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由吴平、胡波撰写。

语义学是研究语言意义的科学，与哲学、心理学、逻辑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等密切相关。1897年，法国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Brëal）系统阐释了语义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标志着语义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纵观欧美语义研究历史，语义学从词义内涵的探索到语义变化的研究，从与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的融合到与边缘学科的相互渗透，发展出了众多语义学的分支学科，如结构语义学、生成语义学、认知语义学、计算语义学、模糊语义学、文化语义学等。与国外语义学研究水平相比，汉语语义学发展相对滞后。王宗炎指出语义研究在我国历史悠久，既有讲字义的《康熙字典》和讲句义的《十三经注疏》，又有各类古书评注读本，但这些研究多为具体语言事实的探讨，缺乏系统的语义理论研究。[※注] 汉语语言文字系统极具特色，基于汉语的语义研究可能而且应当为语义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本章以语义学的历史发展为纲，探讨早期汉语语义的研究历程和现代语义学的产生、发展与逐渐成熟的过程，分析当代中国语义学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 早期汉语语义研究

早期汉语语义研究主要围绕指称理论、词源、词典编纂等方面，成果主要体现在训诂学研究上。训诂学是“以中国先秦经典的书面语言及其解读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早期汉语的词源和词汇意义的历史演变……属历史语义学的范畴”（王宁，1993）。

先秦时期，汉语语义研究便已有了指称论方面的探讨，代表作有《尹文子》《大道上》《指物论》《正名篇》，包含“大道无形，大道不称，称器有名，众有必名”“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名足以指实”等思想（周建设，2002）。这些思想围绕名实问题展开，探讨的是词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属于语义学的指称理论。

除指称理论外，汉语词典学与词源学在秦汉时期也得到长足发展。语义研究从依赖语境的随文释义发展到脱离文献的词典词汇专著，发展了词义类聚的意义系统研究。两汉时期的《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其实都是语义研究的著作。《尔雅》是汉语史上语义学研究的里程碑，是中国的第一部义类词典。而西汉扬雄《方言》则是中国的第一部对比词汇学著作，其“转语”说反映了同义、同族词之间的语音变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借助字形和声训研究字词的语义，是上古语义的百科全书，其部首包含着上古汉语的语义基元。汉末刘熙的《释名》提出“名之于实、各有义类”，其“义类”即词语的渊源，是中国的第一部语源词典。该书从声音推演词语之间的音义联系，摆脱文字形体的束缚，开创由音及义研究的先河。《释名》的宗旨在于由声音推导事物名称意义的由来，揭示词的内部形式，其研究不再限于经学，而是把语言作为独立对象来研究，是纯语言的语义学研究（卢烈红，1991）。

在词源研究的基础上，此后的学者从字形出发，探寻意符和声符在字义解释中的作用，分析字的内部结构关系。北宋王圣美提出“右文说”，即“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他指出形声字的意符只标明字义的意义类属，而声符则标明具体的词义内容。清朝至近代，训诂学研究结合古音与字义，突破字形字义的束缚，解决了许多训诂研究的疑难问题，将训诂研究推入了一个全盛的阶段。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章太炎《文始》等推崇“因声求义”，即以声符包含的语义特征为线索，辅之以意符的表义类属来寻求字的本义，丰富了汉语的词汇语义系统。清代训诂学者将训诂学与文字学、音韵学结合起来研究汉语音、形、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考察字义的历史演变，使语义研究获得了全面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以后，训诂学逐渐走向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师从章太炎的黄侃从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研究目的三方面系统阐释了训诂学，初步明确了训诂学的理论体系。其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训诂学者围绕训诂学的性质、范围、训诂方法和原则展开讨论，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胡朴安的《中国训诂学史》、何仲英的《训诂学引论》、齐佩瑢的《训诂学概论》、王力的《新训诂学》（收入《王力语言学论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学术界“厚今薄古”，相关训诂学研究较少，仅有陆宗达的《训诂浅谈》。20世纪80年代以后，训诂学研究重新受到重视，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主要包括陆宗达的《训诂简论》、陆宗达和王宁的《训诂方法论》、周大璞的《训诂学要略》、洪诚的《训诂学》、王宁的《训诂学原理》等。在此期间，一批训诂学术语得到较为科学的定义，训诂学引入语义学的理论与方法有了较大的发展。训诂学在语义研究上的成果主要表现在：陆宗达（1980）强调句读分析对词义理解的重要性，但标识句读不能完全遵从语义的完整；音律句读甚至跟语义句读多有矛盾，音律和意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句读，不能以此及彼。陆宗达、王宁（1983）指出训诂学是汉语词义学科学发展的基础，其形训、音训和义训都基于“字”展开，构成了汉语语义学理论的基础。该书把训诂研究总结为形义关系、音义关系和义义关系三方面，形成了汉语特有的语义学方法论，是对汉语语义学的巨大贡献。周大璞（1980）介绍了随文释义的注疏和历代通释语义的专著，解释了训诂的各种释义方法等。洪诚（1984）分析了语义对断句的重要性，并提出从上下句语义关系、从句与篇章及其联系、从上下文逻辑关系确定句读的方法。王宁（1996）讨论了字本位和训本位的取材与探讨语言意义的目的之间的关系，指出语言与字形为探讨语义提供的依据不足，应该突破相关领域的研究，充分发挥汉语训诂学研究的应用价值。

训诂学以先秦经典著作及其注释材料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古代汉语的语义和汉语词义的历史演变，拥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已成为语言研究的宝贵财富。当代训诂学吸取现代语义学的研究成果，从汉语的实际出发，探寻训诂学的研究方法和规律。科学的训诂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正逐步形成。

第二节 现代语义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 现代语义学对传统语义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20世纪是现代语义学继承训诂学传统、研究汉语词汇语义的时代。汉语词汇语义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语义研究散见于汉语词汇学著作之中，探讨的是词义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且多聚焦于词的理性意义。主要研究成果有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孙常叙的《汉语词汇》、王勤、武占坤的《现代汉语词汇》、葛本仪的《现代汉语词汇》等。下文简要介绍这些著作的内容。

周祖谟（1959）探讨了词的意义问题，指出研究词义必须理解一个词在使用上的一般意义和使用范围，要注意词的所指对象、词的实在意义、词的使用场合以及词的组合对象；要注意音义之间的联系。声音和事物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但当某个意义在一种语言中与某一个音相对应时，那么声音和意义之间就有了某种联系，这两种音义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语言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种情形。他认为词的多义性与同音词应区别开来，前者几种意义之间相互联系，而后者无关联；并指出词义的演变要从历史的发展上来分析语言事实，区分不同时期意义的演变，不要拘泥于字形等。孙常叙（1956）讨论了词义的性质、发展和转变三个方面，指出词义依存于语言的物质形式，是思想的语音物化的内容，是被词固定下来的反映客观存在的认识；词义的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由简单到复杂、由片面到多面的过程；词义转变与认识有关，是词的活用或替代产生出来的。《汉语词汇》是我国第一部汉语词汇学著作，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为主，也探讨了汉语词汇的发展，引述了不少训诂学的研究成果。王勤、武占坤（1959）分析了现代汉语的词义问题、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词义和概念的关系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观点。葛本仪（1961）研究了汉语词义的性质和类别，并专章阐释了现代汉语词义的修辞色彩。

20世纪80年代以后，汉语语义研究进入了发展的高潮期，学者们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深入研究了汉语的词义系统，现代语义学初具雏形。该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朱星的《汉语词义简析》、孙良明的《词义和释义》、葛本仪的《汉语词汇研究》、苏新春的《汉语词义学》、符淮青的《现代汉语词汇》和《词义的分析和描写》等。下面简要介绍这些著作中关于语义部分的研究。

