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学是伴随着理论方法的改进而不断发展进步的。纵观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大致是由语音、词汇研究向语法、语用、类型学方向发展，由录音转写向数据库方向发展，研究视野上则是从描写向分析解释、从单向比较向多向比较、从本体研究向本体应用相结合研究发展。此外，迅猛发展的多媒体等技术对汉语方言研究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 研究方法的改进

（一）历史比较法与文献法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是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进行汉语方言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历史比较法原则构拟某个大方言原始语的开山之作。赵元任根据汉语方言的特点，将切韵音系纳入历史比较法，首创“中国式历史比较法”。在这之后的汉语方言和方言音韵史研究，最通行的做法就是以《切韵》的字音分合情况作为方言字音记录和古今字音比较的参照系。这是一种以《切韵》框架作为主要参照系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至今仍是汉语方言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

与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不同，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将《切韵》音系看作现代汉语各方言的共同源头，直接以《切韵》音系的音类和字音分合情况作为出发点，方言材料只是被他用来为已经得出的《切韵》音类拟音。

王洪君（2013）通过比较赵元任和高本汉的研究方法，指出赵元任的工作目标是历史比较法的，而高本汉的工作目标是文献学的。赵元任是在进行历史比较法的工作时纳入了古代文献作为现代方言字音分合关系的参照系，虽然是从这一参照系出发，但是原始吴语中的音类分合关系是根据所比较的方言中的字音分合关系来确定的，音类所辖字词和音类的音值也是根据所比较的方言确定的；而高本汉是进行文献学工作时引入了历史比较法所用的方言资料，只是用以解决汉语文献不表音的具体问题，并不依据方言来确定音类的多少和音类所辖字词。

（二）方言地理学与地理语言学

贺登崧开创的汉语方言地理学，无论是在方法还是在考察的范围上，都跟赵元任、高本汉的研究模式大异其趣。方言地理学在20世纪40年代传入中国时，以历史音韵为核心的“传统”研究已经深入人心，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所以方言地理学方法在引入中国后的近半个世纪都没有得到汉语学界应有的重视。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学者岩田礼等的大力提倡和具体实践，方言地理学才重新为国人所认识。方言地理学的主要特点是：调查一定区域内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编制语言地图，通过对地图的解读，研究语言分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探索语言现象历时变化的过程。2003年，系统介绍运用方言地理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的专著《汉语方言地理学》汉译本的出版，标志着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汉语方言地理学》（贺登崧著，石汝杰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提出一套详细的汉语方言调查方法，包括怎样选择发音人，怎样设计一套符合实际使用情况的词汇，怎样制作方言同言线地图，怎样利用现存的碑铭并结合家族迁徙历史来考察语言变迁等。

《汉语方言地图集》的出版，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方言地理学研究。近些年来，方言地理学取得了快速的进步，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连续召开三届，首届会议论文集《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是国内第一部地理语言学研究领域的专题论文集，分别从“理论研究”“语音研究”“词汇研究”“区域方言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四个方面进行探讨，集中展示了一批汉语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优秀成果。该书构建了适用于汉语实际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框架，是将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运用于汉语方言研究的成功范例，代表着当前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的前沿水平。

《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项梦冰、曹晖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旨在以新材料和新角度重新检视方言地理学在汉语方言中的适用程度。该书主要讨论方言地理学的特点以及前人的研究成果，说明绘制方言地图时的注意事项，介绍同言线的画法及其原则，分析各种汉语方言分区图在过去80多年间的传承；讨论如何把方言地理学理论落实到具体的汉语方言分区上。当然，对于能否运用方言地理学的方法进行汉语方言分区，学者们远未达成一致。

方言地理学传入中国之后，侧重于为语言进行地理分类以及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察语言的历史演变这两个方面，这与西方方言地理学的研究旨趣略有不同。西方方言地理学主要以方言地图为基础，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以及结合非语言因素解释语言分布状况、探索语言变化机制。

