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结构主义语言学出现以来，语法研究一直是语言研究的核心领域，其学术核心地位体现在研究观念、研究方法、事实挖掘、理论创新等各个方面，而且这些成果也不断地向其他领域渗透。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汉语语言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更新与发展。可以这么说，在70年来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一直是中国语言学研究最活跃、最具前沿性、成果最为丰富同时也是争议最为突出的领域。这种情况在当下的汉语语言学研究中显得更加鲜明。这里就当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本研究态势及若干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宏观上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一 多层面、多角度的互动关系研究成为基本态势

当代中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本态势大体可以从多层面、多角度的积极探索及其相互影响来概括，这主要体现在语法研究内容不仅是“语法”的，还是“语言”的；语法研究方法不仅是“语法学”的，还是“一般科学”的；语法研究生态不仅是“语言学”的，还是“跨学科”的。这些变化，都是在多层面、多角度的互动关系研究中体现出来的。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语法研究对象的变迁

结构主义背景下的语法研究，基本上都是以词法现象和句法现象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词素（语素）与词的功能类别、词组与句子的结构类型成为主要的研究内容。基于这种背景的语法研究，实际上就是对语言单位的分布及其结构方式与类型的整理和系统化。

随着以生成和解释为基本诉求的语言学理论和观念的引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本体对象发生了重大调整，其中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从基于结构语言学范式的系统描写转向基于语言能力、语言功能的解释，因此对句法结构生成的机制及其动因的分析成为当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也是一般语法研究）新范式的基本目标。在这种解释学转向的学术大背景下，制约语法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各种因素都成为人们分析的切入点，进而形成了语法研究中功能主义和形式主义两大流派的竞争态势。由于任何语法实体都是由形式和功能两部分构成的一个结构格式塔，对这种结构格式塔的描写和解释必须从形式规则和功能动因上综合考察，因此这两大流派又有一定程度的互动和交流。

这种解释学转向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推动首先体现在汉语语法研究的功能取向和认知取向。语言交际中的信息安排、语法结构形成中的经验动因、语法项目的交际选择与配置等成为新时期语法研究的新课题。基于这样的观念，词库和句法的关系、语法与语用的关系、语法与修辞的关系，都有了新的研究视角；语法范畴的认知体验基础、语法结构与认知模式之间的关系，都得到了广泛的重视；语言表达的篇章性特征、交际模式对语法形式和意义浮现的影响、语体差异的不同语法表征正在成为语法研究的一个新热点。近年来广受关注的构式语法，试图在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观念上提出新的认识，这是功能语法研究和认知语法研究的新拓展。

语法形式的研究也同样有了新的发展。基于生成语言学理论的汉语语法研究虽然一直未像西方语言学界那样成为主流，但也逐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生成语法在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语言表现）的基础上，将语言能力作为基本研究对象，探求语言系统（即生成语法的“语法”）生成的根本原则及其制约规则，从而揭示普遍语法的本质。汉语生成语法研究在这一大背景下努力挖掘汉语事实，验证普遍语法理论，解释汉语特异表现。汉语形式语法研究中具有分支学科性质的新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韵律语法和语体语法。将韵律看作一种制约语法结构规则的形式从而探求其形式系统的运作机制及其功能效应，是近20—30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发展；将语体看作一种语言机制并对其语法形式做出系统的描写和规则化的体系建构，则是近期语法研究新的理论增长点。

而基于语言类型的语法研究既是形式的，又是功能的。它对语法结构类型的归纳、对基于相同相近范畴在不同语言中的形式异同和特征差异的比较，偏于结构主义语法的基本分析原则；对语言构造普遍原则的抽象及其在具体语言系统中实现的规则建构则多出于生成语法的基本理念；而对语言类型特征共性和个性的解释则多借助于功能的、认知的分析。在此背景下，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都逐步显示出了较为突出的成果。近来有学者提出库藏类型学的新理论（刘丹青，2011、2012、2014、2017等），这将为汉语语法范畴乃至一般语言范畴的系统关联和显赫程度差异的分析提供新的视角。

也就是说，就汉语语法研究的本体而言，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其观念变得更加综合。现代学术背景上的“语法”，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语法”了，凡是影响语言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原则和规则都是语法研究的对象，这是一种“大语法”的理念。同样，汉语语法研究，虽立足于汉语事实，但已不仅是“汉语”的了，很多观念和认识、成果已经是“一般语言”的了，具有普遍语言学意义。

