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佛教学科发展的70年，是继往开来，从寂寞、停滞走向繁荣兴旺的70年，是取得前所未有辉煌成就的70年，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发挥多方面积极社会作用的70年。

作为宗教学一个分支的现代佛教学术研究，是从20世纪初年开始。截止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数十年，是我国佛教研究的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学术界在资料积累，专业人才培养，学术传统等许多方面为当代佛教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 20世纪上半叶佛教研究回顾

在我国历史上流行过的各种宗教中，佛教一直是信众人数最多，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最紧密，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宗教。这种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宗教存在状况和发展态势，为佛教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紧迫的现实需要。这是推动佛教研究持续发展的直接社会动力。

我国的佛教研究历史悠久，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汉地，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佛教研究几乎没有长时间中断过。在20世纪之前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传统的佛教研究有明确的政治、宗教目的，或者是为了满足树立信仰和弘扬佛法的需要，或者是为了达到批判甚至取缔佛教的目标。中国的传统佛教研究经历了曲折艰辛的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从多方面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成为整个中国学术史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到了20世纪初年，在中国学术界继承传统的同时又不断吸纳西方学术成果的大背景中，佛教研究也开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面貌。

20世纪上半叶我国佛教研究的兴起，是与各界志士面对西方列强侵略，希望从佛学中寻求挽救民族危亡的思想资源相联系的，是与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相联系的，也是与振兴佛教、振兴传统文化以对抗西方文化侵略相联系的。在这个阶段中涌现出的著名学者，有代表性的著作，至今仍然产生着重要影响，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这个阶段，从佛教界、居士界和学术界中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学者。他们或独立探索，或相互交流，或相互帮助，共同推动佛教研究的发展。杨文会为了复兴佛教，从多方面展开工作。他曾建立金陵刻经处，创立“祇园精舍”，组建“佛学研究会”，为佛教学术研究的展开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开辟道路。近现代史上众多的著名佛教学者，或者因为受到他的佛教思想影响，或者因为他的指引而从事佛学研究。他的弟子欧阳竟无、太虚分别主持支那内学院、武昌佛学院，使上述两处成为佛教研究的最重要的基地。曾经接受过杨文会影响或者曾经在这两处教学、研究、学习和参访的僧俗学者有几百人，著名的如谭嗣同、梅光羲、李证刚、章太炎、谢无量、印顺、吕澂、唐大圆、王恩洋、梁启超、胡适、陈寅恪、汤用彤、黄忏华、梁漱溟、熊十力、虞愚、法尊、大勇、持松等。另外，韩清净在北京创立三时学会，以研究法相唯识学为重点，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影响，著名弟子有周叔迦等。从这个列举不完备的著名学者群可以看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佛教研究，是在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的共同努力下进行的，是在振兴佛教的背景下发展的。佛教界和学术界之间在学术研究上相互尊重、借鉴、帮助、合作和交流，是推进中国佛教研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发展的动力。这个鲜明的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佛教学术界仍然能够看得到。

这一历史阶段的佛教研究，有着理论探索与史料挖掘并重，哲学分析和史学考证并重的特点。西方和日本等国的近代科学研究方法持续引入，为中国佛教研究带来了新气象。这种新气象的出现，是与一批有国外留学或参访经历的学者分不开的。例如，自1918年至1925年，梁启超共发表了三十余篇佛学论文。这些论文分别从史学、文学、目录学、心理学等角度，对汉地佛教、西域佛教、佛教经典等进行研究，推出了有原创性的系列成果。胡适自1925年发表《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事禅宗史的研究，他通过广泛搜集新的材料，先后撰写了《菩提达摩考》《论禅宗史的纲领》《禅学古史考》《〈坛经〉考之一》等论文，后来又整理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等。虽然他在资料考证方面有欠严谨之处，在立论方面有武断之嫌，但毕竟有开风气之功。

汤用彤把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近代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在印度哲学、中印佛学、魏晋玄学，以及西洋哲学等方面都有开创性研究。他于1938年出版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资料翔实、辨析精细，论证严密，结论稳妥著称，至今仍是研究该历史阶段必读的经典之作。吕澂在借鉴古今中外佛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独立创新，在印度佛学、中国汉地佛学和西藏佛学方面都取得丰硕成果。他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至今仍然是研究中印佛教思想必读的经典之作。

另外，治学范围十分广泛的著名学者陈垣、陈寅恪，分别在研究佛教史和佛教文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垣的《释氏疑年录》《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都是有持续生命力的著作。陈寅恪在研究敦煌文献、佛经语言与汉语史、梵呗转读与汉语音韵学等方面有突出成就，所提出的许多创见，对后来的研究者有启发、指引的作用。

20世纪上半叶参与佛教研究的杰出学者们所表现出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们所留下的被奉为学科经典的著作，以及他们所培养的人才，直接影响着当代佛教研究的整体精神和风貌。

第二节 70年来佛教研究概述

佛教学科的发展历程与整个中国宗教学的进程步调一致，所呈现出的阶段特征也完全相同。卓新平在《中国宗教学30年·序言》中曾对中国宗教学的百年历程有一个概括：“中国宗教学的形成是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但宗教学真正系统化、专业化全面发展，则是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和成果。30年前中国宗教学研究领域处于‘早春二月’的状况，成建制、有规模的宗教研究机构仅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一家，乃是当时‘一枝独秀’的奇特景观。30年来，中国宗教学蓬勃发展，姹紫嫣红，蔚为大观。”[※注]当代佛教学科的70年，也同样经历了前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这样两个境况不同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佛教研究大体可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佛教研究与整个宗教学的境况是完全一致的，处于从比较沉寂到完全停滞的过程中，远不是文史哲学科方面的重点和热点。在这个阶段，不少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也涉及佛教研究，并且取得重要成果，如冯友兰、侯外庐、范文澜等。他们的佛教研究成果有的是包括在历史、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中，有的是撰写的专题论文和著作。这个时期佛教研究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就是确立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理论。这方面最有成就和最具影响力的是任继愈。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佛教论文，不仅成为学术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而且产生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从1967年到1974年，整个中国大陆没有发表一篇完全意义上的佛教学术论文，佛教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第二个阶段的40年，佛教研究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步伐相一致，佛教研究学科呈现出迅猛发展的良好态势。佛教研究机构、人员和刊物都不断增加，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科研成果数量成倍递增。在这个阶段，佛教研究学科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佛教学科发挥的这种积极社会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在总结、理解和欣赏佛教研究取得的辉煌成果之前，先从研究机构、学术刊物、专业人才、学术交流、成果特点五个方面介绍佛教研究进展的基本情况。

一 专业学术研究机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1964年以前，我国还没有成立专门的宗教学术研究机构。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是分散在不同单位和部门的。1964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集中了以任继愈为所长的一批优秀宗教研究学者，其中也包括了老中青三代优秀的佛教研究学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宗教研究所在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发表成果、推动宗教学研究健康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各地社会科学院、大专院校，不仅成立了专门的宗教研究机构，还成立了专门的佛教研究机构。在佛教界，也成立了专门的佛教研究所。

到目前为止，大陆的佛教研究机构基本上分属四个系统。一是社会科学院系统，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之外，其他一些研究所也有主要研究宗教文化的研究室。在上海、陕西、浙江、新疆、西藏等地方社科院中，相继成立了宗教研究所，集中了数量不等的佛教研究学者。二是高校系统，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大学等，相继成立了宗教系、宗教研究所，有的系所是以研究佛教为主，有的院校还有佛教研究所或佛教研究中心。三是中央和各地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研究机构，如统战部门下属的研究机构，宗教研究中心、藏学研究中心，等等。四是隶属于各级佛教协会的佛教研究所和佛学院，还有一些大寺院成立的佛教研究组织。比如，隶属于中国佛教协会的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于1987年。还有普陀山的佛教文化研究所，河北柏林禅寺的禅文化研究所，苏州西园寺的戒幢研究所等。

二 各级各类佛教刊物不断增加

在改革开放之前，宗教类的刊物很少，发表的文章也有限。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宗教学术杂志是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资料》（现为《世界宗教文化》），还有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现代佛学》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各级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佛教协会和寺院主办的各级各类佛教杂志相继问世。有的是以刊登学术论文为主，有的是以普及佛教基础知识为主，有的是以发布佛教学术信息为主，分别面向不同的读者群。到现在为止，除了上述几家历史悠久的定期出版的杂志以外，还有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杂志，以及以书代刊的杂志，形式多种多样。曾经和正在发行的佛教类刊物大约有六七十种，例如《佛学研究》《中国藏学》《禅学研究》《五台山研究》《广东佛教》《禅》《佛教知识》《浙江佛教》《宁波佛教》《法源》《正法眼》《显密》《人海灯》《重庆佛教》《福建佛教》《佛教文摘》《广西佛教》《中国禅学》《菩提道》《菩提心》《东北佛教》《杭州佛教》《金陵佛教》《觉群》《报恩》《弘法》《慈缘》《妙莲华》《鸡鸣》《九华山》《甘露》《戒幢佛学》《净土》《玄奘研究》《禅露》《普陀山佛教》《东北佛教》《丛林》《杭州佛教》《佛教文化》《晋阳佛教》《净业》《闽南佛学院院报》《上海佛教》《台州佛教》《洛阳佛教》，等等。

除了专门刊载佛教方面的学术论文、一般文章、消息等杂志以外，还有一些比较多的刊载佛教方面文章的杂志，比如，《敦煌研究》《宗教学研究》《西藏研究》《云南宗教研究》《四川宗教》《福建宗教》《中国西藏》《中国宗教》等。

在众多的宗教学术刊物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办的《世界宗教研究》是国内最著名的纯学术性杂志，这个杂志每期都发表佛教方面的论文，一般都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每年出版一期的《佛学研究》，是专门刊载佛教学术论文的杂志，很具有代表性。佛教刊物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审稿严格，以刊登有学术创见的高质量文章为宗旨的刊物的存在，对佛教学科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很多佛教杂志因为能够不断推出高质量文章而赢得盛誉，而高质量稿源的枯竭，也是一些刊物停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重视人才培养，优秀科研工作者不断涌现