朱星（1981）论述了词义原理、词义分析、词义变化、词义教学、古代训诂注释和外国语义学等。该书以汉语词义问题为焦点，涵盖了词义学中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现代汉语词义的第一部专论性著作。孙良明（1982）主要研究了词义和释义两大部分。词义部分分析了词义的定义及其范围、词义的演变和分化、词与词的音义关系，对各类词义及词义的语言环境做了细致的描述。释义部分讨论了释义的任务、释义的原则、释义方法和释义应注意处理的几个问题，探讨了词的释义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葛本仪（1985）认为词的语义内容包括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三个部分，并在词义问题上提出了区分词的一个意义和一个词的意义的问题，推动了词义及词义演变研究的发展。苏新春（1992）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汉语的词义，探讨了词义的构成和整体属性、词义的民族文化特征、词义研究的方法和词义的历时研究状况，初步构建了汉语词义学的理论框架。该书从结构和人文视角分析了词义的组成成分及其属性特征，历时与共时、静态与动态描写相结合，兼顾词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是当代汉语词义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之一。符淮青（1985）使用形式化的手段探讨了词义的变化，通过分解词义的内容阐释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之间的关系，论述了词义和语素义关系的类型，极具特色。符淮青（1996）基于国外语义学理论分析和描写了汉语的词义现象，指出词义的特点是语词指号的透义性、词义能达到的高度抽象水平和词的多义性；然后分析了词的言语义、词的反身指代义和词的概念义；探讨了表动作的词、表名物的词和表性状的词的意义、词义的模糊现象以及模糊词的释义等问题。符先生认为词义的单位其实就是在一个语言系统内对词义的划分，词义的描写要求联系词义与词的结合能力，这有助于词典的编纂和语法研究。宋文辉（2012）指出该书是关于名词、动词、形容词释义元语言的句法语义结构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二 结构主义潮流下现代语义学的研究

20世纪又是现代语义学基于西方语言学理论探索汉语自身规律的时代。在结构主义潮流的影响下，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语义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新颖的研究语义的方法，打开了语义研究的新局面。其主要研究的课题包括语义特征分析法（又称义素分析法、成分分析法）、语义场理论、配价理论、语义指向分析等。

（一）语义特征分析法

高名凯（1961）指出语义与语音一样是语言符号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可以单独研究，这是语义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语言学的一门独立学科的科学依据。他借用音位和音素概念探讨了语言中的语义成分——义位与义素，指出语言中最小的语义单位是义位，构成一个义位的语义成素称为义素，义素组成义位受具体语言在一定时期的语义系统制约。义位包含许多概念义素，每个概念义素又具有许多附加的义素（如表感情、修辞、风格、形象等）。义位又可以彼此结合成更大的语义单位——词位义位，它具有义位的各个特征，因此，语言的语义系统是由义位与词位义位共同构成的。通过分析词的义素义位形成了结构主义框架下语义研究的重要理论——语义特征分析法，这对于汉语语义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陆俭明（1991）指出语义特征在汉语研究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语义特征主要以词为研究对象，即指某一小类实词所特有的、能对其所在的句法格式起制约作用的，并足以区别于其他小类词的语义要素。广义的语义特征研究认为词之上的结构如句子等也都有语义特征，将词义与语法结合起来分析语义特征。语义特征分析法常用于探讨不同词在词语搭配上的差异，区别看似同义实则并不同义的词，解释现代汉语中同形多义句句法格式的产生原因及同一类词进入某个句法格式的差异（陆俭明、沈阳，2003）。该分析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法，不仅有助于清楚地反映词的内部结构，使语义描写更形式化、精确化，从而有利于计算机信息处理和机器翻译，而且可以很好地解释词小类与特定句式结合时的语义问题。该方向的具体研究领域包括语义特征的提取、表达、变化，以及之后与配价理论、认知语法相结合所产生的新问题。

最早运用语义特征来分析汉语语法问题的是朱德熙（1980）。他在《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中指出了形容词在“性质”与“状态”这一组语义特征方面的对立，说明了形容词的简单形式和它的复杂形式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从而确立了现代汉语的性状范畴，掀开了汉语语义特征研究的序幕。朱德熙（1986）通过语义特征分析探讨了汉语句式变换的限制，指出一个变换关系能不能成立，往往决定于参与这个变换的句式里带关键性的词的类属，凸显了语义特征研究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此后，马庆株、陆俭明、邵敬敏等人深入探讨了语义特征的属性、类别及研究方法等，研究了汉语词汇句式的语义特征，在汉语动词、名词、形容词等词类以及祈使句、双宾句等句式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马庆株（1981，1990）利用语义特征的对比说明了不同动词小类之间的差异，分析了动词的[完成]、[持续]、[状态]三个语义特征；并且指出不仅词的大类和小类有语义特征，其他各级语法单位都有语义特征。陆俭明（1991）分析了语义特征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指出语义特征是小类实词所特有的，能制约句法格式的，并区别于其他小类实词的语义要素。邵敬敏（1991）从动词的语义特征对句子的作用延伸到名词的语义特征对句子的作用，具体分析了两类词的语义特征。马庆株（1998）分析了语义特征的性质、分类角度和相互关系，提出了一些提取语义特征的方法，如词义比较系联法、词语解释等，阐释了语义特征在汉语语法语义研究中的关键地位。沈阳（1998）分析了语义特征的覆盖现象，指出语法意义或动词的语义特征存在范围大小和层次高低的区别，前者往往覆盖后者。语义特征的范围覆盖，即同一句法位置上可能同时具有的同级别语义特征中总是控制范围小的被控制范围大的覆盖，而不会出现控制范围大的被控制范围小的覆盖的情况。范围小的语义特征被覆盖时，句子就会出现歧义。

语义特征分析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已经成为汉语语义语法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语义特征分析不仅在形式和意义上相结合，而且与其他分析方法如配价理论、认知理论等相结合，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指的是语义系统中固有的完整的集合（贾彦德，1986），即具有某种相近语义的语言单位构成的一个集合。语义场的构成以共同的语义特征为基础，至少要具备三个因素：语义相近的词项、词项间的逻辑关系、语义场间的联系。语义场内的语义单位相互制约，体现了词义的系统性。

语义场理论为汉语的语义结构和语义体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是汉语语义学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国内梅家驹、贾彦德、符淮青等先后探讨了语义场理论，并基于该理论分析了汉语语义语法现象。梅家驹（1983）基于语义场理论研究汉语同义词词群，把汉语词语分为12大类、94中类、1428 小类，是一部汉语词汇语义研究的重要著作。贾彦德（1986）分析了语义场的性质与层次，指出义素分析应该从最小语义场开始，并介绍了汉语十类语义场，如分类义场、部分义场、顺序义场、关系义场等。符淮青（1988）分析了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探讨了汉语语义场的历时演变、语义场的层次性以及语义场的内部关系。解海江、张志毅（1993）指出语义场的历史演变过程具有二重性，其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性是引发语义场演变的内在动因，而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客观对象的认知能力的提高是语义场演变的外部原因，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词汇语义场的演变。贾彦德（1992）运用大量的语言事实分析了义位与同一语义场中其他义位的相互联系与制约，研究了汉语语义场的历史演变。

语义场分析使得庞大的词汇系统更具系统性，对词项语义特征的分析、词汇的历时研究、篇章语义等都有重要启示。叶蜚声、徐通锵（2011）指出语义场与语义特征相互联系，语义特征为不同语义场的聚类和网络关系提供了理据，语义场的研究又反过来为语义特征的提取和确定其在语义层级网络中的位置提供了依据。

