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前20年，汉语语法史研究迎来大发展时期，学术界自觉地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来观察、描写、分析汉语史上的语法演变，特别关注唐宋至清前期的语法演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前一时期，所发表的论著在质和量上都有了根本性飞跃，汉语语法史研究进入飞速发展时期。本节分三个方面陈述这一时期的成就。

一 关键问题的突破性进展

这一时期首先对汉语史的分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几种较为成熟的意见。王力在《汉语史稿》就提出了汉语史的分期标准，指出由于词汇较易发生变化，其稳固性和系统性没有语音和语法两个要素强，语言史的分期应该结合语音、语法的变化进行。《汉语史稿》把汉语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期，各期的起止时间和特点如下：

公元3世纪以前（五胡乱华前）为上古期：判断句不用系词；疑问句中代词宾语放在动词前；入声有两类。

公元4—12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判断句必用系词；处置式产生；“被”字式普遍应用；“了、着”产生；去声产生。

公元13—19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全浊声母消失；-m尾韵消失；入声消失。

20世纪（五四运动以后）为现代。

吕叔湘在198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指代词》的序中对汉语史分期提出了不同意见，指出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还不太大，汉魏以后渐渐分家，晚唐五代形成的以白话为主的文献和前代相比在语法、词汇上差异十分明显，特别是语法上有系统性的变化，因此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分为古代汉语、近代汉语两大阶段，现代汉语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这样就把汉语史分为两个时期，强调了“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唐宋时期的汉语语法演变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汉语史二分的意见是基于这些研究成果提出的。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一书认为，白话的源头可追溯到唐宋时期，“二分”有道理。但唐宋时的“白话”和今天的现代汉语还有相当的不同，构成现代汉语语法、语音、词汇体系的诸要素从萌芽到定型、成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且从研究的实际考虑，应该三分，分上古、近代、现代三期，近代汉语起止时间是初唐至清初。三分使近代汉语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全面开启了分阶段地、动态地研究汉语史范式。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汉魏六朝时期语法的发展受到关注，很多近代汉语时期出现的现象，其萌芽可追溯到汉魏六朝。而东汉至六朝时期，汉语语法也有一些重要的变化，如量词、使成式的产生等。因此，目前汉语语法史研究中倾向于把汉语史分为四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中古汉语指东汉到隋以前。

二分、三分都反映出近代汉语时期的重要性，近代汉语时期汉语出现了动态助词、事态助词，产生了新的代词、结构助词、语气词、介词、副词、连词等，虚词系统发生了全面的新旧兴替，出现了处置句，产生了新的被动句、使役句，这是汉语语法变化最大的时期，因此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成为汉语语法史研究最深入、成果最多的部分。下面重点介绍这一时期取得重大进展的十个问题。

1. 代词。吕叔湘《近代汉语指代词》是一部详尽的汉语代词演变史。近代汉语时期汉语代词系统发生很大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代词，如第三人称代词“他”、人称代词复数词缀“们”、第一人称代词包括式与排除式（即“我们”与“咱们”）的区别、疑问代词“什么、怎么、哪”、指示代词“这、那”等。作为虚词，代词的语义与字形的关系不紧密，很多代词的语义不能由它的字形得到解释，同一代词在产生早期有多种书写形式，《近代汉语指代词》对新代词的产生过程、早期的各种书写形式都有详细描写，关于“他、什么、怎么、们”等词来源的讨论十分深入。该书关注的代词并不限于近代汉语时期，对中古文献中出现的代词及其用法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如对中古汉语出现于南方文献中的“侬、奴、渠、伊”等。魏培泉《汉魏六朝称代词研究》则是对中古汉语代词的专题研究。[※注]

