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章由高立群、周统权撰写。

第一节 概述

一 三个发展阶段

虽然有关语言的心理学研究由来已久（19世纪末），但心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却不长，其学科可溯源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丁金国，1983；俞如珍，1994）。中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则起步稍晚，最早的心理语言学介绍见于20世纪60年代（曹性初、强履祥、王家柱，1965；骆传芳，1966）。纵观历史，中国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介绍与引进（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研究起步（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和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三个阶段（李绍山、李志雪，2007）。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三个阶段就所涉内容而言，并非彼此更替、截然分离的，而是同步发展、相互依存的，呈现交错之势。

（一）介绍、引进与吸收阶段

追溯文献可知，骆传芳和曹性初等是我国在公开刊物上介绍心理语言学和从事心理语言学研究的先锋人物，只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心理语言学在之后10多年的时间里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桂诗春成为我国心理语言学的呐喊人，他当年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的文章《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应用》系统介绍了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历史及其研究成果在教学研究中的应用，开启了我国心理语言学研究之先河。接着，很多学者（游辛，1979；陈平，1982；丁金国，1983；刘润清，1983；沈家煊，1983、1987、1988；吴冠仁，1984；张健纯，1984；严长信，1987；吴江，1987；廖菲，1989）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视点介绍了国外心理语言学的流派和主要思想。1985年，桂诗春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心理语言学专著《心理语言学》（2000年经过修订，改名《新编心理语言学》出版），全面阐述了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随后，一批有影响的心理语言学著作相继问世（如朱曼殊的《心理语言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常宝儒的《汉语语言心理学》，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桂诗春的《实验心理学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彭聃龄的《语言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张必隐的《阅读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几部著作都概括了世界心理语言学的理论成果，或以中国人学习外语的实验材料，或以汉语语言事实来丰富心理语言学的内容，表现出中国心理语言学家对本门学科诸问题的系统的理论见解”（俞约法，1994）。

总体说来，这一阶段国内学者刚接触心理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该学科的研究范畴、基本特点和研究方法的引介，没有多少原创性的内容。

（二）研究起步阶段

心理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三大方面：（1）语言的生成；（2）语言的理解；（3）语言的习得。20世纪90年代，世界心理语言学伴随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句子加工和语篇加工（亦称“课文加工”）成为两个最主要的领域（陈永明、杨丽霞，1999）。在此期间，以心理学和语言学为学科背景的中国学者在各自领域展开了基础研究，既有结合汉语语言事实对国外心理语言学理论的检视，也有面向汉语语言实际的实证，还有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学习和汉语的计算模拟研究。研究的对象不仅限于正常人，而且开始涉及语言障碍者（如失语症、口吃患者），汉语作为母语的习得研究和国外心理语言学指导下的外语学习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热点之一。

语言习得研究体现在语音识别、字词句的理解和阅读、语法发展等各层面。譬如，杨玉芳（1992）发现，听话人在排除语义和音段层面信息的条件下，可以根据句子的韵律学线索进行句子结构的判断和词的切分。李文玲、张厚粲（1992）发现，汉字是介于图画和英文之间的一种符号系统，并认为语词信息对语音码的接通是直接的，对语义码的接通是间接的。许政援、郭小朝（1992）不仅探讨了11—14个月儿童语言的基本面貌，而且对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提出了质疑，认为成人的语言和儿童的语言模仿在儿童的语言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许政援、阂瑞芳（1992）总结并进一步探讨了“我”“你”“他”三个代词的发展规律，发现汉族儿童与习得英语的儿童在人称代词的习得顺序上有差异。李宇明（1992）基于一岁前儿童理解词语、祈使句和疑问句的情况，提出在判定儿童第二信号系统时，可依据“所指迁移、语境迁移和语法迁移”的标准。

这一时期有关外语学习的研究成果（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集中反映在桂诗春（1992）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学生学习心理》上。其中，桂诗春和李巍发现英语学习者的英汉语共享统一的心理词汇，激活扩散可以在两种语言中交叉进行；他们在另一个实验中还发现，中国学生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词汇检索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李绍山使用快速系列视觉显示和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探讨了影响中国学生英语阅读的主要因素，发现命题和熟悉程度是影响阅读的最重要变量，难度和频率的重要性次之。

成人的言语理解和生成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此期的中国心理学家紧跟国际心理语言学的发展步伐，不再限于介绍国外的前沿理论，而是努力把这些理论与汉语的实际结合起来，通过汉语的理解和生成实验来检视理论或修补理论。彭聃龄、刘颖、陈鹰（1996）基于连接主义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两个汉字识别的计算模型：汉字识别与命名的连接主义模型和基于语义的词汇判断的计算模型，而且两个模型都成功模拟出了汉字识别中的频率效应、形声字读音中的规则效应、声旁效应、语义启动效应、语境与频率的交互作用等。张浩和彭聃龄（1990）研究了汉语的语境信息对抽象句和具体句回忆的影响，证明语境有效模型的可靠性。彭聃龄和王春茂（1997）通过命名作业和真假字判断作业考察了笔画数和部件数对汉字加工的影响，发现汉字加工的规律：汉字的加工要经过笔画、部件和整字三个层次，其中单位部件的笔画数和部件数影响着汉字加工时间。

语言障碍研究是心理语言学的另一条重要研究路径。我国的语言障碍研究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我国主要涉足口吃、自闭症和脑损伤等引起的语言障碍研究。辛斌、戴淑艳（1992）发现了口吃与语言类型的关联性，即注重主语或主题且主语主题常在句首的语言，如汉语、日语、朝鲜语及印欧诸语言，会引发口吃现象；而讲阿拉伯语、藏语等的人中则没有口吃现象（转引自眸子，1993）。

总之，第二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实证研究的比例明显增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但是，“这个阶段的实证性研究仍然以重复性实验或者验证他人的观点为主”（李绍山、李志雪，2007），重要的理论创新不多。此外，一些心理语言学的新流派（社会心理语言学见王德春、孙汝建，1992；发展心理语言学见李虹，1990）也不断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心理语言学界开始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三）快速发展阶段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心理语言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至今已经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其特征是在不断吸收国外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础性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加强”（李绍山、李志雪，2007），从理论到应用等诸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此相关的还有此期开展的一些重要活动。譬如，2012年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研讨会在广州举行，至今已召开两届；由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资助（1991—1993）、由三所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以及香港大学）负责的“香港儿童粤语语料库”顺利建成（供免费下载），成为我们研究儿童早期语言发展的得力工具。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以周兢领导的“华东师范大学ESEC儿童语言研究中心”，成为我国第一个研究儿童语言的专门机构。近十年来，与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相关的一批专门研究机构陆续建立（如首都师范大学的“中国语言智能研究中心”、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语言智能学院。此外，还开始呈现出学科交叉的趋势，即心理学、教育学和语言学从各自为战走向联手合作，很多语言学/心理学背景的学者转向攻读心理学/语言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一些语言学家（如袁毓林）和心理学家（如周晓林）进行实质合作研究，中国的心理语言学因此得以向深度和广度扩展。

儿童语言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杨小璐多年来一直从事儿童句法、语义的发展工作，研究范围包括从字词的习得到疑难句式的掌握（杨小璐，2000；杨小璐、肖丹，2008）；周兢从教育心理学视角以语料库为工具对儿童在词汇学习和具体言语活动中的各种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周兢，2009）。

此阶段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集中于心理词库的结构与表征问题（董燕萍，1998；董燕萍、桂诗春，2002；赵翠莲，2005），主要关注汉语母语者学习英语时的第二语言词汇表征，而对句子层面的研究则主要以理论介绍为主（李志雪，2003；邓玉梅，2004），实证研究较少。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我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词语义表征的发展不完善（李德高、李俊敏、袁登伟，2010；Li，Zhang & Wang，2011）。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也是此期的热点，比如外国人到底如何习得汉语的一些特殊句式（如把字句、被字句）往往成为考察的对象（黄月圆、杨素英，2004；黄月圆等，2007；张宝林，2010）。

