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语法史研究成果的丰富，研究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汉语语法史学界开始了对语法演变规律的总结与思考，开始了对理论的探索，而恰在这样的时机，中国学者接触到语法化理论，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外语法化理论的引进为标志，汉语语法史研究开始以探究演变的机制和规律为主要追求，研究者有意识地将各种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汉语语法史研究中，这其中语法化、类型学、语言接触等理论学说对语法史研究发生了深刻影响，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目标使语法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又一次发生飞跃。本节重在介绍理论和方法上有突破的研究，首先全面介绍，然后重点介绍语法化、类型学、语言接触理论影响下的研究。

一 全方位、多视角的汉语语法史研究

首先是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大型的汉语史语料库不断建设，语料的获取量达到了以往手工摘抄阶段所不敢企及的程度，大样本量分析，使研究的基础较以往都更加厚实，加上分析手段成熟，对历史材料调查的广度和细致程度是以往所没有的。

曹广顺、遇笑容（2006a）选择了84个动词/形容词，对它们在中古翻译佛经和本土文献中的用法做了全面考察和详尽描写，根据对具体动词用法的分析和概括，文章提出了三项判断结果补语产生的标准，与以往集中讨论位于连动式第二个动词上的动词是否不及物化不同，该项研究还提出了不及物动词/形容词句法位置的变化、及物动词不及物化后所出现的所有句法位置都是结果补语出现的标志。

《朱子语类》是宋代最重要的白话文献之一，卷帙浩繁，刘子瑜（2002）对《朱子语类》动结式做了详尽描写和分析，逐类逐个调查动补搭配，在此基础上讨论相关问题，全面反映了宋代动结式的面貌，并可由此了解近代汉语动结式的面貌。

这一时期出版了众多的语法史研究专著，与上一时期不同，这一时期的专著以对某一专题的深入研究为主。马贝加（2002）和张赪（2002）就介词、杨荣祥（2005）就副词、席嘉（2010）就连词、张延俊（2010）就被动句、金桂桃（2007）就动量词做了专题研究。这些著作既有大量的语料考察作研究的基础，又以不同的理论、方法为指导，有具体的数据支持，有深入的分析。

其次，基于对汉语系统自身各方面性质的新的认识以及不同语言理论的不断引入，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深刻的认识。

趋向补语的研究以往是涵盖在动结式研究中，一向较为薄弱。近十几年位移事件词汇比理论被引入，该理论指出根据位移事件的有关概念成分是融合在动词里还是由附加语表示，可以把人类语言划分为动词框架语言和卫星框架语言两类，汉语趋向动词表达了位移的路径，在“位移动词+趋向动词”（如“走入”）这样的结构中动作和路径分别表达，但这一结构是后产生的，上古用一个趋向动词就可以表达了，对汉语位移事件表达类型的关注使趋向动词演变的研究近年成为热点并取得很大进展。主要研究有魏丽君（1996）、王锦慧（2002、2004、2005、2006）、魏兆惠（2005）、王国栓（2005）、梁银峰（2006、2007）、马云霞（2008）等。虽然这些研究不都是从词汇比类型的角度讨论趋向动词语义和用法的演变，但对趋向动词演变的关注与位移事件词汇比理论对汉语位移路径表达类型的分类有直接关系。

上古汉语的“以”字句是不是处置式，一直有争议。本时期对这一问题仍争论激烈。刘子瑜（2002）、曹广顺、龙国富（2005）通过对上古、中古的“以”字句、“将”字句及其他一些工具介词的考察认为“以”字句不是处置式的前身，“以”仅是工具介词，引介受事可从其工具介词用法得到解释。吴福祥（2003）则支持“以”字式为早期处置式的观点，进一步提出汉语处置式的产生与演变经历了一个“连动→工具式→广义处置式→狭义处置式→致使义处置式”这样连续发展过程，文章还用跨语言及方言的证据来说明这一观点。蒋绍愚（2008）论证了引介受事的“以”字句中可出现的动词极为有限，与后来的广义处置式有根本不同，而后来的表示广义处置的“将”字句、“把”字句是各自从连动式语法化而来，不是对“以”的词汇兴替。蒋绍愚（1997、1999、2012）详细讨论了致使义处置式的产生过程，认为通过成分增添、结构类推、功能扩展三种方式，狭义处置演变为致使义处置式，变化的原因与处置义与致使义本就有关联以及受事主语句的发展有关。郭浩瑜、杨荣祥（2012、2016）认为处置式的控制度与处置式的语法意义密切相关，早期致使义处置式的不同类型具有不同的控制度和意义类别是由于它们来源于不同的结构。现代汉语关于“把”字句语义有不同意见，语法史研究显示“把”字句在不断发展，各种语义的“把”字句来源复杂，因此对“把”字句的语义不可一概而论，而历史上的各种处置式，如“把”字句、“将”字句、“取”字句的特点与其处置标记的来源动词语义和来源句法格式有关。

