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全球语言与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56个民族使用100多种语言，这些语言分别属于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和印欧五大语系。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记录和样本采集始于19世纪中晚期，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研究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则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很多大学西迁昆明，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当时联大和位于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的一些知名学者和研究生出于对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兴趣，并利用身居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便利条件，调查与记录了一批少数民族语言，发表了一些开创性成果。罗常培曾调查纳西语、民家（白族）语、俅（独龙族）语、怒语、景颇语、傈僳语、摆夷（傣族）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先后发表了《从语言上论云南民族的分类》[※注]《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注]。李方桂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调查过壮语、傣语、水语等语言，发表《龙州土语》[※注] 等论著。闻宥调查过羌语、白语、纳西语等，在此基础上发表《民家语中同义学之研究》[※注]《摩些象形文之初步研究》[※注]《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注] 等论文。芮逸夫调查了赫哲语、傈僳语和苗语，发表了《西南民族语文教育刍议》（1938）、《西南民族的语言问题》（1943）、《中国边疆之语言文字及其传授方法》（1947）、《记栗粟语音兼论所谓栗粟文》（1947）、《湘西苗族语言》（1947），刘策奇发表《壮语的我见》（1924）、《广西语言概论》（1925），丁文江《广西壮语的研究》（1929）等。杨涤新的《撒拉人语文习俗之调查》（1943）、《青海撒拉人之生活与语言》（1945）。傅懋勣1939—1941年调查过撒尼彝语；高华年1941—1942年调查过纳苏彝语、哈尼语；马学良1941年调查过撒尼彝语；袁家骅调查过窝尼彝语、阿细彝语；芮逸夫调查过傈僳语，邢公畹调查过傣语。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罗常培、李方桂及其弟子开创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是当今民族语言学的基石。本章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下文拟从民族语言国情调查、民族语言本体研究、民族文字研究、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跨境语言文字研究、民族语言研究的问题与展望六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节 民族语言国情调查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专门的民族语文研究机构，成立了设有少数民族语文系科专业的10多所民族院校。1950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其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1952年该所下设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成为最早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机构。1950年11月政务院（现国务院）批准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规定：“中央民族学院及其分院应设立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室，中央民族学院并应负责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1952年中央民族学院设立少数民族语文系，西北民族学院、广西民族学院等地方民族院校也相继成立了民族语文系。1956年中国科学院下设独立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显示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学科地位上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与此同时，各民族地区也陆续成立了专门的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和工作机构。在李方桂、罗常培、傅懋勣、马学良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开创和建设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科学研究立足于中国的民族语言实际，引进、消化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共时描写、历史比较、对比研究等理论方法，形成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并注重解决实际的语言文字问题。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在语言的调查描写、历史比较和语言政策与规划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较为显著。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语言大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第一代学者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是开创性的，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大多数资料如今也十分珍贵，但基本上都是零散的，还没形成规模。20世纪50年代初期，第二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者在第一代学者的指导下，开展民族识别工作并摸清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现状及分布，成为新中国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和工作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如今很多卓有成就的民族语言学家都是那时培养的，他们深入全国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大量的语言调查研究工作，为后来的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民族语言大调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5年，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主要是摸情况、搞试点、取经验的阶段。到1955年年底，已经大致摸清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1955年12月6—15日，“首届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吴玉章、胡乔木、刘格平、刘春、张稼夫、潘梓年等到会做工作部署。会上还交流了民族语文工作的经验，交换了如何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改进和改革文字的意见，制定了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规划。

1956年，我国制订了发展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12年远景规划和5年计划，确立了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文字的基本政策。为了普查少数民族语言，并帮助少数民族创制和改进文字，1956年春，中央民族学院举办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组织了共计700多人的7个调查队分别赶赴全国16个省和自治区调查各少数民族语言。从1956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者通过几年持续的语言国情调查，基本上掌握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及其特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语文》以及80年代开始在《民族语文》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反映了10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基本情况。1980—1986年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共59种描写少数民族语言的简志丛书，这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史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人类语言的普查工作。已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以及很多当时调查的原始材料为后来的民族语言研究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2009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增补新的成果，增写《满族语言简志丛书》，并合订为6卷本。

（二）新创少数民族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只有十几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30多个民族没有文字。文字的体系相当复杂：有比较原始的象形表意文字，有音节文字，有字母文字。字母文字的字母形式有藏文字母、朝鲜文字母、回纥文字母、傣文字母、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七种。同一个民族也有使用几种文字的，如傣族使用四种文字，蒙古族使用两种文字。[※注]为了有效地贯彻执行民族政策和民族语言政策，我国《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中明文规定：“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这些法律规定对民族语言文字的保存、使用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在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中，第五项决定指出：“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内设民族语言文字指导委员会，指导和组织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其文字。”[※注]

1955年，傅懋勣在首届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报告《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改进和改革文字工作的情况和问题》，论述和解答了民族语言调查、选择基础方言和标准音、拟定文字方案、语言影响和语言学习等问题。[※注]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讨论壮文方案和少数民族文字方案中设计字母的几项原则的报告》，于1957年经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3次会议讨论通过。傅懋勣在《关于少数民族语言中新词术语问题的几点意见》中提出了解决少数民族语言中新词术语问题的办法[※注]。1956年开始，壮族、布依族、侗族、黎族、苗族（4 种）、哈尼族（2 种）、傈僳族、纳西族、佤族、彝族10个民族陆续创制了14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拼音文字，其中壮文于1957年12月10日经国务院批准为正式文字推行，其余13种文字均经国家民委批准试行。傣族、拉祜族、景颇族等部分需要改进的少数民族文字也进行了改进工作。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土族、白族、土家族、羌族、瑶族等民族设计了拼音文字方案，基本上解决了我国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没有与自己母语相适应文字的问题。

二 改革开放后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

197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邀集了北京地区的民族工作者，规划民族学科的研究方向，酝酿创办《民族语文》杂志。1979年1月召开了关于《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会议，讨论《少数民族语言简志》的编纂问题。1979年2月《民族语文》（季刊）杂志创刊。1979年5月首先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会，同年，还成立了中国蒙古语文学会、延边朝鲜语学会。1982年成立了中国突厥语学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逐渐步入正轨，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一）新发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

1979年5月全国民族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会上提出了调查中国空白语言（指过去少数民族语言普查时尚未调查或调查不深入的民族语言）的任务，民族语文工作者结合语言识别工作深入调查，先后发现了一些新语言。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现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组织全国语言学界的力量进行“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该研究成果作为《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先后由上海远东出版社（8种）、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8种）和民族出版社（31种）出版。这套丛书由孙宏开主编，是保护和抢救我国多民族语言遗产的代表性成果，为世界语言宝库提供了新的珍贵资源。

（二）语言国情白皮书

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了由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的大型国情学术专著《中国的语言》。全书约360万字，分概论、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南亚语、印欧语、混合语7编，收录129种分布在中国境内的语言，每种语言有500字左右的英文提要。在该书的129种语言中，有些语言已经濒危或正在走向濒危，个别语言在调查研究资料公布之际，已经完全失去交际功能，成为少数老人记忆里的语言，进入休眠状态。《中国的语言》的出版，为读者了解中国语言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不仅是当代中国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各民族人民群众企盼已久的、保护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一件大事。

第二节 民族语言本体研究

语言的本体研究一直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重中之重。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版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语言本体研究著作，下面从语音、词汇、形态句法、比较研究、方言描写五个方面简要介绍少数民族语言本体方面的研究。

一 语音研究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语音描写研究、语音实验研究和语音的识别与合成三个大的方面。

（一）语音描写研究

在语音描写方面，傅懋勣等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允景洪傣语的音位系统》（1955）是少数民族语言语音描写和音系研究的经典论文。清格尔泰的《蒙古语语音系统》（1963）[※注]，以现代口语为依据，结合传统语文学著作中的论述，深入分析了蒙古语的元音音位、辅音音位、元音和谐律、辅音结合律。关于元音音位问题，清格尔泰指出，确定元音的性质除普通语音学的三个条件外，元音的松与紧是第四条件。更多的学者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某些语音现象，如声调（王尧，1956；瞿霭堂，1962、1981；戴庆厦，1985）、松紧元音（胡坦、戴庆厦，1964）、复辅音（扎拉其夫，1962；瞿霭堂，1965）、长短元音（确精扎布，1954；马学良和罗季光，1962）、弱化音节（肖家成，1979）等进行了集中、深入的描写和分析。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深入调查研究并逐步认识某个具体语言特殊的发音方法或者超音段特征，如蒙古语的吸气音和弱化音、朝鲜语的紧辅音、裕固语的带擦元音、藏语的减缩音节、景颇语的弱化音节、羌语的音节弱化现象、白语的声门混合擦音、阿昌语的清鼻音和拉咖语的鼻化元音等[※注]。

