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由刘林军撰写。

第一节 概述

语用学是一门研究如何理解和使用语言的学问，最早由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Charles W.Morris）于1971年在其《符号理论基础》（Writing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中提出。在过去的40余年中，语用学经历了从“废纸篓”到独立学科的发展历程，其间有三大里程碑性事件：一是1979年《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创刊；二是1983年第一部语用学教科书（S.C.Levinson：Pragmatics，CUP）面世；三是1986年国际语用学会成立。

语用学有着广泛的学科基础，其中包括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语用学既是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同时又是心理学家的研究对象。莱文森（Levinson，1983）把语用学分为两大流派：其一是英美学派，将语用学看成是语言学的分支研究，称为微观语用学（micropragmatics）；其二是欧洲大陆学派，主张凡与语言的理解和使用有关的都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将语用学看成是语言功能的一种综观，故称宏观语用学（macropragmatics）。语用学发展至今，主要有语用语言学、跨文化语用学、社会语用学、认知语用学、形式语用学和实验语用学等几个分支学科。

语用学在中国落地和发展始于外语界对语用学理论的引进。早在1979年，许国璋就选译了奥斯汀（Austin）的《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收入《语言学译丛》（王宗炎，1990）；最早向国内全面介绍语用学的是胡壮麟，他的《语用学》（《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3期）一文对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各语言学派对语用学的评论、语用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语用学规则等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把微观语用学译介过来的是沈家煊，1986—1987年，他在《国外语言学》上共发文六篇，分别论及了指示现象、会话含义、言语行为、预设和会话结构等专题。宏观语用学方面，关联论的引入是在20世纪90年代，张亚非的《关联理论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3期）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该理论；大概相同的时间，钱冠连引介了维索尔伦（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和选择理论；[※注] 模因论的引进稍晚一些，贡献最为突出的当属何自然的系列论文，如《语言中的模因》（《语言科学》2005年第6期）等。

三十多年来，语用学在中国蓬勃发展。1989年11月由广州外国语学院主办，召开了中国首届语用学研讨会，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专程前来参会。此后，语用学全国性研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1994年和1996年还举行了关于新格赖斯含义理论的专题研讨会。此外，2003年中国语用学研究会网站正式设立（http：//www.cpra.com.cn/），时至今日，其内容林林总总，为语用学研究人员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和资源。

比较语用学在中国和全球的发展，不难发现我们跟得很紧，国内语用学研究基本上走的是从理论引进到结合汉语和语言教学实际，开展应用和理论研究，并不断取得新成绩的探求之路。目前已有大量的成果，研究论文数以千计，更有大量的学术著作问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概述性著作包括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1987）、何兆熊的《语用学概要》（1989）、索振羽的《语用学教程》（2000）、姜望琪的《语用学——理论及应用》（2000）、熊学亮的《认知语用学概论》（1999）；专题研究方面有左思民的《汉语语用学》（2000）、钱冠连的《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罗林的《阿拉伯语语用学专题研究》（2008）等。此外，每隔五到十年就会有综述型文章问世，对过去一段时间语用学及其各分支的发展进行梳理和展望，如钱冠连（1990、2001）、何自然（1994）、沈家煊（1996）、文旭（1999）、何自然、吴亚欣（2001）、况新华、谢华（2002）、高航（2004）、刘根辉、李德华（2005）、钟茜韵（2012）等。

下面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上回顾和讨论语用学在中国的研究。其中微观层面为英美学派的微观语用学理论，包括指示、会话含义、预设、言语行为、会话分析等内容；宏观层面包括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在内的欧洲大陆学派宏观语用学理论及其应用。此外还将就语用学在中国发展近40年的主要成就进行概括和总结。

第二节 微观层面的语用学研究

我国的语用学研究始于微观层面，到20世纪80年代末，选题就已涉及预设、言语行为、指示现象、会话含义、会话结构等几乎全部微观语用学的论题。[※注] 时至今日，我国的研究虽有百花争艳的局面，但仍以微观层面的研究居多。[※注] 下面根据不同论题进行简要的梳理。

一 指示

指示是语用研究中一个重要概念，涉及一些词语，要理解这些词语的具体或确切的指称意义，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话语中这些跟语境相联系的表示指示信息的词语，叫指示语。指示语主要包括人称指示、时间指示、空间指示、话语指示、社交指示等。作为最早的语用议题之一，指示现象的研究已成为我国微观层面语用学研究的热点。根据钟茜韵（2012：85）的统计，2008—2010年其占比为29%，居所有微观研究之首，这与高航（2004）所说的“关于指示现象的研究较少”已颇为不同。短短数年间发生这样的变化，一方面可能是统计方式的偏差，另一方面也可能代表了一个发展趋势，究其原因很可能与认知语言学近十年来在我国的长足发展有关，毕竟指示现象与认知活动密切相关，对认知研究的加强，带动指示现象的研究应该是比较自然的事。

具体到有代表性的成果，张权（1994）分析了指示语的先用现象（pre-emptive usage）。所谓先用现象涉及语言使用者在使用指示词语时的一种心理趋势，即言语参与者对处于言语指示域内的人、事物、地点和时间优先使用指示词语指示。张文从理论上探讨了先用现象的性质、制约因素、先用作用对指示词语和非指示称名在言语中发生照应关系的影响，以及指示词语和称名发生同指联系时语言结构的特殊性；此外还结合汉语实际，指出在一定的语境和语体中，先用现象会消失，产生反先用现象。

陈辉和陈国华（2001）以《红楼梦》为语料，对人称指示视点的选择及其语用原则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说话者在听话者面前指称第三者时选择视点的情况，发现人称视点的选择至少受两条语用原则的支配：亲疏原则和地位原则。此外，人称视点的选择还会受到文化传统、说话动机、话语照应等因素的影响，出现违背以上两条语用原则的情况。郑道俊（2001）从分类和理解两个方面对英汉方位指示语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方位指示语的分类和理解是以其所在交际过程的语境为前提的，语境的改变会使对方位指示语的理解和分类发生变化。

陈琳（2001）探讨了语篇指示语在构建翻译语篇过程中的作用，明确了语篇指示语对等翻译的意义：不但使语篇指示语的语用用意在目的语语篇中得以体现，并有助于目的语语篇的衔接及文体特征与源语对等。具体到语篇指示语的翻译，同时存在英语语篇的形合翻译成汉语的意合、英语的意合翻译成汉语的形合两种情况，但后者是有标记翻译。

刘宇红（2002）进行了指示语的多元认知研究，文章采用认知语言学的多种理论，包括兰盖克（R.W.Langacker）的认知语法的平台理论、法康尼尔（G.Fauconnier）的心理空间理论和莱考夫（G.Lakoff）的理想认知模型（ICM）理论，从人类认知和心理表征的普遍规律出发，对指示语的语义现象，尤其是对指示语使用中自我中心转移和语境变换的现象，做出了解释，较好地解决了分析哲学和语用学未能解决的问题。

吴一安（2003）研究了空间指示语的主观性，并探讨了语言的主观性特征如何通过汉、英物指空间指示语得以体现。具体说来，汉、英物指空间指示语在三个语言层面上反映语言的主观性：语义结构、叙事体语篇结构和面对面会话。文章运用意义成分分析和认知语言观的再概念化机制，建构了解释语言主观性现象在三个层次之间联系的概念性框架。分析表明，汉、英物指空间指示语的基本语义结构相同，但它们的引申范围和引申意义在自我表达上存在差异。

王立非、孙晓坤（2006）通过语料库的方法研究了大学生英语议论文语篇中指示语的使用问题。该文在指称理论框架下探讨中介语的指示语发展，通过对比中国大学生英语作文语料（WECCL）和本族语写作语料（LOCNESS），研究二者在指示语使用方面的特点和异同。研究结果表明，中、美作文语篇在指示代词、指示名词短语的使用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情境指示语的使用方面差异不大。总体来说，指示语的使用反映出中介语发展的共性特点，母语迁移的影响不明显，该结论对认识中介语的特点和英语写作教学具有启示作用。

