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语教学与测试研究的回顾

外语教学是指某一社区内进行的非本国语教学，一般在人们学会母语后在课堂里进行。外语教学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的希腊语教学及中世纪欧洲各国的拉丁语教学，当时以讲授语法和修辞训练为主。文艺复兴时期以捷克J.A. 夸美纽斯（1592—1670）为代表的人文主义教育家既强调学习希腊、拉丁语，为复兴古典文化做准备，也强调开设现代语言课程以满足民族间交往的需要。此后，西欧的外语教学分为古典语言（古希腊语、拉丁语）与现代语言（西欧主要的民族语言，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两大部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语言教学的范围扩大至东欧、北欧和亚非各洲的主要语言。

在中国，1407年明朝设四夷馆，开设有印度、缅甸等语言。1757年，清政府在北京设俄罗斯文馆，教授俄文。1862年，改建为京师同文馆，先后设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日文馆，以培养翻译人员。1903年后，中学开始设立外语课。中国的外语教学主要教授现代语言，语种选择常受社会需要和教育制度所影响：清末中学课程抄袭德、日，外语科目先以日语或英语为主，后又以德语或英语为主。辛亥革命后，课程设置效法英、美，以英语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以俄语为主，后又转为以英语为主（付克，1986）。

外语教学的发展离不开外语教学理论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语教学主要是学习苏联的教学模式，外语也以俄语为主，外语教学研究蹒跚起步，但很快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夭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数量很少，研究范围也非常有限，主要涉及教学漫谈、语法教学、教学方法、教材编写等，因为当时的外语教学面临着师资缺乏、经验不足、方法简单、缺乏统一的大纲与教材等一系列问题（束定芳、华维芬，2009a）。

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是中国外语教学研究重新调整、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引入众多原版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著作的基础上，中国外语教师和外语教学理论研究者结合中国外语教学的实际情况，试图形成符合我国外语学习环境、反映我国外语学习和教学现状的理论研究模式和研究成果，对推动中国外语教学的发展，对教师素质的提高，对外语教学经验与教训的积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学者编撰的有关中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的著作、论文集有260余部，引进的外语教学研究论著150余部，发表在国内重要核心期刊的外语教学研究论文5470余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立项94个，重要教学研究会议130余次（束定芳、华维芬，2009b：37）。

二 改革开放至今的外语教学研究

改革开放后，外语教学和外语教学研究重获重视，外语教学研究经历了引进、发展和创新三个阶段，外语教学研究从主要介绍、引进国外教学法流派和相关教学理论逐步发展创新，结合中国实际，涌现出一大批对外语教学产生积极影响的研究成果。尤其自1998年以来，我国的外语教学研究呈现出迅速上升的趋势（束定芳、华维芬，2009a），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与外语教学相关的所有领域，突破了外语教学方法、教学评估、教材编写、专业建设、教学改革、学习策略、外语学习心理、语言测试、多媒体外语教学等领域，对外语教学的理论研究也更为系统和全面，从外语教学与二语习得、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语料库语言学、语用学等其他学科的关系角度，系统阐释外语教学的跨学科性与复杂性。

整体上看，我国目前的外语教学研究内容从研究“如何教”转向了研究“如何学”，以学习者和外语学习过程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和论文大量增加，有关学习策略、学习动机、自主学习的研究数量急剧增长。研究方法也不再是单纯的理论探讨和评述，应用性、实证性的研究大幅增加，整体的研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由于研究涉及的领域广泛，限于篇幅无法逐一细化深入介绍，下文将选取五个领域内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做简要介绍。

（一）外语教学的相关理论研究

在外语教学理论研究领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引进西方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出版“牛津英语语言学丛书中”“剑桥应用语言学丛书”“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应用语言学实践系列”等多个原版著作系列，其中有关教学理论的著作达150多本，为我国的外语教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引进著作的推动下，国内也出版了大批外语教学领域的理论研究著作。桂诗春的《应用语言学》（1988）被称为“语言学界的破冰船”（王宗炎，1990），该书对国外当时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应用心理语言学：外语学习心理研究》（王初明，1990）以学习者学习语言的心理过程为关注焦点，分析了学习者中介语的发展、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学习过程中的信息处理，以及各种学习模式等等。《新编心理语言学》（桂诗春，2000）涉及语言的生物和生理基础、语言的心理机制、第一语言习得、言语听辨、心理词汇、意义表征、句子理解、语篇理解、言语产生、语言和思维、“认知”假设等内容。《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修订版）》（束定芳、庄智象，2008）在吸取当代西方外语教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外语教学实际，对影响外语教与学的各种重要因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讨论，并对外语教学所涉及的实践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介绍和探讨。

