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个发展阶段

虽然有关语言的心理学研究由来已久（19世纪末），但心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却不长，其学科可溯源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丁金国，1983；俞如珍，1994）。中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则起步稍晚，最早的心理语言学介绍见于20世纪60年代（曹性初、强履祥、王家柱，1965；骆传芳，1966）。纵观历史，中国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介绍与引进（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研究起步（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和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三个阶段（李绍山、李志雪，2007）。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三个阶段就所涉内容而言，并非彼此更替、截然分离的，而是同步发展、相互依存的，呈现交错之势。

（一）介绍、引进与吸收阶段

追溯文献可知，骆传芳和曹性初等是我国在公开刊物上介绍心理语言学和从事心理语言学研究的先锋人物，只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中国的心理语言学在之后10多年的时间里停滞不前。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桂诗春成为我国心理语言学的呐喊人，他当年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的文章《心理语言学的研究与应用》系统介绍了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历史及其研究成果在教学研究中的应用，开启了我国心理语言学研究之先河。接着，很多学者（游辛，1979；陈平，1982；丁金国，1983；刘润清，1983；沈家煊，1983、1987、1988；吴冠仁，1984；张健纯，1984；严长信，1987；吴江，1987；廖菲，1989）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视点介绍了国外心理语言学的流派和主要思想。1985年，桂诗春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心理语言学专著《心理语言学》（2000年经过修订，改名《新编心理语言学》出版），全面阐述了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随后，一批有影响的心理语言学著作相继问世（如朱曼殊的《心理语言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常宝儒的《汉语语言心理学》，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桂诗春的《实验心理学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彭聃龄的《语言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张必隐的《阅读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这几部著作都概括了世界心理语言学的理论成果，或以中国人学习外语的实验材料，或以汉语语言事实来丰富心理语言学的内容，表现出中国心理语言学家对本门学科诸问题的系统的理论见解”（俞约法，1994）。

总体说来，这一阶段国内学者刚接触心理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该学科的研究范畴、基本特点和研究方法的引介，没有多少原创性的内容。

（二）研究起步阶段

心理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三大方面：（1）语言的生成；（2）语言的理解；（3）语言的习得。20世纪90年代，世界心理语言学伴随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取得了重要进展，句子加工和语篇加工（亦称“课文加工”）成为两个最主要的领域（陈永明、杨丽霞，1999）。在此期间，以心理学和语言学为学科背景的中国学者在各自领域展开了基础研究，既有结合汉语语言事实对国外心理语言学理论的检视，也有面向汉语语言实际的实证，还有以英语为代表的外语学习和汉语的计算模拟研究。研究的对象不仅限于正常人，而且开始涉及语言障碍者（如失语症、口吃患者），汉语作为母语的习得研究和国外心理语言学指导下的外语学习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热点之一。

语言习得研究体现在语音识别、字词句的理解和阅读、语法发展等各层面。譬如，杨玉芳（1992）发现，听话人在排除语义和音段层面信息的条件下，可以根据句子的韵律学线索进行句子结构的判断和词的切分。李文玲、张厚粲（1992）发现，汉字是介于图画和英文之间的一种符号系统，并认为语词信息对语音码的接通是直接的，对语义码的接通是间接的。许政援、郭小朝（1992）不仅探讨了11—14个月儿童语言的基本面貌，而且对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提出了质疑，认为成人的语言和儿童的语言模仿在儿童的语言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许政援、阂瑞芳（1992）总结并进一步探讨了“我”“你”“他”三个代词的发展规律，发现汉族儿童与习得英语的儿童在人称代词的习得顺序上有差异。李宇明（1992）基于一岁前儿童理解词语、祈使句和疑问句的情况，提出在判定儿童第二信号系统时，可依据“所指迁移、语境迁移和语法迁移”的标准。

这一时期有关外语学习的研究成果（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集中反映在桂诗春（1992）主编的论文集《中国学生学习心理》上。其中，桂诗春和李巍发现英语学习者的英汉语共享统一的心理词汇，激活扩散可以在两种语言中交叉进行；他们在另一个实验中还发现，中国学生对英、汉两种语言进行词汇检索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李绍山使用快速系列视觉显示和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探讨了影响中国学生英语阅读的主要因素，发现命题和熟悉程度是影响阅读的最重要变量，难度和频率的重要性次之。