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是语义场理论中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崔承一（1988）、刘叔新（1994）、郭继懋（1998）、沈阳（1999）等。在语义场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又叫纵向关系，组合关系又叫横向关系，其中聚合关系指的是一个词和所有可以在同一语境中出现的词之间的关系，组合关系指的是在同一平面上出现并组合在一起的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介于单词意义和句子意义之间，纵向上主要包括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下义关系等，横向上主要包括主谓关系、述宾关系、述补关系、定中关系、状中关系等。词语之间语义关系的区分离不开对其语义特征的深入刻画，同时语义关系的确定又有助于形成不同的语义场。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结构主义框架下语义研究的基础。

（三）配价理论

配价理论指的是利用动词、形容词、名词和介词与不同性质的名词之间的配价关系来研究某些语法现象所形成的理论，其中，配价关系既包含句法配价和语义配价，也包含逻辑配价和语用配价。

最先运用配价理论分析汉语现象的是朱德熙。朱德熙（1978a、1978b）分析了“动词性成分+的”组成的“的”字结构以及由该类结构组成的五种类型的判断句。之后，国内汉语学界一大批学者就汉语配价现象展开讨论，如范晓、张国宪、周国光、沈阳、陆汝占、靳光瑾、袁毓林等。范晓（1991）指出动词价的分类属于语义平面，动核结构是语义平面的基本结构，构成表层句子的基础，即动词联系的句法成分是构成动核结构所必需的语义成分，具有强制性。张国宪（1993）也认为配价由语义决定，是动词具体运用时所体现的一种语义功能。配价可以从语言的各个角度进行考察，但其配价的语义基础是不变的。周国光（1994）分析了确定“价”的方法，指出决定谓词配价的决定性因素是词汇意义。沈阳（1994）提出了确定“价”的方法，即根据NP原则、V前NP原则和V后NP 原则构造一个形式化的汉语动词句法系统。陆汝占、靳光瑾（1998）将配价理论运用到语义计算中，探讨了句子成分的语义角色，并用逻辑表达式分析了句子的语义，推动了语义形式化的发展。袁毓林（1998）基于配价语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了动词的配价关系，建立了汉语动词的配价层级和配位方式，进一步发展了配价语法理论，是汉语配价语法领域的第一部专著。

沈阳和郑定欧、袁毓林和郭锐相继主编的《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1995、1998）两本论文集分别介绍了当时汉语学界配价现象研究的新成果，进一步推动了配价理论在汉语中的研究和发展。陆俭明在该书的序言中强调汉语配价理论为描写和解释汉语语法现象提供了新思路，但它不能代替先前已有的句法语义理论，更不可能解决汉语的所有问题。1995年和1999年两次全国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更是将配价理论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四）语义指向

语义指向是刘宁生在《句首介词结构“在”的语义指向》（1984）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句法结构中句子成分（定语、补语、状语）与其他句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联性。运用语义指向可以分析句子的语义结构，探讨语义结构的特点和句法语义功能，解释句法结构与语义结构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语义指向研究作为分析汉语语义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探索汉语语义的性质与内涵以及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基于语义指向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有邵敬敏、胡裕树、陆俭明、沈开木、王红旗、卢英顺、张谊生、范晓、古川裕、赵金铭、张国宪、刘宁生、周国光等。他们的研究既有对语言事实的具体分析，也有对语义指向的理论探讨。下面分别介绍这些研究成果。

语言事实的研究主要围绕做状语的副词和介词短语、做补语的形容词以及一些特殊句式展开。邵敬敏（1987）从方法论上总结了语义指向分析的作用，指出副词语义指向不同能产生不同的解读，语境影响副词的语义指向和句式结构，这些是 20世纪80年代副词研究的新突破。张国宪（1988）结合配价理论探讨了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分析了其形式标志，指出与补语发生关系的是名词，名词不仅存在分属现象，还存在兼属、省略和隐含等现象。补语语义指向的形式标志为标志词“把、被”等和语序，但二者并不等价，语序是第一位的，当两种标准同现时，标志词让位于语序。陆俭明（1990）研究了形容词做补语的语义指向规律，指出语义指向受形容词A₁的语体色彩影响，表示理想结果的实现，而量度、颜色和味觉等形容词A₂都能表示与预期结果的偏离，语义指向V、V的施事、V的受事、V的施事或受事位移的距离。动词所表示的行为动词对动词的论元所具有的性质起着不同的制约作用，决定了VA₂的语义解读。马真、陆俭明（1997a、1997b）进一步归纳了形容词充当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的十种类型，分别是指向述语动词所表示的行为动作本身、施事、当事人的人体器官或人体某部分、受事、主事、工具、行为动作的产物、处所、施事或受事位移的距离、述语动词的同源成分，并指出影响语义指向的因素是述语动词的语义特征、形容词补语的语义特征、语境等。理论方面的探讨主要围绕语义指向的理论背景、性质、内涵、研究对象、作用等展开。陆俭明（1993、1997）指出语义指向分析是汉语语法学界引入菲尔墨的格语法理论的结果，语义指向研究句中某一成分在语义上跟哪其他一成分相关联，并从语法功能上讨论了语义指向研究的对象。胡裕树（1994）指出语义指向是指句子中词语在语义平面上支配或说明的方向。沈开木（1996）认为语义指向指的是一个词指向它的对象或特征，研究范围仅限于副词“不、也、都”等。王红旗（1997）认为语义指向是处于相同句法位置、具有相同语法性质的词语同句子不同语法成分发生语义联系的现象，是句法成分的语义关系同语法关系的不对应现象，因此语义指向应该限制在可以形成不同语义关联的位置上，如补语、状语、定语及复谓结构中的第二谓语。上述学者的观点反映出，对于语义指向的性质与研究对象，汉语学界存有较大分歧。

语义指向分析拓展了汉语语义分析的视野，深化了对汉语语义系统的认识，是汉语学术界对语义学研究的贡献（陆俭明、沈阳，2003）。但语义指向的研究主要围绕一些典型结构和典型词类，研究范围有待拓宽，且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语义指向理论体系，与中文信息处理及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的应用研究需要加强（锐昌锡，2004）。

三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现代语义学

虽然汉语学界在语义专题研究上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现代语义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却较为缓慢。

朱星（1980）首次探讨了“汉语语义学”的学科发展，分析了汉语语义学研究的范围及其重要性，提出从建设汉语语义学理论、编写必要的工具书和选印外国语义学代表著作译本三方面建设汉语语义学的构想。几年后，贾彦德（1986）撰写了国内第一部语义学专著《语义学导论》[后做重大修改，更名为《汉语语义学》（1992）]，填补了汉语语义学系统研究的空白。该书结合训诂学和国外语义学理论研究汉语的语义现象，探讨了语义单位、语义系统、义素分析法、语义场、句义等问题，重点阐释了语言学中语义研究的意义，并以汉语为例，说明语义研究是切实可行的。该书还讨论了语义演变的问题，指出汉语语义的历时研究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此外，该书还特别强调了语义研究的实践意义，即应该有助于编制计算机用的词典的释义工作，有助于对汉外机器翻译系统的设计。贾先生指出，汉语语义研究要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相结合，以汉语和民族语言为研究对象，从国外语义学理论和训诂学中汲取营养，建立有汉语特色的语义学。邢公畹（1995）指出，《汉语语义学》是一部功力深厚、奠定汉语语义学基础的开创性著作。

