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语义学对传统语义研究的继承与发展

20世纪是现代语义学继承训诂学传统、研究汉语词汇语义的时代。汉语词汇语义研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语义研究散见于汉语词汇学著作之中，探讨的是词义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且多聚焦于词的理性意义。主要研究成果有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孙常叙的《汉语词汇》、王勤、武占坤的《现代汉语词汇》、葛本仪的《现代汉语词汇》等。下文简要介绍这些著作的内容。

周祖谟（1959）探讨了词的意义问题，指出研究词义必须理解一个词在使用上的一般意义和使用范围，要注意词的所指对象、词的实在意义、词的使用场合以及词的组合对象；要注意音义之间的联系。声音和事物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但当某个意义在一种语言中与某一个音相对应时，那么声音和意义之间就有了某种联系，这两种音义之间的关系反映了语言不同发展阶段的两种情形。他认为词的多义性与同音词应区别开来，前者几种意义之间相互联系，而后者无关联；并指出词义的演变要从历史的发展上来分析语言事实，区分不同时期意义的演变，不要拘泥于字形等。孙常叙（1956）讨论了词义的性质、发展和转变三个方面，指出词义依存于语言的物质形式，是思想的语音物化的内容，是被词固定下来的反映客观存在的认识；词义的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粗到精、由简单到复杂、由片面到多面的过程；词义转变与认识有关，是词的活用或替代产生出来的。《汉语词汇》是我国第一部汉语词汇学著作，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为主，也探讨了汉语词汇的发展，引述了不少训诂学的研究成果。王勤、武占坤（1959）分析了现代汉语的词义问题、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词义和概念的关系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观点。葛本仪（1961）研究了汉语词义的性质和类别，并专章阐释了现代汉语词义的修辞色彩。

20世纪80年代以后，汉语语义研究进入了发展的高潮期，学者们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深入研究了汉语的词义系统，现代语义学初具雏形。该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朱星的《汉语词义简析》、孙良明的《词义和释义》、葛本仪的《汉语词汇研究》、苏新春的《汉语词义学》、符淮青的《现代汉语词汇》和《词义的分析和描写》等。下面简要介绍这些著作中关于语义部分的研究。

朱星（1981）论述了词义原理、词义分析、词义变化、词义教学、古代训诂注释和外国语义学等。该书以汉语词义问题为焦点，涵盖了词义学中的主要问题，是关于现代汉语词义的第一部专论性著作。孙良明（1982）主要研究了词义和释义两大部分。词义部分分析了词义的定义及其范围、词义的演变和分化、词与词的音义关系，对各类词义及词义的语言环境做了细致的描述。释义部分讨论了释义的任务、释义的原则、释义方法和释义应注意处理的几个问题，探讨了词的释义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葛本仪（1985）认为词的语义内容包括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三个部分，并在词义问题上提出了区分词的一个意义和一个词的意义的问题，推动了词义及词义演变研究的发展。苏新春（1992）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汉语的词义，探讨了词义的构成和整体属性、词义的民族文化特征、词义研究的方法和词义的历时研究状况，初步构建了汉语词义学的理论框架。该书从结构和人文视角分析了词义的组成成分及其属性特征，历时与共时、静态与动态描写相结合，兼顾词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是当代汉语词义研究成果的代表作之一。符淮青（1985）使用形式化的手段探讨了词义的变化，通过分解词义的内容阐释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之间的关系，论述了词义和语素义关系的类型，极具特色。符淮青（1996）基于国外语义学理论分析和描写了汉语的词义现象，指出词义的特点是语词指号的透义性、词义能达到的高度抽象水平和词的多义性；然后分析了词的言语义、词的反身指代义和词的概念义；探讨了表动作的词、表名物的词和表性状的词的意义、词义的模糊现象以及模糊词的释义等问题。符先生认为词义的单位其实就是在一个语言系统内对词义的划分，词义的描写要求联系词义与词的结合能力，这有助于词典的编纂和语法研究。宋文辉（2012）指出该书是关于名词、动词、形容词释义元语言的句法语义结构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二 结构主义潮流下现代语义学的研究

20世纪又是现代语义学基于西方语言学理论探索汉语自身规律的时代。在结构主义潮流的影响下，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语义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新颖的研究语义的方法，打开了语义研究的新局面。其主要研究的课题包括语义特征分析法（又称义素分析法、成分分析法）、语义场理论、配价理论、语义指向分析等。