（二）语音比较

李方桂1937年在《中国年鉴》上发表的英文版“Languages and Dialects（语言与方言）”是对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系属问题提出的最早的分类框架。1973年他在美国的《中国语言学报》上重新发表为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他把中国的语言分为印支（汉藏）、南亚、阿尔泰等语系。他早期把汉藏语系分为汉台语和藏缅语两大类，1973年调整为一语三语族的分类格局，由此，汉藏语系包括汉语、藏缅语族、侗台语族和苗瑶语族。李方桂的汉藏语分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国内成为主流的分类法。1954年罗常培、傅懋勣在《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中沿用并发扬了这种分类方法，把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分为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和印欧五大语系。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Benedict）曾提出苗瑶语和侗台语不属于汉藏语，应属于澳泰语系，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则认为汉语与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有众多对应齐整的同源词），这些系属问题的论争引发了国内对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历史比较的新视野，推动了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分类的研究。近20年来国内也有学者支持“华澳语系”假说，如潘悟云的《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1995）、郑张尚芳的《自拟上古音系构想“华澳语系”》（2011）等。

经过几十年的比较研究，学者们发现，建立在印欧语系基础上的历史比较法很难解释汉藏语系的谱系建构问题，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遇到诸多问题。孙宏开（2008）曾指出：“如何构拟原始汉藏语？在缺乏亲属语言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原始汉语的构拟是否行得通？所谓远程构拟（从上到下）、基础构拟（从下到上）及专题构拟的理论基础如何？可行性又如何？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在词汇比较中，如何确定亲属语言的同源词？区分早期借词和同源词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看待语言接触，在历史比较研究中能否回避语言接触问题？如何认识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等等。在语法比较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原始汉藏语究竟是什么类型的语言，分析、黏着，还是屈折？如何认识原始汉藏语的语法体系？等等。这些一直困惑着历史比较语言学界的问题，虽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不断有人著文讨论，但离彻底解决，还需要走漫长的路。”[※注]

二 词汇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和词汇学研究也发表了一些重要成果，包括词典、词汇集和词汇学。

（一）词典

词典编纂既是词汇调查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语言规范化和语言翻译的基础性工作，因此一直受到民族语言研究者的重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于1072—1074年编成著名的《突厥语大词典》，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编纂时间最早、传播范围最广的突厥语研究巨著。已经出版的词典中，第一类为规范性辞书，涉及书写文字和历史文献的民族语言，如新疆人民出版社辞书编辑组编的《汉维简明词典》（1963）、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的《蒙汉辞典》（1977）、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教研室编的《朝汉词典》（1978）、新疆大学中国语文系编的《维汉词典》（1982）；第二类是兼具描写性和规范性的词典，包括岳相昆、戴庆厦等编的《汉景词典》（1981）和《景汉词典》（1983）、颜其香、周植志等编的《佤汉简明词典》（1981）；第三类是双语大部头词典，如《藏汉大辞典》（1985）、《维汉大词典》（2006）、《彝汉大词典》（2008）、《佤汉大词典》（2014）等。1992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就包括《黎汉词典》《汉苗词典》《白汉词典》《临高汉词典》《汉载词典》等近20种。欧阳觉亚、孙宏开、黄行主编的《中国民族语言文字大辞典》，320万字，介绍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地学者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果，包括专著和大量的学术论文。粗略统计，已经选收并介绍了约700部专著。这些都是学者们多年来在某一领域潜心研究的成果。它们或者弥补了某一领域的不足，或者对某问题有了新的发现、提出了新的看法和搜集到新的资料。这些都是宝贵的精神财产。从全国各类刊物中挑选出的3000多篇论文，它们涉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文化方面宏观或微观的问题，其范围甚为广泛，多是作者们的力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本辞典对这些论文萃取其精华写成简介，以便读者能根据所提供的信息做进一步的探究。这部分也是该辞典的特色之一。

（二）词汇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出版了各语族的词汇集，包括中央民族学院苗瑶语研究室编写的《苗瑶语方言词汇集》（1987）、壮侗语研究室编写的《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1985），孙竹主编的《蒙古语族语言词典》，照那斯图、陈乃雄、吴俊峰、李克郁编著，我国蒙古语陈巴尔虎、布利亚特、达尔罕、喀喇沁、巴林右旗、正蓝旗、东苏尼特、鄂托克、阿拉善、都兰、和静等11个调查点的词汇与达斡尔语、东部裕固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的词汇加以比较研究，共分20个栏目。词典前面有13万多字的两篇导论性文章。为了便于国内外不同读者检索，词典后面附有三种索引：《蒙古语书面语词汇索引》《汉语词汇首字音序索引》《英文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的《藏缅语语音和词汇》（1991）[※注]和《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1990），后者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图瓦、撒拉和西部裕固八种突厥语的4000个常用词，是从事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资料[※注]。除此之外，还有黄布凡主编的《藏缅语族语言词汇》（1992）等。这些词汇集在词汇、语义以及方言词汇比较上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朝克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2014）对我国境内的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五种语言的五千余条基本词汇及历史上的女真语有关词汇进行了全面比较。该著作不仅对濒危语言词汇的抢救与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比较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孙宏开等主编：《汉藏语语音和词汇（上、下册）》（民族出版社2017版，3411页），共三部分，第一部分，汉藏语系语言背景介绍，第二部分，汉藏语系语言音系介绍，第三部分，汉藏语系语言词表。这些词汇集在词汇、语义以及比较方言词汇上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词汇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词汇学研究起步很晚，其成果也是屈指可数，目前只有戴庆厦和徐悉艰的《景颇语词汇学》（1995）、岭福祥主编的《彝语词汇学》（1998）、成燕燕的《现代哈萨克语词汇学研究》（2000）、李泽然的《哈尼语词汇学》（2013）等。这些少数民族语言词汇学研究著作为今后研究其他民族语言的词汇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三 形态句法研究

形态句法（语法）研究一直是少数民族语言描写的重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现在，一些重要的语法研究成果得以出版，如高华年的《彝语语法研究》（1955），喻世长的《布依语语法研究》（1956），刘璐和恩昆腊的《景颇语语法纲要》（1959），徐琳、木玉璋和盖兴之的《傈僳语语法纲要》（1959），张济民的《苗语语法纲要》（1963），清格尔泰的《现代蒙语语法》（1980），崔允甲的《朝鲜语语法》（1980），格拉吉丁和欧斯满的《简明哈萨克语语法》（1982），李民和马明的《凉山彝话语法》（1982），韦庆稳的《壮语语法研究》（1985），王春德的《苗语语法（黔东方言）》（1986），李永燧的《哈尼语语法》（1990），戴庆厦和徐悉艰的《景颇语语法》（1992），宣德五的《朝鲜语基础语法》（1994），陈康和巫达的《彝语语法（诺苏话）》（1998）等。涉及各种语法现象的描写性研究论文更是不胜枚举。

清格尔泰主编的《现代蒙古语》是国内第一部用蒙文全面描写现代蒙古语的著作[※注]。清格尔泰的《现代蒙古语语法》，全面深入地研究了现代蒙古语语音和语法，并阐述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对应规律，是作者集数十年研究成果之大成[※注]。清格尔泰后来的《蒙古语语法》（汉文版）（1991），是在《现代蒙古语语法》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和改写而成的[※注]。哈申格日勒的《蒙古语族语言形态研究》（2014）对蒙古语族语言动词的式范畴、态范畴、体范畴、副动词、形动词等形态进行了历史比较研究，描述了存在于蒙古语族诸语言动词各种语法形式即表示这些形式的语法手段（如附加法、重叠法、内部曲折法等）并从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中探究了蒙古语语族言的数百年来的发展和演变情况。

有些学者运用生成语法理论对民族语言进行描写和解释，如力提甫·托乎提运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写成了《维吾尔语及其他阿尔泰语言的生成句法研究》（2001）一书，还运用形式句法理论和方法撰写了《生成语法框架内的维吾尔语句法》（2004）和《维吾尔语名词性语类的句法共性》（20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于功能—类型学的语法研究成果逐步丰富，运用类型学方法讨论较多的专题包括语序（黄行，1996；刘丹青，2002；李云兵，2008）、示证（传信）范畴（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力提甫·托乎提，2013）、关系小句（力提甫，1995；黄成龙，2008）、话题结构（戴庆厦，2001；胡素华，2004；李泽然，2007；周士宏、宁瑶瑶，2012）、连动结构（戴庆厦，1998；胡素华，2010；李泽然，2013）、致使结构（陈士林等，1962；戴庆厦，1981；格桑居冕，1982；徐悉艰，1984；孙宏开，1998）、比较结构（胡坦，1985；周国炎，1998；胡素华，2005；余金枝，2012），等等。

戴庆厦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系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于2009—2016年共出版了20部参考语法。

四 比较研究

除了语音比较外，还有一些语言内部比较或者语族比较的研究成果，如金鹏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瞿蔼堂和谭克让的《阿里藏语》（1983）、倪大白的《侗台语概论》（1990）、梁敏、张均如的《侗台语族概论》（1996）。颜其香、周植志的《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1995）是我国孟高棉语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注]。马学良主编的《汉藏语概论》（1991）是第一部汉藏语言比较的重要著作。