冯胜利在20世纪末提出韵律对汉语句法演变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汉语的标准音步是双音步，以动词为中心来建立普通重音范域，由句子的主要动词从左往右将普通重音指派到该动词和其论元所组成的韵律范域的最后一个成分上，冯胜利认为现代汉语“把”字句、动结式、“被”字句等句法结构的特点都可以用这个韵律规则做统一解释，而这些结构都是上古汉语所无、后来产生的，这就意味着古今汉语的韵律规则发生了变化，在其系列研究中冯胜利用韵律解释了古今句法的一些重要演变。

一些研究在语义和句法、词汇和语法发展互动上着力。胡敕瑞（2005a）提出从上古到中古，汉语词汇发展的总趋势是“从隐含到呈现”。“呈现”的方式主要有“修饰成分从中心成分中呈现”“对象从动作（或动作从对象）中呈现”“动作从结果中呈现”三类。词汇方面的这一变化在语法方面的影响是，削弱了上古的词类活用，促发了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三大词类分家，在句法上则引发了介词短语前移、动补结构产生等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胡敕瑞（2005b）对中古词汇演变对动结式产生的作用做了具体论证，提出中古汉语形容词词类的明确可以作为结果补语产生的一个判断标准。杨荣祥（2005）则用语义特征分析法讨论了连动结构向述补结构转变的基础，并以此为例讨论语法史研究中语义特征分析的作用。

再次，汉语历史语法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结合，促进了语法史和方言语法研究。

太田辰夫（1958、2003）最早指出语序不同是古今汉语比较句最大的不同，平比句和差比句都有从“结果+基准”到“基准+结果”的语序变化。现代汉语方言中两种语序的差比句都有，特别是在南方粤语、闽南话、北方的山东方言中“结果+基准”语序的差比句都还在频繁使用，陈法今（1982）、罗福腾（1992）、张双庆、郭必之（2005）等对此有专门研究。这些研究都特别注意将历史演变与共时的空间差异结合起来讨论。

刘勋宁（1985）结合现代汉语部分西北方言中句末表完成的助词和句中表完成的动态助词的读音有系统对应、语法意义上有联系的语言事实，提出事态助词“了₂”是动态助词“了₁”和句末语气词融合而来，晚唐五代常见的“了也”后来成为“了₂”。尽管对“了₂”由“了₁”演变而来有不同意见，但近代汉语中“了也”合用对“了₂”的产生有重要影响，这已是一个共识。

此类研究还有：魏培泉（2004）对近代汉语带“得”补语的发展作了深入描写和解释，联系汉语史对现代汉语方言助词“得”的用法和结构的来源作了讨论；刘丹青（2011）考察了汉语史上的语法类型特点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留存和消失；郑伟（2017）讨论指示词“尔”在现代方言里的地理分布及其在汉语史文献中的渊源。

除了关注历史演变在空间的投射外，语法史研究还关注到了历史演变中空间因素的影响。最早吕叔湘在讨论宋元明时期“们”缀由带鼻韵尾到不带鼻韵尾到再带鼻韵尾的变化时，就提出古白话也有南北之分，不同历史时期南北通语的影响不同。魏培泉在关于中古汉语平比句、介词“於”的演变、第三人称代词的产生等问题的研究中都注意到了南北不同地域语法演变的差异。曹广顺、遇笑容（2006b）则专门对汉语语法史研究中的地域视角做了理论探讨，提出：方言差异转变为语法演变中的地域因素的基本条件是社会历史背景的变化，地域因素在语法史中造成断裂和取代、反复和循环发展的特殊现象，地域的视角可提醒治语法史者避免把发展都看作是一条直线。王琳（2010）、范培培（2018）讨论了清末具有南系官话色彩的反复问句和处置式。张赪（2016）考察了明清时期完成体否定副词的南北差异及其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流裔。张美兰（2018）认为明清以来反复问句主要形式“VP-Neg-VP”在官话中占主导，上古直至元代常用的“VP-Neg”句式在粤语、沪语中占优。