成人的言语理解和生成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此期的中国心理学家紧跟国际心理语言学的发展步伐，不再限于介绍国外的前沿理论，而是努力把这些理论与汉语的实际结合起来，通过汉语的理解和生成实验来检视理论或修补理论。彭聃龄、刘颖、陈鹰（1996）基于连接主义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两个汉字识别的计算模型：汉字识别与命名的连接主义模型和基于语义的词汇判断的计算模型，而且两个模型都成功模拟出了汉字识别中的频率效应、形声字读音中的规则效应、声旁效应、语义启动效应、语境与频率的交互作用等。张浩和彭聃龄（1990）研究了汉语的语境信息对抽象句和具体句回忆的影响，证明语境有效模型的可靠性。彭聃龄和王春茂（1997）通过命名作业和真假字判断作业考察了笔画数和部件数对汉字加工的影响，发现汉字加工的规律：汉字的加工要经过笔画、部件和整字三个层次，其中单位部件的笔画数和部件数影响着汉字加工时间。

语言障碍研究是心理语言学的另一条重要研究路径。我国的语言障碍研究虽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我国主要涉足口吃、自闭症和脑损伤等引起的语言障碍研究。辛斌、戴淑艳（1992）发现了口吃与语言类型的关联性，即注重主语或主题且主语主题常在句首的语言，如汉语、日语、朝鲜语及印欧诸语言，会引发口吃现象；而讲阿拉伯语、藏语等的人中则没有口吃现象（转引自眸子，1993）。

总之，第二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实证研究的比例明显增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但是，“这个阶段的实证性研究仍然以重复性实验或者验证他人的观点为主”（李绍山、李志雪，2007），重要的理论创新不多。此外，一些心理语言学的新流派（社会心理语言学见王德春、孙汝建，1992；发展心理语言学见李虹，1990）也不断介绍到中国来，中国心理语言学界开始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三）快速发展阶段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心理语言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至今已经出现蓬勃发展的景象，“其特征是在不断吸收国外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础性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加强”（李绍山、李志雪，2007），从理论到应用等诸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此相关的还有此期开展的一些重要活动。譬如，2012年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研讨会在广州举行，至今已召开两届；由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资助（1991—1993）、由三所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以及香港大学）负责的“香港儿童粤语语料库”顺利建成（供免费下载），成为我们研究儿童早期语言发展的得力工具。2003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以周兢领导的“华东师范大学ESEC儿童语言研究中心”，成为我国第一个研究儿童语言的专门机构。近十年来，与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相关的一批专门研究机构陆续建立（如首都师范大学的“中国语言智能研究中心”、四川外国语大学的语言智能学院。此外，还开始呈现出学科交叉的趋势，即心理学、教育学和语言学从各自为战走向联手合作，很多语言学/心理学背景的学者转向攻读心理学/语言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一些语言学家（如袁毓林）和心理学家（如周晓林）进行实质合作研究，中国的心理语言学因此得以向深度和广度扩展。

儿童语言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杨小璐多年来一直从事儿童句法、语义的发展工作，研究范围包括从字词的习得到疑难句式的掌握（杨小璐，2000；杨小璐、肖丹，2008）；周兢从教育心理学视角以语料库为工具对儿童在词汇学习和具体言语活动中的各种表现进行了深入研究（周兢，2009）。

此阶段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集中于心理词库的结构与表征问题（董燕萍，1998；董燕萍、桂诗春，2002；赵翠莲，2005），主要关注汉语母语者学习英语时的第二语言词汇表征，而对句子层面的研究则主要以理论介绍为主（李志雪，2003；邓玉梅，2004），实证研究较少。此外，还有研究发现我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词语义表征的发展不完善（李德高、李俊敏、袁登伟，2010；Li，Zhang & Wang，2011）。汉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也是此期的热点，比如外国人到底如何习得汉语的一些特殊句式（如把字句、被字句）往往成为考察的对象（黄月圆、杨素英，2004；黄月圆等，2007；张宝林，2010）。

句法、语篇加工研究开始成为重点。近年来，关系从句的加工研究成为热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陈宝国（2007、2008、2013）、周统权等（2011）等。还有一些复杂句式（如把字句、被字句和倒装句）的认知加工研究（如周晓林、张亚旭等），其结果显示句式不同、句法—语义的整合方式也有差别，且句式有独立于词汇的构式义，从而证明构式语法的合理性。语篇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影响语篇理解的因素，语篇生成方面的研究较少。比如，蔡金亭（2003）以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为被试，通过分析记叙文语篇结构与英语过渡语中一般过去时变异的关系，发现一般过去时形式出现在前景部分的比例显著高于背景部分，而一般现在时形式出现在背景部分的比例显著高于前景部分，研究结果总体上支持语篇假设；井世洁、缪小春（2004）应用移动窗口技术考察了不同理解水平的中学生在基于语篇的主题推理加工中出现不同的特点；杨玉芳、李晓庆（2004）发现一致性重读对语篇理解具有促进作用，而不一致性重读阻碍语篇理解。

