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述

从1978年起，中国修辞学学界对众多重大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1980年12月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成立，随后华东、华北、东北、中南、西北、西南等大区的修辞学分会也相继诞生，《修辞学习》杂志于1982年创刊（2010年更名为《当代修辞学》）。这些表明，中国修辞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修辞学主要有以下特点：

学科意识得到了加强。这一时期之前，修辞学界对修辞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语体风格、修辞研究的方法论、修辞学的科学化、现代化等问题认识都不是十分明确，通过一系列的讨论和争鸣，这些问题逐渐取得了共识。

修辞学研究队伍逐步壮大，学术活动更加频繁，学术成果空前丰富。中国修辞学会的会员（包括各分会）已有近千人。中国修辞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学术研讨会，每年都有小型的专题学术会议，各大区的修辞学分会也经常开展学术活动。与此同时，修辞学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著作从不同方面对修辞学进行了探讨，极大地促进了修辞学的发展。

修辞学普及读物和教材相继出版。这一时期修辞学的普及直接导致了修辞学读物的大量增加。在各个高校修辞学被广泛地引入课堂，在一些新出版的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教材中，有关修辞的内容得到了充实和加强。全国各高校积极组织修辞学教材的编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继出版了十余部专门的修辞学教材。

注重运用国外的修辞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修辞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修辞学界翻译了国外大量的修辞学著作，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汉语修辞学中的具体问题，产生了一批国外修辞学著作评介、中外修辞学比较以及运用国外修辞学理论、方法探讨汉语修辞学问题的研究成果。

此外，修辞学内部各个部分的研究较之以往更加全面、深入；修辞学分支学科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兴未艾；修辞学各项专题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的研究成果丰硕。

二 修辞学重要问题的讨论

（一）对“修辞”的认识

关于“修辞”，在早期修辞学著作如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中已有论述，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新的学说。如李维琦提出“修饰说”，他在1986年出版的《修辞学》中指出“修辞就是修饰词语，充分发挥语言的交际功能”；吴士文等认为修辞“是语言的一种加工活动”，提出“加工说”（《修辞讲话》）；张志公等学者提倡的“选择说”则强调修辞是“一个选择过程”（《修辞学习》1982年第1期）。此外，还有程希岚等的“准确鲜明生动说”（《修辞学新编》《现代汉语词典》等）、倪宝元等的“经济、简练说”（《修辞》）、吕叔湘等的“适应题旨情境说”（《修辞学习》1986年第1期封二）、刘焕辉等的“言语形式组合说”（《修辞学纲要》）、陈光磊等的“美辞说”（《修辞学习》1988年第1期），等等。这些说法的提出体现出学界对“修辞”的认识更加深入。

（二）修辞学的性质

陈望道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修辞学是边缘性学科”的主张，20世纪80年代以后，宗廷虎、张志公等坚持陈望道的观点，认为修辞学是边缘学科。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的深入，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郑远汉、刘焕辉等提出“言语说”，他们认为“修辞学属于言语学”，而以谭永祥、李廷扬等为代表的“美学说”则认为“修辞学属于美学”，这样，就形成了“边缘说”“言语说”“美学说”三大学说鼎立的态势。

（三）修辞学研究范围、任务和对象

学术界对于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讨论得比较热烈。首先，篇章结构是不是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这一课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反对将篇章结构纳入修辞学的研究范围，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修辞学应该研究篇章结构，并且推出了一批篇章修辞学方面的论著。其次，关于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是否都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也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大多数学者认为修辞学除研究积极修辞外，还应该研究消极修辞，谭永祥、季世昌、费枝美等少数学者则认为修辞学只研究积极修辞，不研究消极修辞。语体风格是不是修辞学的研究范围？谭永祥、季世昌、费枝美、李维琦等认为语体风格不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与之相反，郑远汉、黎运汉、郑颐寿、张德明、乐秀拔等则主张修辞学应该研究语体和风格。最后，同义形式是否是修辞学研究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认为同义形式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但也有一些分歧，这主要体现在同义形式是不是修辞学研究的唯一对象上。林兴仁、王希杰、郑远汉、陈光磊、陆稼祥、林文金、刘焕辉等，认为同义形式不是修辞学唯一的或主要的研究，它只是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此外，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曾对文风、主题思想的提炼和题材的选择是不是修辞学研究的范围进行过讨论，“文化大革命”以后也有学者关注过这一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修辞学研究的范围。

