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语方言普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地位的提高，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字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同时方言口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1950年6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语言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对汉语及其相关的语言问题进行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为现代汉语规范化服务。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提出“要学习人民的语言”。

为了进一步地推广普通话，就有必要对方言有足够的认识，全国汉语方言的全面调查自然而然地就提上了语文工作者的日程。

1955年10月，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会议听取讨论了罗常培、吕叔湘做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以及丁声树、李荣所做的《汉语方言调查》等其他重要学术发言。会议通过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议》，提出六条具体建议，其中第三条提出要迅速拟定在两年内完成汉语方言初步普查的计划。

1956年3月，国家高教部、教育部发出《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指出，这次方言普查以帮助推广普通话为目的，着重调查语音，同时调查一部分词汇和语法特点，要求在1956年、1957年两年内完成。为配合推普和方言普查，1956—1960年，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所联合举办了九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培养了大批方言调查人员和推普工作骨干。研究班学员将“火种”带回到各自所在单位，主持领导当地的方言调查工作，成为当地方言调查研究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并培养出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人才。为方便方言调查工作，语言所等单位还编制了一批方言调查表格，主要包括《方言调查字表》（1955年，据赵元任《方言调查表格》修订）、《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年）、《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年，在李荣为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讲授方言调查课程的讲稿基础上整理而成）、《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年，丁声树编录，李荣参订）等。

全国性的方言普查工作从1955年开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共调查全国1800多个县市的汉语方言。普查面之广，调查的方言点之多，都是空前的。

方言普查积累了大批宝贵的方言资料，这些资料既可以作为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也可以作为编写方言区群众学习普通话教材的参考材料。据不完全统计，在普查基础上编写的方言调查报告约有1000种，学习普通话手册300多种，各省区编写的方言概况类著作有约20种。这些方言概况有的后来公开出版，如《四川方言音系》《河北方言概况》《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等。此外，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方言和普通话丛刊》，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八辑《方言与普通话集刊》。

在全国方言普查进行的同时，也有一些对单一方言进行调查描写的专著和论文，其中《昌黎方言志》标志着20世纪60年代汉语方言研究的最高水平。1959年，丁声树、李荣两位带队对昌黎县方言进行调查。调查采取少数几点重点调查和大量方言点简单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重点点每点记录3000多个单字音，五六千条词和词组，100多条语法例句，并记录一些故事、谚语等；一般点记录昌黎话内部有差别的条目，用来绘制方言地图。调查所得材料整理成详略两种本子，略本是《昌黎县志》里的方言部分，详本是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昌黎方言志》（198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调查报告首先介绍昌黎方言的内部分区并绘制方言地图，再从总体上介绍昌黎方言的特点，具体介绍声韵调系统并列出声韵调拼合表和同音字表，并将昌黎方言和北京音进行比较，用国际音标标注昌黎方言的谚语、歇后语、故事、语法例句等，最后详细列出昌黎方言的分类词表。《昌黎方言志》描写细致深入，有很强的系统性，分类词表项目齐全，各种语料十分丰富，被公认为汉语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昌黎方言志》采用的重点点和一般点相结合的调查方式也可以为方言普查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调查提供方法上的参考。

方言普查工作使学界对汉语方言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对汉语方言进行综合性研究的专著以及方言字音、词汇汇编之类的材料集也就应运而生，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年版、1983年第二版）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该书可以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编写过程中得到语言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丁声树、李荣等都参加了审订工作。全书大体上包括三部分，前三章是总论，介绍方言、方言学和汉语方言学的目的与任务、汉语方言发展简史。第二部分是分论，描写北方方言以及吴、湘、赣、客、粤、闽七大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特点，以及各方言代表点的音系。第三部分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总结汉语方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部书既介绍方言音系，对方言词汇、语法也给予足够的重视；语音方面既有共时的描写，又有历时的比较。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研究汉语方言的著作，基本上反映了此前几十年方言调查与研究的成果。

在编写《汉语方言概要》的同时，北大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还编纂了《汉语方音字汇》和《汉语方言词汇》两本资料对照集，分别在1962年和1964年由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后来又由王福堂主持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汉语方音字汇》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二版，《汉语方言词汇》语文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二版。《汉语方音字汇》收录20个汉语方言点的字音材料，这些方言点大体可以代表汉语的各大方言。全书收录3000个字目，按普通话音序排列，注明中古音切，并用国际音标标写方言读音，是汉语语音研究的重要参考。《汉语方言词汇》收录20个汉语方言点的1230个词目，词目按词类的前后顺序排列，每类词再按词义分组排列。书中词汇表前列有20个方言点的音系简介，所收词语依据各方言的语音系统用国际音标标音。本书可以为汉语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提供材料，为汉语普通话词汇规范化提供参考。