改革开放之前，佛教学科的人才培养工作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恢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率先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其中也包括以佛教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稍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也开始招收佛教研究方面的研究生。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招收佛教研究生的单位越来越多，培养出来的青年学者数量大幅度增加。我国的佛教研究事业能够走向繁荣，与研究生培养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从事佛教研究的专业学者人数不多。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断有新人推出高质量的论文和著作，标志着优秀学者的大量涌现。许多比较优秀的中青年学者，都是在前辈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在当前的大陆佛教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较有成就、有影响的学者群，这个学者群可以从高质量的论著中反映出来。

四 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交流范围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前，大陆学术界几乎没有举行过成规模的佛学讨论会。1980年9月，由中国宗教学会、中国南亚学会、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以及西北大学等单位，在西安联合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佛教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老、中、青学者32人，提交论文26篇。这次会议的举行，标志着中国佛教学术交流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此以后，各研究机构和教学单位每年都要举办多次各种议题的国内或国际佛学研讨会，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到1995年，全国共召开各种佛学研讨会40余次，从1996年到2005年，共召开佛教学术会议100多次，自2005年到2007年的三年间，每年举办的国内国际佛教学术会议都有数十次。

历次学术研讨会都有不同的议题，形成不同的影响，对佛教学术研究工作起到程度不同的积极推动作用。在二十多年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日本《中外日报》联合主办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是具有标志性的国际佛教学术交流会议。首届会议于1985年11月在日本京都召开，中心议题是“中日两国佛教的特点和古代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中方的正式代表是任继愈、杜继文、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日方正式代表是中村元、道端良秀、牧田谛亮、盐人良道、镰田茂雄。这次会议被誉为“历史的盛会”。以后，“中日佛教学术会议”每两年举办一届，总共举办了十届。这个学术会议延续时间之长，参与的优秀学者之多，提交的论文之有价值，产生的影响之大，至今还是难以打破的纪录。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学者的了解，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五 研究成果不断增加，研究视野不断拓展

70年来，佛教研究的各类成果出版呈现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成果较少，甚至出现过没有论文发表的年份。改革开放以后，成果出版呈现快速递增的态势。

根据王雷泉《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的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大陆共发表佛教方面的文章1003篇，平均每年发表58篇左右。从1967年到1974年，学术界没有发表过一篇佛教研究文章。从1978年开始，佛教研究文章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到1992年，一年发表的论文达到1125篇，超过1949年到1966年发表数量的总和。1996年到1998年的3年时间里，各种报刊发表与佛教相关的文章3300多篇，各种著作400余部。到现在为止，佛教研究成果的确切数量很难统计，用统计加估计的方法来估量，佛教各类文章大约有数万篇，著作大约有数千部。

随着科研成果的增多，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大。学术界不仅加强了对佛教历史、宗派、义理、人物、哲学、文献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加强了对佛教经济、语言、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探索。近些年来，跨学科的比较性研究也不断取得进展。

第三节 佛教研究的主要成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价值的佛教研究成果数量众多，不胜枚举。即便是列举有影响的专著类成果，也难免挂一漏万。以下仅是分类列举一些著作，以便说明我国学术界佛教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所具有的特点，所走过的路程，以及大致的发展趋向。一来限于本人的水平和见闻，二来限于分类不尽合理，所列举的著作中肯定有一些学术价值不大的书籍，而未提及的著作中一定有不少上乘佳作。

一 中国佛教史

在研究与中国佛教相关的各类著作中，佛教历史方面的著作最多，包括各种通史、断代史、思想史、地区史、专题史、宗派史等。这是佛教研究领域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第一，通史和断代史。

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1991年），是国内唯一一部世界佛教的简明通史著作。本书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世界范围内佛教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既比较充分地吸收了当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又有编著者的个人研究心得，长期作为国内各教学单位的重要参考书。

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领域，至今还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叙述整个中国佛教历史的通史性著作，只有一些通史类的著作。其中，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1979年），是叙述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和演变的重要著作，在许多方面对以后的研究者起到了引路的作用。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丁明夷等人参与撰写的《中国佛教史》（已出版三卷，1981年开始出版），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论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的著作。本书把这一阶段的重要佛教译著进行了系统、详尽的剖析，是完全创新性质的工作。本书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研究本阶段佛教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郭朋从1981年开始先后推出《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稿》等著作，后来作者又把它们浓缩为三卷本的《中国佛教思想史》，这些著作都是有影响的。在断代史方面，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1988年）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作用。比较重要的各类通史或断代史著作还有方立天主编、华方田副主编的《中国佛教简史》（2001年），潘桂明的《中国居士佛教史》，高振农的《中国佛教源流》（2006年），江灿腾的《晚明佛教改革史》（2006年），陈永革的《晚明佛教思想研究》（2007年），等等。

第二，地区佛教史。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各地方政府相继重视开发当地的佛教文化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社科院、大专院校以及佛教界的学者也撰写了本省、本市或本地区的佛教史著作。几乎可以说，在佛教盛行过的地区，都有学者推出相关佛教历史著作。20世纪80年代初，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撰写了长安佛教宗派祖庭的专门著作。地区佛教史的著作如冷晓的《杭州佛教史》（1993年）、《近代杭州佛教史》（1995年），韩丽霞、董允合著的《云南佛教》，崔正森的《五台山佛教史》（2000年），王荣国的《福建佛教史》（1997年），韩溥的《江西佛教史》（1995年），何建明的《澳门佛教》（1999年），严耀中的《江南佛教史》（2000年），陈荣富的《浙江佛教史》（2001年），胡恩厚的《甘肃佛教简史》（1993年），蒲文成的《青海佛教史》（2001年），昆明宗教局和昆明佛教协会编的《昆明佛教史》（2001年），王路平的《贵州佛教史》（2001年），徐荪铭、王传宗主编的《湖南佛教史》（2002年），王亚荣的《长安佛教史论》（2006年）、《陕西·中国汉传佛教祖庭研究》（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充分利用了一些当地特有的资料，对相关佛教问题进行了尽可能细化的描述，有助于对当地佛教的深入认识。

第三，佛教专题史。

在中国佛教制度、佛教寺院、佛教礼仪、佛教事务管理等方面，重要的著作有郭绍林的《唐代士大夫与佛教》（1987年），谢重光、白文固合著的《中国僧官制度史》（1990年），张弓的《汉唐佛寺文化史》（1997年），郝春文的《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1998年），白文固、赵春娥的《中国古代僧尼制度》（2002年），宿白的《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李芳民的《唐五代佛寺辑考》（2006年），侯旭东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1998年），何孝荣的《明代南京寺院研究》（2001年），圣凯的《中国汉传佛教礼仪》（2001年）、《摄论学派研究》（2006年），杨健的《清王朝佛教事务管理》（2008年）。以上著作大多受到重视和关注。

二 中国佛教宗派研究

隋唐时期产生的中国佛教宗派，标志着中国佛教的理论创造达到了高峰，标志着中国佛教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凡是研究隋唐及其以后的中国佛教都要涉及佛教宗派问题。但是，改革开放以前，有关佛教宗派的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多数成果包括在与研究隋唐佛教有关的著作中，还没有出现篇幅较大的专门著作，包括通史类著作。有关各宗派历史、人物、典籍思想的专著也很少。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962年）、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郭朋的《隋唐佛教》、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等，都对中国佛教宗派有程度不同、篇幅不等的论述。这些成果为以后佛教宗派研究的深入和提高或者指示了方向，或者奠定了基础，或者提供了借鉴，是有持续影响力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研究各宗派的专著。江苏古籍出版社历经十几年的努力，推出了中国佛教宗派研究系列丛书，可以作为中国佛教宗派研究实质性进步的重要标志。

第一，禅宗研究。

在中国佛教研究中，学术界对禅宗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投入人力最多，取得成果最丰富，研究视野最开阔的领域。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出现了研究禅宗历史、思想、流派、人物、典籍以及禅宗文化、禅与艺术等方面的大批论文和著作，出现了所谓的“禅宗热”。直到今天，这种热度似乎仍然没有降温的迹象。

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首先，是禅宗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无论是对整个佛教还是对整个中国哲学，禅宗都是影响最大的一派，并且至今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从而激发了研究的热情。其次，国外因素的促动。自“二战”以后，以日本学僧铃木大拙等为主，把东方的禅学传到西方，不仅逐渐为西方学者所关注和研究，而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用。中国的“禅学”被西方重新发现和重新解释，甚至被作为“东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代表，当成了对抗西方文明——实指近现代科学和思维理性的根据和资源。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注重禅在调节心理平衡和治疗精神性疾病中的作用；某些社会学学者和哲学家，把禅当作反科学、非理性和直觉主义的古典模式，希望由此引导人们回归人性和自然；某些新兴小型宗教团体力图在禅中发掘信仰治疗的功能，并当作开发超自然、超心理诸种“神通”的有效方法。最后，国内的社会需要。随着国内佛教的发展，把禅引入心理治疗，或作为消除烦恼，修身养性的一种方法，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同时，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和旅游的原因，积极支持禅宗文化建设，对学术界的禅宗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于禅宗方面的论文数以千计，不胜枚举。有规模的著作也是数以百计，其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学、语言学、伦理学、宗教学、文学、心理学等领域。其中，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1993年）是一部禅宗通史著作，叙述从印度禅学到清末禅宗的流变历史。撰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将神化了的禅宗还原它的世俗基础，将它被描绘得虚玄模糊的面目清晰起来。比较有特点的著作有顾伟康的《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1986年），葛兆光的《禅宗与历史文化》（1987年）、《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九世纪》（2001年），正果的《禅宗大义》（1989年）、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992年），潘桂明的《禅宗的历程》（1992年），邢东风的《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1992年），魏道儒的《宋代禅宗文化》（1993年），陈兵的《禅学与东方文明》（1994年），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1997年），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1999年）、《宋元禅宗史》（2004年），吴立民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1998年），吴言生的《禅宗思想源流》（2001年）、《禅宗哲学象征》（2001年）、《禅宗诗歌境界》（2001年），徐文明的《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2004年），龚隽的《禅史钩沉——以问题史为中心的论述》（2006年），纪华传的《江南古佛——中峰明本与元代禅宗》（2006年）等。

