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
第二节 结构主义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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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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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后，中国人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以传统语法为理论背景的语法研究再也不是学界主流，而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研究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摸索、尝试与论争后，人们对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有了更多的共识，运用起来也更加自如。二结构主义的中国化结构主义的中国化，有以下几个标志：建立了“词组本位”的语法体系《中国话的文法》和《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虽也为现代汉语建立起了结构主义的语法体系,但主要是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分析现代汉语。针对这些困难，汉语学界独创了一些分析方法，而这些方法大都是针对意义的，如语义特征分析、语义指向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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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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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 语法 汉语语法 语义 传统语法 语法体系 词组 现代汉语语法 词类 学界 答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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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结构主义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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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后，中国人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以传统语法为理论背景的语法研究再也不是学界主流，而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研究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摸索、尝试与论争后，人们对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有了更多的共识，运用起来也更加自如。当然，在运用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为此，汉语语法学界对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适当的改造，并进而探索了一些适合汉语的新的研究方法，从而实现了结构主义的中国化。
一 传统语法的压轴之作和结构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之作
（一）传统语法的压轴之作
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出版于1979年。从时间上看，这部经典著作正好处在汉语语法研究“结构主义转向”到“结构主义中国化”的关节点上。从内容上看，这部著作主要是在基于用法的习惯语法的传统框架内谈汉语语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作者把具有重要影响的问题一一呈现出来，分析它们何以成为问题，何以会有不同意见，不同的处理利弊得失又如何。事实摆得清楚，分析简练精辟、平易公道。这部著作虽然只有短短的六万余字，却让人对汉语事实的复杂性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它所提出的许多话题，都成为后来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课题。该书没有专家的武断，减少了后学的盲从，堪称传统语法的压轴之作，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二）结构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之作
结构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之作是朱德熙的《语法讲义》《语法答问》。《语法讲义》出版于1982年，该书为现代汉语建立起了“词组本位”的结构主义语法体系。《语法答问》出版于1985年，该书明确提出“词组本位”，并为结构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理论、方法上的梳理、总结。
《语法答问》对《语法讲义》及相关研究的理论蕴含做了概括，从理论高度总结了结构主义语法体系与传统语法体系的不同。传统语法体系有三个组成部分：（1）根据句子成分定词类的词类观；（2）中心词分析；（3）以句子为基点进行句法分析。而结构主义的语法体系则分别为：（1）根据“分布”划分词类的词类观；（2）层次分析；（3）以词组为基点的语法体系。
《语法答问》在宏观方面还提出了很多观点，重要的如：（1）汉语语法的特点，关系全局的主要有两条：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2）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弄清楚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语法研究应当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讲形式的时候能够得到语义方面的验证，讲意义的时候能够得到形式方面的验证。
