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特别是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有着密切联系。美国描写语言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兴起和发展、30—50年代占主流地位的一种语言学流派，核心人物是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后期代表人物是哈里斯（Zellig S.Harris）和霍凯特（Charles F.Hockett）。美国描写语言学认为只有建立在可以观察得到的语言事实基础之上的语言研究才算得上是科学的语言研究，并为此制定了一整套研究语言的基本原则和描写语言结构的总框架。同时，由于意义很难做到纯客观的精确分析，美国描写语言学放弃对意义的研究，这也是该学派的一大特色。

1949年之前的现代汉语语法学，基本上是在传统语法的框架内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国门尚未打开，大多数学者仍然是在传统语法的框架内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不过，此时西方的语言学思潮已渐渐渗透到国内，以结构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已悄然展开。特别是一些重量级的华人学者本身就在国外，得风气之先，能够率先运用结构主义进行汉语语法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学进入了由传统语法转向结构主义的新时代。标志着这种转变的语法著作主要有两部：

一是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作者为美籍华裔学者赵元任。该书用英文写成，1968年出版。这本书有两个中文版本：一为吕叔湘的节译本《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另一为丁邦新的全译本《中国话的文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后者也收入了胡明扬、王启龙编校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二是《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作者是国内的八位学者：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商务印书馆1961年出版。

当时主要的语法学者都参与到了这一语法研究范式的转变中，而引领这场变革的关键人物是朱德熙和吕叔湘。

一 结构主义转向的开山之作

（一）《中国话的文法》

《中国话的文法》的最大贡献在于运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首次系统地研究了现代汉语语法，因而在语法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下面仅从该书的结构主义背景、对汉语语法特点的揭示两个方面入手，做些许陈述，以期能对其里程碑意义略示一二。

1. 结构主义的背景

《中国话的文法》带有鲜明的结构主义色彩，可从四个方面明显看出：第一，在语言观上，作者明确区分了“同代（synchronic，即共时）与异代（diachronic，即历时）、描写性文法（descriptive grammar）与规范性文法（prescriptive grammar）、分类性文法（classificatory grammar）与结构性文法（structural grammar）”。《中国话的文法》同时具备“同代、描写性、结构性”这些特点，而这些都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核心观念。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具有显著的结构主义特色。如根据“分布、组合与聚合”等划分词类、归并语言形式。又如该书认为，“句子从结构上可以分为整句和零句”（赵元任，1979），丁邦新将整句和零句译为“完整句”和“小型句”（赵元任，1996），而“完整句”和“小型句”本来就是布龙菲尔德《语言论》中的术语（布龙菲尔德，1933/1997），等等。

第三，在研究范围上，作者明确指出：“只有那些有意义的最小单位（语位），跟停顿之间的最大单位（句子），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单位，才包括在文法研究的范围里。”（赵元任，1996）其中的“语位”即今天常说的“语素”。可见，在作者看来，最小的语法单位是语素，最大的语法单位是句子。而布龙菲尔德在1925年的《语言科学的一套公设》中已指出：一个最小的形式就是一个语素；在任何一段话语里，最大的形式就是一个句子。

第四，在对争议问题的处理上，《中国话的文法》带有明显的结构主义倾向。如将包含“倒装宾语”的句子处理为主谓谓语句（赵元任，1996），而主谓谓语句本身就是运用结构主义分析汉语的产物。

2. 对汉语语法特点的揭示

《中国话的文法》揭示出了诸多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既有宏观方面的，也有微观方面的，如：

排比的成素（elements of arrangement）——布龙菲尔德讲到一个语言的文法有四种排比语式的方法：（a）次序（order），（b）转调（modulation），（c）音变（phonetic modification），（d）选择（selection）。虽然这些都能应用到各种语言上，但对中文来说，它们的重要性就不一致了。在现代中国话里，“转调”跟“音变”都不大重要，但“次序”跟“选择”就负起文法排比的重担（丁邦新译本，1996）。

外显（overt）与不显（covert）的范畴——在有屈折变化的语言里，常常可以从外显的记号，比如名词的多数词尾、动词的时态等，看出语类跟语类在句子里的关系。中国话也有外显的记号，但非常有限（赵元任，1996）。

汉语中，动作方向模棱两可的动词特别多。如“你叫谁？我叫王二呐。”与“你叫什么？我叫王二。”这两句中的“叫”，前者具有主动义，后者具有被动义，但在汉语中，两种意义都用一个“叫”，就像希腊文的主被不分式（middle voice）或英文的中立方向动词（赵元任，1996）。

由词根造成的复合词，所牵涉的关系跟造句的结构类似（赵元任，1996）。

此外，作者还有一些观点是结构主义不大谈及的，显示出作者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已经走到了结构主义的前头，如：

在汉语里，把主语、谓语当作话题和说明来看待，比较合适（赵元任，1979）。

有一种强烈的趋势，主语所指的事物是有定的，宾语所指的事物是无定的（赵元任，1979）。

在探求对称时得时时刻刻当心“斜配关系”，即不规则不对称的关系。……在文法上，斜配关系跟一般规则差不多同样常见（赵元任，1996）。

语言既然是一句一意才比较清楚，那么一个句子就很少有超过一个消息重点的情形（赵元任，1996）。

正如胡明扬在所撰写的《赵元任先生小传》中说：“赵元任是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国语入门》（1948年）和《中国话的文法》（1968年）在理论、方法和体系方面奠定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国内居于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基础。”

（二）《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是国内学者运用结构主义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第一部著作，同样带有鲜明的结构主义色彩。如该书明确地将句子的分析方法确定为层次分析法，明确提出根据位置来确定主语和宾语，在辨析词类时倚重形式标准，等等。该书通俗易懂，对后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具有深刻的影响。

二 结构主义转向的奠基人

（一）朱德熙

1978年之前，结构主义虽然已经影响到了国内，并出现了上述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语法著作。但是，运用结构主义进行汉语实证研究，让人们眼见为实地感受到其行之有效的论证过程并逐渐上升到方法论层面的，还是朱德熙。

朱德熙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1956）、《说“的”》（1961）是运用“分布”这一分析理念有效解决汉语问题的典范之作。特别是《说“的”》，根据分布把“的”分析为三个不同的语素，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引发了围绕这篇文章的对描写语言学相关问题的讨论。朱德熙的《句法结构》（1962）明确论述了“层次性、层次分析、狭义同构、广义同构、异类同构、向心结构、背心结构”等概念，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形式”这一备受传统语法冷落的语言之重要方面的认识。此外，《说“的”》《句法结构》还初步尝试了“变换分析”的方法。

朱德熙这一时期的研究实践，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力量，有力冲击了传统语法占上风的研究局面，促使结构主义思想在汉语语法学界扎根，大大推动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二）吕叔湘

如果说朱德熙对待结构主义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话，那么吕叔湘对待结构主义则更多的是“研究研究”的精神。这在吕叔湘《说“自由”与“黏着”》（1962）、《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1962）等中均有明显体现。“自由”和“黏着”这组概念来自美国描写语言学，他们认为词是最小的自由形式。吕叔湘通过事实说明：用最小的自由形式规定词，在汉语里是行不通的。吕叔湘《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也以翔实的事实向人们展示了运用“分布”解决“语言单位同一性”问题的难以想象的复杂程度。吕叔湘面对国外理论的冷静态度，至今仍有警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