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有价值的佛教研究成果数量众多，不胜枚举。即便是列举有影响的专著类成果，也难免挂一漏万。以下仅是分类列举一些著作，以便说明我国学术界佛教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所具有的特点，所走过的路程，以及大致的发展趋向。一来限于本人的水平和见闻，二来限于分类不尽合理，所列举的著作中肯定有一些学术价值不大的书籍，而未提及的著作中一定有不少上乘佳作。

一 中国佛教史

在研究与中国佛教相关的各类著作中，佛教历史方面的著作最多，包括各种通史、断代史、思想史、地区史、专题史、宗派史等。这是佛教研究领域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第一，通史和断代史。

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1991），是国内唯一一部世界佛教的简明通史著作。本书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世界范围内佛教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既比较充分地吸收了当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又有编著者的个人研究心得，长期作为国内各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书。

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领域，至今还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叙述整个中国佛教历史的通史性著作，只有一些通史类的著作。其中，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979），是叙述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和演变的重要著作，在许多方面对以后的研究者起到了引路的作用。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丁明夷等人参与撰写的《中国佛教史》（已出版三卷，1981年开始出版），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论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的著作。本书把这一阶段的重要佛教译著进行了系统、详尽的剖析，是完全创新性质的工作。本书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研究本阶段佛教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郭朋从1981年开始先后推出《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稿》等著作，后来作者又把它们浓缩为三卷本的《中国佛教思想史》，这些著作都是有影响的。在断代史方面，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1988）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作用。比较重要的各类通史或断代史著作还有方立天主编、华方田副主编的《中国佛教简史》（2001），潘桂明的《中国居士佛教史》，高振农的《中国佛教源流》（2006），江灿腾的《晚明佛教改革史》（2006），陈永革的《晚明佛教思想研究》（2007），等等。

第二，地区佛教史。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地方政府相继重视开发当地的佛教文化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社科院、大专院校以及佛教界的学者也撰写了本省、本市或本地区的佛教史著作。几乎可以说，在佛教曾经盛行过的地区，都有学者推出相关佛教历史著作。20世纪80年代初，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撰写了长安佛教宗派祖庭的专门著作。地区佛教史的著作如冷晓的《杭州佛教史》（1993）、《近代杭州佛教史》（1995），韩丽霞、董允合著的《云南佛教》，崔正森的《五台山佛教史》（2000），王荣国的《福建佛教史》（1997），韩溥的《江西佛教史》（1995），何建明的《澳门佛教》（1999），严耀中的《江南佛教史》（2000），陈荣富的《浙江佛教史》（2001），胡恩厚的《甘肃佛教简史》（1993），蒲文成的《青海佛教史》（2001），昆明宗教局和昆明佛教协会编的《昆明佛教史》（2001），王路平的《贵州佛教史》（2001），徐荪铭、王传宗主编的《湖南佛教史》（2002），王亚荣的《长安佛教史论》（2006）、《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研究》（2006），等等。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充分利用了一些当地特有的资料，对相关佛教问题进行了尽可能细化的描述，有助于对当地佛教的深入认识。

第三，佛教专题史。

在中国佛教制度、佛教寺院、佛教礼仪、佛教事务管理等方面，重要的著作有郭绍林的《唐代士大夫与佛教》（1987），谢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1990），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史》（1997），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1998），白文固、赵春娥的《中国古代僧尼制度》（2002），宿白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李芳民的《唐五代佛寺辑考》（2006），侯旭东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1998），何孝荣的《明代南京寺院研究》（2001），圣凯的《中国汉传佛教礼仪》（2001）、《摄论学派研究》（2006），杨健的《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2008）。以上著作大多受到重视和关注。

二 中国佛教宗派研究

隋唐时期产生的中国佛教宗派，标志着中国佛教的理论创造达到了高峰，标志着中国佛教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凡是研究隋唐及其以后的中国佛教都要涉及佛教宗派问题。但是，改革开放以前有关佛教宗派的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多数成果包括在与研究隋唐佛教有关的著作中，还没有出现篇幅较大的专门著作，包括通史类著作。有关各宗派历史、人物、典籍思想的专著也很少。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962），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郭朋的《隋唐佛教》，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等，都对中国佛教宗派有程度不同、篇幅不等的论述。这些成果为以后佛教宗派研究的深入和提高或者指示了方向，或者奠定了基础，或者提供了借鉴，是有持续影响力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研究各宗派的专著。江苏古籍出版社历经十几年的努力，推出了中国佛教宗派研究系列丛书，可以作为中国佛教宗派研究实质性进步的重要标志。