（四）修辞学研究的方法

1987年10月，“纪念陈望道先生逝世十周年语法修辞方法论学术讨论会”在复旦大学举行，199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语法修辞方法论》。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关于传统修辞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部分学者否定传统修辞学中的归纳法、评点法等，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要采用结构分析方法、演绎法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还有学者则主张必须运用一切行之有效的方法。其次是在对待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态度上，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有反对科学主义，主张人文主义的；有主张科学主义，反对人文主义的；也有提倡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会议同时探讨了修辞学现代化与方法论问题，学者们一致认为修辞学的现代化就是要做到科学化，王希杰、陈光磊、刘焕辉等主张修辞学研究在方法上要注意归纳与演绎、比较与检验、定性与定量等方法的运用，注意采用计算机等现代化研究手段。

（五）语法与修辞相结合

语言学界历来重视将语法和修辞结合起来考察、分析语言现象，如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等。郭绍虞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中主张语法与修辞在教学和研究中要相结合，并且可以把修辞学与语法学这两门学科合二为一。新加坡学者郑子瑜发起了语法修辞相结合问题的讨论，他在《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中提出“中国的修辞学已经发展到了与语法学相结合而作科学的有系统的论说的时代了”，“不管学术界赞成也好，反对也好，汉语语法修辞结合论的时代总要到来，而且是已经到来了呢”。1985年9月25日他发表了公开信，希望中国语法修辞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一些学者尤其是高校学者对此反响比较积极，以胡裕树、郑远汉等为代表的赞成派，认为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但他们同时认为修辞学与语法学两门学科不能混为一谈。谭永祥、陈炯、高万云等反对派则指出语法修辞是不能相结合的，郭绍虞、郑子瑜的观点站不住脚。以张志公、袁晖、张炼强等为代表的保留派则是有保留意见地认同“语法修辞结合论”。这次讨论的相关文章大多发表在《修辞学习》和《营口师专学报》上，1996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将这些文章结集为《语法修辞结合问题》一书出版。这次讨论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楚，学者们在概念使用的内涵上存在差异，究竟是语法学和修辞学两个学科的结合还是语法角度和修辞角度两个角度的结合，是教学的结合还是研究的结合，是两门学科一定合二为一，还是想合就合、想分就分等，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六）语体的特点与类型

复旦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组织了语体问题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为《语体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这次研讨在语体的基本理论问题、不同层次的具体语体类型（范畴）的语言风格特点两方面有重大突破。接下来在华东修辞学会第四届年会和《修辞学习》杂志上开展了语体分类问题的讨论，学者们提出了以超语言因素作为划分标准、以内部因素作为划分标准、以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相结合作为划分标准和以不同思维类型作为划分标准等语体分类依据。这有益于学术界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语体，对于探讨语体与修辞的密切联系有重要意义。

三 词语、句子、篇章等的修辞研究

（一）词语修辞研究

语言运用中如何选词造句，刘焕辉在《用词造句》（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提出了“辨别近似，防止误用；用好前词，指代明确；搞清数量，表数确切；认清对象，介绍得当；看准结构，用对助词”几种方法，他还谈到了把握词语感情色彩应该从词义的褒贬、变换词的形态、了解词的社会文化意义、借助上下文等方面入手。倪宝元以作家锤炼词语为例证，在《词语的锤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名家锤炼词句》（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等书中探讨了词语锤炼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指出了一些词语锤炼的规律。石云孙的《词语的选择》（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重点论述词语选择的意义、原则和要求，并从意义、色彩、声音几个方面剖析了词语选择中的具体例子。华宏仪的《汉语词性修辞》（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从词类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词性活用”问题，对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及其他词类的本用与活用、常规用法和变异用法等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张向群则从量词的语法功能入手，多角度地考察了量词的审美特征、古今流变、规范用法和各种变异用法等问题，从这样的切入角度研究词语的修辞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他的《量词修辞审美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是一部对量词做专门的修辞研究的专著。谭汝为的论文集《词语修辞与文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讨论词语、修辞、诗词和语言文化等问题。