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语言学界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成果丰硕，基于语言习得研究对外语学习和外语教学的重要意义，《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蒋祖康，1999）在参考大量英语原著的基础上，对第二语言习得进行阐释，以促进外语学习者和外语教师对语言习得本质的了解。《语言迁徙与二语习得：回顾、反思和研究》（俞理明，2004）详细回顾了西方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中对语言迁移现象研究的历史。《二语习得研究与中国外语教学》（杨连瑞，2007）全面介绍和评析了国外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各种理论和模式，并结合我国外语教学的环境和特征，借鉴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认知科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成果，详细论述了对比分析、错误分析、中介语理论、第二语言习得外部影响因素以及第二语言习得的个体差异等一些重要问题。

文秋芳（1996）的《英语学习策略论》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学习策略的专著，也引导了当时国内对学习策略的研究，引起了国内研究者对语言学习策略研究的重视。此外，国内学者对外语学习策略进行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还有庄智象、束定芳（1994）、秦晓晴（1996）、王立非（2001）、华维芬（2002）等。这些文献或对国外外语学习者策略研究的情况进行评述，或探讨外语学习者策略的定义和分类，或讨论学习者策略所涉及的各种因素以及学习者策略的研究方法等，或对具体的学习策略进行探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探讨了外语学习的策略，对理论探讨和教学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习动机研究也是外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国外对外语学习动机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心理学家Gardner及Lambert，我国对外语学习动机的研究始于80年代，皮连生（1988、1998）、王初明（1989、1991）、王义（1996）、华惠芳（1998）、刘东楼（2002）等都对学习动机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二）外语教学法研究

30年来有关外语教学法的研究主要包括介绍和评析各种外语教学方法、不同教学方法在各种语言知识课和技能课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外语教学法的发展趋势四方面内容。

学者们探讨的外语教学法主要有：语法翻译教学法、听说教学法、暗示教学法、交际教学法、任务型教学法等。语法翻译教学法是中世纪欧洲人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所采用的方法，也是较早被我国外语教育界采用的，并且至今仍有广泛影响的教学方法。其主要特点是以母语为教学语言，语法为学习重点，学习过程中有大量的翻译练习，强调读写能力。郑庆珠、孙会军（2004）在总结翻译法主要特点的基础上指出，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翻译法尽管有着明显的弊端，但也有不可忽视的优点，对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写作能力和翻译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是颇为有效的教学手段，也是交际法的必要补充。罗立胜、石晓佳（2004）认为今天的语法翻译法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完全以语法规则为中心，整个教学活动脱离语言交换环境的现象。通过两种语言信息的互换过程，可培养外语学习者的“语法意识”，提高学习者使用语法规则的能力。

听说教学法是在否定语法翻译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与翻译法强调书面语和阅读能力相反，听说法强调口语和口头表达能力。胡明扬（1983）探讨了听说法是否适合外语专业教学的问题，认为听说法不适合外语专业教学，因为高校外语专业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听说读写全面发展的高级外语人才。彭维一、夏政（1983）讨论了在中学倡导和试行了五年的听说教学法的体会。他们认为实践证明在倡导和试行听说法的五年来，只有极少数学校的重点班，听、说领了先，读、写也跟上了；而在大部分学校，甚至在一些重点学校，听、说既没有领先，读、写也没有跟上，大量的学生“掉了队”。他们认为学习国外的教学法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如师资水平、教学对象、教学条件和教学目标等。

交际教学法自20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引起了外语教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少学者介绍和探讨了交际教学法。胡文仲（1982）系统介绍了交际法的兴起、优缺点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他认为，交际法不仅改变了人们对教学大纲的传统看法，也对提出了教学过程交际化的启示，把语言的运用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李筱菊（1984）认为交际能力由知识、技巧和能力三个方面构成，三者缺一不可。掌握语言形式必须见于真实的交际情景中。张伊娜（2006）对交际法进行了反思，认为交际法主要存在目标与方法不协调、交际法的三大原则有理论缺陷以及忽视语言教学环境的重要性三方面问题。

任务型教学法是基于完成交际任务的一种语言教学方法。岳守国（2002）介绍了任务型教学法的理论依据、任务设计以及在教学中的运用，认为该教学法综合了其他现行教学法的精华，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方文礼（2003）概述了当前国内外流行的任务型教学法，认为我国外语教学实施任务型教学法缺少理想的语言环境，因此要兼顾意义与形式，包括实施任务前的准备、任务实施和任务实施后反思的步骤。