除了禅宗通史、断代史之外，还有专题性质的研究，例如对禅宗某个支派、某个地区禅系或国外禅学的研究等。例如，洪修平的《东山法门与禅宗》（1996年），邢东风的《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1992年）、《石头希迁与曹洞宗》（1997年），方广锠的《印度禅》（1998年），洪修平、孙亦平的《如来禅》（1997年），董群的《祖师禅》（1997年），梁晓红的《日本禅》（1997年），苏树华的《洪州禅》（2005年）等。还有比较性质的禅宗文化研究，例如洪修平、吴永和的《禅学与玄学》（1992年），徐小跃的《禅学与老庄》（1992年），陈兵的《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1992年），赖永海的《禅宗与中国文化》《佛道诗禅》（1990年），谢思炜的《禅宗与中国文学》（1993年），黄河涛的《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1994年），季羡林主编的《禅与中国园林》《禅与东方文化》（1996年），孙昌武的《禅思与诗情》（1997年），等等。

第二，天台宗研究。

在佛教宗派研究中，有关天台宗的成果之丰富，仅次于禅宗。王志远的《宋初天台学窥豹》是第一本天台学方面的专门著作，其后有影响的通史性著作有潘桂明、吴忠伟的《中国天台宗通史》（2001年），董平的《天台宗研究》（2002年），朱封鳌的《天台宗史迹考察与典籍研究》（2002年）、《中华天台宗通史》（2001年）等。研究天台宗人物的专著有张风雷的《智顗评传》（1995年），潘桂明的《智顗评传》，李四龙的《天台智者研究——兼论宗派佛教的兴起》（2003年），俞学明的《湛然研究——以唐代天台宗中兴问题为线索》（2006年）。此类研究天台人物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不局限于传主的历史、思想，而是研究视野开阔，联系到佛教史以及哲学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进行论述。关于天台宗历史、教义、人物的论文很多，并且出版了相关的论文集，如黄心川主编的《光山净居寺与天台宗研究》（2001年），收集了中日学者相关论文44篇，附录15篇。

第三，其他佛教宗派。

在华严宗研究方面，发表的关于本宗历史、人物、思想、典籍的论文很多，所论述的问题各有侧重和特点。方立天从1980年开始发表了多种华严宗的论文和著作。其中，《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分析了华严宗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特点，以及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台湾贤度有《华严学专题研究》（1988年），《华严学讲义》（2001年）等著作，王颂有《宋代华严思想研究》（2008年）。本宗通史方面的著作有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1998年）。贯穿本书的整体思路有四：其一，华严支品、本部和眷属经典分别代表了华严经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支品最能反映华严经学的最初形成面貌，本部最能反映华严经学的成熟形态，眷属经最能反映华严学与其他部类大乘经典和思潮的关系；其二，从域外传入的华严经学向华严宗学的过渡，本质上是形象描述的宗教文学向概念分析的宗教哲学的过渡；其三，禅宗中的华严学本质上不是华严学，而是禅学；其四，华严宗学不仅在佛教内部促成了多种净土信仰形态的形成，而且深深影响了宋明理学。

净土宗没有师徒传承法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派。但是净土信仰在僧俗信众中流传广泛，是仅次于禅学的佛教信仰体系。净土宗重修持轻说理，关于本宗的哲学探讨不多，而对于本宗历史、人物的研究论文比较多一些。陈扬炯的《中国净土宗通史》（2000年），是首部净土宗的通史著作，论述了翻译的净土经典，中国历代弘扬净土教义的高僧事迹、思想和社会影响。魏磊的《净土宗教程》主要论述净土信仰的修持方法和过程等，刘长东的《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是一部断代史性质的净土信仰流传史。

密宗以重视密法修行和坛场仪轨为特点，在唐、宋、元等朝代分别有兴盛时期。由于密宗的一些修行规定曾引起消极的社会影响，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和抵制，有些著名学者甚至不承认从印度传来的密教属于佛教。因此，在密宗研究方面，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没有比较系统的专门著作。除了研究密宗历史、人物、思想的论文之外，研究本宗修行仪轨、艺术等方面的成果比较集中。中国佛教协会编的《中国佛教》（1982年）第二辑所载高观如的《密宗》，是百科全书的词条，篇幅虽然不长，比较清晰地介绍了中国密宗的历史演变历程、主要教理和特点。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1995年）是密宗研究的代表作，系统全面地梳理了密教在我国的发展演变历史。

三论宗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出现的重要人物比较少，产生的社会影响比较小，因此，研究成果也并不很丰富。各类成果的研究重点，是在本宗的创始人吉藏及其弟子、本宗的理论特点，以及本宗所注重的典籍等方面，所涉及的范围相对要小一些。研究本宗人物的专著有华方田的《吉藏评传》，研究本宗历史的著作有杨永泉的《三论宗源流考》、李勇的《三论宗佛学思想研究》（2007年）。董群的《中国三论宗通史》（2008年）是一部通史著作，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三论宗的兴盛与沉寂历程，代表人物与重要典籍，以及重大事件与文化影响等。

唯识宗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不少学者重视对该宗人物、典籍和思想的研究。在玄奘及其著作《大乘起信论》、唯识基本理论等方面，有很多论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出版了这方面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专著种类更多。杨廷福的《玄奘论集》（1986年），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1986年），是研究玄奘历史和思想的重要著作。周贵华的《唯心与了别——根本唯识思想研究》（2004年）、《唯识心性与如来藏》（2006年），利用汉文和藏文的资料，对唯识学重要学说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分析，是近年来受到重视的新成果。还有释正刚的《唯识学讲义》（2006年），韩廷杰的《唯识学概论》（1993年）、《唯识宗简史简论》（1999年）等。杨维中的《中国唯识宗通史》（2008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唯识宗通史著作，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该宗兴起、发展和衰微的历程。

在律宗研究方面参与的学者并不多，成果相对较少。除了一些有关本宗人物、思想的论文之外，还有劳政武的《佛教戒律学》等。王建光的《中国律宗通史》（2008）是国内第一部律宗通史著作，详述了自东汉以来的律学传入，律宗从唐代直至民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各个时期的主要特征等。

三 佛教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研究

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艺术的各个门类水乳交融。对佛教文化及其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蓬勃发展，除了发表很多论文之外，也推出众多著作，其内容涉及文化艺术的各个门类。如方立天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1988年），汤一介的《佛教与中国文化》（1999年），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1988年），洪修平的《中国佛教文化历程》（1995年），周齐的《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2006年），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1988年），普慧的《南朝佛教与文学》（2002年），魏道儒主编的《普贤与中国文化》（2006年），赖永海的《中国佛教文化论》（2007年），佛教与语言方面的著作有陈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录》（1998年），梁晓虹的《汉魏六朝佛经意译词研究》（1982年），朱庆之的《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1994年），周广荣的《梵语悉昙章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2004年），李涛的《佛教与佛教艺术》（1989年），吴焯的《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1994年），宁云龙的《古代佛造像真伪鉴别与价值评估》（2007年）等。丁明夷、张总重视从艺术考古角度对国内佛教造像艺术进行研究，各类成果比较多。丁明夷著有《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2010年）、《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2018年）、《中国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1989年）、《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北方石窟》（2000年）、《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南方石窟》（2000年）、《佛教艺术百问》（1992年）等。张总有《中华名寺》（1997年）、《永恒的寺庙——石窟艺术》（1999年）、《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艺术》（主撰稿，2014年）、《地藏信仰研究》（2003年）等。李利安的《印度古代观音信仰研究》（2005年），是众多同类研究成果中比较有特点的。王志远的《中国佛教表现艺术》（2007年）是有特点的新成果。

在世界各种宗教中，佛教以典籍浩瀚，教理繁多，理论体系庞大著称。探索佛教的哲学思想，或者对佛教教义进行哲学分析，是佛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佛教哲学研究方面，有很多见解深刻，影响较大的文章。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学者，都涉及佛教哲学的内容。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了许多佛教哲学方面的专门著作，标志着佛教哲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佛教哲学研究方面，可列举的成果很多，近年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尤其具有代表性，其一是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2002年）。本书以中国哲学思想及印度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参照系，以哲学观念和范畴的研究为核心，追寻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全部体系结构，把它分为人生论、宇宙论和实践论三大部分，首次从整体上构建起中国佛教哲学的完整体系。本书被誉为“标志着我国佛教哲学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其二是杜继文的《汉译佛教经典哲学》（2008年），本书通过分析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的基本教义和经典，大乘佛教思潮和大乘佛教经典，勾勒出整体佛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还佛学之真面目。本书被誉为“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完全是创新的，是迄今为止此类研究中最有分量的一项成果”。

在佛教逻辑研究方面有石村的《因明述要》（1981年），沈剑英的《因明学研究》（1985年），杨化群的《藏传因明学》（1990年），巫寿康的《〈因明正理论〉研究》（1994年），郑伟宏的《佛教逻辑通论》（1996年），沈剑英主编的《中国佛教逻辑史》（2001年）等。另外在佛教伦理、美学等方面也有一些重要著作，例如，业露华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2000年），董群的《禅宗伦理》，王月清的《中国佛教伦理研究》（1999年），释昭慧的《佛教规范伦理学》（2003年），邓子美的《超越与顺应——现代社会学观照下的佛教》（2004年），祁志祥的《佛教美学》（1997年），王志敏的《佛教与美学》（1989年），王海林的《佛教美学》（1992年）等。