现今，历史视角和与方言地域视角相结合已经成为语法史研究和方言语法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不过，历时与共时既紧密相关又各自独立，要避免简单地将汉语史与方言语言事实放在一起比并而做出概括。

最后，新的研究理念从近代汉语、中古汉语研究向上古汉语研究扩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古汉语、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取得飞速的发展，与之相比，上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没有那么明显，这与上古汉语语法是汉语语法研究中开展最早、已经有较高成就也有一定关系。但随着研究理论和视角的更新，人们对许多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比如对“主之谓”结构的认识，上古汉语“之”可用于主谓结构中，如“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论语·雍也》）这样的句子，以往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这样的“之”是取消句子的独立性，“主之谓”由谓词性结构变为体词性短语，如吕叔湘（1948、1982）、王力（1980）、朱德熙（1983）。而另一种意见则指出不带“之”的主谓结构也可以用在“主之谓”结构出现的句法位置上，说明“之”不是名词化标记，如何乐士（1989、2004）、刘宋川和刘子瑜（2006）。也有不少学者从语用视角提出新的看法。魏培泉（2000）、洪波（2008）从语用角度对“之”字的功能提出了新的认识，指出如果主谓结构“所指涉者为眼耳所经历的特定事件”，通常不能用“之”，插入助词“之”的主谓结构通常是指“泛指或无具体形象可见的事情”或是预期的尚未发生的事。陈远秀（2017）认为“主之谓”是一种韵律格式，具有多种表达功能，多用于议论体；“之”具有泛时空性，与句子独立性无关。其他视角的研究还有，景黎黎、洪波（2019）对“主之谓”结构的名词化类型、名词化程度，以及“独立成句”的“主之谓”在跨语言中的共性和个性进行了考察；杨萌萌（2019）将“主之谓”视为以“之”为非定式标记的非定式句，认为“主之谓”与普通主谓句子的句法差异皆导源于定式句与非定式句的本质区分。

关于上古汉语的被动句式，王力（1957）、洪诚（1958）曾做过讨论，对一些句式是否是被动句式有不同意见，姚振武（1999）又深入探讨了上古汉语的被动表示法，认为上古汉语没有被动句。朱冠明（2013）认为“为N所V”中，“为”是帮助构成被动式的系词，“所”是引出施事的后置词，整个结构是世界语言中常见的由源于系词的助动词构成的“迂回被动式”。

加拿大学者蒲立本1995年出版《古汉语语法纲要》一书，2006年由孙景涛翻译出版了中文版。该书与同类书最大的不同在于以语法结构和语法功能为纲构架全书，强调不同语法功能的形式表达。如：以名词跟主要动词的格关系来概括介词的用法，分别讨论了上古汉语许多介词的用法；把“之、者、所”都看作是名物化标记，将它们与上古无标记名物化现象一起从“名物化”角度做统一讨论；将“则、唯、夫、也、者、X之於Y”等虚词和结构都纳入话题化和凸显的功能标记，讨论了上古汉语话题化和凸显表达手段；从“体”范畴出发描写“既、未、已”等副词和“矣、也、已”等语气词的功能；从“时”的表达出发讨论“尝、曾、将、且、方、始、初”等副词的用法。从某个语法功能的形式标记和形式表达出发将相关虚词或结构放在一起描写、讨论，描述方式和术语更接近普通语言学，全书系统性很强。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本书提出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也许会激发一些学术新人去尝试新的理论手段，进而将古汉语语法研究汇入语言学研究的主流，而不是让它长期停留在深奥难测的迟滞状态。”实际上，作者自己正是做了这样的工作。