李增祥的《突厥语概论》（1992）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突厥语的著作[※注]，而程适良主编的《突厥比较语言学》（1997）对中国突厥语族8种语言（即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图瓦语、裕固语和撒拉语）的语音、词汇、词法、句法等方面的共性与差异进行了共时描写和比较，为深入研究突厥语的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些比较全面的资料[※注]。王远新在《突厥历史语言学研究》（1995）一书中，介绍了突厥语历史比较与阿尔泰语言学的关系，突厥语的分类及历史分期，突厥语族语言的语音、语法结构、词义及词汇的发展，近现代突厥语分化演变的特点等内容[※注]。德里格尔马、波·索德的《蒙古语族语言概论》（2006），介绍了蒙古语族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异同点。王远新的《突厥语族语言研究》（2014），该书收集了王作者近二十年突厥语族语言研究的专业论文，由哈萨克语、土耳其语、土尔克曼话等语言的共时描写、突厥语族语言比较等内容构成。具体包括哈萨克语、土耳其语、土尔克曼话的各种重叠形式、句序特点、句法特点，以及突厥语族语言的语音比较、亲属关系等。孙宏开的《藏缅语族羌语支研究》（2016）在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语音、词汇和语法比较，寻找出一批羌语支语言不同层次的同源词，揭示羌语支语言的共同语法特点，对藏缅语族乃至汉藏语系的历史演变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作用。李云兵的《苗瑶语比较研究》（2018），以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为依据，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描写和解释苗瑶语及其方言土语的语音、词汇、语法、构词法等现象，用共时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苗瑶语的构词形态、构形形态、语序类型、功能性连读变调等进行跨语言或跨方言的比较研究。通过揭示苗瑶语的语法规律，为进一步确立苗瑶语与亲属语言、非亲属语言的语言关系奠定基础，也可以为普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苗瑶语的实例。

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丛书共4卷本：（1）孙宏开、江获、潘悟云、吴安其等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2000）；（2）邢公畹、陈其光等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二）：汉藏、苗瑶同源词专题研究》（2002）；（3）黄行、陈保亚、邢凯、江获等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三）：汉藏语研究的方法论探索》（2004）；（4）丁邦新、孙宏开等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四）：上古汉语侗台语关系研究》（2011）。该套丛书涉及东亚地区汉语、藏缅语、侗台语、苗瑶语、南岛语和孟高棉语6大语言集团，梳理了18世纪以来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总体评估了汉藏语系的同源关系，结合考古证据初步论证了汉藏语系民族的起源和迁徙。

五 方言描写研究

60多年来，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的描写研究取得一些成就，不同时期出版了一些方言描写著作，包括马学良的《撒尼彝语研究》（1951）、袁家骅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1953）、李方桂的《武鸣壮语》（1953）。清格尔泰的《中国蒙古语族语言及蒙古语方言概况》是中国学者首次对我国境内蒙古语族6种语言及蒙古语方言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注]。此后，有确精扎布的《蒙古族语言与一些方言》[※注]、斯钦巴特尔的《关于巴林土语》[※注]，等等。

1980年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七个研究组分赴蒙古语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语料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1983—1998），包括5种语言和2种方言，分调查报告、词汇集和话语材料3种成果，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和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共20部。该丛书为蒙古语族语言和方言的全面描写和深入比较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语料。

维吾尔语方言研究著作有米尔苏里唐·乌斯曼诺夫的《现代维吾尔语方言学》[※注]、米娜瓦尔·艾比不拉的《维吾尔语方言和语言调查》[※注]。朝鲜语方言研究有宣德五、赵习的《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注]。

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一批方言研究专著作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陆续出版，该丛书由孙宏开主编，分别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和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丛书分两类：一类是对某个语言的方言进行全面描写，比较各方言土语的异同，揭示该语言各方言土语的基本特点和演变脉络，如《壮语方言研究》（张均如等，1999）、《普米语方言研究》（陆绍尊，2001）、《傣语方言研究》（周耀文、罗美珍，2001）、《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蒙朝吉，2001）、《门巴语方言研究》（陆绍尊，2002）、《瑶族勉语方言研究》（毛宗武，2004）、《佤语方言研究》（周植志、颜其香、陈国庆，2004）、《傈僳语方言研究》（木玉璋、孙宏开，2012）等。另一类是以单刊形式，深入描写研究某一语言有代表性的方言点，揭示其结构特点，如《麻窝羌语研究》（刘光坤，1998）、《吉卫苗语研究》（向日征，1999）、《玛曲藏语研究》（周毛草，2003）、《喀喇沁蒙古语研究》（曹道巴特尔，2007）、《业隆拉坞戎语研究》（尹蔚彬，2007）、《傣语方言研究（语法）》（罗美珍，2008）、《通道侗语研究》（杨通银，2009）、《江华勉语》（郑宗泽，2011）等。

第三节 民族文字研究

我国56个民族中，10多个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字，有些民族使用图画象形文字，有的民族使用方块汉字，有的民族没有自己的书写系统。[※注]

一 少数民族传统文字

少数民族传统文字是指历史上创制并沿用至今的文字或者已经失传的文献，包括藏文、彝文、纳西东巴文、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焉耆—龟兹（吐火罗）、西夏文、八思巴文、契丹文、朝鲜文、满文等传统文字和文献。其中不少文字历史悠久，如佉卢文在公元前已传入我国，粟特文有2—3世纪的铭文，焉耆—龟兹文有5世纪的文献，藏文、突厥文、回鹘文、于阗文、契丹字（分大字和小字）、西夏文等均有千年以上或千年左右的历史。其余如察合台文、八思巴字、女真大字、女真小字、朝鲜训民正音、彝文、4种傣文（傣泐文、傣绷文、傣纳文、傣端文）、满文、东巴文、哥巴文、尔苏沙巴文、方块白文、方块壮字、水书、汪忍波傈僳文等都有较长的历史。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字可分为图画象形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和仿汉文字4种类型。

（一）图画形象文字

我国西南众多少数民族中流传着图画似的记事符号，有的比较原始，有的已经有图画象形文字，如纳西的东巴文、尔苏沙巴文。

纳西东巴文是学者们最早关注的图画文字之一，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傅懋勣（1981）的《纳西族图画文字 〈白蝙蝠取经记〉 研究》指出东巴文是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结合体，处于人类文字从图画向符号过渡的发展阶段，在象形符号中已经发展出形声、指事、假借等书写符号形式，已经初步具有文字的特征[※注]。方国瑜编撰，和志武（1981）参订的东巴文字典《纳西象形文字谱》，收基本字1340个，派生字250个，并对每一个字的音形义三要素都进行了解说[※注]。和志武（1994）的《东巴经典选译》[※注]、云南社科院东巴文化研究所（1999）出版的100 卷《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注]等，都是译释东巴文的代表性论著。李霖灿（2001）等编纂的《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注] 在我国大陆出版。这些字典和辞书的编撰标志着东巴文研究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水平。

玛丽玛莎文是一种仅在云南省维西县塔城乡自称“玛丽玛莎”的百余户纳西族居民使用的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纳西族学者和即仁、和发源分别于1953年和1956年搜集了一百多个玛丽玛莎文字符。然而，对该文字研究的论著非常少，仅有王元鹿发表的《玛丽玛莎文字源与结构考》[※注]，因此，玛丽玛莎文是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字中研究最为薄弱的文字之一。

达巴文是纳西族摩梭人使用的一种独特文字，用纳西语东部方言记录的，主要用来书写其“达巴教”的占卜经书，所以也称为“摩梭达巴文”或“摩梭文”。达巴文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发现，但其材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公开发表。这些文献材料数量不多，按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符号式经书，所用符号类似摩梭人木垒子房子上的刻画符号，另一类为象形文字历书。从文字性质上看，达巴文是一种极其原始的语段文字。邓章应的《摩梭达巴文初步研究》一文，详述达巴经书的发现过程和现有的资料刊布，分析其文献名称、形制和内容，描述书写占卜经书的符号系统并分析其特点。[※注]

尔苏沙巴文是尔苏人的祭师“沙巴”使用的一种图画文字，这种文字大概有200个，是典型的图画类文字，经常用红、黑、白、蓝、黄、绿等在文字上添色，每一种色彩在文字中表达了一定的意义。孙宏开在《尔苏沙巴图画文字》一文中指出：“尔苏沙巴文处在由图画向文字演变的过渡阶段，故对研究人类文字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注]

（二）音节文字

纳西哥巴文是云南丽江纳西族使用的一种音节文字，笔画简单，一字一音，标音不标调，有一音数字和同字异义，还借用不少汉字。“哥巴”原是纳西语西部方言“弟子、徒弟”的意思。关于哥巴文的创制年代，一般认为比东巴文晚得多。现存最早的哥巴文文献是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丽江上桥头摩崖。