四 文献整理、典籍研究与工具书

佛教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70年来出版了为数众多的标点、校勘、现代语翻译的佛教文献，包括影印敦煌佛教文献等。把许多重要的佛教典籍，特别是新发现的珍贵资料进行整理出版，不仅有助于学术界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同时也具有普及学术成果的作用。此类书籍数量很多，大约在千种以上，仅举几例。石峻、楼宇烈、方立天、许抗生、乐寿明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从1981年开始出版，是比较系统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集，长期成为高校的重要参考书籍。任继愈任主编的《中华大藏经》上编，共106册，于1997年全部出齐。这部藏经是目前收罗最为宏富、校勘最为精良的一种大藏经版本，代表了大陆佛教学者在佛教文献整理方面的最高成就。在佛教写本大藏经和刻本大藏经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新成果。方广锠的《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2006年），李富华、何梅合著的《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2005年），张士强的《大藏经总目提要》等，都是代表研究新阶段的有价值成果，受到广泛关注。佛教的工具书也出版了许多种，其中，任继愈主编、杜继文副主编的《佛教大辞典》，堪称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学界推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大型佛教工具书，学术性、科学性、可读性、实用性，是这部工具书显著的特点。

五 近现代中国佛教研究

中国近现代佛教成为中国学者的关注对象，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近现代佛教，尤其是当代佛教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既与学术研究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关，更与当代佛教的蓬勃发展，与佛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分不开。关于现当代佛教的研究论文大约有数千篇，著作可能不下百部。即便关于一个重要人物、重要寺院、重要事件、重要思想，也往往形成数百万字的著作。比如，关于“人间佛教”问题的探讨，规模不等的专门学术会议有数十次，文章上千篇。研究对象的过于雷同自然会造成资源浪费，但是，从事这些研究的大多数学者在关注现实问题，为当代佛教健康发展贡献力量中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已有的相关著作看，绝大多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人物、思想等方面。有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1989年）、《太虚思想研究》（1997年），郭朋、廖自力、张新鹰合著的《印顺佛学思想研究》（1991年），高振农的《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1992年）、《近现代中国佛教论》（2002年），麻天祥的《晚清佛学与近代中国》（1992年）、《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2001年），李向平的《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1993年），于凌波的《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1995年），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1996年），陈兵、邓子美的《20世纪中国佛教》（2000年），何建明的《佛法观念与近代调适》（1998年），徐荪铭的《世纪佛缘》（1998年），江灿腾的《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1996年），葛兆光的《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2006年），等等。另外，黄夏年主编的《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论文集》（1985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2006年）、《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补编》（2008年），为研究近现代佛教提供了资料方便，有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六 藏传佛教研究

“藏传佛教”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名称，以前习称“喇嘛教”。藏传佛教研究从20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并出现了重要的著作，比如妙舟的《蒙藏佛教史》（1934年），法尊（1902—1980年）的多种著作和译作等，为以后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参与藏传佛教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研究成果也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尤其是出版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著作。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987年），王辅仁的《西藏佛教史略》（1982年），索南才让的《西藏密教史》（1998年），《拈华微笑——藏传佛教哲学境界》（1996年），李冀诚的《西藏佛教密宗艺术》（1991年）、《西藏佛教·密宗》（1992年）、《西藏佛教密宗仪礼窥密》（1991年）等。尕藏加的《吐蕃佛教——宁玛派前史与密宗传承研究》（2002年）、《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 《西藏宗教》《藏传佛教与雪域高原》（2003年）、《雪域的宗教》（上、下，2004年），德吉卓玛的《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研究》（2003年）等。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1992年），以分析、梳理藏传佛教思想发展、演变为主，是有特色的成果。王世镇译注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2002年）、《藏传佛教噶举派史略》（2002年）。另外，研究明清时期藏传佛教特殊制度，藏传佛教与政治关系方面的文章与书籍很多，集中讨论和介绍的内容有活佛转世、金瓶掣签、达赖与班禅制度等。

七 国外佛教研究

在改革开放之前，国外佛教研究是比较薄弱的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对外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佛教研究不断加强，从事研究的学者也不断增加。除了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之外，也不断有研究著作、翻译著作出版。总的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印度佛教和受汉文化熏陶的日本、韩国佛教研究比较深入，对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佛教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亚洲之外的佛教，有的处在简单介绍阶段，有的仍旧是未开垦的处女地。

我国学者在印度佛教研究方面是有传统的，所以有质量的专著比较多。吕澂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是一部有持久生命力的著作，本书利用汉文、藏文、梵文等资料，系统论述了印度佛学发展的各个阶段，是中国学者研究印度佛学的代表作。黄心川的《印度佛教哲学》（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附录）、《印度哲学史》（1989年），都是有影响的著作。另外，还有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1982年）、《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1990年），巫白慧的《印度哲学与佛教》（1991年），李志夫的《中印佛学之比较研究》，崔连仲的《从佛陀到阿育王》（1991年），方广锠的《渊源与流变——印度初期佛教研究》（2004年），郭良鋆的《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1997年），吴汝钧的《印度佛学研究》（1995年），姚卫群的《佛教般若思想发展源流》，另外还有王世安翻译的《印度佛教史》（1987年），杨曾文、姚长寿翻译的《印度佛教史概说》，宋立道翻译的《大乘佛教》（1995年）、《小乘佛教》（1995年）、《佛教逻辑》（1998年），等等。

在日本、韩国佛教研究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了多部重要著作。杨曾文的《日本佛教史》（1995年）及其主编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1996年），是中国学者研究日本佛教的代表作，反映了中国学者在一定阶段内认识整体日本佛教所能达到的水平。高洪的《日本当代佛教与政治》（1995年），何劲松的《日莲论》（1995年）、《创价学会的理念与实践》（1995年），张大柘的《当代神道教》（1999年）等，都是研究日本佛教的重要著作。另外，张大柘还翻译有《宗教与日本现代化》（1990年）。在韩国佛教研究方面，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上下卷，1997、1999年）是一部韩国佛教的通史著作，另有《近代东亚佛教史》，均为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陈景富的《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中韩佛教关系一千年》（1999年），是中韩佛教关系方面的著作。另外，柳雪峰译有《韩国佛教史概说》（1993年）、《韩国宗教史》（1992年）等。

在东南亚佛教研究方面，有邓殿臣的《南传佛教史简编》，净海的《南传佛教史》（2002年），宋立道的《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2000年）、《从印度佛教到泰国佛教》（2002年）、《传统与现代：变化中的南传佛教世界》（2002年），这是三部观察角度新颖的著作。韩廷杰从巴利文翻译的《大史》（1996年）、《岛史》（1996年），是关于南传佛教的重要历史典籍。

包括欧美在内的亚洲之外佛教方面，研究明显薄弱，并且滞后于西方学术界。在大陆学者中，李四龙致力于欧美佛教研究，发表过一些重要论文。在一些涉及亚洲之外佛教的著作中，有相关的内容介绍。迄今为止，大陆学者还没有出版一部亚洲之外国家的佛教国别史专门著作。在佛教的国别史方面，应该填补的学术空白还不少。由于国外佛教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随着对世界佛教通史研究的展开，这种局面已经出现明显改变。

第四节 2009—2019年的佛教研究

自2009年以来，最近十年在佛教研究上又取得了巨大进展，使中国的佛教研究在整个世界学术界呈现耳目一新、蒸蒸日上之状。现综述如下。

一 佛教史研究

在近十年佛教史研究中，其通史、断代史研究领域的如下成果颇值一提。

（一）佛教通史研究

孙昌武的《中国佛教文化史》（中华书局，2009年）全书分上、中、下三编，180万字，是一部全面、细致描述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历史，阐发中国佛教文化成就、总结中国佛教文化发展规律的著作。作者把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两汉至两晋为中国佛教草创阶段，南北朝为佛教逐步实现“中国化”的时期，隋唐两宋为佛教“中国化”的完成期，元明清为中国佛教发展的第四期。本书全面总结了中国佛教文化的成就、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佛教史、一般的宗教史、思想史以及诸多相关学科的教学、研究都具有参考价值。

潘桂明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全书共3卷6册，全面论述了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历程。从时间上看，包含了自佛教传入至近代两千年的时间跨度，从内容上讲，涵盖了佛教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学派、宗派，及其相关的重要哲学范畴和命题；同时，阐述分析了这些范畴、命题的演变过程，揭示了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文化内涵、思维特征和知识取向。本书既为学术界提供佛教思想研究的必备知识，又为深化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思路。

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全书15卷650万字。该丛书的撰写历时5年，集中了全国众多高校和研究所的22位专家。全书洋洋大观，内容丰赡，梳理出佛教从两汉初到1949年近2000年的历史脉络，将中国佛教史分为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民国四个时段加以叙述。“通史”各卷在论述特定历史时期佛教时，不仅详细梳理该时期佛教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制约佛教发展演变的各种社会要素，而且对佛教文学艺术、仪轨制度、传播流布等方面的问题也都予以关注，尽量描绘出有立体感的、动态感的佛教全景图。应当说，这套《中国佛教通史》的出版，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填补了我国佛学研究的空白。

由季羡林、汤一介担任总主编，并会聚一大批佛教研究专家学者共同编纂的《中华佛教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历时15年完成。全书共11卷，上起汉魏下及近代，涵盖了佛教在我国多民族的传播，以及汉传佛教在日本、朝鲜等国的发展，而且对佛教文学、艺术等方面进行了专题论述。

魏道儒主编、国内外20多位老中青佛教研究学者参与撰写的《世界佛教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共800多万字，历时8年完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论述佛教从起源到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衰演变主要过程，在国内外学术界属于首创。本套书由14卷15册构成：第一卷，印度佛教（从佛教起源到公元7世纪），周贵华著；第二卷，印度佛教（公元7世纪至20世纪），周广荣著；第三卷，中国汉传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6世纪），魏道儒、李利安著；第四卷，中国汉传佛教（公元7世纪至公元10世纪），魏道儒等著；第五卷，中国汉传佛教（公元10世纪至公元19世纪中叶），魏道儒等著；第六卷，中国汉传佛教（公元19世纪中叶至公元20世纪），纪华传著；第七卷，中国藏传佛教（上、下）（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尕藏加著；第八卷，中国南传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郑筱筠、梁晓芬著；第九卷，日本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王颂著；第十卷，韩国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何劲松著；第十一卷，越南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越]释清决等著；第十二卷，斯里兰卡与东南亚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郑筱筠著；第十三卷，亚洲之外佛教（从佛教传入至公元20世纪），杨健著；第十四卷，世界佛教大事年表，夏德美编著。