（一）语义特征分析法

高名凯（1961）指出语义与语音一样是语言符号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可以单独研究，这是语义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语言学的一门独立学科的科学依据。他借用音位和音素概念探讨了语言中的语义成分——义位与义素，指出语言中最小的语义单位是义位，构成一个义位的语义成素称为义素，义素组成义位受具体语言在一定时期的语义系统制约。义位包含许多概念义素，每个概念义素又具有许多附加的义素（如表感情、修辞、风格、形象等）。义位又可以彼此结合成更大的语义单位——词位义位，它具有义位的各个特征，因此，语言的语义系统是由义位与词位义位共同构成的。通过分析词的义素义位形成了结构主义框架下语义研究的重要理论——语义特征分析法，这对于汉语语义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陆俭明（1991）指出语义特征在汉语研究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语义特征主要以词为研究对象，即指某一小类实词所特有的、能对其所在的句法格式起制约作用的，并足以区别于其他小类词的语义要素。广义的语义特征研究认为词之上的结构如句子等也都有语义特征，将词义与语法结合起来分析语义特征。语义特征分析法常用于探讨不同词在词语搭配上的差异，区别看似同义实则并不同义的词，解释现代汉语中同形多义句句法格式的产生原因及同一类词进入某个句法格式的差异（陆俭明、沈阳，2003）。该分析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法，不仅有助于清楚地反映词的内部结构，使语义描写更形式化、精确化，从而有利于计算机信息处理和机器翻译，而且可以很好地解释词小类与特定句式结合时的语义问题。该方向的具体研究领域包括语义特征的提取、表达、变化，以及之后与配价理论、认知语法相结合所产生的新问题。

最早运用语义特征来分析汉语语法问题的是朱德熙（1980）。他在《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中指出了形容词在“性质”与“状态”这一组语义特征方面的对立，说明了形容词的简单形式和它的复杂形式在语法功能上的区别，从而确立了现代汉语的性状范畴，掀开了汉语语义特征研究的序幕。朱德熙（1986）通过语义特征分析探讨了汉语句式变换的限制，指出一个变换关系能不能成立，往往决定于参与这个变换的句式里带关键性的词的类属，凸显了语义特征研究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此后，马庆株、陆俭明、邵敬敏等人深入探讨了语义特征的属性、类别及研究方法等，研究了汉语词汇句式的语义特征，在汉语动词、名词、形容词等词类以及祈使句、双宾句等句式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马庆株（1981，1990）利用语义特征的对比说明了不同动词小类之间的差异，分析了动词的[完成]、[持续]、[状态]三个语义特征；并且指出不仅词的大类和小类有语义特征，其他各级语法单位都有语义特征。陆俭明（1991）分析了语义特征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指出语义特征是小类实词所特有的，能制约句法格式的，并区别于其他小类实词的语义要素。邵敬敏（1991）从动词的语义特征对句子的作用延伸到名词的语义特征对句子的作用，具体分析了两类词的语义特征。马庆株（1998）分析了语义特征的性质、分类角度和相互关系，提出了一些提取语义特征的方法，如词义比较系联法、词语解释等，阐释了语义特征在汉语语法语义研究中的关键地位。沈阳（1998）分析了语义特征的覆盖现象，指出语法意义或动词的语义特征存在范围大小和层次高低的区别，前者往往覆盖后者。语义特征的范围覆盖，即同一句法位置上可能同时具有的同级别语义特征中总是控制范围小的被控制范围大的覆盖，而不会出现控制范围大的被控制范围小的覆盖的情况。范围小的语义特征被覆盖时，句子就会出现歧义。

语义特征分析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已经成为汉语语义语法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语义特征分析不仅在形式和意义上相结合，而且与其他分析方法如配价理论、认知理论等相结合，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

（二）语义场理论

语义场指的是语义系统中固有的完整的集合（贾彦德，1986），即具有某种相近语义的语言单位构成的一个集合。语义场的构成以共同的语义特征为基础，至少要具备三个因素：语义相近的词项、词项间的逻辑关系、语义场间的联系。语义场内的语义单位相互制约，体现了词义的系统性。

