史时期词汇随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陈代谢现象。潘著的特点“一是追源溯流”，“二是贯通古今”[※注]。但总体来看，这两部汉语词汇史的容量都不及王力《汉语词汇史》，考察层面也较少超出王力《汉语词汇史》的范围。

20世纪80年代前，有关汉语词汇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散见于一些兼涉古今的词汇学概论或单篇论文中。1980年以来，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1980），赵克勤《古汉语词汇概要》（1987）和《古代汉语词汇学》（1994），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1989），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1989）等相继问世，形成了开创汉语历史词汇学理论体系的合力。其中最受学界推崇的是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该书总结并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重要成就，创造性地将现代语义学“义位”“义位变体”和“义素”等概念、义素分析法和语义场等理论方法引入汉语历史词汇学，对词义发展方式、词汇和语法的关系、汉语的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等问题的独到分析令人耳目一新。

（二）汉语词汇分期/断代/专书研究

王力曾经指出，古人对词汇的研究“只注意上古，不大注意中古以后的发展”[※注]。这种厚古薄今的传统在当代词汇学时期，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得到有力纠矫。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发展势头最猛，数十年间蔚为显学。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1988）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领域的第一部专著，此书“着重收口语词汇”的取向开启了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主流方向。其后有关中古词汇分期/断代/专书的研究成果难以历数，集大成的标志性成果当属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上、下编）（2010）和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上、下）（2010）。方著上编是对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专题的论述，包括汉语史分期、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内容、意义、材料、方法，社会生活与词汇发展等；下编是关于中古汉语、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简史，包括古代、现代和海外，有关概论类、考释类两大类著述的介绍、评述以及问题和展望等。王著的内容包括：中古汉语研究综述，中古复音词概述，中古并列式复音词、附加式复音词、其他类型复音词、单纯式复音词、单音词、虚词，中古词汇的意义系统，中古成语的发展，中古汉语词汇与外族文化，中古常用词演变研究，中古汉语的研究方法。这两部鸿篇巨制，以俯瞰中古时期词汇系统及百年来中古词汇研究成果的学术高度，对中古词汇及其研究史予以全景式观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始自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1953），该书汇释的都是唐宋元明时期流行于诗词曲中的特殊词语。1959年，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面世，开辟了以敦煌变文为中心的近代口语词汇研究的新领域。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理论著作是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1991），该书从音韵、语法和词汇三方面探讨近代汉语词汇的来源和构词法，研究了近代汉语的词义、词义发展的方式、发展结果以及词义与社会文化生活、词汇与语言其他要素的关系等。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词汇研究》（2000）则是近代汉语词汇专书研究代表性精品力作，在专书词汇问题的理论探讨及疑难词语考释方面均显上乘功力。

上古汉语词汇研究亦有新拓展，呈现出两个特点：（1）专书词汇研究成果丰硕。张双棣《〈吕氏春秋〉 词汇研究》（1989）是我国第一部对古代专书词汇进行全面描写的著作，此外，毛远明《左传词汇研究》（1999）、管锡华《〈史记〉 单音词研究》（2000）等都是专书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2）研究范围逐渐由传世经典文献词汇向甲金、简帛、碑刻词汇拓展。甲骨文和金文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有王绍新《甲骨刻辞时代的词汇》（1992）、陈年福《甲骨文动词词汇研究》（2001）和《甲骨文词义论稿》（2007）、杨怀源《西周金文词汇研究》（2007）等；简帛和碑刻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有魏德胜《〈睡虎地秦墓竹简〉 词汇研究》（2003），苟晓燕、张显成《银雀山汉简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 词汇研究》（2002），刘志生《东汉碑刻复音词研究》（2007）等。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发的“先秦甲骨金文简牍词汇库”是一个大规模开放数据库[※注]，为先秦甲骨金文简牍词汇研究提供了便利。关于上古汉语词汇研究还有一项成果值得重视，即徐朝华《上古汉语词汇史》（2003），该书分殷商到春秋中期、春秋后期到战国末期、秦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对上古汉语词汇的发展进行了描写，并重点探讨了词义的发展变化和构词法的发展。

（三）古汉语词汇专题/专域研究

近几十年来，汉语史上一些词汇问题和某些特殊领域的词汇现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形成了以下一些学术热点：

