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中国萨满教研究的成就还体现在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问题的逐步解决和理论建设的不断加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成果更能体现中国萨满教研究30年的成就，也标志着中国萨满教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从过去的思想禁锢中获得解放，整个学术界空前活跃。在这种大的学术背景下，关于萨满教问题的讨论也异常活跃，学术争鸣蔚然成风。尽管那个时期，萨满教研究成果有限，但却涉及诸多萨满教研究的基本问题和前沿问题。30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萨满教基本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从未停止。经过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有些学科的基本问题已经解决；有些研究回应了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有些原本即是国际萨满教研究中尚未达成共识的前沿问题，讨论至今方兴未艾；有些问题则历久弥新，成为萨满教研究的前提。

1.萨满教的宗教性

萨满教的宗教性问题由来已久，古今中外歧说纷纭。不主张或否定萨满教是宗教的观点主要有五方面的意见，即强调“萨满教的思想系统是一种哲学并是一种医术”，[※注]认为萨满教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注]萨满教的本质是巫术而非宗教[※注]，萨满教与巫医、神汉一样，具有欺骗性，是封建迷信的残余和萨满教不具备宗教的基本要素，因而不能称之为宗教。其中后两种观点曾产生较大的影响。视萨满教为封建迷信的观点，是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产物，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曾产生广泛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初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从宗教学的视角审视萨满教，使萨满教研究拓宽了广度，增加了深度。但一些学者习惯以人为宗教为标准对萨满教的宗教性进行审定。如乌丙安先生即指出“用现代宗教观来衡量萨满教，它其实不过是近似宗教的一种独特的信仰活动和现象，或者可以叫做自然民族的自然信仰。”他从五个方面考察了萨满信仰与人为宗教的不同，揭示其基本特征。[※注]这种视萨满教为信仰而非宗教的观点，在中外学者中都有一定的影响。近年，有些学者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刘桂腾在其新作《中国萨满音乐文化》一书中指出：“萨满信仰是一个开放的观念体系，取最为接近局内观的表述方法，本书使用‘萨满信仰’概念。”[※注]

认为萨满教是一种宗教形态或一种宗教类型的观点，一直是我国萨满教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改革开放之初，刘建国先生率先撰文论证了萨满教的宗教性质。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为理论指导，以宗教的基本要素为依据，论证了“萨满教是宗教”的主张。[※注]刘建国关于萨满教宗教性方面的论述和理论依据，代表了当时多数萨满教学者的意见。

孟慧英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一书对萨满教宗教性的界定方面具有理论建树。该书借鉴中国宗教学家吕大吉教授“宗教四要素”理论，对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作综合考察，提出萨满教的宗教观念—宗教感情和体验—宗教行为与活动—萨满教的社会组织是构成萨满教体系的基本要素。这四要素之间按照上述序列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的关系，从而对萨满教进行了整体的、系统化的概括。该书是第一次运用中国的宗教学理论对萨满教性质进行结构性的界定，具有很高的创新意义。

2.萨满教的性质

认同萨满教是宗教，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萨满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宗教。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学术界也是其说不一，大体可分以下几种意见：

（1）“原始宗教”说

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界说在我国学术界颇具影响力。“原始宗教”这个来自马恩经典作家的概念引入我国后，即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应用广泛的学术术语。长期以来，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原始宗教”这一概念提出诸多质疑，但中国学术界将中国古代的宗教、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和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萨满教统称为“原始宗教”，已约定俗成。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萨满教被看做原始宗教的组成部分，为许多学者所接受。[※注]

原始宗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含不同的历史形态和丰富的内容。基于此，学者们对萨满教的界定也更为具体。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宗教词典》将萨满教界定为“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注]。满都尔图提出“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注]，是将萨满教与人为宗教相比较而言的。《萨满教研究》的作者对这种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发。王叔凯提出的“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原始宗教”[※注]，揭示了萨满教的流布区域和跨国性。这些界说使萨满教的原始宗教界说更为具体和深化，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萨满教的特征。