句法、语篇加工研究开始成为重点。近年来，关系从句的加工研究成为热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陈宝国（2007、2008、2013）、周统权等（2011）等。还有一些复杂句式（如把字句、被字句和倒装句）的认知加工研究（如周晓林、张亚旭等），其结果显示句式不同、句法—语义的整合方式也有差别，且句式有独立于词汇的构式义，从而证明构式语法的合理性。语篇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影响语篇理解的因素，语篇生成方面的研究较少。比如，蔡金亭（2003）以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为被试，通过分析记叙文语篇结构与英语过渡语中一般过去时变异的关系，发现一般过去时形式出现在前景部分的比例显著高于背景部分，而一般现在时形式出现在背景部分的比例显著高于前景部分，研究结果总体上支持语篇假设；井世洁、缪小春（2004）应用移动窗口技术考察了不同理解水平的中学生在基于语篇的主题推理加工中出现不同的特点；杨玉芳、李晓庆（2004）发现一致性重读对语篇理解具有促进作用，而不一致性重读阻碍语篇理解。

在语言障碍研究方面，儿童在阅读方面的语言障碍是此期的热点之一，研究范围涵盖语音意识（孟祥芝、沙淑颖、周晓林，2004；赵微，2004）、语素意识（吴思娜、舒华、王彧，2004；范国新，2010）、正字法加工（邹艳春，2003；王晓辰，2010）、语义加工（邹艳春，2003；宋然然、吴汉荣，2008）四个方面。周晓林等（1999）通过对一例脑损伤病人的命名研究发现命名障碍可分为语义性和非语义性两类；舒华等探讨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高级认知特征、认知神经机制等问题，认识到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不同亚类型，取得了汉语阅读障碍研究的本土成果。中国的聋童数量较多，聋童的语言发展和相关心理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受到重视。智障、脑瘫儿童的语言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主要涉及这类儿童的言语表现、引起言语障碍的生理机制、教育手段和康复措施等方面（侯梅等，2003；张积家等，2007；孙圣涛等，2010；任会启、梁丹丹，2014；雷江华、刘文丽，2014），但总体上看，缺乏深度研究，在语言学习的策略方面研究较少。

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开始出现，不仅反映出中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紧跟国际前沿的传统，而且突显出中国心理语言学家关注民生、关心民族文化发展的学术情怀。譬如，老年人的语言衰退研究（黄立鹤，2015；刘楚群，2016；杨群、张清芳，2019；Liu et al.，2015；Li et al.，2019），语言与音乐的认知加工研究（南云，2017），汉语复句的加工研究（廖巧云等2015；徐晓东等，2015、2018；严箐琪、李德高，2019），反映中国文化特色的古诗词研究（陈庆荣、杨亦鸣，2017），等等。这些研究领域分别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标志着我国的心理语言学正向纵深发展，我国对脑科学的重视也助推了这一学科的逐渐壮大。

二 心理学路径与语言学路径

从学科属性看，心理语言学源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与此相关，中国的心理语言学发展自然也归因于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早期，中国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两个不同学科各自从事着独立的研究工作——相比之下，语言学界多国外心理语言学的引介工作，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自然观察法和简单的统计法（如百分比计算），而心理学界则更自觉地紧跟国际步伐，既有国际研究动态的实时引介，更体现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扩展和更新方面。后期，伴随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心理学和语言学从各自为政逐步走向联手合作，研究的层次进一步拓宽，中国的心理语言学开始走上发展的快车道。需要说明的是，合作并没有改变既有的主流趋势——心理学界强调语音和字、词层面的研究，而语言学界更关注从词到句再到语篇的研究。

（一）语言学界的研究

从学科背景出发，中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可以区分为汉语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和外语（主要是英语）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但若从研究的具体内容看，汉语界和外语界的学者们并没有拘泥于自己的专业背景，而是相互交叉、融合。在此背景下，汉语—外语的心理语言学比较研究成为此期的热点课题之一。近20年来，语言学界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儿童的母语（汉语）发展研究（代表人物如李宇明、杨小璐）；成人的汉语语言加工研究（如杨亦鸣、张辉、王小潞等）；成人的外语教育与学习研究（如桂诗春、王初明、董艳萍、周蓉、刘振前等）；语言障碍研究（如崔刚、杨亦鸣、梁洁、梁丹丹、周统权等）。

在儿童的母语发展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成果，代表性的如朱曼殊（1987）的《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宇明（1991）的《儿童语言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宇明、唐志东（1995）的《汉族儿童问句系统探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周兢（2009）的《汉语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国际儿童语料库研究方法的应用与发展》（教育科学出版社）。杨小璐带领其研究团队（杨小璐，2000；杨小璐、肖平，2008）对汉语儿童的副词和特殊句式进行了专门研究。这些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如田野调查法、语料库研究法和行为实验法等）从不同视角揭示了汉语儿童的母语发展轨迹，成为后续研究的典范。

语言加工研究是21世纪我国心理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伴随科技的发展，语言学界的不少学者借助心理学、神经学的专业设备（如ERP、MEG和fMRI）来探索语言的心理学、神经学问题，开创了语言学从外在研究到内在研究的新视野。语言学出身的学者不再满足于对语言使用规律的内省认识，而是试图揭示主宰语言交际活动的心理机制和脑机制。譬如，王小潞（2009）运用ERP技术探讨了汉语母语者的隐喻认知机制，揭示了汉语隐喻的加工模式和喻体到本体的连接方式。

高校外语（主语是英语）教师是中国心理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力量，他们主要关注成人的外语教育与学习研究。周榕（2001）通过在线实验考察了时间的空间表征系统（“时间在动”与“空间在动”），证明了隐喻认知的心理现实性。崔艳嫣、刘振前（2010）采用词汇联想测试探索第二语言（英语）心理词库组织模式的发展规律——大学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产出的语义联想词比低年级学生多。另外，学生在进行词汇联想和提取时有其母语语义系统的介入和干扰，二语心理词库的组织模式还不够合理。赵晨（2011）在批判现有构式缺乏认知现实性和心理现实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词库表征假设”以论证构式和组成构式词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映出深入的理论思考；徐风华、刘振前（2012）采用句子偏好测试和句子理解测试，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对于过去时终结性动词和过去进行体终结性动词的理解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英语学习者在对过去时终结性动词和过去进行体终结性动词的接受程度上，与本族语者趋于相同，而低水平者与本族语者有显著差异。外语教育与学习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王初明（1990）的《应用心理语言学：外语学习心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和董燕萍、陈国华（2005）的《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系统介绍了中国外语教育和学习中所涉及的心理语言学理论以及从语音到词库、到句子、再到语篇的各语言层次在二语学习者身上的输入和输出情况。

自20世纪末以来语言障碍研究成为语言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不少语言学背景的学者开始以语言障碍（尤其失语症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崔刚，1998；周统权，2004）。来自中国期刊网的信息显示，1991—2014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语言障碍研究的文章近700篇，研究范围覆盖语言障碍的类型、成因、患者的具体言语表现和语言的康复治疗等诸方面。就研究对象而言，以儿童语言障碍和成人的失语症研究为众。

值得一提的是江苏师范大学的杨亦鸣。作为我国知名的中青年语言学家，他自20世纪末以来带领其研究团队致力于现代汉语字、词、句等层次的深入研究、英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和语言障碍研究，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建立了专门的神经语言学实验室，为神经语言学在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特殊贡献。

（二）心理学界的研究

从语音到字、词层面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心理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成果也很多，阅读方面的研究成果尤甚。譬如，曾性初等（1965）研究了汉字笔画的省略与恢复情况，证明了汉字笔画的冗余性对阅读的影响；肖绍北（1994）通过速示条件下的高频汉字同一性判断方法发现，人的视觉系统不受字形变化的影响，而对汉字的结构方式差异更敏感。周晓林等（2003）研究了音、形、义在汉语词汇产生中激活的时间进程与特点，实验结果支持交互作用理论；彭聃龄等（2003）分别从词汇判断、简单命名和辨别命名三个方面考察了汉语多义单字词的识别优势效应；莫雷等对文本阅读（莫雷，1998；莫雷、王瑞明、冷英，2012）和语言推理（莫雷、陈琳，2009）进行了深入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彭聃龄、舒华、陈宝国、毕彦超、韩在柱和丁国盛等学者一直致力于汉语认知及其脑加工的研究，系统探讨了汉字识别中亚词汇的加工、汉语复合词的加工与表征、儿童元语言意识的发展、汉语识别的计算机模拟等诸方面的内容。具体说，在语言的基础认知方面，对视觉、听觉汉语字词识别的认知过程及相关脑定位、句子理解的认知过程及脑电变化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核心刊物和重要国际会议上发表了一批汉语认知机制与脑认知成像领域的论文；在儿童语言阅读发展与障碍方面提出了语素意识的独特理论；在中国人学习英语与外国人学习汉语方面，对双语的认知表征与脑机制有了探索性的研究，并开发了“攀登英语”等具有科学基础的应用材料，凸显了心理语言学研究的社会价值。近年来，他们还密切跟踪国际认知神经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在汉字阅读中音、义自动激活、汉—英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表征和加工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心理学与语言学界的合作