我国的语言种类和系属多样，汉语方言纷繁歧异，语言、方言现象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演变情况错综复杂，非常适合进行方言地理学的研究，可以说中国是当今方言地理学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沃土。可以预料，在中国开展方言地理学研究将会对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普通语言学作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Glottogram是产生于日本的一种地理语言学方法，是传统方言学—社会语言学—地理语言学三位一体式的研究方法。Glottogram是包含各年龄段语言使用情况的“地域—年龄”二维图表，其中X轴表示地域，Y轴表示年龄，它引入年龄这一社会变量，可以弥补语言地图难以直接呈现时间性的缺陷，可以更详尽地展示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的过程。目前将这种方法用于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还很少。

（三）结构主义方法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是一种分层次的形式结构系统。结构主义在描写语言结构的各个层次时，特别注重分析各种对立成分。结构主义语言学重视口语的研究，特别着重于分析、描写语言的结构体系；认为语言的一切都奠定在关系的基础上。汉语方言研究中，众多的方言调查报告都以描写方言具体面貌为主要目的，运用结构主义的描写法描写分析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现象，揭示方言演变规律。可以说，结构主义语言学是20世纪汉语方言研究（特别是方言语音研究）除历史比较法之外最重要的指导理论。

（四）语义图模型

语义地图是语言类型学的一个新概念。语义地图模型集语义功能分析和语言类型比较的优势于一身。语义地图模型虽然新近才从西方引进，但其基本思路跟立足于汉语研究的中国学者的思考与探索相当一致。这种新方法应该适合于方言差异丰富、历史文献完备的汉语，在今后的汉语研究中将会大有用武之地。吴福祥《多功能语素与语义图模型》（《语言研究》2011年第1期）《东南亚语言“居住”义语素的多功能模式及语法化路径》（《民族语文》2010年第6期）等文章运用汉语方言及其他语言材料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章指出，语义图模型在构建概念空间时根据意义的相似程度来确定不同功能的空间位置和连接方式，因此概念空间的构型可以非常直观地表征多功能语素不同功能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此外，语义图模型还可以通过跨语言比较来有效地区分语素的多义性和同音性，以及通过共时构拟和历时事实部分地预测多功能语素的演化路径。李小凡、张敏、郭锐等《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是语义地图模型运用于汉语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成果。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方法引介和探讨”，介绍语义地图的理念、发展史和语义地图模型的操作方法及其对汉语研究的意义；下编“个案研究”，展示如何运用语义地图模型研究汉语语法现象，分析不同方言里词形各异、词源不一的多功能虚词的语义共性和差异。

二 方言研究的多维向

汉语方言研究的快速发展，表现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一方面是有重点地深入研究某些有代表性的方言点或方言片、方言区；另一方面是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

（一）汉语方言研究拓展了汉语史研究的视野

汉语方言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产物，开展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通过揭示各地方言的种种异同表现，可以有效验证汉语发展中的许多重要现象，科学探明历史上汉语的分合变异情况，同时也可以为构拟古代汉语面貌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研究汉语史，包括音韵、文字、训诂等传统学问，以及汉语语音史、词汇史、语法史等，自然要依靠历史文献，但光靠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长期以来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之间“言文脱节”，古人活生生的口语很难完全在书面文献上反映出来，加上汉字又不是拼音文字，研究汉语语音的历史就会碰到更多的困难。

汉语方言材料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依据。汉语方言中，不同的地区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古汉语的痕迹，这些现象可以帮助了解汉语发展的面貌。许多古代汉语的词汇或词义或语法结构往往残留在现代方言口语里，它们可以与古代文献上的记载相互印证。