在语言障碍研究方面，儿童在阅读方面的语言障碍是此期的热点之一，研究范围涵盖语音意识（孟祥芝、沙淑颖、周晓林，2004；赵微，2004）、语素意识（吴思娜、舒华、王彧，2004；范国新，2010）、正字法加工（邹艳春，2003；王晓辰，2010）、语义加工（邹艳春，2003；宋然然、吴汉荣，2008）四个方面。周晓林等（1999）通过对一例脑损伤病人的命名研究发现命名障碍可分为语义性和非语义性两类；舒华等探讨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高级认知特征、认知神经机制等问题，认识到了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不同亚类型，取得了汉语阅读障碍研究的本土成果。中国的聋童数量较多，聋童的语言发展和相关心理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受到重视。智障、脑瘫儿童的语言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主要涉及这类儿童的言语表现、引起言语障碍的生理机制、教育手段和康复措施等方面（侯梅等，2003；张积家等，2007；孙圣涛等，2010；任会启、梁丹丹，2014；雷江华、刘文丽，2014），但总体上看，缺乏深度研究，在语言学习的策略方面研究较少。

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开始出现，不仅反映出中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紧跟国际前沿的传统，而且突显出中国心理语言学家关注民生、关心民族文化发展的学术情怀。譬如，老年人的语言衰退研究（黄立鹤，2015；刘楚群，2016；杨群、张清芳，2019；Liu et al.，2015；Li et al.，2019），语言与音乐的认知加工研究（南云，2017），汉语复句的加工研究（廖巧云等2015；徐晓东等，2015、2018；严箐琪、李德高，2019），反映中国文化特色的古诗词研究（陈庆荣、杨亦鸣，2017），等等。这些研究领域分别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标志着我国的心理语言学正向纵深发展，我国对脑科学的重视也助推了这一学科的逐渐壮大。

二 心理学路径与语言学路径

从学科属性看，心理语言学源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与此相关，中国的心理语言学发展自然也归因于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早期，中国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两个不同学科各自从事着独立的研究工作——相比之下，语言学界多国外心理语言学的引介工作，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自然观察法和简单的统计法（如百分比计算），而心理学界则更自觉地紧跟国际步伐，既有国际研究动态的实时引介，更体现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扩展和更新方面。后期，伴随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心理学和语言学从各自为政逐步走向联手合作，研究的层次进一步拓宽，中国的心理语言学开始走上发展的快车道。需要说明的是，合作并没有改变既有的主流趋势——心理学界强调语音和字、词层面的研究，而语言学界更关注从词到句再到语篇的研究。

（一）语言学界的研究

从学科背景出发，中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可以区分为汉语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和外语（主要是英语）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但若从研究的具体内容看，汉语界和外语界的学者们并没有拘泥于自己的专业背景，而是相互交叉、融合。在此背景下，汉语—外语的心理语言学比较研究成为此期的热点课题之一。近20年来，语言学界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主要聚焦以下几个方面：儿童的母语（汉语）发展研究（代表人物如李宇明、杨小璐）；成人的汉语语言加工研究（如杨亦鸣、张辉、王小潞等）；成人的外语教育与学习研究（如桂诗春、王初明、董艳萍、周蓉、刘振前等）；语言障碍研究（如崔刚、杨亦鸣、梁洁、梁丹丹、周统权等）。

在儿童的母语发展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一大批有影响的成果，代表性的如朱曼殊（1987）的《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宇明（1991）的《儿童语言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宇明、唐志东（1995）的《汉族儿童问句系统探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周兢（2009）的《汉语儿童语言发展研究：国际儿童语料库研究方法的应用与发展》（教育科学出版社）。杨小璐带领其研究团队（杨小璐，2000；杨小璐、肖平，2008）对汉语儿童的副词和特殊句式进行了专门研究。这些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如田野调查法、语料库研究法和行为实验法等）从不同视角揭示了汉语儿童的母语发展轨迹，成为后续研究的典范。

语言加工研究是21世纪我国心理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伴随科技的发展，语言学界的不少学者借助心理学、神经学的专业设备（如ERP、MEG和fMRI）来探索语言的心理学、神经学问题，开创了语言学从外在研究到内在研究的新视野。语言学出身的学者不再满足于对语言使用规律的内省认识，而是试图揭示主宰语言交际活动的心理机制和脑机制。譬如，王小潞（2009）运用ERP技术探讨了汉语母语者的隐喻认知机制，揭示了汉语隐喻的加工模式和喻体到本体的连接方式。