梅广《上古汉语语法纲要》由台湾三民书局于2015年出版，后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2018年出版简体字本。该书是一部运用生成语法理论对上古汉语语法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首先介绍生成语法的若干原理和概念，继而运用生成句法理论分析上古汉语偏正结构、并列结构和句段结构，最后讨论上古汉语的单句结构原则，涉及主动句、受动句与被动句的区分、“于”字介宾词组的演变、受动句和致动句的论元实现、增加装置理论下的动词活用、弱时态等问题，力求构建一个与当代语言学接轨的全新体系。

受文献流传和识读的限制，上古汉语语法研究的语料以传世文献为主，对出土文献则关注较少。张玉金的《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和《西周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则是不多的关于出土文献语法的通论性著作。张玉金《西周汉语代词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一书对西周汉语的代词做了专题研究。沈培《殷墟甲骨卜辞语序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讨论甲骨文的语序，该书对研究早期上古汉语类型有重要意义。沈培（2005）则从语用学角度考察了殷墟卜辞中的语言现象。出土文献由于没有经后人改动过，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因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纠正传世文献的一些错误，如张玉金（2010a，2010b）用出土文献对上古汉语常用语气词“乎、矣”的用法做了很好的补正。沈培（2009）通过对《缁衣》今本和两种简本的对比揭示出句法因素在古书文本演变中的作用，并指出研究古书流传时不应忽视这种作用。

二 语法化研究

汉语表达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是虚词和词序，虚词多由实词演变而来，自元代开始实词虚化问题就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重点，在长期的研究和积累中，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对实词虚化规律的总结与概括。20世纪80年代开始，解惠全、洪波等陆续有系列的实词虚化研究成果发表，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等人已经开始探讨句法位置、语义变化等对实词虚化的影响，他们对实词虚化的认识集中体现在《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近代汉语助词》两本著作中（本章第二节已经介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语法化理论以其对语法标记产生演变过程系统、深刻的论述引起了中国学者极大共鸣，对汉语语法演变有深入研究的刘坚等人将语法化理论介绍进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事。

刘坚、曹广顺、吴福祥（1995）结合汉语若干实词到虚词语法演变过程对语法化理论做了十分深入的介绍，从句法位置的变化、词义变化、语境影响、重新分析四个方面总结了汉语词汇语法化的动因、机制，并提出“要在词汇语法化研究中，多角度、多层面地深入挖掘材料，考虑问题，从中总结规律性的东西”。该文发表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学期刊《中国语文》上，一发表即在语言学界发生极大反响。

法国学者贝罗贝、美籍学者孙朝奋也在这一时期通过自己的研究、译介将语法化理论介绍进中国。孙朝奋（1996）用语法化理论系统描写介词“把”、助词“了、得”的语法化过程，并在最后讨论了语法化与汉语语法演变、语法化后的认知机制等问题。

语法化理论一经介绍、引入，迅速对语法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动态助词一直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热点。表完成的动态助词的判断标准学术界争议较大，王力（1958）认为“V+了+O”结构的出现标志着动态助词“了”的产生，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不同的句法环境中“了”的语法化程度不一样。吴福祥（1996、1998）提出瞬间动词、状态动词、形容词后的“V+了”表完成，也可作为动态助词成熟的标志。杨永龙（2001）结合动词的情状类型、“了”句所述事件的事件类型等深入分析了《朱子语类》中“V+了+O”和“V+了”结构，指出两个结构中的“了”的语法意义都不一定是完成态动态助词，需结合当时的时、体等范畴的表达讨论。蒋绍愚（2005）指出瞬间动词等非持续动词后的“了”表达一个动作的完成，与持续动词后“了”表达一个“过程”的完结，两者语法意义不同，前者才是动态助词。关于持续态助词“着”，孙朝奋（1997）根据持续态助词语法化路径的跨语言研究结果，进一步论证了“着”由处所介词语法化为助词，张赪（2000）关注“着”语法化前的语义变化，指出“着”在六朝时语义高度泛化并出现了个别助词用例，“着”不一定经由处所介词而到助词。蒋绍愚（2005）特别强调“着”所附着的动词在唐代前后的变化与其助词用法产生的关系。杨永龙（2001）通过对《朱子语类》中“过”的用例的语法格式、语法意义的分析，指出在由动词到动态助词的演变中，“过”前的动词有从自移动词到使移动词，再到位移动词的扩展。