（三）外语教学实践研究

外语教学实践研究主要涉及围绕特定的教学实践活动或内容进行的研究，包括对外语学习中的四会技能的研究、多媒体外语教学、测试与评估、教学大纲与课程设计、教材编写与语料库等多方面。

对教学内容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研究范围包括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语音、词汇、语法和跨文化教学。传统的外语教学实践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对四会技能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四会技能的发展理论、自身特点和规律、训练的技巧和策略、评估与测试、教学课堂方法、影响因素研究等。近年来，跨文化教学的研究持续增多，内容不仅涉及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更开始关注语言教学中文化导入以及如何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有胡文仲（1982、1986）、高一虹（2002）、刘学惠（2003）等。

课堂教学模式研究、教学行为和课堂语言等领域的研究，是教学实践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许丽娜、舒建东、蔡建芬（2003）介绍了整合网络技术与课堂教学的超课堂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综合语言能力方面的作用，胡青球（2004）开展的针对教师提问的研究，杨雪燕（2003）的课堂互动研究，高军、戴炜华（2007）的英语课堂语码转换研究都是这一领域的有益探索。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现代教育技术对外语教学手段产生了深远影响。教师的定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协调者、课堂活动的组织者，同时将现代技术手段应用于课堂教学日益成为一项必需的技能。30多年来，研究者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课堂教学中技术手段的应用，对计算机辅助课堂教学、网络远程教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研究，这方面研究的文献如王蓉（2002）、王建新、王笑施等（2003）、许丽娜（2003）、程东元、沈彩芬（2005）等。

（四）外语教学改革研究

随着我国外语教学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外语学术界有关外语教改的呼声越来越高。《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束定芳，2004）在对我国外语教学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和讨论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我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根据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特殊语言环境、特殊规律和教学条件，以及国内外最新的外语教学理论成果，对我国外语教学的课程设计、大纲制定、教材编写和选用、课堂教学、教学评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的改进意见及建议。并在一定范围教学实验的基础上，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改进课堂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中国高校外语教学改革：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刘润清、戴曼纯，2003）从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角度，探讨了高校英语教学改革的必要性、高校英语教师基本素质、教学与科研现状、教学改革现状、教材建设、教学评估理念等关键问题，并对高校英语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学习风格及动机构成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分析。《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研究》（王守仁、王海啸，2013）在对我国大学高校主要外语语种（英语、德语、俄语、法语、日语）在教学大纲、教学模式、教材和网络教学平台、教学评估、师资队伍等方面教学改革与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总结近年来大学外语教学改革的经验，指出大学外语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探索性的建议。

（五）外语教师发展研究

随着外语教学中心从教学客体向教学主体转移，教师发展研究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该领域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教师课堂教学、教师科研能力、教师对现代信息技术的采用、教师信念和教师培训等方面。

《外语教学与教师专业发展》（戴炜栋、任庆梅，2006）有针对性地从总体理论梳理、学习过程、学习者个人差异、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设置、学习任务、外语教学方法、学习者交际能力的培养、教师认知、教师专业发展以及个案研究等方面予以探讨，有助于外语教师以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加深对外语教学以及学习规律的认识，对教学经验进行提炼和升华，以促进其持续性专业发展。《教师发展档案与业绩标准》（墨菲、陈琳，2007）主要关注教师进修和评价问题，以期为教师和教育行政管理者提供一套指导原则和方法，推动中国英语教师的职业发展。

《外语教学中的科研方法》（刘润清，1999）、《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文秋芳，2001）涉及提出研究问题、阅读文献、选择研究设计、问卷调查、实验研究、个案研究、微变化研究、统计学入门、定量数据分析和定性数据分析等方面内容；《外语教学科研中的统计方法》（韩宝成，2000）系统地介绍了外语教学科研中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为外语教师的科研实践提供指导。

三 外语测试研究

随着外语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深入，外语语言测试实践与研究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研究方法和工具的进一步丰富与改进，以及哲学视角和研究问题的不断拓展等。尤其是近十年来，有关外语测试的研究源源不断，语言测试在我国教育环境当中应如何有效开展的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一）外语测试理论研究

语言测试作为语言教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帮助教学者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更重要的是，测试可以为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标准，对教学的目标实现进行监控和评价，对语言教学的方法和材料进行试验和调查并为语言教学的理论研究提供方法论。具体地说，语言测试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科学的衡量工具，一方面对学生的语言能力进行客观、准确、公正的评价；另一方面检测教学效果，反映教学中的长处与短处，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即对学生而言，通过测试可以了解自身的学习状况，检测学习效果，改进学习方法，确定努力方向；对教师而言，通过测试可以帮助了解学生掌握所学语言知识及其应用技能情况，检测教学效果，改进在教学方法、手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由此可见，语言教学离不开语言测试，语言测试是语言教学的重要环节。