高校外语（主语是英语）教师是中国心理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力量，他们主要关注成人的外语教育与学习研究。周榕（2001）通过在线实验考察了时间的空间表征系统（“时间在动”与“空间在动”），证明了隐喻认知的心理现实性。崔艳嫣、刘振前（2010）采用词汇联想测试探索第二语言（英语）心理词库组织模式的发展规律——大学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产出的语义联想词比低年级学生多。另外，学生在进行词汇联想和提取时有其母语语义系统的介入和干扰，二语心理词库的组织模式还不够合理。赵晨（2011）在批判现有构式缺乏认知现实性和心理现实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词库表征假设”以论证构式和组成构式词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映出深入的理论思考；徐风华、刘振前（2012）采用句子偏好测试和句子理解测试，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本族语者对于过去时终结性动词和过去进行体终结性动词的理解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英语学习者在对过去时终结性动词和过去进行体终结性动词的接受程度上，与本族语者趋于相同，而低水平者与本族语者有显著差异。外语教育与学习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有王初明（1990）的《应用心理语言学：外语学习心理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和董燕萍、陈国华（2005）的《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系统介绍了中国外语教育和学习中所涉及的心理语言学理论以及从语音到词库、到句子、再到语篇的各语言层次在二语学习者身上的输入和输出情况。

自20世纪末以来语言障碍研究成为语言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不少语言学背景的学者开始以语言障碍（尤其失语症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崔刚，1998；周统权，2004）。来自中国期刊网的信息显示，1991—2014年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关于语言障碍研究的文章近700篇，研究范围覆盖语言障碍的类型、成因、患者的具体言语表现和语言的康复治疗等诸方面。就研究对象而言，以儿童语言障碍和成人的失语症研究为众。

值得一提的是江苏师范大学的杨亦鸣。作为我国知名的中青年语言学家，他自20世纪末以来带领其研究团队致力于现代汉语字、词、句等层次的深入研究、英语作为二语的习得研究和语言障碍研究，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论文，建立了专门的神经语言学实验室，为神经语言学在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特殊贡献。

（二）心理学界的研究

从语音到字、词层面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心理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成果也很多，阅读方面的研究成果尤甚。譬如，曾性初等（1965）研究了汉字笔画的省略与恢复情况，证明了汉字笔画的冗余性对阅读的影响；肖绍北（1994）通过速示条件下的高频汉字同一性判断方法发现，人的视觉系统不受字形变化的影响，而对汉字的结构方式差异更敏感。周晓林等（2003）研究了音、形、义在汉语词汇产生中激活的时间进程与特点，实验结果支持交互作用理论；彭聃龄等（2003）分别从词汇判断、简单命名和辨别命名三个方面考察了汉语多义单字词的识别优势效应；莫雷等对文本阅读（莫雷，1998；莫雷、王瑞明、冷英，2012）和语言推理（莫雷、陈琳，2009）进行了深入研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师范大学的彭聃龄、舒华、陈宝国、毕彦超、韩在柱和丁国盛等学者一直致力于汉语认知及其脑加工的研究，系统探讨了汉字识别中亚词汇的加工、汉语复合词的加工与表征、儿童元语言意识的发展、汉语识别的计算机模拟等诸方面的内容。具体说，在语言的基础认知方面，对视觉、听觉汉语字词识别的认知过程及相关脑定位、句子理解的认知过程及脑电变化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核心刊物和重要国际会议上发表了一批汉语认知机制与脑认知成像领域的论文；在儿童语言阅读发展与障碍方面提出了语素意识的独特理论；在中国人学习英语与外国人学习汉语方面，对双语的认知表征与脑机制有了探索性的研究，并开发了“攀登英语”等具有科学基础的应用材料，凸显了心理语言学研究的社会价值。近年来，他们还密切跟踪国际认知神经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在汉字阅读中音、义自动激活、汉—英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表征和加工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研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心理学与语言学界的合作

从内容看，心理学与语言学的合作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一些跨界的重要学术事件，二是一些具体的科研合作。分别简介如下。

2011年12月，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心理语言学专业委员会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成立，学会成员由来自我国语言学界和心理学界的成员组成。学会规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至今已经召开两届，不仅推动了我国心理语言学的发展，更促进了心理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学科融合。2014年11月，首届中国心理语言学高层论坛在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召开，来自国内的30余名该领域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围绕心理语言学的方法论思考、语言的心理加工研究、心理语言学批判性综述和评论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本次研讨会很好地展示了国内外最新研究的前沿成果，加强了心理学界和语言学界专家学者的交流与合作，有力推动了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的国际化和学术化进程。