语法化研究关注语法演变的句法条件、语义条件、语用动因，关注词汇语法化过程中其所结合成分的扩展、语义变化、语法意义的形成，在这一理论影响下，对汉语语法词的产生和演变过程观察和描写要比以往细腻、深刻得多，上述研究可窥一斑。[※注]

语法化研究的内容不只是实词到虚词的演变，还包括一个结构或句式如何获得特定的语法意义，即结构式的语法化。吴福祥（2002）揭示了现代汉语述补结构“V得/不C”表可能的语法意义是如何产生的。在唐宋时期“V得/不C”结构是表结果或状态实现的结构，如“已应舂得细，颇觉寄来迟”（杜甫《佐还山后寄三首》之二），但在叙述未然事件时由语境赋予了表示可能性的语义，如“纵说得出，也不得见”（《祖堂集》卷一），从宋代开始“V得C”表实现时可以带动态助词“了”，“V得/不C”表可能逐步脱离了语境限制。

结构助词“得”的来源以往意见比较统一，认为所有“得”字结构都是从连动结构“V 得”演变而来。刘承慧（2001、2002）、杜轶（2006、2007）根据“得”所附动词的性质分为两类，认为“及物行为动词/趋向动词+得+C”结构来源于兼语式“V得+NP+VP”，演变条件是兼语式的兼语由于和话题同指而隐含，另一类“不及物行为动词+得+C”结构来源于魏晋南北时期表实现的“得+VP”与前行动词合并，即“V，得+VP→V得VP”。动词的性质不同，“V得C”的来源和演变途径不同。结构式语法化日益成为热点议题。洪波、董正存（2004）讨论了“非 X 不可”格式从先秦至今的结构语法化和功能语法化。江蓝生（2005）从句法功能的降位、语义的主观化和结构的紧密化几方面考察现代汉语中表示取舍义的“VP的好”结构语法化的原因、过程和特点。杨永龙（2011）探讨汉语空间量构式的历时变化，认为“数量+形”初见于唐诗，通过重新分析从唐诗中糅合的连谓结构语法化而来。杨永龙（2016）梳理了结构式的语法化及相关问题，特别是实词虚化与结构式语法化的关系、传统语言学的结构式与构式语法的构式的关系、构式意义与相关虚词意义的关系、结构式语法化与构式语法化的关系等问题。以历史案例为基础的语法化理论探索也积极展开，主要议题是语法化的动因和机制，如洪波（1998）、孙锡信（2002）、李宗江（2009）、吴福祥（2013）等。

《汉语语法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编选了语法化理论引进中国前后相关的重要论文，反映了中国学者在语法化理论引进前后所做的探索。2001年首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后每两年一次，每次皆以《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为名结集出版，即时反映汉语语法化研究的最新成果，至今已出版8册。

语法化理论给汉语语法史研究带来了理论思考的风气，这样的理论思考引起了现代汉语语法、语言理论等领域对语法史的关注，“历时”成为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许多非汉语史背景的学者也开始关心和从事语法史研究，石毓智、李讷的《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便是这样一项研究。该书将现代汉语研究和汉语史研究相结合，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该书一度对中国大陆现代汉语语法学界了解语法化理论发挥了很大影响。

虽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二十年里，不断有新的语言理论和研究视角被引入到语法史领域，但都没有语法化理论所带来的影响和震动巨大。

三 语言接触视角的汉语语法史研究

汉语史上有两个时期与外族语发生了密切接触。一个是汉魏六朝时期，由于佛教的传入，有大量的佛经翻译，译经会受到原文（主要是梵文）的影响，早期译者又多是从西域而来的僧人，这些都使译经语言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而经由佛经的传播，译经中的一些语言现象为汉语所接受，传播开来就对汉语发生了影响。另一个时期是晚唐五代至宋元时期，当时华北、西北长期在北方民族统治之下，多民族混居，是民族大融合时期，汉语和其他北方民族语言使用者直接交流，发生了自然的语言接触，在当时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汉语有很多由于语言接触产生的变化。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时期与汉语发生语言接触的都是SOV型语言。不过，这些影响大多没有延续到现代汉语中，因而长期以来语法史学界认为汉语语法几乎没有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但随着分析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历史文献中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开始用语言接触去解释这些特殊现象。

