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56个民族中，10多个民族有自己的传统文字，有些民族使用图画象形文字，有的民族使用方块汉字，有的民族没有自己的书写系统。[※注]

一 少数民族传统文字

少数民族传统文字是指历史上创制并沿用至今的文字或者已经失传的文献，包括藏文、彝文、纳西东巴文、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焉耆—龟兹（吐火罗）、西夏文、八思巴文、契丹文、朝鲜文、满文等传统文字和文献。其中不少文字历史悠久，如佉卢文在公元前已传入我国，粟特文有2—3世纪的铭文，焉耆—龟兹文有5世纪的文献，藏文、突厥文、回鹘文、于阗文、契丹字（分大字和小字）、西夏文等均有千年以上或千年左右的历史。其余如察合台文、八思巴字、女真大字、女真小字、朝鲜训民正音、彝文、4种傣文（傣泐文、傣绷文、傣纳文、傣端文）、满文、东巴文、哥巴文、尔苏沙巴文、方块白文、方块壮字、水书、汪忍波傈僳文等都有较长的历史。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字可分为图画象形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和仿汉文字4种类型。

（一）图画形象文字

我国西南众多少数民族中流传着图画似的记事符号，有的比较原始，有的已经有图画象形文字，如纳西的东巴文、尔苏沙巴文。

纳西东巴文是学者们最早关注的图画文字之一，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傅懋勣（1981）的《纳西族图画文字 〈白蝙蝠取经记〉 研究》指出东巴文是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结合体，处于人类文字从图画向符号过渡的发展阶段，在象形符号中已经发展出形声、指事、假借等书写符号形式，已经初步具有文字的特征[※注]。方国瑜编撰，和志武（1981）参订的东巴文字典《纳西象形文字谱》，收基本字1340个，派生字250个，并对每一个字的音形义三要素都进行了解说[※注]。和志武（1994）的《东巴经典选译》[※注]、云南社科院东巴文化研究所（1999）出版的100 卷《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注]等，都是译释东巴文的代表性论著。李霖灿（2001）等编纂的《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注] 在我国大陆出版。这些字典和辞书的编撰标志着东巴文研究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水平。

玛丽玛莎文是一种仅在云南省维西县塔城乡自称“玛丽玛莎”的百余户纳西族居民使用的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纳西族学者和即仁、和发源分别于1953年和1956年搜集了一百多个玛丽玛莎文字符。然而，对该文字研究的论著非常少，仅有王元鹿发表的《玛丽玛莎文字源与结构考》[※注]，因此，玛丽玛莎文是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字中研究最为薄弱的文字之一。

达巴文是纳西族摩梭人使用的一种独特文字，用纳西语东部方言记录的，主要用来书写其“达巴教”的占卜经书，所以也称为“摩梭达巴文”或“摩梭文”。达巴文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发现，但其材料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公开发表。这些文献材料数量不多，按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符号式经书，所用符号类似摩梭人木垒子房子上的刻画符号，另一类为象形文字历书。从文字性质上看，达巴文是一种极其原始的语段文字。邓章应的《摩梭达巴文初步研究》一文，详述达巴经书的发现过程和现有的资料刊布，分析其文献名称、形制和内容，描述书写占卜经书的符号系统并分析其特点。[※注]

尔苏沙巴文是尔苏人的祭师“沙巴”使用的一种图画文字，这种文字大概有200个，是典型的图画类文字，经常用红、黑、白、蓝、黄、绿等在文字上添色，每一种色彩在文字中表达了一定的意义。孙宏开在《尔苏沙巴图画文字》一文中指出：“尔苏沙巴文处在由图画向文字演变的过渡阶段，故对研究人类文字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注]

（二）音节文字

纳西哥巴文是云南丽江纳西族使用的一种音节文字，笔画简单，一字一音，标音不标调，有一音数字和同字异义，还借用不少汉字。“哥巴”原是纳西语西部方言“弟子、徒弟”的意思。关于哥巴文的创制年代，一般认为比东巴文晚得多。现存最早的哥巴文文献是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丽江上桥头摩崖。

彝文，旧称“罗罗文”或“倮文”，史书也称为“韪书”“爨文”，主要流传于四川、云南和贵州的彝族地区。有学者认为彝文属表意文字，但由于彝文字数较少，全靠象形表意字不能适应语言发展的需要，彝文中的同音假借字数量也非常多，因此，更多的学者认为彝文已经发展成了一种音节文字。四川的彝文通过20世纪80年代的规范工作，是一种典型的音节文字。马学良《彝文和彝文经书》[※注]和黄建明《彝族古籍文献概要》[※注] 是全面了解彝文及其古籍文献的重要论著。虽然彝文研究成果丰硕，但将彝文作为重要语言材料来进行语言学研究的成果还很少。