彝文，旧称“罗罗文”或“倮文”，史书也称为“韪书”“爨文”，主要流传于四川、云南和贵州的彝族地区。有学者认为彝文属表意文字，但由于彝文字数较少，全靠象形表意字不能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彝文中的同音假借字数量也非常多，因此，更多的学者认为彝文已经发展成了一种音节文字。四川的彝文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规范工作，是一种典型的音节文字。马学良《彝文和彝文经书》[※注]和黄建明《彝族古籍文献概要》[※注] 是全面了解彝文及其古籍文献的重要论著。虽然彝文研究成果丰硕，但将彝文作为重要语言材料来进行语言学研究的成果还很少。

朝鲜训民正音是朝鲜半岛和我国朝鲜族用来书写朝鲜语的文字，兼具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的特点，朝鲜世宗皇帝李裪命、郑麟趾等学者于1443年创制，在创制时称“训民正音”，简称“正音”，又称“谚文”，1446年正式颁行。每个训民正音代表一个音节，每音节最多有四个音素；而每字的结构最多由五个字母来组成，拼成方块字的模样，以便于与汉字同时使用。后来，汉字使用逐渐减少，当今我国朝鲜族、韩国和朝鲜基本都用谚文字母书写朝鲜语。

（三）字母（音素）文字

我国各民族的字母文字，共有十几种，这些文字大体都是在借用外来字母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其借用字母系统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1）佉卢文、粟特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突厥文等源于阿拉美字母体系；（2）察合台文源于阿拉伯字母；（3）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八思巴文和四种傣文等源于印度婆罗米字母体系。

（四）汉字系文字

我国境内使用或曾经使用的汉字系文字中，有的文字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有过重要影响，如西夏文、契丹文（包括大字和小字）、女真文。南方一些民族使用仿汉文字，这些文字只在民间使用，长期不被人们所知，如壮族的方块壮字、白族的方块白文、苗族的方块苗文、水族的水书，类似的还有方块哈尼文、方块布依文、方块侗文、方块瑶文等。这些文字，类型各异，造字方法多样。

在仿汉文字系统中，西夏文、契丹文（包括大字和小字）、女真文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丰硕，至今仍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并已成为绝学。南方民族的汉字系文字由于历史上只在民间流传使用，文献较为零散，近20年才开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文献，大多还处于起步阶段。

二 新创文字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一直关注新创文字的推广情况，为了深入了解新创文字在推广过程中取得的成绩、遇到的问题以及总结经验教训，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以集体力量完成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包括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点研究课题《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研究课题《我国新创与改进少数民族文字试验推行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加拿大合作项目《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中国卷）》、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研究课题《世界各国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全国人大与国家民委委托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立法研究》等。

20世纪9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民族语文使用的变化及其对策”，并出版了研究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在新创文字方面，还积极开展了确立语言规范或标准语，制定语言政策，从事新词术语研究，推动双语教学、民汉语言翻译等民族语文工作。

三 古文字研究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自1980年成立后，积极组织从事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古籍研究的学者和工作者，举办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古籍研究学术研讨会、学术信息交流会以及讲习班等；组织和编辑出版学术著作，向社会和学术界推荐会员的研究成果。这几十年来，民族古文字研究在资料的收集、文献的整理与解读、新文种的发现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下面仅介绍当代我国古文字学者在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方面取得的若干成就。

（一）察哈台文

国内关于察合台语及其文献研究工作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得到真正的发展。热合木吐拉·加里的《简论察合台语》是国内最早研究察哈台文的论文[※注]。1987年，哈密提·铁木尔和阿不都若夫出版《察合台语》（维吾尔文版）一书。米尔苏里唐和哈米提·铁木尔在《我们关于察合台语的看法》（1993）一文中，讨论了察合台语与维吾尔语和乌孜别克语的关系以及察合台语在突厥语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并得出察合台语是现代维吾尔语基础的结论。该论文被认为是察合台语研究的经典之作[※注]。近年来，阿不都若夫相继出版了《察合台维吾尔语通论》[※注]和《察合台维吾尔语语法》[※注]，这两本书对研究察合台文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吐火罗文

19世纪末在中国新疆发现了吐火罗文（Tocharian language）残卷，后经考释，该语言分东、西两种方言，通称为吐火罗A（焉耆语）、吐火罗B（龟兹语）。所使用的字母是中亚婆罗米斜体字母，时间大约在公元6—8世纪，属于原始印欧语言中的一种独立语言。1890年发现第一份吐火罗文书写的手稿，在20世纪初，大量的吐火罗文文献被西方探险队发现。其中，普鲁士探险队和法国探险队分别在吐鲁番盆地和库车绿洲及其周边地区发掘甚多，所以大多数现有的吐火罗文卷本被保存在德国柏林和法国巴黎。除此之外，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英国伦敦、印度加尔各答和日本也藏有部分文卷。

1974年在新疆焉耆县七个星断壁残垣中发掘出吐火罗文A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注]。耿世民在《新疆古代语文的发现和研究》（1979）一文中最先介绍了吐火罗文的发现。从1982年起，季羡林受新疆博物馆的委托，花了近20年的时间和精力，对1974年在新疆焉耆出土的44页（88面）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进行释读，在国内陆续发表了《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1982）等论文，这些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吐火罗语的研究。1993年季羡林在我国台湾出版《吐火罗语研究导论》，该书详细介绍吐火罗语发现的经过、命名问题、现存的有关资料、相关书目、各种资料的价值及其特色、研究的要点以及确定要点的原则，等等。他还把自己在吐火罗文释读与研究方面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和盘托出，同时综合国际上学者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为海内外相关学科的学者提供了一本翔实的“吐火罗文入门书”[※注]。1998年，他与德国学者Werner Winter和法国学者Georges-Jean Pinault合作，在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Fragments of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ng Museum，China（《中国新疆博物馆吐火罗文A 〈弥勒会见记剧本〉 残片译释》）。自吐火罗文发现以来，这部书是对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片最完整的一次翻译，发现新词、确定词义的数量过百，是吐火罗文研究史上的一次突破性飞跃，打破了近几十年来该项研究的沉寂局面，使国际吐火罗语的研究跨上了新的台阶。

（三）契丹文

契丹文是公元10—13世纪契丹民族使用的文字，所记录的契丹语一般认为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可能和蒙古语比较接近。契丹文实际上有两种，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是由耶律阿保机授意突吕不和鲁不古于神册五年（920）创制的，契丹小字则是在不久之后由耶律迭剌创制的，当时称为“小简字”。从史书及各种考古材料上分析，契丹大字和小字当时曾一起通用，甚至在辽朝灭亡后还被女真人沿用了半个多世纪，其使用时间约300年。到明代，契丹文已经成为一种无人能识的死文字。

契丹小字的研究始于1977年，《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刊载无署名文章《关于契丹小字的研究》，该文对国内外契丹小字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列出国内外契丹小字释读总表，并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此后以清格尔泰、刘凤翥为代表的契丹小字研究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清格尔泰、陈乃雄、刘凤翥等的《契丹小字解读新探》（1978），清格尔泰的《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1992）、《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1997）、《关于契丹小字“大契丹国”的释读问题》（2002）、《20世纪契丹小字研究的重要收获》（2013）等。刘凤翥、于宝麟、郭晓丹的《解读契丹小字的两个方法》（1981）以及刘凤翥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1981）、《从契丹小字解读探达斡尔为东胡之裔》（1982）、《契丹小字解读再探》（1983）、《若干契丹小字的解读》（1987）等，这些论文对后来的契丹小字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西夏、回鹘活字印刷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一书首次刊布了大量珍贵的实物图片和文献资料[※注]。此书论及公元10—13世纪我国西夏文、回鹘文、汉文的俗世文书、典册和宗教经典等，以出土于我国黑水城、吐鲁番、敦煌、贺兰山、灵武、武威等地文献资料为主要线索。作者根据其中西夏文印刷品的字形、墨色、版式、题款等，发现了10多件活字印刷品。此书还首次披露了现存于巴黎的敦煌回鹘文本活字实物的照片和印文。这些发现说明在我国中原地区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不久，这一技术即已传入西夏和回鹘地区，在今宁夏、甘肃、新疆广大地区得到广泛应用，这也为活字印刷术的继续西传创造了深厚的文化和技术背景。

我国学者在其他民族古文字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耿世民对古突厥文的研究，王尧对古藏文的研究，照那斯图对八思巴字的研究，道布对回鹘式蒙古文的研究，史金波对西夏文的研究，等等。同时，在尔苏沙巴文、水书、方块白文、方块壮字的解读和整理等方面也取得较大的进展。

四 中华字库工程：民族文字

早在2003年，李宇明就提出搭建中华字符集大平台的学术构想，并引起了学界、政界的关注（李宇明，2003）。为了保护中华优秀文化遗产，振兴文化产业，国家新闻出版署启动了重大科技工程项目“中华字库”工程。该工程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建设项目，并于2009年列入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该工程对我国所有的出土、传世文献和当代文字作品进行数字化处理，打通信息化的发展瓶颈，建立全部汉字及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库。2011年7月26日“中华字库”工程研发工作启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标志着“中华字库”工程从筹备阶段正式进入全面研发建设阶段。工程共分为28个包，其中第18包和第19包有关少数民族文字。第18包为《少数民族古文字的搜集与整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照排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第19包为《少数民族现行文字的搜集整理与字库制作》，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照排有限公司牵头实施。该工程是中华文化步入信息化的基础工程。