复音词研究。汉语词汇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大趋势，不同历史时期或专书中复音词的数量分布、结构类型、增长趋势以及复音化的深层原因等问题引发了持续不断的研究。马真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发表长篇论文《先秦复音词初探》（连载）（1980—1981），深入探讨划定先秦复音词的标准、先秦复音词的构造方式、先秦词汇复音化的原因和途径、复音词在先秦词汇及至整个汉语词汇发展中的地位等问题，为汉语词汇发展史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在古汉语复音词研究方面用力最勤、影响最大的是程湘清，程先生对《尚书》《诗经》《论语》《韩非子》《论衡》《世说新语》及敦煌变文的复音词都做过深入细致的描写分析，并提出专书复音词的4种研究方法。[※注]

同义词研究。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理论探讨主要围绕同义词的界定、判定方法、类型、成因、专书同义词研究方法、同义词辨析等问题展开，在理论探讨方面最有建树的是黄金贵、池昌海、徐正考等。近20年来，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研究成果很多，冯蒸《〈说文〉 同义词研究》（1995）、池昌海《〈史记〉 同义词研究》（2002）、徐正考《〈论衡〉 同义词研究》（2004）等都是描写精细且注重理论方法探讨的专书同义词研究重要成果。

常用词研究。受训诂学传统的影响，中古汉语词汇研究长期以疑难词语为主要对象。1995年，张永言、汪维辉指出，“词汇史有别于训诂学，二者不应混为一谈；中古词汇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兴趣和力量集中于疑难词语考释的现状亟待改变；常用词语演变的研究应当引起重视并放在词汇史研究的中心位置”[※注]。在其倡导下，古汉语常用词研究迅速成为汉语史研究新领域，有关汉语常用词历时更替的描写研究以及常用词演变更替的类型、规律、原因、研究方法的理论探讨日益受到重视，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是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1999）和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研究》（2000）。2018年，汪维辉又出版《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细致描写汉语100个核心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情况，包括每个词的音、形、义、词性、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历时演变、方言差异等，一方面根据核心词的历时演变规律对其共时分布特征进行解释；另一方面，通过核心词的共时分布特征印证核心词的历时演变规律，建立了贯通历时与共时的核心词研究范式。

汉译佛经词汇研究。汉译佛经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语料，对考察汉末以后数百年的词汇（尤其是口语词）现象以及佛经译词对汉语词汇的影响都有重要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不少基于汉译佛经语料的词汇专题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1992），该书首次对汉译佛典词汇及其与中古词汇的关系进行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系统研究；其后，朱庆之又发表系列论文对汉译佛经词汇进行专题研究，如《试论佛典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若干影响》（1992）、《佛经翻译中的仿译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2000）、《汉译佛经与佛教混合汉语》（2002）等。这方面的重要成果还有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1994）、胡敕瑞《〈论衡〉 与东汉佛典语词比较研究》（2002）、朱冠明《移植：佛经翻译影响汉语词汇的一种方式》（2008）等。此外，汉译佛经疑难词语考释也取得很多成果，其中，李维琦《佛经释词》（1993）和《佛经续释词》（1999）考释精谨，涉词数量多，影响较大。台湾学者竺家宁对佛经词汇也颇有研究，其所撰《佛经语言研究综述——词汇篇》（1995）对佛经词汇研究做了全面述评，对其本人的相关研究介绍尤详。

由上观之，半个多世纪的古汉语词汇研究成绩斐然，但是也应当看到，很多论著只是在研究范围或语料上有所变换，而研究视角、思路、层面、方法、程序、观点等则多有因循，因此，需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深化理论探讨。

三 汉语词源学研究

“汉语词源学是一门以探求汉语词的原初造词理据和音义状态为目的的学科”[※注]。在我国，词源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千多年间先后产生过东汉刘熙《释名》声训法、宋代王圣美等人的“右文说”、清儒的“音近义通”说、章太炎《文始》语根沿流法、沈兼士的新右文体系、杨树达的语源考索法、高本汉《汉语词类》声母韵尾框范法等重要的理论方法[※注]，而作为一门学科，汉语词源学的产生当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已形成立足于汉语类型特征、以单语素词孳衍规律为研究重心的特色，并呈现出研究视角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一）王力《同源字典》

王力《同源字典》（1982）收同源词1033组，包括3100余词。字典前附《同源字论》和《汉语滋生词的语法分析》二文，前者先对“同源字”进行界说，接着论述如何从语音和词义方面分析同源字，最后对前人同源字研究进行评说，并指出同源字研究的作用。后者将滋生词分为转音、同音不同调和同音不同字三类，分别归纳三类滋生词与源词的词性关系，如，“背”滋生出“负”，二者的词性关系属“名词—动词”。这两篇文章凝结着王力对“同源字”性质、特点、滋生规律和研究方法的理论探讨，是汉语词源学的奠基之作。