（2）“自然宗教”说

自然宗教是以崇拜自然事物和自然力为基本特征的宗教，由此构成人类最早的宗教崇拜形式。尽管自然宗教和原始宗教的内涵并非完全一致，但我国学术界多将两个概念等同、互用，这种情况在萨满教研究中也存在。色音对萨满教的界定为：“萨满教是基于万物有灵论基础上的一种自然宗教形态。”[※注]

（3）“原生宗教”说

邹昌林基于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化可划分为原生道路的文化和次生道路的文化两大单元，也将宗教划分为原生宗教和次生宗教（即创生宗教）两类。[※注]这种对宗教类型的界定对我国宗教学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孟慧英也将这种理论引入萨满教研究，提出“萨满教是原生性宗教”。“在那些强调萨满教地方性传统的学者中，萨满教只是原生性宗教的一个类别。我们把萨满教作为地方性的原生性宗教，是原生性宗教的一种，把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作为全部萨满教中的特殊部分。”[※注]萨满教是“原生性宗教”的界定，虽与自然崇拜、自发宗教并无本质的区别，但它既强调宗教的起源及其意义，又关注宗教的演变与发展，更切合萨满教的特征及其发展轨迹。

关于萨满教的性质问题，还有很多界说。如“萨满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巫教”[※注]、“是原始的自发的多神教向人为的一神教过渡的宗教”[※注]、“是一种近乎巫术的宗教”[※注]、“是古老社会后期形成的比较完整的宗教”[※注]、“满族的萨满教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宗教”[※注]、“萨满教是以天神为主的一神教”[※注]、“蒙古族萨满教是一种不发达的人为宗教或过渡型宗教”[※注]等，不一而足。

3.萨满教产生的时代

萨满教起源问题不仅是萨满教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对于宗教学理论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我国学术界在萨满教起源问题研究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满都尔图在《中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一文从萨满的产生这一视角，探讨萨满教的产生时代，认为我国北方民族萨满的产生可能在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期和晚期。[※注]吕光天、富育光、佟德富等学者也持这种观点，并在各自的论著中加以阐述。[※注]

与上述观点相异者，一是将萨满教的产生推至血缘家庭阶段。秋浦曾指出：“至于宗教究竟产生于原始社会那个阶段，那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一般多认为宗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依据对于萨满教的研究结果，我认为其时间还要推前，即推到血缘家庭阶段。”[※注]一是认为萨满教形成于“母系氏族公社的衰落期，在父系氏族公社的时期发展为全盛阶段”。[※注]

萨满教起源问题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既有赖于考古学资料的发现，也有赖于宗教学理论的发展。就中国阿尔泰语族各民族萨满教而言，不仅各民族萨满教产生、发展、演变不平衡，而且同一民族各种崇拜观念和宗教活动的产生也不尽相同，形成大致的发展序列。因此，对萨满教起源进行具体、动态的分析，给萨满教起源问题以更加清晰的认识，是切实可行的。

4.萨满教流布的区域

我国学术界对萨满教流布区域问题的讨论，既与国际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也以我国萨满教的历史、现实为基础，是一个由来已久，各持己见，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国际学术界对萨满教流布区域的界定有广义、中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萨满教指存在于世界各地原始民族中的一种宗教形态，发达民族原始时代的宗教亦属于萨满教，甚至在当代发达民族的民俗生活中也残存着它的遗风。中义的界定认为，萨满教流布于广阔的欧亚大陆高纬度区域诸渔猎、游牧民族中。狭义萨满教主要限定在“萨满”一语来源地的通古斯语系诸民族的范围之内。对中国萨满教形态的界定也是在国际学术界这种讨论和认识的背景下进行的。30年来，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界说，而且各种界说还在变化与完善的过程中。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思考可以概括为三种界说，与国际学术界的理论互有异同。

（1）狭义说，即主张萨满教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信仰的一种宗教形态。其内涵要比国际学术界的狭义说宽泛。迪木拉提·奥玛尔主张：“萨满教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曾信仰过的或尚在信仰的原始宗教。属于这个语系的诸民族，在语言、文化、历史上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离开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来谈论萨满教的分布是不很妥当的。”[※注]