语义场理论为汉语的语义结构和语义体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是汉语语义学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国内梅家驹、贾彦德、符淮青等先后探讨了语义场理论，并基于该理论分析了汉语语义语法现象。梅家驹（1983）基于语义场理论研究汉语同义词词群，把汉语词语分为12大类、94中类、1428 小类，是一部汉语词汇语义研究的重要著作。贾彦德（1986）分析了语义场的性质与层次，指出义素分析应该从最小语义场开始，并介绍了汉语十类语义场，如分类义场、部分义场、顺序义场、关系义场等。符淮青（1988）分析了汉语表“红”的颜色词群，探讨了汉语语义场的历时演变、语义场的层次性以及语义场的内部关系。解海江、张志毅（1993）指出语义场的历史演变过程具有二重性，其内部结构的不平衡性是引发语义场演变的内在动因，而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客观对象的认知能力的提高是语义场演变的外部原因，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词汇语义场的演变。贾彦德（1992）运用大量的语言事实分析了义位与同一语义场中其他义位的相互联系与制约，研究了汉语语义场的历史演变。

语义场分析使得庞大的词汇系统更具系统性，对词项语义特征的分析、词汇的历时研究、篇章语义等都有重要启示。叶蜚声、徐通锵（2011）指出语义场与语义特征相互联系，语义特征为不同语义场的聚类和网络关系提供了理据，语义场的研究又反过来为语义特征的提取和确定其在语义层级网络中的位置提供了依据。

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是语义场理论中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崔承一（1988）、刘叔新（1994）、郭继懋（1998）、沈阳（1999）等。在语义场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又叫纵向关系，组合关系又叫横向关系，其中聚合关系指的是一个词和所有可以在同一语境中出现的词之间的关系，组合关系指的是在同一平面上出现并组合在一起的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介于单词意义和句子意义之间，纵向上主要包括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下义关系等，横向上主要包括主谓关系、述宾关系、述补关系、定中关系、状中关系等。词语之间语义关系的区分离不开对其语义特征的深入刻画，同时语义关系的确定又有助于形成不同的语义场。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结构主义框架下语义研究的基础。

（三）配价理论

配价理论指的是利用动词、形容词、名词和介词与不同性质的名词之间的配价关系来研究某些语法现象所形成的理论，其中，配价关系既包含句法配价和语义配价，也包含逻辑配价和语用配价。

最先运用配价理论分析汉语现象的是朱德熙。朱德熙（1978a、1978b）分析了“动词性成分+的”组成的“的”字结构以及由该类结构组成的五种类型的判断句。之后，国内汉语学界一大批学者就汉语配价现象展开讨论，如范晓、张国宪、周国光、沈阳、陆汝占、靳光瑾、袁毓林等。范晓（1991）指出动词价的分类属于语义平面，动核结构是语义平面的基本结构，构成表层句子的基础，即动词联系的句法成分是构成动核结构所必需的语义成分，具有强制性。张国宪（1993）也认为配价由语义决定，是动词具体运用时所体现的一种语义功能。配价可以从语言的各个角度进行考察，但其配价的语义基础是不变的。周国光（1994）分析了确定“价”的方法，指出决定谓词配价的决定性因素是词汇意义。沈阳（1994）提出了确定“价”的方法，即根据NP原则、V前NP原则和V后NP 原则构造一个形式化的汉语动词句法系统。陆汝占、靳光瑾（1998）将配价理论运用到语义计算中，探讨了句子成分的语义角色，并用逻辑表达式分析了句子的语义，推动了语义形式化的发展。袁毓林（1998）基于配价语法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了动词的配价关系，建立了汉语动词的配价层级和配位方式，进一步发展了配价语法理论，是汉语配价语法领域的第一部专著。

沈阳和郑定欧、袁毓林和郭锐相继主编的《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1995、1998）两本论文集分别介绍了当时汉语学界配价现象研究的新成果，进一步推动了配价理论在汉语中的研究和发展。陆俭明在该书的序言中强调汉语配价理论为描写和解释汉语语法现象提供了新思路，但它不能代替先前已有的句法语义理论，更不可能解决汉语的所有问题。1995年和1999年两次全国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讨会更是将配价理论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四）语义指向

语义指向是刘宁生在《句首介词结构“在”的语义指向》（1984）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指的是句法结构中句子成分（定语、补语、状语）与其他句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联性。运用语义指向可以分析句子的语义结构，探讨语义结构的特点和句法语义功能，解释句法结构与语义结构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语义指向研究作为分析汉语语义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探索汉语语义的性质与内涵以及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基于语义指向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有邵敬敏、胡裕树、陆俭明、沈开木、王红旗、卢英顺、张谊生、范晓、古川裕、赵金铭、张国宪、刘宁生、周国光等。他们的研究既有对语言事实的具体分析，也有对语义指向的理论探讨。下面分别介绍这些研究成果。