（二）语法研究方法的融合

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其研究方法必然来自于并融入一般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中。同时，由于语言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其研究方法必然受到经验科学的限制。经验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标志就是实证的研究，语言研究正是以实证研究作为其基本的研究方法。汉语语法研究也是如此，它在深化语法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还从一般的“语法学”研究方法走向更具综合性的“一般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使语法学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

基于结构主义观念的语法研究非常注重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归纳。切分、等同、分类/归类、组配，是结构主义分析语言单位性质的异同和层次的基本操作程序，其基本测试手段包括移位、替换、增加、删除等。这些程序和手段仍然是研究语法现象乃至所有语言现象的基本程序和基本手段，其本质都是基于比较法的使用。比较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如虚词的意义和用法非常“虚”，每个虚词的个性特征都比较复杂，不好把握，但汉语虚词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结构主义基本分析方法尤其是比较分析法的充分使用：“虚词研究本身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意识地从语法意义、具体用法以及使用的语义背景等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多个方位来考察、分析、研究，而考察、分析、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比较。”（马真，2004）

如果说结构主义语法研究、功能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语法研究比较重视实际产出的语言材料的收集和鉴别的话，生成语法则特别注重于内省材料的价值，运用内省法获取和鉴别材料是其检验认识、发展理论的重要途径（当然，它也并不排斥实际材料的使用，但会“谨慎”地使用）。实际上，这两种研究范式的不同在方法论上的体现就是对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侧重有别。进一步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归纳法更注重证实的研究策略，而演绎法更注重证伪的研究策略。相对于一般的语法研究，经常见到生成语法研究中更多地用不打星号的句子和打星号（∗）的句子做比较，其根本原因就在此。对这种研究观念的彰显是自结构语言学之后在方法论上的重要拓展。

不仅如此，运用归纳法、演绎法来研究语法，在新的学术背景下都有了新的发展。一是通过统计使用频率的方法来研究语法表达形式的使用倾向，进而探求语法规则的浮现过程和具体特征；二是通过实验的方法来探求语法单位和语法分析模式的心理现实性，进而探求语法结构生成的心理过程和生理基础。与此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型语料库逐步建立起来，语料库方法在语法研究乃至语言研究中的地位日渐显著。这不仅是语料收集方式的改变，也调整着研究观念和研究对象。如通过大规模语料分析来发现新的语法知识，拓展了归纳法和证实法的适用性。又如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已经开始比较多地关注语法化问题，将共时现象的层级化分析跟历时现象的层次性描写相结合，更加深入地认识现代汉语语法的系统性、层次性、动态性。语料库方法的使用也使我们能更方便地将汉语研究放到语言类型学的背景下考察，从而对汉语语法现象的性质及汉语语法的类型特征做出全新的认识。在新的研究形势下，归纳和演绎、证实和证伪诸方法和方法论的互动关系使汉语语法研究有了新的发展空间；词法和句法、词库和构式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得到新的拓展（袁毓林等，2014）。

语言学方法的融合不仅体现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和一般科学研究方法的融合上，就具体课题的研究，学界也常常将多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

（三）语法研究生态的拓展

这里所说的语法研究生态，指的是语法研究跟语言学中其他领域的研究以及语言研究之外其他学科的研究之间的关系，即语法研究在当下科学研究中所处的环境。

上文已经指出，当下的语法研究已经从主要关注词和句子的语法（词法和句法）逐步发展到重视篇章语法的研究了，这本身就拓展了语法研究的生存环境。不仅与此，近些年，语法和修辞、语法和词汇、语法和语音、语法和韵律、语法和语体、核心语法现象和边缘语法现象的互动关系受到汉语语法学界的重视。以语法和修辞的关系为例，过去，汉语语言学界在语法研究和修辞研究的关系上，注重的是如何“结合”的问题。随着学界对语法和修辞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两者之间是一个连续统），“互动论”成为认识两者关系的新观念，这样就使人们将语法研究的观念拓展到修辞研究中（施春宏，2012），如关于构式及构式压制的认识，关于认知性辞格和表达性辞格的划分，关于隐喻和转喻机制的分析等。同样，修辞研究的观念也逐步向语法研究中渗透，如语体问题和文体问题在十数年前几乎是修辞研究的专利，篇章问题也主要为修辞学研究所关注，而现在则受到汉语语法研究的高度重视。不仅如此，随着构式语法的兴起，各个语言成分和各级语法单位都被看作构式，如果这种认识可行的话，就有可能对各个层级、各种性质的语法现象做出某种程度的统一描写和解释。目前，汉语构式语法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语体语法研究正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这将进一步拓展汉语语法研究的生态空间。