（2）中义说，即主张萨满教流布于欧亚大陆北部渔猎、游牧民族中。这种观点与国际学术界的中义说基本相同。这种观点与我国萨满教历史现实相符，也与我国萨满教研究的历程契合，为我国学者所广泛使用，并做了具体的阐释。其中蔡家麒先生对萨满教地域及民族分布表述清晰明确，为我国学术界所接受。他指出：“萨满教系指曾经盛行在东起白令海峡、西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横跨亚、欧北部操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渔猎或游牧各民族的原始宗教。”[※注]这个界定除了观照地理分布、民族两个要素之外，又提出经济形态为渔猎、游牧经济这一要素，更加缜密。

应该指出的是，与国际学术界由格莱纳（F.Graebne）、史密特（W.Schmidt）、库柏（W.Koppers）等人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的文化圈理论（后来被称做“格莱纳—史密特—库柏文化圈理论”），认为萨满教只是一种北极地区的文化现象的“萨满文化圈”理论[※注]相呼应，我国学者对“萨满文化圈”的内涵、要素等也多有阐发。乌丙安、富育光等学者较早使用“萨满文化圈”这一概念，[※注]但并未作系统、全面的界定。台湾学者庄吉发先生对这一文化圈提出自己的界定，认为：“萨满信仰盛行于东北亚、北亚以迄西北亚的草原地带，以贝加尔湖附近及阿尔泰山一带为发祥地，表现最为典型……萨满信仰的盛行，就是东北亚或北亚文化圈的文化特质。”[※注]“萨满教文化圈”如今已成为一个广为使用的概念。唐戈曾依据文化圈的基本理论，从形的标准、数量的标准和文化层等构成文化圈的基本要素，论证了东北亚萨满文化圈的基本特质。[※注]刘厚生则从历史渊源、文化传统等方面探讨了萨满教文化圈的形成、源头及共同的文化特质等问题。[※注]

（3）广义说，即认为萨满教不仅存在于东北亚、北欧、北美等原住民族中，而是具有广泛性。至于具体的地域分布，每位学者的观点可谓千差万别，其内涵和外延均不尽一致。吕光天指出：“有人认为萨满教只盛行于中国北部和西伯利亚及欧洲北部的寒冷地带。其实不然，经许多学者的研究，发现我国中原古代的巫教，南方少数民族如彝族的毕磨，苗、瑶、畲等族的鬼师都与萨满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随着世界各地原始宗教的调查研究，证明自古以来世界各地也都存在着许多萨满教的现象，虽然名称互不相同，但本质上都与萨满教相类似。如发现美洲印第安人，亚洲南部马来群岛，澳洲、非洲等地都有类似萨满的存在。萨满教作为历史现象来研究，它的分布地区就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范围了。”[※注]秋浦认为萨满教并不是国内阿尔泰语系各民族所独有，而是一种国际现象，不仅亚非拉美各大洲普遍存在这种萨满教，甚至有人把一切原始宗教也称为萨满教。[※注]乌丙安先生认为萨满教几乎遍及北亚、北欧、南北非和南北美及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民族中。[※注]富育光、孟慧英两先生则主张不仅阿尔泰语系各族——通古斯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之各民族信仰萨满教，而且欧洲的北部、西伯利亚、中亚和西亚，乃至北美、南美，非洲、南亚的某些地区也都有萨满教的影迹。[※注]

萨满教地域分布问题在国际学术界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共识。我国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争鸣也相当活跃，不仅各抒己见，而且互陈弊端。汤惠生先生认为萨满教狭义说不利于萨满教研究：“‘萨满教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一些民族普遍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这一定义中所包括的对分布范围和性质的界定实际上大大地局限了我们对萨满教研究的范围和深度。”[※注]反对广义说的学者也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质疑。刘建国旗帜鲜明地批驳了莫东寅先生所持的广义说。[※注]刘桂腾则认为“泛萨满主义”的定义模糊了具体研究对象的特质及其民族、宗教、历史渊源。[※注]上述讨论和思考，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萨满教的地域分布及其他相关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认识。