二《方言》创刊、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

（一）《方言》杂志创刊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成立，方言研究工作开始逐渐恢复。1979年2月，在李荣的积极倡导和具体策划下，我国第一份汉语方言研究的专业刊物——《方言》杂志创刊。《方言》刊登方言研究及其相关学科的各种文章，包括专题论文、调查报告、调查表格，以及书评书目、资料介绍、情况报道等。《方言》杂志是国内外汉语方言工作者相互交流、互相学习的共同园地，是中国方言研究飞跃发展的重要标志。通过这个园地，锻炼了从事方言研究工作的队伍，培养了一批从事方言研究工作的人才。如今《方言》已经成为汉语方言研究的学术前沿阵地，在方言研究的各领域中常常起到示范和倡导作用，推动汉语方言研究向深层次发展。《方言》在推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逐步走向深入、促进汉语方言学发展进步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通过《方言》30年来所发表的论文，人们领略到汉语方言资源无比丰富，汉语方言研究大有可为。

《〈方言〉 两年》（署名“方言编辑部”，应该是李荣所作）对《方言》创刊以来发表的十四类文章分别进行统计说明，并且对各类文章的写法提出具体要求。比如谈到“方言记略”类时说道：“方言比较不怕资料少，就怕各地的资料对不起来，为方言比较累积资料起见，这类文章最好有共同的要求，一致的调查表格。方言各有特点，要求不能太死，必须留有余地，作者可以自由发挥。这类文章登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提出共同的要求。”又如谈到“本字”类时说道：“本字考的第一步工作是确定口语的音韵地位，和《切韵》系统的韵书联系起来（要是所考的字见于《广韵》《集韵》以前），第二步是方言比较，第三步是文献用例的印证。”这些都是对各类文章的具体写作要求，规范了各类文章的基本内容和写法。

（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

1981年11月，第一个全国性的汉语方言学术组织——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学会组织的成立加强了方言工作者之间的交流。该学会的宗旨是：“本会为全国汉语方言工作者的学术性团体，团结全国汉语方言工作者，推动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为提高我国的语言科学水平，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李荣在《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开幕词》中指出：“说到我们这个学会的目的，这无非是调查方言，研究方言，推动语言学进步，为提高祖国的文化水平做一些工作。”“方言的研究就是语言的研究，研究方法大同小异，没有根本的差别。自其同者而观之，研究语言要研究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研究方言也要研究这些方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自其异者而观之，语言的使用范围宽，包罗万象，综合性强，研究语言，上下古今各方面都要照顾到；方言的使用范围窄，比较单纯，研究方言着重口头说的，必须特别注重语音。研究方言，最好从自己的方言跟工作地点的方言入手，这样做事半功倍，容易得到语言学各方面的训练。”“研究方言首先就得调查，不能用印象替代调查。”

30多年来，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召开了17届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广泛的学术交流，不同观点的碰撞，促进方言研究不断迈上新台阶。此外，官话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吴方言、乡话土话、赣语、客家话、晋语、濒危方言、海外汉语方言、传教士方言著述等都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多层次、多类型的方言学术研讨会，更是学术活动空前活跃的明显标志。

三 汉语方言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一）方言志和方言调查报告

1.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普遍开展地方志编写工作，新版地方志一般包含方言的内容，编写方言志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方言的调查研究。在方言志编纂方面，山西、山东两省是成绩比较突出的省份。山西省由温端政主持编撰了“山西方言志丛书”，已经出版的有40余种。山东省由钱曾怡主持编撰了“山东方言志丛书”，已经出版的有24种。两种丛书都有李荣的序。