刘澍心、袁涤非（2007）研究了指示语如何帮助构建语境，指出语境是可以按照言语表达者的意图来构建的，指示现象是语言和语境关系最明显、最直接的反映；移情指示是话语主观性的体现。说话人可以根据交际的需要，主动选用不同的指示语，以构建有利于实现交际意图的语境。冉永平（2007）探讨了指示语选择的语用视点、语用移情与离情。文章以互动交际中汉语的人称指示语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使用与理解的语境依赖性，重点分析它们在人际交往中的语用视点，并在语用移情功能的基础上提出“语用离情”的概念，以揭示语言选择存在的语用理据以及人际关系制约下的适应性与顺应性。

上述各研究基本按时间顺序排列，从选题来看，既有本体和对比研究，又有指示语在外语教学、翻译等方面的应用，还有和语境研究及认知研究的有益交叉。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既有思辨性的，也有实证研究。

二 预设

预设又称为前提、先设和前设，指的是说话者在说出某个话语或句子时所做的假设，即说话者为保证句子或语段的合适性而必须满足的前提。30年来，国内预设的理论研究主要涉及预设的本质特征、种类、投射、功能、预设触发语和预设研究的方法论等，应用研究包括汉语预设研究和语文实践中预设的功能和应用研究。

李锡胤（1990）讨论了预设和蕴含的区分问题。徐盛桓（1993）把预设分为绝对预设和相对预设两大类别，并探讨了预设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丛日珍、仇伟（2016）对预设研究发展中形成的两个视角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的重叠性和互补性进行了探讨，明确了语义预设的语义稳定特征和语用预设的主观认知动态特征，主张采用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的双视角来理解自然语言。

蓝纯（1999）分析了现代汉语中的预设，认为预设有四个基本特征：预设在否定句中仍然保留，预设在特定语境里可被消除，预设的投射现象，预设由句子表层结构中的预设引发项引发。文章共列举了九类在现代汉语中比较活跃的预设引发项，并且发现汉语和英语存在相当程度的吻合，由此作者推论：在预设和引发项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密切的、自然的联系。如果这一推论成立，它将为预设研究提供一个新的途径：我们将不必对预设引发项进行逐个的分析、解释；只要给出某个引发项的语义特征，就可以依据一套特殊规则推算出它将引发的预设。季安锋的博士论文《汉语预设触发语研究》（2009）是就这一议题更为全面的研究。魏在江（2010）首先指出以往的研究对预设的接受与理解、预设的表达与接受的互动方面关注不够，进而明确预设是两个主体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的展开，应该探讨预设话语权与表达策略、预设解释权与接受策略以及二者双向互动的运作机制，基于此而提出了预设研究的一个总的框架：表达论、接受论与互动论。纪卫宁（2008）发现以传统语用学为视角的预设研究没有涉及预设的社会性和思想性，如果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预设，则可以发现预设不仅是为了话语的连贯和表达的经济性，还是话语生产者表达观点、态度，将意识形态自然化并对读者进行操纵的一种有效手段。这一全新的视角不仅能揭示预设的意识形态功能，而且能够解释传统语用学中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

应用方面选题丰富，有就汉语本身的微观研究，如王媛的《“比”字句的预设分析》（《语文学刊》2010年第21 期）、俞玲玲的《以含副词“就”字句为例浅谈预设理论》（《语文学刊》2009年第6期）等；也有比较宏观的研究，如张斌（2002）探讨了蕴含、预设与句子的理解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句子的意义是许多因素组成的，有些意义是句子本身表达的，有些意义是语境表达的；句子本身表达的意义有直接表达的，也有依据句子推断或分析出来的，后者包括蕴含和预设，而且预设不同于前提，原因在于前提是句外提供的条件，预设是依据句子分析出来的，许多语法现象宜用预设来解释。据此他把用“如果”的复句分成两小类，分别表达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

此外还有与认知的交叉研究。陈意德（2005）首先明确了预设不仅是语义和语用现象，还是一个认知问题；认知理论能合理地解释预设的主观单向性、隐含性和动态性的特点。预设推理也是一种心理认知过程，是大脑中的演绎系统根据不同输入手段提供的信息进行加工，即综合、分析新旧信息并寻找最佳关联进行推理的过程。郑亚南、黄齐东（2007）认为预设与认知语境具有密切的关系，预设是认知语境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受认知语境的制约；认知语境为预设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新视角，它对预设的触发、过滤、动态变化、转移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魏在江（2010）提出宾语隐形的预设机制与认知理解问题。他指出，在什么情况下宾语可以隐形、可以理解，实际上是一个预设问题，语用预设是此类句法结构生成与理解的重要的机制之一，具体来讲有三点：（1）动词本身的预设意义导致句法结构的无宾自足性；（2）宾语预设意义的隐含导致宾语丧失指称意义；（3）构式整体预设意义的制约作用导致宾语隐形结构的高度固化。考虑到语用学的跨学科背景，与认知的交叉代表了语用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三 言语行为

现代语言学认为，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际，以实现某一特定交际意图，这实际上也是在完成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称作言语行为。简言之，言语行为指成功地把要表达的意图传递给听话者。该领域的研究也较多，选题和指示语研究类似，也表现出本体、应用和交叉共同发展的特点。

顾曰国（1989）评述了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来源和方法，着重指出了其有关施事行为的分类和分析取消行为时的缺陷。顾曰国（1994）介绍了舍尔（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涉及言语行为的分类和形式化问题，并侧重于理论评价。

何兆熊（1984）讨论了间接言语行为，尤其是英语中的间接请求。文章比较扼要地评介了美国语言学家舍尔和欧文—特里普（Ervin-Tripp）对言外行为研究的有关论说，对我国英语教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张绍杰、王晓彤（1997）根据实际问卷调查结果对汉语中请求行为的表现方式做了跨语言对比分析，从分析中得出四点结论：（1）汉语中请求行为体现出与英语相同的序列，可进一步说明请求行为的基本结构普遍存在于各种语言之中；（2）社会因素（如社会距离、社会权力）、行为的难易程度同性别、年龄等因素相互作用影响请求策略的选择；（3）汉语中规约性间接策略是最常用、也是最礼貌的请求策略类型；（4）起始行为语和辅助行为语的使用体现出汉语的社会文化特征。这些特点部分地支持了文化变异论的观点，也部分地支持了语用原则制约论的观点。

王爱华（2001）以莱文森的礼貌理论为依据，以布鲁姆—库尔卡（Blum-Kulka）等学者的“语篇补全测试”为工具，调查英、汉拒绝言语行为表达模式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张新红（2000）调查了汉语法律言语行为在立法语篇中的实施情况以及各类言语行为的分类和分布，提出可以根据其中施为动词的有无、施为用意的强弱，把法律言语行为划分为显性、规约性和隐性三大类。卞凤莲、裴文斌（2009）探讨了言语行为理论与语篇翻译连贯性的关系，指出言语行为理论的应用为翻译研究和实践展示了新的视角，可以成为指导语篇翻译的重要理论工具。

牛保义（2009）专文探讨了修辞问句施事言语行为的认知机制。作者通过调查《双城记》《简·爱》和《呼啸山庄》等文学名著中的100多个修辞问句，发现修辞问句是用来实施断言或陈述行为的一种间接言语行为问句。作者在认知语言学转喻理论框架中建立修辞问句的言语行为场景模型，发现转喻在修辞问句言语行为实施过程中表现为传递性的多层级映射，遵循“态度指代断言或陈述”的转喻原则。陈香兰（2009）则从转喻角度探讨了间接言语行为的操作，特别是间接言语行为中转喻的多域操作问题，文章分析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对间接言语行为的转喻操作更为深入，还在于将转喻操作过程中的认知背景、现时语境和个人语用因素的影响作用纳入考虑的范围。

