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总体说来，对于儒教问题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儒教是宗教还是非宗教，并对此展开的争论的狭隘模式，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是说学界已经完全跳出了争论，不再论述儒教是宗教还是非宗教的问题。更确切地说，这个时期关于儒教问题的研究，不是就此问题进行解构，而是重在建构，即是说，持儒教是宗教论者，他们在这个时期的工作是要论述为什么说儒教是宗教，对此他们在建构儒教是宗教的理论体系；而认为儒学不是宗教的学者，同样在解释它为什么不是宗教，尝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也同样在建构体系。因此这一时期，少了些喧闹与浮躁，多了些沉潜与理性。并且与1980年前后任继愈先生重新提出儒教是宗教说时，对儒教的性质之认定完全不同，在这一阶段，何光沪先生早先提倡的重建儒教的构想似乎得到了一些儒教研究者的认同，尽管在具体的做法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因为何光沪先生是借助于基督教的模式，而这个时期倡导儒教的学者们主要是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上，而这种立场正是基于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文化的定位及其如何参与到全球文化的建设之中这样的思考下，来建构儒教传统的，一批具有深厚儒学素养，并且具有当代文化视野的年轻学者给予儒教在当代学术氛围中的重建问题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考，这些思考或许不尽完善，但确实富有启发性，这些年轻的学者包括陈明、康晓光、彭永捷等先生。

在新世纪的儒教研究与争论中，首先要特别提到的是余敦康先生，严格说来他并没有参与其中，他自己就说不参与这类讨论，没有为此写过文章，在公开的场合也很少谈论所谓的儒教问题。当然有例外，那是2002年年初，在“儒家与宗教”研讨会上，余敦康先生有一个发言，这个发言横空出世，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新的争议。这个发言主要是说，“这个‘儒学与宗教’的问题，在我看来，在大陆学界是个假问题，是一个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学术问题”。[※注]为什么是个假问题？余敦康先生解释，“首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顽固性，这一点我极为不满。另外呢，事先设定儒学是个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那就是宗教。宗教是什么呢？就是鸦片，就是维护那个专制王权，为那个而服务，一整套专职王权靠儒学来支撑了几千年，现在我们不要它。儒学在这里面，起了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把它定位为儒学是宗教”。如果针对1980年前后关于儒教问题的讨论与争论来说，余敦康先生的这个发言可谓一语中的，提醒人们注意引发这个争论的背景。[※注]当然“儒学与宗教”的问题虽然是个假问题，余敦康先生认为只要不是从意识形态上来推定，把儒学是不是宗教作为一个政治原则，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进行学术上的争论，这种争论没有必要做出定论，完全可以长期争论下去。余敦康先生的这个思想，其实早在1994年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关于儒教的研究》一篇短文中就说得十分清楚了。他说：“关于儒教能不能算作一种宗教，作为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见仁见智，是可以长期争论下去的，一时半时恐怕难以做出定论，实际上也不必有什么定论。但是儒教（或称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规定了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的面貌，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有识之士对这一点都达成了共识。儒教的思想基调是入世的，关注的重点在于现实世界的人伦日用之常。这种世俗性的特点，对中国宗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佛教的中国化，道教与佛教抗衡之所以立于不败之地，伊斯兰教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演变，都和接受儒教的影响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果不充分估计这种影响，忽视儒教的研究，便无从深入准确地把握中国宗教文化的特点。”[※注]余敦康先生对于儒教的研究之重要性看得十分透彻，不仅如此，他还提到了儒教研究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问题，说：“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参与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了。我觉得，关于儒教的研究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予以高度的重视。”[※注]余敦康先生的观点，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儒教是宗教还是非宗教的争议，站在世界文化交流这个角度，为儒教研究提供了新的活力。只是在一段时间内，他的意见并没有受到重视，到了21世纪后，儒教研究与争论才有了一些新的思路与方向。