第一，禅宗研究。

在中国佛教研究中，学术界对禅宗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投入人力最多，取得成果最丰富，研究视野最开阔的领域。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出现了研究禅宗历史、思想、流派、人物、典籍以及禅宗文化、禅与艺术等方面的大批论文和著作，出现了所谓的“禅宗热”。直到今天，这种热度似乎仍然没有降温的迹象。

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首先，是禅宗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无论是对整个佛教还是对整个中国哲学，禅宗都是影响最大的一派，并且至今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从而激发了研究的热情。其次，国外因素的促动。自二战以后，以日本学僧铃木大拙等为主，把东方的禅学传到西方，不仅逐渐为西方学者所关注和研究，而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用。中国的“禅学”被西方重新发现和重新解释，甚至被作为“东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代表，当成了对抗西方文明——实指近现代科学和思维理性的根据和资源。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注重禅在调节心理平衡和治疗精神性疾病中的作用；某些社会学学者和哲学家，把禅当作反科学、非理性和直觉主义的古典模式，希望由此引导人们回归人性和自然；某些新兴小型宗教团体力图在禅中发掘信仰治疗的功能，并当作开发超自然、超心理诸种“神通”的有效方法。最后，国内的社会需要。随着国内佛教的发展，把禅引入心理治疗，或作为消除烦恼，修身养性的一种方法，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同时，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和旅游的原因，积极支持禅宗文化建设，对学术界的禅宗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于禅宗方面的论文数以千计，不胜枚举。有规模的著作也是数以百计，其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学、语言学、伦理学、宗教学、文学、心理学等领域。其中，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1993）是一部禅宗通史著作，叙述从印度禅学到清末禅宗的流变历史。撰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将神化了的禅宗还原它的世俗基础，将它被描绘得虚玄模糊的面目清晰起来。比较有特点的著作有顾伟康的《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1986），葛兆光的《禅宗与历史文化》（1987）、《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九世纪》（2001），正果的《禅宗大义》（1989），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992），潘桂明的《禅宗的历程》（1992），邢东风的《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1992），魏道儒的《宋代禅宗文化》（1993），陈兵的《禅学与东方文明》（1994），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1997），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1999）、《宋元禅宗史》（2004），吴立民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1998），吴言生的《禅宗思想源流》（2001）、《禅宗哲学象征》（2001）、《禅宗诗歌境界》（2001），徐文明的《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2004），龚隽的《禅史钩沉——以问题史为中心的论述》（2006），纪华传的《江南古佛——中峰明本与元代禅宗》（2006）等。

除了禅宗通史、断代史之外，还有专题性质的研究，例如对禅宗某个支派、某个地区禅系或国外禅学的研究等。例如，洪修平的《东山法门与禅宗》（1996），邢东风的《石头希迁与曹洞宗》（1997），方广锠的《印度禅》（1998），洪修平、孙亦平的《如来禅》（1997），董群的《祖师禅》（1997），梁晓红的《日本禅》（1997），苏树华的《洪州禅》（2005）等。还有比较性质的禅宗文化研究，例如洪修平、吴永和的《禅学与玄学》（1992），徐小跃的《禅学与老庄》（1992），陈兵的《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1992），赖永海的《禅宗与中国文化》、《佛道诗禅》（1990），谢思炜的《禅宗与中国文学》（1993），黄河涛的《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1994），季羡林主编的《禅与中国园林》、《禅与东方文化》（1996），孙昌武的《禅思与诗情》（1997），等等。

第二，天台宗研究。

在佛教宗派研究中，有关天台宗的成果之丰富，仅次于禅宗。王志远的《宋初天台学窥豹》是第一本天台学方面的专门著作，其后有影响的通史性著作有潘桂明、吴忠伟的《中国天台宗通史》（2001），董平的《天台宗研究》（2002），朱封鳌的《天台宗史迹考察与典籍研究》（2002）、《中华天台宗通史》（2001）等。研究天台宗人物的专著有张风雷的《智顗评传》（1995），潘桂明的《智顗评传》，李四龙的《天台智者研究——兼论宗派佛教的兴起》（2003），俞学明的《湛然研究——以唐代天台宗中兴问题为线索》（2006）。此类研究天台人物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不局限于传主的历史、思想，而是研究视野开阔，联系到佛教史以及哲学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进行论述。关于天台宗历史、教义、人物的论文很多，并且出版了相关的论文集，如黄心川主编的《光山净居寺与天台宗研究》（2001），收集了中日学者相关论文44篇，附录15篇。

