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犹太宗教经典方面，张久宣翻译的《圣经后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王神荫译的《死海古卷》（西奥多·加斯特英译，商务印书1996年版），以及张平所译的《阿伯特—犹太智慧书》（阿丁·施坦泽兹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无疑具有学术上的极端重要性。但前两本书的翻译与出版更多源自基督教研究的背景，《阿伯特—犹太智慧书》亦只是犹太教《塔木德》中的一部智慧格言集。[※注]相对而言，山东大学傅有德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译犹太文化名著丛书”成为这方面最重要的基础性学术成果。这一系列经典著作翻译中涉及犹太宗教范畴的有：亚伯拉罕·柯恩著：《大众塔木德》（盖逊译，2004年）；迈蒙尼德著：《迷途指津》（傅有德、郭鹏、张志平译，1998年）；马丁·布伯著：《论犹太教》（刘杰等译，2002年）；利奥·拜克著：《犹太教的本质》（傅永军等译，2002年）；摩迪凯·开普兰著：《犹太教：一种文明》（黄福武等译，2002年）；海舍尔·亚伯拉罕著：《觅人的上帝：犹太教哲学》（郭鹏、吴正选译，2003年）；大卫·鲁达夫斯基著：《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傅有德、刘平、李伟译，1997年）；海姆·马克比编著：《犹太教审判：中世纪犹太—基督两教大论争》（黄福武译，1995年）；约瑟夫斯：《犹太战争》（王丽丽等译，2008年）；摩西门德尔松：《耶路撒冷》（刘新利译，2008年）。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出版了提摩太·林的《死海古卷概说》（傅有德、唐茂琴译，2008年）。

在这一研究范围内，还应包括一些主要从事基督教研究的学者从“圣经学”研究角度对古代《希伯来圣经》所做的研究工作。其中，陈贻绎的《希伯来语圣经》（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从文献和考古角度出发，对《希伯来语圣经》中和以色列历史相关的部分进行了较为综合、全面的介绍，并着重介绍了相关《希伯来语圣经》文本和巴勒斯坦地区文字和实物的考古发现。李炽昌、游斌合著的《生命言说与社群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强调了《希伯来圣经》五小卷对于分析《圣经》所表达的生命体验及其中的社群认同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并围绕《希伯来圣经》是如何言说生命，以及如何影响社群身份意识的形成，展开研究。此外，游斌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运用多种《圣经》评断学方法，从思想史维度分析了《希伯来圣经》中蕴涵着的文本与群体、群体与群体、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丰富而复杂的关系，并揭示了其中的文学、史学与神学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宗教神秘主义作为体现宗教之信仰精神的实质性内核，对于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宗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但相对于人们对《希伯来圣经》和《塔木德》的关注度来说，关于犹太教神秘主义经典的翻译和介绍工作起步甚晚。目前正在进行并有待完成的翻译工作，唯有犹太教神秘主义经典《佐哈尔》及部分当代哈西德主义的研究著作。这方面迄今为止得以完成的唯一重要学术工作是由涂笑非先生翻译的格肖姆·索伦的经典著作《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部著作是20世纪犹太教神秘主义研究的奠基之作，也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在书中，索伦不仅讨论了犹太教神秘主义的一般特征，也从宗教文献研究角度论述和考证了犹太教神秘主义从古代默卡巴神秘主义到现代哈西德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了宗教神秘主义在犹太教历史发展中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总的来说，国内关于这方面的专业性研究一直很难展开，也处于少人问津的状态，零星出现的相关犹太教神秘社团的极个别学位论文水准不高且不乏混乱与错误。