袁宾（1989）注意到汉语史上出现过系词“是”位于句末的特殊语序的判断句，江蓝生（2003）研究了佛典和元明戏曲、小说中系词居句末的特殊语序判断句，认为这是受梵语、阿尔泰语判断句语序的影响，两种语言都是SOV语序，梵语中判断句一般不用系词，强调时要用，系词出现于句末，阿尔泰语判断句系词都位于句末。江蓝生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目前讨论比较深入的是关于翻译佛经中的特殊语序判断句，支持这一特殊语序的判断句是语言接触所致的有龙国富（2005）、张美兰（2003）等。而姜南（2010）通过梵汉对勘指出这类特殊语序判断句都是对译原典中的“烦琐判断句”，而原典的简单判断句都是用“NP1是NP2”这样正常语序的汉语句子对译，对译“烦琐判断句”的“NP1NP2是”来源于上古汉语的“NP1NP2是也”句，其中的“是”是指示代词。蒋绍愚（2009）则从语用角度讨论“NP1NP2是也”和“NP1NP2是”在佛经中用得特别多的原因，这两个句式与正常语序判断句的不同在于位于系词前的NP2既是新信息、又在焦点位置上，佛经中这些句子都是强调NP2的句子，系词居句末的语序正可满足这个要求。

蒙古语是后置词发达的语言，后置词的位置是在名词后，与汉语方位名词的位置一致，受蒙古语影响，元代常以方位名词去对应蒙古语后置词，因而元代方位名词发展出很多新的用法，如表示动作的对象、原因、根据、工具等，例句如“我官人行说了”（《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张鼎智勘魔合罗》）。余志鸿、江蓝生、祖生利对此有专门的研究。

以上两个变化都没有保留到现代汉语中。太田辰夫（1958、2003）最早描述了“教”字句由使役到被动的演变，罗杰瑞（1982）、桥本万太郎（1987）认为汉语使役动词发展为被动标记是受了阿尔泰语的影响，因为在阿尔泰语中使役标记和被动标记是相同的，桥本万太郎还认为北方汉语受阿尔泰语影响被动标记来源于使役标记，南方汉语受侗台语影响被动标记来源于给予动词。江蓝生（1989）、蒋绍愚（2002）对使役到被动演变的条件和过程做了研究，指出这一演变与汉语自身句法的一系列特点有关，可以从汉语自身句法演变得到解释，且北方汉语与阿尔泰语密切接触是宋以后，而唐代汉语使役句已经开始演变为被动句。这两篇文章中又都同时讨论了给予动词演变为被动标记的过程，认为经历了“给予句→使役句→被动句”的演变过程，也是汉语自身的发展。

蒋绍愚（2001、2007）讨论了梵语的绝对分词在汉语表完成的动态助词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文章把中古文献分为佛经文献、中土文献两类，详细考察了中古汉语表完成的句式“V+（O）+完成动词”中完成动词“已”的使用情况及用法，指出“已”出现于佛经文献中，在佛经文献中可出现在非持续动词后、不能受副词修饰，这些特点都是中古汉语其他完成动词所没有的，在非持续动词之后的“已”才是后来的助词“了”的真正来源。

梅祖麟（1988）讨论了阿尔泰语对北方汉语第一人称复数排除式和包括式范畴产生的影响，指出从历史文献看这对范畴的使用只见于北方文献中，从现代汉语方言看也只见到北方汉语使用，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这对范畴的文献是宋金时期，而此期之前的文献中看不到一点汉语产生这对范畴的痕迹，宋金时期与汉语有密切接触的阿尔泰语则有这对范畴，因此汉语第一人称复数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对立是受阿尔泰语影响而产生。

中古佛经的“V+（O）+已”、第一人称复数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对立都是从别的语言借进了新的语法范畴，而用了汉语已有的形式表达，这两项由语言接触带来的语法演变都保留在了现代汉语中。

上述几项与语言接触相关的语法演变研究或基本为语法史学界所接受，或引起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或争论。然而语法史学界对语言接触和语法演变的研究不限于此。