（二）句子修辞研究

林兴仁主张修辞应该以同义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充分体现在他的《句式的选择和运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中，该书在同义手段的选择的基础上选取汉语中30组同义句式，讨论句子的修辞，通过对语言实例的分析来说明各类句式的作用及其与语境的关系。

倪宝元《炼句》（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主要论述炼句的范围，炼句与表意、语境、语体、用词、辞格等的联系，对句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作了阐述。李维琦等的《古汉语同义修辞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修辞中的同义学说统领全书，在谈到同义语法形式时，对同义句型的修辞问题做了分析。黎千驹的《现代汉语同义形式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章“同义句式的选择”着重讨论了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的修辞问题。

（三）篇章修辞研究

在篇章修辞研究方面，郑文贞《段落的组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篇章修辞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是代表作。《段落的组织》从“段落”入手，对段落结构与意义表达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从段落的划分、段落内部联系、叙述角度的统一和变换、段落的条理、段落的波澜、段落的语气等方面探讨了段落修辞的规律。《篇章修辞学》主要是从篇章的表达作用和组织作用两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篇章修辞学是修辞学的下位学科。徐炳昌《篇章的修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从总论、题目的艺术、句群的修辞、组段成篇的要求和方法等方面较为系统地研究了篇章修辞学。王凤英的《篇章修辞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对篇章修辞学的一般理论、篇章结构的一般特点进行了概述，论述了篇章单位、言语结构的类型，阐明了功能语体及其特点。该书还介绍了一些俄罗斯篇章修辞学理论。李胜梅《修辞结构成分与语篇结构类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研究现代汉语语篇修辞现象的一部新作，它解析了修辞成品的结构成分并对各成分的特点进行了描写，同时也探讨了语篇的组成部分、连接成分及其组合类型，揭示了语篇的结构类型。

（四）汉字修辞、形貌修辞研究

曹石珠的《汉字修辞学》（西安出版社2004年版）、《汉字修辞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形貌修辞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形貌修辞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深入研究了体现汉语特点的汉字修辞、形貌修辞。在汉字修辞方面，他认为汉字的形、音、义可以构成很多修辞方式，汉字修辞具有特殊的修辞作用，汉字和修辞关系密切，在修辞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往还没有人对形貌修辞方面做全面研究，他认为“形貌修辞所利用的材料，是诉诸视觉的非语言要素”（《形貌修辞学》第2页）。这里可以看到，作者所谓的形貌修辞学，涵盖面是很广的，至少包括字形、图符、标点符号、变列（如移行排列、分项排列）等。

四 辞格与消极修辞研究

（一）辞格理论研究

吴士文《修辞格论析》（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全面论述了辞格的定义、范围、结构、类型以及辞格与非辞格的区别和联系等问题。作者重点对辞格进行了理论分析，如关于辞格的定义，作者从特定功能、特定结构、特定方法、特定类聚系统这四个“特定”出发，分析了辞格的内涵和外延，既有理论色彩，又能帮助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辞格的实质。林文金《辞格》（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阐述了辞格的性质、范围、分类、辞格与语体语境的关系、辞格的发展和变化趋势等问题。陆稼祥《辞格的运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主要论述辞格的运用，作者把辞格分为形变、音变和义变三类，提出了辞格在运用中要注意四点，即：注意内部特点、适应外部关系、遵循辩证规律和争取美感效果。庄文通《语言艺术的景点——辞格群》（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对于辞格结群现象的普遍性、客观性、必要性，辞格群的结构形式修辞功能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对辞格的连用、兼用和套用情况也做了分析。刘大为《比喻、近喻与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汉语辞格，借用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这使得该书有很浓的理论色彩，较有新意。