第四节 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包括诸多方面，如民族语言的使用情况、文字的推广与应用、民族文字翻译、语言教学、民族文字编码及其信息处理、民族语言自然语言处理以及有声数据库和电子词典，等等。

一 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现状调查研究

1980年1月第三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民族的150 多名语言学家、翻译家、语文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有关领导同志参会，共同探讨当前民族语文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傅懋勣和王均在讨论会上做了《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使民族语文工作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报告，强调新形势下培养民族语文队伍问题和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问题，由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现状调查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注] 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现状调查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注]

（一）民族文字使用情况调查

1983—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开展南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现状调查，1985—1988年，民族所与国家民委共同组织了国家社科基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项目”，在3年时间里对全国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盟）、113个自治县（旗）使用的65种语言和30种文字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1992）、《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1993）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1994）三本专著。

1991年全国民族语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对新时期民族语文工作做了部署，提出了当前和今后民族语文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要求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加强领导，给予关心和支持，切实把这项工作做好。新时期民族语文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语文政策；加强民族语文法制建设；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语文理论、政策的宣传；搞好民族语文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处理；促进民族语文的翻译、出版、教育、新闻、广播、影视、古籍整理事业；推进民族语文的学术研究、协作交流和人才培养；鼓励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注]

1993—1995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与国家民委和地方民族语文机构合作对我国新创和改进少数民族文字的试用推行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总结了在推行新创和改进的少数民族文字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1996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民族语文使用的变化及其对策”研究，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1999），该书不仅介绍了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情况、民族语文工作及双语教育问题，在此基础上还深入调查和分析了制约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的因素，并对新时期民族语言文字使用特点的变化提出建议，可谓一部有关民族语言文字情况的国情研究报告。

（二）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由戴庆厦主编的“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从2007年开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到2014年已经出版19部。该套丛书重点呈现了基诺族、阿昌族、哈尼族、彝族、拉祜族、白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进入新时期后的使用情况，并探索其演变规律，是我国语言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套丛书的出版对了解和认识当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状况及其变化有许多参考价值，对语言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也能提供最新的鲜活的资料，还可作为制定民族语文政策、科学地开展民族语文工作的咨询和参考材料。

二 民族文字翻译

翻译研究是语言应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我国民族语与汉语之间的翻译具有重要的实践与应用价值。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包括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互译和民族语与民族语之间的互译。1955年12月12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的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中心），是唯一的国家级民族语文翻译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承担党和国家重要文件文献、法律法规和重大会议的民族语文翻译和同声传译工作，为党和国家及社会组织提供民族语文翻译服务；开展民族语文基础理论、翻译理论和有关特殊问题的研究，提出有关意见建议；开展民族语文新词术语规范化、标准化研究，提出民族语文新词术语标准建议；开展民族语文信息化研究，参与或承办民族语文信息化相关工作；联系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机构和民族语文翻译专家，承担民族语文翻译有关业务交流合作和业务培训工作。该局下设蒙古语文室、藏语文室、维吾尔语文室、哈萨克语文室、朝鲜语文室、彝语文室、壮语文室、研究室（民族语文翻译研究所），并于2008年创办《民族翻译》杂志。

70年来，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中心）承担并圆满完成了历届全国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的民族语文翻译和同声传译任务，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文七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各类经典著作、文献文件、法律法规、词典书刊等累计4亿余字。主要译著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选集》《资本论》《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江泽民文选》《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政协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汇编》《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发展》《西藏的建设与环境保护》《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新疆的历史与发展》《中国加入WTO知识读本》《民族地区基层干部培训教材》《民族团结教育通俗读本》《新词语词典》《民族画报》《民族文学》杂志等。

三 民族语言文字资源库建设

民族语言文字资源库的建设是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基础性工作。目前，民族语言文字资源库建设处于起步阶段，要借鉴汉语基础资源库的建设经验，通过开展相关的基础研究，研发多文种的多种资源库，包括语音数据库、词汇数据库、文本数据库以及有声数据库。

（一）语音参数数据库

语音语料库研究，包括语音语料库的构建及标注方法研究，如《安多藏语单音节声学参数数据库研究探讨》[※注]《维吾尔语语音数据库的手工标注及软件实现》[※注]、那斯尔江和吾守尔的《维吾尔语大词汇量连续语音识别研究——语音语料库的建立》[※注] 等。内蒙古大学建立了《蒙古语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注]和《蒙古语韵律特征声学参数数据库》[※注] 等，这些语音数据库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语音声学特征和言语工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词汇数据库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联合开发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词汇语音数据库》，2009年已按计划完成全部数据采集和软件研制工作，数据库软件系统名称定为“汉藏语言数据检索系统”，是一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该数据库检索系统共收集国内外非常重要的语言或方言125种。其中包括汉语方言12个点的数据和李方桂、高本汉等学者的上古、中古汉语构拟系统5种；中国境内藏缅语族藏语支9种、羌语支语言13种、彝语支语言15种、缅语支语言9种、景颇语支语言7种，境外藏缅语族语言7种；侗台语族台语支语言6种、侗水语支语言3种、黎语支语言2种、仡央语支1种；苗瑶语族苗语支语言11种、瑶语支语言2种、畲语支1种；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语言6种；南岛语系台湾少数民族语言4种，美波语族12种；汉藏语构拟1种；南岛语构拟3种。除此之外，系统中还装入了汉语与民族语言或者民族语言与汉语对照词典12部。这些研究项目提高了语言结构分析的自动化程度，改进了传统语言描写和比较的研究方法，扩大了语言研究的范围，为进行大范围语言结构属性和关系属性的量化分析提供了方便。

（三）语言资源库建设

自21世纪以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一些高校和地方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单位，大力资助语言资源库建设，使少数民族语言的资源库建设得到蓬勃发展。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库要依照统一规范，实地采集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及其方言的真实语音及话语资料，并经过科学的整理加工转写为文本，长期保存，以便将来深入研究和有效地开发利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自2010年开始资助少数民语言和方言的有声数据库建设、濒危语言的抢救、保存与传承等45项，其中重大项目14项、重点项目10项、一般项目17项、青年项目4项。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近10年来也积极支持濒危语言文字、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有声资源库建设。

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纪录语言学”项目“多媒体纪录黑水县羌语”“多媒体纪录贵州毕节市大南山苗语”收集每个点原始多媒体数据500G。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有声资源库创建”，用多媒体记录贵州苗语、白语、黑虎羌语、吕苏语、水语和纳西语。

教育部、国家语委自2015年起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范围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是对原有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的进一步扩充、整合，其目的是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记录和收集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动态语料，通过科学整理和数字化处理，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并开展语言资源保护研究工作，形成系统的基础性成果，进而推进深度开发应用，全面提升我国语言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服务。已经调查少数民族语言一般点300个、濒危点100个、语言文化调查20个点。

四 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民族文字信息处理，涉及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柯尔克孜文、锡伯文8种文字信息的处理问题，以及情报检索、机器翻译、事务管理、专用终端设备、编码方案、图书管理、语言语音信号处理、少数民族文字照排系统等多方面内容。

（一）民族文字信息处理

新时期民族语文的标准化已开展了术语标准化、信息技术标准化和文献标准化等几方面的工作。1995年，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特别分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先后建立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柯尔克孜文等语种工作组。目前各有关机构正在组织制定有关语种的基础性术语标准。在各地民语委、各专业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先后制定发布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彝文、傣文等语言文字的计算机文字编码、字体字形、术语等方面的标准。信息技术标准化工作主要是制定字符集、键盘和字模标准。目前，我国已有蒙古文、藏文、彝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等文种制定了字符集、键盘和字模的国家标准，而且藏文、蒙古文的字符集标准已通过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审定，成为国际标准。民族语文文献标准化工作已制定了民族名称的转写标准，对少数民族的地名、人名的拼写标准也作了相关规定。

在研制信息技术标准的同时，我国也着手研究和开发民族文字信息处理技术，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陆续推出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柯尔克孜和锡伯等民族的文字处理系统，开发了一批民族文字的操作应用系统、排版系统，建立了一批民族语文的数据库，使民族语文在新技术领域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98年，教育部、国家语委负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及信息化管理工作后，提出了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设想，加强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科学研究，特别是信息处理应用研究。2004年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民族语文信息化工作的批示精神，推动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规范化，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在征集各地意见和专家研讨的基础上，制定了《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与信息化课题指南》，分批启动了一些科研项目，主要包括少数民族文字的字符集及平台建设、民族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民族语言文字资源库建设、语言保护与应用等，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字符总集”收集了38种我国古今非拉丁字母系的少数民族文字，是迄今国内外收录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种最多、字符最全的字符集。