汉语语法的应用研究在某些方面也有了新进展。虽然目前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存在淡化语法的情况，但在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中却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见下）。汉语语法研究在汉语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基于规则的分析模式和基于统计的分析模式都在进一步探索中，目前后者似乎更受到汉语自然语言处理学界的青睐。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汉语语法学界，如何展开基于使用的规则研究，应该成为新的研究目标。同时，关于汉语语法结构和规则的大型知识库的建设已经启动，这将对汉语的“意合”特征会产生新的认识成果。

二 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借鉴和创新的关系问题

毋庸讳言，汉语语法研究自《马氏文通》起就以借鉴和吸收国外语法研究理念和方法乃至基本分析框架作为自身发展的基本动力。有的学者则将这种国外理论汉语化的过程视为模仿或机械模仿，为此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这是每次大的语法学讨论中都引起争论的焦点，世纪之交的争论更加激烈。关于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借鉴和创新的关系问题，是新的形势下需要重新思考的重大问题，这关系到汉语语法研究如何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历程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对国外某些理论的模仿，而是有效的借鉴；虽然借鉴中常有机械模仿的地方，然而总体而言，在借鉴中仍然体现出不懈的创新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借鉴一家一派，即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思路来分析汉语语法现象，出现相对一致的研究局面，学界所关注的论题往往有很大的重合。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来研究汉语语法现象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对很多基本问题的认识虽未充分体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国外语言学理论汉语化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在新的理论指导和启发下所挖掘出的新的汉语事实也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程度，基于汉语事实的理论探求也有了新的收获。

（一）借鉴和吸收仍是推进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动力

汉语语法研究在较长时期里基本上仍在传统语法研究的框架中展开，对国外新起的语法理论比较隔膜。即便是吸收国外语言学理论，也往往慢几拍。由于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进行汉语（语法）研究只能“悄悄地化用”，而且所借的对象主要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生成语法理论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比较多的介绍，但实际的汉语生成语法研究仍迟至90年代才开始有专题性的探讨。此时，生成语法之外的一些流行的语法理论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引介和汉语化过程，如功能语法学、认知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法化理论等。相对于形式语法的研究，基于功能、认知的语法研究在汉语研究中显得更加活跃和充分，研究人数、论著发表、专题会议等都远远超过形式语法的研究。虽然在如何借鉴、如何创新、如何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汉语现象等方面仍有不小的争议，但无论是功能语法的研究还是形式语法的研究，在当下的学术生态中借鉴和吸收新的研究观念和方法仍是推动汉语语法研究的最重要的力量。学界已经逐步认识到，若想充分展开汉语学术研究，仅仅有汉语语言（学）的眼光显然是不够的，即便再加上印欧语言（学）的眼光也不充分，必须具备世界语言（学）的眼光。无所借鉴的学术研究固然也有可能做出某些创新，但借鉴既有的先进理念和成果则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也充分体现了对人类智慧的尊重和重视。

借鉴和吸收的广度和深度及国际化程度与研究群体直接相关。当前语法研究的主力军是先后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总体而言，他们有比较宽的学术视野，外语背景更加丰富，出国读书、访学的机会在增加，国际交往增多，这必然使汉语研究国际化程度逐步加深。在引入、吸收和应用国外最新理论的过程中，博士学位论文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国外学术理论的及时引介仍然是推进汉语研究、带领年轻学者尽快走到学术前沿的重要力量。国际化，首先是研究主体即学者的国际化，他们的思想、观念、研究方法、研究领域逐渐跟国际接轨。同时，国际学术中国化的进程也在逐步加速。这两股力量的结合，使汉语语法研究乃至整个汉语语言学研究逐步融入到国际语言学研究的主流之中，理论的应用和更新的速度在加快，汉语研究的国际地位有了显著的提升。

（二）汉语语法研究正为普通语言学提供越来越多可资借鉴的成果

这既体现在基于汉语语法事实的挖掘，也体现于汉语语法学者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理论建构方面的探讨。