从内容看，心理学与语言学的合作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一些跨界的重要学术事件，二是一些具体的科研合作。分别简介如下。

2011年12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心理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成立，学会成员由来自我国语言学界和心理学界的成员组成。学会规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至今已经召开两届，不仅推动了我国心理语言学的发展，更促进了心理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学科融合。2014年11月，首届中国心理语言学高层论坛在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召开，来自国内的30余名该领域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围绕心理语言学的方法论思考、语言的心理加工研究、心理语言学批判性综述和评论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本次研讨会很好地展示了国内外最新研究的前沿成果，加强了心理学界和语言学界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有力推动了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的国际化和学术化进程。

周晓林带领其研究团队近年来强调心理学与语言学的合作，在句法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Ye，Zhan和Zhou（2007）通过ERP研究发现，基于构式的语义违反诱发偏后部的N400，而基于词汇的语义违反则形成面子更大、波幅更强的N400，研究结果支持语言的构式理论观（constructionist approaches to language）——句法结构有其独立于词汇意义的构式义。关注跨界合作研究的学者还有很多，像彭聃龄、沈家煊、莫雷、张亚旭、丁国盛、杨玉芳等。比如，李荣宝、彭聃龄、郭桃梅（2003）应用ERP技术对英、汉双语的表征情况进行了探讨，发现两种语言的形态在人脑中是分别表征的（P190分布不同），而语义是共同表征的（N400分布相同）。冯丽萍等（2006）研究了动词配价特征在汉语母语者心理词典中的表征方式以及在词汇加工中的作用。莫静清、方梅和杨玉芳（2010）通过文本标注、语音感知实验和对发音人的声学参数的辅助分析三个方面，对汉语中三种引导焦点的句法形式在多重强式焦点共现句中的强弱差异进行考察和实验检验，实验结果支持刘探宙的观点，即把“唯量词”作为一种新的引导焦点句法形式从传统的“焦点敏感算子”范围内独立出来。胡伟等（2010）发表的关于英汉人群的阅读障碍研究是我国语言学与心理学界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详见下文“标志性研究成果”介绍）。

近年来，不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都是心理学和语言学团队合作的典范。比如2011年的重大项目“脑神经系统疾病及语言障碍的语言学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韩在柱主持）和2014年的重大项目“汉语非字面语言认知的神经心理机制研究”（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小潞主持），都牵涉全国众多高校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参与、合作，展示了良好的跨学科研究前景。

三 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国内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基本属于舶来品，从理论、方法到研究问题，基本是从欧美国家学习介引而来，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研究基本属于介绍、诠释、验证、模仿和重复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缺乏有影响力的创新成果。但是近5—10年，我国心理语言学研究也逐渐从积累走向了创新，诞生了一些标志性的创新成果。

胡伟等于2010年发表在《大脑》上的文章《英汉人群中的发展性阅读障碍》历时6年，对比了英语和汉语人群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认知差异。其结果显示有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英语母语者，通常能够在视觉上识别字母，只不过有时候难以将字母的视觉形象同它们的声音联系起来。而汉语的阅读障碍者则在声音和视觉感知上均存在问题。该研究曾在第七届国际认知科学大会（北京，2010年8月）上宣读，被认为“涉及认知科学的各种前沿科学问题，并特别突出认知科学高度跨学科的特点”。该成果正式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强烈关注。被《皮层》《大脑皮层》《大脑》《神经影像》《大脑与语言》等国际一流杂志和神经语言学专业杂志引用达20余次。被国际著名的Elsevier出版的《精神病学和应用心理健康年刊》作为年度具有突破性进展的成果予以收录。美国NewsRx科技新闻周刊在其重点报道中认为该成果是“阅读障碍研究中的一项新数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研究状况与“十二五”发展趋势》（2011：1473）明确将“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语言机制研究”列为“十二五”期间亟待开展的重点研究课题。教育部组编的《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11》（648）认为该成果“对于阅读障碍神经机制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19日头版用半版篇幅以《中英科学家联合研究显示阅读障碍存在跨语言普遍性》为题全面介绍了该成果。

张学新（2011）根据知识表征的语义网络原理提出汉字拼义理论，指出中文在词汇层面是拼义文字，与如英文等拼音文字构成人类文字的两个基本类型，不能相互转换。张学新等（2012）还发现了一个中文特有的反映字形加工的顶中区N200成分，表明拼义文字本质上是视觉文字，而拼音文字是听觉文字。

除基础研究之外，在将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重大成果。例如由北京师范大学董奇牵头完成的《攀登英语阅读系列教材》是“国家攀登计划”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科研成果，专门为促进我国5—12岁儿童英语阅读能力发展而研发的英语分级阅读图画书。该系列教材经由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系统探索十余年完成，教材的设计基于脑机制、认知与行为和教育干预等多个层面的科学研究，体现了中国儿童脑与认知的发展规律和英语学习特点。

第二节 正常人的语言加工研究

一 语音层面的研究

语音知觉的研究是心理语言学语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语语音层面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音位知觉的研究

杨玉芳、方至（1984）的研究发现缩短送气塞音的VOT小于25毫秒时，送气音就可变成相应的不送气音，而且这个界限与发音位置无关。席洁等（2009）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结果，并发现6岁儿童已经具有类似成人的VOT范畴性知觉边界。而且这一信息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感知汉语普通话不送气/送气辅音仍然有效（王蕴佳等，2004；刘蓉，2006）。此外杨玉芳（1987、1988）还发现词的音节信息和词的边界信息对于音位知觉也有影响。

（二）声调感知的研究

声调是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的突出的语音特征，自然成为国内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梁之安（1963）和沙丹青等（2003）采用孤立耳语音节做实验材料，发现人耳在没有基频信号的情况下，对普通话四声的识别率均超过50%。在选择性滤去音节基频的情况下，发现被试仍可识别80%以上的声调。但林茂灿（1988）的研究则发现基频模式是辨认普通话声调的充要条件，仅靠 F0 模式，四声的正确辨认率可达 94%。杨玉芳（1989）持不同观点，认为时长对声调识别有显著影响。沙丹青（2003）则认为，在耳语辨识中，幅值包络和音长都是声调识别的重要因素。

杨玉芳（1988）用合成的普通话CV 音节作刺激，研究发现塞辅音和声调之间存在相互作用，音节的声调影响对塞音的判断，元音时长对四声的判别也有显著影响，但元音音色仅对二、三声辨别影响。杨顺安（1992）使用合成单音节连续体进行知觉研究的结果表明，任何声调和调域的单音节，其声调知觉的中心都位于韵母段的中部。林茂灿（1995、1996）的研究则指出声调信息主要由音节主元音及其过渡所携带，浊辅音声母、介音、鼻音韵尾和元音韵尾跟声调无关。另外一些研究则发现声调的知觉也受到连续变调的音系规则（方至，1990）和语境信息（杨玉芳等，1993）等高层级信息的限制。

此外，研究者还考察了汉语声调的神经生理基础。杨玉芳（1991）通过双耳分听实验证明，普通话声调知觉没有大脑偏侧优势。陈卓铭等（1999）研究了左半球损伤病人的声调知觉反应，认为左半球损伤对声调知觉的影响很小，两半球对声调都有控制作用。方至等（1998）用大脑相关电位研究普通话声调知觉的结果则不同：左右两侧大脑对自然语音的声调知觉差异显著，但对耳语，左右两侧的声调知觉没有显著差异。刘丽等（2004）和张林军（2013）采用双耳分听的任务分别探讨了母语者和第二语言学习者对汉语声调加工的偏侧优势问题，也都发现了被试对普通话声调的加工存在右耳、左脑优势。

汉语声调在二语学习中始终是一个难点，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研究兴趣（王蕴佳等，2011），但是目前尚缺乏有深度的研究。