第三，其他佛教宗派。

在华严宗研究方面，发表的关于本宗历史、人物、思想、典籍的论文很多，所论述的问题各有侧重和特点。方立天从1980年开始发表了多种华严宗的论文和著作。其中，《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分析了华严宗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特点，以及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台湾贤度有《华严学专题研究》（1988）、《华严学讲义》（2001）等著作，王颂有《宋代华严思想研究》（2008）。本宗通史方面的著作有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1998）。贯穿本书的整体思路有四：其一，华严支品、本部和眷属经典分别代表了华严经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支品最能反映华严经学的最初形成面貌，本部最能反映华严经学的成熟形态，眷属经最能反映华严学与其他部类大乘经典和思潮的关系；其二，从域外传入的华严经学向华严宗学的过渡，本质上是形象描述的宗教文学向概念分析的宗教哲学的过渡；其三，禅宗中的华严学本质上不是华严学，而是禅学；其四，华严宗学不仅在佛教内部促成了多种净土信仰形态的形成，而且深深影响了宋明理学。

净土宗没有师徒传承法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派。但是净土信仰在僧俗信众中流传广泛，是仅次于禅学的佛教信仰体系。净土宗重修持轻说理，关于本宗的哲学探讨不多，而对于本宗历史、人物的研究论文比较多一些。陈扬炯的《中国净土宗通史》（2000），是首部净土宗的通史著作，论述了翻译的净土经典，中国历代弘扬净土教义的高僧事迹、思想和社会影响。魏磊的《净土宗教程》主要论述净土信仰的修持方法和过程等，刘长东的《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是一部断代史性质的净土信仰流传史。

密宗以重视密法修行和坛场仪轨为特点，在唐、宋、元等朝代分别有兴盛时期。由于密宗的一些修行规定曾引起消极的社会影响，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和抵制，有些著名学者甚至不承认从印度传来的密教属于佛教。因此，在密宗研究方面，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没有比较系统的专门著作。除了研究密宗历史、人物、思想的论文之外，研究本宗修行仪轨、艺术等方面的成果比较集中。中国佛教协会编的《中国佛教》（1982）第二辑所载高观如的《密宗》，是百科全书的词条，篇幅虽然不长，比较清晰地介绍了中国密宗的历史演变历程、主要教理和特点。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1995）是密宗研究的代表作，系统全面地梳理了密教在我国的发展演变历史。

三论宗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出现的重要人物比较少，产生的社会影响比较小，因此，研究成果也并不很丰富。各类成果的研究重点，是在本宗的创始人吉藏及其弟子、本宗的理论特点，以及本宗所注重的典籍等方面，所涉及的范围相对要小一些。研究本宗人物的专著有华方田的《吉藏评传》，研究本宗历史的著作有杨永泉的《三论宗源流考》、李勇的《三论宗佛学思想研究》（2007）。董群的《中国三论宗通史》（2008）是一部通史著作，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三论宗的兴盛与沉寂历程，代表人物与重要典籍，以及重大事件与文化影响等。

唯识宗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不少学者重视对该宗人物、典籍和思想的研究。在玄奘及其著作《大乘起信论》、唯识基本理论等方面，有很多论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出版了这方面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专著种类更多。杨廷福的《玄奘论集》（1986），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1986），是研究玄奘历史和思想的重要著作。周贵华的《唯心与了别——根本唯识思想研究》（2004）、《唯识心性与如来藏》（2006），利用汉文和藏文的资料，对唯识学重要学说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分析，是近年来受到重视的新成果。还有释正刚的《唯识学讲义》（2006），韩廷杰的《唯识学概论》、《唯识宗简史简论》等。杨维中的《中国唯识宗通史》（2008）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唯识宗通史著作，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该宗兴起、发展和衰微的历程。

在律宗研究方面参与的学者并不多，成果相对较少。除了一些有关本宗人物、思想的论文之外，还有劳政武的《佛教戒律学》等。王建光的《中国律宗通史》（2008）是国内第一部律宗通史著作，详述了自东汉以来的律学传入，律宗从唐代直至民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各个时期的主要特征等。