王力同源字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从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对同源字严加限制，反复强调只有声音和意义都相同相近的字才算是同源字。这种音义双重限制法对于力矫传统同源词系联无限牵合的弊端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出追求同源词系联的可操作性和可信度的科学理想。然而，在认识同源词音义关系和源流关系上存在着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后来多有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

（二）刘又辛的汉语词族研究

刘又辛有关汉语词族的理论研究主要反映在《“右文说”说》（1982）、《汉语词族研究的沿革、方法和意义》（1993）、《谈谈汉语词源研究》（2001）等十余篇论文和专著《训诂学新论》（1989）中。这些论著从学术史的角度审视汉语词族研究的演进和局限，探讨汉语词族研究的基本理论和科学方法，揭示汉语词族衍生的特点和规律。

刘又辛对汉语词源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1）确立词族研究“以词为纲”的基本原则；（2）丰富了“右文说”的理论内涵；（3）倡导推测与验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注] 另外，刘又辛发表了《释“籧篨”》（1984）等约十篇以“释×”为题的系列论文，进行词族系联及词语探源。资料详赡，考辨精严，践履了其所提炼发明的词族研究方法论，为推进词族系联和词语探源方法的科学化起到了示范作用。

（三）王宁的汉语词源学理论建树

作为汉语词源学的领军专家，王宁深刻地认识到，“词源学需要多学科的支撑，多角度的探讨；但是，建立和完善它的基础理论，清理它的术语体系，明确它的基本研究方法和思路，是促进它健康和迅速发展的前提。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见识彼此相容、互相吸收，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动力，但是必须有共同遵守的基本理论和原则，才是这门学科成熟的表现”[※注]。为此，多年来，王宁对汉语词源学多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透辟的论证，其主要观点和理论建树是：（1）主张在融通西方历史语言学的词源学研究和中国训诂学的传统词源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汉语词源学。（王宁，2001：1—2）（2）全面构建现代词源学的术语系统，提出并（或）界定了“词族”“根词”“源词”“派生词”“声训”“同根词”“同源字”“同源通用字”“孳乳”“变易”[※注]“推源”“系源”[※注]“类义素”“核义素”（源义素）[※注] 等重要术语。（3）借鉴西方语义学的义素分析法，提出探求单音节派生词造词理据的科学方法。[※注]（4）严格区分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认为词源意义是源义素，带有具象性，处于词汇意义的下一个结构层次（即义素层次），在使用时往往不能直接显现。在对词源意义的实质、内涵及表述问题进行论证的同时，王宁还对以往研究中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相混淆的问题予以辨证。[※注]为引导学界走出词源研究的最大误区指明了方向。

（四）多元视角的汉语词源研究

近三十多年来，在汉语词源研究领域还有一些视角不同、各有特色的研究。

张永言（1981）将词的“内部形式”界定为词的词源结构或词的理据，在简述各类词语的内部形式及特点后，利用同族词或同根词的比勘和亲属语言中同源词的参较对汉语中有关动物、植物、矿物的几个古老名称的得名之由进行考索。另外，还谈到“民间词源”现象。该文是新时期最早对汉语词源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视野开阔，方法新颖，对汉语词源研究和汉藏语同源词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任继昉和殷继明在汉语语源学理论体系建设和语源研究史方面用力较多。任继昉《汉语语源学》（1992）是第一部概论汉语语源学的专著，主要讨论了语源和语源学、语源学原理、词族的结构关系和语源的研究方法，该书的特点是具有历史比较语言学视野，注重概念术语体系的设计和方法的探讨。殷寄明20世纪末先后出版《汉语语源义初探》（1998）和《语源学概论》（2000）。前者重点讨论语源义与汉字模式、汉语词汇、训诂实践及古代文化的关系，该书利用形声字推求语源义的例证极为丰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后者从语源学本体论、源流论、中心论、方法论、功能论、新课题等方面进行讨论，在构筑汉语语源学理论体系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利用声调的转换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是汉语中较为能产的构词方式，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2000）是首部专门研究这种构词方式的著作。该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对100组变调构词的考释，另一部分是理论探讨，涉及汉语变调构词的性质、字形表现、与其他构词现象的关系，原始词与滋生词的关系，变调构词的分类原则及变调构词的起源等问题。