新近，言语行为的研究和应用出现了一些新态势。首先，方梅（2016）把言语行为理论用于解释北京话中变异形式的语气词及其句法后果，认为这些语气词在使用上具有言语行为类别偏好，其功能在于显示语句的施为性意义，而这种将述谓 句变成施为句的功能使得不符合音变规律的“呀、啦、哪”具有独立的价值，其句法后果是，不同语义类别的动词在与这些变异形式共现的时候，具有句类分布限制或者体现为不同的语气类型。黄立鹤（2017）则采用多模态语料库开展言语行为研究，是以新的研究范式重新检视语用学经典课题，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言语行为的研究视野，对语力、语力显示项等概念、范畴进行了发展，尤其为间接言语行为的考察提供了新路径，利于更深刻地揭示言语行为的本质和特点。

四 会话分析

会话分析是一种研究方法，其基本目标是要弄明白发话者想要表达什么，而听话者又是怎么样理解发话人的意思并做出反应。会话分析包括对会话结构、会话策略、会话风格等方面的研究。会话分析在我国的研究也是方兴未艾。

首先，黄衍（1987）分析了英语日常会话中自谦和赞扬毗邻应对的“优选结构”（preferred organization）与文化差异的关系，并分析了中国学生与此有关的语用失误。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不少有关真实对话的实证性研究。刘虹（1992）以汉语语料为基础，提出了话轮、半话轮和非话轮的区分；刘虹（1993）以汉语的会话材料为例，对会话中非理想情况产生的原因和矫正规则进行了探讨，并对有关理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补充。何安平（1998）以近10万字的英语会话语料为基础，分析了英语本族人在日常对话、公开讨论和电话交谈三种类型会话中的听者反馈语，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层面探讨反馈语发生的语言环境特征，实施反馈语的语言策略以及制约反馈语的各种社会因素，发现反馈信号与性别和社会阶层等变量之间并不存在相关性。

进入21世纪，王瑾、黄国文、吕黛蓉（2002）用会话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语码转换问题，他们把会话分析看作民族方法学知识框架下的一个分支，着眼语言选择的序列性和嵌入性，尽量疏离宏观社会语境，并分析了该路向的优势和囿限。张荣建（2005）进行了会话分析与批判会话分析的理论对比研究，涉及会话分析及其方法、批判会话分析及其方法，指出会话的批判性分析与社会文化和制度结构密切相关，是将语言和语言分析与社会背景中的“社会工作”相连，明确了会话并非仅仅表现参与者的人际关系，还包括社会文化中的价值观、信念和兴趣。新近出现了一些紧贴社会生活实际的研究，如于国栋（2009）把会话理论应用于产前检查的建议序列研究，卢晓静（2012）则把有关理论应用于微博语言的研究，可以说表现了比较好的问题意识。杨子、王雪明、伍娜（2018）分析了第三方陪同就诊的会话特征，李枫、于国栋（2017）从介入的角度探讨会话分析的应用问题。所谓介入，指利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成果来解决交际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并使之产生某种积极变化的会话分析应用研究。两位作者考察了介入在初级医疗服务、言语治疗、政府就业服务访谈、电话救援以及科技领域的个案研究，指出会话分析作为一种实证性研究方法，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社会实用价值。

五 会话含义

此外也有方法和理论发展方面的拓展和引介。郭恩华、张德禄（2017）讨论了序列分析在会话分析（CA）多模态交际研究中的应用问题，指出CA将会话视为一种社会行为，而这种社会学研究取向决定了CA与多模态研究具有兼容性。文章着重探讨序列分析在多模态交际研究中的优势、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基于会话分析的多模态交际研究中，序列分析的优势在于它为研究者理解和处理交际行为提供了一套实用方法和一种基于语料本身的验证程序；存在的问题是，不同于会话组织中相对严格的序列性，多模态交际中除了序列性外还有共时性，这给序列中交际行为起始点的切分造成了一定难度。2014年，海外学者杜波依斯（Du Bois）提出了对话句法理论（dialogic syntax），旨在考察会话中的语言、认知和互动过程。王德亮（2017）对该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和介绍，包括其基本主张和核心概念，杜波依斯提出对话句法的四个动因，以及对相关质疑的回应，指出对话句法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广泛的应用领域，但也面临着自身的一些缺陷。

格莱斯的会话含义学说实际上是一种交际理论，因为任何交际过程都涉及交际意图，任何成功的交际都取决于听话人对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准确理解。该议题的研究近十年来虽有下降，[※注] 但纵观语用学在中国近40年的发展，仍占主导地位。程雨民（1983）最早介绍了会话含义学说，随后的对格赖斯非常规意义理论、合作原则及其准则、新格赖斯会话含义推导机制的各种研究，在国内成为语用研究的主流，其深度和广度明显超过其他领域。

首先，徐盛桓发表了系列论文，分别探讨了古典和新格莱斯会话含义的语用推理机制，两相比较发现，两种理论指导下的语用推理，除有一些共同点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点，其中最明显的区别是：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的语用推理，不像运用“合作原则”来推理那样，要注意是遵循原则还是违反原则，也不必再区分规约含意和非规约含意，这使新格赖斯语用推理机制可以处理日常话语中“正常”意义的一般理解，而不再只关注所谓的“非常”的言外之意。[※注] 这一点意义重大，它使语用学在研究日常语言运用的一般规律方面担负起更重的任务。

钱冠连（1987）提出了语言交际中存在假信息的概念，认为这是合作原则无法解释的。钱冠连指出，言语假信息是语言交际中普遍存在的传递形式之一，假信息虽“假”，但不可以和“坏”画等号，因为功能假信息可以使交际充满生机和活力，是交际手段之一；离开了假信息的传递，不仅交际是不健全的，而且文学也会是残破的、失去魅力的，为着特殊效果而释放假信息，甚至比释放真信息要好。这样，假信息论就成了格赖斯会话理论中“合作原则”的有益补充。熊学亮（1997）评价了对含义的分类标准，指出语境量大，话语的质和量就可以偏离常规值（即把话说清楚、说明白），产生特殊含义；语境量小，话语的质和量就比较接近常规值，产生一般含义。

新近，姜望琪（2012）从真实的语料出发，说明会话含义在现实生活中到处可见，虽然说话人不一定知道会话含义这个概念，但是他们都会想方设法运用会话含义，以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作者还提出，会话是一个实时行为，是动态的，会话含义的解读也必须是动态的，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这可能是解释会话含义的一种新路径。

同时还出现了与认知相结合的研究，如陈喜荣（2003）研究了会话含义与隐喻的关系，作者从合作原则会话含义理论出发，针对隐喻的特点，着重分析隐喻喻义在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中所具有的可推导性和不确定性；刘川（2005）运用现代语言学领域的映射理论、理想化认知模型（ICM）、预设概念，以及思维领域的知觉选择和认知推理，对以往人们认为的会话含义认知过程做了尝试性的探讨。

应用方面的研究也是不断翻新，非常广泛地用于分析翻译问题、外语教学问题以及影视作品的分析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六 礼貌现象

严格说来，礼貌现象不属于微观层面的研究，但考虑到有关理论的引介与微观语用学大致相同，故在此一并讨论。礼貌现象也是国内研究的一大热点，但与国外有一明显区别，那就是从整体来看，国外的礼貌研究大多以布朗和莱文森（Brown & Levinson）的面子概念[※注]为核心的礼貌理论为框架，而国内研究则大多以利奇（Leech）的礼貌原则[※注]为框架，新近，周凌、张绍杰（2016）还对利奇的《礼貌的语用观》（The Pragmatics of Politeness，OUP，2014）进行了述介。