这一时期单独出版的方言志还有《上海市区方言志》（许宝华、汤珍珠主编，1988）、《江苏省志·方言志》（鲍明炜主编，1998）、《苍南方言志》（温端政，1993）、《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吴积才主编，1994）、《河南省志·方言志》（崔灿主编，1995）、《安徽省志·方言志》（孟庆惠编，1997）、《福建省志·方言志》（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8）、《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杨焕典主编，1998）、《厦门方言志》（谭邦君，1996）、《西宁方言志》（张成材、朱世奎，1987）、《银川方言志》（高葆泰、林涛，1993）、《莒县方言志》（石明远，1995）、《苏州方言志》（叶祥苓，1988）、《陕西省志方言志（陕北部分）》（刘育林主编，1990）、《江西省志·江西省方言志》（陈昌仪主编，2005）、《广州市志·方言志》（李新魁主编，1990）、《温州方言志》（郑张尚芳，2008）、《岳西方言志》（储泽祥，2009），等等。

2. 在面积较大的一定区域中比较细致深入地调查方言，这是方言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材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一些区域性的调查报告及研究专著陆续编写出来，下面介绍较有代表性的论著。

（1）《江苏省上海市方言概况》（署名“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在汉语方言普查的基础上，各地转入总结方言普查成果、编写本地区方言概况阶段。《江苏省上海市方言概况》是此类著作中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全书共分三个部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的分区、字音对照表和常用词对照表。第一部分分区总说包括两项内容：第一项是各区语音特点，第二项是方言地图，列方言地图42幅。其中前23幅是语音方面的地图，后19幅是词汇方面的地图，图前有说明、参考地图等。第二部分是字音对照表，列举20个调查点的2601个单字音，表前有说明和20个点的方言声韵调表。第三部分是常用词对照表，列举21个调查点的567条常用词和词组，表前有说明和常用词目录等。

本书是在李荣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为方言分区、大范围方言概况编写的框架等提供了范例。其主要成绩是根据普查材料，经过周密分析，提出江苏省方言分区的标准，阐述了各区的特点。李荣评价“本书的作用可以分三方面说，一是为推广普通话服务，二是为高等学校语言学课程提供参考资料，三是为进一步研究本地区方言创造条件”。

（2）《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年版）是在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编纂工作的基础上编写的，全书先从总体上比较山西各地方言的特点，内容包括声母特点、韵母特点、声调特点、历史音韵、词汇特点、语法特点、42个点272个字音对照和116条词汇对照、9个点53条例句的语法对照和长篇语料、50幅方言地图。在此基础上提出分区标准并将山西方言分为六个区，对每个区的声韵调系统和方言词汇进行精要的描写。该报告是对以往山西方言研究成果的总结，让学界切实观察到山西方言的突出特点。

全书内容丰富，研究精审，编写细密，是以一个省为单位进行方言研究的重要著作，也为其他省方言调查研究报告的编写提供了有益借鉴。

（3）“七五”期间，贺巍、张振兴主持国家社科研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组织十多位方言学者对福建漳平等地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全面深入调查，以《昌黎方言志》为蓝本，编写出一套具有统一风格体例的方言研究丛书，计有《漳平方言研究》（张振兴）、《洛阳方言研究》（贺巍）、《江永方言研究》（黄雪贞）、《福清方言研究》（冯爱珍）、《黎川方言研究》（颜森）、《嘉定方言研究》（汤珍珠、陈忠敏）、《博山方言研究》（钱曾怡）、《武汉方言研究》（朱建颂）、《舟山方言研究》（方松熹）九种。这套丛书内容丰富，描写分析深入细致，为同类著作的编写提供了典范样例，同时也是汉语方言保护的重要举措，如果以此为样板，推出一大批类似的描写性方言调查报告，将是汉语方言保护工程的一项重要成果。

（4）《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本（1987—1990年，詹伯慧、张日昇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是广东省“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成果。第一卷《字音对照》、第二卷《词汇对照》、第三卷《综述》，是对粤语大本营珠江三角洲地区方言进行全面调查所获得的成果，调查范围包括广州、香港、澳门、深圳、珠海、中山、佛山、东莞、惠州、江门等地市及所属县31个方言点。《字音对照》列出《方言调查字表》3800多个单字在31个方言点中的读音，并与中古音及普通话字音进行对照；《词汇对照》列出1401个词语在31个方言点的说法，从中显示出各方言点词汇的异同。

《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詹伯慧、张日昇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詹伯慧、张日昇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分别对粤北十县市和粤西十县市共20个县（市）的粤语进行详细调查记录、描写分析。

以上三部广东粤语的调查报告，涵盖广东粤语的大部分地区，为继续深入研究广东粤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海内外粤语研究者必备的参考资料，也是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语料。