《世界佛教通史》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史学和哲学方法为主，并且借鉴考古学、文献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文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全方位、多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佛教进行深入研究。全书各卷本着“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史学原则，对每一研究对象既进行梳理脉络的纵向贯通，又进行考察制约该对象变化的多种因素的横向贯通。在论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佛教时，始终联系制约佛教兴衰变化的政治、经济、民族、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因素，始终将宏观把握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系统阐述众多的佛教思潮、派系、典籍、人物、事件、制度等，并且兼及礼俗、典故、圣地、建筑、文学、艺术等。在绝大多数卷中，都不同程度涉及佛教和平传播问题，佛教本土化问题，佛教教义体系、礼仪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关系问题，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等问题。本部书所取得的具有原创性、基础性、创新性成果更为丰富多彩，不仅对于以后的佛教研究有重要价值，对于研究其他宗教，对于研究宗教学基本理论也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本部书所采用的资料文本主要来自汉文、梵文、巴利文、藏文、西夏文、傣文、日文、英文、法文、越南文等语种，有些分卷在运用田野调查资料，实物资料方面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全书的所有叙述、说明、分析和评论都建立在经过考证、辨析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切实做到把资料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二）佛教断代史研究

杨曾文的《隋唐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5月）分隋朝佛教、唐朝佛教两编。隋朝编有两章，首章为隋朝社会和佛教，介绍隋朝社会及佛教政策、佛教概况、僧官制度等；次章为隋代佛教宗派，介绍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唐朝编也有两章，首章是唐朝社会和佛教；次章是唐代佛教宗派。魏道儒的《唐宋佛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一书集中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唐宋时期天台宗和禅宗的论文，是一部致力于佛教哲学和中国佛教宗派研究的著作。[美]斯坦利·威斯坦因著、张煜译《唐代佛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广泛利用各种世俗与佛教文献，对佛教的兴衰演变进行了编年式的研究。佛教界与唐王朝不断变化的关系是《唐代佛教》关注的焦点，具体讨论的议题包括为了裁抑佛寺权力所进行的各种尝试，对教界的行政管理，利用佛教来获得实际的政治利益，以及武宗的灭佛与唐末帝王对佛教的复兴。

张文良的《日本当代佛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从历史和社会两个维度，对日本当代的传统佛教宗派、新佛教团体以及日本佛教的民间信仰和学术研究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梁明霞《近代日本新佛教运动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以明治政府新政下的宗教社会状况为背景，集中考察了明治中期兴起的由新佛教徒同志会发起的新佛教运动。

台湾学者陈玉女所著的《明代的佛教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研究明代佛教的多篇论文，对明代佛教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佛教与地方经济环境的相互影响、佛教因应政治、社会的需求而发生的变化、佛教信仰所反映的明代女性的精神生活与社会地位，以及佛教医学的发展等多个论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明代的佛教与社会》不仅是研究明代佛教的力作，也是一部研究明史、明代社会史的佳作。

周齐的《清代佛教与政治文化》（人民出版社，2015年）是一部以政治文化为考察视角来系统研究清代佛教的学术专著。作者依据史料和佛教典籍文本，不仅对清前期的顺、康、雍、乾四朝帝王包括朝廷提出的佛教政策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而且对清代佛教与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相互交织的诸问题进行了归纳和综合分析，并通过一些典型个案，具体分析了处于清代君主极权和文化专制体制下的士人对于佛教的认识态度及其影响，特别是对清代佛教日益世俗化的趋势中佛门高僧所表现的处世之道做了介绍和阐释，从而比较丰满地探讨了清代佛教以及佛教与社会主要因素间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和展现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

姚彬彬的《现代文化思潮与中国佛学的转型》（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把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发展史归纳为从宗派佛教向学派佛教的转型历史，并从这个角度出发认识整个中国近现代佛教，认为20世纪中国佛教开展的思想背景是启蒙文化思潮。存德《印光法师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系统研究了近代净土宗大师印光的佛学思想，展现了近代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艰难转折和开展。

（三）佛教史学史研究

近年来，不仅佛教史的撰作有重大成果出现，佛教史学史的研究也渐受学界青睐，关于佛教中学史的研究既有论文，也有专著。宋道发《佛教史观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对以往学界不太重视的佛教史观进行了研究。作者采用从内入手，以佛解佛的方法，将佛教史观概括为“一本六支”，即以“缘起论”为本，以本迹史观、感应史观、神通史观、业报史观、末法史观、正统史观为六支，以独特的眼光比较全面地论述佛教史观。

纪赟《慧皎〈高僧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以梁慧皎《高僧传》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述了《高僧传》的作者、成书背景、版本、分科、史源等，并将《高僧传》与正史、笔记、史地作品进行了比较，最后对《高僧传》所描写的神异、法术，《高僧传》的文学、史学风格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对梁传史源的分析、与史地作品的比较等方面多有创获。

（四）藏传佛教研究

近十年来，藏传佛教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进一步丰富和多样化，无论是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出版，还是藏传佛教哲学、教义的探究，乃至藏汉佛学文化的比较、藏传佛教现代文化价值的发掘和弘扬等方面都越来越成为当代佛教研究的热点。《青史（足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成书于明成化十二年至十四年（1476—1478年），详述藏族史及藏传佛教传播史，是藏族最重要的历史宗教文化经典之一。国内之前的汉译本有不少缺陷，学术界对新的更为完整的足本翻译期盼已久。王启龙教授等以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文本为蓝本，在参考海外英译本的基础上，完整重译了这部史学名著。乔根锁、魏冬、徐东明所著的《藏汉佛教哲学思想比较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通过对藏、汉佛教的哲学思想、宗派、教义等内容的探究，及其形成因素、发展特征和修行实践等方面的考察、梳理和对比研究，论述了藏、汉佛学的共性和差异及差异形成的原因。王尧、王启龙、邓小咏合著的《中国藏学史（1949年前）》（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是关于中国藏学研究史的首部学术史专著。该书在大量文献搜集、整理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传统藏学的相关文献以及1949年前藏学研究各个阶段的成果作了系统整理，分门别类地加以评介，全面总结了1949年前中国藏学研究的学术成果。王启龙、阴海燕合著的《中国藏学史（1950—200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是首部全面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藏学发展的史书。它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藏学分为五个时期分别介绍。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的“吉祥萨迦文库”共20种23册，对西藏萨迦地方政权的历史、重要人物、社会文化、宗教教义、萨迦寺的建寺历史、制度、仪轨、法事等做了详细的叙述。

“西藏宗教历史文化丛书”（西藏人民出版社，2013年）是在西藏宗教研究领域具有权威的人员撰写的一套全面综合性的西藏宗教丛书。丛书共8册，即《本教》《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希杰派》《觉囊派》《萨迦派》和《格鲁派》。该丛书以客观的视角、还原主义的研究方法，对西藏的原始宗教苯教以及藏传佛教各教派的教法起源、发展和现状，以及它们对藏族传统文化的意义和影响进行简单明了的阐述。

德吉卓玛的《藏传佛教觉域派通论》（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对觉域派的开宗立教、流派传承、教义思想体系、修行理念与特点、仪轨的表述与象征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她的《藏传佛教觉域流派探究》对觉域派教法在宁玛、噶举、萨迦、觉囊、格鲁各派中的流传进行了梳理，并探讨了觉域派教法的苯教传统及其民间表达与实践。沈卫荣主编的《他空见与如来藏：觉囊派人物、教法、艺术和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是研究觉囊派教法、历史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集。尕藏加的《清代藏传佛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根据丰富的藏文和汉文资料，系统论述了清王朝统治时期中国藏传佛教的发展、流布与演变，对清代藏传佛教的仪轨制度、政教合一制度、活佛转世制度、金瓶掣签制度、册封赏赐制度、度牒制度、僧团管理方式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还原了各教派重要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该书新见迭出，资料翔实，不仅是对前人研究的补充，也纠正了过去一些因史料不足带来的错误判断。因此该书不仅对藏传佛教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地方史、政治学、民族学等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侯慧明的《胎藏曼荼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对《大日经》各品之“大悲胎藏大曼荼罗”做了比较研究，阐释了“胎藏曼荼罗”的特点，同时对《大日经疏》以及善无畏所传“大悲胎藏大曼荼罗”及四大仪轨、日本流布之各种“大悲胎藏大曼荼罗”做了较为全面而细致的考察。尕藏加的《文化时空与信仰人生》（西藏人民出版社，2014年）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我国藏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多元共荣之区域文化传承、多元共存之宗教文化历史、多元文化中的宗教信仰生态、大众僧尼与宗教生活、当代僧侣与宗教职业、寺院教育与文化传承、高僧大德与宗教人生、宗教信仰与文化理念、宗教信仰与生活模式等做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解析和归纳，并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

秦萌的《民国时期真言宗回传中的显密之争》（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在清末民初以杨文会为代表向日本求法及真言宗回传的历史背景下，以真言宗自日本回传过程中的显密之争为研究对象，梳理争论的缘起，整理、分析、评价争论的主要内容，探讨发生原因，并总结了这些争论对现代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和启示。

沈卫荣、侯浩然合著的《文本与历史：藏传佛教历史叙事的形成和汉藏佛学研究的建构》（中国藏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从对藏文文献的介绍和研究入手，通过对各种类型的藏传佛教文献分别在不同时期的出现、形成和发展的描述，来讨论藏传佛教之各种历史叙事的内容及其建构和变化的过程，从而说明藏传佛教文本的形成与藏传佛教历史的建构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从对源自西夏、元、明时代的汉译藏传密教文本的研究出发，运用以通过多语种佛教文本的对勘和分析来构建历史的学术方法（History through Textual Criticism），成功地构建了藏传密教于西夏、元、明三代传播的历史，并为汉藏佛学研究这一新学科的建构建立了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此外，本书还对国际藏学界于近二三十年来对藏文文献和藏传佛教历史的研究及其成果，做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可以为相关从事藏学研究的学者开展研究提供一个翔实的参考和明确的起点。