（三）连续语流的知觉研究

在连续语流的研究方面，尽管存在理论基础薄弱，实验影响因素多、控制难度大、任务复杂等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但国内学者还是在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工作。例如，周迅溢等（1996）的研究发现音节之间的协同发音会影响音节音段内容的变化。杨玉芳（1996、1997）研究了重音分类、词重音、音节时长分布模式在语流中的变化以及重音在语句组织和语义表达中的作用。仲晓波等（2001）和王韫佳等（2003）研究了连续语流中的重音感知，发现时长和音高对音节的重音知觉有显著影响。王丹等（2006）、杨玉芳（2006）和李雅等（2011）从知觉、认知和语料库分析角度对汉语重音、韵律特征、韵律层级以及上述因素与其他语言学结构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对其在语音感知、语篇信息结构组织和语言理解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深度剖析。

近来，还有研究（王婷等，2012）对汉语普通话高兴、害怕、生气、难过、厌恶五种基本情感语调进行了感知研究和相关声学分析，这表明语音参数和语用因素的关系也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趋势。

（四）启示

在国外，有关语音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主要来自两个领域的学者：心理学和语言学。而在中国，和语言其他方面的研究队伍相比，有关汉语语音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基本是由中国的语言学界来承担的。除了个别学者（如杨玉芳）属于心理学界之外，大部分从事语音研究的均来自语言学界。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国心理学和语言学在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存在明显的知识和能力结构缺陷，在课程设置方面仅仅囿于狭窄的专业门类，缺乏知识的学科交叉；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我国心理语言学界的学术交流存在明显的专业领域界限，致使心理学和语言学界的研究者缺乏沟通和交流，从而丧失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交叉融合的机会。

心理语言学是学科交叉的产物，因此，如何培养出多学科兼容的心理语言学人才，产生更多学科合作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是我们在心理语言学专业学科建设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字词层面的研究

研究拼音文字识别的大量结果表明，文字识别的特点依赖文字结构的特点。拼音文字由线条特征组成字母，由字母组成字母群或音节，再由字母群或音节组成单词。文字的这种结构特点决定了拼音文字识别的特点。拼音文字的识别一般经历着由特征到字母、再由字母到字母群或词这样一些阶段，这种看法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并已为计算机模拟所证实（McClelland & Rumelhart，1981；Rayner & Pollatsk，1989；Taft，1991）。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有别于世界其他语言所使用表音文字系统，因此汉字的识别过程也就成为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心理语言学界众多学者经过三十多年的辛勤耕耘，在汉字词的认知过程方面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字识别单元的研究

汉字是一种二维的表意文字，其结构单元和方式与线性的拼音文字明显不同。有语言学家认为，“笔画是现代汉字成形的最小单位”（胡裕树，1987），也有语言学家认为独体字的结构成分是笔画，合体字的结构成分是部件（傅永和，1990）。

心理语言学家主要通过汉字的错觉结合（Lai & Huang，1988；Fang &Wu，1989）研究、汉字的知觉解体（Perceptual Separability）研究和笔画数效应的研究对这个语言学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

研究结果表明，在字单元之下，存在着笔画和部件这些比字更小的单元，它们的激活可以引起字的激活。汉字的部件作为一种加工单元，在视觉加工的早期阶段可能起作用，这说明，在文字加工中，部件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加工单元，它的特点能影响知觉解体的发生（郑昭明、吴淑杰，1994）。心理语言学的研究还发现，笔画数是影响汉字识别的一个重要因素（艾伟，1949；曹传泳、沈晔，1963；郑绍明，1982；Just 等，1983）。汉字笔画的多少对汉字识别有显著影响；笔画数效应可能是刺激呈现时间的函数；笔画数效应在低频字词中表现得更明显。这说明，在汉字识别中存在属性分析或特征分析的过程。以后，谭力海、彭聃龄（1988）在词汇判断作业中，喻柏林、曹河圻（1992）在命名作业中，彭聃龄、王春茂（1997）在命名作业和真假字判断作业中都发现存在笔画数效应，说明这种效应不依赖作业的性质。

上述结果说明，笔画和部件均是汉字识别的单元，与笔画的体征分析相比，部件分析发生在更高层次上。

彭聃龄、李燕萍（1995）和Ding等（2003）在研究中进一步发现汉字部件的位置频率也会影响被试对汉字的识别，这表明，在心理词典中，汉字包含着部件特定位置的信息，由此进一步证明了部件作为汉字加工单元的心理现实性。

（二）汉字语音在阅读中的认知加工

拼音文字（如英文）中存在形—音的对应规则。例如，当看到下列英语单词或字母组合（book，comb，ghost，pint，mantaness）时，一个熟悉英语的人知道，“comb”中的“b”不发音；“pint”和“hint”不同韵；“mantaness”是一个非词等。可见在英文词的读音中存在着某些规则，即GPC规则（Grapheme-Phoneme Correspondence rules）（Harley，2001）。而由GPC规则导致的效应叫作规则性效应（regularity effect），即对符合GPC规则的单词反应要优于不符合规则的单词。

汉字虽没有明确的读音规则，但人们一般认为形声字具有一定的规则性。如果形声字声旁的读音影响整字的读音，那么规则字的命名潜伏期应该比不规则字短，或者说应该有读音的规则性效应。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发现（舒华、张厚粲，1987；Hue，1992），在汉字形声字的读音中也存在规则性效应，即声旁读音与整字读音相同的形声字（如簧，称为规则字），要比声旁读音与整字读音不相同的形声字（如怡，称为不规则字）更容易被读出来。这一结果表明，某些字下水平的语音线索在汉字识别中可能起作用。不仅如此，还有研究（Fang et al.，1986；Hue，1992）发现，形声字的读音不仅受到字下水平的语音线索（如声旁）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具有同样声旁的形声字整体读音是否一致的影响，读音不一致的形声字（如油、抽）要比读音一致字的形声字（如距、拒）反应慢得多。由此，中国学者发现了影响汉字形声字读音提取的两种因素：字下水平线索（声旁读音）和字水平线索（邻近字读音）。不仅如此，还有研究（张厚粲、舒华，1989；郑昭明等，1988；谭力海、彭聃龄，1990）发现，在汉字词的阅读中，语音是自动激活的。

按照文字与语音的关系，文字是标志语言的。因此，只有当字形和语言中一定的语音相联系时，才能表达一定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语音的激活是通达词汇的必要条件。这种情况在拼音文字的阅读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但是，中国学者们经过研究发现，汉字可由形直接到义，不必经过语音的中介。

彭聃龄等（1985）在一项有关汉字形、音、义信息提取的研究中发现，字形判断反应时最短；字音判断反应时显著长些；判断字义又要再长一些。但在成人和小学五年级被试中，字音和字义的判断已经一样了。陈宝国、彭聃龄（2001、2003）采用语义和语音判断任务的研究也发现字义和字音激活的同时性。Zhou等（1997）采用语音中介启动任务的研究也发现汉字语义提取中没有语音中介启动。

（三）汉字语义提取级语义在字词识别中的作用

除了语音之外，汉字语义的提取也是中国学者研究的兴趣点。20世纪80年代末，张积家等（1990、1991）在研究中发现汉字形声字的义旁在汉字的语义提取中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一系列研究（陈宝国、彭聃龄，2001；彭聃龄、邓圆、陈宝国，2003）发现汉语多义词的识别优势效应，即在词汇判断和命名任务中，多义词反应更快。这说明，字词的语义信息会影响汉字词的识别；语义越丰富，这种影响越大。

（四）语境与字词识别

影响字词识别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语境因素，包括词语境、句子语境和课文语境。语境提供了词识别的词外多余性，它和正字法、语音学等语言学知识一起，自上而下地决定着字词的识别。

早在20世纪60年代，曾性初等（1965）就用省略恢复法研究了句子语境对识别省略笔画的汉字的影响。曹传泳、沈晔（1963）在一项研究中也发现，当目标字包含在有意义的词语中时，正确辨认的时间较短；而包含在无意义的自组中时，正确辨认的时间较长。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由于启用技术的应用，语境对汉字识别的影响得到了广泛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系列的研究（彭聃龄等，1987；谭力海、彭聃龄，1988；谭力海、彭聃龄，1989；谭力海等，1991）考查了语境对汉字识别的影响，结果发现语境对汉字识别有显著影响，相关语境对不同笔画的汉字识别有促进作用，无关语境对各种笔画的汉字识别有抑制作用。这都说明汉字识别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加工相互作用的结果。字的识别既依赖视觉特征单元的激活，也依赖语境的作用。

（五）汉语词汇结构表达和加工的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词素在词识别中的作用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绝大多数研究是围绕拼音文字中的形态复杂词进行的。围绕这些研究，建立了关于词的形态学加工的一系列的理论模型。