2. 结构助词。吕叔湘（1943）详细描写了唐宋时期结构助词“底、地”的用法，指出二者使用上有区别、“底”来源于“者”。曹广顺（1986、1995）根据晚唐五代的语料《祖堂集》对“底、地”的用法做了进一步描写、分析，修正了吕叔湘的部分意见。王力（1958）、梅祖麟（1988）提出“底”来源于“之”。冯春田（1990）提出“底”并非由“者、之”音变而来，而是对“者”的替代，拓宽了解释“底”的来源的思路。江蓝生（1999）提出“底”来源于方位词，文章举出汉语史上若干处所方位词演变为结构助词的事实，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相较“底”来源的研究，关于“底”在唐宋以后的演变则研究较少，刘敏芝（2008）则对宋以后“底（的）”的用法演变做了专门的研究。王力（1958）对结构助词“得”的来源和演变过程做了简要的论述，指出结构助词“得”来源于“得到”义动词“得”，“得”引导的补语开始只表状态，后来发展出表可能的用法。这些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如杨建国（1959）、杨平（1990）、蒋绍愚（1994）、吴福祥（2002）等。杨平（1990）通过对语料的细致分析指出晚唐时期“得”字句表结果还是表可能取决于语境，太田辰夫（1958/2003）、蒋绍愚（1994）分析了汉语史上出现过的表示不可能的“V（O）不得”和“V不得（O）”两个结构，指出其来源不同、结构不同、产生时期不同。

3. 动态助词。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提出“了”由动词“了”（“终了”义）而来，其出现的标志是“V了O”式的出现，助词“着”由“附着”义动词“着”演变而来，中古汉语中出现的“V+着+处所语”式中“着”虚化，以后演变为体助词“着”，“过”由表示从甲处到乙处的动词“过”演变而来，这些意见基本为后来的学术界所接受，成为后续研究的起点。梅祖麟（1980）将“了”的演变与“V+O+完成动词”结构的演变结合起来，开阔了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思路。曹广顺在考察唐宋大量用例的基础上，对唐宋时期的动态助词系统做了详细描写，他于1995年出版的《近代汉语助词》一书对汉语动态助词系统的产生和演变做了深入而精当的讨论。关于“着”的研究主要有赵金铭（1979）、曹广顺（1986、1995）、蒋绍愚（1994）等，学者们都同意“V+着+处所语”式的出现是“著”演变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许多学者认为这个结构里的“着”进一步虚化而成为助词，曹广顺（1995）则认为“V着”结构中“着”通过虚化、所结合的V的扩展最终成为助词，“V+着+处所语”是这种发展的表现之一。关于“过”的研究由于晚唐文献中助词“过”的用例不多以及此期对动态助词研究视角还不够丰富，因而研究并不很多，主要有曹广顺（1986、1995）。

4. 语气词。孙锡信《近代汉语语气词》（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全面系统地描写了近代汉语语气词的来源、用法。刘子瑜（1998）、吴福祥（1997）、伍华（1997）均联系反复问句的发展讨论了语气词“吗”的来源，杨永龙（2003）则运用语法化理论对由“无”到“吗”的演变过程做了深入分析。江蓝生（1986）在六朝文献中找到了“尔”用于疑问句的用例，使语气词“呢”来源上古汉语“尔”的假设有了关键性证据。曹广顺（1986、1995）详细描写了近代汉语语气词“聻、那、在、里”的用法及其与现代汉语语气词“呢”的关系。

5. 动结式。动结式由连动结构发展而来，动结式的判断标准是动结式研究的核心问题，判断标准确立了，动结式产生的时代、产生的原因都可因之而确定。王力（1958）、太田辰夫（1958/2003）关于判断动结式的标准的讨论对动结式研究的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所体现出的历史的、发展的观念对整个语言史研究都有借鉴意义。梅祖麟（1991）将动结式与同时期相关的语法变化结合起来解释动结式产生的原因，开阔了动结式及至整个汉语语法史研究的思路。蒋绍愚（1999、2003）基于对汉代和中古时期文献的大量考察，以具体的实证说明动结式的产生于中古汉语。趋向补语是结果补语的一种，关于趋向补语的研究相对薄弱，曹广顺（1995）、江蓝生（1995）较早描写了“来、去”的演变过程，他们的研究更重在“来、去”的助词用法的产生与发展，对其作趋向补语的用法论述较简。钟兆华（1985）讨论了复合趋向动词“起来”在近代汉语中的发展。

6. 选择问句。上古汉语的选择问句主要是在并列的两个分句之后用上一般是相同的句末语气助词，如“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墨子·兼爱》）有时还在第二分句句首用选择连词“将、且、抑”等，如“求之与？抑与之与？”（《论语·学而》）中古汉语产生了用表判断的词作选择问标记的选择问句，如“一人身上，乃兼数职，为是国无人也？为是人不善也？”（《北史·何妥传》）基本奠定了现代汉语选择问句的形制。中古以后选择问句的主要发展是用系词“是”代替了其他表判断的词语。选择问句的研究可参看梅祖麟（1978）、李崇兴（1990）、刘子瑜（1994、1998）、吴福祥（1996）。