刘润清（1987）首先介绍利奇的礼貌原则包括六条次则：策略、慷慨、赞扬、谦虚、赞同、同情，并指出礼貌原则能解释合作原则解释不了的语言现象。同时，作者也发现利奇有几个问题没有讲清楚：第一，应该说礼貌原则比合作原则有更大约束力；第二，六条次则的定义前后不一致；第三，利奇论述反语原则时没有区分与礼貌有关和无关的反语；第四，关于玩笑原则利奇没有提到在非严肃场合过于客气的假话也是开玩笑。徐盛桓（1992）参照利奇的礼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注意自身、尊重对方、考虑第三者。束定芳和王虹（1993）讨论了言语交际中的扬升抑降与礼貌原则的关系，指出扬升抑降与环境关系密切。王建华（2001）认为，在话语层面上是否礼貌取决于话语是否切合交际双方的语用距离，而这一距离需要在交际过程中进行推定和调整，交际者可以凭借一定的语言手段来维持或改变现有的语用距离，因而话语礼貌具有动态性和可洽商性的特征。

顾曰国（1992）和Gu（1990）从汉语出发，追溯了现代汉语中礼貌概念的历史渊源，总结出五条制约汉语交际的礼貌原则，并且将古时的与现代的一一对应起来：（1）“自卑而尊人”与贬己尊人准则；（2）“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序”与称呼准则；（3）“彬彬有礼”与文雅准则；（4）“脸”“面子”与求同准则；（5）“有德者必有言”与德、言、行准则。作者还指出了英汉礼貌现象在文化上的差异，同时还对利奇的礼貌原则中的策略准则和慷慨准则进行了修订。利奇根据英国文化的特点提出了六条礼貌准则，其中策略准则认为，人们应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慷慨准则认为应尽量减少对自己的益处，尽量增大自己付出的代价。顾曰国（1990）认为这两个准则有不当之处，重新修订为：

策略准则（对使役言语行为而言）

（1）行为动机层：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2）会话表达层：尽量夸大得到的益处。

慷慨准则（对承诺言语行为而言）

（2）行为动机层：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

（2）会话表达层：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

考虑到文章的研究深度和发表期刊的权威性，该文影响较大。综合来考察汉语礼貌原则的还有卢敏的《汉语礼貌原则探析》（《学术界》2007年第3期），武瑷华（2004）则更进一步，探讨了国际礼貌原则。

对比研究方面，Chen（1993）以问卷调查方式研究了在恭维答语方面英汉礼貌策略的差异，发现说汉语的人更倾向于直接否定对方的恭维，陈认为这是由于利奇理论中的谦虚准则在英汉两种文化中重要性不同造成的。李瑞青（2012）在回顾中西方学者对礼貌原则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西方有不同的准则和次准则，揭示了礼貌原则差异的本质在于文化的差异。姜志伟（2009）通过对胡锦涛和布什高校演讲进行个案研究，对中、英政治演讲中的礼貌原则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礼貌原则的运用受到文化和身份等因素的影响。

交叉和应用方面，高航（1996）比较了布朗、莱文森以面子概念为核心的礼貌理论和利奇的礼貌原则，认为礼貌概念的内涵过于狭窄，可以包括在面子策略之内。周红（2003）研究了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问题，指出合作原则可违反，但礼貌原则需遵守，提出礼貌是制约语用的关键。杨文秀（2007）以现行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学习词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应用礼貌原则的方式及存在的不足，并就如何改进提出了建议。孙志祥（2003）则把礼貌原则应用于翻译研究，探讨了汉英翻译中的礼貌等值问题。众所周知，商务活动更需遵守礼貌原则，这方面的应用研究很丰富，在此不一一赘述。但需要指出的是，研究以英语居多，似乎昭示着语用学是舶来品的特质，但不管怎样，都应加强汉语、其他语种及跨语种的研究。

第三节 宏观层面的语用学研究

与微观层面的语用学不同，宏观层面的语用学把与语言理解和使用有关的各个方面都作为研究对象。下面围绕欧洲大陆学派提出的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三大理论，对我国的宏观语用学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

一 关联理论

1986年，《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一书问世，标志着关联理论的诞生，其理论目标是“确认根植于人类心灵深处的能够解释人们彼此如何交际的一种内在机制”[※注]。

关联理论是在美国语言学家格赖斯提出交际合作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传统语言学不同，斯珀伯、威尔森认为语言并不是因交际产生的，即使不把语言用于交际，它也可独立存在，它是人类用来加工和记忆信息的基本工具。人类对语言的理解是一种“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tial）的过程，应把交际行为看作明示和推理的行为，而且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遵循最佳关联原则。

所谓最佳关联就是对话语理解在付出努力之后所获得的足够和最好的语境效果。根据兹波夫（G.K.Zipf）提出的人类行为理论，人类行为的一个基本准则就是省力，也就是通过最少的努力获得最佳的效果。要获得最佳关联，必须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说话者的语言足以吸引听话人的注意力；第二，听话者也需要在集中注意力的同时付出一定努力，以保证语境效果的存在。只有说话人为自己的话语提供最佳关联，听话者才能对话语有一个正确合理的理解。

这里所说的语境是一个心理建构体，是存在于听话者大脑中的一系列事实的集合。认知语境主要由词汇信息、百科信息以及逻辑信息三种信息构成。认知语境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认知语境不同。人们通过“相互显映”（mutual manifest）来达到交际和理解的目的。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把关联看作常项，把语境看作变项，是听话人在语言理解过程中不断进行选择的结果。

从纵向看，我国对关联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引入、介绍、评论到应用的过程，这与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过程相吻合。沈家煊（1988）最早对《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进行评论，认为关联论是从认知心理学出发，试图建立较具体的认知模式；其次，关联论用相关原则代替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实际上降低了对合作程度的要求，因为合作原则要求提供真实信息、适量信息、相关信息和方式上合适的信息，相关原则只要求提供相关信息；最后，跟合作原则相比，相关原则又比较具体，可以对相关程度做相对的比较，在描写推理过程方面有进步。此外，格赖斯区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隐含意义，隐含意义是根据遵循或违反合作原则推导出来的，但对字面意义的理解未做说明。相关原则是对整个过程做统一解释，因此减少了格赖斯理论中的任意性成分。何自然（1995）分析了关联理论与格赖斯语用学说的差异，认为关联原则可以取代合作原则；何自然和冉永平（1998）把关联理论看作认知语用学的基础，全面介绍了关联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新发展。同时，也应看到，国内对关联理论的介绍多限于《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对此书引发的讨论却鲜有介绍，因而难以形成系统性的认识。

除介绍外，因关联理论具有抽象性和简约化倾向，人们对其难免会有不同的解读。我国学者就自己对关联理论的不同认识进行了充分的交换，主要涉及其解释力、对语境的定义、对主体和社会其他因素的关照程度、其理论是否过于笼统等议题（李冬梅，2002）。一些问题在讨论中得以明晰化，如认知语境除具有明显的动态性以外，白彬、朱丽田（2001）认为认知语境还具有即时性，房锦霞（2006）提出认知语境还具有人本性、可选择性和完形性。

应用方面，我国学者做了大量的有益尝试，涉及翻译、文体、第二语言教学、语法、语篇、语调等方方面面。笔者试着以“关联理论”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到6000余条搜索结果，从1992年仅有一篇（张亚非的《关联理论述评》）到2012年的阶段性峰值593篇，可见关联理论的研究在中国有多么兴盛。有意思的是，李冬梅曾于2002年说有关关联理论应用方面的“文章不多，涉及的面也有限”，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已完全是另一幅景观，关联理论已不仅应用于文学研究，还广泛应用于广告、影视、幽默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其中做得最好的当属翻译方面。自从1994年林克难在《中国翻译》发表《关联与翻译》（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书评，当前我国关联翻译理论研究已涉及广告、归化和异化、习语、双关语、宗教文献、互文性、隐喻、连贯、回译等20多个议题。总体上，我国关联翻译理论的研究表现为宏观上有理论构建、中观上有翻译概念的剖析和微观上有翻译现象的解释与应用。[※注]

