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
第一节 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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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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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所谓“全球宗教复兴”现象有许多说法，其中比较准确的还是研究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学者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的界定，即“全球宗教复兴指宗教日益具有显要性和说服力，如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日见重要的宗教信念、实践和话语。”[※注]在处理国际性宗教问题上，尤其在应对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兴起问题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进退无据、举措失当，结果深陷战争泥潭，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今中东地区的乱局以及自食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坐大的苦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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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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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国际关系体系 世俗化 全球性 天主教 政治 意识形态 国际关系学 公共外交 国际舞台 国际宗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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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宗教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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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所谓“全球宗教复兴”现象有许多说法，其中比较准确的还是研究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学者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的界定，即“全球宗教复兴指宗教日益具有显要性和说服力，如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日见重要的宗教信念、实践和话语，宗教或与宗教有关的人物、非国家团体、政党、社区和组织在国内政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以及这一复兴正以对国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方式发生”。[※注]从该界定来看，“全球宗教复兴”包含以下三个要素，即全球性的宗教增长、非疆域和跨国性宗教行为体的政治参与或宗教政治化，以及宗教复兴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通常是对某一运动和现象的滞后反应，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也不例外。宗教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均为学术研究的“大户”，但过去两者以及与两者有关的分支研究如宗教与美国外交很少交集，被称为“两股道上跑的车”。宗教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中没有地位，宗教研究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然也没有地位。[※注]
然而宣称“放逐宗教”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拖泥带水”。尽管罗马教廷或罗马天主教被逐下神坛，退出了国际舞台，但因宗教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教随国定”原则而在欧洲一些国家取得国教或“国有化”地位。此后宗教（主要是基督宗教）在欧美地位每况愈下，今不如昔，在世俗化、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等浪潮的多重夹击下，渐次淡出公域而退居私域，而17世纪以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则将主权至上的民族国家体系扩展至世界其余地区。于是现代化和世俗化并驾齐驱，互为表里，席卷全球。“世界除魅”“上帝已死”“后世俗时代”等在20世纪60年代成了风靡一时的时代标签。
此种“宗教私人化”趋势尤以欧洲为甚，但即使在被视为世俗化“法外之地”的美国，基督教在美国的人口比例、社会影响和政治地位也在逐步下降，对其地位的描述从建国之初的“圣经共和国”、19世纪20年代的“第二次宗教非确立”、60年代的“三大宗教模式”（即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三元熔炉，或犹太—基督教传统），一直到现在的“后基督教时代”，其所谓“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WASP）传统文化根基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当然断言基督教在美国已日薄西山，成强弩之末，仍为时过早。近30多年来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和宗教右翼的大规模崛起和“政治觉醒”，就是对上述趋势的强势反弹。
上述宗教“国际化—国有化—私人化”发展趋势，主要还是适用于欧美，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宗教传统中，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里，现代化并未导致宗教的边缘化和私人化。正如南非圣公会黑人荣休大主教图图（Desmond Tutu）所说，世俗主义如此充斥西方，令西方传媒和社会科学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所习以为常的宗教视而不见。已故美国著名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Peter Berger）曾称，当代不可理喻的不是信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朗的毛拉，而是死抱世俗化教条不放的美国大学教授。[※注]由此可见，忽视宗教的倾向主要还是“西方现象”，植根于社会科学的西方中心主义，而国际关系学在许多方面又是社会科学领域最以西方为中心的学科，因此国际关系学可说是“宗教无用论”的重灾区。
打破上述忽视宗教“西方现象”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宗教复兴运动以及宗教对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回归”。此次全球性宗教复兴尽管是不分地域和宗教的，但主要是发生于亚伯拉罕诸教的“三大跨国宗教运动”即伊斯兰教、基督教福音派和罗马天主教，而且主要发生于发展中国家。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宗教复兴源深流长，但如要确定一个标志性年份的话，那就非1979年莫属，该年发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阿富汗圣战运动、麦加大清真寺被占、波兰籍教宗首次回祖国访问、美国宗教（或基督教）新右翼崛起等一系列由宗教驱动和引发的重大事件，对20世纪后期以来的国际宗教乃至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世界各大国和各地区在宗教领域的治理能力形成重大考验。[※注]
具体而言，1979年发生的运动和事件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如下影响。
第一，1979年所发生的种种涉教事件和运动，标志着宗教对国际关系中心舞台的回归。在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形成后，主权至上取代了神权至上成为国际关系的准则。然而1979年的涉教事件以及具有全球性的宗教政治化趋势部分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定位，使长期以来“沉默的宗教”变成了“反叛的宗教”，而频繁发生的暴力恐怖活动更是把反宗教极端主义提上了国际治理和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议程。
第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范围的宗教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意识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世俗政治意识形态控制力的下降和宗教认同影响力的上升，这便使许多国家和政权开始从宗教传统中寻找合法性依据和社会整合的资源，也使不少地区的广大民众放弃传统忠诚而转向宗教信仰。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等世俗政治革命不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虽然有其经济和政治动因，但这场革命就主导意识形态、革命组织和领袖人物而言都是一场宗教革命。无论是革命前伊朗王室及其宗教反对派各自祭出居鲁士波斯帝国和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旗号、波兰关于其民族身份认同是基于天主教传统信仰还是依附政治意识形态的两军对垒，还是美国政治和宗教左右两翼之间关于如何界定美国社会性质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文化战争”，1979年的宗教事件和运动都预示着全球范围“认同冲突”甚至“认同战争”时代的到来。在当前多元复合的认同结构下，宗教认同由于其作为具有广泛性、草根性、跨国性的强认同，有可能与国家认同产生对冲，从而成为各种国内和国际冲突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1979年的涉教运动和事件所改变的全球地缘政治版图时至今日还大致存在。
第三，1979年的涉教事件和运动催生了各种非传统国际关系行为体，打破了向来主导国际关系体系的国家行为体的一统天下。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将霍梅尼领导的以伊朗为代表的国际宗教势力与跨国公司、贩毒集团（可卡因帝国）等新型国际组织并列，称为“全球角斗士”。这些新型国际关系行为体“向全世界宣告，民族国家已不再是世界舞台上唯一的，甚至不再是最重要的角色了”。[※注]除了罗马教廷和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其他宗教非政府组织或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益增长，俨然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一大组织景观。与各种国际经济组织一样，这些跨国宗教行为体也具有多元性，不仅包括国家间和政府组织，也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传教组织甚至恐怖主义组织。它们在国家、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或具有助推“颜色革命”的能量，扮演着西方国家外交政策非正式执行者的角色；或在环保、发展、救援、健康等民生领域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或因其道德权威、中立地位、国际联系、丰富经验和动员能力而构成世界维和力量，在各国对外关系中被作为“遗失的治国术”重新启用。宗教和宗教团体作为公共外交载体的作用，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初露端倪，目前宗教公共外交早已成为各国外交工具箱中的必备工具之一。
第四，1979年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再次告诉我们，在当前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各国尤其是地区性和全球性大国需要具有驾驭世界性宗教事务和妥善处理涉及宗教的国际性治理问题的能力。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话来说：“宗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其作用则完全取决于它激励人们所做的事。对决策者的挑战就是如何来利用宗教信仰团结的潜力，同时又限制其分裂的能量。”[※注]在处理国际性宗教问题上，尤其在应对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兴起问题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进退无据、举措失当，结果深陷战争泥潭，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今中东地区的乱局以及自食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坐大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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