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学术界对欧洲中世纪教会史的研究和评价亦颇为活跃，但长期坚持的观点之一即认为欧洲中世纪乃“黑暗时代”，代表着欧洲发展的一个“低谷”和一种历史“落后”或“倒退”。甚至有不少人也赞同欧洲中世纪有“千年黑暗”之说。不过，肯定这种观点的说法大多为人云亦云，缺少深入尤其是自我独立的研究。除了对中世纪经院哲学有所涉猎之外，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世纪研究对这段历史基本上承袭了西方近代一些人文主义学者的观点，相关翻译也多为苏联学者的著述。这样，西方近代的发展与进步似乎与中世纪无关，“走出中世纪”的黑暗才有近代西方的复兴和崛起，这种观点几乎是当时学术界的“共识”。

不过，改革开放以来的系统、深入的中世纪历史文化研究，开拓了中国学术界的眼界，了解到国际上相关研究的一些进展和突破，同样中国学者自己也有解放思想、客观求实的研究创新。于是，从对中世纪的全盘否定到重新审视、科学研究，在认识上克服了以往的局限，使中世纪研究出现了不少亮点。从对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历史发展的纵览，中国学者指出了西方社会演进的阶段性及其关联性，西方近代的突破不是从古希腊罗马文明一下子跳跃到近代文明，而有着中世纪的丰厚积淀和长久准备，中世纪的兴起在摧毁、破坏古罗马社会的过程中，并没有灭绝其思想文化传承；在经过几百年的混乱、过渡之后，重新确立的中世纪社会秩序、理论体系仍明显反映了西方古典时期的思想传承和精神风貌，而且有着发扬光大的进步和创新。因此，中世纪的“黑暗”主要为中世纪早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纷争、战乱，它有几百年的经历却并无上千年的“漫长”。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重建来看，“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实际上已标志着欧洲社会走出了其中古早期的“黑暗”，迎来了其全新发展的“黎明”。

中世纪社会重建的过程实际上是基督教会在西方文化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时期，因此人们习惯将这一时期的文化称为“崇拜上帝的文化”，视这一时期的政治为“神权统治”。正是由于这种宗教文化的特点，所以中世纪欧洲发生的大事均与宗教相关，其对外关系的大事“十字军东征”乃有着“宗教战争”的性质，其内部的革新、改革亦为“宗教改革”或“宗教复兴”。欧洲中世纪的一切，似乎都浸润在宗教之中。以往对这种“宗教文化”通常只有负面的评价，如对“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反异端运动等往往是否定意见颇多，几乎不会从正面或积极意义上来论说。这种对整个欧洲中世纪的负面评价，使人们在解释西方历史的连续性、延续性上出现了矛盾，很难自圆其说。其实，如果对欧洲中世纪出现了误解和偏见，就不可能真正揭示西方文明进程的奥秘，也使人们对今天西方社会的迅猛发展、“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协调感到一头雾水、百思难解。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对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科学方法的恢复，使中国学术界重新梳理、反思、评说上述史实，从而带来了中世纪研究的新视角和新突破。大致而论，当代中国的“中世纪学”分为历史和哲学这两大层面，二者亦有内在的交织和互渗，如历史研究突出文化历史、有着历史哲学的寓意，而哲学作为神哲学亦有着向文化哲学的扩展，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应该承认，在对中世纪史料的占有和确认上并无太多新的突破或实质性进展，其学术创新意义乃体现在对这些公认史实的重新分析和评说上。例如，“十字军东征”问题是人们关注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个焦点，中国学者对这一“东征”亦常用“东侵”来表述，说明了对其性质的否定，以及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批判谴责。然而，如果我们再往深层次上追究，则可挖掘出不少新的意蕴、悟出其新的意义：“十字军东征”八次的结局乃西欧天主教势力的失败，在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意义上，它既代表着西方天主教世界对当时阿拉伯帝国扩张的反抗和回击，尽管其最终为与穆斯林军队展开宗教战争较量中的“输家”，同时也在其宗教和世俗利益驱动下向东罗马帝国及其同宗教派东正教宣战，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之举实际上更深层地动摇了东罗马帝国的根基，并使之最终不敌穆斯林势力而导致帝国的崩塌，将原有的东正教文化让位给伊斯兰文化。从消极意义上，这次“东征”成为西方基督教与东方伊斯兰教正面较量的一个象征，而“东征”的失败给西方人留下了一个心结，使“十字军东征”之表述积淀而为西方政治家及其文化抗衡的“潜意识”，即潜化为一种文化“情结”或“情绪”，一遇机会则会流露，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反恐动员时对这一表述的脱口而出，它演变为美国当今对外军事干涉的代名词。从积极意义上，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间接推动了东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流、沟通，西方对这种文化多样性的接受和吸纳实际上为随后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文化准备和思想舆论。与中东阿拉伯世界和犹太文化的再接触，使西方有机会看到并参与阿拉伯文化和犹太文化对古希腊罗马经典的发掘、翻译和引进，此即欧洲文艺复兴中的重要精神来源。此外，这段历史亦对土耳其的古今发展及其文化定位产生了深远影响。15世纪后，东罗马帝国的灭亡使君士坦丁堡易名为伊斯坦布尔，著名的索菲亚大教堂也先后以清真寺、博物馆的方式来存在。东罗马帝国的往昔年华使今天的土耳其对欧洲有着特殊、复杂的关联及情感，其对欧亚两洲的跨越亦使之有着定位上的模糊和犹豫。不过，其伊斯兰文化色彩却让欧洲对之有着种种的不放心，因而虽然欧洲让土耳其加入了作为西方军事联盟的“北约”，却对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要求掂量再三，一直拖延，迄今仍未解决。由此可见，一个以伊斯兰教作为主要信仰的欧亚之国，在其真想融入以基督教为主的欧洲共同体时会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上的种种差异和困难，从而使其融入的“过程”势必缓慢且复杂。