尕藏加《西藏宗教》（五洲传播出版社，2017年）一书从整体上对西藏宗教状况进行了梳理。从苯教开始，以藏传佛教为重点，并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进行介绍，以体现中华传统文化“和”“合”的统一性。本书对西藏宗教概况的阐述深入浅出，在宏观视野下对藏传佛教各宗派起源、形成、发展历程介绍的基础上，特别对相关寺院具体情况做了详细的叙述。本书亦有朱建廷、李莉、王丽所译的英文版本，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发行。

（五）南传佛教研究

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施，东南亚与南亚各国的宗教尤其是南传佛教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发挥南传佛教的独特优势，增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合作，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也就成了这些年来佛教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宋立道的《传统与现代——变化中的南传佛教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神圣与世俗》《从印度佛教到泰国佛教》（台湾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净海的《南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等专著研究了南传佛教在当代的种种情况。[泰]梵智长老《法王论：佛教法王观念的历史考证》（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从社会背景方面着手，探究王、法王、素可泰法王这三个名词的来源，以及在不同时代其含义扩展的情况。郑晓筠《跨界与融合：佛教与民族文化的云南叙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指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佛教与民族文化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了云南民族文化体系的建构。佛教经由不同的路线和地点传入，与云南固有的民族文化冲突、斗争、融合，最终沉淀下来，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作为介绍南传佛教的普及性著作则有邓殿臣的《南传佛教史简编》。

围绕南传佛教这一主题，2015年以来召开了数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出版、发表的著作和论文等学术成果也颇为可观。2016年2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云南省佛教协会主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佛教协会、西双版纳总佛寺承办的“首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论坛以“慈悲济世，和平共荣”为主题，来自中国、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僧侣与专家学者围绕南传佛教发展与文化交流、南传佛教与社会发展、南传佛教理论研究和南传佛教传播与教育等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应积极探讨开展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佛教文化合作途径，通过文化合作来深化经济合作，发挥好南传佛教所具有的“民间外交功能”，促进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与和谐发展。郑筱筠、康南山主编的《首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文集》汇集了该论坛的学术研讨成果，于2017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2期发表了一组南传佛教的研究文章，集中探讨南传佛教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与社会功能。宋立道的《南传佛教的历史地位与现实社会意义》主要讨论南传佛教在佛教史上的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南传佛教的社会政治功能，以及南传佛教对现代化潮流的适应三个方面的内容。黄夏年在其《重视云南南传佛教工作，更好地为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服务》中指出，南传佛教是中国佛教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东南亚泰国、缅甸的佛教有着相同的法脉关联。让云南南传佛教背靠世界佛教中心的中国佛教，最终形成北传佛教与南传佛教两条黄金纽带，将亚洲佛教南北打通，为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做好现实的服务，实现中国佛教崛起的理想。郑筱筠在《试论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及其战略支点作用》一文中提出，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南传佛教具有鲜明的区位优势。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交往过程中，要发挥南传佛教的宗教正能量，发挥南传佛教的文化战略支点作用，依托南传佛教的宗教网络组织，以世界文明之间的平等、宽容理解和交流互鉴为文化合作机制的前提，在世界文明交流对话的平台上，打造南传佛教的文化软实力，建立深层次的世界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形成平等包容的国际对话模式。同时，努力以宗教力的区位优势来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形成文化与经济区位优势互补的交流机制。

（六）区域佛教史研究

杜斗城《河西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对于古称河西，今指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佛教进行了全面而深细的研究。全书自两晋叙起，直至明清，对河西佛教的经典、人物、石窟、写经、义学进行了论述。赖建成《吴越佛教之发展》（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0年），从吴越的佛教政策、佛教宗派、寺院、吴越佛教对文化的贡献等几方面，对吴越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论述，填补了吴越佛教研究的空白。崔红芬《西夏河西佛教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对河西地区留存的西夏时期的石窟、碑刻、出土佛教文献等进行了系统梳理。本书还利用黑水城、凉州和敦煌等地出土佛教文献探讨了河西地区高僧及其相关佛事活动，并对西夏僧尼管理机构、僧官设置、僧人师号和赐衣体系等进行了研究。于洪的《北京藏传佛教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是北京宗教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作者在查阅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参考前人著述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藏传佛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发展为主线，较为深入地探索了元、明、清、民国时期对藏传佛教的政策，介绍了不同时期的名僧和名寺、经书刻印、佛事活动和造像艺术，展现了不同时代北京藏传佛教的发展脉络、作用和文化特点。

受正统史学的影响，以往学界往往重视正统王朝和统一王朝佛教史实的梳理，而对分裂时代、非正统王朝佛教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以往较少关注的辽金佛教已引起广泛关注，2011年以来相继召开了三次有关辽金佛教的专题研讨会。2011年5月，释迦塔佛教文化与辽金佛教研讨会在山西应县举行，被历史尘封的辽金佛教开始进入学人研究的视野，2012年4月结集出版了会议论文集《释迦塔辽金佛教与舍利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10月，在北京广化寺举行了“辽金佛教学术研讨会”，2012年5月，“第二届河北禅宗文化论坛”在邢台举行，论坛的主题是“辽金元时期的华北佛教”。辽金佛教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辽金佛教研究》于2012年结集出版（金城出版社）。

邓家宙的《香港佛教史》（中华书局，2015年）介绍了香港佛教如何由山林郊野步入繁华都市，由隐居自修到深入社会，由扎根本地到连接国际，具体展现了香港佛教由出世到应世的发展情态。郑群辉《潮汕佛教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围绕“佛教与潮汕社会文化建构的关系”这一中心论题，对潮汕佛教历史文化做了全景式描述，凸显了佛教对潮汕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李利安主编的“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及其祖庭丛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由8册组成，每册约15万字，共计约120万字，分别从域外渊源、传入与初期流播、创宗立派、历代传承、祖庭历史沿革、祖庭现状与当代价值六个方面展开论述，既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也照顾时间和空间的不同维度，形成内涵饱满、客观准确、图文并茂、通俗有趣、富含哲理的宗派及其祖庭丛书。此外，区域佛教研究的著作还有：包世轩《北京佛教史地考》（金城出版社，2015年），任颖卮、王东升的《青岛佛教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刘正刚《佛教与佛山文化》（齐鲁书社，2015年），吴道军、纳光舜、马虹《贵州佛教文化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赵伟《崂山道教与佛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这些研究促使中国佛教的研究范围更广、其探究亦更加深化和细化，这充分说明我国的区域、地方佛教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将来的学术进程中，这种地方性佛教的研究会持续发展，保持住其在佛教研究中热点话题的重要地位。

二 佛教哲学思想研究

龚隽、陈继东合著的《中国禅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该书分别对中、日、英三大语系禅学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讯，同时，作者还试图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把禅史写作放到具体的思想史和学术史书写的脉络中去分析其流变。杨文斌的《一心与圆教——永明延寿思想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年）一书以永明延寿的佛学主旨为研究对象，以《宗镜录》所立“一心”范畴为考察基点，系统辨析了延寿佛学的核心精神和理论特征。全书分五部分，分别探讨了永明延寿佛教思想的生成、永明延寿的“一心”说、圆教观、与隋唐佛教的比较、永明延寿对宋及后世思想的影响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客观评价了延寿在禅宗思想史、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美]马克瑞著，韩传强译的《北宗禅与早期禅宗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在大量文献尤其是敦煌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北宗禅在中日早期禅宗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尤其是对神秀历史地位的评价，一反传统扬慧能抑神秀的习惯。净慧《禅宗心性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从存在、思想和语言三个维度阐明了惠能禅思想的构成，提出要以参禅的方式进入对禅宗美学的理论建构。

姚为群《印度婆罗门教哲学与佛教哲学比较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是对婆罗门教哲学和佛教哲学中的主要思想进行的系列专题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发展线索与远古圣典，事物根本与基本构成，思维方法与逻辑推理，伦理观念与修行理论，恒常变化与轮回解脱以及思想交锋与文献记述等。研究中涉及的婆罗门教哲学的主要文献是吠陀奥义书、婆罗门教六派哲学中的根本经典及古代的相关注释等。研究中涉及的佛教哲学的主要文献是印度早期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后期佛教中的有关经论等。本书对两教中的这些文献的主要哲学思想进行了认真梳理，选择了其中一些相对有代表性或较为重要的思想观念进行对比研究。谈锡永《佛典密意系列：龙树二论密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选出龙树论师《六正理聚》中《六十如理论》及《七十空性论》两篇，加以疏释，用以表达龙树说“缘起”、说“性空”、说“真实义”、说“法智”，以至说“无生”的密意。刘正平《如来藏与本觉思想比较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从譬喻的角度，从语言的结构性上把握如来藏概念的梯度和广度，以摄受诸法的因果时间序列来阐述如来藏，使得如来藏哲学的大乘意义更加清晰化和条理化。

江泓的《真妄之间：作为史传家的禅师惠洪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韩传强的《禅宗北宗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白光的《〈坛经〉版本谱系及其思想流变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等。

龚隽的《禅史钩沉——以问题史为中心的论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针对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汉语禅学界的禅史写作匮乏无趣和研究方法陈旧，援引当代西方禅学研究的观点，展开了新的讨论，显示出作者相当广阔的理论视野和理论自觉，其处理禅宗历史与思想的思路和方法颇值得注意。评论者认为：本书“对禅宗史提出了一些与国内学术界相当不同的看法，给重新书写禅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脉络。这些新见解对于相对比较沉闷的佛教学界，会有一定的冲击力量”（参见该书封底）。净慧《圆顿止观行法述略：以智者大师在当阳玉泉寺所述〈摩诃止观〉为中心》（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张利文的《〈成唯识论〉识变问题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以唯识今学“八识现行”与唯识古学“一种七现”的分别为基础，对唯识今学中一些晦涩难解的术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解释，诸如把“因能变”“果能变”还原为“因变”与“果变”；将种子的新熏放入种子流变中进行解读；对“影像相分”与“本质相分”做出界定；由相分的判定而厘清三类境。这些梳理扩大了概念知识范围，对推进唯识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美]托马斯·伍德著，晏可佳、罗琤、黄海波译《万法唯识——唯识论的哲学与教理分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是对唯识宗哲学、逻辑的分析。

