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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

第四节 汉语方言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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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20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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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汉语方言研究飞速发展,为汉语方言学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语言学增添了珍贵的财富。讨论濒危汉语方言问题,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如:汉语方言使用情况调查、编制《汉语方言地图集》、编写《汉语方言资料集》、建立《汉语方言语料库》、建立《汉语方言录音资料库》、建立《汉语方言录像资料库》,以及建议采取的一些措施。开展学术研究,包括对方言多样性、弱势及濒危方言的理论研究,对众多传统方言、弱势方言、濒危方言的抢记和保存。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已经出版发行, 《中国濒危语言志》即将付梓,汇聚调查成果的“中国语言资源采录展示平台”也已研制完成。
关键词

方言

汉语方言

语音

语言

音值

普通话

语言资源

方言文化

音位

发音器官

社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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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汉语方言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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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汉语方言研究飞速发展,为汉语方言学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语言学增添了珍贵的财富。当前的汉语方言研究,正在不断地向着多层次、全方位的方向快速迈进。今后有必要在统一规划下投入更多的力量,组织更强大的研究队伍来进行大面积的汉语方言调查,拓展方言调查研究领域,深化方言比较研究,加强方言应用研究。

一 实地调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汉语方言研究离不开语料,语料的获得离不开田野调查,正如叶斯佩森所说:“任何时候历史比较语言学都绝不会使描写法变得多余。”田野调查是汉语方言研究的基本功,但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多种方言调查软件、方言处理软件陆续上市,调查方法的改进、调查效率的提高使传统的田野调查方式逐步变成“老手艺”。不过,方言调查是“问的艺术”,现有的这些调查处理软件虽然可以提高材料处理效率,但并不能解决调查中的所有问题,所以传统的调查方法仍然有很大的用武之地。学界目前存在着重理论分析轻实地调查的趋势,不少研究者特别是方言学方向的在读硕士生博士生的调查能力亟待提高。

重视田野调查,也是存护方言、保护地方文化、实现文化多样性的需要。目前,一大批方言已处于濒危的状态,需要语言学界立即行动起来,开展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

语言学的发展也对语言调查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不同的理论框架指导下的语言(方言)调查在内容、方式、手段上都有不同,结构主义语言学背景下的方言调查内容和类型学背景下的方言调查内容有所不同。以往的方言调查大多以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为指导,强调对立互补,强调分布,只注重方言中有哪些事实;类型学则有更高的要求,要求站在世界语言共性和差异的角度,调查方言实况,既包括方言中具有哪些事实,也包括方言中不具有哪些现象。

(二)音值描写的重要性

语言是交际工具,但语言又并不仅仅只是交际工具。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信息载体,是符号系统。语言虽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也不只是生理现象和心理现象,但语言作为人类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声音,作为交际工具,作为符号系统,不仅具有物理性质,还具有生理、心理、社会属性,发声和感知同样是语言产生的重要因素,而社会属性更是语言得以成为语言的本质属性。

语音属性包括物理属性、生理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往的语音研究中,重视语音的社会属性(从语言的工具性角度考虑),认为音类比音值更重要,对语音的其他属性特别是生理、心理属性重视不够。

实际语流中的音段及其组合体都是物理属性、生理属性、社会属性乃至心理属性的复合体。只有全面认识所有的语音属性,才能为音变的分析和预测提供可能。语音的物理属性(主要指发音的声学特征或实际音值等)是引起音变的最基本条件,今天的音类也许是昨天的音值,今天的音值很可能就是明天的音类。

语言接触中对权威方言或外方言音类的习得或“折合”往往受制于发音器官的既成习惯以及对语音的选择性感知,从而引起“中介语”与“目的语”的偏差,这种因语音的生理和心理属性造成的偏差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广义的“音变”。

同样的音节,为什么在有的方言中会发生变化,而在有的方言中不发生变化?或者在有的方言中发生这样的变化,而在别的方言中发生那样的变化?从音位学的观点来看,很难解释为什么相同的语音条件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同的语音条件发生不同的变化固然跟音变规律起作用的时间、地域有关,但语音自身的原因特别是具体音值或发音特征的差别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理论上对某个音段语音特征的描写主要关注它跟别的音段的区别以及它的本质特征,但在实际的语流中被凸显的可能只是其中的某个特征,或者是本质特征以外的某个相关特征被激活。