（5）《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张双庆主编）调查福建、江西、广西、湖南、湖北、安徽及香港等八省区的34个方言点（17个客方言点和17个赣方言点），单字音对照表和词语对照表是全书的核心内容。在对照的基础上，详细考察客赣方言的共同特征和主要差异，总结客赣方言的共同特点和客方言、赣方言各自的区别性特征。34个方言点地域的共时差异透视了方音发展的历史时序，揭示了语音演变的若干规律性现象。

客、赣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课题，该书对此进行有益的探讨，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6）《严州方言研究》（曹志耘）、《徽州方言研究》（平田昌司主编）、《吴语处衢方言研究》（曹志耘等）是中日学者合作的调查研究成果，采用统一的体例和统一的调查表，对严州方言、徽州方言、处衢方言进行重点调查，总结每片方言的共同特点和内部差异，每个点的调查内容包括声调、音韵特点、文白异读、连读调、儿化、同音字汇等，收列各点常用词，归纳语法特点，罗列各点语法例句。

其他类似的著作还有：《现代晋语的研究》（侯精一）、《一百年前的苏州话》（丁邦新）、《获嘉方言研究》（贺巍）、《当代吴语研究》（钱乃荣）、《广州方言研究》（李新魁等）、《崇明方言研究》（张惠英）、《长沙方言》（李永明）、《宜昌方言研究》（刘兴策）、《厦门方言研究》（周长楫、欧阳忆耘）、《澄海方言研究》（林伦伦）、《天台方言研究》（戴昭铭）、《神木方言研究》（邢向东）等。

（7）其他以省（区）为单位或以方言区为单位的调查研究系列丛书有：

《湖南方言研究》丛书（吴启主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已出版15种。

《湘方言研究》丛书（鲍厚星主编，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5种。

《桂北平话与推广普通话研究》丛书（郑作广、林亦主编，刘村汉执行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共12本，其中11本（全州、兴安、资源、灌阳、临桂义宁、临桂两江、永福、阳朔、钟山、贺州、富川）重在揭示各个方言点的面貌，每本描写一个方言点的平话（或土话），并辟专节指导当地人学习普通话。第12本为综述，总结分析桂北平话的背景、形成、特点、系属等，并从不同角度探讨桂北平话（土话）区推广普通话的意义及具体方法。这套丛书对广西“官平壮白客”五种语言/方言中的平话进行比较全面的描写，是方言比较研究的好材料。

《广西汉语方言重点研究》丛书（余瑾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5种。

《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丛书（邢向东主编，中华书局），已出版5种。

《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乔全生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已出版20余种。

《客赣方言研究系列》丛书（刘纶鑫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已出版十余种。

《粤北土话研究》丛书（张双庆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已出版2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丛书之“徽州方言调查研究”（沈明、谢留文、刘祥柏、陈丽著，方志出版社），已出版4种。

（二）整体宏观性的研究

随着方言调查材料的不断丰富，对方言区片的整体研究、对汉语方言现象进行理论探索和思考类的论著也逐渐多了起来。

1. 方言区片的整体研究

（1）《闽语研究》（陈章太、李如龙著，语文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是对20世纪50—80年代福建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总结，提供50个方言点的第一手材料，论证闽语的一致性和内部差异，提出福建境内闽语分区的意见，揭示福建闽方言的很多深层次问题，是一部研究闽语的人必须参考的重要著作。全书提供的材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中《论闽方言的一致性》和《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是两篇重头文章，是全书的核心部分。

书中还对方言分区的依据或标准进行了讨论，认为应该兼顾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同时“还得利用社会人文历史方面的资料，考察各地区居民之间语言交际及其他联系的情况，但语言材料的依据无疑是首要的”。

（2）《山东方言研究》（钱曾怡主编，齐鲁书社2001年版）分为概论编、现代编和历史编三卷。概论编论述山东方言的形成、历史地位、特点及分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山东方言研究在内容上的扩展、方法上的更新等进行简略评介，并附山东方言研究的成果目录。现代编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描写山东方言的现状，语音部分包括各区片的语音特点和声母、韵母各10个代表点的个案分析，全省109个方言点的调类、调值比较表。词汇部分用表格的形式比较1000个常用词语在10个代表点的方言说法。语法部分较为全面地描述山东方言构词法、词类、短语结构、句式四方面的特点。本编附有山东方言语音地图24幅。历史编从韵文、韵图等概括探讨清代山东方言的语音系统，从山东地方作家的文学作品或笔记、地方志等著作中所记录的语料，分析清代山东方言词汇语法的使用情况。