对于犹太教教义或具体思想方面的探讨，总体上相关文章并不多见，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内的犹太教研究在许多方面尚待发掘和深化。[※注]在具体问题方面，周燮藩先生的《犹太教上帝名讳考》（《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3期）从犹太教研究的角度，对《希伯来圣经》和拉比文献中的上帝称谓作了分类比较，确认“雅赫维”为没有歧义的上帝之名，并就其历史渊源做了相应的学术考证。作者指出，犹太教上帝之名的读音失传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逐渐恶化而造成的，其名讳本身含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宗教意义，反映了犹太教独特的上帝观，因而任何随意的改换和误译，都必将产生歧义。此外，沈坚在《古代犹太教一神观的演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一文中着重探讨了犹太教的一神教特征，强调犹太教的一神观并非固有，而是有其漫长、复杂的演化过程。[※注]傅有德教授的《犹太教中的选民概念及其嬗变》（《文史哲》1995年第1期）则从宗教历史维度考察了犹太人的“选民”观念，重申在近现代随着犹太教内部分化为不同的派别，犹太人对“选民”一说的态度实际上各不相同。另外，黄天海等人的《摩西法律的契约形式和以律法为核心的希伯来宗教》（《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探讨了犹太宗教中律法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在意义。

在这一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学者们对犹太弥赛亚信仰的关注，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大多与基督教历史上的弥赛亚观念联系起来。梁工教授的《弥赛亚观念考论》（《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1期），傅有德的《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及其与基督教的分歧》（《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以及申丽霞的《救世主——弥赛亚：人类宗教精神的期盼——从犹太教与基督教谈起》（《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期）都属于这个范畴。与此话题相关联，饶本忠的《论犹太教末世论》（《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3期）则对犹太教的末世论思想进行了简单梳理，同时对其产生的原因和本质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比较而言，陈艳艳的硕士论文《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弥赛亚观》（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对此较为详尽地进行了一番梳理。作者认为，弥赛亚思想是犹太教与基督教这两大宗教的一个重要分歧点，它在犹太教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在《圣经》犹太教中，弥赛亚概念指的是一种确认方式，即在君王或者祭司就职时，通过对他们膏油以表示其地位是由上帝拣选的，具有神圣的意味。在犹太亡国之后，弥赛亚思想逐渐发展成为救世主的观念。犹太人认为上帝将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派遣救世主弥赛亚降临，来拯救犹太人脱离苦海，带领其返回故土，重建和平、自由的以色列王国。而到了近现代时期，随着犹太教改革运动的发展，不同流派的犹太教对弥赛亚思想的立场和重视程度亦各有变化。此外，刘精忠的《宗教神秘主义与犹太弥赛亚信仰探析》（《长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一文则探讨了犹太教神秘主义对于犹太弥赛亚信仰发展的影响。文章着重指出，犹太弥赛亚信仰作为一种历史范畴，最初在犹太教中并不占据中心位置。鉴于宗教神秘主义认识论及社会历史层面的特殊因素，喀巴拉最初对弥赛亚信仰的发展亦并无实质性影响，只是从16世纪始才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近现代哈西德运动中个人生活的神秘主义化倾向，则最终使得弥赛亚信仰以其特有的悖论方式融入犹太民族精神。

在一定程度上，国内学界对犹太教教义特色的探讨或许更多体现在相关犹太宗教伦理的关注之上，这种关注本身常常也是出于跨文化与跨宗教间比较考量。[※注]对此，从顾俊杰《宗教型的犹太文化与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同济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这一文章的选题上即可反映出来。而周国黎教授的《道德脆弱的根源何在——儒家宗法伦理与犹太宗教伦理比较》（《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则更是直白无误地揭示了这一关注背后的时代背景。在此背景下，黄陵渝的《论犹太教伦理的核心主题》（《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探讨了犹太教中“爱上帝”和“爱邻人”这两个主题，揭示了其背后所隐含的“公正”与“公义”等伦理观念，以及由此主题引申出的与之相应的伦理原则、标准和规范。姚新中、洪波的《知识·智慧·超越——早期儒学与犹太教智慧观的伦理比较》（《伦理学研究》2002年第1期）则通过对早期儒学和犹太教关于智慧的伦理问题的比较研究，对智慧的社会性与道德性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些哲学探索。此外，李萍的《“他者”视域下的犹太伦理思想》（《西亚非洲》2005年第5期）从犹太伦理思想中的“他者”这一核心概念对犹太伦理思想展开讨论。刘精忠的《犹太教经济理念初探》（《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以及其他作者的相关文章，则着重介绍了犹太教在经济观念上的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