三 佛教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研究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艺术的各个门类水乳交融。对佛教文化及其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蓬勃发展，除了发表很多论文之外，也推出众多著作，其内容涉及文化艺术的各个门类，如方立天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1988），汤一介的《佛教与中国文化》，赖永海《中国佛性论》，洪修平的《中国佛教文化历程》，周齐的《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2006），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1988），普慧的《南朝佛教与文学》（2002），魏道儒主编的《普贤与中国文化》（2006），赖永海的《中国佛教文化论》（2007），佛教与语言方面的著作有陈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录》（1988），梁晓虹的《汉魏六朝佛经意译词研究》（1982），朱庆之的《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1994），周广荣的《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2004），李涛的《佛教与佛教艺术》（1989），吴焯的《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1994），宁云龙的《古代佛造像真伪鉴别与价值评估》（2007）等。丁明夷、张总重视从艺术考古角度对国内佛教造像艺术进行研究，各类成果比较多。丁明夷著有《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中国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北方石窟》、《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南方石窟》、《佛教艺术百问》等。张总有《中华名寺》、《永恒的寺庙——石窟艺术》、《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主撰稿）、《地藏信仰研究》等。李利安的《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研究》（2005），是众多同类研究成果中比较有特点的。王志远的《中国佛教表现艺术》（2007）是有特点的新成果。

在世界各种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浩瀚，教理繁多，理论体系庞大著称。探索佛教的哲学思想，或者对佛教教义进行哲学分析，是佛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佛教哲学研究方面，有很多见解深刻，影响较大的文章。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学者，都涉及佛教哲学的内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了许多佛教哲学方面的专门著作，标志着佛教哲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佛教哲学研究方面，可列举的成果很多，近年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尤其具有代表性，其一是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2002）。本书以中国哲学思想及印度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参照系，以哲学观念和范畴的研究为核心，追寻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全部体系结构，把它分为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三大部分，首次从整体上构建起中国佛教哲学的完整体系。本书被誉为“标志着我国佛教哲学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二是杜继文的《汉译佛教经典哲学》（2008），本书通过分析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的基本教义和经典，大乘佛教思潮和大乘佛教经典，勾勒出整体佛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还佛学之真面目。本书被誉为“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完全是创新的，是迄今为止此类研究中最有分量的一项成果”。

在佛教逻辑研究方面有石村的《因明述要》（1981），沈剑英的《因明学研究》（1985），杨化群的《藏传因明学》（1990），巫寿康的《〈因明正理论〉研究》（1994），郑伟宏的《佛教逻辑通论》（1996），沈剑英主编的《中国佛教逻辑史》（2001）等。另外在佛教伦理、美学等方面也有一些重要著作，例如，业露华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2000），董群的《禅宗伦理》，王月清的《中国佛教伦理研究》（1999），释昭慧的《佛教规范伦理学》（2003），邓子美的《超越与顺应——现代社会学关照下的佛教》（2004），祁志祥的《佛教美学》（1997），王志敏的《佛教与美学》（1989），王海林的《佛教美学》（1992）等。

四 文献整理、典籍研究与工具书

佛教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60年来出版了为数众多的标点、校勘、现代语翻译的佛教文献，包括影印敦煌佛教文献等。把许多重要的佛教典籍，特别是新发现的珍贵资料进行整理出版，不仅有助于学术界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同时也具有普及学术成果的作用。此类书籍数量很多，大约在千种以上，仅举几例。石峻、楼宇烈、方立天、许抗生、乐寿明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从1981年开始出版，是比较系统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集，长期成为高校的重要参考书籍。任继愈任主编的《中华大藏经》上编，共106册，于1997年全部出齐。这部藏经是目前收罗最为宏富、校勘最为精良的一种大藏经版本，代表了大陆佛教学者在佛教文献整理方面的最高成就。在佛教写本大藏经和刻本大藏经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新成果。方广锠的《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2006），李富华、何梅合著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2005），张士强的《大藏经总目提要》等，都是代表研究新阶段的有价值成果，受到广泛关注。佛教的工具书也出版了许多种，其中，任继愈主编、杜继文副主编的《佛教大辞典》，堪称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学界推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大型佛教工具书，学术性、科学性、可读性、实用性，是这部工具书显著的特点。

五 近现代中国佛教研究

中国近现代佛教成为中国学者的关注对象，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近现代佛教，尤其是当代佛教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既与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关，更与当代佛教的蓬勃发展，与佛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分不开。关于现当代佛教的研究论文大约有数千篇，著作可能不下百部。即便关于一个重要人物、重要寺院、重要事件、重要思想，也往往形成数百万字的著作。比如，关于“人间佛教”问题的探讨，规模不等的专门学术会议有数十次，文章上千篇。研究对象的过于雷同自然会造成资源浪费，但是，从事这些研究的大多数学者们在关注现实问题，为当代佛教健康发展贡献力量中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已有的相关著作看，绝大多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人物、思想等方面。有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1989）、《太虚思想研究》（1997），郭朋、廖自力、张新鹰合著的《印顺佛学思想研究》（1991），高振农的《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1992）、《近现代中国佛教论》（2002），麻天祥的《晚清佛学与近代中国》（1992）、《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2001），李向平的《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1993），于凌波的《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1995），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1996），陈兵、邓子美的《20世纪中国佛教》（2000），何建明的《佛法观念与近代调适》（1998），徐荪铭的《世纪佛缘》（1998），江灿腾的《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1996），葛兆光的《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2006），等等。另外，黄夏年主编的《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论文集》（1985）、《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2006）、《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2008），为研究近现代佛教提供了资料方便，有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进展。

