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发展现状，是当代宗教研究关注的重点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宗教发展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自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由于行政手段的干预，宗教徒数量下降，1966—1976年宗教活动完全停止。1978年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各地陆续开放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宗教活动，各宗教信教人数有增无减，宗教场所拥挤不堪，宗教在新的形势下开始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我国的五大宗教开始复苏，信教人数不断增长。这一时期宗教发展总体上是平稳的，但地区间不平衡，各教间不平衡。宗教发展较快的主要是在一些宗教历史悠久、传统深厚而又管理比较宽松的地区，以及经济比较落后的贫困地区，如温州、河南、福建等地。如河南基督教信徒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仅12万人，“文化大革命”前下降到7万多人，但到90年代初，已达到120万人，其中有90%的信徒是在1985—1994年信教的，并且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注]再以福建为例，福建五大宗教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此外还有一些地方性民间宗教和种类繁多的民间信仰，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政策比较宽松，各宗教都有较大发展，据1990年统计，与1949年相比，佛教僧尼人数略有减少，居士人数则增加很多，天主教从9万人增加到20万人，是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基督教从12万人增加到48万人，民间信仰普遍兴旺。[※注]而在城市或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宗教发展比较平稳，上海1993年与1949年相比，各宗教发展为：佛教僧尼仅为新中国成立初的14%，天主教从12万人增加到14万人，基督教从4.3万人增加到12万人，发展比较平稳有序。[※注]就全国而言，1949年我国有天主教徒270万人，基督教徒70万人，伊斯兰教徒800多万人，佛道教人数难以统计，估计信教人数1亿多。据1992年我国政府《宗教白皮书》公布，全国共有天主教徒350万人，基督教徒550万人，伊斯兰教徒一千多万人，估计信教人数仍为1亿多人。如果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宗教信徒的比例反而有所下降。

这一时期宗教发展主要在农村，信徒中妇女、老人、文盲半文盲所占比例很高，大多属社会边缘群体。因病、因贫、医治心灵创伤、寻求人生价值是主要信教原因。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末，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社会从封闭转向开放，宗教政策更加宽松，社会对宗教信仰更为宽容。进入21世纪以后，各宗教快速发展，且宗教信徒结构也有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中青年和知识分子增多，信徒的年龄下降，学历提高，有许多是事业有成、经济富裕的中产阶级和企业家，宗教的影响在社会开始显现，并向各层面扩散，有学者指出，现在已经形成“精英宗教性”“大众宗教性”和“民俗宗教性”的多元景观和强烈反差。[※注]

长期以来，对我国宗教信仰者人数的统计主要依据各宗教团体所掌握的数字，社会学统计一直缺位。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教授主持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注]在全国所做5000人的抽样问卷调查（实际收回4568份），结果显示：中国的宗教信仰者占16岁以上人口的31.4 %，约3亿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1亿宗教徒的3倍。其中信仰佛教人数占宗教信徒总数的33.1%，信仰道教的占6.4%，信仰民间俗神和祖先保佑者占26.6%，以上3项可归为中国传统宗教及文化的信仰者，共有66.1%，约三分之二即2亿人；基督教徒为12%，天主教徒为6.1%，伊斯兰教徒为9.8%，另有其他宗教信仰者6%。该项调查与以往公布的数据相比，有很明显的差异，因而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作为第一次大规模社会学调查的成果，虽然它的准确性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宗教的发展状况，希望今后有更多的社会学调查对此进行补充或修正。

在五大宗教中，佛教、道教及民间信仰等中国传统宗教与信仰仍然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各地烧香拜佛，塑像建庙，供财神，有愈演愈烈之势；祭祖、敬鬼、求签、算命等普遍被民间接受。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人信仰特点和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的研究有所加强，并促进了相关的政策研究。

基督教是五大宗教中信徒增长最快的宗教，基督教1807年传入中国，到1949年的150年间，仅有70万信徒，新中国成立以后因各种原因，信教人数不断下降。但1978年以来增长迅速，据中国基督教两会和中国政府方面统计，1985年全国基督教徒为300万人，1990年为500万人，1996年为1000万人，2006年为1600万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多倍。而据“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显示，基督教徒占12%，约4000万人，可以说，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30年中，中国基督教经历了快速发展，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发展虽然与全球化的国际影响有关，但主要原因还在中国的社会变革，首先，政治环境的宽松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落实，使宗教成为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的信仰，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社会结构和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复杂变化，产生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体制不健全、法律不完备，会出现许多社会问题，如分配不公、官员腐败、贫富悬殊等，加剧了民众的心理不平衡感；经济高速发展把人们带入竞争时代，风险与机遇并存，人们普遍感到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心理的不安全感增加；城市化快速发展，人与人关系淡漠，产生了大批孤独人群；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失落，人的行为失范，原有的社会权威失效，出现了信仰危机。人们在生活水平提高，享受现代高科技带来的各种便利和时尚的同时，也会因不适应而感到压力增大，精神紧张，需要得到释放。再次，宗教作为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通过其所特有的心理安慰、心理调节、道德约束、群体交往等功能，发挥了积极作用，重新成为人们寻找的精神家园。最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存在的自然、社会、认识、心理等根源仍将长期存在，当前民众信仰宗教的主要原因有：祈求身体健康、家庭平安、事业成功等现实功利型；寻求人生意义、终极关怀、死后归宿等精神寄托型；此外还有解脱心理困惑，约束道德行为，寻找群体交往等弥补缺陷型，也有各种原因交叉在一起的。由此可见，当前宗教存在和发展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既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宗教信仰自由、社会多元价值观的表现。

改革开放时期市场经济发展对宗教的影响，是近年来当代宗教研究关注较多的课题。刘仲宇认为，市场经济使民众的宗教需求有所提高，20年来接财神活动的趋热，是与市场经济发展同步的，市场经济在带来经济上成功或曲折动荡的同时，对人们的心理影响也显著表现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众门向着财神祈求，从正面说，是要求的神灵的佑护，使自己心想事成，而从另一方面说，也是为投资行为的可能失利，预设了一种神不佑我的假定”。[※注]陈村富及杭州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对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地区各宗教做大规模社会调查，认为社会现代化和市场经济中虽有少部分寺庙的出家人更加注重宗教修养，但佛道二教的大部分场所向商业化和世俗生活靠拢，使其宗教内涵和教职人员灵修削弱，因此，相当一个时期内难有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修炼的高超法师和道士。[※注]他还通过问卷方法考察了被誉为中国“耶路撒冷”的温州基督教，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基督教发生了许多变化，如教徒的经济地位和职业身份有很大改变，许多人从农民成为私营企业主，经济地位、经济收入、社会地位都有提高；教会资产大幅增长，新教堂一个个拔地而起；出现了一个以“老板教徒”为主的新型教徒群体；教徒素质提高，在社会观念方面发生适应世俗社会的变化。[※注]温州基督教的变化只是个案，就全国而言，基督教发展总是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原有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相关，各地情况并不相同，有的更世俗，有的更保守，有的趋理性，有的显狂热，总体呈现多样状态。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对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城市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信仰宗教的状况进行调查，较多集中于他们的信教原因，宗教信仰对他们个人生活的影响，宗教信仰者的政治态度、道德追求、价值观念等方面。通过对各地、各宗教、各层次宗教现状的研究，大大丰富了当代宗教研究的内涵，使当代宗教研究与时代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