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言分区简史

汉语方言分区实际上指的是方言的地理分类，这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谱系树分类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汉语方言分区固然首先考虑方言本身的特点，但历史行政区划、族群文化认同等非语言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

最早对汉语方言进行分区的是章太炎，他在《訄书》（1900）中将汉语方言按照自己的印象分成十种，稍后在《检论》（1915）中又改为九种。

1934年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三次在《中华民国新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地图》的“语言区划图”中对汉语方言进行了分区：

1934年分为七种：华北官话，华南官话，吴，客，粤，闽，海南；

1939年分为九种：北方官话，上江官话，下江官话，吴，客，粤，闽，皖，潮汕。

1948分为十一种：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湘，赣，吴，客，粤，闽南，闽北，徽。

在这期间，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对分区的看法，如李方桂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中国年鉴》，1937年）中将汉语方言分为八种：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粤，赣客，闽，吴，湘；赵元任在《国语入门》（1948年）中分为九种：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粤，赣客，闽南，闽北，吴，湘。

这些分区方案中，今天公认的汉语各方言如“吴、客、闽、粤、湘、赣”等基本上都已经划分出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区也日趋准确。但以上各种分区方案中官话均未作为一个整体，客赣的分合、闽南话和闽北话的分合以及徽语是否独立等，各家意见尚未统一。

1955年，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在《汉语方言调查》的发言中将汉语方言分为八区：北方话，吴，湘，赣，客，粤，闽南，闽北。这可以看作是对史语所分区工作的一个总结，并且首次将官话（“北方话”）统一为一个区。

1956—1958年的汉语方言普查使学界对汉语方言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在进行方言分区时可以考虑得更加具体和细致，对以往分区存在的问题也可以有把握地加以修正。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一版，1960年）将汉语方言分为七区：北方话，吴，湘，赣，客，粤，闽。“七区说”从此成为汉语学界的主流意见。

丁邦新的《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提出方言分区有历史性的和非历史性的两种语音条件：“以汉语语音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别小方言。早期、晚期是相对的名词，不一定能确知其时间。条件之轻重以相对而言之前后为序，最早期的条件最重要，最晚期的条件也就是平面性的语音差异了。”他根据早期历史性条件把汉语方言分为七类：官话，吴，湘，赣，客，闽，粤。

罗杰瑞在《汉语概说》（1988）中用十项标准将汉语方言分为南、北、中三大区，南中两区各分为三个方言：中部（吴湘赣）、南部（闽客粤）。这些标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第三人称代词“他”；定语标记“的”；否定词“不”；动物性别标记前置“母鸡”；只有平声分阴阳；舌根音在高元音前腭化；“站站立”；“走步行”；“儿儿子”；“房子整所的”。

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汉语方言的分区》（1989）两篇论文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的《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1988）根据古全浊声母和古入声字的今读，将汉语方言分为十个区：官话，晋，吴，徽，湘，赣，客，粤，闽，平，其中官话区是大区，又分为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八个区。这一分区比方言普查后的七区增加了晋语、徽语、平话三个方言区。

二 对《中国语言地图集》分区方案的讨论

《中国语言地图集》的汉语方言分区方案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新设的晋语、徽语和平话，以及官话方言内部的再分区。这次有关方言分区的讨论促进了人们对分区标准、分区方法的深入思考，更大的收获则是大大激发了人们对晋语、徽语、平话这三种以往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的方言的研究兴趣。

（一）关于晋语的设立

关于官话方言区和晋语，刘勋宁《再论汉语北方话的分区》（《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对此提出了新的见解，指出：基础汉语方言（北方话）分秦晋方言（包括晋语）和官话（北方官话、中原官话、南方官话）。这种看法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尽管各人命名可能不一定相同。

李荣在《官话方言的分区》一文中按入声字声调的分派情况把官话方言分成七个次方言（1989年《汉语方言的分区》中改为八个），把晋语从官话方言中独立出来，用来“指山西省以及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晋语的独立引起了众多方言工作者的广泛讨论。跟周围方言相比，晋语在有入声、阳声韵尾弱化、圪头词等方面确实有突出的特点，但据此将晋语从周边方言中独立出来还是引起了不少争议。晋语是共同语基础方言的一部分，这大概也是赞成晋语独立的学者无法绕开的障碍，将晋语与官话并列，在方言、次方言等层级上的安排显然过高。此外，山西西南部晋南方言具有晋语的主要特点（除入声之外），而且某些特点的表现也极为典型，只是因为没有入声就被划入中原官话汾河片，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晋语本身的完整性。贺巍《汉语方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1991）一文指出：“晋语主要特点是有入声，与江淮官话的特点‘古入声今读入声’相比，在分区的标准上没有明显的差别。”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作为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之一，晋语属于官话，同时晋南方言属于晋语。也就是说，晋语是官话方言中具有较多古老特点的一个次方言。