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2001）和黄易青《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2007）是在王宁指导下分别从语音和意义两个侧面对汉语同源词进行深入研究的姊妹篇。孟著基于从《说文》中系联的800组同源词，对同源词的声转关系和韵转关系进行全面分析，揭示了同源词语音关系的复杂性和规律性，为同源词的判定与系联提供了可靠依据及语音关系分析方法。黄著探讨的核心问题可归结为词源意义、意义运动规律和同源意义系统。该书篇幅很大，所发掘的同源词和义通关系极为丰富，不过读者对其方法论原则和操作手段较难把握。

张博《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2003）首次提出“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汉语同族词的验证方法”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论题，认为上古汉语词汇单语素—单音节的类型特征限制了汉语以复合或派生的方式构造新词，迫使新词主要通过原词单语素—单音节格局的内部变异而衍生，因此，同族词是上古汉语构词法的产物。该书一方面从本体的角度揭示义衍、音转两类同族词的孳生规律；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构建汉语内部材料平行互证、亲属语言旁证和民族文化辅证相结合的三维验证模式，“是一部对汉语词源学和普通词源理论有重要推进的论著”[※注]。

张绍麒《汉语流俗词源研究》（2000）是第一部汉语流俗词源理论探讨和考释相结合的专著，张希峰《汉语词族丛考》（1999）、《汉语词族续考》（2000）和《汉语词族三考》（2004）是大规模汉语词族考释丛书，丁邦新、孙宏开主编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系列[※注]是基于120多种语言和方言对汉藏语系同源词进行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些成果对于从事汉语词源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 汉语词汇比研究

词汇比是指“原来非词的语言形式在历时发展中变为词的过程”[※注]。尽管传统训诂学家的文献注疏及古今学者的词语考释札记中不乏词汇比的个案考察，但真正从理论上对汉语词汇比的类型与规律进行探讨则是从世纪之交才开始的，董秀芳是学界公认的词汇比研究的领军人。其所著《词汇比：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2002）是汉语词汇比理论研究的拓荒之作，其主要建树在于：第一，首次从“词汇比”这一新视角对语源上组成成分有意义的双音节词进行研究，开辟了汉语词汇发展研究的新路向。第二，从词汇比的角度，归纳出汉语双音词的三种主要衍生方式：（1）由短语降格而来；（2）由语法性成分参与组成的句法结构中衍生出来；（3）由本来不在同一句法层次上但在线性顺序上紧邻出现的两个成分所形成的跨层结构中脱胎出来。第三，对由短语、句法结构和跨层结构到双音词的三类词汇比进行了全面考察，基于其所发掘的丰富的词汇比实例，细致地分析了各类词汇比的类型、模式、条件、程度、特征和机制等。第四，从认知和语用两方面揭示了词汇比的深层动因，指出认知方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心理上的组块过程和隐喻、转喻等，语用方面的因素主要有语境义的被吸收、社会文化的变动、外来语的影响等。第五，发现词汇比的结果——双音词——进一步词汇比的种种表现，包括词的内部形式的重新分析、派生关系的模糊化、转类及合音等，并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释。

2002年以后，董秀芳又发表《“X说”的词汇比》（2003）等多篇有关词汇比的论文，并于2011出版《词汇比：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使原著的研究主旨更加凸显，有些概念界说和理论阐释更加充分清晰，例证分析也更为妥帖。

董秀芳运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汉语词汇比研究，这在学术理路上与当时语法学界如火如荼的语法化研究是相通的，况且，与词汇比类型相关的词法构造、句法结构和跨层结构向来属于语法研究范畴，因此，近年来从事词汇比研究的大都是语法学者，代表性成果如：江蓝生《跨层非短语结构“的话”的词汇比》（2004），王灿龙《词汇比二例——兼谈词汇比与语法化的关系》（2005），肖奚强、王灿龙《“之所以”的词汇比》（2006）等。从这些成果可以看出，语法学者的词汇比研究更多关注非句法结构的词汇比、过程复杂的词汇比现象，在研究思路上注重将语言现象共时的层级分布与历时演变过程相结合。

词汇学界也有一些重要的词汇比研究成果，例如李慧《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组词汇比基本特征探析》（2007）指出，现代汉语双音词不仅产生于词法，也产生于句法，词组词汇比仍是双音词产生的一条途径。安华林《四字骈语的词汇比》（2007）发现，出现明显的转义是四字骈语词汇比的根本动因，语义等级越低，词汇比的程度越弱，语义等级序列也是词汇比程度序列。从总体上看，词汇学者的词汇比研究较为关注现代汉语词组与词共存的现象和只能整体使用的固定词组，在研究方法上较为注重基于词典取材并做量化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