汉语其他部门特别是汉语史的研究，借助方言材料，使研究向纵深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比如李荣从方言事实出发观察汉语音韵现象，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比较重要的有《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从现代方言论古群母有一、二、四等》《汉语方言里当“你”讲的“尔”》《我国东南各省方言梗摄字的元音》以及讨论特字的一系列论文；徐通锵、王洪君等从汉语方言实际出发讨论历史语言方法论及汉语方言音韵史，从演变、接触、语音层次分析等方面探讨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对汉语中的许多重要语音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如《山西闻喜方言与宋西北方音》《从开口一等重韵的现代反映形式看汉语方言的历史关系》《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和单字音》《文白杂配与析层拟测》《兼顾演变、推平和层次的汉语方言历史关系模型》《层次与断阶——叠置式音变与扩散式音变的交叉与区别》等；沈家煊、刘丹青、洪波、吴福祥等学者的论著从认知理论、类型学角度分析汉语方言中的重要语法现象，将语法研究推向深入，如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刘丹青《语法化理论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语法化中的更新、强化与叠加》《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洪波《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吴福祥《语法化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汉语方言里与趋向动词相关的几种语法化模式》等；蒋绍愚、汪维辉等学者从文献和方言结合的角度，探讨常用词的历时更替现象及其规律，如蒋绍愚《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打击义动词的词义分析》等，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等；郑张尚芳等学者从汉语方言（及其他民族语言）语音现象入手，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进行构拟上古音、原始汉语的实践，探讨古今语音演变规律，如郑张尚芳《上古音系》，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等。

汉语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无法无视方言的存在。无论是文字、音韵、训诂，还是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方言材料的价值都是不可忽视的。以往对方言存在偏见或误解，或是将方言研究视为畏途的研究者，如今开始纷纷从方言学研究成果汲取营养，大大开阔了眼界。可以说，方言研究成果，大大提升了语言学其他部门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二）从重视语音到语音、词汇、语法并重

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最直观的表现是语音，所以长期以来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都以语音为重点，方言语音研究一直是方言研究的主流。但是，要想充分认识、揭示方言整体面貌及其演变规律，需要同时兼顾语音、词汇及语法三个方面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汉语方言的研究在这方面有了明显的进展，方言词汇、语法研究有不少论著出现。方言语音的研究也不再只是一般的描写分析，而是更注重对特殊语音现象的发掘与探讨，比如方言中的连读变调、文白异读、语音的屈折变化、语音层次、方言语音史重建等。

早期的方言词汇研究大多只是列举词汇表，简要比较方言词汇与普通话词汇的异同进而揭示方言词汇的特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小不一的方言词典，这些方言词典正是方言词汇研究的总结性成果，而到《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才真正掀起方言词汇研究的新高潮。随着方言词汇材料的不断积累，21世纪以来开始出现一些词汇比较研究的成果，如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对汉语方言词汇差异的诸多特征进行深入探讨；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通过比较方言词汇，充实和丰富了汉语词汇学的理论宝库，而且能引发对汉语词汇问题的一些新思考。

汉语语法研究起步相对比较晚，早期只有零星的语法调查报告。20世纪80年代以来，朱德熙指出，推进汉语语法研究，必须将横向的汉语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纵向的古今汉语之间的比较研究和标准语的研究这三者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语法研究“大三角”理论。朱德熙发表《北京话、广州、文水话和福州话的“的”字》（1980）、《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985）、《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1993）等论文，受到语言学界的瞩目。在朱德熙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方言语法调查与研究越来越为汉语语言学者所关注；随着汉语方言类型学研究的逐步开展，方言语法调查与研究更为越来越多的汉语语言学者所重视。

20世纪90年代，除了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汉语方言语法研究论文以外，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论著也陆续出现，一扫长期以来汉语方言语法著作寥若晨星的局面。比较重要的有张洪年《香港粤语语法研究》，余霭芹《汉语方言语法比较》，杨秀芳《台湾闽南语语法稿》，黄伯荣《汉语方言语法类编》，李如龙《闽南方言语法研究》，张惠英《汉语方言代词研究》，李小凡《苏州方言语法研究》，项梦冰《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汪国胜《大冶方言语法研究》，徐烈炯、邵敬敏《上海方言语法研究》，钱乃荣《上海话语法》，胡明扬《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石汝杰《明清吴语和现代方言研究》，张一舟等《成都方言语法研究》，伍云姬主编的湖南方言语法系列丛书《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湖南方言的介词》《湖南方言的代词》《湖南方言的语气词》，汉语东南方言比较研究计划语法系列《动词的体》《动词谓语句》《代词》《介词》等，伍云姬主编《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会论文集》，邢向东《内蒙古西部方言语法研究》，林立芳《梅县方言语法论稿》，等等。