在不同的方言中,相对应的同一音位(音类)的不同变体,其音值很可能具有不同的发音特征,呈现出不同的音值特点,而这,很可能就是语音起变或不变的源头。

音值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反映一个方言的特殊语音面貌和个性;某些音类对应但具体音值不同的音,其后续的变化往往正是由其不同音值所引起的;某些音值特征会导致所在音节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使同一个方言发生不同的分化,使音节面貌呈现不同特点。

忽视音值的重要性,对语音的某些变化就不容易解释清楚。具有同一性的音位,音值上的细微差异可能会不断积累强化,最终使具有不同发音特征的同一音位走上不同的演变道路。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的音从理论上来说是无限的,但母语中能够用到的音却是很有限的,成年人因为长期说母语的缘故,发音器官已经习惯于在某些部位用某些方法来发音,而在其他部位或在同一部位用其他方法发音则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

所有的音段都是发音器官作为一个整体协同作用发出来的,归纳一个音段区别于其他音段的本质特征,主要考虑的是主要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而对次要部位或协同部位往往不予考虑,但引发语音变化的并不都是主要部位,次要部位或协同部位有时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即便同一方言的同一音位,即便语音声学特征完全一样,也可能有不同的发音生理机制。

人们对语音的感知并不都使用单一声学特征,不同的人对同一个音段的感知可能不同,同一个人感知到的音与发出来的音也可能不存在同一性。语音生理属性和心理属性的这些特点在语言接触、语言习得过程中有重要的制约作用,语音偏误的产生很多就是因为这些特点的作用,这也是音变“听者启动/学习者启动”说的重要根源。

音变受到发音生理的制约,这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语音感知是语言认知的一部分,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耳朵听到各个音段的物理特征,通过一系列生理物理心理的处理过程变成可懂的音位;听音人根据自身熟知的母语音系,或通过学习,将所听到的语音进行归纳、对比,从而辨别出不同的特征或音位;对语音感知的正确程度取决于听话人的母语习惯,听话人常常因为自身母语音系与所听音系的不同,造成感知上的“偏误”(赵日新,2014)。

二 类型学的视野

刘丹青(2003)在讨论语言类型学与汉语研究的关系时指出,近年来,语言类型学引入我国,促进了汉语方言研究,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就汉语方言研究而言,所谓类型学视野,就是要处理好单点研究与类型比较的关系,即汉语方言研究需要从两方面推进:一是单点方言系统、深入的事实描写;二是方言间的类型学比较。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单点研究是类型比较的基础,类型比较使单点研究深入和准确。

目前,汉语方言的类型比较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单点描写成果少,制约了类型比较的开展;二是由于单点描写不够深入,制约了类型比较的深度和解释力。今后,在重视类型比较的同时,应该鼓励更多地、深入地开展单点的描写性研究。这样,类型比较才能拥有丰富的材料。

汉语方言研究引进借鉴类型学视野和方法,是中国语言学界对普通语言学理论有所贡献的一条主要途径。类型学可以帮助我们在语言研究中创新理念,站在世界语言的高度,更加确切地揭示汉语的事实和真正特点。将汉语方言研究纳入类型学研究框架,汉语方言研究可以为类型学做出重要贡献,成为推动语言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

类型学视野下的汉语方言研究,需要有广阔的视野,将汉语拿到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进行观察,需要关注国际语言学界动态,培养我们一向比较欠缺的跨语言思考习惯,寻找类型学研究关注的具有可比性的重要课题,以使汉语方言研究走向既全面深入又符合汉语自身特点的道路。

三 地方普通话的研究

地方普通话,也叫方言普通话,是标准普通话的变体,是绝大多数人实际使用的普通话。国家语委于2008年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首次将地方普通话与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并列为研究对象,计划对其整理、加工和保存;李宇明(2010)强调:“地方普通话的调查是一项填补空白性的工作。”