同时也应该看到，国外对关联理论进行讨论的文章不仅涉及语言学、文学、文体学，还涉及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神经生理学、大众传播学等诸多领域，文章覆盖面非常之广。赵燚、向明友（2018）以 Web of Science 1986—2015年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借助文献计量学可视化工具 CiteSpaceⅢ 绘制共被引文献及关键词-学科聚类图谱，发现30年来关联理论及其相关研究围绕本体和应用两条主线蓬勃发展，并以心理学、神经科学、病理学、信息和计算机科学为特征渐成跨学科前沿。相比之下，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关联理论从认知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的交际行为，可以说抓住了语言交际的本质，在这个大的理论框架下，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还有许多文章可做。

二 顺应论

1987年，维索尔伦在《作为语言顺应理论的语用学》（Pragmatics as a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一文中提出了顺应理论，以一种新的视角和途径来考察语言使用，1999年出版的《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Arnold）一书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该理论。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所以考察语言使用必须从认知、社会、文化的综观角度将语言现象与其作为行为的语言使用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语用学不是和音位学、句法学、语义学等平行的学科，而是一种功能性理论，即对语言任何一个方面的功能性综观。

语用综观的核心内容是顺应论（Adaptation Theory），即语言的使用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语言选择和顺应的过程。语言有三个特性：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语言选择的可能性在于变异性；语言使用者完成语言选择的过程不是机械的，而是灵活地运用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即语言的商讨性；这种选择的目的是满足交际的需要，这也正是语言的顺应性，主要表现在语境适应、语言结构适应、适应的动态性和凸显性。

该理论问世以后，打破了英美传统学派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欧洲大陆学派的综观论和英美传统学派的基本分析单元说分庭抗礼的局面。

引进语用学理论一直是中国语用学界的传统。国内介绍引进语言顺应论的先行者当属钱冠连。他于1990年和1991年分别撰文引介该理论，集大成者当属他2000年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第3 期上的有关顺应论的评述文章，在对顺应论的理论源头和整体理论构架进行探讨之后，钱把顺应论的总体内容提纲挈领地概括为一个基本问题（即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是在干什么）、三个关键概念（语言选择的可变性、协商性和适应性）和四个研究角度（语境、结构、动态性和意识凸显）。何自然、于国栋（1999）也撰文详细介绍了维索尔伦的语用学研究框架，分析顺应论的具体内容，指出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人类之所以能够对语言做出选择就在于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即语言的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从语言的顺应性出发来研究语言的运用主要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语境关系顺应、结构客体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特性。他们还评价了顺应论的优势，认为顺应性理论是一个非常具有解释力、应用价值和发展前途的语用学理论。

当然，语言顺应论所得到的并不都是赞誉之声。黄衍（2001）就认为语用综观论可能更接近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法中的语用学的概念，指出想使语用学能对一切语言现象进行观照，这在学术上是不太切合实际的。刘正光、吴志高（2000）对该理论也从意义生成、目标与现实、解释力、顺应与普遍性的问题等方面提出一些质疑，认为将顺应看成一把万能钥匙来解释所有的言语现象有运用过度之嫌。

在评介顺应论的同时，一些学者还将顺应论和关联论进行对比，并试图将两者整合起来更好地解决问题。陈春华（2003）在介绍这两种理论的基础上，从语境概念和交际观两方面比较了二者的异同。文章指出，认知语境为语用推理过程提供了手段，而推理是以关联原则和最佳关联假设为基础的；顺应理论则认为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选择的过程，是各种关系相互顺应的过程，因而语境是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的总和，是顺应的内容之一。

杨平（2001）是国内对顺应论和关联论进行整合研究的第一人。他首先明确关联理论是从认知的角度，提出话语的产生是一个明示的过程，说话人的关联假设决定话语方式的选择；而顺应论认为语用学是从认知、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语言的使用规律进行研究的学科，因此话语的产生是一个对认知、社会和文化语境进行顺应的过程。杨平在吸取上述两个理论各自优点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语用理论模式，即关联—顺应模式，此模式在强调语言认知关联功能的同时，使认知、社会和文化语境具体化，使关联理论解释的充分性和顺应理论的描述充分性得到和谐统一，因而新模式对语用学理论的建设和对语用学的实证研究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冉永平（2004）则观照了听话人，尝试性地提出了语言使用与理解的“顺应—关联”模式。文章指出，关联论和顺应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审视语言的使用与理解，都是颇具影响的语用学理论，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却是相互补益的，因而尝试性地提出语言使用与理解的顺应—关联模式，讨论语境顺应的动态性，并在此基础上以会话为对象，分析了其顺应—关联性特征。

国内一直尝试将合作原则、关联理论和顺应论整合起来的学者是廖巧云，她分别阐述了语用学的三大代表性理论即合作原则（CP）、关联理论（RT）和顺应论（AT）的优势和局限，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合一的C-R-A模式。[※注] 具体说来，作者认为CP 未能说明人们通过何种手段获取含义；RT回答了获取含义的手段问题，但主观性过强，而且缺乏降低主观程度或减少理解或然性的手段；AT只强调语言使用就是语言选择，即做出适合特定语境的顺应，但缺乏顺应的基础和方向。相比之下，三合一的C-R-A模式是一个集哲学、认知和社会三大视角的研究优势于一体的三维模式，三大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在该模式中起到不同的作用：合作是成功交际的先决条件，关联是其必要条件，顺应则是其调节机制。

三 模因论

模因论（memetics）是一种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认为文化的传播与人类遗传类似，也能导致某种形式的进化，而语言的进化就是通过非遗传的途径实现的，而且速率比遗传进化快几个数量级。语言模因论主要是从模因论的角度审视语言及其相关现象。从模因论的角度看，语言模因揭示了话语流传和语言传播的规律。更进一步说，语言本身就是模因，它可以在字、词、句乃至篇章层面上表现出来。在语言交际中，语言选择与使用的过程就是各种模因或模因群相互竞争的过程。语言的发展依靠模因，而不是所谓的“普遍语法”。

Meme（模因）这个词最初源自英国著名科学家道金斯（Dawkins）所著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注] 其含义是指在诸如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的传递过程中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的那个东西。为了读上去与gene一词相似，道金斯去掉希腊字根mimeme（模仿）的词头mi-，把它变为meme。

语言模因论是语用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新兴的热点分支。国内语言模因论相关研究起步虽然比较晚，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模因学的研究，其系统性和理论化的特点已日渐成为这一理论存在和发展的坚实基础。根据王纯磊的统计，“截止到2007年12月，国内关于语言模因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公开发表的论文共计83篇”[※注]；短短3年之后，仅2010年一年的论文数就已过百，可见该理论在我国发展还是非常迅猛的。

总的说来，我国学者的工作可分为引介和应用两大块。高申春等翻译了布莱克莫尔（Blackmore）所著的《模因机器》（The Meme Machine，OUP，1999）；互联网上还可以读到《自私的模因》的中译本。何自然、何雪林（2003）介绍了模因学的由来及模因研究的不同观点，进而分析了语言中的模因现象，在对模因论认识的基础上讨论了语言模因的仿制，特别分析了汉语语言仿制的四种类型，即引用、移植、嫁接和词语变形。王斌（2004）通过对模因与基因传播方式的描述与比较，指出语义结构不等同于概念结构，人是语言模因的承载者和使用者，而不是寄生者，模因与语言皆是基因的产物。

