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
第二节 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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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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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200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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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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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冲突相关的，是世界范围的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趋势。再次是以宗教或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那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往往充当西方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的角色，成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即新人权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全球性宗教复兴,尤其是当代影响国际关系的三大宗教性运动（政治伊斯兰的兴起、美国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和拉美解放神学的发展）以及极具宗教性的三大事件（伊朗革命、波兰变局及其所引起的东欧剧变和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给予忽视宗教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当头棒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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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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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国际关系理论 fight 世俗化 学界 国际宗教 外交政策 国际关系学 宗教团体 宗教行为 恐怖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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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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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冲突相关的，是世界范围的宗教政治化或政治宗教化趋势。这首先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和基要主义（所谓强宗教）的普世化和政治化，有学者曾归纳了宗教基要派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四种模式，即作为世界的征服者、改造者、创造者和摒弃者，来描述“强宗教”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张力；[※注]或以五个“战”（fight）字（即fight back，fight for，fight with，fight against，fight under）来形容宗教基要主义激进好斗的基本特征；[※注]其次可指宗教团体大规模介入各国政治尤其是外交政策领域，如美国宗教右翼势力的“政治觉醒”和“政治崛起”，就被普遍认为是近30年来美国政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甚至被描述为宗教势力复辟的美国式“神权政治”和决定美国社会文化走向的“文化战争”。[※注]在左右两翼宗教团体的影响下，目前宗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已呈现立法化、机构化、国际化、草根化、联合化、媒体化、安全化等趋势；[※注]再次是以宗教或信仰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那些以人权和宗教为议题的宗教或世俗非政府组织往往充当西方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的角色，成为在西方国家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际宗教自由运动即新人权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并推动了跨国宗教倡议网络和宗教国际人权机制的形成。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也已成为全球治理和国际政治现实的重要因素；[※注]最后是“国际恐怖主义第四次浪潮”[※注]的来临，把宗教问题演化为世界各国的“政权维护”和“国土安全”问题，同时亦将宗教安全提上相关国家的国家安全甚至军事反恐的议事日程，[※注]目前宗教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制度中具有主导性的恐怖主义，而“宗教极端势力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预期之结合”被西方学界认为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注]
正如宗教不是伦理道德的同义语一样，宗教也绝非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在国际关系领域，宗教既是“动乱根源”又是“和平使者”，人们通常所说的宗教所具有的正反两面性或互相抵触的多面性的“变脸”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目前，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或宗教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扶贫济困、在国际和地区冲突中斡旋调停，在多轨道或“第七轨道”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在国际论坛上的道德倡议、在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方面的独特功能等，都显示了宗教对促进世界和平、进步和正义事业的贡献。[※注]因此在学术界我们一方面有《新冷战：宗教民族主义对峙世俗国家》（1993年）[※注]、《圣战对麦当劳世界》（1995年）[※注]和《文明的冲突》（1996年）[※注]等论著力陈宗教冲突和认同政治将取代基于意识形态的冷战；另一方面又有《宗教，遗失的治国术》（1994年）[※注]和《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2003年）[※注]等论著把宗教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冲突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宗教介入大大拓宽了当前国际事务的参与性和代表性。宗教因其道德权威、中立地位、国际联系、丰富经验和动员能力而被视为防止和解决国际问题/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其对各国外交政策的作用也被作为“遗失的治国术”而重新发掘。与理性行为者决策模式不同的“以信仰为基础的外交”或“新外交”，目前在世界上已逐步发展到可具体操作的程度。[※注]
总之，当前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完全可以用“颠覆性”来加以形容。然而长期以来，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均视宗教为可有可无的附带现象。宗教的“威斯特伐利亚放逐”，不仅存在于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内，也存在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三大主流学派，即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在不同程度上忽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对宗教的排斥“似乎被记录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基因密码之中”，[※注]因此笔者曾戏言国际关系学是“宗教无用论”的“重灾区”。[※注]全球性宗教复兴，尤其是当代影响国际关系的三大宗教性运动（政治伊斯兰的兴起、美国宗教右翼的“政治觉醒”和拉美解放神学的发展）以及极具宗教性的三大事件（伊朗革命、波兰变局及其所引起的东欧剧变和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给予忽视宗教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当头棒喝，而那种认为宗教将日益个人化、边缘化和世俗化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亦像纽约的世贸大厦那样轰然倒塌。“全球宗教复兴”、“世界的复魅”、“宗教跨国与国家式微”、“宗教民族主义对抗世俗国家”、“宗教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冲突的新冷战”等说法不胫而走，开始充斥于世界各国的新闻报道和学术出版物，几乎完全取代了50年前曾风靡一时的“基督教王国衰退”、“上帝已死”、“后基督教甚至后宗教时代的来临”等话语而成为时代的标签，各种“非世俗化”、“反世俗化”、“后世俗化”和“神圣化”理论纷纷出台，俨然成为各国学界宗教研究的主流。
在宗教从“被放逐”到回归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背景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也开始卸下现代化神话的有色眼镜来正视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目前在欧美，新闻媒体已对国际宗教问题日益关注，各高校争相开设宗教与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研究生课程，举办关于该课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有关学术论著和博士论文也层出不穷，[※注]西方的国际关系科研教学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宗教觉醒”或“宗教反省”，把宗教因素融入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从而扩大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开始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尝试和新共识。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倡议在国际关系学中建立国际政治神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logy），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科对经济因素的轻视，而国际政治神学的建立则是要纠正国际关系学在对世界事务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时对宗教、文化、观念或意识形态的有系统的忽略。[※注] 尽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能否完全“收编”宗教尚有争议，宗教研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仍相当有限，实现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由宗教研究推动的“范式转移”更是遥遥无期，但宗教对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挑战、修正乃至革新显然已被列入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议程。[※注]
关于宗教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的理解和分析虽有不同但大致接近。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关联性与宗教所具有的世界观、身份认同、合法性来源以及作为民众运动和正式组织机构的属性有关。学界一般认为，宗教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影响国际关系：第一，宗教观念和信仰通过影响决策者、社会舆论和普通民众作用于外交政策，这也是宗教影响国际关系和制度的最重要的方式；第二，宗教是可被国际体制内各种行为体利用的合法来源之一，如“圣战”使战争行为合法化，而当代“正义战争”观念和“人道主义干预论”也具有宗教和神学渊源；第三，“与国家有关的宗教行为体”和“非国家宗教行为体”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国际事务，与此同时某些宗教领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力；第四，宗教是国际关系中跨国群体认同或身份建构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在许多情况下，宗教认同比种族、阶级和性别认同更为重要，用亨廷顿的话来说，“宗教在划分异己方面其严厉性和排他性更甚于种族”[※注]；第五，宗教成为国际关系中与军事和经济力量等“硬实力”相对应的“软实力”，宗教价值观念和准则以不同方式影响国际舆论和制度，而运用“软实力”也是宗教团体影响所在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如非唯一的方式；第六，通过跨国/跨界宗教现象和运动，如宗教冲突、传教运动、宗教恐怖主义以及人权问题、人口增长和堕胎等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作用于国际关系和安全。[※注]对上述关联性，英国国际关系学者海恩斯（Jeffrey Haynes）指出，国际宗教行为体一直被视为在国际政治中与影响国家和国家权力的关键问题还扯不上边的“有趣现象”，“但如今不同宗教行为体不仅能直接影响国家的内政从而对国家权力有所牵制……而且也对国际关系有着意义重大的影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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