（三）语音层次分析

汉语方言语音层次分析是近年来汉语方言研究的热点之一，重要成果主要集中在丁邦新主编的《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该论文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侧重讨论历史层次的理论问题，是一般性的探讨；第二部分侧重具体方言中的历史层次分析，直接讨论有关层次的种种关系。

王洪君《历史音变面面观—— 〈历史语言学：方音比较与层次〉 评介》（《语言科学》2011年第6期）一文对国内有关“层次”的不同意见进行概述，下面做简要介绍。

关于层次的界定，汉语学界大致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层次”严格对应于国际语言学界对strata的定义，限指语言接触造成的“本语成分与外语成分成规模的共存”，而由单音系自发演变造成的先后阶段不算作层次，如何大安（2007《语言史研究中的层次问题》）、王福堂（2005《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王洪君（2006《文白杂配与析层拟测》、2007《文白异读与叠置式音变》）、陈忠敏（2007《语音层次的定义及其鉴定的方法》）等。王福堂（2003）考虑到扩散式音变与文白层次均表现为同一古音类的无条件分化，且有可能被说话人错析为文白异读，因此主张扩散式音变的新旧形式也称做“层次”，但依据成因再做“同源层次”（本地扩散式音变引发）、“异源层次”（外地文读渗入引发）的区别。凡条件式音变引发先后阶段的差异，均不称做“层次”。

第二种，将“层次”与汉语史各阶段的语音对当放在第一位，因此不仅包括因外音系渗入而造成的内外层次，也包括单音系自发音变引发的先后阶段差异，如因声母不同引发的韵母分化，某一音变在方言中变化的快慢等。如潘悟云（2007《历史层次分析的目标与内容》）、郑张尚芳（2007《吴语中官话层次分析的方言史价值》）、李如龙等《中古全浊声母字闽方言今读的历史层次》。

针对以上两种不同意见，王洪君（2006《层次与演变阶段——苏州话文白异读析层拟测三例》《文白杂配与析层拟测》，2010《层次与断阶——叠置式音变与扩散式音变的交叉与区别》）指出，首先重要的是区分自发音变和语言接触，而且由于两者是并行不悖的，“演变”和“层次”需要两根不同的时间轴，两种不同的时间先后度量。为此，王洪君提出自发音变的时间轴用“演变阶”“先后阶”“整阶（条件式音变结果）/断阶（扩散式结果）”来表述，接触音变的时间轴用“层次”“内/外层”或“本地/外来层”来表述。

总体来看，两派目前还未取得观念和术语上的一致，但在多个方面已经互有借鉴，在分析结果上也多有可共通的成果。

（四）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将语言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考察，探索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全书论题涉及从语源看文化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文化、借字和文化接触、从地名看民族迁徙、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等。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历史地理和语言（方言）为基础，从移民、栽培植物、地名、戏曲、小说、民俗、文化交流等方面，对汉语方言在历史上的流变以及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复杂关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梳理分析。

曹志耘《谈谈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3期）对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研究领域的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进行了系统的归纳：

第一，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的关系：（1）方言与地域文化的一般关系；（2）汉语方言与中国地域文化的具体、特殊关系；（3）汉语方言研究与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关系。

第二，汉语方言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制约：（1）民族与方言；（2）移民与方言；（3）地理交通与方言；（4）行政区划与方言；（5）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与方言；（6）古代经济形态与方言；（7）地域文化特征之于方言特征。