陈咏明先生的《儒学与中国宗教传统》于2003年在大陆与台湾同时出版，通过分析儒学与中国宗教传统的关系，解释儒学为什么不是宗教的问题，厘清了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应该说，就坚持儒学不是宗教的学术成果来说，这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可惜未能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是一部从宗教视角研究儒学的著作，探讨了儒学的宗教观。陈咏明先生认为，儒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的正统思想，它其实是缺乏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谓的定义“宗教”一些重要的属性与内涵的。举例说来，它不以出世解脱为终极目标，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与世俗职务划清界限的那种专门的教会或者独立的神职人员团体，还有它缺乏如别的宗教那样所建构的宗教性宇宙结构论，在形态上也不存在超验与世俗的紧张对立。陈咏明先生认为，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明显地诉诸世俗的道德而不是宗教的权威。尤其重要的是儒家基本上否定灵魂、神灵和神性意义上的鬼神存在。正如人们所知的那样，灵魂观念是宗教的一般特性与理论基础，而儒家则以无神论的倾向和现实世界的定位，凸显出了鲜明的特性。这种观点，是贯穿于《儒学与中国宗教传统》一书的主题。

就坚持儒教是宗教的学者来看，在这一时期，李申先生依然唱着主角，他继续着儒教问题的研究，不断有新的论著问世，主要有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儒学与儒教》，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儒教论》等论著，尤其是《中国儒教论》一书，试图从儒教研究的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来回答什么是儒教的问题，应该说这是倡导儒教是宗教论者又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任继愈先生在为《中国儒教论》所作的序中称此书是对中国儒教的全面剖析，它以问题为中心，对儒教性质、理论价值、社会作用、思维方式各方面进行了横剖面的展示。在李申先生看来，要回答儒教是“教”非“教”，首先还不能完全按照著者本人对于什么是宗教的理解来论述，还必须首先回答当前学术界对于儒教是“教”非“教”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儒者是否信神？孔子是人还是神？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如何？儒教有没有自己的彼岸世界？儒教有没有自己的组织？谁是教徒？此外还有出世、入世问题，等等。李申先生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确立起以神的信仰为中心。

如何评价儒教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直是关于儒教是宗教还是非宗教的研究与争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前面已经多次说到这个问题，至少可以确定在早期的讨论中，持否定的意见占据主要地位，不管是承认儒教是宗教，还是否认儒教是宗教的学者。而在《中国儒教论》中李申先生的认识是对它进行二分法：一方面提出要充分认识到作为封建文化主体的消极性，指出它有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与社会制度的一面，同时也肯定了它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的一面。儒教适应当时的社会生活所规定的人的言行规范和价值观念，已经不再为现代社会所需要，也不能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了。同时必须看到，尽管这些规范和是非美丑的价值观念不适用了，但是这些规范和价值观念却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就像当我们拆掉旧房盖新房的时候，我们所依据的盖房原理，是在旧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原理，其中一部分在今天还能继续运用，即使那些过时的部分，也具有历史的意义。这样的认识，对于倡导儒教是宗教的学者们来说，特别是在1980年前后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所提出的儒教是宗教这样的观点时，从他们的认识来看，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成立，这是国内第一个开放式的国家级儒教研究基地，中心成立后，编辑出版了名为《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的内部刊物，此刊成为有关儒教研究与争论的主要阵地，刊载了儒教研究的文章，由这些论文可以看出这一阶段儒教研究与争论的一些新的信息与倾向，这也成为这时期儒教研究与争论的新的特色，这个新的特色是，儒教研究试图超越儒教是宗教还是非宗教这一狭隘模式，从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复兴或者重建这一高度来讨论儒教问题，对此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在这些论文中，蒋庆先生的《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是篇重要的文章，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们可以这篇文章为例，来看看《中国儒教研究通讯》所刊发文章对于儒教研究提出了怎样的新思路。这篇论文首先对于儒学、儒家与儒教进行了辨析，关于儒学与儒教的关系，蒋庆先生认为，儒学是儒教的教义系统，其价值渊源则是儒经。儒学与儒教的关系相当于基督教神学与基督教的关系，儒学只是儒教的一个具体内容。基于对于儒学与儒教的关系有如此的认识：一方面蒋庆先生指出，在当今面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时，就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在他看来，只有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当今中国儒家学派的建立、儒学体系的建构、儒家文化的回归都是为了复兴中国独特的儒教文明，以承续源自古圣人道统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慧命。另一方面指出儒教之教的宗教学含义，并进而肯定儒教是宗教，关于儒教的“教”字，他认为既有中国文化中“礼乐教化”与“道德教育”之义，又有西方文化中“神人交通”的“宗教”之义；既有信奉“天道性理”“良知心体”的超越信仰之义，又有实现“神道设教”的治世功能之义。因此，他说，如果不拘泥于西方的宗教概念，儒教肯定是一种宗教，只不过是一种与西方宗教不同的独特的中国宗教。儒教具有人类宗教的某些共同特征，如具有某种程度的人格神信仰、经典的教义系统、以超越神圣的价值转化世俗世界等，但儒教也有自己的独特特征，如信奉多神教、万物有灵论、没有国家之外的独立教会组织等。但这并不影响儒教是一种独特的宗教，不能因为儒教与西方宗教不同就否认儒教是宗教。