全书既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方言资料，也有对山东方言历史的探索；既有语言本体的研究，也有结合人文社会因素的分析；既有共时的描写，也有历时的考察，不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该书是山东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次世纪性工作总结，是山东方言综合研究的里程碑式成果。

（3）《汉语官话方言研究》（钱曾怡主编，齐鲁书社2010年版）是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第一部以完整的官话方言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该书的官话方言覆盖中国26个省、市、自治区，使用人口达82000万。该书第一次对这样一个大方言全面进行语音、词汇、语法的内部比较，对汉语方言研究有重要推动作用。

《汉语官话方言研究》根据最新的调查材料，把官话方言分成北京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晋语8个次方言，方言特点的介绍详尽准确，全面细致。特别是在方言分区问题上引入基本词汇比较的内容，这样的尝试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是一种创新。

官话方言分布面积大、使用人口多、语言现象丰富多彩、内部差异复杂，综合性的比较研究有很大的难度。该书在充分借鉴、整合以往分散调查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又补充以作者实地调查的新鲜语料和研究心得，运用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出色地完成了综合性的研究工作。

官话方言代表着汉语发展的方向。官话方言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对其深入研究可以丰富对汉语的认识，可以为普通话、汉语史、语言政策和语言规范以及普通语言学理论等研究做出独特的贡献。

（4）《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陈章太、李行健主编，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是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七五”期间重点项目“北方话词汇调查”的主要成果，是现代汉语规范工作的基础工程，对推动北方方言研究、普通话词汇研究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等具有重要作用。全书共分五卷，语音两卷，词汇三卷。共收录 93个地点的音系（包括同音字表）、2645条词语和63幅方言地图。每个方言点包括调查点简介、声母表、韵母表、声调表、音系说明、声韵配合表、儿化韵表、两字组连读变调以及同音字表。词汇卷单词和短语各自独立，短语主要是偏重于搭配关系不同的各类短语。

以往的方言词典或词汇集大多重视方言与普通话的不同之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则同样重视方言与普通话的相同之处。

（5）《现代晋语的研究》（侯精一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对晋语的范围、特点、归属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专题讨论，是晋语研究的重要成果。

（6）《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乔全生著，中华书局2008年版）采用历史比较法与文献考证法相结合的方法，利用方言材料和历史文献资料构建晋语语音史。运用历史比较法总结晋方言的古今语音对应规律，通过空间差异揭示其历史发展过程；运用文献考证法搜集、排比、整理唐宋时期西北方音以建立晋方言语史。指出：“现代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直系支裔，汾河片方言是宋西北方言的延续。”重建晋方言语音史的实践对汉语方言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其他方言区重建音韵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他相关的论著还有：《南部吴语语音研究》（曹志耘）、《吴语文献资料研究》（石汝杰）、《浙南瓯语》（颜逸明）、《平话音韵研究》（李连进）、《海南闽语语音研究》（刘新中）、《军话研究》（丘学强）、《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陈晓锦）、《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陈晓锦）、《湖南客家方言的源流与演变》（陈立中）、《粤北土语音韵研究》（庄初升）、《客家方言语音研究》（谢留文）、《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刘纶鑫主编）、《广西汉语方言研究》（谢建猷），等等。

海外研究汉语方言的学者，特别是日本的学者，也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汉语方言专著，例如美国余霭芹2005年出版的新著《台山淡村方言研究》、史皓元、石汝杰、顾黔等《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史皓元《汉语方言分区的理论与实践》、平山久雄《汉语语音史探索》、太田斋《北方方言怪音集》、远藤光晓等《现代汉语的历史研究》、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日本岩田礼《汉语方言解释地图集》、秋谷裕幸《闽北区三县方言研究》、《浙南的闽东区方言》、千岛英一《广东语动词研究》，等等，都是海外汉语方言学者的力作。

