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犹太宗教与哲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从1949—1979年，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开始的30年，二是1980—1991年，即自改革开放伊始至中以建交前夕，也即改革开放后的前十几年；三是自1992年中以建交至今。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与改革开放相关联，因为中国的犹太研究是改革开放和由之而来的思想解放的产物；还与中以建交相关联，因为中国的犹太研究是伴随着中以建交而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的。

1920年，北京大学教授陈垣发表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东方杂志》第5、7期），首开中国开封犹太人及其宗教研究的纪录。陈垣的论文虽然不是专门阐述一般犹太教的，但我们仍可从中了解到一些犹太教的常识，如犹太人奉行犹太教（一赐乐业教），信仰上帝，不吃猪肉，屠宰动物时剔除大腿筋，等等。遗憾的是，由于时代的原因，陈垣先生有关开封犹太人研究的论文并没有引发中国的犹太教研究热潮。[※注]从1949—1979年的30年间，在中国学界也几乎没有什么犹太宗教与哲学研究的成果。因此，改革开放之前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哪怕是知识分子，对于犹太教几乎是毫无概念的。

但是，我们欣喜地发现，杨真先生于“文革”期间怀着“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的心情撰写了《基督教史纲》（上册），[※注]其中的第一编第一章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和宗教”。在这一章中，作者介绍了作为基督教历史渊源的犹太教的梗概。其中，作者除了勾勒以色列民族的形成、王国建立，异族的入侵和统治、基督教诞生之前犹太人的社会阶层外，还阐述了犹太教发展过程中从多神到一神，从民族神到世界神（先知时期）的过程，阐述了经历过战争、屠杀、被略、放逐等民族灾难和多次斗争与失败的犹太人弥赛亚盼望。作者还着力阐述了犹太教圣典《圣经》形成的不同阶段、缘起和大致内容。指出：犹太教的经典即基督教《新旧约全书》的《旧约》部分，是以色列从巴比伦回归后，历时4个世纪（公元前6世纪至2世纪）逐步形成的。这部圣经包括39卷，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圣著。《圣经·旧约》的“律法书”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成书于公元前。“律法书”的内容多取材于更加古老的苏美尔人、巴比伦人的传说，犹太教律法的主要内容（《出埃及记》的19—23章），包括“摩西十诫”和各类律法，属于农业文明的产物，是从公元前18世纪就存在的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移植而来的。另外两部法典是《申命记》（12—26章）和《利未记》，前者虽然是“巴比伦之囚”之后成典的，但其内容则反映了公元前621年犹太国王约西亚为了反对多神和偶像崇拜而进行的宗教改革，后者反映的是公元前8—7世纪犹太的社会经济状况。大小“先知书”以及“圣著”各篇的形成和大致内容也都在该章中得到了较为具体的表述。总起来说，《基督教史纲》中的这一章是1980年之前见到的有关一般犹太教研究的重要成果，虽然作者受时代的局限，对犹太教的产生及其内容的阐述在方法论上略有不足，所占篇幅也很有限（不足14页），但作者对犹太教的介绍却较为系统和准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篇文字竟然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犹太教研究成果。[※注]

尽管有《基督教史纲》那样属于凤毛麟角的著作介绍了犹太教，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在1949年后的前30年里，中国的学者还没有把视野延伸到一般意义的犹太宗教和哲学领域。那时，犹太教尚未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真正意义上的犹太宗教与哲学研究在这个阶段尚未出现。

随着中国历史的车轮驶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学术领域也得到了拓展，犹太教这个此前几乎不被问津的荒漠开始引起某些学者的关注，中国的犹太宗教与哲学研究也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一批有关犹太教研究的成果相继问世。这一时段的主要论文有：武瑞田的《犹太教述论》（《临沂师专学报》1984年第1期），赵汝清的《古代巴勒斯坦与犹太教》（《宁夏日报》1985年5月10日），彭小瑜的《略论犹太教一神论的起源和发展》（《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4期），曹让庭的《〈旧约〉——希伯来文学的总汇》［《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87年增刊］，曾炳详的《犹太教的圣书——摩西五经》（《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赵复三的《从犹太教看宗教与历史文化的关系》和《对犹太宗教文化与其他文化关系的一点探索》（《世界历史》1987年第1期、1989年第2期）。出版的相关著作主要有：王仲义编著的《犹太教史话》（“外国历史小丛书”之一种，商务印书馆1984年），朱维之主编的《希伯来文化》（“世界文化丛书”中的一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朱维之的《圣经文学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赵复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撰写了“犹太教”和“犹太教哲学”两个条目，他还在黄心川主编的《世界十大宗教》（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再版）一书中撰写了“犹太教”部分。张绥的《犹太教和希伯来文化心态的形成》（《上海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龚方震的《祆教与犹太教、基督教的比较》（上海宗教学会编《宗教问题文集》1987年），张久宣译《圣经后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等等。此间，潘光旦、江文汉、张仲礼、李昌道、徐铸成等有关开封、上海犹太人的研究成果，也涉及一般犹太教知识。[※注]