研究地方普通话具有重要价值:可以真实反映中国语言生活的微观变化;可以促进普通话和方言关系的研究,为普通话定义及其性质乃至共同语的本质的探讨提供真实材料。

地方普通话并不是一个匀质的语言系统,其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不同地区、不同人的地方普通话与标准普通话的差距不同;即便在单一方言点的地方普通话中,受方言影响形成的项目向标准普通话靠拢的速度也是不均衡的,有些可能很快向标准普通话靠拢,有些则较为顽固,长期保留在地方普通话中甚至有可能向外扩散。究竟具有什么特征的项目容易保留在地方普通话中,又有哪些内外因素影响这些项目的发展趋势,这些都是地方普通话研究的重要课题。地位不平等的方言与共同语之间的接触,与势均力敌的两种方言的接触,其进程、方式肯定有所不同,所以地方普通话的本体研究也是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素材。

四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曹志耘(2001)讨论濒危汉语方言问题,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如:汉语方言使用情况调查、编制《汉语方言地图集》、编写《汉语方言资料集》、建立《汉语方言语料库》、建立《汉语方言录音资料库》、建立《汉语方言录像资料库》,以及建议采取的一些措施,比如:在语言政策中明确方言的地位和作用;在适当程度上开放方言的使用范围,使用是最好的保护和发展;把濒危方言和已经消亡的方言纳入文化遗产的范畴进行保护和开发。

曹志耘(2006)对如何进行方言保护提出了一些设想:明确语言政策,在有关的法律文件中写入维护语言多样性的内容,在提倡语言一体化的同时,明确地提倡语言多样性,使一体化和多样性成为我国语言政策中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建立相应机构,如方言多样性研究机构、濒危方言基金会、方言博物馆等;开展学术研究,包括对方言多样性、弱势及濒危方言的理论研究,对众多传统方言、弱势方言、濒危方言的抢记和保存;加强舆论宣传,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和广大群众宣传语言一体化和多样性的关系,宣传语言多样性的政策和思想,使之深入人心,如能做到这一点,必将为汉语方言的健康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

李宇明(2010)指出:“伴随着城乡地图的快速变化,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语言地图’也必将大幅度改写。这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但也会造成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萎缩甚或消亡。方言的萎缩与消亡,意味着中华语言文化资源的流逝,意味着一些人的情感焦虑。我们首先应当用多媒体技术把现代语言实态记录下来,保存下来,留下今日‘语言地图’的轮廓,留下语言的有声数据。其次应当重视在城市语言规划中留出本地语言文化的空间,重视语言文化博物馆的建设,重视语言文化知识的社会普及。最后,还应认真思考语言政策层面的一些问题,提倡‘双言双语生活’,探讨通过双言双语教育和在一些地方建立‘活态语言保护区’等措施,尽量加强和延续一些语言和方言的活力。”“总之,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必须认真思考它会对我国的语言面貌产生何种影响;会有哪些语言问题需要解决;会有哪些特殊人群需要特殊的语言帮助;怎样通过科学的语言规划和有效的语言行动,来保证城市化进程的顺畅前行。”

经过一些学者的大声疾呼,濒危汉语方言、城镇化背景下的方言生态、方言保护和保存等问题已经引起政府部门和公众的广泛注意,学术界也开始行动起来,“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中国方言文化典藏”“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等大型项目逐渐展开或已取得初步成效。

作为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一部分,国家语委于2008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用现代信息技术采录语言数据,经转写、标记等加工程序将相关的文本文件、音频文件及视频文件整理入库,以数据库、互联网、博物馆、语言实验室等形式向学界和社会提供服务。

“中国方言文化典藏”是一项涉及全国各地方言文化的大型历史性工程。该项目的方言文化是指用特殊方言形式表达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包括地方名物、民俗活动、口彩禁忌、俗语谚语、民间文艺等。典藏是指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多媒体、数据库和网络技术进行保存和展示。该工程以方言文化为调查内容,以方言学、人类学方法和多媒体、形象化技术手段为调查、收集和展示方式,以保存和传承实态方言文化资料为目的。该工程按照统一规划,采用科学方法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实地调查收集实态的中国方言文化资料,经整理、加工,建设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多媒体资料库和中国方言文化典藏网站,编写出版中国方言文化典藏系列图册和多媒体电子出版物,为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方言文化而努力。

为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教育部国家语委于2015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纳入该工程。这项工程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收集记录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实态语料,通过科学整理和加工,建成了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进而推进深度开发应用。这是世界上目前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投入资金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之一。工程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关注和帮助指导。工程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中国语言文化典藏》已经出版发行,《中国濒危语言志》即将付梓,汇聚调查成果的“中国语言资源采录展示平台”也已研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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