不难看出，这种形式与意义并重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并非原汁原味的结构主义。语言毕竟是形式与意义的统一，意义是形式得以存在的理由。提出“形式与意义并重”，应是朱德熙根据汉语事实、反思结构主义后的抉择。
在朱德熙的大力倡导下，学界终于从传统语法、直觉分析均以意义为重的旧模式中走了出来，结构主义的观念比任何时候都深入人心。毫无疑问，《语法讲义》《语法答问》这两部著作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基本认识至今仍被学界奉为圭臬。
另外，朱德熙的遗著《语法分析讲稿》由袁毓林根据朱德熙1980—1989年间为研究生开设的“语法分析”课程讲稿整理而成，商务印书馆2010出版。这部著作深入讨论了语素和词的确定、形态音韵学、词类、句法结构、变换、陈述和指称等专题，充分展示了结构主义语法理论的精气神。
二 结构主义的中国化
结构主义的中国化，有以下几个标志：
（一）建立了“词组本位”的语法体系
《中国话的文法》和《现代汉语语法讲话》虽也为现代汉语建立起了结构主义的语法体系，但主要是用结构主义的理论、方法分析现代汉语，并未纵深到用结构主义的眼光深刻揭示汉语语法的本质特点。因此，朱德熙“词组本位”语法体系的确立，是结构主义中国化的首要标志。
（二）提出了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
语法研究的目的是什么？通常的回答是：寻找语言的本质。而“本质”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就不那么好回答了。朱德熙明确提出：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弄清楚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不管在“语言的本质”和“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之间能不能画等号，朱德熙至少给人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可能有多种，吕叔湘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也曾提出过语法分析的最终目的：怎样用有限的格式去说明繁简多方、变化无尽的语句，这应该是语法分析的最终目的（吕叔湘，1979）。
可见，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多解”的。朱德熙所提出的最终目的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结构主义认为语言是符号系统，而符号是能指（形式）与所指（意义）的统一体，所以，语法分析的最终目的就是解决语言符号的形式与意义的对应关系。
（三）突破了结构主义的研究壁垒
结构主义有两个著名论断：研究“语言”而非“言语”、研究“共时”而非“历时”。随着结构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汉语学界逐渐打破了这些禁忌，认识到“语言”与“言语”相结合、“共时”与“历时”相结合，会更有助于全面、深入地了解语言现象。对结构主义研究藩篱的突破，无疑为汉语语法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四）诞生了中国化的语法分析方法
结构主义中国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在于研究方法的改进与创新上。改进，指对结构主义的相关方法为我所用地加以改造；创新，指弥补结构主义的不足，为解决汉语问题而独创新的分析方法。
1. 层次分析
层次性，是结构主义对语言系统的根本认识之一，因此产生了层次分析法。与美国描写语言学“只切分、不定性”的层次分析不同，中国结构主义语法学“既切分、又定性”，强调结构关系的重要性。
2. 变换分析
最早以变换分析为主要研究手段、较系统地解决汉语实际问题的是朱德熙，其标志是《说“的”》和《句法结构》。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朱德熙在变换分析的运用上更加娴熟，《“的”字结构和判断句》（1978）、《与动词“给”相关的句法问题》（1979）、《汉语句法中的歧义现象》（1979）等都是变换分析的经典之作。1986年，朱德熙提出变换分析的“平行性原则”，较好地保证了变换分析的科学性和操作性。
朱德熙的“变换”主要源自美国描写语言学家哈里斯（Zellig S.Harris），不过，二者所说的“变换”并不相同。汉语是非形态语言，语法关系往往是隐含的，变换分析能揭示隐含的语法关系，对于汉语而言特别有用。
3. 语义分析
重视语义是中国传统小学与传统语法的共同特点。对于汉语这样一种形态较为隐匿的语言，语义分析尤为不可或缺。结构主义重形式、轻意义，用结构主义分析汉语必然遇到困难。针对这些困难，汉语学界独创了一些分析方法，而这些方法大都是针对意义的，如语义特征分析、语义指向分析。这些语义分析方法揭示了语义对句法的制约，更有效地刻画了形式与意义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是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研究在方法和方法论上的进步。
综观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结构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人们的研究观念更新了，研究方法和手段也比以往丰富了许多。吕叔湘、朱德熙、胡裕树、张斌等继续引领着现代汉语语法学向前发展，以及史存直、王还、张志公、王维贤、胡明扬、张寿康、吕冀平等先生的新探索外，新的领军人物迅速崛起，在当时最有影响的即学界常说的“南邢（邢福义）北陆（陆俭明）”。此外，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如李临定、范继淹、廖秋忠、徐思益、高更生、张静、饶长溶、史锡尧、龚千炎、徐枢、赵淑华、詹人凤、卞觉非、吴启主、吴为章、刘月华、史有为、陈建民、马真、施关淦、田小琳、赵金铭、吕文华、沈开木、宋玉柱、傅雨贤、范晓、范开泰、于根元、马庆株、陈平、陆丙甫、邵敬敏、尹世超、杨成凯、张爱民、邹韶华、黄国营，等等。20世纪80年代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辉煌的年代。这一时期，人们对现代汉语的重要语法实体、重要语法现象、重要语义语法范畴等均进行了大规模、深层次的细致研究。这十年所积累下来的成果，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笔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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