三 佛教教派及其中国化研究

（一）佛教教派研究

在净土宗研究方面，此前通史性的著作有陈扬炯的《中国净土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魏磊的《净土宗教程》，吴信如的《净土奥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对净土宗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有关净土经典注释的有黄念祖《佛说大乘无量寿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于凌波的《净土与唯识》（佛陀教育基金会，1997年）；而近十年以来的新成果中，道坚的《净土宗概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等；都是较有分量的专著。

李玲的《华严十地修行体系》（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1月）一书首次把华严十地的起源、基本内容、主要特点和在大乘佛教中的运行状况结合起来进行贯通性研究，并对“华严十地”修行学说的起源、修行体系方面提出了新观点。张文良《东亚佛教视野下的华严思想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7年）着重从“东亚佛教”的视野出发，对近年在日本、韩国新发掘的思想史料进行考辨。围绕华严学的核心概念“心”“性”“法界”“缘起”“一乘”“圆融”等展开论述，通过考察这些概念的内涵及嬗变，透视东亚华严思想的结构特征及内在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出现了对三阶教研究的成果，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张总的《中国三阶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论述了中国三阶教的创立、发展、被禁，最后湮灭的史实。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中国佛教史领域关于三阶教的研究比较薄弱，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更是没有出现。本书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充分利用敦煌遗书中的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有关考古资料和作者本人田野调查搜集到的资料对三阶教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全书从历史梳理到思想分析，从修行实践到社会影响，对三阶教做了较好的研究，是三阶教研究方面的“开荒之作”。

（二）佛教中国化研究

佛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以充实自身，同时佛教也深刻地影响着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雕刻、音乐、舞蹈、绘画等各方面的文化艺术。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出发，研究了历史上佛教与传统的文化艺术交流和相互影响。2011—2012年这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专著。刘晓英的《佛教道教传播与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2012年）一书陈述了佛、道两教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重点探讨了佛教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逐渐中国化的历程。书中选取了一些典型案例，如贾平凹、戴厚英以及部分娱乐明星信佛的信佛热现象分析，从中国信仰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两个方面切入，由浅入深地探讨与分析了佛、道教传播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为人们理解中国传统信仰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新视角。韩焕忠《佛教四书学》（人民出版社，2015年）既给出了佛教四书学基本的历史线索和学术内容，还具体展示了儒佛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传统间彼此互动的历程，对中国佛学史研究具有充实和深化的重要意义，对中国儒学史研究也具有积极推进作用。有关这些问题的论文也有不少。洪修平《儒佛道三教关系与隋唐佛教宗派》（《佛教文化研究》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指出隋唐佛教宗派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与儒佛道三教关系下中国佛教发展的新成果。中国佛教宗派的理论具有儒学化、道学化的特色，但并不能由此而否认或不承认其对印度佛教的继承及与之根本上的一致。孙昌武的《北方民族与佛教：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中华书局，2015年）集中讨论了曾南下汉地并创建起政权的信仰佛教的民族的活动。全书共九个章节，论述了十六国时期、北魏、西夏、金、元、清这些少数民族政权领导下的佛教政策、佛教发展状况，以及佛教在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美]柯嘉豪《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中西书局，2015年）从与佛教相关的器物入手考察它们在印度的起源以及流传到中国的过程，尤其注重它们传入中国以后产生的变化，在流传、发展过程中本身意义的变化，以及它们与中国文化之间所产生的互动影响。从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审视佛教中的器物，描绘出了一幅佛教中主要器物发展史的历史图景。

魏道儒、纪华传主编的《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是在“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研讨会基础上修订编纂而成，收录论文28篇，涉及内容广泛，研究视野开阔，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佛教的护国思想和实践内容丰富，源远流长，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书收录的论文涉及面广，关于佛教护国思想的起源、发展过程、主要内容、经典依据、基本特点、历史地位、社会影响、现实意义以及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均有涉及。

此外，佛教信仰方面的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邵育欣《宋代妇女的佛教信仰与生活空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结合宋代佛教信仰的时代特色与宋代家庭生活状况和相关秩序理念，站在女性的立场，以“生活空间”作为观察视角，分析宋代佛教女信徒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空间及想象与思维的精神空间，进而探讨佛教信仰对妇女物质、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刘淑芬《慈悲清净：佛教与中古社会生活》（商务印书馆，2017年）对中国中古时期（三至十世纪）在佛教强烈影响之下，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予以研究。在讲述中古时期中国佛教信仰组织、佛教团体所参与的社会事业和社会救济的同时，还对唐代实施“年三月十”（佛教的三长斋月和每个月的十斋日）、天下普断屠杀问题进行讨论、分析了宦官的佛教信仰及其对佛教发展的影响。

2016年7月21日至22日，“普陀山观音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本次学术研讨会由普陀山佛教协会主办，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承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教研实践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中国佛学院普陀山学院国际观音文化研究中心协办，国内外近三十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参与，内容涉及观音文化的现代诠释，观音信仰方式与观音学体系，民间观音信仰及其在文学艺术中的表现，观音信仰的民族化与地域化，域外的观世音信仰等。同年12月13日至14日，“观音文化：从信仰到生活——第四届中国观音文化”研讨会在河南平顶山召开，200多位专家、学者和法师参加了会议，共收到论文近百篇。本次会议分为三个方面的议题。一、观音信仰的历史与思想，内容主要包括观音信仰的感应与传说；观音信仰与平顶山文化及旅游开发；观音信仰的特点与演变；观音信仰的研究角度与方法；观音信仰的价值与现实意义。二、观音文化题材的文学与艺术，内容主要包括对观音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千手观音的文化定位，如善、孝、爱、仁等；观音题材的文学与创作；观音文化的代沟与传承。三、观音文化的保护与利用，内容主要涉及观音文化旅游产业化、平顶山观音文化的价值、观音文化与和谐社会、香山寺观音文化等，主要突出观音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开发价值，发言内容有较强的地域性与指导性。

王雪梅《弥勒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系国内首部研究弥勒信仰的专著，本书主要从汉译佛教文献入手，结合弥勒图像及其历史遗迹，同时借鉴民间传说资料，通过分析、比较、归纳，探讨弥勒信仰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既有对弥勒信仰形态的纵向发展分析，也有对弥勒信仰特质的探讨以及与佛教其他思想信仰关系的横向比较研究。通过弥勒信仰在本土的变迁历程来解读弥勒信仰的内涵与特征，为理解弥勒信仰的中国化历程及当代弥勒信仰的流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背景。2016年12月10日至11日“2016义乌双林佛教文化论坛”在浙江省义乌市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浙江师范大学等院所的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义乌弥勒信仰的源流演变和现代意义，尤其是对作为弥勒化身的义乌籍佛教居士——傅大士的思想内涵、佛学成就与价值做了多方面探讨，如魏道儒对华严经典与华严宗中的弥勒信仰做了深入而清晰的阐发，纪华传对傅大士与儒、释、道三教关系逐一论列，颇具启发性。

四 佛教文献研究

浙江大学于2016年3月成立的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以及该中心着力打造的“佛教通用数字档案馆”（Buddhist Universal Digital Archive，BUDA）将结合浙江大学的佛教学术研究、综合学科优势与国际文献保护基金会以及哈佛大学多位教授三十多年来保存、编目的大量数据与丰富经验，建设百科全书式的佛教电子图书馆，致力于保存和共享承载佛教思想与文化的多语种文献、多形态文物。其工作主要有将佛教典籍与文物数字化以长久保存，将数字资料编目并整理为现代电子图书馆模式，建构佛教文献与文物的全方位互通检索，研发数字资源的综合运用，积极找寻稀有典籍与文物，通过网络分享与硬盘拷贝，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够便捷地使用各种佛教资料。

2009年以来，佛教文献，特别是汉文佛教文献的整理撰集成果丰硕，形式上、内容上、涵盖面等都取得了进一步的突破，既有原有藏经的翻印，又有新的佛教文献丛书的撰集；整理撰集者既有学界的专家学者，更有教界的高僧宿德。而对于汉文佛教文献的理论，学界也有一些讨论。

《开宝藏》为我国最早的雕版大藏，然而世变时异，《开宝藏》全藏基本亡佚，所存零卷又分藏各地，难得一见。2010年11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方广锠、李际宁搜集主编的《开宝遗珍》，为我们了解《开宝藏》提供了最为详细而可信的资料。《开宝遗珍》为卷轴装，共12卷，将分别珍藏于中国、日本、美国等三国八个单位收藏的12卷《开宝藏》汇为一编，原样影印，这无疑是一件造福学界教界的盛事。

除了影印原藏外，这两年教界学界重新编撰的佛教丛书蔚为大观。由中佛协会长传印法师主编的《中华律藏》2009年1月由中国书店出版。全藏共60巨册，集戒律文献之大成，涵盖了历代律部文献及相关著述。主要包括：各大藏经律部、律宗藏外文献（包括敦煌遗书、黑水城文献、应县木塔辽代秘藏中所出之律书与著作）、清规类文献、近现代高僧学者讲律文献及戒律实用文献。并附百年佛教戒律相关大事年表。此书的出版为研究佛教戒律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传印长老尚编有《中国佛教护国文献集成》（中国书店，2010年），全书共8册，全面收录了与佛教有关的护国文献。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佛教经典中的护国经论，如《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第二，中国古代的佛教护国史料，主要从古代史传、专著及方志中辑出；第三，近现代佛教界护国史料。这些史料为我们了解佛教界的爱国、护国的热情与事迹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与《中华律藏》相呼应的是净慧长老编撰的《历代禅林清规集成》（中国书店，2009年），全书共8册，收录了自宋迄今的禅宗清规，是佛教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历代禅林清规的结集。全书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是单行本的清规，第二是各种地方志、佛寺志中所载录的禅门清规，第三是民国期刊文献中收录的清规。这些清规文献的结集，一方面可为教内道风建设提供资鉴，同时，也为禅宗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