7. 判断句。王力（1937）最早对汉语系词的产生和演变做了精当的研究，提出系词“是”来源于上古汉语的指示代词“是”、判断系词的若干标准。文章讨论先秦时期是否存在系词时，特别强调不能仅根据一个词在具体的句子中作用与后来的系词相同而认定它是系词，强调从词的语义句法系统中去考察其是否是系词，强调不可以今天的语感去分析古代的用例、“例不十、法不立”，这些观念对整个汉语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之后，关于系词和判断句演变的重要研究有洪诚（1957）、唐钰明（1992）、何亚南（2004），这些研究或提出新例证讨论系词产生的时间，或补充系词的判断标准，对汉语判断句的演变过程学界认识较统一。

8. 被动句。王力最早提出“遭受”义动词“被”演变为被动标记、“被”字句被动句表示“不幸”义，这些观点基本为学术界接受。唐钰明（1987、1988）调查汉魏至清多种文献，描写了汉魏至清汉语的被动句式。袁宾（1987）、俞光中、植田均（1999）、蒋绍愚（1994、2005）、岳立静（1999）讨论了近代汉语特殊被动句的使用情况和成因。江蓝生（1989）讨论了“吃”字被动句的来源。汉语里不少使役动词后来进一步演变为被动标记，如“教、叫、让”，蒋绍愚（1994）、江蓝生（1999、2000）总结了使役句转化为被动句的三个条件。汉语史上使用的被动标记还有“着”，向熹（1993）、吴福祥（1996）认为“着”字被动句来源于表“遭受”的“着”字句，冯春田（2000）、蒋绍愚（2009）认为“着”字被动句来自其使役句的用法。

9. 处置句。王力（1943、1944）最早提出了“处置式”的概念，祝敏彻、王力20世纪50年代提出处置式由连动式演变，这一观点得到海内外许多学者的赞同，本时期许多研究更详细地揭示此过程，贝罗贝（1989）则用语法化理论进行分析。Bennett（1981）提出上古汉语“以”字句是处置式的前身，梅祖麟（1990）对处置式做了语义分类，提出不同类型的处置式来源不同，连动式演变而来的处置式只是一部分。这一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许多研究围绕此展开。争论的焦点有：上古汉语“以”字句是不是处置式；“以”字句与“把、将”字句的关系；工具介词与处置介词的关系；处置式产生的时代，上古汉语是否有处置式。

10. 这一时期对中古汉语的两项语法演变有了重要结论：李崇兴（1992）深入研究了汉语方位词范畴独立、成熟过程，指出汉代开始方位范畴从名词、代词中独立出来；唐钰明（1990）探讨了动量词的产生过程，认为上古汉语后期“动词+数词”式大量涌现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动量词。

二 一批全面描写汉语语法演变史的著作出版

向熹《简明汉语史》分语音、词汇、语法三部分，是继王力《汉语史稿》后最详细的介绍汉语发展史的专书。何乐士、杨伯峻《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引例丰富、描写非常细致，该书“古代汉语”指现代汉语之前的汉语。管夑初《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左传〉 句法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是专书语法研究。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要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重点讨论了一些汉语语法演变，有些问题不见于其他著作，如受事主语句这一汉语特色句式的演变。柳士镇《魏晋南北朝历史语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不多见的中古汉语语法通论性著作。