朝鲜训民正音是朝鲜半岛和我国朝鲜族用来书写朝鲜语的文字，兼具音素文字和音节文字的特点，朝鲜世宗皇帝李裪命、郑麟趾等学者于1443年创制，在创制时称“训民正音”，简称“正音”，又称“谚文”，1446年正式颁行。每个训民正音代表一个音节，每音节最多有四个音素；而每字的结构最多由五个字母来组成，拼成方块字的模样，以便于与汉字同时使用。后来，汉字使用逐渐减少，当今我国朝鲜族、韩国和朝鲜基本都用谚文字母书写朝鲜语。

（三）字母（音素）文字

我国各民族的字母文字，共有十几种，这些文字大体都是在借用外来字母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其借用字母系统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1）佉卢文、粟特文、回鹘文、回鹘式蒙古文、满文、锡伯文、突厥文等源于阿拉美字母体系；（2）察合台文源于阿拉伯字母；（3）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八思巴文和四种傣文等源于印度婆罗米字母体系。

（四）汉字系文字

我国境内使用或曾经使用的汉字系文字中，有的文字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有过重要影响，如西夏文、契丹文（包括大字和小字）、女真文。南方一些民族使用仿汉文字，这些文字只在民间使用，长期不被人们所知，如壮族的方块壮字、白族的方块白文、苗族的方块苗文、水族的水书，类似的还有方块哈尼文、方块布依文、方块侗文、方块瑶文等。这些文字，类型各异，造字方法多样。

在仿汉文字系统中，西夏文、契丹文（包括大字和小字）、女真文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丰硕，至今仍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并已成为绝学。南方民族的汉字系文字由于历史上只在民间流传使用，文献较为零散，近20年才开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关文献，大多还处于起步阶段。

二 新创文字

自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一直关注新创文字的推广情况，为了深入了解新创文字在推广过程中取得的成绩、遇到的问题以及总结经验教训，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以集体力量完成了一系列研究课题，包括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点研究课题《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和文字问题调查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点研究课题《我国新创与改进少数民族文字试验推行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加拿大合作项目《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中国卷）》、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研究课题《世界各国民族语言政策比较研究》、全国人大与国家民委委托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立法研究》等。

20世纪90年代中央民族大学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民族语文使用的变化及其对策”，并出版了研究成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在新创文字方面，还积极开展了确立语言规范或标准语，制定语言政策，从事新词术语研究，推动双语教学、民汉语言翻译等民族语文工作。

三 古文字研究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自1980年成立后，积极组织从事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古籍研究的学者和工作者，举办中国民族古文字、文献古籍研究学术研讨会、学术信息交流会以及讲习班等；组织和编辑出版学术著作，向社会和学术界推荐会员的研究成果。这几十年来，民族古文字研究在资料的收集、文献的整理与解读、新文种的发现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下面仅介绍当代我国古文字学者在少数民族古文字、文献研究方面取得的若干成就。

（一）察哈台文

国内关于察合台语及其文献研究工作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得到真正的发展。热合木吐拉·加里的《简论察合台语》是国内最早研究察哈台文的论文[※注]。1987年，哈密提·铁木尔和阿不都若夫出版《察合台语》（维吾尔文版）一书。米尔苏里唐和哈米提·铁木尔在《我们关于察合台语的看法》（1993）一文中，讨论了察合台语与维吾尔语和乌孜别克语的关系以及察合台语在突厥语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并得出察合台语是现代维吾尔语基础的结论。该论文被认为是察合台语研究的经典之作[※注]。近年来，阿不都若夫相继出版了《察合台维吾尔语通论》[※注]和《察合台维吾尔语语法》[※注]，这两本书对研究察合台文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吐火罗文

19世纪末在中国新疆发现了吐火罗文（Tocharian language）残卷，后经考释，该语言分东、西两种方言，通称为吐火罗A（焉耆语）、吐火罗B（龟兹语）。所使用的字母是中亚婆罗米斜体字母，时间大约在公元6—8世纪，属于原始印欧语言中的一种独立语言。1890年发现第一份吐火罗文书写的手稿，在20世纪初，大量的吐火罗文文献被西方探险队发现。其中，普鲁士探险队和法国探险队分别在吐鲁番盆地和库车绿洲及其周边地区发掘甚多，所以大多数现有的吐火罗文卷本被保存在德国柏林和法国巴黎。除此之外，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英国伦敦、印度加尔各答和日本也藏有部分文卷。