对汉语语法事实的挖掘既得益于借鉴国外语言学理论，也得益于汉语语法学注重语言事实挖掘的优良传统。两者的结合使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如这样一些研究课题都受到长期的关注：汉语词类的属性特征及其系统，汉语虚词的语义和用法特征，汉语语法范畴的句法表现，汉语句法结构及语序的认知基础，汉语特殊句式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汉语基本词类（名、动、形）和结构式（如动结式、“把”字句、“被”字句）的论元结构和配价分析，汉语时体系统的具体特征及表达方式，汉语话题结构的类型特征和焦点结构的句法表现，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汉藏语语法描写和比较研究，等等。有些问题引发了长时期的争论。实际上，对这些“关键问题”的反复讨论成为检测和发展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的重要方式。如词类划分标准和词类之间层级关系的讨论，就一直伴随着汉语语法研究的整个过程，促进了学界对广义形态、句法功能的深入思考。近些年词类问题又成为一个新的热点，而且往往跟对汉语“特点”的探讨结合在一起，推动了人们对词类属性的研究，促进了人们对汉语类型特征的新认识。

在专题研究深化的同时，汉语语法学界同样注重理论的创新问题。如词组本位的提出对概括汉语语法特点、描写汉语语法体系、解决词类划分难题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三维语法）、两个三角（“普通话—方言—古汉语”和“语表—语里—语值”）理论的提出，使语法现象的描写和解释变得更加全面、系统；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配价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都在汉语语法研究的实践中做出了较为系统的理论阐释。有学者基于赵元任对汉语表达方式特征的深刻认识，指出“语言大同而大不同，大同在语用上，大不同在句法结构上”，因此要“从大局上和根本上把握汉语的特点”，重新思考汉语语法系统的特点（沈家煊，2012）。有学者正倡导和开展全球华语语法研究（邢福义、汪国胜，2012），这样的研究既要面对全新的语言事实，又必然面对语言调查方法和描写策略、分析模式的更新问题。又如构式语法虽源自国外，但构式—语块分析法的提出（陆俭明，2010、2011）和互动构式语法对互动—派生分析模式及精致还原主义方法论原则的阐释（施春宏，2016、2018），则有特定的方法和方法论意义。而韵律语法、语体语法的研究，更是基于汉语事实的体系性理论创新。

总体而言，虽然目前汉语语法研究为国际学术研究提供的新观念、新方法、新概念尚不特别丰富，但基于汉语语法研究的新认识必将继续为普通语言学理论做出新的贡献。然而，一个毋庸置辩的事实是，有时汉语（语法）研究中已经有了相当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境外学者并不清楚、未加关注，有的学者仍然抱有汉语研究只是“原料供应站”的理念，进而出现了重复研究甚至低层次研究的情况。撇开这点不谈，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如果要为国际语言学提供越来越多的新观念和新成果，就得有主观上的追求，要密切关注国际语言学的发展动态，要站在普通语言学的高度来看待汉语问题和语言学问题，同时还要重视汉语研究传统中所蕴含着的普通语言学价值。

（三）关于语言学研究的中国风格

在国外语言学理论引入汉语语法研究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这样的争论：将国外语言学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会不会“水土不服”？在国外理论指导和启发下的汉语语法研究是否因此存在“削足适履”的情况？汉语语法研究是否要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之路？这便体现为《马氏文通》出版以来汉语研究历程中一直存在的接轨意识和自立意识的“路线”之辩。正如有先生指出的那样，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两个“不曾停息”的努力：我们从西方借鉴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息过，我们想摆脱印欧语的研究框架、寻找汉语自身特点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息过（沈家煊，2011）。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的呼声就时有出现，并有学者在进行具体探索。

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的呼吁，基本上源于对几十年来甚至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重新评价和对汉语语法特点的再认识。有学者认为20世纪汉语研究在取得某些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重要失误，其中“过多地关注，而且不断地引进（这当然是需要的）国外的理论与方法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引进过程中不断放弃了自我”，因而主张“建立汉语自己的本体语言学”（潘文国，2000）。然而，也有学者指出，“语言学就是语言学”，语言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并不存在国界（徐烈炯，1998）。

这种争论实际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国内外语言学研究范围、重点和取向、方法的差异，是国别之殊，还是范式之别？对此，似乎考虑得并不充分。从本质上说，特色往往跟范式相表里。无论何种范式，皆应为国际的语言学。现象确有语别，理论无分东西。当然，语言学研究有一些国别化的风格，是有可能的，也有现实的依据，如俄罗斯的语言学研究。就中国语言学的国别化特征而言，恐怕主要体现在研究者的眼光、视角和研究内容、重点的差别上；而且中国学者自然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国的问题。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也是国际的一部分，因此，要关注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中国语言学跟国际融合度高，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下中国语言学跟国际较少融合。不能将“有中国特色”跟不断地引进国外理论和方法对立起来。中国的语言学研究，既要自觉地看成国际语言学的一部分，也要让国际语言学界看到、重视我们的这一部分。这就形成了语言研究的中国风格。其实，如果强调某些论题的学人集中地、某些主张的生发变动处，提出“某国特色”并无大的逻辑问题；但要明确的是，所谓的“特色”并不排他，既非孤芳自赏，也不自筑樊篱。

