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
第三节 《圣经》等基督教经典及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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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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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圣经文学研究和圣经文化解读，这类研究既是对《圣经》本身文化、文学内容的探讨，也是跨文化、比较文学意义上的研习。从研究《圣经》文本内含的意义上，中国学者强调深入《圣经》的世界之内探赜索隐，读经解经，了解圣经的结构、历史和蕴涵。在此，中国学者特别关注对《圣经》这类经典的阐释与人类文化传播的关系问题，正如2002年“全国‘经典阐释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的组织者所言，这类研究“有对经典阐释与文化传播问题的哲理思辨，有对圣经文本的个案剖析，有对圣经的文学观照和文化透视。在这种“宏观叙述”的氛围中，相关研究及其出版还包括圣经词典的编纂、圣经概论和导读的撰写、圣经历史及相关民族发展的勾勒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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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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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 中国学者 新约 天主教 文化 典籍 经典 语言 学术界 译本 希伯来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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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圣经》等基督教经典及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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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翻译和研究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在《圣经》翻译领域以港台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为主，如新教所译汉语圣经有1952年吕振中的《新约新译修稿》在香港出版，其汉译《旧约》于1970年出版；萧铁笛所译《新译新约全书》于1964年在香港出版；此后由汉译《活泼真道》而成的《当代福音》新约于1972年出版，其新旧约合印的《当代圣经》于1979年出版；由许牧世、周联华、骆维仁合译的《现代中文译本圣经》于1975年出版新约，1979年出版新旧约全书；由“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汉译的《圣经新译本》于1976年出版新约，1992年出版旧约；此外，由《中文标准译本圣经》和《现代标点和合本圣经》对照双排版的《新约圣经》也于2008年出版。天主教汉译圣经亦有耶稣会徐汇总修院所译《新译福音初稿》于1954年在香港出版；狄宗仁编译的《简明圣经读本》于1955年在香港出版；萧静山所译《新经全集》于1956年在台湾出版；而天主教著名的《思高圣经译本》也于1962年在香港出版新约，1968年出版新旧约全书；此外，附有灵修注释的《牧灵圣经》也于1999年出版。
《圣经》汉译在中国大陆七十年来也有一定进展。新教方面由丁光训主教出面于1979年组织了王神荫、陈泽民、骆振芳等人修订、重译《和合本》圣经，已完成“诗篇”“四福音”“使徒行传”“保罗书信”等。而天主教方面也由金鲁贤主教主持于1985年开始根据《耶路撒冷圣经》汉译新约部分经卷。此外，内地学者还进行了对《圣经后典》和《死海古卷》的汉译工作，如1987年出版的张久宣译《圣经后典》、1995年出版的王神荫译《死海古卷》等。
而在《圣经》的注释及诠释版本的翻译出版上，亦推出了许多新的成果，其中比较典型的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剑桥圣经注疏集”（译丛）等，包括田海华译《〈出埃及记〉释义》（2009年），敬华译《〈雅各书〉〈犹大书〉释义》（2009年），郜元宝译《〈哥林多前后书〉释义》（2010年）等。
中国学者对《圣经》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其涉及的范围大致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一是圣经文学研究和圣经文化解读，这类研究既是对《圣经》本身文化、文学内容的探讨，也是跨文化、比较文学意义上的研习；从研究《圣经》文本内含的意义上，中国学者强调深入《圣经》的世界之内探赜索隐，读经解经，了解圣经的结构、历史和蕴涵；从跨文化的意义上则是扩大到对《圣经》文本背后的意义之系统探索，并进而研究《圣经》文本在其形成及发展演变过程中所面向的世界、面对的多元文化。在此，中国学者特别关注对《圣经》这类经典的阐释与人类文化传播的关系问题，正如2002年“全国‘经典阐释与文化传播’学术研讨会”的组织者所言，这类研究“有对经典阐释与文化传播问题的哲理思辨，有对圣经文本的个案剖析，有对圣经的文学观照和文化透视，有对圣经与世界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相互关系的梳理，有对圣经与中西方文化的平行比较，也有对古往今来的释经理论、释经史和译经理论、译经史的探讨。……这种多元跨越式研究的学理根据依存于圣经内容的博大精深和会通百科特质，以及圣经与世界文化交融互渗的复杂多样性。”[※注]围绕这一主题研究的著述颇丰，但以宏观把握为主，体现出一种“大文化”和“跨文化”的特色。在这种“宏观叙述”的氛围中，相关研究及其出版还包括圣经词典的编纂、圣经概论和导读的撰写、圣经历史及相关民族发展的勾勒等。
二是对圣经语言、经文奥义的深层剖析和追溯还原，这涉及对《圣经》的微观研究和专题研究。为此，中国学者一方面从学习、掌握《圣经》原典语言入手，通过学会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来阅读、研习《圣经》原典，弄清其词义和语义之本真；另一方面则大量翻译、引进海外学者对《圣经》“释义”、“注疏”著作，从章句之考到深层次解读，基于还原来诠释、联想。应该说，在这一领域进展较快的是对希伯来圣经的深入研究，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有着“怀疑的释经学”与“认可的释经学”之有机结合。通过与香港中文大学等学术机构合作培养圣经希伯来语专业学生和引进海外回国的留学人员，中国内地已经有了一批能用希伯来文直接阅读圣经旧约的学者。他们开始了对这一领域相对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从对希伯来圣经的探讨扩展到对希伯来社会文化的分析与论说，由此与研究“以信立族，因信而生”的犹太民族及其犹太教联系起来。
三是在释经与理解上的认知及方法创新，中国学者在经文“诠释”的探究上结合哲学解释学的理论与方法，以跨文化、跨时代的“理解”来“伴随”对《圣经》的诠释。显然，中国学者注意到《圣经》解释上“语言”的“弹性”和“限制”，既运用“语言”与“意义”之间的沟通作用，亦把握二者之间的“异质性”张力，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之处境来认识《圣经》“诠释”及“理解”的实际背景，从而使“诠释”成为“理解”，而“理解”亦为具有创意的“诠释”。这里，中国学者突出其《圣经》探究上“借助语言”又“逃离语言”的辩证方法，深入其“世界之内”的蕴涵同时也看到在其“世界之外”建立“世界之意义”的可能。[※注]在这种深层次研究上，中国学者也进行了《圣经》与其他宗教经典，尤其是与中国古代宗教经典的对照、比较研究，并在这些不同经典的比较中从其“文本辩读”深化到“经文辩读”，以打通处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人类精神世界，把握人的灵性奥秘。不过，对《圣经》深层次的研究尚处于开创阶段，有待于今后的创新和突破。
除了《圣经》研究之外，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对基督教其他典籍的整理与研究。这些典籍研究除了对西方基督教学术名著的翻译、评论和探讨之外，更多的是对中文基督教典籍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例如，对唐朝、元朝“景教”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对自元代以来天主教入华传教文献典籍的研究，特别是对明清天主教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其中以耶稣会士来华文献为重点，尤其是对利玛窦、艾儒略等人文论的研习；与之相关联的则是对明清信奉天主教的中国士大夫相关文献的研究；对于自“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典籍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有着突破性发展的则包括对中国教会大学史文献的搜集，对与基督教相关联的报刊及翻译、出版物的重点研究，对边疆地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传教资料的收集、研究，以及对华人神学家文献的研究等。此外，对“教案”资料的整理、研究，以及对关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的相关文献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已经取得突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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