延藏法师主编《古今图书集成：佛道教文献汇编》，全62册，由中国书店2009年11月出版。此书将《古今图书集成》中关于佛教、道教的文献分类辑出，内容涵盖了佛经、道教典籍、佛道教建筑、佛道教人物以及佛道教其他相关内容。在正文顺序的排列上依照原书次序，始于《神异典二氏部》，终于《神异典异境部》。本书的出版对于搜集世典外书及佛藏中的佛教史料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翁连溪主编《中国佛教版画全集》（中国书店，2010年），全书共40册，收集各类佛教版画近万幅。分为各大藏经版画、佛教专题版画、佛经版画、单幅佛教版刻、佛教民俗版画等数编。此书的出版为研究中国版刻史、佛教艺术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田奇选编的《民国时期佛教资料丛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全书30册，收录了民国时期与佛教有关的文献50种，内容涉及佛学图书目录、佛教语言工具书、法会记录、佛教仪轨、高僧文集、佛教组织章程、佛教特刊、报告、佛教院刊、论文集、诗集、高僧传记、年谱等，对于了解和研究民国时期的佛教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宿白《汉文佛籍目录》（文物出版社，2009年）一书对汉文佛教典籍进行了总体介绍，主要讲述了汉文佛教典籍的版本问题、目录问题以及汉文佛籍目录以外的工具书。此书对于了解、检索、使用汉文佛教典籍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王志远主编的“百年佛教高僧大德丛书”（华夏出版社，2012年）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典籍整理工作的优秀成果，集佛学、哲学、史学内容于一身，强调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挖掘和保护佛教文化遗产，此书的出版，对促进两岸统一、团结海外华人、增加民族凝聚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全书共22册，包含了百年来佛教名僧及著名居士、佛教学者共22人的文汇。

杨旭主编的《宜春禅宗祖师语录》（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整理汇编了宜春境内佛教祖庭历代高僧大德的语录，时间跨越唐、宋、元几个朝代，人物涵盖马祖、百丈、希运、义玄、灵祜以及五家七宗二十多位重要的祖师，内容丰富，校读精准，为人们了解宜春丰厚的禅文化底蕴和研究区域佛教史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梁建楼整理编撰的《法舫文集》（金城出版社，2011年）收录了近代杰出高僧法舫法师的论著共计约二百万字。全书以《海潮音》月刊、《正信》半月刊等佛学杂志，以及有关法舫法师的各种著述编集而成。

谯达摩、姚天恩编著的《慧远大师文集》于2011年1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高力宝的《蒙古文佛教文献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用文献学理论和版本学研究方法详尽地考证了蒙古文佛教文献的起源、发展、版本类型和载体特点、收藏以及研究概况；重点剖析了蒙古文《甘珠尔》和《丹珠尔》的起源、翻译、雕版刊行和版本流行；阐述了蒙古文佛教文献对蒙古史以及蒙古文学的影响。

2013年3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该丛书分为三大系列，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地方志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专题文献选编和整理。全书分寺观卷、人物卷和诗文碑刻卷三大系列，涉及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历代地方志中的各种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文献。

何梅的《历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分校释、校勘记、对照表、附录及经目索引五大部分。它在收录汉文大藏经的种数上，做到尽可能周全，既包括中国古代至清朝的诸版大藏经，又涵盖了近代以来以至近期中外学者编辑的新版大藏经，其总数达31种。作者将已收录于大藏经的内容全部作为考释的对象，收经总数包括附目达5495部，超越了之前同类著作所收经目的数量。该书是同类著作中规模最大的一部，收录的佛教经籍最多，考释也最为详尽，倾注了作者十余年的心血。基本完整的佛教典籍的信息资源必将裨益于佛教及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其学术价值与资料价值不言而喻。

纪华传的《明清鼓山曹洞宗文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整理、收录了明清时期极具版本价值和文献价值的鼓山刻经。此类刻经中，不少内容未被传世大藏经收录，本身即可归入善本之列，有的文献未收藏于国内外图书馆，属于孤本。此外，以永觉元贤、为霖道霈为代表的曹洞宗鼓山法系在明清佛教史上极具研究价值。该书利用鼓山刊刻的珍稀文献以及其他传世文献，对鼓山涌泉禅寺的历史沿革及明清曹洞宗传承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明清鼓山刊刻文献进行了系统研究。此成果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推动了明清佛教史的研究。

释源博《敦煌遗书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录校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分三大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阐述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产生的由来；第二部分论证二十卷本《佛说佛名经》产生的历史年代，介绍此经的内容和结构；第三部分主要就十八卷本问题以及二十卷本在《佛名经》体系演化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探讨。熊娟《汉文佛典疑伪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依据存现状态、语料性质对疑伪经进行分类，梳理了疑伪经在汉语史上的价值。同年，整理出版的佛教文献还有于海波点校《净土十要》（中华书局，2015年）、富世平《大宋僧史略校注》（中华书局，2015年）、王孺童《〈瑜伽师地论〉注疏三种》（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杨之峰点校《阅藏知津》（中华书局，2015年）、俞信芳《四明尊者教行录校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

方广锠主编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于2016年全部出版，这套书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为底本影印出版，是迄今为止披露该馆敦煌遗书藏品最大最全的一部大型图录。整套书分为146册，其内容分为四个部分：（一）目录，依编号次序列于册首；（二）图版，上下两栏，黑白影印，这是全书的主体，每幅图版下标明馆藏编号、文献名称、图版序号；（三）条记目录，对本册所收内容逐号详细解说；（四）对照号，对馆藏历史上使用过的各种编号与“北敦号”（全称“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编号”，汉语拼音简称“BD”）互检对照。

在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西北民族大学才让编著的《菩提遗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献的整理与解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堪为近年来的代表性成果。本书是作者在其编纂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基础上，对其中的敦煌藏文佛教经典进行的系统整理与研究，涉及的佛教文献目前多半尚未被学界所触及。全书分为前言、五辑十七个章节，各章均以流通最广、最典型的佛教文献为入手点，对于文献现存版本卷子进行整理比较，并将其全文全部录文汉译，呈现藏文原文、转写、汉译完整的语文学研究成果。此外，作者又进一步对于各文献的内容、性质、版本源流、译者、流通情况以及其反映的藏族历史与人物、藏传佛教信仰、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内容进行深度解读。

释真定《〈金光明经玄义〉译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对智顗大师《金光明经玄义》进行解读，通过题解介绍全书内容、版本源流、历代注疏等问题，译解部分为全书主体，逐段解读经文。王招国《佛教文献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收录了作者近年来撰写的十四篇论文，所研究的文献种类有敦煌遗书、日本古写经以及一些珍稀刻本。每篇论文均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论述，涉及内容包括考订文献作者、追溯版本源流、分析文本系统、评述文献价值等方面。

五 佛教文化及比较研究

近十年来，佛教文学的研究颇为繁荣，参与佛教文学的研究者既有学界前辈，更多新进后学；既探讨佛典本身的文学性，又关注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陈允吉先生多年从事佛教文学的研究，2010年将其多年研究心得结集为《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全书除自序、附录外，共收文章40篇。所选论文涉及佛学对中国文学影响的诸多方面，如佛经行文结构对文学体制的影响，佛经故事、寓言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学风格的影响，佛教人物、古印度神话人物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传文学、佛教叙事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佛典本身文学性的探究。此书不仅是作者研究成果的展示，对佛教与中国文学研究更具方法论意义。佛教文体的研究向为佛教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李小荣《汉译佛典文体及其影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全书共十一章，全面论述了汉译佛典的各类文体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吴光正等编《异质文化的碰撞：二十世纪“佛教与古代文学”论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收录20世纪研究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论文90余篇，略按时代为序分为四编，比较全面地展示了20世纪佛教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陈引驰《文学传统与中古道家佛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以中国古代文学史及其中的大家、名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佛道元素，展示佛道思想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他同类的专著尚有张培锋《宋诗与禅：禅的智慧》（中华书局，2009年）、谭洁《南朝佛学与文学：以竟陵“八友”为中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刘晓珍《宋词与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吴正荣《佛教文学概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宝力高《蒙古文佛教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等。

在佛教艺术研究领域亦有新的拓展，其最新成果包括桑德诺瓦、巩海蒂编著的《云南藏传佛教音乐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新疆龟兹研究院主编《龟兹佛教艺术史》（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王敏庆的《北周佛教美术研究：以长安造像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王贵祥的《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佛寺的建造、分布与寺院格局、建筑类型及其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以及永悟禅师的《中国梵呗传承法要》（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等。

佛教文化的比较研究在近十年来也有突破，其研究成果包括刘淑芬的《慈悲清净：佛教与中古社会生活》（商务印书馆，2017年），李四龙的《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鹰的《试析艾香德的耶佛对话观——基督教与佛教的相遇和互动》（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王松、宣立品合著的《雍正皇帝与迦陵禅师》（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侯冲的《汉传佛教、宗教仪式与经典文献之研究：侯冲自选集》（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等。

此外，近年来佛教人物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使佛教文化的研究得以深入和细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方瑾的《中国佛教里程碑：道安法师贡献之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从中国佛教在道安之前的状况、道安在他的时代所做的工作，以及道安对其后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使道安作为中国佛教及佛教文化中国化方向发展之构建者的地位一目了然。王亚荣《道宣评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17年）则全面研究介绍了道宣的生平事迹。全书以时代变迁和佛教发展为双重背景，以道宣的著作作为主要的资料依据，分十章评述，书末附有道宣年谱。林有能《禅宗六祖慧能迹址探真》（商务印书馆，2017年）以考察慧能一生求法、弘法的行迹和现存遗址为重点，力求“厘清六祖慧能迹址的来龙去脉和变化”。

这些研究成果，代表着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佛教探究的主要旨趣和走向，既有以往研究的延续，亦有新问题意识和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其学术成就为新时代中国佛教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