上述专著重在全面描写各时期汉语语法，描述语法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专书，重在对一些专题的深入研究，重在对语法演变规律的探索与总结。刘坚、江蓝生、白国维、曹广顺（1992）《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曹广顺（1995）《近代汉语助词》，重点讨论了近代汉语中常见的动态助词、事态助词、结构助词、语气助词、介词、连词、副词，呈现了这些虚词演变的具体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汉语虚词演变的规律。《近代汉语虚词研究》一书的“前言”分五个方面阐述了汉语虚词演变的特点和规律：（1）唐五代是汉语发展极其重要的时期，出现或确立了许多新兴的语法成分、语法范畴；（2）近代汉语时期助词系统的发展极为活跃，一个语法范畴往往同时出现两个或两个的一组虚词，如动态助词“却、了、将、得、取”等，事态助词“了、来、去”等，一个助词承担一个主要功能之外常兼有其他功能，如“得”既做结构助词，又兼做动态助词；（3）汉语的虚词一般都是从实词发展而来，虚词的语法意义大都跟它的实词义有关，一个实词的虚化跟它所结合的词的类别和意义、它在句中所处的位置或语境有关，探讨实词虚化需从这些因素着手；（4）相同语法范畴的虚词，在语义、功能等方面必然要受到该系统中相关虚词的影响和制约，比如动态助词“了”的产生受到先于它产生的动态助词“却”的影响，因此研究一个虚词要把它放到它所属的系统中去考察；（5）虚词研究中要注意区分新语法成分的出现和虚词替代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

冯春田《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注] 对近代汉语时期代词、介词、助词、句式四个方面做了专题研究，书中对结构助词“者”与“底”提出了不同于吕叔湘的意见，对处置句、被动句、使役句、比较句四个近代汉语时期发展起来的重要句式做了专题研究，书中将使役句分为具体使役和抽象使役，描写近代汉语使役动词和使役句的发展，对比较句，该书注意到现代汉语方言比较句对历史上出现过的比较句式的继承。

吴福祥《敦煌变文语法研究》一书对敦煌变文中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系统、动结式、处置式、被字句、反复问句等做了深入细致的描写和分析。该书把敦煌变文的语法现象与前后时期的汉语语法演变联系起来，对汉语语法演变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如在梅祖麟（1989）的基础上提出了处置式根据语义和结构特点可分为广义、狭义、致使三类，该分类基本为学界所接受。专书语法研究是共时平面的描写，但与现代汉语的共时研究不同，语法史研究在描写共时系统时必须要明确所描写的系统在语法史上的历史地位、阶段性的价值和意义，《敦煌变文语法研究》一书在这方面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出版于1994年[※注]，该书首次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在近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主要成就做了十分精当的介绍和评价；其中也有作者自己的很多研究，如动态助词“了”的判断标准、动态助词“着”的产生过程、“VO不得”结构的来源、结构助词“得”的产生演变过程、处置式来源、近代汉语中不表被动的特殊被动句的语用解释等。在介绍研究成果的同时，该书还特别强调理论和方法的更新对研究的推进，重点介绍了结构变化、重新分析、词汇兴替等语法演变机制，强调了语法史研究中解释性研究的重要性，强调语法史研究中寻找可以检验的形式标志的重要。

三 与海外研究的密切交流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与国际接触、交流频繁，汉语语法史学界与海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在这一时期迅速而深入地展开，不少海外同行的研究成果被介绍进中国，也有不少海外同行直接在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海外学者研究视角不同，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推进了具体问题的研究，更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方面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下面重点介绍这一时期对汉语语法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几项成果。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1958年出版了日文版的《中国语历史文法》，该书对日本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1987年该书中文版由蒋绍愚、徐昌华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描述汉语语法演变，对重要的语法演变都有精辟的见解，已成为汉语史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籍。但该书对汉语语法史学界更为重要的影响却是其研究中体现出的方法论。现代汉语中“打破”这类动结式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学界有不同意见。一些学者因为上古汉语文献有“不可扑灭”“勿助长也”这样的句子，认为上古汉语就有动结式，王力等学者认为上古汉语中这些结构都是动词并列，到汉代才出现动结式，但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却没有说明。太田辰夫专门讨论了动结式的判断标准问题。他指出同一个词，如“破、灭”，在古代汉语可以是他动词，可说“灭秦”“破燕”，而在现代汉语中却不可以这样说，现代汉语中只能做自动词，因此同一个组合“击破、扑灭”在古代和现代，其结构分别是动词并列结构和述补结构，表达的语义也不同，如何判断结构的变化呢？太田辰夫提出找到古今自动、他动性质没有变化的一组词，如果自动词用到了原来的他动词位置上，就说明该结构已经是动结式了。他找到了这样的一组词“杀”和“死”，“杀”自古至今都是他动词，“死”自古至今都是自动词，隋以前只有“V杀”式，唐以后“V死”的用例就很多了，因此他认为动结式产生于唐代。太田辰夫努力寻找一个形式标准，据此可以客观地判断动结式的产生时代，从而避免研究者根据各自的语感来讨论问题。太田辰夫的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动结式的研究，此后虽然一直有研究对其提出的标准质疑，但研究的方向都是在寻找判断后一个词的自动词化的标准。太田辰夫此项研究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启迪了汉语语法史学界，在研究中要寻找结构变化的形式标准，书中对其他问题的讨论（如“了”的功能演变）也体现了这一原则，这也已经成为语法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科学的方法是科学研究的保证和标志，语法史研究这一转变标志着这一学科的成熟。