汉语构词法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英语和其他印欧语言，且汉语是一种缺少形态学变化的语言。因此人脑是如何加工和表达汉语的词汇就成为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在词汇加工中词与词素的关系怎样？词的识别是否依赖词素的激活？词素的通达是否是通达词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Peng和Liu（1992）的研究首先发现在汉语心理词典中，整词表征与词素表征同时存在。Zhang和Peng（1992）的研究则发现汉语复合词中词素的作用依赖于汉语构词法的特点。此外，在复合词中，透明词的词素与整词的联系较密切，而不透明词的词素与整词的联系不密切，对整词的促进作用较少（王春茂、彭聃龄，1999）。基于这些发现，刘颖和彭聃龄（1997）提出了基于语义的词汇判断的计算模型（CLDM模型），模拟了词汇判断条件下语义启动现象，为上述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佐证。

（六）汉字正字法研究的贡献

西方心理语言学将正字法定义为“一种将语言中的声音和一套书写符号对应起来的方法”。西方的文字阅读研究始终是按照这一基本概念内涵展开的。

但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考虑汉字，那汉字的正字法，无疑就只是汉字书写单元（主要是声旁）的表音程度。的确有很多心理学家是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和定义汉字的正字法，并且按照这一思路来研究汉字（尤其是形声字）的认知加工。但是彭聃龄（1997）在接受西方关于正字法定义的基础上看到了汉字正字法的另一面。他认为汉字正字法有其特殊性，“汉字由笔画和部件组成，但组合并不是任意的。不同的笔画或部件只有按一定规则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人们熟悉的汉字，这些规则就被称为‘正字法’。正字法规则是人们识别字词时必须依靠的一种内隐知识，字词识别不仅要依靠对笔画、部件或字母的检测，而且要检测这些成分的结合规则”。

因此，根据上述分析，综合两方面的定义，中国心理语言学界认为汉字正字法所包含的内容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汉字字下单元（形旁和声旁）和整字读音关系的对应程度；二是汉字笔画和部件的层级结构、框架结构和空间位置结构的规则。上述涉及的诸多研究都是中国学者围绕汉字的两类正字法知识的表征和认知加工展开的，都是中国心理语言学界的独特贡献，理应得到国际心理语言学的认可。

三 句法和语篇层面的研究

从文献梳理可知，中国的心理语言学在20世纪90年代前多集中于语音和字词层面的研究，而句法和语篇层面的研究主要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部分成果在前面部分有所提及，下面再做些补充。句法是一个很大的范畴，所以有关句法的研究也可谓百花齐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一些特殊句式的研究

特殊句式研究的多集中于关系从句、“被”字句和“把”字句。除上文提及的外（如Ye et al.，2006；Ye & Zhou，2008；Jiang & Zhou，2009），代表性的还有王小艳等（2013），他们的ERP 研究发现，在汉语“把”字句的加工中，句法加工和语义加工在早期的句法建构阶段是相互独立的，而在稍后的语义整合阶段二者开始发生交互作用，而且这种交互作用一直持续到最后的整合阶段；主被动句方面，常欣、高申春（2009）通过ERP实验发现，中国大学生加工英语被动句时，句法违反诱发ELAN和P600，语义违反诱发N400，语义—句法违反诱发N400和P600，但波幅变化呈现非对称性。实验结果结合以往研究表明，被动句中语义与句法加工的交互作用更显著。使动句研究方面，封世文、沈兴安、杨亦鸣（2011）通过fMRI实验比较了“显性使动句”（如：使经济繁荣）和“隐性使动句”（如：市场繁荣了经济）的加工情况，发现大脑左侧额叶对于汉语句法加工具有重要的作用，即使不通过形态改变来标记句法变化，汉语句子加工中的句法加工仍然可以被分离，句法独立性的加工主要由大脑左侧额叶中回及大脑左侧额叶下回等脑区承担，大脑左侧颞叶并未参与汉语句法的独立性加工。

（二）成分搭配研究

在动宾搭配研究方面，石东方、张厚璨和舒华（1999）通过控制汉语句子的及物动词与其直接宾语之间的搭配合适程度，研究了动词的“宾语选择性限制信息”在句子加工早期的作用，发现动词与宾语搭配上的各种违反对目标名词（宾语）的加工产生了即时效应。张亚旭等（2000）还对汉语偏正/ 述宾歧义短语的加工进行了初步探讨。另外，张亚旭等（如，Zhang，Zhang，Min，2012；Zhang et al.，2013）还曾研究量词—名词搭配、词汇的指称性对句法—语义加工的影响，叶真、周晓林等（如，Ye et al.，2006；Ye & Zhou，2008）研究过动词—名词、量词—名词的加工情况，从神经心理学视角丰富了成分搭配方面的研究成果。

（三）影响句法加工的因素

影响句法加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到底如何表现是我国心理学关注的问题。比如，缪小春等研究发现以汉语为母语的被试在判断施事时主要依据名词的语义特征——生命性，而不是词序；Li，Bates和Macwhinney（1993）探讨了操汉语者怎样利用句子中的不同阅读线索进行句子理解的，发现操汉语者不仅仅只依赖一种阅读线索，且各线索作用的大小关系构成等级关系：被动标志>生命性>语序>受事标志>不定标志；郭晶晶、陈宝国（2009）通过句法判断任务考察了汉英句法结构相似性对英语句法加工的影响，发现汉语句法结构相似性越高的英语句子，句法判断的准确率越高；被试英语熟练度越高，句法判断的准确率越高。

语言差异可能是影响句法加工的因素之一。ERP 研究证明，汉—英双语者对英语一致性句法违反与英语母语者不同，这种差异性无论在局部依存结构（如，Chen et al.，2007；常欣等，2009：∗The little boy play with the doll.）还是长距离依存结构（如，胡琳、陈宝国，2014：∗ The hunter follows the big dog and walk into a dark cave.）中都存在，由此佐证了母语对第二语言的影响。

此外，石东方、舒华和张厚璨（2001）通过操纵动词与后接词的关系来产生搭配异常并控制句子的可继续性，发现名词条件和形容词条件下的句子可继续性都对句子理解加工有显著的即时影响。

（四）语篇层面的研究

从心理语言学视角看，影响语篇加工的因素众多，牵涉语音、词汇和句法等不同层次的特征。中国的心理语言学家结合汉语特点对这些特征展开了深入研究。比如，李晓庆、杨玉芳（2005）研究了重读对口语语篇加工的作用；高兵、杨玉芳（2008）通过眼动实验考察了语篇理解中整体语境和局部语境对代词理解的影响，证明：（1）名词与动词词组之间关系的典型性不同，整合的速度也不一样；（2）代词的理解不是一次完成的，代词理解的初期受整体语境的语义偏向影响，而不受局部语境的影响。张必隐和Danks（1989）发现，虽然中英文阅读加工有相似之处，但中文阅读者在阅读加工中更多地采用分散的策略，而英文阅读者则更多地采用集中的策略。索玉柱（1996）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通过自定速阅读实验考察了英汉语篇的词汇衔接问题，发现：（1）词汇衔接不仅反映语义关系，还反映出受世界知识制约的心理表征；（2）衔接词间的共现是语篇阅读中形成连接推理的一种最重要认知现象；（3）英、汉语语篇的词汇衔接具有可靠的心理现实性。索玉柱（1998）应用语篇“在线”的语句识别测验方法研究了关联性对语篇推理的影响，发现英、汉语的推理类型明显不同：除释义语句以外，其他英语的显性识别句（带逻辑衔接词的句子，如英语中的“or，and，if”和汉语中的“如果、或者、和”等）要比隐性识别句的判断时间快；而汉语的显性识别句都比隐性识别句的判断时间慢。可见，英汉逻辑衔接词在中国学生的阅读心理表征中发挥着不同程度的逻辑限制作用，其原因在于关联原则对语篇逻辑推理过程具有制约作用。金花等（2009）通过ERP 实验研究了世界知识在句子理解中的整合时程，发现在句子理解过程中，世界知识的整合与单词意义的整合相似，可能是随着句子理解过程即时进行的，整合的结果不影响后继信息的加工；但到了句末，读者在对整个句子内容做真实性判断时会对先前进行过的整合再进行考察。