（二）关于平话的设立

李荣《汉语方言的分区》（1989）说：“平话的研究刚刚起步。广西有‘官平壮白（粤语）客’五种主要的语言（方言），这个说法相承已久，所以图B[14]画出通常说的平话分布的范围，留待以后核实。平话桂北片与桂南片差别相当大。平话的共同点是古全浊塞音声母今读清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不送气，与粤语勾漏片相同。”这是《中国语言地图集》设立平话区的基本出发点。王福堂《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的归属》（2001年）指出，广西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是同一种方言。平话主要的语音特点是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不送气，一些土话在这方面的不同表现只是壮侗族语言和其他汉语方言影响的结果。平话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强势的方言，但清初以后，两广的经济文化重心移向沿海一带，平话也开始衰落。如果说平话在早期还能对桂东粤西的白话施加影响，使之接受古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声母不送气的语音特点，后来则反过来大量接受周围方言的影响，特别是桂北平话所受影响巨大，以致外方言音类的不同读音多方进入。目前桂北平话区和湘南土话区、粤北土话区作为双方言区或多方言区，居民对外多使用西南官话或客家话和粤语，桂南平话区内白话也日益通行，社会交际作用的逐渐丧失还使各地平话失去交流机会，导致方言分歧的加剧，而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将进一步加快平话丧失社会交际作用的过程。

平话目前是一个弱势方言，虽然仍然保有基本的特点，但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桂南平话可能融入白话，桂北平话和湘南土话、粤北土话可能消亡。《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处理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办法，只是需要探讨平话和湘南土话、粤北土话的关系，比较合适的方案是三者合一成为各大方言以外的一种土话，暂时搁置，观察它的发展，以后再作处理（王福堂，2001）。

（三）关于徽语的设立

李荣《汉语方言的分区》（1989）指出，“徽语邻接吴语，方言复杂，目前还只能说说徽语各片的性质。徽语的共性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在古全浊声母今读这一分区标准上，徽语内部差异很大，不足以作为徽语独立的标准。《中国语言地图集》让徽语独立出来虽然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全浊声母今读这一标准，但更多可能还是因为按现有标准徽语难以划入周边任何一个方言区。

徽语是否自成一个方言区，历来就有不同看法，有的将其归入吴语，有的将其归入赣语，有的将其归入江淮官话，就是目前也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

自从《地图集》出版之后，有关徽语的调查研究引起了学术界更多的关注，有关徽语的调查研究成果也比以往多得多。这有助于加深对徽语的理解和讨论。

徽语的底子是古吴语，从发生学角度来看，即便徽语在后期的发展中受其他方言特别是权威方言的影响而混入了其他方言的一些特点，或各自独立发展出一些新的特点，但这些特点还不足以使徽语“官话化”，徽语是受官话影响较大的吴语，可以归入吴语，成为吴语的“徽严片”。当然，对于方言分区，各人所依据的标准不完全相同，对标准的把握也不尽一致，难免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徽语是否能够自成一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徽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四）关于客赣的分合

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是汉语方言分区中的一个老问题。1934年史语所的方言分区方案中，有客家话，没有赣方言（赣方言包括在下江官话中）。李方桂（1937）和赵元任（1948）所做的方言分区中有了赣方言，都和客家话合在一起，统称“赣客家语”。从1948年史语所的方言分区开始，客家话和赣方言就不再合在一起了。两个方言是分是合，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

王福堂（2005）指出，客家话和赣方言地理上相邻，在重要的语音特点（如全浊声母清化后塞音塞擦音送气）方面又相当一致，按照语音特征将它们分开有一定的难度。相较于客赣方言的共同特点，它们不同的语音特点的重要性要差一些。其中客家话“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都是早期的语音条件，性质上虽然重要，但领字太少。从语音特点的整体情况来看，客家话和赣方言应当可以处理成一个方言中的两个次方言。由于语音特点的总体情况不能有力地支持两个方言的分立，1973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在《客家方言》一书中提出，客家话有些“古次浊上字归阴平”，可以根据这个特点和赣方言相区别。国内学者还补充指出，客家话中古全浊上字和次浊平字也有读阴平的。就是说，客家话一部分次浊上、全浊上、次浊平字归阴平这一语音特点，可以用作区别于赣方言的主要依据。但这个依据对客家话和赣方言来说，其实只是领字多少的区别。

客家话和赣方言不存在真正能成为方言分区依据的语音差异，但江西境内说客家话的人和说赣方言的人都坚持认为自己说的是和对方不同的方言。就是说，两个方言虽然共同点是主要的，但居民在语言文化心理上却不相认同。客家话更多的是和客家人，而不是和客家人所在的地域相联系的，换句话说，客家话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地域性方言。也许这才是客家话和赣方言无法合成一个方言的真正原因。

（五）方言分区的基本理念

方言分区是方言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方言分区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又需要通过方言研究来解决。总的来看，从最初史语所对汉语方言进行分区至今，汉语方言分区方案不断有所改进，由粗疏而细密。但有关具体分区方案则意见分歧，众说纷纭。有的分歧到今天已经归于一致，比如湘方言和赣方言从官话中析出，官话区和闽语区的各自统一等。但也有一些分歧一直没有消除，比如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

汉语方言分区是必要的，但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按照西方方言学的观念，方言分区应该是个语言学的问题，不应该有非语言学的成分，但汉语方言分区大多既考虑语言学因素，也考虑非语言学因素。这跟汉语方言形成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现有的汉语方言分区大多根据移民史和方言形成过程、方言音变历史等因素。

方言是客观存在的，汉语方言分区很大程度上不是谱系分类，而是地理分类。汉语方言的分区分类方法，主要受西方语言学思想特别是高本汉和普林斯顿学派的影响，按照地域观念，先将东南方言分成几个区域，然后才用一些语音标准分片。第一级的分区似乎基于人文因素多于语音、词汇，第二级才开始考虑语言学的因素。方言分区是人为的，分区的标准也因人而异，因而得出的分区方案总难免有些主观性。其实面对如此纷繁复杂歧义的汉语方言，理想的分区充其量也只能是无限接近语言事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