20世纪90年代初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推出了以该公司为主研发的《少数民族文字排版系统》，以后逐步扩充发展成为包含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彝、壮、傣等多文种的排版软件。如今，各级和各地部门的少数民族文字的排版印刷输出广泛地使用了方正排版系统软件产品。

民族文字印刷体和手写文字的扫描识别技术已经在少数民族语言的多语种环境中实现并得以广泛应用，例如由清华大学、西北民族大学、新疆大学、内蒙古大学及内蒙古师范大学合作研发的《统一平台民族文字印刷文档自动识别系统》，支持汉、英、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日等印刷文字的扫描与自动识别；另外，内蒙古大学计算机学院、中科院软件所、新疆师范大学等单位也进行了印刷文字识别与手写识别的研究与开发。

2005年，袁贵仁概括了民族文字信息处理工作取得的成就：“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三十多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制定了蒙、藏、维（哈、柯）、朝、彝、傣文编码字符集、键盘、字模等国家标准；在国际标准的最新版本中，在基本多文种平面中正式收入了我国提交的蒙、藏、维（哈、柯）、彝、傣文编码字符集；有些软件已实现Windows系统上的运行；已开发出几种电子出版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各类数据库不断问世；一些文种的网站或网页初步建成；语音及文字识别、机器辅助翻译等也有了一定进展。”同时，他还指出了民族文字信息处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工作还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核心技术比较少，缺乏较好的多文种统一的操作系统平台，软件之间兼容性差；高水平的语料库和相关数据库不多；民族文字网站的技术含量还不高；在管理上，缺乏统一规划和强有力的引导，资金投入分散；软件开发各自为政，存在着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开发现象。要使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化适应新形势，迈出新步伐，必须加强规范标准的制定，建设多文种统一的平台，重视资源库建设。”[※注]

（二）自然语言信息处理

自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自然语言信息处理有较大进展，如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研制的《蒙古语语法信息词典》（2000）确定了蒙古语各类词的语法属性字段及其取值规范，包括词干信息词典和附加成分词典《构形附加成分语法信息词典》两个主要部分。词干信息词典收录了25870条蒙古语词汇。

青海师范大学藏文智能信息处理省级实验室陆续推出了《汉藏科技机器翻译系统》（1998）、《实用化汉藏机器翻译系统》（2001）、《汉藏英互译电子词典》（2012）等。

新疆大学研制的《现代维吾尔语真实文本语料库》（2002），达到200万词级规模。由新疆师范大学研制的《维吾尔语大型语料库、知识库》（2003）目前已经产生了维吾尔文献语料库、短语语料库、词汇歧义规则库、语法语义信息词汇词典和句子树库有句子特征库、句子树库和句子成分特征库、维吾尔语框架语义知识库等15种信息资源库。此外，他们还研制开发了现代维吾尔语词汇处理系统、短语处理系统、句法分析处理系统、标注处理系统、词频统计系统等14种维吾尔语料库智能处理工具软件。

电子词典不仅对辅助词典编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语言信息处理应用的重要基础，如文本校对、智能输入、文字识别的后处理、机器翻译等。由此也带动了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彝语、柯尔克孜语等语种的电子词典及其应用产品的研究与开发。还有一些论文以自动分词为主要目标，主要涉及不同语言单位的分词规则研究、基于统计的分词算法研究、辅助人工标注系统研究以及不同语言单位的自动识别研究。

第五节 跨境语言文字研究

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壮、彝、苗、布依、瑶、哈尼、傣、傈僳、佤、拉祜、景颇、柯尔克孜、布朗、塔吉克、怒、乌兹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京、塔塔尔、独龙、赫哲、门巴、珞巴等33个民族是跨境民族。由于有的民族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按国内语言统计，跨境语言总数有50 余种[※注]，所以，跨境语言数目比跨境民族多。

戴庆厦在《论跨境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009）一文中指出：“跨境语言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或薄弱环节。在当今时代，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信息一体化的到来，各国之间出现了新的合作关系，因而跨境语言研究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人们亟须认识不同国家跨境语言的现状及其历史演变，并对跨境语言有个整体的科学认识。”与此同时，他还认为跨境语言研究还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1）有利于国家制定跨境语言的政策，解决跨境语言使用中出现的问题。原来是同一群体、使用同一语言的人们，后来因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而产生了差异，但两地群体、两种语言还存在密切的联系，不同国家在解决跨境民族、跨境语言问题的对策上，必须考虑到跨境的特点，采取有利于跨境民族发展的措施。（2）有助于解决跨境民族文字的使用、规范和统一。如中国的景颇族和缅甸的景颇族都使用拉丁字母形式的景颇文，但由于跨境的原因，两地文字的规范和拼读都存在一定的差异。从20世纪的50年代开始，两地的景颇族知识分子就提出如何促进两国景颇文的统一。泰国阿卡族与中国的哈尼族各有新创的、特点不同的拉丁字母文字，目前泰国的阿卡族中的文化人士及有识之士意识到统一文字的必要性，正在积极推进中、老、泰、越、缅5国阿卡—哈尼文字的统一。（3）有助于促进民族跨境两国的互利和交融，有利于边境的安全和边疆的巩固。跨境民族必然存在文化接触和文化交流，对跨境语言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另一国家，增进两国的感情。（4）有助于认识跨境民族的发展，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民族史和民族文化提供借鉴。[※注]

一 跨境语言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关注跨境语言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教师曾经初步研究了壮、傣、布依、苗、瑶、傈僳、景颇、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语言的跨境特点，并于1993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多语种的跨境语言研究论文集——《跨境语言研究》。国内跨境语言研究目前主要关注两国跨境语言的本体结构特点、语言跨境的形成及分布的变迁、跨境民族的语言使用状况（跨境两侧语言的使用功能特点）、跨境语言与该国通用语的关系、跨境语言研究成果及资料汇编、跨境语言的调查记录、语言变异与历史比较研究（戴庆厦，2014；李锦芳，2013）。尽管学者们对跨境语言的关注已有20多年了，但学术成果仍偏少，目前发表的成果只有程适良的《新疆的跨境民族语言研究论略》（1995）、韦树关的《越南中越跨境壮侗语族语言的变异》（1999）、戴庆厦的《论跨境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2009）和《开展我国跨境语言研究的构想》（2013）、李锦芳的《论中越跨境语言》（2013）、戴庆厦的《跨境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2014）、郭龙生的《媒体语言中的跨境语言规划研究》（2014）以及周庆生的《中国跨境少数民族语言类型》（2014）。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策划“跨境语言研究系列丛书”，由戴庆厦担任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目前已经出版9部。该丛书主要以两方面的内容为主，一方面是跨境语言使用现状和个案研究，另一方面侧重跨境语言本体结构研究。

跨境语言使用现状及其个案研究方面，有戴庆厦主编的《泰国万伟乡阿卡族及其语言使用现状》（2009）、《泰国清莱府拉祜族及其语言使用现状》（2010）、《老挝琅南塔省克木族及其语言》（2012）、《泰国优勉（瑶）族及其语言》（2013）等。这几本书旨在通过实地调查，认识跨境语言的现状及其演变规律，丰富语言学、民族学的理论，并为解决跨境语言的应用问题提供对策。

跨境语言本体结构研究方面，戴庆厦等的《泰国阿卡语研究》（2009）侧重语言本体研究，通过田野调查获取大量翔实的语料，对跨境语言理论研究以及语言应用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白萍的《内蒙古额尔古纳俄罗斯语研究》（2011）对内蒙古额尔古纳俄罗斯语的语法结构及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共时描写与分析。林焘主编的《东干语调查研究》（2012）对东干语语法结构及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共时描写与分析。白萍的《跨境俄罗斯语——新疆俄罗斯族语言研究》（2014）主要描写居住在我国新疆地区的跨境民族——俄罗斯族的口语语音、形态、词汇和句法特点，并与境外俄语做了细致比较，既展现了新疆俄罗斯语的语言状态和演变特点，也指出了与境外俄语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哈斯额尔顿、包满亮的《蒙古国蒙古族语言使用现状》（2014）介绍了蒙古国及其后杭爱省、乌兰巴托市蒙古语使用方面的个案情况，并从语音、形态学、词汇三个方面分析比较了蒙古国蒙古语中心方言与中国蒙古语基础方言的异同点。

二 跨境文字研究

有关跨境文字和跨境语言规划方面的研究，只有熊玉有的《谈谈我国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1999）和黄行的《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2014）。在调查和研究跨境语言文字时，既要调查和研究跨境国家在跨境民族、跨境语言的法律、法规与政策，还要充分考虑跨境的特点，采取有利于跨境民族发展的措施。在解决跨境民族的文字使用和规范问题时，必须考虑跨境双方或几方的特点和现实情况，才能提出有利于跨境民族的相互交流和共同发展的方针与政策。李锦芳《论中越跨境语言》（2013）一文，认为跨境语言文字牵涉诸多方面，如拼写符号的创制、规范、应用问题及边境语言文化安全等。中越两国分别为跨境的壮、侬、岱、苗、瑶等民族创制了文字或拼音转写符号，均为拉丁字母，但有的民族还同时在民间使用传统文字，如壮、侬、岱、瑶族的方块字。随着国际交往、边民来往的频繁，两国同一民族的相互比较增多，民间出现统合、规范文字或拼写符号的需求，学界及政府该如何对待与回应，值得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还涉及跨境民族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更关涉到文化安全及边疆繁荣稳定。