在对中古欧洲“宗教裁判所”和反异端运动的分析、研究中，当代中国学术界亦克服了过去“简单化”的倾向而提出了新意。不可否认，“宗教裁判所”显露出中世纪欧洲政治上的黑暗和宗教上的高压，但它同样也折射出当时宗教与科学关系的错综复杂和曲折变化。从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人的“公案”，则可看到中世纪的教会并非完全排斥科学的成果和进步，许多教会神职人员同时也是当时杰出的科学家，只是当其科学实验和发现出现与教会“核心价值观”相悖、抗衡的情况时，教会“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核心价值观”尚跟不上这种科学创见和全新发现，于是就出现了科学与宗教的对抗、对峙，甚至发展为对科学家的打压和迫害。但这段史实并不说明宗教就与科学必然矛盾和水火不容，相反，中世纪教会也会在其局限中注意将社会已公认的科学原理及成就纳入其体系，成为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至于中世纪的反异端运动和镇压女巫运动，则说明在其官方信仰之外也大有民间信仰及其宗教存在，揭示出基层社会的民俗文化及其与主流文化的张力。

引起中国学者更多关注的，则是改变中世纪欧洲历史进程的三次“文化复兴”运动。这种研习和认识大大丰富了以往对14世纪前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了解和论说。这些研究认为，9世纪加洛林王朝确立，基本上结束了欧洲古代至中古转型之间的约四百年“黑暗时代”，以教会神权及宗教教育为特点的“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标志着西欧社会文化重建走入正轨，由此真正开始“基督教文化”时代。欧洲中世纪的第二次文化复兴即所谓“12世纪文化复兴”。中国学者在此特别关注美国哈佛大学哈斯金斯等人关于“12世纪文化复兴”的研究，并再版了中国学者杨昌栋的专著《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对中世纪欧洲发展和教会在其中曾起到的积极作用加以正面阐述。人们的共识是，欧洲中世纪得以复兴主要得力于教育复兴和文化复兴，这使欧洲发展获得了重要的精神底蕴及动力。“12世纪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中世纪大学教育的兴起，注重教育带来了实验科学的成熟、哲学思辨的发展以及各类人才的辈出。而这一切都与教会主导的宗教教育有着密切关联，12世纪的文化复兴进而奠立了13世纪欧洲经院哲学得以达到鼎盛的重要基础。而作为基督教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神学”，也是在这一时期才真正被教会认可、接受，从而由古希腊柏拉图的哲学术语正式转变为基督教会公认的思想理论术语，其正名之后才有了基督教传统的“神哲学”之说。对12世纪前后欧洲基督教文化的研究，使中国学者认知哲学、神学、经院哲学和神哲学等精神思想体系的视阈更加开阔，对神学的理解亦更为开放。至于对14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研究，中国学术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则在改革开放以来达到空前的发展。与以往观念不同的是，不少学者不再将之视为一种“世俗文化”的复兴，人们在其“回到古典”、“回到古希腊罗马”的口号下仍看出是一场基督教文化内部复兴运动，并不是以“反教会”、“非宗教”的身份来出现。因此，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文化及其向近代的转型，仍然是基督教文化的运动，留下了非常明显的教会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