刘宇红与谢朝群、何自然就模因论学科的独立性与理论的科学性展开了学术对话。刘宇红（2006）认为，模因学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没有自足的元语言系统和明确的理论目标，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也有待廓清，同时模因学理论的科学性也存在一些欠缺。谢朝群、何自然（2007）则就模因的定义与传递模式、模因论的学科基础、研究范围及其科学性等问题对刘文进行了一一回应，指出：（1）模因主要通过模仿而被传递，任何东西只要通过模仿而被传递，它就可以算作是模因；（2）模因寿命有长有短，任何受到模因影响并加以传播的人都可能成为该模因的宿主；（3）模因与基因并不是一回事，不能简单等同；（4）模因论既注重描写，更强调解释，旨在进一步加深对语言、文化、思想、认知以及人类自身的认识；（5）隐喻思维不会影响模因论的科学性；（6）模因论不但与其他学科关系相当紧密，还有可能给其他学科发展带来新启示；（7）本性与习性均可能对模因的传递产生影响；（8）模因论没有忽视意向性问题；（9）模因论不但要考察人如何获得思想，更要考察思想如何获得人，即思想如何控制人；（10）目前探讨模因论的科学性问题可能还为时过早。南华、罗迪江（2007）指出，语言使用过程的实质是语言模因在动态的交际过程中相互竞争、相互选择、相互顺应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积淀于人们大脑之中的程式性模因。

应用方面可谓遍地开花，已涉及翻译、文学、修辞、认知隐喻、英语教学、交际模式、人文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王纯磊，2008），随着自媒体的日益普及使用，模因论在解释热词和网络流行语方面也体现出强大的优势，其系统性和理论化的特点已使其成为一门显学。但国内语言模因论研究尚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其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等还缺乏系统的界定；二是在界面层面，对普通语言学和理论语言学理论的借鉴还不够充分。

第四节 语用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自从许国璋于1979年把语用学引入中国，近40年来，语用学不仅已在中国扎根，还开出了美丽的花朵，结出了累累的果实。本节将对主要研究成就分几个方面进行概要的总结。

一 对语用学有关理论进行了有益的修正和补充

由于引进的西方语用学理论有的并不适合汉语实情，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有学者对国外语用学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并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

微观语用学层面，钱冠连（1987）对格赖斯合作原则进行了修正，提出了言语假信息的概念，指出言语假信息不仅普遍存在，而且还是有效的交际手段，从而修正和补充了格赖斯会话理论中的合作原则。顾曰国（1990、1992）从汉语实际出发，追溯了现代汉语中礼貌概念的历史渊源，总结出一系列制约汉语交际的礼貌原则，指出英汉礼貌现象在文化上存在差异，同时还对利奇礼貌原则中的策略准则和慷慨准则进行了修订。徐盛桓（1992）对古典格赖斯主义和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的语用推导机制进行了修正和补充，使得新格赖斯语用推理机制不再只关注“非常”的言外之意，而是可以处理日常话语中“正常”的意义，从而拓展了语用学在研究日常语言运用方面的适用范围。

宏观语用学层面，杨平（2001）从说话人角度对顺应论和关联论进行了整合，提出了关联—顺应模式，在强调语言认知关联功能的同时，使认知、社会和文化语境具体化，使关联理论解释的充分性和顺应理论的描述充分性得到和谐统一。冉永平（2004）提出了语言使用与理解的“顺应—关联”模式，通过互动式的会话分析，扩大了有关理论的综合运用和分析语用现象的能力。廖巧云（2005a、2005b）则提出了集三大宏观语用学理论于一体的“合作—关联—顺应”模式。这些研究都丰富和发展了语用学理论，并为建立汉语语用学理论奠定了基础。此外，房锦霞（2006）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来探究语境，把认知语境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完形性、人本性、动态性和可选择性，从而弥补了前人研究大都集中在语境的定义和构成上的不足，并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证明了关联理论的语境观对言语的生成和理解具有解释力。

我国学者还把语用研究与语法化研究结合起来，如何刚（1997）介绍了语用方式的规约化，他认为语用方式会受语境因素影响，交际者为完成交际或达到互动目的所采取的各种途径、方法和手段一旦为社会文化认可，就会成为交际者在大脑中的操作模型。沈家煊（1998）则论述了语法化概念和语用法固化为语法的一些机制。沈家煊指出，从语用法的语法化来解释语法，实际是在研究共时语言现象的时候引入语言演变的历时因素。虽然把语言的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严格区分开来可以加深对语言作为一个系统的了解，但这种区分完全是人为的，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要解释共时的语言现象，就不能不考虑历时因素，对“语法化”现象的重视就体现了这一趋势。刘林军、高远（2010）采用语料分析的方法，研究了话题化和左失位两个基本话题结构在北京话口语中的使用情况，发现在北京话口语中，前者无论在使用频率还是语篇功能的多样性上都超越了后者。通过与英语等主语突出型语言对比，作者指出话题化结构在汉语这样的话题突出型语言中已不单纯是语用的需要，其广泛的句法分布表明它承载着重要的句法意义。

于国栋（2001）着重探讨用顺应论来解释显性施为句的优越性，认为通过研究描写行为与语言行为之间是否匹配可以对显性施为句做出阐释，从而突破过去研究只局限在语言表面形式的缺点，可以从更深的层次探讨言语行为动词，为更好地理解言语行为理论及其深层原因提供一些思路。张克定（2002）则第一个指出顺应论对句法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他认为维索尔伦的语用理论对语用句法研究有几点启示：（1）语用综观论为语用句法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2）语言的变异性和协商性为语用句法指明了研究的对象和范围；（3）顺应论为语用句法研究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以上这些都是对语用学研究的有益补充和发展，并有较为明显的综合性倾向。但总的来讲，我们基本上还是追随者，要有重大建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 语用学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

如果说我们对语用学理论的创新比较有限，对其应用还是比较成功的。如果把所有的语用研究成果都集中起来，最可观的一定是应用研究，而在所有的应用研究中，又当以外语教学和翻译最为显著。因这方面的研究实在太多，无法一一赘述，在此只粗线条地勾勒一下。

在外语教学领域，首先是语用失误问题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其后的研究涉及语用学各论题在外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这对提高外语教学质量、推动外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研究的重点是第二语言学习者对目的语中语用现象的理解和表达，如学习者对会话含义、言语行为和礼貌现象的理解，学习者使用目的语时出现的母语影响及语用失误等，这些研究可归入语际语用学或跨文化语用学范畴。

翻译方面，我国对语用翻译理论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到今天，会话含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指示语、语用前提、关联论、顺应论等都被应用到翻译研究之中，此外还有跨文化语用翻译和语用翻译策略等研究。纵观我国语用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语用翻译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1）语用翻译研究经历了从理论到应用再到实证的研究发展历程；（2）语用翻译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维度的综观特点；（3）语用翻译强调动态的翻译过程研究。语用理论之所以如此全方位地应用于翻译研究，与翻译活动的实质密不可分。

这里还想特别提一下语用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应用。随着汉语热在全球升温，有必要借鉴各种先进的理论把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做得更好。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从微观层面来谈的研究有一些，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在探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但真正应用顺应论、模因论等来研究的就显得比较贫乏了，这也许正是努力的方向。

三 界面研究领域广泛

根据钟茜韵（2012）的统计，近年的界面研究以语用与认知的结合型表现最为突出，占所有界面研究的18%；语际语用和翻译各占17%；词汇、文学、语法语用又次之。此外，还有修辞语用、语篇语用、社会语用、跨文化语用等一系列交叉研究。

所谓认知语用学，即从认知角度研究语言交际，主要任务是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分析和描述语言的理解过程。从本质上来讲，斯珀伯和威尔森（1986、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就是认知语用学的基本理论之一。作为语用学与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的跨界面研究，认知语用学为人们的言语交际过程提供了认知心理理据，对人们的语用推理机制作出了可行性解释。具体来说，国内学者对认知语用学已不再局限于介绍，已开始密切关注认知的心智机制与习得的关系、隐喻的认知推理、范畴知识的语用推理等。[※注] 语际语用学方面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侧重于二语学习者如何使用目的语实施言语行为和二语语用能力的发展。[※注] 翻译语用学的研究聚焦于两方面：一是将语用学理论用于翻译，如模因翻译、关联翻译；二是研究译作中的语用对象，如预设、话语标记语等。近来翻译研究又出现了口语转向，对口译中的语言现象进行语用分析。[※注]