2. 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方法探索

（1）李荣的系列著作《语文论衡》（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方言存稿》（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涉及汉语方言与音韵的方方面面，是汉语方言研究的指导性文献，影响深远。通过李荣的引导、倡导和具体实践，汉语方言学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在汉语方言事实的描写方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作，积累了一批非常宝贵、不可多得、不可复制的方言材料，这一伟大成就的取得是和李荣的作用密不可分的。李荣关于破除“理论”迷信，强调“理论出于事实，并且受事实的检验”，为汉语这种方言分歧严重的语言进行分区、将现代方言和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考订本字、立足方言事实分析探讨音韵现象等论述和实践，对语言学界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2）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2005年版）论述汉语方言中由语音演变和外来影响造成的语音变化及表现形式，深入分析讨论原始闽语构拟的得失，探讨汉语方言分区，并对几种重要的方言现象如儿化韵、子变韵、连读变调等进行深入分析。作者立足汉语方言，尝试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创造性的探索，直面汉语方音普遍存在而用现成理论不好解释的种种现象，分析鞭辟入里，解释别开生面，对汉语方音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和启发性。

（3）何大安《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从语言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结构这一基本点出发，从语言接触角度分析汉语音韵结构变迁的规律和方向，为学界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4）钱曾怡《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收录汉语方言研究论文24篇，内容涉及汉语方言研究的理论方法、调查实践、语音特点、语法现象等各个方面，有方法论的探讨，也有具体方言的实际描写。比如《汉语方言方法论初探》从求实观、系统观、地域观、动静观、更新观五个方面讨论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儿化》讨论“儿化”这一汉语中的语音现象发生的原因及发展脉络，“儿化”现象的类型及地域差异；《官话方言调查研究对汉语史研究的意义》从汉语方言活的语言现象入手，探讨汉语入声消失的过程以及词缀的发展轨迹。本书对从事语言学特别是方言学研究的人有启迪和引导作用。

（5）王洪君《历史语言学方法论与汉语方言音韵史个案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在对汉语方言20多个个案的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探讨历史语言学（语音方面）的理论和方法。阐述方言演变与方言接触各自的规律，以及在两类规律彼此交织的复杂现象中判定与剥离两类规律的方法。依据文白异读这一新资料从不同角度阐释其对历史语言学提出的新问题，并试图建立基于该资料的历史语言的新的工作方法和理论模型。具体探讨汉语方言自身音变（分为连续式和扩散式两种）与接触音变的交织与离析、汉语方言与其他民族语言因密切接触而造成的底层遗留或音系感染、方言平等混合与音类的无条件分化、析层拟测法、方言历史关系建模等理论和方法问题。该著作对汉语方言研究有许多方法、理论上的思考，是近些年来汉语方言的创新性成果。

（三）方言词典

方言词典编纂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方言词典不仅是可供查检的工具书，也是方言学术著作，方言词典的编写有助于汉语史的研究，有助于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对摸清汉语方言词汇的分布和扩散情况有很大的助益。

1. 在汉语方言词典编写方面，近年来最重要的成果是《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42种。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1998年版）和《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全6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套词典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负责编撰，李荣任主编，是我国方言研究史和语文词典史上的一座丰碑。分卷本42个方言点涵盖现代汉语十大方言，综合本是在分地词典的基础之上，结合汉语方言研究的其他成果编写而成的。分卷本在内容和体例上具有统一的规划，均包括引论（介绍方言和方言使用地区概况）、正文和索引（按义类和笔画编排）三个部分；强调共时性和地域性，确切反映口语里通行的方言事实，以实地调查所记录的方言材料作为词典的基础；鲜明反映方言所在地域的人文特色。《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收录条目总量达30多万条，涉及范围极其广泛，直接取材于现代汉语方言活的口语，是方言词汇研究、语法研究、理论研究的重要的、基础性的材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

2. 五卷本《汉语方言大词典》（许宝华、宫田一郎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也是一部大型的综合性方言词典，其特点是融合古今南北汉语方言于一体。该词典收录古今汉语方言词语30万条，引用的古今语言文字类文献多达1200多种，其他各类文献资料如小说、笔记、诗词、戏曲、野史等多达3000多种。编纂者尽量给所收条目加注方言系属，如属古方言词语则尽量注出所属地域，对汉语通语史、方言史和方言词汇扩散史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3.《明清吴语词典》（石汝杰、宫田一郎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以明清时期吴语地区作者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吴语民歌民谣、明清传奇、弹词、吴语小说、地方志、字书韵书、笔记、方言圣经及外国人编写的词典和教科书上搜集吴语条目约1.7万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民俗文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明代到清末的吴语词汇面貌。该词典所举例句及对词语特别是虚词的释义，也是汉语历史语法特别是吴语历史语法的重要材料。该词典“将开拓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领域”，“能为方言研究者、民间文学作品记录者提供可供参考的用字标准”，“对整理、校勘、标点、研究明清时代的方言戏剧、弹词等能起重要的作用”，“是阅读、理解明清时期吴语地区的文献的详细、可靠的工具书”。（参见该词典“前言”）