（二）辞格比较研究

代表作有郑远汉《辞格辨异》和濮侃《辞格比较》。郑远汉《辞格辨异》（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是汉语辞格比较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主要内容是对辞格进行辨异，探明邻近辞格的异同关系、辞格与非辞格的区别等。在具体辨析中，作者遵循面向实际、不回避问题的原则，对比喻与比拟、借喻与借代、夸张与比喻和拟人、移就与拟人和拈连、婉转与折绕、对偶与排比、反复与排比、层递与排比、回文与顶真和对偶，以及“像”字句、“变成”句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辨析，对辞格与辞格之间、辞格与非辞格之间容易混淆的问题做了科学的比较、分析。濮侃《辞格比较》（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常用辞格，对辞格进行了定义和分类，注重比较分析常用辞格的基本特征、相互联系和区别。同郑远汉《辞格辨异》一样，该书对比拟和比喻、借代和借喻、对偶与对比和排比、层递和衬跌等辞格进行了比较分析。同郑著不一样的是，该书在进行辞格微观比较的同时，还从宏观上进行了比较，如辞格的古今比较、民族比较、方言比较等。除此之外，在一些修辞学教材和论著中，也常常有辞格比较方面的内容，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单个辞格研究

对比喻进行研究的著作颇多，如袁晖《比喻》（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明冈《比喻常识》（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李济中《比喻论析》（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聂焱《比喻新论》（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等。《比喻》对比喻的定义、类型、方式、作用、运用等进行了论述，同时也探讨了比喻与词汇、比喻与语法、比喻与其他辞格等问题。《比喻常识》首先介绍了比喻这一辞格的基本常识，如什么是比喻、比喻的历史、比喻的作用、运用比喻的要求等；然后对比喻的基本类型进行了划分，说明了比喻的变化形式、复杂形式；最后，论述比喻与生活、比喻与语言文学以及比喻与其他辞格的关系，并简单介绍了国外的比喻学说。相比前两本书，《比喻论析》写得更加全面、更加细密，该书不仅详细叙述了比喻的含义、基础、修辞功能、构成成分、种类、灵活运用形式等基本知识，而且对比喻与其他辞格的综合运用、比喻与词语的构造、比喻与谋篇布局、比喻与语体、风格、比喻运用中应注意的事项、比喻的辨识、比喻的研究等问题都进行了论述。《比喻新论》除了研究比喻的定义、构成、基础、分类等问题外，还对比喻的逻辑分析、比喻的潜与显、零度与偏离、比喻的功能等进行了探讨，较有新意。

其他辞格也有研究。徐国珍《仿拟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是一部仿拟辞格研究专著，该书论述了仿拟的定义及结构、仿拟的构成特点、构成基础、仿拟类型等问题，讨论了仿拟的语言学网络、语言要素网络和辞格网络情况，分析了仿拟的风格表现、仿拟的语体应用、仿拟的修辞效果以及仿拟的应用策略等，是修辞学界研究仿拟辞格的代表性成果。对偶的研究专著有朱承平《对偶辞格》（岳麓书社2003年版）。这本书是目前为止对对偶辞格研究最详细、最全面、最深入的专著。该书的前言部分论述了对偶辞格所具有的三个特点：对称性、装饰性和完形性。同时对对偶辞格的研究历史，叙述研究对偶辞格的目的、对象和方法等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作者“对不同偶格的不同修辞方式进行定格定位的规范化梳理，力图构建出一个具有程式化特点的偶格形态系统”（第19页），这是值得肯定的。另，杨荣祥的《汉语修辞格文化特征论析》（东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从文化特征上考察汉语修辞格的基本特点和文化内涵问题，也较有特色。

（四）新增辞格研究

谭永祥在对新增辞格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有：《修辞新格》（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修辞精品六十格》（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修辞新格》（增订本，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这些著作在对新辞格的发掘、判定及其运用规律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证、说明，有一定的独创性。如他在《修辞新格》（1983）中所提出的闪避、别解、诡谐、旁逸、异称、巧缀、同异、舛互、序换、断取、返射、歧疑、谲辞、移时、列锦15个格，作者先对这些新格进行定义，然后再选择一些例子进行认证。这些新辞格大部分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五）辞格辞典编纂