曹广顺、遇笑容（2000）、曹广顺、龙国富（2005）详细描写了中古译经中的处置式，提出处置式的产生受到梵语的影响。江蓝生（1999、2002、2003）从蒙汉接触角度对汉语比拟句、假设条件小句末的助词“时、后”的产生与应用做了深入分析和解释，李崇兴（1999）、祖生利（2002）注意到元代“底（的）”字结构复杂化并认为这是受蒙古语影响的结果。李崇兴、祖生利等人对元代汉语以及元代蒙汉语言接触情况做了持续的、深入的、多方面的研究，其成果集中反映在《元代汉语语法研究》一书中。由遇笑容、曹广顺、祖生利主编的《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研究》2010年出版，该书编选了汉语语法史研究语言接触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祖生利（2013）、竹越孝（2015a、2015b、2016）还考察了清代满汉合璧材料中满语对汉语的干扰。

李崇兴（2005）总结了外族语言影响汉语的方式，有：直接从别种语言引入某种语法成分、句法构造；从别种语言引入某种语法范畴，形式则由汉语自身提供；促进和推动汉语某种语法形式的确立和普遍化进程。最后一种方式是别种语言影响汉语的主要方式。

近年来，随着语言接触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们充分认识到语言接触在词汇、语法和语音层面都可能发生，并提出语言接触不仅会导致语法范畴或形式的输出和借入，还会引起语法化模式的模仿性发展。[※注] 西方一些学者首先注意到汉语及东南亚语言中“得到”义动词平行发展出一系列功能，认为这是区域性的发展变化，Bisang（1996）、Matisoff（1991）和Enfield（2001）对此有详细论述，吴福祥（2009a）在Enfield 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专门讨论了东南亚语言动词后“得”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及其形成机制，并着力证明在这个区域性变化中汉语是模式语言，其他语言受汉语影响而发生类似演变。

四 类型学视角的汉语语法史研究

格林伯格（Greenberg）1963年发表《某些主要跟语序有关的语法普遍现象》，带来了语言类型学的全新发展，类型学和跨语言的视角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汉语语法史研究也不例外。类型学研究成果首先引入到汉语语序演变研究中。根据格林伯格提出的若干人类语言语序的普遍规律，现代汉语有多条不合普遍规律的语序，而这些语序中有些古今发生了变化。海外一些研究汉语的学者首先注意到一些古今汉语语序变化的类型学意义，如黎天睦（Light，1979）、黄宣范（1978）、Li和Thompson（1973）。被语言学家关注的具有类型学意义的汉语语序演变主要有：介词短语和中心语的语序变化、数量短语和中心名词的语序变化、比较句的语序变化。对于这些语序变化的深入研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展开。

汉语介词短语从上古主要位于中心谓词后变为现代汉语主要位于中心谓词前。沈培（1992）考察了殷墟卜辞中介词词组的语序，认为甲骨文中不表示时间的介词词组的基本语序是位于中心谓词后，少数位于中心谓词前的有特殊的表达作用，是命辞的焦点。魏培泉（1994）考察了“於”所介引的介词短语的语序变化，提出一个构想，原始汉语是由两种语序类型相异的语言相互接触、融合的产物，动词与介词短语的语序在汉语方言里并不统一，汉语发展的不同时期方言对通语的影响力不同，通语的语序不同。张赪（2002）详细考察、描写了先秦至元明介词词组的语序演变过程，认为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东汉末年开始汉语句子的语法结构变得复杂，如核心谓词双音化、谓词带宾语、补语、助词的情况越来越多，使汉语句子的线性序列必须做出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又加强了介词短语语义对语序的影响，介词短语位于中心语前的情况先秦不是没有，但非常少，主要是出于语用目的而使用[※注]，但东汉以后则是句法和语义规则所致。