这一领域的研究著作通常将理论测试理论与测试方法相结合论述，如桂诗春《标准化测试——理论、原则与方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李筱菊《语言测试科学与艺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张敏强《教育测量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舒运祥《外语测试的理论和方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等。刘润清、韩宝成在《语言测试和它的方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从语言测试的性质、目的及类型入手，对语言测试的理论基础进行扼要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设计测试的总体方法及对多项选择题、完形填空、词汇测试、语法测试、阅读理解测试、听力测试、口语测试、写作测试、听写和翻译测试等多项测试设计方法。该书还提出评判测试质量的效度、信度、难度、区分度、实用性及后效作用几大原则。

（二）外语测试实践研究

外语测试研究主要包括外语测试的类型、测试题型、不同能力测试方法、测试信度和效度、测试的后效作用、测试的发展和改革等众多领域，其中高等教育外语测试领域以教学大纲为基准的大学英语四、六级测试，英语专业四、八级测试是研究关注的主要焦点，这方面文献很多，以下择其要者进行综述。

1.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是建立起了大规模标准化英语能力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从1987年9月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第一次实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走过了20多年历程，考试规模从每年十余万增加到每年逾千万，参加考试的院校从几十所增加到千余所（戴炜栋、胡文仲，2009：502）。四、六级考试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英语教学的推动作用是研究者关注的一大重点，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如李炯英（2002）、韩宝成、戴曼纯、杨莉芳（2004）、程冷杰、秦秋（2004）、金艳（2006）、王守仁（2006）等。这些研究有的从不同的侧面分析探讨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大学英语教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作用，涉及的主要方面有：（1）以考试为导向的外语教学组织模式存在的弊端和问题；（2）四、六级考试在效度和题型两方面存在的弊端及其对大学英语教学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及相关改进建议；（3）四、六级考试对于师资发展带来的影响；（4）四、六级考试对大学英语的评价作用；（5）四、六级考试与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培养之间的关系；（6）四、六级考试与专业课程学习之间的关系。还有不少学者（王初明，2010）在现有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

2. 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

国内高校大型英语官方测试的另外一个重要类型是专业英语四、八级考试。1989年和1990年出版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和《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教学大纲》对英语教学内容的具体规定使英语专业实施统一测试成为可能。1994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大纲》为英语专业四、八级的命题提供了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现行大纲）2000年修订出版。在此基础上，《高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大纲》也进行了修订，并根据通过对部分院校的教师和学生的问卷调查而获得的看法和建议，以及综合专家意见，对考试顺序、考试时间、题目数量等方面均做出调整，以提高测试的效度和信度，主观题比例的提高意在促进教学中语言综合能力的培养。

语言测试的开展极大促进了科研工作的发展，除了博士论文、会议论文外，也有数量众多的期刊论文发表，研究成果内容涉及试题内容、能力测试、题型类别、评分方法等各个方面，代表成果包括孙友忠（1994）、文秋芳、赵学熙（1995、1998）、邹申、张艳莉、周越美（2002）、祝平（2005）、汪顺玉、刘世英（2007）等。

3. 其他语种的水平测试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外语专业教育的长足发展，英语外其他语种也经历了自测、制定统一大纲及考试大纲的发展之路，逐渐引入全国统一的水平测试，如：全国统一的俄语专业四级考试和八级考试分别自1998年和1999年开始实施；全国统一的日语专业四、八级考试自2002年起实施；全国统一的德语2003年开始实施；法语专业四级于2003年正式启动，专业八级于2009年正式开考；西班牙语专业四级考试于1999年起举办，专业八级于2005年正式实施。上述语种测试中俄语测试推广时间最长，相关研究成果如杨丽梅、李丽娟（2005）、史铁强（2008）、陈颖杰（2012）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国内现行的俄语测试进行批评性研究，在详细讨论存在的不足的同时，还提出一些改善建议，例如应增加听说能力考查、增加完形填空题中句内题的种类及跨句题的数量、增加话题性提示等写作题的考查形式等。