六 藏传佛教研究

“藏传佛教”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名称，以前习称“喇嘛教”。藏传佛教研究从20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并出现了重要的著作，比如妙舟的《蒙藏佛教史》（1934），法尊（1902—1980）的多种著作和译作等，为以后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参与藏传佛教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研究成果也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尤其是出版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著作。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987），王辅仁的《西藏佛教史略》（1982），索南才让的《西藏密教史》（1998）、《拈华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1996），李冀诚的《西藏佛教密宗艺术》（1991）、《西藏佛教·密宗》（1992）、《西藏佛教密宗仪礼窥密》（1991）等。尕藏加的《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2002）、《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西藏宗教》、《藏传佛教与雪域高原》（2003）、《雪域的宗教》（上、下，2004），德吉卓玛的《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研究》（2003）等。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1992），以分析、梳理藏传佛教思想发展、演变为主，是有特色的成果。王世镇译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2002）、《藏传佛教噶举派史略》（2002）。另外，研究明清时期藏传佛教特殊制度，藏传佛教与政治关系方面的文章与书籍很多，集中讨论和介绍的内容有活佛转世、金瓶掣签、达赖与班禅制度等。

七 国外佛教研究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外佛教研究是比较薄弱的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对外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佛教研究不断加强，从事研究的学者也不断增加。除了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之外，也不断有研究著作、翻译著作出版。总的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印度佛教和受汉文化熏陶的日本、韩国佛教研究比较深入，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佛教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亚洲之外的佛教，有的处在简单介绍阶段，有的仍旧是未开垦的处女地。

我国学者在印度佛教研究方面是有传统的，所以有质量的专著比较多。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是一部有持久生命力的著作，本书利用汉文、藏文、梵文等资料，系统论述了印度佛学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中国学者研究印度佛学的代表作。黄心川的《印度佛教哲学》（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附录）、《印度哲学史》（1989），都是有影响的著作。另外，还有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1990），巫白慧的《印度哲学与佛教》（1991），李志夫的《中印佛学之比较研究》，崔连仲的《从佛陀到阿育王》（1991）方广锠的《渊源与流变——印度初期佛教研究》（2004），郭良鋆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1997），吴汝钧的《印度佛学研究》（1995），姚卫群的《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另外还有王世安翻译的《印度佛教史》（1987），杨曾文、姚长寿翻译的《印度佛教史概说》，宋立道翻译的《大乘佛教》（1995）、《小乘佛教》（1995）、《佛教逻辑》（1998），等等。

在日本、韩国佛教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了多部重要著作。杨曾文的《日本佛教史》（1995）及其主编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1996），是中国学者研究日本佛教的代表作，反映了中国学者在一定阶段内认识整体日本佛教所能达到的水平。高洪的《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1995），何劲松的《日莲论》（1995）、《创价学会的理念与实践》（1995），张大柘的《当代神道教》（1999）等，都是研究日本佛教的重要著作。另外，张大柘还翻译有《宗教与日本现代化》（1990）。在韩国佛教研究方面，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上下卷，1997、1999）是一部韩国佛教的通史著作，另有《近代东亚佛教史》，均为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陈景富的《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1999），是中韩佛教关系方面的著作。另外，柳雪峰译有《韩国佛教史概说》（1993）、《韩国宗教史》（1992）等。

在东南亚佛教研究方面，有邓殿臣的《南传佛教史简编》，净海的《南传佛教史》（2002），宋立道的《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2000）、《从印度佛教到泰国佛教》（2002）、《传统与现代：变化中的南传佛教世界》（2002），这是三部观察角度新颖的著作。韩廷杰从巴利文翻译的《大史》（1996）、《岛史》（1996），是关于南传佛教的重要历史典籍。

包括欧美在内的亚洲之外佛教方面，研究明显薄弱，并且滞后于西方学术界。在大陆学者中，李四龙致力于欧美佛教研究，发表过一些重要论文。在一些涉及亚洲之外佛教的著作中，有相关的内容介绍。迄今为止，大陆学者还没有出版一部亚洲之外国家的佛教国别史专门著作。在佛教的国别史方面，应该填补的学术空白还不少。由于国外佛教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相信这种局面很快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