在这个阶段，对犹太教研究贡献最著者当属赵复三先生。据查，在20世纪80年代的犹太研究学者中，赵复三撰写的犹太教论著数量最多，也最具学术品位，因而可被视为80年代中国犹太教研究的代表人物。在其相关的论著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世界十大宗教》中撰写的“犹太教”一章。在这一章中，赵复三介绍了古代犹太民族史和犹太教的形成，犹太教的主要经典《塔纳赫》和《塔木德》，安息日、逾越节、律法节、住棚节、赎罪日、审判日、痛悼节、欢庆节、献身节等犹太教的圣日和节日，日常生活中的禁忌如饮食律法和有关服饰的规定，割礼和成年礼，结婚和离婚的习俗，丧葬礼仪，象征，还详细阐述了犹太人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其中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渊源关系，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一起把希腊古典文化介绍到欧洲，从而促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还谈到了12、13世纪西班牙犹太人在各个领域的杰出成就以及对基督教思想家的影响，最后简述了犹太教的改革和因此而产生的近现代犹太教的主要派别——正统派、改革派、保守派和重建主义派。[※注]虽然赵复三撰写的“犹太教”一章只有3万字，其中对个别概念的诠释也有不尽准确之处，但毫无疑问，该文却是他的犹太教研究代表作，是当时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入的犹太教研究成果，代表了80年代中国犹太教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此外，著名圣经文学专家南开大学教授朱维之的《希伯来文化》、《圣经文学十二讲》等著作，北京大学彭小瑜有关犹太一神教的论文，也都是80年代重要的学术成果。

综观20世纪80年代的这些犹太教译著和论著，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首先，在80年代，犹太教已经被当做一个独立的、专门的对象进行译介和研究了。前面提及的论文和著作大都是犹太教或犹太文化的专论，而在这之前，犹太教除了在有关中国犹太人研究的著作以及哲学、文学、历史类的著作中被提及外，还不曾被当做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次，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多为历史与文化。最后，相关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够多，学术性也还不够强，因为所译作品乃是通俗且简要的介绍，有关的论文也多半属于一般性阐述，缺乏专题性研究和理论深度。这样说无意苛求当时的学者，因为这是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开创之初所不可避免的。虽然处于草创时期，在80年代，中国的犹太教研究毕竟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出现在世人面前了，这是历史性的一大步。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尤其是1992年中以建交以后的几年里，犹太研究很快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繁荣兴旺的景象，中国犹太宗教与哲学的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继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犹太研究中心率先成立之后，各地高校陆续建立了一批犹太研究机构，并自然地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主要的研究机构如下（以成立时间为序）：1992年成立的南京大学犹太研究中心（2006年更名为南京大学黛安/杰尔福特·格来泽犹太文化研究所），创始人和现任主任是徐新教授，该所主要致力于古代犹太史和文化、反犹主义、犹太教、古代开封犹太人等学术领域。1992年建立的河南大学中国犹太历史研究中心（2002年更名为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创始人和现任主任为张倩红教授，该研究所以古代开封犹太人和以色列史为研究特色。1994年建立的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2003年更名为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04年成为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创始人和现任主任是傅有德教授。该中心的研究成果集中于犹太哲学与宗教，以及犹太教与基督教、犹太教与儒学的比较与对话。2000年成立的哈尔滨犹太研究中心，现任主任傅明静。该中心重点研究历史上的哈尔滨犹太人。北京大学于中以建交前夕建立了希伯来研究所，主任为叶奕良教授，后来中断。该研究所曾经隶属北京大学东语系，是国内唯一招收希伯来语专业的机构，其研究专长是圣经学。云南大学有西亚研究所，肖宪教授为负责人，其研究特色是以色列政治、社会与文化。[※注]

第二，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其内容较之以前更加专业化。犹太教与犹太哲学研究领域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译作和论著两大范畴。就译著而言，主要包括山东大学傅有德主编的“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复旦大学顾晓鸣教授主编的“犹太文化丛书”中的相关译作，以及索伦的《犹太神秘主义主流》（涂笑非译）和《阿伯特—犹太智慧书》（张平译）、《天下通道精义篇》（张平译），等等。[※注]在著述方面，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周燮藩先生主编的《犹太教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以及南京大学徐新、凌继尧教授主编的《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这是迄今为止有关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研究仅有的两部中文辞书，它们对于读者正确理解犹太教、犹太文化，规范犹太教、犹太文化概念和术语的翻译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傅有德等先后出版了《现代犹太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和《犹太哲学史》（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两部著作，对于从古至今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犹太教哲学家做了全面介绍和比较深入的分析，并概括出了犹太哲学的定义、特点和任务。在《圣经》研究方面，北京大学陈贻绎的《希伯来语圣经》（2006年）、游斌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2006年）都是中国《圣经》文本研究的力作，代表了迄今为止的国内《圣经》研究水平。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论什么是犹太教》（周燮藩著，《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和《犹太教的自我诠释——再论什么是犹太教》（周燮藩著，《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等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文。此外，傅有德还创办了国内唯一的《犹太研究》辑刊，成为中国学者发表犹太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注]迄今已经出版7辑。各地研究犹太教与犹太哲学的学者也逾百人。

第三，这个时期的犹太教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大幅度的提高。就译著而言，在一般译介性作品继续发表的同时，一批经典名著也已问世，如前面提及的“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中的《迷途指津》等大部分译作，以及《犹太神秘主义主流》、《阿伯特—犹太智慧书》等；就论著而言，《希伯来语圣经》、《〈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犹太哲学史》等著作以及一些论文，在广泛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