周晓林带领其研究团队近年来强调心理学与语言学的合作，在句法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Ye，Zhan和Zhou（2007）通过ERP研究发现，基于构式的语义违反诱发偏后部的N400，而基于词汇的语义违反则形成面子更大、波幅更强的N400，研究结果支持语言的构式理论观（constructionist approaches to language）——句法结构有其独立于词汇意义的构式义。关注跨界合作研究的学者还有很多，像彭聃龄、沈家煊、莫雷、张亚旭、丁国盛、杨玉芳等。比如，李荣宝、彭聃龄、郭桃梅（2003）应用ERP技术对英、汉双语的表征情况进行了探讨，发现两种语言的形态在人脑中是分别表征的（P190分布不同），而语义是共同表征的（N400分布相同）。冯丽萍等（2006）研究了动词配价特征在汉语母语者心理词典中的表征方式以及在词汇加工中的作用。莫静清、方梅和杨玉芳（2010）通过文本标注、语音感知实验和对发音人的声学参数的辅助分析三个方面，对汉语中三种引导焦点的句法形式在多重强式焦点共现句中的强弱差异进行考察和实验检验，实验结果支持刘探宙的观点，即把“唯量词”作为一种新的引导焦点句法形式从传统的“焦点敏感算子”范围内独立出来。胡伟等（2010）发表的关于英汉人群的阅读障碍研究是我国语言学与心理学界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详见下文“标志性研究成果”介绍）。

近年来，不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都是心理学和语言学团队合作的典范。比如2011年的重大项目“脑神经系统疾病及语言障碍的语言学研究”（由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韩在柱主持）和2014年的重大项目“汉语非字面语言认知的神经心理机制研究”（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小潞主持），都牵涉全国众多高校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参与、合作，展示了良好的跨学科研究前景。

三 标志性的研究成果

国内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基本属于舶来品，从理论、方法到研究问题，基本是从欧美国家学习介引而来，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研究基本属于介绍、诠释、验证、模仿和重复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缺乏有影响力的创新成果。但是近5—10年，我国心理语言学研究也逐渐从积累走向了创新，诞生了一些标志性的创新成果。

胡伟等于2010年发表在《大脑》上的文章《英汉人群中的发展性阅读障碍》历时6年，对比了英语和汉语人群中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认知差异。其结果显示有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英语母语者，通常能够在视觉上识别字母，只不过有时候难以将字母的视觉形象同它们的声音联系起来。而汉语的阅读障碍者则在声音和视觉感知上均存在问题。该研究曾在第七届国际认知科学大会（北京，2010年8月）上宣读，被认为“涉及认知科学的各种前沿科学问题，并特别突出认知科学高度跨学科的特点”。该成果正式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强烈关注。被《皮层》《大脑皮层》《大脑》《神经影像》《大脑与语言》等国际一流杂志和神经语言学专业杂志引用达20余次。被国际著名的Elsevier出版的《精神病学和应用心理健康年刊》作为年度具有突破性进展的成果予以收录。美国NewsRx科技新闻周刊在其重点报道中认为该成果是“阅读障碍研究中的一项新数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研究状况与“十二五”发展趋势》（2011：1473）明确将“发展性阅读障碍的语言机制研究”列为“十二五”期间亟待开展的重点研究课题。教育部组编的《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11》（648）认为该成果“对于阅读障碍神经机制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19日头版用半版篇幅以《中英科学家联合研究显示阅读障碍存在跨语言普遍性》为题全面介绍了该成果。

张学新（2011）根据知识表征的语义网络原理提出汉字拼义理论，指出中文在词汇层面是拼义文字，与如英文等拼音文字构成人类文字的两个基本类型，不能相互转换。张学新等（2012）还发现了一个中文特有的反映字形加工的顶中区N200成分，表明拼义文字本质上是视觉文字，而拼音文字是听觉文字。

除基础研究之外，在将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重大成果。例如由北京师范大学董奇牵头完成的《攀登英语阅读系列教材》是“国家攀登计划”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科研成果，专门为促进我国5—12岁儿童英语阅读能力发展而研发的英语分级阅读图画书。该系列教材经由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系统探索十余年完成，教材的设计基于脑机制、认知与行为和教育干预等多个层面的科学研究，体现了中国儿童脑与认知的发展规律和英语学习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