第三节 语言障碍研究

一 失语症研究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失语症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研究的队伍看，我国的神经科医生、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从不同视角为失语症研究做出了贡献。在医学领域，早期成系统的代表性成果当属高素荣主编的《失语症》（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1993年版），主要描述汉语失语症的各种症状和不同类型失语症的临床特点。该书2006年再版时增加了语法缺失、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语言障碍和原发性进行性失语内容，以及失语症患者的神经影像学、电生理学和心理障碍及其治疗，并对双语失语症包括检查方法做了较多的介绍。在语言和脑的关系上，主要讨论大脑语言优势侧和对侧半球在语言上的作用，还对语言康复做了详细的描述。此外，《失语症》还简单介绍了记忆障碍、疏忽症、空间性障碍、失用症和持续症等，全面细致地描述了汉语失语症成套测验（ABC）、并且将检查用的表和图附于书后。此外，我国很多神经科的医生也为失语症研究做出了具体研究。多年来，首都医科大学的汪洁和湖北人民医院的毛善平带领各自的研究团队从语言治疗和康复教育视角对汉语失语症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我国心理学界很早就关注失语症研究，产出了不少重要成果。胡超群等（1983）通过比较分析三例脑损伤患者的非正常言语行为证实了口语对书面语的支持作用以及听、说、读、写各环节及其神经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胡超群（1986）从两例由脑损伤引起的阅读障碍患者的个案研究中发现：第一，阅读理解过程经历着两个不同层级的信息加工处理阶段，即字词层级的认知和语句层级的阅读理解；第二，语句层级的理解是一个更起作用、更积极的能动过程。胡超群（1989）基于阅读障碍患者的阅读情况，分析了阅读认知过程中汉字词的形、音、义三个信息维度的脑加工途径和三者间的动态关系，从而做出推断：（1）阅读过程中字词形、音、义信息的脑加工途径是以字形的视觉感知为起点，其后分别与字音和字义建立联系。（2）字形和字义间的联系强于字形与字音间的联系。（3）字形和字义间的强联系可能与汉字特点以及所涉及的心理学条件不同有关。韩在柱等（2005）考察了一例汉语命名性失语患者的输出言语情况，结果发现该患者在口语表达、图片命名和根据任务造句等方面都表现出名词输出比动词差，且这种明显的名—动分离现象仅限于语音输出通道。

语言学界关于失语症的研究早期以国外的研究成果引介为主，后来从语言的不同层次展开了具体研究。沈家煊介绍了失语症研究中所揭示的语言与大脑关系（Blumstein，1992）。杨亦鸣（1997）通过对汉语皮质下失语症患者的主、被动句研究发现：汉语句法结构在听、阅读与表达中提取加工的相对独立性，认为主、被动结构在大脑加工中表现出一种相对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平行储取机制。梁洁（2002）通过对一例失语症患者和五位正常平叙句的对比分析，提出普通话的平叙句语调模式是趋降型，声调和语调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汉语的四声受语速、音域宽度、分布和语调的影响。崔刚（1999）通过对24 位失语症患者的语言材料的分析，主要比较了Broca和传导性失语症患者在语音障碍上的表现。崔刚（2001）《失语症的口语表达障碍研究》一书分析了Broca和传导性失语症患者的语音障碍和词汇障碍。杨亦鸣（2002）对八名失语症病人进行实验，从自发谈话、复述、听理解、命名、阅读五个方面考察。从各项测试中得出：当患者无法从大脑词库中提取所需的语言单位时，患者或使用其他的词语替代，或是以让人完全无法理解的错语替代，却很少见患者只以其中一个语素来替代词语的显现出现。认为汉语大脑词库内存取的语言单位应当是词而不是语素，更不是以字为单位。此外，还有关于失语症书写障碍（周统权、徐以中、杨亦鸣，2008）和动词配价方面（周统权，2006）的实证研究。

二 自闭症研究

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及交际问题非常突出，语言障碍甚至是评定自闭症儿童病症严重性的唯一标准。近年来，随着自闭症诊断率的不断攀升，有关自闭症的研究不仅得到医学、心理学、教育和社会学界的广泛重视，心理语言学者们也围绕自闭症的语言和沟通障碍进行了大量研究。我国学者在自闭症儿童语言障碍方面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

（一）研究现状

作为国内第一篇有关自闭症儿童语言研究的文献，徐琴芳（2001）主要总结了近十多年国外的相关研究，归纳出自闭症儿童在语音、语法、词汇语义和语用方面的主要障碍：（1）语音障碍。多数自闭症儿童语音较为清晰，其语言也能让人听懂，但往往缺乏日常生活中人们应有的语调及重音。（2）语法障碍。自闭症儿童语法发展速率显著滞后于普通儿童，平均语句长度相对较短，语法结构使用的范围也显著低于普通儿童。（3）词汇语义障碍。自闭症儿童的词汇语义发展比正常儿童要低很多，他们很少利用语义关系来理解语言，词汇量少，经常使用一些与社会规则和语境相矛盾的语言。（4）语用障碍。自闭症儿童对语言以及交际没有兴趣，很少自发与别人交谈，谈话时也很少运用手势语，不能区分说话者与听话者的关系及作用，不能正确使用对话规则，也不能区分新旧信息以致错误使用人称代词。

李晓燕等（2006）参考国外研究归纳总结了自闭症患者语言发展的一般特征：（1）语言发展迟缓与缄默；（2）回声式语言；（3）创造特异新词；（4）代词逆转与回避；（5）语言韵律失调；（6）缺乏有效交流。

李晓燕（2008）的博士论文是国内第一篇对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发展障碍进行研究的论著。该研究采用个案跟踪方法，记录了4名3 ∶ 10—4 ∶ 7的汉语自闭症幼儿的语言发展和交流情况。其研究结果显示自闭症儿童在语法、语义和语用层面均存在障碍，但是如果有同伴交互关系的支持，则自闭症儿童的语言能力能够得到适当表现。该研究利用实证方法首次研究了汉语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其不足之处表现在：（1）自闭症儿童年龄偏大，无法反映早期语言发展的情况；（2）研究偏重语言功能的考察，对语言学层面的问题考察不够深入；（3）由于只采用了语料记录法，因此无法考察自闭症儿童对语言的理解能力。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自闭症的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引进和借鉴西方的理论，对理论进行实证验证的研究也极少，基本属于空白，尚无理论方面的研究和建树。

（二）主要问题

我们在自闭症儿童语言研究的欠缺，主要源于基础研究的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目前国内尚无标准的诊断测查工具，研究者大多沿用西方的诊断标准。而且诊断标准仍以行为的观察为主，缺乏神经生理学和认知神经功能的指标。尤其在高危自闭症儿童的早期（3岁之前）诊断和预警方面的相关研究尚属空白。

（2）研究多以国外研究方法或者理论的介绍为主，缺乏实证性研究。国内关于自闭症儿童的研究，多以国外的方法或者理论介绍为主，而实证类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强化关于自闭症儿童语言和认知理论的实证研究，通过探讨影响自闭症儿童语言和认知发展的各种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果机制来探索、解释自闭症的病理发展模式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3）研究内容有待深化和扩展。从目前国内的研究来看，涉及自闭症儿童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一些感知觉的发展性、社会认知的发展以及工作记忆、注意和面孔识别等方面的内容。而对于自闭症儿童核心症状——语言沟通障碍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这导致目前针对自闭症儿童的语言治疗缺乏强有力的自闭症儿童语言发展理论做指导，导致治疗效果极差。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将汉语自闭症儿童语言习得、语言认知、语言发展和沟通障碍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4）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有待改进。国内在自闭症的研究方法上主要还是采用言语对话、实物呈现等行为观察，只有少数的研究使用了眼动等方法。由于自闭症儿童存在言语理解上的困难，因此，采用传统的心理行为实验很难保证自闭症儿童真正理解研究者的言语要求，同时自闭症儿童能否用言语准确地表达出自己的内心感受或者意图，都是实验中存在的问题，这都可能影响实验的信度和效度。

（5）研究对象比较单一。由于在传统行为研究方法上的限制，目前自闭症儿童研究多选用高功能自闭症个体，对年龄偏小（3岁之前）和能力严重受损的自闭症儿童研究极少。有关汉语自闭症儿童早期（3 岁之前）言语知觉、语言理解和语言产生的神经机制研究几乎是空白。而一般情况下，自闭症的起病年龄较早，大多在3 岁以前就出现了发育异常或受损，同时又有3/4的病例有显著的精神发育迟滞，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加强对早期儿童（2—3岁之前）的研究。