同时期的著作还有伍谦光的《语义学导论》、毛茂臣的《语义学：跨学科的学问》、石安石的《语义论》和詹人凤的《现代汉语语义学》。伍谦光（1987）分析了语义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语义学的主要流派、现代语义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语义的特征与类型等，讨论了英语教学中的语义问题。毛茂臣（1988）是语义学入门级的读物，主要介绍了语义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语义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石安石（1993）探讨了各类不同的语义、语义单位、语义成分、语义关系、蕴含与预设等。陆善采（1993）采用大量语料分析了汉语的词义、汉语句子的语义、汉语语义中的反义现象等，详细探讨了语音、隐语、谜语、语言环境、非语言交际、汉字等问题与语义的关联。詹人凤（1997）运用现代语义学理论探讨了现代汉语的语义现象，是继贾彦德之后第二本以汉语语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全书分通论篇、聚合篇和组合篇三大块，其中通论篇分析了现代汉语语义的层次性、语义层级单位的特点等；聚合篇研究了同义、反义、类属等语义聚合体；组合篇探讨了自指和转指、合成词的语素组合等。该书既借鉴了西方语义学理论，又传承了汉语语义研究的传统，兼容并包，深化了对汉语语义单位的系统性和层次性的认识。张旺熹（1999）基于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大量语言材料调查统计的基础上，从语义上分析了现代汉语中几种特殊句法，深入探讨了“把”字结构、主谓结构、动补结构、双数量结构等语义关系类型及其特征，并结合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上述研究基本上是应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较少涉及当时发展较快的语义学其他分支。从理论到研究课题全面介绍了现代语义学的第一本著作是徐烈炯的《语义学》。该书上篇主要介绍了语言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的各种语义理论，包括指称论、意念论、行为—环境论、验证论、真值条件论、用法论和境况论；下篇重点介绍语言学领域内语义研究的一些重点课题，包括词的意义、词组及句子的意义、语义与语法、先设、题元、照应、定指性和量词，力求重点突出，体现语义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徐先生指出，传统语文学范围内的词义研究缺乏系统性，当代语义学家都没把一些具体语义问题列入该学科研究的范围之内，而且当前形式语义学发展较迅速，前沿研究介绍较少，需另书探讨。

继徐烈炯的《语义学》之后，国内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编著与专著。朱水林（1992）系统地论述了逻辑语义学的基本原理、源流和发展，主要包括λ-演算和组合逻辑、蒙太古语法、人工智能理论、逻辑语义理论等，探讨了该学科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和接口问题，展现了国内逻辑语义学研究的高水准。蒋严和潘海华（1998）基于数理逻辑方法探讨了自然语言的语义问题，是我国第一部形式语义学专著。该书主要介绍了语义、真值与逻辑，逻辑演算，Cp系统和语义解释，类型论，量词、辖域与依存，A转换，广义量词，时间、时制与时态，对时间的量化与限制、量化类型及其三分结构，可能世界与模态逻辑，内涵逻辑与命题态度，博弈论语义学，篇章表述理论。作者在介绍形式语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如基于类型论描写自然语言现象、基于广义量词的逻辑思想处理量化名词短语、基于时态逻辑对时间因素的运算等，并结合汉语语料探讨了一些特殊句型、时间副词等，体现了两位学者熟练运用形式语义学分析汉语语义问题的能力。邹崇理（2000）指出这本书既是一部运用现代逻辑方法研究自然语言语义问题的教科书，对逻辑学、语言哲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内的学者而言，它也是一部有分量和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方立（1997）首先介绍了形式语言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数学和逻辑手段，主要包括与形式语义学相关的集合论、代数系统和逻辑系统，之后介绍了形式语言理论和与之对应的自动机理论，考察不同句法理论的生成能力。作者力求每一个概念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定义并配以简单的例子，章节末附有巩固知识的练习，是一本形式语言研究和计算语言研究难得的基础教材。方立（2000）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逻辑语义学的核心话题、研究方法以及最新动态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该书化繁为简，以大量的例子说明数理逻辑在句子语义解释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是一部逻辑语义学的经典教程。

这几本语义学著作代表了我国语义研究的较高水平，促进了现代语义学的发展。当然，现代语义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伴随着该学科最新成果的大量引介。这时期国内翻译或直接引进的语义学专著主要有：沙夫（A. Schaff）的《语义学引论》（罗兰、周易译）、利奇（G.Leech）的《语义学》（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译）、格雷马斯（A.J.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徐伟民译）、赛伊德（J.I.Saeed）的《语义学》、莱昂斯（J.Lyons）的《语义学引论》等；介绍性的论文更是成百上千，代表作有：周绍珩（1978、1984）、徐烈炯（1978、1980）、林书武（1984）、沈家煊（1985）、廖秋忠（1985）、方立（1986）、吴平（1996）、邹崇理（2000）等。论文专著的引介和编写大大推动了现代语义学的发展，为21世纪现代语义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节 21世纪现代语义学的百花齐放

进入21世纪，现代语义学迅速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现代语义学的各分支学科如词汇语义学、形式语义学、认知语义学、计算语义学、模糊语义学等都有大量的论文专著涌现。该阶段汉语学界的学者更加关注国外的语义学理论，对理论的理解更到位，结合汉语研究的优良传统，做出了更好的成绩；外语学界的学者们也开始注重结合汉语来研究语义。现代语义学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象。

一 词汇语义学

词汇语义学是对语言中具有高度系统化的、与意义相关的结构的词汇研究（冯志伟，2006）。汉语词汇语义学在继承训诂学传统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探讨词义的性质、词义的演化、词义与语音、词义关系等，分析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的基本途径和规律，并不断汲取其他学科的营养，与实际运用相结合，与各地方言相结合，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语义学。袁毓林、陆俭明、孙道功、李葆嘉等学者先后从不同视角撰文探讨汉语词汇语义现象，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词汇语义学重视对于词义本质的探究，这是其最基本的研究范畴。袁毓林（2002）分析了汉语不同论元角色之间的层级关系，描写了论元角色在述谓结构中的动态语义特征及其句法特征，讨论了各种论元角色的句法共现和语义转化。陆俭明（2004）探讨了词的具体意义对句子意思理解的影响，指出某个词类序列形成的结构与表示的意思主要取决于具体词语所代表的概念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孙道功、李葆嘉等多次讨论了词汇义场、语义特征相关问题，以及词汇系统的构建。此外，动词的释义问题也吸引了大批学者的目光，作为动词中的一个小类，趋向动词的研究是一个热点。陆俭明、邢程、王凤兰、沈光浩、贺敬华、张立丹、罗颖等都对趋向动词的语义特征进行了刻画，做出了相应解释。不仅共时层面的词汇语义学研究成果不断，历时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突破，主要表现在词汇的语法化研究上。语法化通常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沈家煊，1994）。语法化现象主要围绕三种情况展开：实词虚化、句法化以及词汇比，如蒋华（2003）对趋向动词“上”的语法化研究，蒋绍愚（2006）对动态助词“着”的形成过程的探讨，张家合（2010）对程度副词“越”“越发”的语法化研究，刘红妮（2010）关于“哪怕”的词汇比问题研究等。

随着语言学各领域的蓬勃发展，词汇语义学也渐渐体现出跨学科的特点，如词汇与认知、词汇语用学、计算机词义学、中文信息处理，等等。周福娟（2009）结合词汇语义和认知语义探讨了指称转喻的问题。王惠、苏新春、吴云芳、俞士汶等诸多学者致力于构建词义知识描写库，将自然语言的词义与计算机处理相结合，其研究对于词义标注、词义消歧都有重大的影响。词汇语义学研究在实际应用方面有重大意义，例如对于词典中词性标注的问题，陆俭明（2004）指出词类划分的老大难问题仍然存在，需要汉语语法研究者共同努力。而且某些词条的标注缺乏必要的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忽视了前人的一些语法研究的成果。尉迟楠（2012）提出运用计算机大型语料库客观标注词性，解决了辞书标注因人而异的分歧；对于教学中的词语偏误分析，朱志平（2004）运用词汇语义学相关理论进行了很好的阐释说明，指出双音词习得的关键在于对词内语义结构的认知与掌握。还有不少学者对汉语方言的词汇语义进行研究，在方言词义渗透、方言义位的研究、少数民族语言词汇语义研究及其词汇语义网的构建等方面论述不断，如宋伶俐、朴正俸（2003）分析了港台、上海、北京等强势方言区的方言词填补了某些普通话词汇的表意空缺，改变了词的附加意义。