词汇语用学集中研究不同类型词汇的语用分析和语境构建、[※注] 词汇与言语行为的关系以及词汇搭配的认知机制等。语法与语用学的结合研究体现在对于语用的语法化和不同句式和时态的语用分析上，这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下文将详述。

文学语用学主要探讨文学文本中作者、读者、语言结构、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学文本解读的认知过程。修辞的语用研究已经开始，但还处于探索阶段，国内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语用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关系。语篇语用、社会语用、跨文化语用尚停留在介绍阶段，语音语用、实验语用、词典语用等则处于语用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注]

四 洋为中用，成效显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缘起于西洋的语用学理论来攻中华语言之玉，我国的学者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其中最突出的当属语用与语法研究的有机结合。传统语法分析研究的往往是孤立的句子，是脱离语境的成品，因此很多问题都无法得到圆满的解释。语用学结合语境研究动态的语言，在很多方面有其独特的解释力。其中最具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当属汉语语法研究三平面理论的提出，在一些学者看来，三平面说已成为研究汉语语法的新模式，它对汉语语法学的影响超过了结构主义以后任何西方语法流派的影响。[※注]

关于语法研究中要区分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平面的思想率先在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1981年增补本）中提出，胡裕树和范晓（1985）正式明确了这三个平面，他们认为，三个平面各有其形式和意义。语用意义是指词语或句法结构在实际运用中所形成的语用价值或信息，这种信息往往体现说话人的主观意向。表示语用意义的形式称为语用形式，语用形式主要是语序和虚词，也有其他形式如语音、韵律等。句法和语义结构中的成分与语用成分之间密切相关，语用平面的信息最终由某些句法或语义成分来承载。

此后，汉语语法学界就三平面学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该学说的面貌也由朦胧而日渐清晰。范晓的《三个平面的语法观》（1996）、《现代汉语句子的类型》（1998）、邵敬敏的《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1996）等专著都是明确运用三个平面学说取得的研究成果。正如施关淦（1993）所指出的：“三个平面的说法之所以有新意，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对它感兴趣，就在于其中有个语用平面。有了语用平面，就顾及到了语言的使用，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基本上只搞静态描写的片面做法，而代之以静态描写跟动态研究相结合的新局面。”

除三平面说这一重大理论建树外，我国学者还运用西方语用学理论来分析汉语的句法和语义问题，其中成就最大的当属沈家煊。他首先应用蕴含、含义和预设三个概念解释“差不多”和“差点儿”两个短语在意义和用法上的异同，[※注] 进而撰文分别探讨了歧义句、[※注] 否定[※注]和“好不”的不对称用法。[※注] 崔希亮（1993）运用预设、推断（inference）和会话含义分析了汉语中的“连字句”；张旺熹的《“把”字结构的语义及其语用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张国宪的《“的”字的句法、语义和语用分析》（《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 期）等，都属于该类的研究。

郭继懋（1997）运用会话含义概念分析了反问句使用的语用条件，认为反问句不只是加强语势，其实质是为了表达隐含意义，符合合作原则中的适量准则。方霁（1999、2000）分析了现代汉语中的祈使句，认为汉语祈使句的使用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即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语气表现手段、祈使对象人称指示词，其中说话人与听话人的关系最为根本。陆镜光（2000）根据粤语口语语料，认为句子成分后置可以部分归结于话轮替换机制，从而说明了作为语法现象的词序和话轮交替结构之间存在极其密切的联系。

焦点研究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热点。徐杰、李英哲（1993）从说话者出发，把焦点作为说话者所强调的重点来分析疑问和否定现象，认为这两个句法范畴属于全句，没有独立的范围。方梅（1995）通过对预设的区分提出了句子的常规焦点和对比焦点，考察了汉语里用于表现对比焦点的句法手段及其适用范围。刘丹青、徐烈炯（1998）认为“焦点”与“背景”相对，把焦点分为三类：自然焦点、对比焦点和话题焦点，并指出这三种焦点在表达手段和句法表现方面都有明显差异。袁毓林（2000）分析了否定句的焦点、预设和辖域歧义，从自然语言逻辑的非单调性角度证明，否定句的预设事实上是不可取消的，从而否定了其所谓的辖域歧义和语义模糊，对西方有关否定句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

五 语用学给哲学和逻辑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语言的重视，对语言研究的重视引发了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被誉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

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经历了面向语形学和语用学的两次转向。其中第一次主要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逻辑句法分析，忽略了语言符号意义的语用学构成方式。第二次转向才是语用学转向，它不仅意味着哲学研究方法的转变，还意味着哲学性质的转变：哲学不再是如何使认识成为可能的问题，也不再以追问语言的意义和确立科学的客观性为目的，而是面向生活世界，置身于“语言游戏”中来考察语言的用法，探究语言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思想与理解，从而把语言的地位从工具性提升到本体高度。

西方哲学的两次转向期间，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断碰撞、交融。根据张斌峰（2002），以胡适和冯友兰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主要追随的是西方哲学的第一次转向，并使中国哲学的建构陷入了形式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困境，而真正适宜于中国哲学的语言转向应该是第二次转向，即“语用学转向”。

汉语言学术界里不乏先知先觉者。傅伟勋所著的《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年版）一书针对儒家的“伦理谈辩”，主张要由经验语用学转向哲学“语用学”，即转向多向度的、立体性的、情境化的“元谈论”和“基础论辩”。陈汉生（1998）认为，如果把语言划分成语形、语义和语用三部分，那么可认为中国思想集中于语用研究，因为相比较而言，中国思想很少关心语义的真假，而较多地关心语用上的可接受性。张斌峰（2002）的系列研究在区分西方哲学两次语言转向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并尝试引入了现代西方的一般语用学、哲学语用学、普遍语用学和语用逻辑，对中国古代哲学及其名辩学进行了比较和融通，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语用学转向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新指向。

语用学之于逻辑研究的意义体现在语用逻辑的诞生。语用逻辑是语用学与逻辑学交叉产生出来的新学科，它从语用学的视野来研究逻辑学，是现代逻辑学中语言逻辑的一个新分支。

逻辑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古中国、古希腊和古印度，而语用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研究领域，从诞生到现在仅有三四十年的历史。虽然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同，并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但两者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方面有很多共通之处。[※注] 从语用学的视角看，逻辑学呈现出两个不同以往的重要特征：第一，逻辑学更加关注语言的使用者，关注语言使用中人的因素；第二，逻辑学关注包括语言使用者在内的所有语境因素，离开这些语境因素，任何语句的意义都不可能是完全的。[※注]

把语用学思想应用于逻辑研究的先驱当属周礼全，里程碑式的著述是周先生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理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他亲自主笔的几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语言逻辑和语用学问题，并将二者密切结合。他不仅对西方的语用学理论有所引述，还创造性地提出成功交际的问题应划归逻辑范畴，因为交际过程就是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应用和理解过程，二者都包含有推理过程，而推理恰属逻辑学的研究范围。周礼全指出，该书第二部分中的“认知逻辑”“命令逻辑”和“问题逻辑”已涉及言语行为和交际活动，第三和第四部分都是关于交际活动的理论；全书的重点是成功交际理论，属于符号学中的语用学范畴，同时也是语言逻辑的重要部分。总之，他主编的这本书，正如他自己在第一章中所说，“是一本自然语言逻辑的著作”，“根据多数人通常的理解，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或主要内容是属于语用学的范围”。