三 其他类型的语言障碍研究

（一）口吃研究

口吃是一种言语节律性障碍，根据发生的时间可以分为发展性口吃和获得性口吃。前者指儿童期出现的口吃，后者指由药物、精神创伤或脑损伤等因素引起的口吃，一般多出现于语言习得过程完成之后。中国的口吃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调查口吃群体分布、形成口吃的原因和可采用的医治方法（汤盛钦等，1984），90年代开始从语言学视角研究口吃（辛斌、戴淑艳，1992），并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尝试矫正幼儿的口吃（郭彦文、林立1999）。真正成规模的口吃研究到21世纪初才出现，此期既有国际新成果的研究介绍（徐杏元、蔡厚德，2006、2007；陈新勇，2007；宁宁等，2007），又有面向汉语口吃者的多视角研究（张积家、肖二平，2008；潘春卉等，2009；宁宁等，2009）。比如，徐杏元和蔡厚德（2006）系统介绍了基底神经节对口吃的影响，宁宁等（2007）介绍了口吃的脑成像研究进展；张积家和肖二平（2008）从对比实验中发现：口吃者对声母的监控与非口吃者相比没有显著的差异，但在监控韵母及声调时，口吃者的反应显著慢于非口吃者；潘春卉等（2009）通过生物医学实验证明，DRD2 基因的C1072T 与中国汉族人群言语流畅性障碍的发病相关，等位基因C是发生言语流畅性障碍的危险因素，而等位基因T具有抵抗发病的保护作用，从而为汉语口吃患者的发病机制提供了生物学解释。Lu et al.（2009）应用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方法探讨了大规模神经交互性对发展性口吃的作用，发现大规模的神经交互失常（dysfunctional neural interactions）与口吃者词语表达中所涉的“计划、执行和对言语运动序列（speech motor sequence）自我控制”困难有关。

与国际的口吃研究相比，中国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存在很大的差距，专业的研究人员也不多，研究的圈子也很窄（主要限于少数心理学家和部分语言康复工作者），语言学界很少有学者涉足此领域。

（二）聋人的语言与手语研究

手语是聋人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跟有声语言一样是自然产生的，按照自身的语法规则表达信息”（余晓婷、贺荟中，2009）。“我国在2007年确立了手语翻译员的职业岗位，表明我国的手语翻译职业化进程正处于第三个时期的起步阶段。”（余晓婷、贺荟中，2009）从语言学视角看，中国大陆手语在语音学、音位学和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已初见规模，而在语义学和语法学的研究则缺乏系统性，手语语用学的研究更是几乎为零（刘润楠，2005）。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看，来自特殊教育学校、高等院校的特教专业和英语专业的人数最多，还有信息科技专业的学者专门研究手语的计算机识别系统（吴江琴、高文，2000）。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聋人的语言习得研究时有报道。如李宇明、徐昌洪（1992）首次揭示了聋哑儿童声母学习的难易顺序和“障碍音”，总结了学习中较常出现的错误类型及致错原因，并发现他们与正常儿童的声母学习有同有异。同期，李宇明还带领湖北省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的教师编写了《聋童康复探索文集》，其中涉及了不少聋童语言获得及其康复的问题。周兢、李绍珠（1993）主编的《聋儿早期康复教育》（南京大学出版社）全面探讨了聋童的康复教育策略。

我国有关聋人语言的心理学研究不多，有限的成果在21世纪才见到。如方俊明、何大芳（2003）通过磁共振实验发现：（1）手语与有声语言的绝大多数功能区是叠合的，与正常人和美国手语的研究结果相似，聋人的视觉性语言优势半球也是在左半球。语言的半球单侧化现象以及语言大脑功能定位区很少受语言模式特征的影响。（2）聋人手语的信息加工过程包括语言加工和视觉空间认知，语言加工模块与空间认知加工模块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共享成分，这为跨模块可塑性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陈穗清等（2012）从实验中发现，聋生识别有语义类标记的手语词显著快于识别无语义类标记的手语词。当语义类标记与手语词的语义一致时，能够促进聋生对手语词的语义提取；当语义类标记与手语词的语义不一致，会干扰聋生对手语词的语义提取。李德高等（Li，et al.，2013）还发现聋人学生概念结构不完整，他们识别上位水平概念词时需经历一个缓慢的中间过程。

但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聋人的心理语言学和手语研究已经逐步引起我国政府和教育部门的重视。比如，成立了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国家通用手语等级标准编制”已经成为我国“十二五”科研规划的重大课题（2013年度）。

（三）视力残疾人的语言与盲文研究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视力残疾人接近1400万，他们的语言使用主要基于盲文。盲文是专为视力残疾人设计、靠触觉感知的文字，是国家语言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使用的两种盲文“现行盲文和汉语双拼盲文”均由黄乃先生主持设计，但因为历史原因，两种盲文体系并存，从而给盲人教育、盲文出版等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中国政府和教育部等直属部门很重视残疾人的语言生活。据程黎等（2013），2010年7月，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残联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国家手语和盲文研究中心；2011年1月20日，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统筹规划，加强指导，做好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的研究规范和推广工作”；同年5月，国务院批转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中提出：“加大对手语和盲文扶持力度。”早在1992年，大连市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率先建成了我国第一个残疾人图书馆，为丰富残疾人的文化生活创造了条件。2010年，国家图书馆牵头主持国家文化创新过程项目“中国残疾人数字图书馆”，力求改善残障人士与社会隔离的状况，为广大残障人士提供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

北京联合大学的钟经华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盲人教育和盲文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研究内容涵盖词的辨认、书写（钟经华，2006、2007）；主持完成的200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盲文简写方案”成为近年来汉语盲文方案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钟经华等，2011），现主持2013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汉语盲文语料库建设研究”。

盲文研究的一个重点是盲文的信息化，21世纪以来有不少成果出现。譬如，江铭虎等（2000）探索了基于多种知识的盲文翻译技术，发现盲文到汉字转换系统的转换正确率为 94.38%，若剔除专有名词，转换正确率还可上升2个百分点；李宏乔等（2002）对汉语—盲文翻译的原理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个盲文形式模型，开发出了汉语—盲文机器翻译系统。从神经心理学视角研究盲人语言加工的文章不多，检索仅见吴光耀等（2006）。该文从磁共振功能成像研究发现，先天盲人在阅读盲文时视觉皮层激活，视觉皮层功能发生了重组，具有参与处理复杂文字语言的高级认知功能。

程黎等（2013）从我国盲文使用状况的调查中发现：现行盲文在盲人群体和盲校教学中仍占主要地位，同时，有近 30%的成年盲人使用汉语双拼盲文；盲板、盲笔是盲文使用者主要的书写工具；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盲文阅读水平有待提高；尽管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学习盲文的渠道多元化，但职前培训和规范化学习有待加强；我国盲文主要存在读音、分词连写和词义三大问题；绝大多数的盲生、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和成年盲人认为有必要并希望制定通用盲文。

总体上看，我国的盲文研究起步较晚，但自21世纪始，已经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成果，有关盲文应用实践的成果（如盲文书写方案、盲文图书馆和盲文的信息化等）尤为显著。相比之下，面向盲人语言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却很薄弱，不仅研究面很窄，所见成果也不多。而且专门从事盲人语言和盲文研究的机构和人员不多，与国际相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节 中国心理语言学的未来发展之路

一 目前存在的不足

心理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国际学术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到广泛的认可，也才不过五十多年的事情。因此相对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来讲，中国心理语言学的起步和发展并不算晚。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内心理语言学界的专家学者，一方面致力于翻译、介引国外心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成果和理念；另一方面努力组织语言学和心理学界的同仁，以课题带动科研，通过不断的重复、模仿、验证、质疑和创新，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先后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学术成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语言的知觉、理解、母语和第二语言习得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绩。

我们通过对众多研究成果的梳理，也不难看到，我国心理语言学当前的研究，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无论是在研究广度、研究深度上还是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无论在专业学科建设上还是在专业人才知识能力的培养上，都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1）在研究内容和问题的范围上，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心理语言学涉及语言产生、语言理解和语言习得三个方面，但是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理解方面，尤其限于书面语的理解，而在语言的产生方面，尤其是口头语言的产生机制研究方面则几乎还是空白。在语言习得研究方面，二语习得的研究远远多于一语的习得研究。