这一时期被介绍进中国的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有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志村良治《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汉语史通考》中提出了“汉儿言语”的概念，注意到北方汉语在蒙古语等北方民族语言影响下发生变异的情况，对后来的元代汉语研究有启发意义。《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的重点是六朝至唐末[※注]，书中将动结式的产生放到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有独到见解，对指示代词的产生打破字形的束缚，联系上古及中古代词的读音，对“这”的产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法国学者贝罗贝在他关于汉语双宾句、处置式、被字句、比较句的系列研究，以及他与中国学者刘坚对汉语介词、连词的合作研究中，提出汉代汉语连动结构流行，连动结构进一步演变，就出现了近代汉语中的各种句式以及大量介词、连词。贝罗贝通过具体研究呈现了重新分析、类推等演变机制在汉语语法演变中的表现。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很有影响的《中国语文》《语文研究》等杂志上，以及在中国台湾、法国很有影响的汉语研究书刊中，发表不久就为海内外的汉语语法史研究所注意并产生很大影响。

美国学者梅祖麟在动态助词“了”的演变、现代汉语选择问句的来源、动结式的产生等研究中提出语法史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虚词的演变，还要关注句式结构的变化，语法史研究既要描写更要重视解释。以“了”的产生为例，如果只注意虚词的演变，研究只能是描写“了”什么时候由动词而变为虚词，什么时候“V+O+了”变为“V+了+O”，“了”的历史也就推到唐代，但如果注意到结构，就会注意到“V+O+了”来源于“V+O+完成动词”结构，该结构在中古时期盛行，这一观察又会带来“V+O+完成动词”是如何产生、变化的，这之后关于汉语完成貌演变的研究不再局限于“了”。关于“描写”和“解释”，梅祖麟指出解释“一则是要把需要解释的现象和其他的类似的现象连贯起来，二则是要说明以前没有的结构怎么会在那时期产生”[※注]。动结式的产生便在六朝清浊别义和使动式衰落等大背景下发生。梅祖麟的研究对汉语语法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在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语法演变的规律，在当时引起了汉语语法史学界的深思。[※注]

汉语语法史领域的海内外学者的交流是深度的，在深度交流中学者们互相学习、共同努力，使汉语语法史研究在事实挖掘、理论追求两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20世纪后20年里发展最迅速、成果最丰富的语言学领域之一。

随着语法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语法史研究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1985年在武汉召开了第一次近代汉语研讨会，迄今已经召开了16届。2000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中古汉语研讨会，之后两年一次。1994年首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召开，1996年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以后每三年一次至今，是海内外语法史研究者最大的交流平台。2000年在台北中研院召开首次“海峡两岸语法史研讨会”，每两年一次，由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轮流举办，是海峡两岸治语法史学者交流的重要平台。汉语语法史研究领域并没有专门的学术协会，但相关的学术会议不断地召开，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化，学术队伍不断扩大。

1985年刘坚出版了《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书，1990年由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出版），该套书汇集了历代文献中有代表性的白话资料，为广大语言学工作者了解、学习、从事语法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语法史研究基于对大量语料的考察，语料的鉴别十分重要，鉴别语料包括语料的时代、地域、语体等方面，要综合运用文献学、文学、语言学方法，其中语言学的方法包括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语法史学界对《搜神记》、元杂剧、宋元平话、“三言二拍”、《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作品的时代和方言特点做过重点讨论，刘坚（1982）、袁宾（2000）、刘钧杰（1986）、汪维辉（2000、2001）、蒋绍愚（2005）对语料鉴别的方法、原则及困难做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