此外，汉语学界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词汇语义学专著：张志毅、张庆云的《词汇语义学》、曹炜的《现代汉语词义学》、张博的《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王惠的《现代汉语名词词义组合分析》、魏慧萍的《汉语词义发展演变研究》、彭玉海的《语义动态分析方法探索》等。张志毅、张庆云（2001）从学术史的角度介绍了词汇语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语义学研究中的地位，从微观和宏观视角探讨了义位结构论、义位定性论、义位语用论、义位演变论和义位描写论。曹炜（2001）在传统的词义研究框架中探讨了词义的本质、现代汉语词义的构成及基本类型，分析了语言和言语的感情色彩义、词义和语素义及短语义、词义的理据性和非理据性等，是一本词汇语义学的基础教程。张博（2003）分析了汉语同族词的类别及其特征，探讨了汉语义衍同族词和音转同族词的系统性及同族词语义关系和语音关系的验证方法，并指出系统性是汉语同族词的本体特征，验证方法是切合同族词特征的研究方法，两者相互关联。王惠（2004）基于语法学、词汇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比较适合于现代汉语名词意义分析的分类和一个名词义位组合分析的框架，系统研究了现代汉语名词义位的组合能力，探讨了词义特征与词的组合能力之间复杂的制约关系。魏慧萍（2005）以认知、思维、社会历史发展和语言系统本体诸多相关联因素为背景，历时与共时、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研究汉语词义特征和词义发展演变的规律，提出了“汉语词义研究整体观”和建构汉语词义共时平面的设想。薛恩奎（2006）分析了汉语和俄语中动词时态范畴的语义问题，词义、语义价和句法价之间的关系，词典释义和机器翻译中相关的词汇语义问题。陈淑梅的《词汇语义学论集》（2006）集合了多篇词汇语义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涉及词汇语义学的诸多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同义词辨析、同源词关系以及词义的历史演变等。张志毅和张庆云合著的《词汇语义学与词典编纂》（2007）着重阐述了词汇语义学的研究、发展及创新，以及词汇语义学研究对于词典编纂的重要作用。彭玉海（2009）基于动态分析模式分析了汉语的句法语义问题，围绕语义意识和语言言语意识讨论了语义集成描写研究方法论、语义认知分析方法论、义素分析方法论和题元分析方法论，对汉语语义事实进行全方位的、客观的描写，以实证手段论证并建立了一套有关语义研究的动态分析方法论。刘茁（2013）探讨了词汇学和词汇语义学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如词与语素、构词与造词方法、词的语义关系、语义演变等，并探讨了隐喻理论、原型理论、衔接理论与词汇学和词汇语义学的关系。施春宏（2015）则基于两种认知观理念探讨了词汇语义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了汉语的词义结构、语义空间、词语调节和语义用变等现象。

除论文专著外，词汇语义学的发展也离不开“汉语词汇语义学研讨会”的促进。该研讨会自2000年由郑锦全、俞士汶、黄居仁等共同倡办以来，成为年度系列会议之一，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推动了词汇语义的学术研究和应用开发。如牟云峰（2005）在第六届汉语词汇语义学研讨会上报告的《感觉类形容词的词义演变——从自身感觉到认知世界》，结合词汇语义学与人类认知的研究，对形容词词义演变进行分析，提出通过对词义演变的系统描写，构拟认知域的投射序列，进而揭示人类认知发展的研究思路，并对其意义、难点、注意问题做了初步的探讨。

词汇语义学的研究从共时研究到历时研究、从脱离语境的静态研究到结合语境的动态研究、从语义描写到语义解释、从语言内部的系统研究到跨学科的词汇语义研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方法不断更新，发展为现代语义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汉语词汇语义学的研究已初见成果，但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有待探索，例如句子结构对词义起到怎样的作用？许多词语有不止一种含义，那么它的核心意义是什么？确定其核心意义的标准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未来的词汇语义学发展中值得关注。

二 形式语义学

形式语义学是采用数学和逻辑手段研究语义的学科，它关注句子的真值条件，即通过描写句子的真值条件来构建句子的意义，因此也叫真值条件语义学。句子的真值条件意义是根据词语的编码信息遵循组合性原则有层次地构建的。形式语义学大量地采用数理逻辑的方法研究语义，故而也称逻辑语义学。形式语义学认为自然语言的句法部分与人工的逻辑语言本质相同，均为一个形式系统，只是前者的结构更为复杂。自然语言的语义部分就是对这个系统进行语义解释。形式语义学有两大核心任务，其一是利用逻辑语言对自然语句进行形式化描写和翻译，尽量消除自然语句中的歧义；其二是在模型论的基础上，构造自然语言的语义模型，在模型中对逻辑描写（翻译）式给予语义解释。邹崇理（2000）认为模型概念是形式语义学的核心，其基础是代数结构。形式语义学的研究对实现自然语言的计算机处理有重大意义。除了构建丰富的语义模型外，形式语义学还提供各种独具特色的句法描写工具，以便对复杂的自然语言进行逻辑翻译。近来国内在形式语义学的句法翻译工作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赵章界和白硕的《短语结构制导的范畴表达式演算》（2005）。形式语义学的课题包括广义量词、事件语义学、情境语义、动态语义、预设、类型逻辑语法等。

广义量词是蒙太古提出的用形式化的方式分析自然语言中的名词短语的理论，把量化名词短语处理为集合之集合的逻辑语义实体（方立，2000）。广义量词理论使得语义和句法同构，即语义解释的组合过程与句子的生成过程同构，与一阶谓词逻辑相比，扩大了名词词组的描写范围，深化了对名词短语内部语义特征的认识。广义量词理论研究自然语言量化表达式的主要内容有：对各种类型量词的语义特征进行精确且直观的描写，对量化表达式的语义性质的分析，对量化表达式的解释力的探索等。结合汉语研究广义量词的学者主要有邹崇理、李行德、潘海华、丁国旗、刘伟、张世宁等。运用广义量词理论处理汉语量化表达式，发掘汉语量化结构的特点，有利于推动汉语计算机人工智能信息处理和机器翻译的发展。

事件语义研究是美国哲学家、逻辑学家戴维森（D.Davidson）系统提出的，其核心观点是在逻辑表达式中增加一个表示事件的论元，系统地表达各类句子之间的逻辑蕴含关系。吴平（2007）基于事件语义学理论、库柏存储理论和非组合性理论等探讨汉语中部分句式的语义表达，提出了扩充的逻辑语义分析法，并使用计算机Prolog语言对汉语句式的语义生成过程进行了个案分析。吴平（2009）在事件语义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分析了汉语各类特殊句式的语义表达，精确刻画了汉语“使”字句、“得”字句、“把”字句等特殊句式的语义内容，探讨这些句式所蕴含的语义结构差异。形式化的事件语义研究主要面向计算机的信息处理，作者最后研究了汉语特殊句式形式化表达在Prolog语言中的运用。吴平等（2017）介绍了事件语义学的总体发展历程和一些重要议题，如事态中动词与论元的关系、动词的事件语义等，运用生动的语言实例对相关论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邓湘君（2018）运用事件语义学分析了汉语的空间表达，统一描写并解释了“在”空间介词短语和处所主语句的句法语义特征。