（4）萨满教的基本特征。萨满教的基本特征不仅对于认识萨满教的性质至关重要，对于界定萨满教的地域范围也将提供重要的支撑。我国学术界对萨满教特征的认识，是将其作为原始宗教（或自然宗教、自发宗教）与人为宗教比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萨满教研究》一书从创始人、教义、神灵体系、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神职人员等方面论述了萨满教区别于人为宗教的特征。[※注]张晓光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萨满教与人为宗教并非具有上述六方面不同的特征，二者之间有诸多共性和联系。[※注]

在系统研究阿尔泰语系萨满教的基础上，认识萨满教的特征，是另一种研究途径。迪木拉提·奥玛尔即据此揭示了萨满教的四点基本特征：萨满教因萨满而得名；萨满的主要活动是跳神；每个萨满都有自己的保护神；萨满教有一个庞杂的神灵体系。[※注]

（5）萨满教的功能。萨满教对于原始文化的传承和整理功能，学者们基本形成共识。秋浦主编的《萨满教研究》从萨满的作用为切入点，探讨萨满教的功能，提出萨满是“最初的歌手，最初的舞蹈家，最初的魔术师”。[※注]王宏刚认为：“在萨满教发展演化的漫长道路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不断地总结着生长在实践中得到的生产、天文、医学、艺术等知识与经验，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某些养分，汇成了民族文化的巨川，因此，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注]郭淑云对萨满教与原始文化的关系做了具体的分析，认为“萨满教本身即如同一部百科全书，几乎无所不包”。并在具体剖析萨满教与原始哲学、原始自然科学、医学、文学、艺术等关系的基础上，对萨满教与原始文化的关系及萨满教的文化特质加以概括，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萨满教的文化功能，认为“萨满教是原始文化的综合体，具有综合性的历史文化价值。从原始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萨满教无疑是北方远古社会极其珍贵的‘活化石’，它如同一面透视镜，再现着原始文化的基本面貌”[※注]。

萨满教对氏族或民族精神心理的影响，是萨满教功能的重要方面。富育光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萨满们“一代又一代地铸造、陶冶、培育着北方诸民族的精神、性格和心理素质。萨满是民族之师、民族之神、民族之魂，承继着民族精神文化的全部遗产，从而享得全民族的尊重”[※注]。

萨满教其他方面的功能也逐渐得以认识和揭示。刘小萌在《满族萨满教信仰的多重文化成分》一文中指出：满族萨满教有助于满族社会协调其成员思想与行为、减少满族与外民族及其文化的隔膜与冲突和维系满族民族心理的稳定。[※注]郭淑云从萨满出神现象这一侧面，探讨了萨满教具有解除群体危机的功能、实现身心平衡的功能、增强群体凝聚力的功能、确立氏族神系的功能。同时简述了萨满出神现象的负面作用。[※注]她在《萨满领神仪式与青春期危机》一文中，专题讨论了萨满领神仪式与青春期危机问题，认为萨满领神仪式对于萨满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具有解除或缓解他们青春期身心危机的意义。[※注]

（6）“萨满”词源与词义。在国内外萨满教研究中，对于“萨满”一词词源的界定和词义的阐释都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应该说，我国学术界对“萨满”词源与词义的解说与分歧无不来自国际学术界的认识。国外两种颇具倾向性的观点，即“萨满”词源外来说和土著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学者产生着影响。在外来说中，“萨满”一词源于印度，与“沙门”有关[※注]的观点，在早期萨满教研究史上颇有影响。清末徐珂所著《清稗类钞》记述的萨满教“其教旨与佛氏与默宗相似。疑所谓萨满者，特沙门之音转耳”，即接受了这种外来语学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多持“萨满”一词源于满+通古斯语的土著说。这一方面与由И.Э.费舍尔等学者较早提出“萨满”词源通古斯语说在国际学术界日益得到认同有关，更是我国学者根据我国满—通古斯民族语言志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