1974年在新疆焉耆县七个星断壁残垣中发掘出吐火罗文A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注]。耿世民在《新疆古代语文的发现和研究》（1979）一文中最先介绍了吐火罗文的发现。从1982年起，季羡林受新疆博物馆的委托，花了近20年的时间和精力，对1974年在新疆焉耆出土的44页（88面）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进行释读，在国内陆续发表了《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1982）等论文，这些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吐火罗语的研究。1993年季羡林在我国台湾出版《吐火罗语研究导论》，该书详细介绍吐火罗语发现的经过、命名问题、现存的有关资料、相关书目、各种资料的价值及其特色、研究的要点以及确定要点的原则，等等。他还把自己在吐火罗文释读与研究方面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和盘托出，同时综合国际上学者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为海内外相关学科的学者提供了一本翔实的“吐火罗文入门书”[※注]。1998年，他与德国学者Werner Winter和法国学者Georges-Jean Pinault合作，在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Fragments of Tocharian A Maitreyasamiti-Nataka of the Xinjing Museum，China（《中国新疆博物馆吐火罗文A 〈弥勒会见记剧本〉 残片译释》）。自吐火罗文发现以来，这部书是对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片最完整的一次翻译，发现新词、确定词义的数量过百，是吐火罗文研究史上的一次突破性飞跃，打破了近几十年来该项研究的沉寂局面，使国际吐火罗语的研究跨上了新的台阶。

（三）契丹文

契丹文是公元10—13世纪契丹民族使用的文字，所记录的契丹语一般认为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可能和蒙古语比较接近。契丹文实际上有两种，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是由耶律阿保机授意突吕不和鲁不古于神册五年（920）创制的，契丹小字则是在不久之后由耶律迭剌创制的，当时称为“小简字”。从史书及各种考古材料上分析，契丹大字和小字当时曾一起通用，甚至在辽朝灭亡后还被女真人沿用了半个多世纪，其使用时间约300年。到明代，契丹文已经成为一种无人能识的死文字。

契丹小字的研究始于1977年，《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刊载无署名文章《关于契丹小字的研究》，该文对国内外契丹小字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列出国内外契丹小字释读总表，并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此后以清格尔泰、刘凤翥为代表的契丹小字研究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清格尔泰、陈乃雄、刘凤翥等的《契丹小字解读新探》（1978），清格尔泰的《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1992）、《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1997）、《关于契丹小字“大契丹国”的释读问题》（2002）、《20世纪契丹小字研究的重要收获》（2013）等。刘凤翥、于宝麟、郭晓丹的《解读契丹小字的两个方法》（1981）以及刘凤翥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1981）、《从契丹小字解读探达斡尔为东胡之裔》（1982）、《契丹小字解读再探》（1983）、《若干契丹小字的解读》（1987）等，这些论文对后来的契丹小字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西夏、回鹘活字印刷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的《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一书首次刊布了大量珍贵的实物图片和文献资料[※注]。此书论及公元10—13世纪我国西夏文、回鹘文、汉文的俗世文书、典册和宗教经典等，以出土于我国黑水城、吐鲁番、敦煌、贺兰山、灵武、武威等地文献资料为主要线索。作者根据其中西夏文印刷品的字形、墨色、版式、题款等，发现了10多件活字印刷品。此书还首次披露了现存于巴黎的敦煌回鹘文本活字实物的照片和印文。这些发现说明在我国中原地区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不久，这一技术即已传入西夏和回鹘地区，在今宁夏、甘肃、新疆广大地区得到广泛应用，这也为活字印刷术的继续西传创造了深厚的文化和技术背景。

我国学者在其他民族古文字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耿世民对古突厥文的研究，王尧对古藏文的研究，照那斯图对八思巴字的研究，道布对回鹘式蒙古文的研究，史金波对西夏文的研究，等等。同时，在尔苏沙巴文、水书、方块白文、方块壮字的解读和整理等方面也取得较大的进展。

四 中华字库工程：民族文字

早在2003年，李宇明就提出搭建中华字符集大平台的学术构想，并引起了学界、政界的关注（李宇明，2003）。为了保护中华优秀文化遗产，振兴文化产业，国家新闻出版署启动了重大科技工程项目“中华字库”工程。该工程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大建设项目，并于2009年列入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该工程对我国所有的出土、传世文献和当代文字作品进行数字化处理，打通信息化的发展瓶颈，建立全部汉字及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库。2011年7月26日“中华字库”工程研发工作启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标志着“中华字库”工程从筹备阶段正式进入全面研发建设阶段。工程共分为28个包，其中第18包和第19包有关少数民族文字。第18包为《少数民族古文字的搜集与整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照排有限公司负责实施。第19包为《少数民族现行文字的搜集整理与字库制作》，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照排有限公司牵头实施。该工程是中华文化步入信息化的基础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