一项研究（罗婷，2009）针对国内16种外语核心学术期刊和中外心理语言学核心期刊发表的心理语言学类的近300篇论文，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对比。结果发现，国内的研究中语言理解的研究占61%，语言产生的研究只有1.2%，一语习得研究只占了7%。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语言理解和二语习得的研究便于操作，从所涉及的研究方法、研究技术和研究对象的选择方面更容易；而语言产生的研究和一语习得的研究则需要更复杂的技术和设备操作，实验和记录的过程更耗时，儿童被试的控制难度也更大。而我们的研究者，由于大多缺乏专业的实验技能训练，因此也就尽可能回避研究这样的课题。

（2）对问题研究的深度不够。现代心理语言学理论、方法、基本假设和基本概念，绝大多数都是来自西方学者，同时也是以西方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后再逐渐运用到对汉语和其他语言的研究中去。正因如此，我国心理语言学的大多数研究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存在先天不足，所以我们翻译、引进、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当前大多数研究仍旧停留跟随西方学者所提的问题，模仿他们的方法、验证他们的理论和观点，即使有所创新，也只是对原有模型稍做修改，缺乏思想的原创性。

（3）实证性研究所占比例较低。国内学者首先很少进行实证研究，很多仅仅停留在个人经验的思考上。少数的实证研究也往往存在研究设计问题，在论证过程上不够严密，导致研究结果说服力不够。

罗婷（2009）的研究还对比了国内外心理语言学论文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结果显示，国内学者发表的文章中，92%都采用的是非实证方法。研究者大多是结合自己的个人经历以及教学经验，并运用相关的研究理论来阐述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数据搜集比较随意，典型性和代表性不强，因此研究的有效性和可信度不高。与此相对照，国外的同类研究中88%的均属于实证性研究。研究者大多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运用平均分和标准差或标准分相结合的统计方法得出结果。数据搜集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研究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很高。

最近的一项同类研究（罗娜，2012）显示，2006—2010年，国内外语类主要期刊发表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中，实证研究的比例已经升至54%，虽然较以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与国外学者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4）研究方法比较单一。国内心理语言学研究往往模仿甚至照搬国外学者的方法和操作程序，缺乏变通和创新。尤其在采用先进的心理、生理和神经研究技术和方法上，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对问题本身的深入探讨。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上国内的心理语言学研究者大多在语言类院系工作，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科专业，缺乏必要的实验设备和条件，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很难得到保证。从主观上，我们的研究者大多毕业于语言类专业，本身缺乏实验方法和技术培训，同时又没有能够与心理学类的专业人员密切合作。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心理语言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并不真正了解，缺乏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方面的知识和理念，往往是以心理语言学的名义从事研究活动，而没有真正使用心理语言学的思维方式对问题进行深层次探索。

（5）缺乏学科间的交叉合作。国内从事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人员主要有两类专业背景：心理学和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本来就是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主要研究语言的生理基础及各种心理机制。要想能够深入研究语言的心理加工机制，必然离不开语言学和心理学两类专业知识。但是我们在对以往成果的梳理中不难发现，很少有语言学和心理学专业人员协作发表的成果。要么作者都是心理学专业的，要么都是语言学专业的。大家囿于自己狭小的领域，很少与其他领域的学者进行交流，也就更遑论合作协同了。

与此相对照，国外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团队，很多都是语言学和心理学，甚至包括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学专业人员联合组成的。他们相互弥补对方知识能力的不足，不仅能够满足研究过程中对研究者各方面能力和资源的要求，而且跨学科的观点碰撞往往会产生出创新的思想火花。近几年，随着中国心理语言学界相关专业学术团体的成立，这种条块分割的局面已经在逐渐打破，心理学和语言学界相互的人员往来和学术交流日益增多，希望这种趋势能持续下去。

二 发展趋势与构想

如何才能使我们的心理语言学逐渐摆脱重复模仿、验证西方理论的发展模式，通过不断创新形成我们本土化的心理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开拓反映我们语言和文化特点的研究问题和领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必须向国际心理语言学界提交的答卷。在此，抛砖引玉，提出几点拙见。

（1）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现代心理语言学几乎仅仅关注语言使用的一种方式，即个人单独使用语言的方式。然而，我们日常使用语言最自然、最基本的方式则是与他人的交流对话。每个语言使用者，包括幼儿与目不识丁的成人都能够展开对话。而我们现在研究最多的阅读、写作，倒不是人人都具有的普遍技能。

在过去，心理语言学家回避对话有很多原因。其中有理论上的考虑，也有研究方法的问题。

理论方面的原因主要来源于现代心理语言学的主要学术传统——生成语言学。从生成语言学来看，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孤立的、脱离语境的句子结构，换句话说，就是独白。与之相反，对话从本质上讲是交互性的、有语境的：每个参与谈话者在互动过程中都要说话并理解别人的话语，每个人都会打断别人和自己；有时，两个或更多的谈话者会一起说出同一个句子。生成语言学普遍认为对话在语法性上是无足轻重的，对话并不适用于大多数生成语言学所假设的能力与运用的区分。因此，语言学更倾向于针对孤立的句子，发展生成语法及其相关的理论。受此影响，心理语言学也倾向于利用生成语言学所提出的规则与表征来研究语言加工的问题。

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是，考虑到必要的实验控制程度，人们普遍认为对话很难研究或者几乎不能研究。直到最近，人们还是认为在大部分的语言产出研究中施加足够水平的控制是不可能的。因此，Bock（1996）提出了“过剩的回应”的问题——就是实验者如何才能使被试侃侃而谈呢？但是，目前很多实验都可以控制口语报告，令被试产出合适的回应，甚至可以控制被试的句子产出（例如：Bock，1986；Levelt & Maassen，1981）。

在实验中对话语的控制也是一样的。例如，Branigan等人（2000）的研究显示，利用句法结构的启动，可以在对话中产出研究者所需的句子结构，其效果和在孤立的情况下产出句子（Bock，1986）或者回忆句子（Potter & Lonbardi，1998）是一样的。在对话中如何较好的控制语言产出确实需要一些精巧的设计，通常这种设计可以由心理学背景的研究者完成。

此外，电子技术快速发展也使在自然条件下获取语言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从而有助于学者研究自然对话的心理语言学机制。首先是包含大量对话内容的电子语料库越来越多，这些语料库为检验语言加工的理论假设提供了新的途径。另外还有更高级的行为测量仪器，能够在对话时进行实时记录和分析，例如头盔式或远程眼动监控系统。

因此，从理论角度与实践角度来看，心理语言学未来研究的对象和目标应该逐渐由独白式语言使用转向关注描述自然对话中的心理加工机制。

（2）丰富研究中的语言材料。以往我们在研究中所使用的语言材料往往是一些精心设计的、极其简单化的字、词、句等，而很少关注人们日常所正常使用的语言材料，例如书籍、报纸和信件等。那么由那些简单化的材料所得出的心理加工规律，是否同样可以解释人们每天阅读材料的复杂性呢？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很多对语言有浓厚兴趣的其他学科的学者普遍认为，心理语言学实验中所使用的语料太短、无趣、脱离语境，并且与现实生活毫无关联。作为心理语言学家，对于负面评价理应出面维护，指出如果要研究基本的语言理解机制，就需要对句子结构与内容有足够的控制。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心理语言学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我们要严格控制单个句子，以便通过分析句子加工过程所需的时间来确定其加工过程。这种做法对于心理语言学研究是有益的，但同时也存在问题。例如，针对双重量化句的理解，我们所有的知识几乎都来自于对单个句子层面的研究，因此我们所研究的句子是存在于“真空”中的。尽管我们可以宣称是这些句子的句法原则在起作用，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大多数双重量化句均要出现在特殊的语境中，而语境中的语用线索往往会限制句子的语义解释。因此，研究语境中的句子加工，要比只研究“真空”中的单个句子更有助于我们了解语言的理解加工过程。因此，未来的心理语言学在探讨语言加工过程时，应该要与广阔的语言使用情况相结合。

（3）在研究方法上需要多种技术手段的结合，避免单一研究方法带来的局限。心理语言学作为实验科学，有着先天的局限。例如不可能记录和分析所有影响实验或观察结果的因素；对实验或观察的设计和结果经常有不同的解释；研究者主观性因素不可避免；语言心理过程大部分都是无意识而无法直接观察的，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心理语言学的发展步履维艰。

因此，近年来，除了行为实验方法之外，生理学技术、神经科学方法、基因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模拟等多种研究方法已经开始大量应用到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中，这无疑将不断加深我们对人类大脑“黑匣子”中各种心理过程的了解。

随着越来越多的各个学科的研究者不断加入到队伍中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会结出丰硕的成果，在国际心理语言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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