（四）方言地图集

1. 在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了题为《汉语方言调查》的报告，其中提到“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就是这一目标的具体实践。《中国语言地图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由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于1987年和1990年分两次正式出版，分为中文和英文两种版本。其中汉语方言部分由李荣、熊正辉、张振兴担任主编。《地图集》包含三部分内容：A是五幅综合图，B是十六幅汉语方言图，C是十四幅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图，每幅图附有必要的文字说明，精炼总结汉语方言的研究成果，同时包含大量汉语方言研究的最新信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汉语方言分区方案，清楚地表述了汉语各个方言区的重要特点，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种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把汉语方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加以分类分区，标出它们的地理分布，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中国语言地图集》的重要贡献主要有：第一，提出汉语方言分区的框架，在划分层次上提出了全新的概念。第二，将汉语方言分为十个区：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把官话大区再分为八个官话方言区；把晋语区从官话方言里分立出来；把徽语区从吴语区里划分出来；把赣语和客家话分开；平话单独成为一个方言区。第三，提出了汉语方言分区的两个基本标准。对主要方言区的划分，从大处看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个是古入声字的演变；一个是古浊音声母字的演变。[※注]

2.《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主编，2008年），分语音、词汇、语法三卷，是世界上第一部在统一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全面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基本面貌的原创性语言特征地图集。该地图集按照统一规范，实地调查全国930个地点的方言，收集100多万条第一手方言资料，编写出510幅方言特征地图。这部地图集的贡献在于，较为全面、科学地描写和展示了汉语方言中重要语言现象的共时差异和地理分布状况，为汉语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中国地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的基础资料，对于汉语语言教学、汉语方言信息处理以及语言侦破等方面也具有直接的作用，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当代中国语言学的重要成果。无论从现实或历史来看，其价值、意义和影响都是重大的，特别是在地理语言学方面，《汉语方言地图集》为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地理语言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五）现代汉语方言音库

《现代汉语方言音库》（侯精一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以录音的形式统一记录现代汉语40个地点的方言语音、词汇与基本语法项目。这是我国第一份综合性方言音档，各点内容都包括音系、常用词汇、构词法举要、语法例句和长篇语料五项，每点录音60 分钟。音档还附有相应的书面材料，内容包括方言区概况、所录制方言概述和录音的文本材料。音档在方言点的选择上照顾到各大方言区，内容统一，具有可比性，覆盖面较广，重点突出。录音材料可以帮助人们辨析方言的真实面貌，为学术界提供科学可靠、方便好用的汉语方言历史资料，对语言资料的保存、研究有重大的意义，还可以为语音的机器分析提供基础。音档录制的都是方言中的老派口音，很明显具有保存资料的性质，与今天的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正相契合。

（六）海外汉语方言研究

华人足迹遍布全球，汉语方言在海外也有广泛的分布，海外华侨社会最主要的方言是闽南话（在海外常被称为福建话）、粤语（广州话）和客家话。海外汉语方言调查研究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外汉语方言有其独特的研究价值。

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描写海外汉语方言的语言系统；华人族群的语言生活；华人族群的语码转换；因频繁广泛的语言接触（汉语方言与所在国主流语言和非主流语言的接触、与其他汉语方言的接触）而引起的汉语方言固有特征的变化和变异；海外汉语方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等等。

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主要有《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李如龙主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是研究东南亚华人语言的综合性论文集，内容涉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以及柬埔寨等国家华人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马来西亚的三个汉语方言》（陈晓锦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对吉隆坡的广东话、柔佛士乃的客家话和新山市的潮州话进行详细描写研究，内容包括三个语音系统、3000多个单字音和2000多条词汇的三方言对照表，语法方面也分别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大致可以反映马来西亚汉语方言的面貌。书中还有三个方言和各自的祖籍地方言的比较以及和移民地语言的比较；《首届海外汉语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陈晓锦、张双庆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收录会议论文30篇，内容包括海外华人的语言生活、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海外汉语方言及其研究状况、各海外汉语方言的特点等。

海外华人的语言生活，包括不同国家的语言政策的比较研究以及未来语言生活的预测等，都是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重要课题。海外华人语言研究，可以为海外华人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新材料，对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接触等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