情境语义理论着眼于信息处理的需要来研究语言的意义，认为句子的外延所指是它所描述的情境而不是真值，句子的差异取决于被它描述的情境。描写自然语言的意义需要参照现实世界的一个片段的具体情境，句子的意义是说出句子的陈述情境与句子所描述的外部情境之间的制约关系。情境语义学通过形式化的技术手段对自然语言进行语义解释，是从信息传达的角度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逻辑语法理论。贾国恒（2012）介绍了情境语义学的发展历程和学科性质，从不同视角阐释了意义、制约与信息之间的联系，并从哲学与技术两个层面分析了意义关系论的不足，提出了一种自由式意义关系论，探讨了扩展和完善自然语言语句系统的基本途径和可行方案。情境语义学研究现实世界中所有种类的有意义的事物，是一种综合性的意义理论。

动态语义理论指的是对句子序列中的几个句子采取逐渐增加信息的动态分析方式，最后获得整个句子序列的语义信息。邹崇理、杨蓉荣（2001）分析了动态语义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创新思维，指出动态语义学主要分为话语表现理论、动态的谓词逻辑、量化的动态逻辑和动态蒙太古语法等。其中，话语表现理论通过在语义模型与自然语言句法结构分析树间增设一个中间层DRS（话语表述结构）作为自然语言的语义表达，在处理句子间名词与代词的照应、动词在时间方面的联系等问题上建树颇多。

预设指的是说话者在说出某个特定的句子时所做的假设，是语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最先引介“预设”这一概念的是胡壮麟（1980）。预设包括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其中语义预设指的是两个命题之间的一种关系，与真值指派相关，而语用预设是使话语成立或实现的一系列条件，涉及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态度、信念、意图等。王跃平（2011）指出汉语预设的研究在21世纪出现了多视角（如认知科学或认知语言学视角、篇章语言学视角、对比语言学视角等）、多层面（句层面、超句层面等），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类型逻辑语法又称范畴类型逻辑，它继承了蒙太古语法体系的传统，在严格贯彻意义组合原则的基础上，结合范畴语法、简单类型的Lambda演算及Lambek句法演算，成功展现了自然语言句法和语义的并行共现。类型逻辑语法认为语法就是逻辑，认知就是计算，分析就是演绎（贾改琴、邹崇理，2009），尤其强调用推演和计算的手段来分析自然语言。邹崇理的《范畴类型逻辑：从语言到逻辑》介绍了范畴类型逻辑的发展阶段、特性及其在中文句式分析方面的应用。贾改琴和邹崇理（2009）提出类型逻辑语法通过增添新的结构规则可以比较简洁地解释汉语灵活的语序，从而表明正常语序句的逻辑语义是异常语序句意义的根源。

除上述专题研究外，形式语义学的重要研究专著有：邹崇理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和《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逻辑语义学研究》，刘伟的《代词隐现的动态研究》，方立、文卫平的《动态意义理论》，冯志伟的《数理语言学》，《自然语言处理的形式模型》，蔡曙山、邹崇理的《自然语言形式理论研究》，王欣的《蒙太古语法与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以“的”为例》，高芸的《形式语义学研究》，刘明明的《汉语焦点副词与疑问词的形式语义学分析》等。

邹崇理（2000）介绍了自然语言形式语义学的研究方向和自然语言的逻辑理论派别，探讨了蒙太古语法和话语表达理论的逻辑推演系统，并在时间区间语义学的基础上构建了汉语部分语句系统，展现了汉语各种体态结构，把汉语句子翻译成含有“态”的时间逻辑语言，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汉语的时间结构提供了逻辑基础。邹崇理（2019）基于逻辑语义学理论研究了汉语的范畴类型逻辑和组合范畴语法，探讨了现代汉语的反身代词、照应省略结构、话题句、兼语句、连动句、复杂谓词并列结构等具有典型特征的汉语句法语义现象，将汉语形式化研究的成果应用到汉语的信息处理领域，为汉语的计算机信息处理提供了理论指导，促进了逻辑语义学研究的发展。刘伟（2006）基于动态句法学研究了现代汉语代词的隐现，分析了汉语句子内部各种成分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构建了现代汉语动态解析模型，确定了适用于汉语的词项定义、动态规则和语用规则。方立、文卫平（2008）全面介绍了文档变换语义学、话语表现理论、情景语义学和动态谓词逻辑四种动态意义理论，探讨了动态语义学对句子语义分析处理的特点及优势，成功解决了句子序列中代词和名词的指代照应关系、蒙太古语法对摹状词处理的困境以及先设、焦点、省略等问题。冯志伟（2010）从自然语言处理的过程、范围、历史等考察了其学科定位及发展特征，并分别讨论了自然语言处理的各种形式模型的内涵及特点，分析了自然语言处理系统的评测及其哲学背景。蔡曙山、邹崇理（2010）从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框架以形式化的手段研究自然语言，在研究内容、体例和研究方法上均有所突破。王欣（2012）建立了有关汉语“的”“地”“是”的部分语句系统。高芸（2013）介绍了经典形式语义学理论和动态语义学理论，并重点探讨了分段式话语表达理论，并对汉语的话语语义进行了形式化研究。刘明明（2018）基于形式语义学理论分析了现代汉语的焦点副词“都、就”以及疑问词“什么、哪个人”等，有效处理了汉语虚词的“系统性多义”现象，探讨了隐含在离散的语法现象背后的规律。然而，比起欧美形式语义学所获得的丰硕成果，国内形式语义学的发展亟待加强，这是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三 认知语义学

认知语义学认为语义是一种心理现象，没有独立于认知之外的语义，主张从人类认知的特点与方式来研究人类的概念系统、意义和推理。认知语义学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研究概念结构与感知经验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有几个指导性的原则：（1）体验认知原则；（2）语义结构就是概念结构；（3）意义表征是百科全书式的；（4）意义构建是概念化的过程。该领域研究课题包括范畴化原型理论、非范畴化理论、概念化、转喻和隐喻、框架语义、事件语义等。

范畴化是人在社会实践中通过语言按区别性本质特征对客体进行概括和分类的认知活动（王德春，2009），是人类高级认知活动中最基本的一类。张敏（1998）指出语言形式的意义形成以及人类对语言形式的认识是人们对所处的世界进行范畴化的结果，因此范畴化一直是认知语义学研究的中心话题，相应的范畴理论和范畴化理论则是认知语言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范畴化原型理论认为事物范畴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范畴之间不是离散关系，而是连续统关系；事物的范畴是围绕该范畴中典型的成员形成的。这为自然语言现象的分类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划分标准，为不同语言成分类别之间以及同一类别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范畴化原型理论对认知语言学乃至理论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原型理论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影响，是因为当遇到新的现象时，人们倾向于以现存的范畴来解释这些新现象，也就是原型理论中重要的理想化认知模型的应用。

非范畴化理论是范畴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范畴化的概念首先是由Hopper和Thompson（1984）针对词的语义扩展偏离现象提出来的。在人们认识新的事物时，范畴化原型理论并不能完美地解释这些新的概念，所以借用一些范畴成员来表达偏离原型的意义，这种失去范畴特征的过程就是非范畴化的过程。如果说范畴化是寻求共性的过程，那么非范畴化就是寻求个性的过程，非范畴化不是对范畴化理论的反对，而是对其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刘正光，2006）。

概念化是一种人类基本的认知活动。在人类的大脑中存在着一个心理表征的功能，被理解为概念结构。概念化与意义相等同，包括新的和固定的概念、感知、肌肉运动和情感经历、对当前语境（社会的、物理的、语言的）的认识等（Langacker，1990）。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其实就是语言表达式在说话者或听话人心里激活的一系列概念，并将某一特定的心理意象附加在它们所唤起的概念内容之中。因此，语言意义包含概念内容和心理意象，语义学研究应当对概念和心理意象进行结构分析和描写。概念和心理意象都是基于人类的体验和百科全书式的经验而形成的。这也印证了认知语义学中的体验原则。