三部辞格辞典相继出版。唐松波、黄建霖主编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共收156个格，将其归纳为语义、布置、辞趣、文学四类，前三类是常见的分法，最后一类是对传统分法所做的补充，采用定义、例证、说明的编写法。汪国胜、吴振国、李宇明合编的《汉语辞格大全》（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在编写上有不少创新之处，它共收条目691个，其中独立的辞格231个，辞格正文内容包括出处、定义、举例、分类、作用运用、辨异、说明等。与其他辞书相比，该书除了具有工具性和知识性之外，还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书中对有些辞格溯源的探讨有首创之功。另外，编者还编了“修辞学著作简介”和“辞格论文索引”以便于读者学习和研究。谭学纯、濮侃、沈孟璎主编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该辞典除了收录修辞格齐全、解说适当、例证丰富之外，对修辞格论著的收集整理也很有特色。除此之外，黄民裕《辞格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史尘封《汉语古今修辞格通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王德春主编《修辞学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和张涤华、胡裕树主编《汉语语法修辞词典》（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等对辞格的搜集、整理也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六）关于辞格学研究

李晗蕾《辞格学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从“学”的角度论述辞格，分别对辞格的本质、辞格的语义机制、辞格的语义系统、辞格的认知功能、对象和方法等进行了理论阐释。

（七）消极修辞研究

消极修辞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华宏仪《汉语消极修辞》（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孟建安《汉语病句修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胡习之《辞规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等。此外，围绕着对“两大分野说”的讨论，也发表了一批研究消极修辞的文章。

五 修辞学理论与学术史研究

（一）修辞学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富有特色的修辞学理论著作相继出版。郑远汉《现代汉语修辞知识》（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版较早的一部著作，具有创新特色。该书对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的思想进行了继承，以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为切入点，结合逻辑和形象化表现手法，讨论各种修辞现象。该书是对传统“辞格中心论”的突破，开拓了修辞学研究的新视野，对把握语言要素的特点、探寻修辞的内在规律具有启发性。《修辞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由宗廷虎主持，宗廷虎、邓以明、李熙宗、李金苓四人合著。全书分总论、修辞现象的辩证法、语言风格和汉语修辞学史四部分。该书对修辞学的对象、范围和性质特征、理论营养来源、研究纲领、任务和作用等重要理论问题都进行了详细、深刻的论述，特别着重强调修辞研究中的辩证法，通过辩证统一的原理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字、词、句、段、篇章等各级语言单位的修辞现象组织成一个严密的系统，在分析上克服了许多修辞学著作只注意对立而忽视统一的毛病，对语体风格的论述也有很多创意，同时，该书简要地勾勒了汉语修辞学史的发展脉络，给读者提供了学习和研究汉语修辞学史的清晰的线索。

《汉语修辞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和《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是王希杰的代表作。其中《修辞学通论》集中体现了他的修辞学理论主张。他的修辞学体系是建立在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这几组重要概念基础上的。他考察了语言世界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的关系，将“偏离说”“潜显说”同四个世界联系起来分析修辞现象，阐释了语言环境的深刻内涵，论证了得体性原则是修辞的最高原则。他还对辞格进行了重新归类，对语体风格问题做了新的理论解释。刘焕辉《修辞学纲要》（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详细论述了修辞和修辞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任务和范围、修辞要求和原则以及修辞观、方法论问题，其特色是区分了常规修辞的一般组合和艺术修辞的特殊组合。同时，该书对辞格理论和语体风格问题的分析也有独到的见解。骆小所《现代修辞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首先对修辞的含义、修辞学的性质和范围、修辞和语境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紧接着以同义手段为纲，从词语、句法、篇法、准语言等方面阐述修辞现象，对修辞的运用、辞格理论以及语体风格等也了一定的探讨。姚亚平的《当代中国修辞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讨论中国当代修辞学，回顾了20世纪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历程，对修辞观念、人文范畴和修辞方法的民族意蕴等进行了阐释，对汉语修辞的基本属性、规律和内涵进行了考察，通过分析汉语修辞的结构功能、行为模式、语体风格等说明汉民族的文化结构、哲学意蕴、人文性质和民族精神，对传统修辞研究方法也做了评析。