三 关于语法教学的应用研究向何处去的问题

最后，需要特别提及语法教学的应用研究问题。它既包括中小学（尤其是中学）的语法教学与研究的问题，也包括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语法教学与研究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前者正处于迷茫的路途中，后者正处于转型的关节处，两者正处于一冷一热的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语言应用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其根本原因就是社会的迫切需要和学者的积极参与。其中又以语法教学的应用研究为核心。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语法研究和语文教学、语言生活的关系相当密切，语言学者展开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让语言研究（尤其是语法研究）的成果应用到语文教学、语言生活中去。虽然实际上未必能完全做到，这样的认识也未必完全合理，但语法研究的现实意义一直成为推动语法研究的动力之一。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前主要是为教学服务的。从《语法修辞讲话》的发表（1951）和出版，到《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公布（1956），再到《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的推出（1984），语法理论的应用研究和应用实践一直是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同时带动了整个社会尤其是中小学对语法学习的重视。然而，就在《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公布后不久，“淡化语法”的呼声就在中学语文教学界出现，此后，中学语文教学中语法教学的分量在逐步降低，以致当前的中学语文教材中不再将较为系统的语法知识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了。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语言研究的“自主性”似乎越来越强，与语言教学渐行渐远，以致目前语法研究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基本上处于“静默”的状态。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语法研究正在失去中学语文教学这一服务领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目前的语法学界未见多少反思。这也许与我们长时期里对中学语法教学的定位问题没有深入讨论、研究有关，与我们对教什么、怎么教的认识不充分有关，其实根本上与对中小学生需要学习哪些语法知识、如何学习语法知识的研究付诸阙如有关。当前的语法教学，基本上属于语言学性质的语言结构知识教学，而不是去帮助学生发现汉语结构之美，不能像课文教学那样让人产生欣赏的愉悦和沉思。中学语法教学的目的是否仅仅是为了更准确地遣词造句？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深思过。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下语法研究的目标、情趣实际上离应用语法研究似乎越来越远。重要的语言研究机构、著名的语言学家、核心的语言学刊物，似乎都在远离语法教学的应用语法，以致“语法学”和“学语法”彻底分了家。即便是大学《现代汉语》教材中的语法部分，大多仍是几十年一贯制的编写框架，即便试图有所创新，也大多注重于理论介绍和分析上的拓展，对应用语法的分析仍未脱离改病句式匡谬正俗的基本思路。母语语法教学和研究的边缘化，令人担忧。

语法研究在语文教育中弃守的同时，却在习得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中学教学语法研究趋冷的表现相比，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语法研究受到了比较多的重视。长时期里，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在大的层面上沿袭了汉语本体研究中的语法体系，语法习得研究的论题基本上来自汉语语法本体研究成果的启发，如比较注重结构形式的研究，尤其是句子结构基本类型的研究。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样的研究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因此提出开展语法项目的用法研究，注重形式、功能、情境相结合的研究（冯胜利、施春宏，2015），并将研究对象从句子层面拓展到篇章。同时，生成语法对语言能力（普遍语法）的认识大大推动了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的研究。尤其是随着中介语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引入和运用，如何分析中介语的各种表征（如正确表达和偏误形式），成为汉语语法研究选题的重要来源，也是检验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重要参照。有学者还进一步提出，要区分“（一般意义上的）汉语本体研究”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本体研究”（陆俭明，2007），后者必然考虑什么样的语法体系最适合于汉语教学，这就必然重视词语或句法格式的用法的研究，必然考虑语言项目教学的层次性和阶段性。这方面的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全面、深入地展开。由于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汉语语法研究不能简单地运用本体研究语法成果，不能通过研究者的语感来直接判定语料的性质，不能基于演绎的分析来构建理论系统，这样，基于不同类型大规模中介语语料库的研究而构建出新的对外汉语教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汉语语法教学体系，或许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中国的语言学者有义务直面中国语言应用中的问题并努力地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语言教学问题，还是语言应用问题，都需要语言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