隐喻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现象，是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地、对应地映射到另一个概念域（束定芳，2000）。隐喻通常是使用目标域和原域两个概念来描述的。隐喻是人类用来组织其概念系统的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的手段，通常是把人们比较熟悉的、具体的概念域（即原域）映射到不太熟悉的概念域（即目标域）上。通过映射，人们在两个概念域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这是人类认知发展的必然结果。隐喻有三种最基本的类型：本体隐喻、结构隐喻、方位隐喻。隐喻在汉语方位词、介词研究当中应用较为广泛，如蔡永强（2010）。

框架语义学是在格语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指的是语义是一个包含元素和元素间关系的框架，每个框架由一组呈现情景概念的框架元素组成。框架语义分析需要以词语的知识和经验背景为基础，探讨词语在特定语境中的范畴化功能以及使用该词语的场景。框架语义学从人们理解语言的角度阐释词汇意义，为观察分析词汇意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彻底改变了人们对语义概念的认识（陶明忠、马玉蕾，2008）。

认知语义学在事件的框架中分析语义成分与表层成分之间的关系，研究事件的结构、事件的方式、事件的句法和语义表现等，发展出认知的事件语义学（Talmy，2000）。王寅（2005）提出了事件域认知模型的概念，解释了汉语中缺省交际、间接言语行为、词义变化和转喻机制等一些问题。崔希亮（2012）从认知视角分析了汉语事件的结构、方式及其句法语义表现，探讨了汉语事件语义学，为解决意义的表达和理解问题以及句法语义接口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刘茂福、胡慧君（2013）研究了事件语义的理论基础，从认知视角探讨了事件语义的结构和关系，从计算视角探讨了事件语义结构与关系的辅助标注，讨论事件语义的形式化手段。

除上述专题外，认知语义学的重要专著有：田兵的《义项的区分与描写——关于多义词的认知语义学研究》、束定芳的《隐喻学研究》和《认知语义学》、胡惮的《概念变体及其形式化描写》、张辉的《认知语义学研究》、周领顺的《汉语移动域框架语义分析》等。

束定芳（2000）对隐喻研究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与分析，探讨了隐喻的本质和特征，指出语言层面的隐喻研究需通过隐喻在话语中所体现出的语义变化来认识隐喻的本质特征。田兵（2004）基于认知语义学探讨了多义词义项的认定、区分与释义，研究了词的认知语义框架与词典使用者的接受视野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以词典编纂为取向的义项划分模式，通过详细分析现代汉语中的“打”字考察了多义词的语义结构及其义项间存在的一些基本关系，论证了义项认定和划分模式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束定芳（2008）介绍了当代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认知语义学的基本观点、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对比英汉两种语言，讨论了认知语义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如范畴化、词汇比、概念化、隐喻等。胡惮（2011）基于认知语言学探讨了概念的语用变体以及与概念变体相关的各种微观语义关系，并以现代汉语人名词语为例论述了概念语义网络中语义的形式化描写，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语义知识库，即基于多维特征集的概念语义词网的建构理论。张辉（2011）从原型理论与范畴化理论、非范畴化理论、多义现象的认知研究、认知事件理论研究和概念语义学、框架语义学以及其他研究五部分展现了国内认知语义学的研究成果。周领顺（2012）以框架语义学为理论基础研究了汉语移动域语义框架系统、词元与移动动词、核心框架元素和非核心框架元素等，建构了汉语框架网络语义知识库。

四 计算语义学

计算语义学是结合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形式语义学的一门学科，旨在发掘自然语言表达式语义表征的自动化信息处理技术，探讨语义信息形式化、代码化的理论和方法。基于计算语义学研究汉语语义的学者有：俞士汶、张普、刘海涛、刘开瑛、姚天顺、翁富良、王野翊、侯敏、林杏光等，他们的研究主要涉及自然语言语义分析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为汉语信息处理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计算语义学的重要专著主要包括：吴蔚天的《汉语计算语义学——关系、关系义场和形式分析》、鲁川的《汉语语法的意合网络》、靳光瑾的《现代汉语动词语义计算理论》、刘茂福、胡惠君的《基于认知与计算的事件语义学研究》等。

吴蔚天（1999）从汉语语义学的视角探讨计算机的自动分析问题，提出了汉语计算语义学的设想，弥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不足。汉语计算语义学的核心内容是研究词语与词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建立关系义场，设立形式规则，使得计算语义学所揭示的规律能直接应用到计算机上。该书指出关系语义场是计算语义学区别于语言学语义学的主要方面。鲁川（2001）以计算语义学为研究背景建构了现代汉语的意合网络，探讨了人们如何通过语言形式来表达意义，提出了信息语法应当体现语义的先决性、句法的强制性和语用的选定性。靳光瑾（2001）研究了现代汉语句子语义的抽象表达式，重点是汉语动词的数学抽象和语义计算，使句子的语义表达能与现代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数理逻辑相融合。作者建构了一个语言环境模型，利用求解规则和策略推导出简单句和复合句中函子的空语类成分，让计算机自动理解和处理汉语语句的缺省成分，是汉语语义形式化和中文信息处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刘茂福、胡慧君（2013）从认知与计算角度介绍了事件语义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从认知视角探讨了事件语义关系，从计算视角讨论了事件语义的形式化，开拓了汉语计算语义学研究的新领域。

此外，在计算语义学方面进行研究的还包括陈祖舜的《信息语义学：一个新计算语义学的构想》，易绵竹、汤庆国的《语义信息处理的认知基础研究》，吴平的《计算语言学中语义表达的基本问题》和《论元控制谓词与非论元控制谓词的逻辑语义分析与计算》，郭曙纶的《汉语计算语义理论及其原则》，王惠、俞士汶、詹卫东的《现代汉语语义词典规范》，张炯的《包含非连续成分的句子的语义计算》，杜家利、于屏方的《计算语义学视角下的文本风格研究》，崔巍、李益发、斯雪明的《信任谓词的计算语义》，张连文的《生成词库的组构、表征和语义计算分析》等。这些文章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有的针对计算语义论述了自己的独到观点，有的以计算语义为切入点，深度剖析了现代汉语里的重要问题。

陈祖舜（1995）试图探索出一个新的计算语义学理论，对理论的构架有了总体的构想，论述了其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同时指出新理论所要达到的五个要求。易绵竹、汤庆国（1999）基于认知心理学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将语义信息的三级处理的基本单元划分为语词、语句和语篇三部分。通过对命题表征与语句义处理、场景统览与语篇义处理的讨论，为设计不同的语义代码和计算机处理模型奠定了基础。吴平（2002）指出计算语义学的研究和发展不是独立的，同时吸收了其他语言学分支的理论成果。他通过对语义值、规则对规则假设、逻辑翻译、类型理论及Prolog语义处理方法进行研究，解释了计算语义学如何进行语义运算的基本表达。郭曙纶（2002）指出汉语计算语义学是一个交叉的学科，其理论受多门学科包括数理逻辑和计算机科学的影响，同时还简单介绍了当今汉语计算语义理论的相关知识和研究成果，指出了当今计算语义学所面临的问题并给出了解决思路。王惠、俞士汶、詹卫东（2003）指出《现代汉语语义词典》经过两次修订，通过对原有的语义体系进行深化改造、新增词汇等一系列措施，适应了机器翻译的需要，规模和质量都有显著提高，为计算机语义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持。吴平（2006）针对动词后续成分的问题从逻辑语义的角度进行探索，将汉语中动词分为论元控制谓词与非论元控制谓词，同时进一步将论元控制谓词分为主语论元控制谓词和宾语论元控制谓词，在Prolog语言环境下对谓词进行了个案分析。张炯（2008）认为，同英语一样，汉语中有很多非连续结构，它们在意义上形成完整的单位，但在句法上却是断裂的，而传统的分析计算方法不能全面分析这些结构。鉴于此，他介绍了一种基于LR分析方法的算法，通过加入语义栈、储存器和监视器弥补了之前算法的缺陷，通过对断裂成分进行特定的语义标记实现了包含非连续成分句子的语义计算与分析。杜家利、于屏方（2011）利用计算语义学的方法分析了不同文本风格，重点限定在文学风格的基本语义量化层面，通过对语义核心的义域场构建和语义核心测定的研究，为实现用计算语义学方法分析文本风格找到了路径。崔巍、李益发、斯雪明（2012）指出，虽然计算的协议组合逻辑在安全协议形式化分析方法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在建立信任关系时存在缺陷。在基本协议逻辑的框架上，他们试图通过添加信任谓词的方法来弥补这一缺陷。张连文（2013）在生成方法下系统研究了词库LEX的组构和计算，重点探讨了I-语言与词项复制函数、心智词库与语段一级词项特征及其计算方面的诸多问题。