第五节 语用学研究展望

纵观语用学在中国近40年的发展，的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无法否认，要赶上语用学研究的潮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于当代中国语用学不同阶段发展的不足之处，学术界已有一些总结，如钱冠连（1990、2001）、钟茜韵（2012），达成了一些共识。最突出的宏观问题是理论创新不足，无论是宏观语用学还是微观语用学，基本上都是追随国外的语用学理论。这一问题也是中国语言学多数领域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但是在语用学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国内语用学的研究者以外语学界为主，汉语学界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将语用学应用于汉语语法研究，但对于语用学本身的理论研究投入远远不够。

语言学发展大趋势是从语言研究转向言语研究，从抽象研究转向语境和语用研究，从这一意义上讲，语用学研究已站在语言学研究的潮头。具体到中国的语用学研究发展，主要有以下几条路可走。

（一）语用学的哲学之路

任何一个语言学理论的提出都有其背后的哲学基础，语用学也不例外。回顾语用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语用学自诞生之时起便与哲学有着极深的渊源，许多语用学家首先是以哲学家的身份活跃在哲学和语用学研究领域，莫里斯、奥斯汀、蒙太古、舍尔等都是如此。西方的哲学研究经历了从本体论、认识论到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正是由于语言哲学家们的努力，创造性地提出并发展了语用学理论，才促成了语用学这一学科的诞生。但不无遗憾的是，我国语言学界在引进语用学时，虽汲取了其语言研究的营养，却忽视了其哲学目的与哲学色彩。因此，对语用学追根溯源，弄清语用学与哲学的内在关联，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语用学的历史与现状，对其发展更有积极意义。

以关联理论为例，梁文华（1998）就把关联理论看作是对言语交际的哲学思考，其中蕴含了深刻的哲学思想。梁认为关联理论中的关联具有“客观性”，从本源上讲，关联并不发源于语句之中，它是事物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关联是客观存在的。目前国内尝试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有俞东明（1998）、钱冠连（1999、2009）、崔凤娟、苗兴伟（2007）等，成果不多，但有一可喜势头，近年来一些学者正在积极探究西方语言哲学对语言研究的指导意义，这里不妨提个问题：东方语言哲学又可以给语言研究以怎样的指引呢？

语用学为20世纪哲学带来了语言转向，哲学为当代语言学提供了研究目标和科学方法，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推动语用学的进一步发展，哲学探讨不可或缺。

（二）语用学的跨学科之路

语用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都是其复杂的学科背景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语用学理论的不断完善和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展，催生了一批新的交叉学科，如认知语用学、翻译语用学、语际语用学、语用修辞学等，而且这些学科已成为语用研究中蓬勃发展的新领域，并显示出强大的理论适用能力，因此语用学要发展必须走跨学科之路。

在众学科之中，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语言学可以为我国的语用学研究提供更多的启示。众所周知，关联理论本不是为语用学量身打造的，两位理论奠基人明确提出，他们著述的目的是“给认知科学打下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见该书第一版封底）。关联理论认为，人类的言语交际是一种有意图的认知活动，是一个理解认知环境、遵循关联原则、对明示行为进行推理的过程。在推理过程中，人们必然要调动百科知识，然后通过演绎推导出最为关联的话语交际意义，这样关联理论就和认知科学有着一致的百科观。

关联论经历了30年的发展，目前依然生机勃勃，足见其生命力之强大。此外，过去十年间，我国认知语言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包括莱考夫和兰盖克等在内的顶级认知语言学家基本均已来华讲学，2011年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得以在西安召开，这些都大大推动了我国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考虑到语言使用本身就是认知活动，有理由相信语用学研究可以从认知研究中受益良多。

（三）语用学的研究方法创新之路

钟茜韵（2012）的统计数据表明，目前语用学研究方法主要以描述性为主，原创性的理论建构较少；采用调查和实验手段的实证研究较多，具有思辨性质的规范研究较少，可以说语用学的研究方法已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这是由语用学的跨学科性质决定的。在现有基础上，应进一步结合所涉及的研究界面，以某一理论作为依据提出问题，找出诸多的可能解决方案，将研究方法系统化。

此外，作为新兴语用学分支学科的形式语用学应用现代数学方法和逻辑手段对语用推理进行形式化分析，其成果具有很好的应用性，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国内的语用形式化研究始于逻辑学和哲学领域。1961年，周礼全在《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上发表文章，首次较为明确地阐述了自然语言逻辑的思想，提出要扩大逻辑基本词项，建立新的逻辑系统。从根本上讲，逻辑学是一门工具性学科，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都具有辅助性和指导性功能。如前所述，逻辑学与语用学之间关系密切，充分认识和运用语用学与逻辑学之间的关系，不仅可以促进自然语言逻辑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研究语言的使用和理解提供新思路。目前国外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形式语用学研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可以多借鉴。

实验语用学是新兴的一个语用学分支学科，它是语用学与实验心理语言学相结合的产物，涉及语言学、哲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采用实验方法研究人类的语言意义认知机制。[※注] 实践证明，用实验方法来研究人类语言意义的认知机制问题，有着一般的实证研究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具体说来，它把实验心理语言学方法用于语用学，更加科学地确定或否定理论假设，代表了语用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实验语用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学者来说仍然比较陌生，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比较详细的内容可参见刘思（2008）。

语料库方法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三大研究方法之一，也应给予充分的关注。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语用学和语料库语言学被视为两个平行的语言学分支，但近几年来，国际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索二者相贯通的领域，《语料库语用学手册》（Corpus Pragmatics：A Handbook，CUP，2015）应运而生，成为该领域的第一本手册。根据钱永红、陈新仁（2014）对2003—2012年Journal of Pragmatics的统计，采用语料库进行语用学研究的文章约占总数的46.7%，而在国内的八种外语类影响最大的核心期刊中，同类研究的占比只有1.4%，研究话题也严重受限。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语料库方法必然会为语用学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我们不能再把二者分割开来。

（四）语用学的跨语言发展之路

刘根辉、李德华（2005）指出，语用学在中国的发展，最根本的一条原则是以汉语为主要对象，加强语用学理论原创性研究及其应用研究。这一主张是正确的，因为关注本土语言研究不仅是大势所趋，也是实践之必然。在前文介绍的我国语用学研究主要成就中，以洋为中用最见成效，这就是对这一主张的最好支持。作为中国人，对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最为了解，因此研究起来自然也要顺手得多。日本语用学会的最新议题之一就是从日语、日本文化本身出发，质疑基于西方语言文化的经典理论，重新建构语用理论和范畴，[※注] 这是值得借鉴的。

同时，也需要在语言共性的大背景下来认识我们语言的个性。一方面，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有着丰富的语言资源。但综观民族语言研究，语用研究还很有限。事实上，海外学者已推出一种新的语用学研究范式——民族语用学。所谓民族语用学，就是以文化内嵌论（culture-internal）的观念来解释语言运用，即以说话人的共同价值取向、标准、优先顺序、各种设定而不是以语用学所设定的共性来做出解释。[※注] 一个学科研究范式的变化和发展固然是这一学科兴旺发达的标志，反观我们所处的时代，民族关系往往会在语言上有所反映，因此社会现实也需要走这条路。

另一方面，外语教学涉及众多的语种，跨语言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问题。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在这方面可以说带了个好头：最新的生物学基因图谱研究验证了语言类型学家格林伯格（Greenburg）于半个世纪前勾勒的语言图谱。或许我国的跨语言语用学研究也可以为其他学科提供一个蓝图呢？毕竟语用学研究关乎语言使用的方方面面，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有些学者已把语言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开始讨论语言生活的层次[※注]及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指出“准确把握、深入认识这些语言国情，处理好语言关系，管理好语言生活，有效提升公民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产业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履行好国际语言义务，等等，是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任务，也有许多崭新的学术课题”[※注]。作为语言研究的践行者，必须树立问题意识，在一步步进逼大脑这个神秘“黑匣子”的同时，也要为社会生活提供必要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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