关于数量短语与所修饰中心名词的语序，王力在《汉语史稿》中就提出汉代开始数量短语由中心名词后移到中心名词前，中古汉语已经基本位于中心语前了。贝罗贝（1998）从类型学关于量词的定义出发界定了汉语的数量短语，简要描述了数量短语由中心语后到中心语前的演变过程，认为这一语序变化始自中古，要到唐以后才完成。孙朝奋（Sun，2001）基本同意贝罗贝的观点，并认为这一变化是由语境中的语义因素促发的，到宋代数量短语仍以位于中心名词后为主。吴福祥、冯胜利、黄正德（2006）吸收太田辰夫（1958/2003）的观点认为上古汉语的单位词（即容器量词和度量衡量词）可形成“数词+单位词+之+名词”式，汉以后“之”逐渐脱落，形成“数词+单位词+名词”式，受其影响汉语产生了“数词+量词+名词”式，这一研究阐释了“数词+量词+名词”的来源，但并未对数量短语与中心名词的语序演变有新的看法。张赪（2010）从数量修饰语与其所修饰中心名词的语序这一角度出发，考察了汉魏六朝和唐代的数量表达结构，指出汉语数量修饰语一直以位于名词前为主，位于名词后则有特殊的表达作用，汉语不存在“名词+数词+量词”到“数词+量词+名词”语序类型变化，存在的是“数词+量词+名词”对“数词+名词”的替代，这与汉语由非量词型语言到量词型语言的演变有关。

太田辰夫最早对比较句的语序演变做了描述，贝罗贝（1989）则概括了三个历史时期的平比句和差比句的演变，联系了汉至唐连动式的发展讨论了“比”字句的语法化过程，认为唐代产生“比”字比较句。魏培泉（2001）重点讨论了中古汉语出现的“基准+结果”型平比句产生的原因。魏培泉（2007）认为个别表示“胜出”义的动词用在“如/似”字句中，使该句式有差比义，而“如”字音近“于”，是“如”字句取代“于”字句的主要原因。“比”字句取代“如”字句则主要是社会因素。张赪（2010）对古今比较句的演变做了详尽的调查描写，指出比较句句式的兴替、语序的变化主要和消除歧义、谓语结构复杂化有关，个别特殊语义的词进入比较句式、文体修辞方面因素促发了“比”字句、“如”字句的演变。

对上述语序问题的关注是由类型学的研究引发的，但上述研究并不是运用纯粹的类型学方法，上述研究都显示汉语的语序变化首先是汉语语法系统自身的演变，语序的成因复杂，与汉语的基本语序类型（即汉语是SVO还是SOV）不一定有关。类型学使语法史研究多了一个观察的视角，注意到在单一语言研究背景下所忽略的问题，同时语法史研究的结果也对类型学的研究结果提出补正。

名量词的演变一直受到汉语史研究关注，王力（1958/1980）、黄盛璋（1961）、洪诚（1963）、刘世儒（1965）、王绍新（1989）形成了关于汉语名量词演变的一些基本认识。类型学的兴起使人们重新认识名量词的意义，名量词是一项重要的类型特征，根据是否有名量词，世界的语言可以分为两类，东南亚、东亚地区是量词型语言分布最集中的地区，类型学提出了描写量词型语言的框架，Eurbaugh（1986）、贝罗贝（1998）、张赪（2012）将类型学研究成果运用到汉语名量词演变研究中，得到很多新的认识。Eurbaugh（1986）分析了汉语一些名量词的演变并与汉语儿童的名量词习得过程相结合，指出历史演变和习得过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贝罗贝（1998）十分明确地指出名量词和度量衡量词不同，二者的语言学意义不一样，汉语史研究中一定要严格区分名量词（classifier）和度量衡量词（measure word）。张赪（2012）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详细考察汉语名量词的演变历史，重点讨论了名量词产生的原因、量名或名量搭配的历史变化、名量词的句法功能的变化等问题。

类型学不仅关注语言的结构类型特征，也关注语言演变的模式和类型。吴福祥（2003）通过对汉语“及、与、共、将、和、同、跟”一组词的演变历程考察，提出汉语存在着“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并列连词”的演变，这一演变模式还见于一些壮侗语、苗瑶语、西非语言中，而在另一些基本语序同样是SVO的语言如英语中，伴随动词的演变模式是“伴随动词→伴随介词→工具介词”的演变模式，制约这两种不同演变模式的原因是句法条件的制约，其演变机制则是语法化理论中的隐喻、转喻等普遍机制。王娅玮、吴福祥（2017）通过对汉语史上多功能连接词连接用法的考察，构建了与连结范畴相关的概念空间，涉及20种功能和11种关联模式，修正了类型学与连接相关的概念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