五 其他分支学科

现代语义学除词汇语义学、形式语义学、认知语义学和计算语义学外，还包括了模糊语义学、国俗语义学等。

模糊语义学是运用模糊集理论与现代语义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语义的模糊性为对象，研究具有模糊性的词语和句子的意义，分析其语义规律，使语义学理论能全面解释自然语言中的各类语义现象。语义模糊性是指语义所表现出的一种语义不确定性、界限不分明、亦此亦彼的性质。词可以用来表达事物或概念，而世界上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语言要避免烦冗复杂就必须用尽量少的单位表达尽可能多的信息量，因此不得不打破事物或概念原本分明的界限，用一个词表达几种不同的意思，以节省语言单位。语言是一种交流符号，在不影响交流的情况下，词无须像客观所指那样有分明的界限。这是语言模糊性存在的内在因素。其客观原因在于客观世界中的许多事物、现象、特征等构成了一个连续体，很难在它们之间划出一个确切的界限，如赤橙黄绿青蓝紫，凌晨与早晨。另外，不同民族对同样的客观世界有不同的认知途径和划分范畴的方法，经济原则、隐喻认知系统和思维互补等是语义模糊现象形成的主观因素。

我国最早运用模糊理论来研究语义模糊性的是伍铁平的《模糊语言初探》（1979）。伍先生在模糊语言和模糊语义研究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词是表示概念的，词的模糊性是由词义的外延适用界限的不确定性来体现的，不受语言的限制。张乔的《模糊语义学》是第一本系统介绍模糊语义学理论的专著。该书基于模糊理论探讨了模糊语义学的研究对象、模糊语义的特点及定量化分析等内容，揭示出模糊量词寓意的特殊性，正式建立了语义学研究中的模糊语义学研究方向。吴振国（2001）指出语义的模糊性与客观世界或主观世界的联系都是间接的，语言形式和意义的矛盾、语义形成的社会性以及言语交际的需要，都是导致语义模糊的直接原因。陈维振、吴世雄（2002）从范畴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模糊语义的认知特点，将语言的模糊性归因于人类对客观世界范畴化的模糊与不确定性。吴振国（2003）系统研究了汉语的模糊语义现象，用形式化的方法探讨了模糊语义的各类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建立了一个较为周密完整的汉语模糊语义学理论框架。黎千驹（2007）系统阐释了模糊语义学的基本原理，从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应用价值三方面建构了模糊语义学的学科体系，模糊语义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初步形成。

语言模糊性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界限性、不平衡性、交际性、实用性等特征，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普遍性和客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语音层面（如汉语中的同音异体字）；词层面（如一词多义，旧词新义，语义对立词）；句子和话语层面、语法层面（词类归属的不确定性，如“计划”即可作名词又可作动词）。界限性指的是模糊词并非模糊无界，其取值往往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平衡性是指语言既具有自身的明晰性，又具有内在的模糊性；语言中这对明晰性和模糊性矛盾在同一语言中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在跨语言交际的比较中更是不平衡的，例如词语多义义项的“明晰性—模糊性”的不平衡性（如“二、三、四”表示数字时是明晰的，但“三长两短”“不三不四”等却会出现模糊现象）。交际性和实用性指在交际过程中，模糊性可使语句显得有礼貌或使说话人有回旋的余地；另外，许多修辞手法（隐喻、含蓄、双关、暗示、讽刺等）的使用，可使文字表现详略得当，有明有暗，引人入胜，提高表达效率。研究模糊语义对于有效交际和语言学（包括修辞学、词源学、词汇学、语义学和词典编纂等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都有较为广泛的用途，其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

除模糊语义学外，语义学研究出现了民俗语义学、人本语义学、句子语义学、文化语义学等著作。“国俗语义学”是王德春于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的研究词语的民族文化内涵的一门学科，是在苏联的语言国情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研究的是附着在词语概念意义上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的语义，反映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俗，具有民族文化特色。汉语国俗语义学要研究和发掘汉语中所蕴含的国俗语义，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程雨民（2010）探讨语言系统及其运作中的各种理论问题，指出语言是适合于人类智能的工具，语言结构到语言应用各层次都有人类意识的参与，人类应用语言体现了语言系统与说话双方意识的互动。司联合（2010）基于概念层次网络理论，使用函数和演绎推理的方法来研究句子的语义，指出句子是语义的函数，结构意义和词汇意义是变量。作者根据特征语义块描述作用效应链的环节的多少来划分简单句和繁复句，并把繁复句分为并列句、复合句和混合句，以此来研究句子的意义。该书无论是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句子语义学的理论方面都有较大的创新，开创了汉语语义学研究的新天地。吴国华和杨喜昌（2000）、马清华（2005）从文化的视角研究语义问题，探讨人类基本文化结构对语义的作用规律，揭示语义的文化本质，丰富了语义理论和语言类型学研究，对文化和语义关系问题的探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吴福祥、王云路编（2015）重点介绍了汉语词义系统演变和演变规律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基于认知语言学、历史语用学和语言类型学的语义演变研究，展示了汉语语义演变研究的新视野和新进展。

综上，现代语义学的研究表明我国的语义学研究从最新理论著作的评介发展到借鉴国外语义学理论分析汉语事实，发掘汉语的语义特征与规律，在现代语义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产生了大量的成果。汉语语义学无论是本体研究，还是与计算机、逻辑学、社会学等的跨学科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充实和发展了语义学理论。

第四节 汉语语义学研究展望

纵观国内外语义学的研究现状，汉语语义学研究无论是微观上还是宏观上都大有可为。微观上，对汉语语义现象做系统全面的描写与分析仍是汉语语义学最重要的工作，是语义学得以发展的前提；从普遍语法的角度解释语义现象仍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推动着语义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语义学与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应该协同发展，共同推动语言科学理论的进步。宏观上，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而语言是信息最重要的载体，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必然会推动语言科学的迅速发展，同时，语言的研究也将制约一个国家信息技术的发展。语义学应该与计算机科学互相借鉴、相互促进，共同探索机器翻译、信息处理等课题。另外，形式语义学与逻辑学、数学、哲学相融合，认知语义学与心理学、人工智能等相融合，将形成多种学科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本章讨论了早期汉语语义研究的历程和现代汉语语义学的产生及发展状况。汉语语义学从词源学、词典学式研究到现代语义学研究的百花齐放，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方法与目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令学界瞩目的成果。但现阶段现代语义学在中国的发展仍存在较多的挑战，语义研究的“两张皮”现象仍存在[※注]，阻碍了汉语语义学的发展。在语义学蓬勃发展的21世纪，汉语学界与外语学界应携手共进，充分利用汉语言系统的特殊性，为语义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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