三 跨境语言的地位问题

跨境语言的研究现状主要包括跨境语言研究的意义、跨境语言本体结构的差异、跨境文字的特点以及跨境语言使用情况方面的个案研究，尚未充分认识和调查研究跨境语言的特点和战略意义。在国家倡导“一带一路”战略架构下，要充分认识跨境语言的多样性、相似性和差异性，有的跨境语言有传统文字，如蒙古文、朝鲜文、哈萨克文、乌兹别克文、柯尔克孜文、傣文、藏文等；有的语言没有传统文字，如鄂温克语、克木语、格曼语、达让语等；有的跨境语言境外传教士创制文字，在我国是新创文字；有的语言国内是少数民族语言，国外是该国通用语言文字，如朝鲜语、蒙古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柯尔克孜语等；还有跨境方言，如东干语等。跨境语言的多样性、相似性和差异性会导致跨境语言的地位有所差别，其发展趋势可能也不一样。正确处理好跨境语言文字问题，一方面确保边疆民族的团结、稳定与发展；另一方面也能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

2013年11月11日北京语言大学牵头，协同国内10多所科研院所成立“中国周边语言文化协同创新中心”，该中心以“睦邻、戍边”为根本使命，将通过四大工程、九大任务、十几个支撑平台，建设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周边语言文化数据中心、研究中心和人才基地，打造国家语言战略智库，构筑中国周边软实力支撑网络。

第六节 民族语言研究的问题与趋势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普查，经过70年来的调查研究，基本上摸清了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概貌，但至今我们对大多数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对有一些语言所知甚少。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也遇到诸多问题，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

一 民族语言研究中的问题

（一）新创文字面临的问题

除了民族传统文字是国务院批准使用的文字外，新创民族文字（壮文除外）大多数都处在试用阶段，且多数处于停滞状态。新创文字翻译机构严重萎缩、翻译人才奇缺，不能满足当地百姓的需求。要正确认识新创文字的作用，如新创文字能够体现宪法的“民族平等”精神、维系民族认同、促进社会稳定；在某些单语区，新创文字具有扫盲、识字的功能；提高双语文教学质量；可以准确地记录、保存和传承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等。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影响下，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环境发生了巨变，各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应当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进行区别对待，理性把握，分类指导，稳步推进新创文字。

（二）研究方法问题

在过去70年里，尽管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在个别领域坚持自身的特点和方法，发现了一些汉语没有的独特的现象，但是，绝大多数领域主要借鉴或者套用汉语的研究框架去描写和分析少数民族语言，没能充分描写和分析有些语言的特点。近些年来，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逐步走自己特色的研究道路，然而，总体上还没能摆脱汉语的研究框架。21世纪赋予了当今语言研究的综合性特点，多学科、跨学科交融下的研究注定成为发展趋势，在这种学术语境中，语言学该如何发展？以往的研究有哪些经验和教训？研究范式是否该发生深刻变化？语言研究能为国家、时代作出什么贡献？凡此种种都值得整个学界深入思考。

在进行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过程中，有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必须加以研究并取得共识，譬如学者们对谱系划分问题、核心词问题一直处在争论之中，采用自下而上（基础构拟），还是自上而下（远程构拟）？还是兼而有之？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如何确定亲属语言的同源词？如何确定早期借词和同源词的区分标准？如何认识不同历史阶段的语言接触对语言演变的影响，等等。

国外学者用“特证词”对应方法构拟原始母语，如日本学者池田巧就指出：“为了在词汇方面找出为划分羌语支的独有特点，必须在藏缅语同源词中找出羌语支固有且内部一致，同时又能与其他语支区别开来的词语，他称这些词语为羌语支的‘特征词/认同词’。这些特征词能作为讨论该语言支属关系的标准指标。”（2012）这种方法能否可行？是否可以借鉴？

由于词汇的变化比语法的变化快，语法相对稳固一些，所以也有国外学者运用形态的系统对应构拟原始母语的形态特征，如罗仁地（LaPolla，2012）的《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和依据》探讨了汉藏语系语言之间亲属关系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使用了一套固定的特征来衡量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并认为该方法经得起统计概率的检验。这套方法能否适用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构拟？

（三）研究队伍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满足语言普查和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需要，培养了一大批各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人员和工作者。这些老专家、老学者都已古稀或者耄耋之年，50 后逐渐退居二线，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60、70后出生的学者在支撑着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未来。近20年来汉语方言研究队伍和外语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相反，民族语言研究机构和队伍普遍萎缩，有的大语种也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若要保持民族语言研究队伍，必须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措施，积极培养民族语言研究接班人，使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事业薪火相传。

二 民族语言研究的趋势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经过70年的探索和积累，结合当今国内外语言学的思潮与趋势，我们认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会有较大的突破和发展。

（一）描写与历史语言学

共时描写是研究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研究得以全面、深入发展的前提，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任何其他方面的研究只会是空中楼阁，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只有不断坚持深入的描写研究，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类型比较研究或者语言应用研究才能更深入、更可信、更具说服力。因此，在原有大规模语言普查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和手段，对某一个语言的某一方言或者土语进行深入的描写研究，并进一步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二）纪录语言学

20世纪末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字媒体的出现，语言档案的数字化使语料的永久保存和全球传播成为可能，纪录语言学也由此应运而生。纪录语言学是在新的语言观、新的调查研究手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语言学分支学科，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对于语言学学科自身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作为在研究目的和研究手段上都有变革性发展的学科，其成果的学术价值尤其值得关注。语言纪录的最终成果是多功能、多用途的多媒体数字档案，可以为不同学科学者、不同人群服务，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目前，国内学术界在民族语言的记录和研究方面大力应用数字技术，相关软件得到开发和应用，为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语言的全方位记录奠定了技术基础。

2008年10月13日，为全面掌握语言国情，加快普通话推广和语言文字信息化建设，抢救、保存衰危的语言及方言并向社会提供服务，国家语委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程，这是中国国家层面记录与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之重大举措。自2010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也逐年积极支持濒危语言文字和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有声资源库建设。

总之，记录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提供了语言记录的方法和技术，将会在信息化的社会中快速发展，并为维护国家信息安全提供语音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三）语言类型学

当代语言类型学一般有三层意思：（1）类型分类：根据跨语言的结构特征，进行类型归类；（2）类型归纳：研究跨语言里系统出现的模式，并进行概括或者归纳；（3）功能—类型学解释：要对归纳的现象进行解释。类型学代表了一种方法或者一种理论框架，这种方法区别于以往美国的结构主义和生成语法的方法。类型学观与功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功能主义观认为语言的结构主要通过语言的功能来解释，所以，把在此意义上的类型学称为功能—类型学方法，这个定义称为功能—类型学解释。[※注]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倡导用语言类型学方法研究少数民族语言（傅懋勣、王均，1980），但在当时受条件的限制，语言类型学研究还开展不起来。自21世纪以来语言类型学在国内越来越受到重视，逐步成为国内语言学的显学之一。随着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宽，语言类型学将继续成为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

（四）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是当今认知科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第二代认知科学和体验哲学为理论背景，在反对转换生成语法的基础上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开始成型。认知语言学不是一种单一的语言理论，而是代表一种研究范式，是多种认知语言理论的统称，其特点是把人们的日常经验看成语言使用的基础，着重阐释语言和一般认知能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有丰富的语言资源，为解释语言的共性和多样性的认知动因提供宝贵的语料。然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在认知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仅涉及空间范畴，其他领域仍然是有待开垦之地，认知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今后将大有作为。

国外学者已用构式语法方法分析汉藏语的结构特点，如罗仁地（LaPolla，2013）的《汉藏语分析的构式方法之论证》。该文认为，没有独立于构式的句法范畴，所有语言的结构都是不断重复的话语模式的约定俗成。用构式方法进行语言比较时，同样不要假定任何共性语法范畴。我们应该用归纳法进行描写和比较，看一个语言中出现什么样的构式。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会在经验基础上进行描写和比较，更能充分反映世界语言中所发现的结构多样性。

可以预期，未来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必将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多元必将多彩，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主要参考文献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力提甫·托乎提、张定京主编：《阿尔泰语系语言传据范畴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朝克：《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年版。

朝克、李云兵等：《中国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史论》（第1—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陈宗振：《中国现代突厥语族语言研究概况》，《语言与翻译》2009年第3期。

陈士林等：《凉山彝语动词的使动范畴》，《中国语文》1962年第8—9期。

程适良：《新疆的跨境民族语言研究论略》，《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4期。

[日]池田巧：《羌语支语言的特证词——试探西夏语与羌语支的关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日本东方学》第二辑，中华书局2012年版。