张宗正《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内容包括言语交际活动与言语修辞活动，修辞主体、修辞角色、修辞身份，修辞语境，修辞域和修辞场，修辞心理思维机制，修辞手段，修辞效果和修辞评价等，作者从这7个方面构建了一个“大”修辞的体系。王德春、陈晨《现代修辞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是一部“大”学科套“小”学科的著作，即在概述了现代修辞学的一般理论以后，讲了修辞学“大”学科内部的12个分支学科，这12个分支学科是：语境学、语体学、风格学、文风学、言语修养学、修辞手段学、修辞方法学、话语修辞学、信息修辞学、控制修辞学、社会心理修辞学和语用修辞学。曹德和《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修辞学思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从修辞学角度对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宗守云《修辞学的多视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论述了微观修辞学、宏观修辞学、核心修辞学、应用修辞学和历时修辞学等方面的问题。

通论性的修辞学著作还有很多，如倪宝元的《修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李维琦《修辞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郑颐寿、林承璋《新编修辞学》（鹭江出版社1986年版），张万有《汉语修辞新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黎运汉，张维耿《现代汉语修辞学》（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高长江《现代修辞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王勤《汉语修辞通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杨鸿儒《当代汉语修辞学》（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7年版），汪丽炎《汉语修辞》（上海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骆小所、周芸《修辞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刘子智《汉语修辞通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胡习之《核心修辞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等。

此外，宗廷虎、王希杰、郑远汉、黎运汉、张炼强、陈光磊、陆稼祥等一批著名学者也出版了个人的具有特色的修辞学论文集。

（二）修辞学学术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修辞学史和修辞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这一方面用功最多、贡献最大的是宗廷虎、袁晖、复旦大学团队等。

这些修辞学史主要著作中属于通史的有：易蒲（宗廷虎）、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袁晖、宗廷虎主编《汉语修辞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郑子瑜、宗廷虎主编《中国修辞学通史》（五卷本，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等。这几部通史性的修辞学史著作各具特色，如《汉语修辞学史纲》指导思想为陈望道的修辞学思想，主要方法为辩证法和系统论，以“史论并重”的写法，明晰地勾勒了各个历史时期修辞学的主要特点和主要成就。《汉语修辞学史》采取“史论结合”的办法，做到描述与阐释结合、点与面结合，详略得当，有条有理，同时该书将港、台、澳地区的修辞学研究情况亦写入书中，富有新意。《中国修辞学通史》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代表了新时期汉语修辞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一部扛鼎之作。

属于断代史的有：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书海出版社2000年版），宗廷虎主编《20世纪中国修辞学》（上下卷，上卷：宗廷虎、吴礼权著，下卷：高万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运富、林定川《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年版）。此外，冯广艺所著《汉语比喻研究史》属于对修辞学史中个别辞格研究史的探讨。

修辞史研究的著作主要有郑子瑜、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中国修辞史》（三卷本，吉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这部洋洋150万字的巨著，以特定的修辞现象和修辞手法的大类为纲，从语音修辞史、词汇修辞史、句法修辞史、辞格演变史、篇章结构修辞史五个大的方面描述中国修辞的发展演变轨迹，堪称中国修辞史的重要奠基之作。于广元《汉语修辞格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对比喻、比拟、借代、示现、双关、对偶、夸张、引用、回环等辞格的发展史做了探讨，在辞格发展史的研究上有首创之功。王培基《修辞学专题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讨论了修辞学领域的16个专题的研究情况，也带有“史”的性质。新时期发表修辞史和修辞学史研究论文较多的学者有宗廷虎、李金苓、李嘉耀、戴婉莹、张松岳、赵蒙良、万国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