语言事实的研究主要围绕做状语的副词和介词短语、做补语的形容词以及一些特殊句式展开。邵敬敏（1987）从方法论上总结了语义指向分析的作用，指出副词语义指向不同能产生不同的解读，语境影响副词的语义指向和句式结构，这些是 20世纪80年代副词研究的新突破。张国宪（1988）结合配价理论探讨了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分析了其形式标志，指出与补语发生关系的是名词，名词不仅存在分属现象，还存在兼属、省略和隐含等现象。补语语义指向的形式标志为标志词“把、被”等和语序，但二者并不等价，语序是第一位的，当两种标准同现时，标志词让位于语序。陆俭明（1990）研究了形容词做补语的语义指向规律，指出语义指向受形容词A₁的语体色彩影响，表示理想结果的实现，而量度、颜色和味觉等形容词A₂都能表示与预期结果的偏离，语义指向V、V的施事、V的受事、V的施事或受事位移的距离。动词所表示的行为动词对动词的论元所具有的性质起着不同的制约作用，决定了VA₂的语义解读。马真、陆俭明（1997a、1997b）进一步归纳了形容词充当结果补语的语义指向的十种类型，分别是指向述语动词所表示的行为动作本身、施事、当事人的人体器官或人体某部分、受事、主事、工具、行为动作的产物、处所、施事或受事位移的距离、述语动词的同源成分，并指出影响语义指向的因素是述语动词的语义特征、形容词补语的语义特征、语境等。理论方面的探讨主要围绕语义指向的理论背景、性质、内涵、研究对象、作用等展开。陆俭明（1993、1997）指出语义指向分析是汉语语法学界引入菲尔墨的格语法理论的结果，语义指向研究句中某一成分在语义上跟哪其他一成分相关联，并从语法功能上讨论了语义指向研究的对象。胡裕树（1994）指出语义指向是指句子中词语在语义平面上支配或说明的方向。沈开木（1996）认为语义指向指的是一个词指向它的对象或特征，研究范围仅限于副词“不、也、都”等。王红旗（1997）认为语义指向是处于相同句法位置、具有相同语法性质的词语同句子不同语法成分发生语义联系的现象，是句法成分的语义关系同语法关系的不对应现象，因此语义指向应该限制在可以形成不同语义关联的位置上，如补语、状语、定语及复谓结构中的第二谓语。上述学者的观点反映出，对于语义指向的性质与研究对象，汉语学界存有较大分歧。

语义指向分析拓展了汉语语义分析的视野，深化了对汉语语义系统的认识，是汉语学术界对语义学研究的贡献（陆俭明、沈阳，2003）。但语义指向的研究主要围绕一些典型结构和典型词类，研究范围有待拓宽，且尚未建立一个完整的语义指向理论体系，与中文信息处理及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的应用研究需要加强（锐昌锡，2004）。

三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现代语义学

虽然汉语学界在语义专题研究上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现代语义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却较为缓慢。

朱星（1980）首次探讨了“汉语语义学”的学科发展，分析了汉语语义学研究的范围及其重要性，提出从建设汉语语义学理论、编写必要的工具书和选印外国语义学代表著作译本三方面建设汉语语义学的构想。几年后，贾彦德（1986）撰写了国内第一部语义学专著《语义学导论》[后做重大修改，更名为《汉语语义学》（1992）]，填补了汉语语义学系统研究的空白。该书结合训诂学和国外语义学理论研究汉语的语义现象，探讨了语义单位、语义系统、义素分析法、语义场、句义等问题，重点阐释了语言学中语义研究的意义，并以汉语为例，说明语义研究是切实可行的。该书还讨论了语义演变的问题，指出汉语语义的历时研究是一项值得研究的课题。此外，该书还特别强调了语义研究的实践意义，即应该有助于编制计算机用的词典的释义工作，有助于对汉外机器翻译系统的设计。贾先生指出，汉语语义研究要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相结合，以汉语和民族语言为研究对象，从国外语义学理论和训诂学中汲取营养，建立有汉语特色的语义学。邢公畹（1995）指出，《汉语语义学》是一部功力深厚、奠定汉语语义学基础的开创性著作。