戴庆厦：《我国藏缅语族松紧元音来源初探》，《民族语文》1979年第1期。

戴庆厦：《载瓦语使动范畴的形态变化》，《民族语文》1981年第4期。

戴庆厦、岳相昆：《景颇语的声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戴庆厦主编：《跨境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戴庆厦、徐悉艰：《景颇语词汇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戴庆厦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书海出版社1998年版。

戴庆厦：《景颇语的连动式》，《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戴庆厦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

戴庆厦：《景颇语的话题》，《语言研究》2001年第1期。

戴庆厦：《“十五”期间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评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戴庆厦主编：《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研究丛书》，商务印书馆2007—2014年版。

戴庆厦：《论新时期的民族语言翻译》，《民族翻译》2008年第1期。

戴庆厦：《论新时期我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国情调查》，《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戴庆厦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60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戴庆厦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研究系列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014年版。

戴庆厦：《中国的语言国情及民族语文政策》，《国际汉语教育》2010年第4期。

戴庆厦：《开展我国跨境语言研究的构想》，《百色学院》2013年第4期。

戴庆厦：《跨境语言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语言文字应用》2014年第2期。

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第1—4卷），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2011年版。

丁文江：《广西壮语之研究》，《科学》1929年第14卷第1期。

傅懋勣：《丽江么些象形文 〈古事记〉 研究》，武昌华中大学 1948年版。

傅懋勣：《云南省西双版纳允景洪傣语的音位系统》，《科学通报》1955年第9期。

傅懋勣：《全面开展民族语言研究》，《民族语文》1979年第1期。

傅懋勣：《建国三十五年来民族语言科研工作的发展》，《民族语文》1984年第5期。

嘎日迪：《起步奋斗的二十年——庆祝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专业委员会成立20周年暨第十届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讨会召开》，《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

高华年：《彝语语法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格桑居冕：《藏语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1982年第5期。

耿世民：《新疆古代语文的发现和研究》，《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耿世民：《吐火罗人及其语言》，《民族语文》2004年第6期。

郭龙生：《媒体语言中的跨境语言规划研究》，《文化学刊》2014年第3期。

哈申格日勒：《蒙古语族语言形态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胡素华：《凉山彝语的话题结构——兼论话题与语序的关系》，《民族语文》2004年第3期。

胡素华：《彝语诺苏话的连动结构》，《民族语文》2010年第3期。

胡素华：《凉山彝语的差比句》，《民族语文》2005年第5期。

胡坦：《论藏语的比较句》，《民族语文》1985年第5期。

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黄成龙：《羌语子句的关系化手段》，《民族语文》2008年第4期。

黄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序类型》，《民族语文》1996年第1期。

黄行、许峰：《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14年第2期。

季羡林：《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民族语文》1982年第4期。

江荻：《20世纪的历史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金鹏：《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李方桂：《武鸣壮语》，中国科学院1953年版。

李方桂：《水话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7年版。

李方桂：《剥溢土语》（上、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

李锦芳：《论中越跨境语言》，《百色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李宇明：《搭建中华字符集大平台》，《中文信息学报》2003年第2期。

李宇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规范化信息化报告》，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

李宇明：《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2期。

哈申格日勒：《蒙古语族语言形态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

李云兵：《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李泽然：《哈尼语的话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李泽然：《哈尼语的连动结构》，《民族语文》2013年第3期。

力提甫·托乎提：《维吾尔语的关系从句》，《民族语文》1995年第6期。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林毅：《通古斯语支跨境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展望》，《北方语言论丛》2011年00期。刘策奇：《壮语之我见》，《歌谣月刊》1924年第54期。

刘策奇：《广西语言概论》，《歌谣月刊》1925年第81期。

刘丹青：《汉藏语言的若干语序类型学课题》，《民族语文》2002年第5期。

刘凤翥、于宝麟、郭晓丹：《解读契丹小字的两个方法》，《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刘凤翥：《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刘凤翥：《从契丹小字解读探达斡尔为东胡之裔》，《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1期。

刘凤翥：《契丹小字再探》，《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刘凤翥：《若干契丹小字的解读》，《民族语文》1987年第1期。

罗常培：《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边疆人文》，1944年第3—4期。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1950年。

罗常培、邢庆兰（邢公畹）：《莲山摆夷语文初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1950年。

罗常培：《关于少数民族语文工作的报告自1950年7月至1952年4月》，《科学通报》1952年第7期。

罗常培：《贡山俅语初探》，《国学季刊》第7 卷第3 期，北京大学，1952年。

罗常培、傅懋勣：《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载罗常培等编《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中华书局1954年版。

马学良：《撒尼彝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

马学良等：《语言调查常识》，中华书局1956年版。

马学良、罗季光：《我国汉藏语系元音的长短》，《中国语文》1962年第5期。

马学良：《谈谈民族文字与双语教学》，《贵州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

马学良：《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基本训练》，《民族语文》1989年第3期。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马学良：《汉藏语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民族语文》1996年第4期。

倪大白：《侗台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欧阳觉亚、孙宏开、黄行主编：《中国民族语言文字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潘悟云：《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中国语言学报》（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1995年第6期。

清格尔泰、陈乃雄、刘凤翥等：《契丹小字解读新探》，《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

清格尔泰：《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民族语文》1992年第2期。

清格尔泰：《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清格尔泰：《关于契丹小字“大契丹国”的释读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清格尔泰：《20世纪契丹小字研究的重要收获》，《华西语文学刊》2013年第8辑。

瞿霭堂：《卓尼藏语的声调与声韵母的关系》，《中国语文》1962年第7期。

瞿霭堂：《藏语的复辅音》，《中国语文》1965年第6期。

瞿蔼堂：《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语言研究》1981年第1期。

瞿霭堂、谭克让：《阿里藏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确精扎布：《关于蒙古语的长元音和复元音》，《蒙古语文》1954年第2期。

王均：《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科学通报》1956年1月号。

王均：《民族语文研究工作中的几个迫切问题》，《民族语文》1979年第3期。

王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情况》，《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

史金波：《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概说》，《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

孙宏开：《我国开展语言规划工作的基本情况》，《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孙宏开：《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的编纂》，《辞书研究》1997年第4期。

孙宏开：《20世纪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翻译》1998年第4期。

孙宏开：《论藏缅语动词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1998年第6期。

孙宏开、江荻：《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之争及其源流》，《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2期。

孙宏开主编：《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1999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2002年）、民族出版社（2002—2014年）。

孙宏开（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1999年）、民族出版社（2001—2012年）。

孙宏开、胡增益、黄行主编：《中国的语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孙宏开：《改革开放以来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学术前沿论坛科学发展：社会秩序与价值建构——纪念改革开放30年》，2008年。

孙宏开：《藏缅语族羌语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孙宏开等主编：《汉藏语语音和词汇（上、下）》，民族出版社2017年版。

孙竹：《蒙古语族语言词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王尧：《藏语的声调》，《中国语文》1956年第6期。

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论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王远新：《中国民族语言学：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王远新：《突厥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韦树关：《越南中越跨境壮侗语族语言的变异》，《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

肖家成：《景颇语的弱化音节》，《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

熊玉有：《谈谈我国跨境民族的语言文字问题》，《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徐世璇：《论濒危语言的文献记录》，《当代语言学》2007年第1期。

徐悉艰：《景颇语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1984年第1期。

杨涤新：《撒拉人语文习俗之调查》，《西北学术月刊》1943年第2期。

杨涤新：《青海撒拉人之生活与语言》，《新西北》1945年第8期。

余金枝：《矮寨苗语的差比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喻世长：《布依语语法概要》，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喻世长：《应该重视语言互相影响的研究》，《民族语文》1984年第2期。

喻世长：《走民族语和汉语兼懂兼通的路——促进少数民族语言的稳步发展》，《民族语文》1994年第2期。

袁家骅：《阿细民歌及其语言》，科学出版社1953年版。

扎拉其夫：《巴林土语的复辅音和长辅音》，《内蒙古大学》1962年第1期。

张惠英：《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六种简评》，《语言科学》2002年第1期。

赵明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定稿会述略》，《民族语文》1990年第2期。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主编：《布依语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主编：《景颇语语法纲要》，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主编：《傈僳语语法纲要》，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词典系列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1996年）、民族出版社（2002—2005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版。

周国炎：《布依语比较句的结构类型》，《布依学研究》1998年。

周庆生：《中国跨境少数民族语言类型》，《文化学刊》2014年第3期。

周士宏、宁瑶瑶：《现代维吾尔语的话题结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Ji，Xianlin（季羡林），Werner Winter and Georges-Jean Pinault. Fragments of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ng Museum，China.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98。

LaPolla，Randy J.（罗仁地），《汉藏语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和依据》（Comments on methodology and evidenc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语言暨语言学》（Language and Linguistics），13（1），2012。

LaPolla，Randy J.（罗仁地），《汉藏语分析的构式方法之论证》（Arguments for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石锋、彭刚编《大江东去——王士元教授八十岁贺寿文集》，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