高职教育外语测试也有专业英语测试和公共外语测试两种类型。20世纪90年代我国高职院校引入“双证书”制度，即高职教育的学历证书和与高职专业相关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相关行业的技术证书。从全国范围看，各个高职院校英语专业选择的职业证书考试多种多样。国外机构组织并得到国内主管部门批准的考试有托福（TOEFL）、雅思考试（IELTS）、博思考试（BULATS）、托业考试（TOEIC）和剑桥商务英语考试（BEC）等；国内组织的考试有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PRETCO），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4/6）和全国国际商务英语考试（CNBET）等。值得关注的还有地方性的英语考试，如北京英语水平考试（BETS）、上海市国际商务英语水平考试（BET）。2007年由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学会联合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共同开发“全国国际商务英语考试（一级）”正式面向涉外企业从业人员和高职英语专业学生提供考试。该考试是一项职业英语水平考试，具有职业资格认证的特征和明显的实践性。对于高职教育中的英语测试及其与高职英语教学之间的关系探讨的代表性文献有戴炜栋、胡文仲（2009）等。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育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高职高专院校的英语课程被认为性质相同、只是知识层次低于本科，因此学生普遍参加大学英语三级考试。随着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改革，从未来职业的直接需求出发，于1998年和1999年推出“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2000年正式全面推行。试题的60%以上都是应用型内容，如接听电话、工作接待、通知、业务函件、公司或产品介绍、广告、技术说明书等；同时注重实用能力的检测，主观题和书写题占55%以上。在语言技能方面，着重对听、读、写、译进行全面考核。但在考试实施过程中，由于各高职学校普遍面临的评估压力，考试通过率成为英语教学中的迫切任务，这种应试教育制约了英语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因此，教育部在2008年取消了对“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通过率的要求，各学校可自愿参加各种英语水平考试。

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测试是英语教学的四大环节（教学大纲、教材编写、课堂教学、测试）之一，是检查和鉴定学生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重要手段。《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组织考试和考查时，既要考查学生的英语基础知识，更要考查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考试和考查的形式包括笔试、听力测试和口试。”以此为政策和理论依据，一些学者对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测试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现行基础英语教学与相关升学考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考如吕力（2001）、相国伟（2007）、陈瑾（2009）、彭舜（2012）、梁大伟（2012）等。

高考进入大学是我国目前实现社会流动的最重要途径，自1950年外语就成为高考的正式考试科目。但由于各地尤其是城乡地区外语教学水平的不平衡性、对考场硬件条件的基本要求、高等教育中不同学科对外语水平的要求不同，以及考虑到学生的考试压力，近年来对高考外语考试实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2014年推出了倍受社会关注的最新改革方案，取消外语科目统一考试，“外语科目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次数，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并使外语考试、成绩表达和使用更加趋于科学、合理。但这项改革措施是否会取得预期的积极效果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四 问题与展望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是缺乏对中国外语教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的外语教学理论都是借鉴西方的研究理论，结合中国实际不够，缺乏对宏观理论建构的研究，还未形成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对外语与第二语言教学的区别考量不足。

第二是低层次介绍多，缺少创新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语教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但许多研究停留在低层次的重复介绍，缺少创新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比例小，该领域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是经验的介绍与总结，而运用语料库、实验等方法进行科学论证的论文比例非常小。由于高校职称评审和年度考核中大多对科研成果进行量化要求，导致对成果数量的单向追求。此外科研奖励通常不以成果的学术价值为标准，而是以发表文章的期刊档次作为评价的标准，有碍于优秀的学术成果的产生。

第三是缺乏对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和外语教育规划研究，导致语种教育严重不足，不能适应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严重滞后，非外语专业的外语教育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外语教育与母语教育的关系没有通盘考虑，统筹处理；外语教学与母语教学缺乏学术沟通，大中小学应如何衔接成为一体；在什么情况下外语可以作为教学语言；在社会上外语的使用以及双语教育等，都应纳入外语教育规划范围。

第四是外语研究只重视“教室里的外语教学研究”，没有重视国人的“外语生活研究”，导致国家的外语教育并没有使国家的外语能力有突破性的进步。

第五是语种研究严重不平衡。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大部分都是关于英语教学和测试的命题，而对其他语种教学和测试的研究比例很小，不利于促进各语种教学和研究的同步发展。

（二）展望与建议

针对以上所指出的问题，在外语教学与测试研究领域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努力的方向主要包括：（1）以中国人外语学习的特点和规律作为研究出发点，尽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体系；（2）建构以学习者为研究重点的外语教学与测试理论体系；（3）大力推动对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和外语教育规划研究，使外语教育在纯语言学习的同时，关注该语言的地域知识，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与相互包容的能力；（4）加强英语外其他语种的教学与测试研究；（5）重视国人的“外语生活研究”，促使国家的外语教育突破“书本”的范围，真正带来国家的外语能力有实质性的进步。整体看来，对教学过程的研究仍将成为外语教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对教师发展的研究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