第三，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方言制约：（1）地域文化区与方言区；（2）地域文化的丰厚度与方言的丰厚度；（3）方言在维系和强化地域文化中的作用；（4）方言之于地方文艺；（5）方言之于民俗；（6）地域文化传播的方言制约。

第四，地域文化在方言中的重要沉淀：（1）称谓；（2）人名；（3）地名；（4）熟语；（5）歌谣；（6）性词语；（7）骂人话；（8）隐语。

第五，地域文化的语言存在形态：（1）对联；（2）建筑物上的词语；（3）器物上的词语；（4）地域文化名物（如游艺、物产、食品名）。

第六，方言、地域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矛盾与协调：（1）方言价值、地域文化价值；（2）方言、地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3）方言、地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李如龙《关于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也概括了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课题，比如：方言与地方历史、方言与地理环境、方言与地方风俗、方言与文化心态、方言的文化类型及其历史背景、联系方言状况考察地域文化的类型区等等。

众多以《某某方言与地域文化》为题的论著，多以个案呈现的方式描写分析地域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共变互动关系。

（五）方言与共同语关系的研究

构建和谐社会，语言生活和谐是应有之义。正确处理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与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同时尊重方言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这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第一要务。

汉语方言复杂歧异，不利于人们之间的交流，有时会造成误会，甚至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在人员交流广泛的今天。推广普通话是老百姓的自发要求，是民族统一的标志，也是现代化的标志。推广普通话的意义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

虽然推广普通话的目的不是消灭方言，但客观地说，推普活动的开展，一定程度上对各地方言的生态有着重要的影响，方言自身的演变规律可能被迫中断，方言特征方面快速衰亡；方言代际传承链逐渐脆弱，有些方言已处于濒危状态。对绝大多数汉族人而言，方言是与生俱来的母亲语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出现了一些“无方言族”，但一般也只是“方言普通话”母语族，一定程度上还维系着微弱的代际传承。

方言是共同语的具体存在形式，是语言的组成部分，是通用于某一地区的交际工具，是一种语言在不同地域上的分布形态。方言中存在的丰富多彩、鲜活生动的要素或表达方式，是共同语表达丰富和健康发展的源泉。比之借用其他语言，借用汉语方言中的要素和表达方式是最方便快捷、最能为大众所接受，也是最有效最健康的方式。如果没有方言，普通话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可能成为一种缺少民族性、缺少活力的语言。

李宇明（2012）指出，在多方言的民族中，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在领土尚未统一的国度里，妥善处理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的关系，妥善处理各民族语言间的关系，特别是妥善处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至关重要。实践表明，培养双言双语人，实行双言双语制度，提倡主体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的语言秩序，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等，是促进文化传承、有效处理语言矛盾、维护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方略。

地域语言生活各有特色，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处理好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的关系，防止语言冲突，促进语言生活和谐；科学保护本地的语言资源；做好语言服务，为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方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是历史的教科书，是人类思维的结晶；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是地方文化的培养液和营养液，是华夏文明的土壤。方言的衰亡意味着地域文化的式微，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以方言为载体的地方文化的衰落，必然会导致外来文化的乘虚而入，危害国家的语言文化安全。

保存保护方言，弘扬传统中华文化，已经引起政府和公众的重视，但语言文化保护任重道远。语言学界、政府和广大民众三位一体的语言文化自觉意识才是中国语言文化保护工程得以成功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推普这一国策不动摇的前提下，给予方言适当的使用空间，在一些场合推行双语，甚至让方言进入中小学生课堂；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性手段，及时开展濒危方言的抢救性调查工作；开展对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工作，对方言濒危的过程、方式、机制，共同语或权威方言成分以何种途径和方式进入方言以及其中隐含的规律进行分析和探讨。

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动，西部的语言问题将蔓延到东部，农村的语言问题将涌入城市，这需要有解决新的语言问题的对策，需要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问题，城市建设规划中需要有语言规划，包括城市主要使用的语言、对新老市民语言新生活的指导、对特殊群体提供语言服务，以及本地文化特色在城市建设中的传承（参见李宇明，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