有关“萨满”词义的解析，国外学术界多有歧义，而国内学术界的分歧和争鸣与国际学术界的认识密切相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解说有两种，即“兴奋狂舞说”和“知晓说”。波兰学者尼斡拉兹和苏联宗教学家谢·亚·托卡列夫等世界著名学者均持前说，并从语言学的视角加以论证。[※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萨满教研究者也多承此说，成为众口一词的通说。《中国大百科辞典·宗教卷》（1988年）和《辞海》（1988年）“萨满”条也分别将“萨满”释为“激动不安和疯狂乱舞”者和“因兴奋而狂舞的人”。

对于“萨满”词义的解析，已故匈牙利著名萨满教专家Ⅴ.迪欧塞吉可谓独树一帜。他从构成Saman的词根入手，认为“萨满”（Saman）一词“由动词‘萨’（Sa）（知道）构成，这样，‘萨满’照字面讲意为‘无所不知的人’”。[※注]应该说，Ⅴ.迪欧塞吉的解释更切合“萨满”一词的原义，但这种解释并未得到国外学术界的认同。近二十年来，我国满—通古斯语族的学者贺灵、富育光、赵志忠、杜·道尔基等人以其民族语言方面的优势，分别论证了“萨满”一词在满语、锡伯语、女真语和鄂温克语中的意义和词性演化过程，所得结论与Ⅴ.迪欧塞吉的解释恰相契合。[※注]中国学者依据我们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民族语言志资料，对国际学术界长期存有争议的萨满词义问题提出了富有说服力的论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7）萨满其人及其出神现象。在国际萨满教研究史上，有关“萨满其人”的话题历久弥新，几乎与萨满教研究的历史相始终。“萨满其人”问题讨论的焦点主要围绕萨满的生理、心理特点问题进行的，国际学术界长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由此而引发的学术争论至今方兴未艾。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此问题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或只是进行现象描述，致使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非常薄弱。富育光的《萨满敏知观探析》较早地开始了这方面的探讨。该文以生理学、心理学的方法，从萨满的认知层面切入，剖析了萨满所具有的特异的认知能力和思维特征，即萨满的敏知术、感知术。[※注]

郭淑云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以作者近20年来在北方民族中调查的著名萨满的口述资料和仪式现场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国际萨满教学界关于“萨满其人”的一些焦点问题作出回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萨满是身心健康的人；萨满病等症状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特定宗教文化的产物；萨满病是解决个体生命危机的一种手段；萨满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与众不同的品质和生理、心理、思维特征。[※注]这些基于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历史与现实实际的思考，是对萨满其人问题作出的自己的回答。

萨满出神现象的成因与机制问题，是萨满出神现象研究的核心。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色音在《试析萨满癫狂术的心理生理机制》一文中，将萨满附体纳入巫师附体的范畴内加以考察，论述了巫师与神灵关系的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萨满癫狂术的心理生理机制。[※注]张雨海、徐光志在《萨满昏迷行为的心理学分析》[※注]从催眠术和心理暗示等方面论证了萨满昏迷行为的机理。周普元、李小林在《萨满“通神”心理机制初探——兼谈弗洛伊德意义的“潜意识”》一文中，从选萨满、传授萨满知识、萨满“通神”三方面讨论了萨满性意识是一种潜意识；又从对萨满所通“神”形象的原型探讨，指出“神”是一种潜意识信息的流露。[※注]郭淑云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一书，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试将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置于多学科的视域下，运用心理学、宗教社会学等理论对这种现象作综合考察和研究。一方面将这种现象置于其所属的传统社会中予以考察，另一方面考察了萨满个体生理心理特质的特殊作用。[※注]总体而言，我国萨满教学界对此项课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距国际前沿性的学术研究还相距较远，但近十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是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综上所述，30年来我国学者对萨满教基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提出并解决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依据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丰富的实证资料，积极回应了国际萨满教学界的一些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丰富了国际学术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当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多学科学者的通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