同时期的著作还有伍谦光的《语义学导论》、毛茂臣的《语义学：跨学科的学问》、石安石的《语义论》和詹人凤的《现代汉语语义学》。伍谦光（1987）分析了语义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语义学的主要流派、现代语义学的基本理论和观点、语义的特征与类型等，讨论了英语教学中的语义问题。毛茂臣（1988）是语义学入门级的读物，主要介绍了语义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语义学与其他相邻学科的关系。石安石（1993）探讨了各类不同的语义、语义单位、语义成分、语义关系、蕴含与预设等。陆善采（1993）采用大量语料分析了汉语的词义、汉语句子的语义、汉语语义中的反义现象等，详细探讨了语音、隐语、谜语、语言环境、非语言交际、汉字等问题与语义的关联。詹人凤（1997）运用现代语义学理论探讨了现代汉语的语义现象，是继贾彦德之后第二本以汉语语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著。全书分通论篇、聚合篇和组合篇三大块，其中通论篇分析了现代汉语语义的层次性、语义层级单位的特点等；聚合篇研究了同义、反义、类属等语义聚合体；组合篇探讨了自指和转指、合成词的语素组合等。该书既借鉴了西方语义学理论，又传承了汉语语义研究的传统，兼容并包，深化了对汉语语义单位的系统性和层次性的认识。张旺熹（1999）基于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大量语言材料调查统计的基础上，从语义上分析了现代汉语中几种特殊句法，深入探讨了“把”字结构、主谓结构、动补结构、双数量结构等语义关系类型及其特征，并结合对外汉语教学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上述研究基本上是应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较少涉及当时发展较快的语义学其他分支。从理论到研究课题全面介绍了现代语义学的第一本著作是徐烈炯的《语义学》。该书上篇主要介绍了语言学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提出的各种语义理论，包括指称论、意念论、行为—环境论、验证论、真值条件论、用法论和境况论；下篇重点介绍语言学领域内语义研究的一些重点课题，包括词的意义、词组及句子的意义、语义与语法、先设、题元、照应、定指性和量词，力求重点突出，体现语义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徐先生指出，传统语文学范围内的词义研究缺乏系统性，当代语义学家都没把一些具体语义问题列入该学科研究的范围之内，而且当前形式语义学发展较迅速，前沿研究介绍较少，需另书探讨。

继徐烈炯的《语义学》之后，国内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编著与专著。朱水林（1992）系统地论述了逻辑语义学的基本原理、源流和发展，主要包括λ-演算和组合逻辑、蒙太古语法、人工智能理论、逻辑语义理论等，探讨了该学科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和接口问题，展现了国内逻辑语义学研究的高水准。蒋严和潘海华（1998）基于数理逻辑方法探讨了自然语言的语义问题，是我国第一部形式语义学专著。该书主要介绍了语义、真值与逻辑，逻辑演算，Cp系统和语义解释，类型论，量词、辖域与依存，A转换，广义量词，时间、时制与时态，对时间的量化与限制、量化类型及其三分结构，可能世界与模态逻辑，内涵逻辑与命题态度，博弈论语义学，篇章表述理论。作者在介绍形式语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如基于类型论描写自然语言现象、基于广义量词的逻辑思想处理量化名词短语、基于时态逻辑对时间因素的运算等，并结合汉语语料探讨了一些特殊句型、时间副词等，体现了两位学者熟练运用形式语义学分析汉语语义问题的能力。邹崇理（2000）指出这本书既是一部运用现代逻辑方法研究自然语言语义问题的教科书，对逻辑学、语言哲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内的学者而言，它也是一部有分量和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方立（1997）首先介绍了形式语言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数学和逻辑手段，主要包括与形式语义学相关的集合论、代数系统和逻辑系统，之后介绍了形式语言理论和与之对应的自动机理论，考察不同句法理论的生成能力。作者力求每一个概念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定义并配以简单的例子，章节末附有巩固知识的练习，是一本形式语言研究和计算语言研究难得的基础教材。方立（2000）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逻辑语义学的核心话题、研究方法以及最新动态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该书化繁为简，以大量的例子说明数理逻辑在句子语义解释过程中的具体运用，是一部逻辑语义学的经典教程。

这几本语义学著作代表了我国语义研究的较高水平，促进了现代语义学的发展。当然，现代语义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伴随着该学科最新成果的大量引介。这时期国内翻译或直接引进的语义学专著主要有：沙夫（A. Schaff）的《语义学引论》（罗兰、周易译）、利奇（G.Leech）的《语义学》（李瑞华、王彤福、杨自俭、穆国豪译）、格雷马斯（A.J.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徐伟民译）、赛伊德（J.I.Saeed）的《语义学》、莱昂斯（J.Lyons）的《语义学引论》等；介绍性的论文更是成百上千，代表作有：周绍珩（1978、1984）、徐烈炯（1978、1980）、林书武（1984）、沈家煊（1985）、廖秋忠（1985）、方立（1986）、吴平（1996）、邹崇理（2000）等。论文专著的引介和编写大大推动了现代语义学的发展，为21世纪现代语义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