发表在《中国儒教研究通讯》上的其他各篇文章，也各具特性，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观点不尽相同，甚至互为对立，但有一个共同点，这些文章对于儒教的论述，不再局限于儒教是宗教还是非宗教这样狭隘的论题上，也不再把儒教看成随着清朝的覆灭而在体制形态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东西，当然也不再简单地把它看成在中国历史上起负面影响的东西，而是站在全球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重建的高度，试图把儒教看成这一文化重建过程中的一个建设性因素，甚至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这是在21世纪儒教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康晓光先生在2003年第2期《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一文，这样一个民族文化主义论纲，其核心的内容就是提出了儒教复兴的构想，把儒学塑造成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宗教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这是康晓光先生反复提倡的，他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有三个层面，其中的第三点讲儒教，他说：“提倡力行，反对空谈，提倡通过社会运动，建立一种渗透到日常社会生活之中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民族宗教，即新儒教。”[※注]之所以对于儒教这么重视，就在于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儒家不仅仅是一个学派，而是发挥着教化功能的、得到国家支持的全民宗教。此所谓“政教合一”。康晓光认为，就中国的历史来看，每当面临外来冲击的时刻，就会出现儒学宗教化的呼声。这不是偶然的。在外来冲击的作用下，儒学逐步宗教化是文化自卫的正常策略或自卫性反应。今天重提复兴儒教，绝不是为了重新挑起新一轮文化论战。他认为他所期待的是掀起一场社会运动，并借助这一运动实现中华文化复兴，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目的，即建设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中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康晓光提出了他的儒教复兴方案，他的方案，固然提出了任务与完成任务的措施，看起来似乎具有某种操作性，但实际上也许没有现实的可行性，好在他自己也完全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自己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需要想象力和想象的勇气，需要追求理想和追求理想的勇气。一句话，我们需要乌托邦。”[※注]

彭永捷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协办，于2004年3月27—28日召开的“儒教与东亚的近代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论儒教的体制化和儒教的改新”的论文，提出了儒教改新的思路，他认为从总体上看，已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历史中的儒学或儒教是否属于宗教这一性质上的判定。而《论儒教的体制化和儒教的改新》则将视角从学术史的考察转向当下的现实思考，关注当代儒教的重新体制化与儒教的改新。当然这种改新是与以前关于儒教的争论和儒教史研究一脉相承的，他认为，从迄今为止的儒教问题论争和儒教史研究中，“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其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儒教问题论争，在学术讨论中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在学术讨论之外却是一个当下的文化建设问题：论证儒教是中国传统儒、释、道三教之一，是一个具有高度发达成就的历史宗教，无疑在客观上就为帮助儒教在当代社会获得它的合法身份提供了证明；种种赞成与反对，则无疑是儒教获得这一合法身份的‘学术听证会’，是对儒教合法身份的学术审查”。他认为，肯定儒教的作用，呼吁给予儒教合法身份入场，当然并不意味着在儒教与现代社会的契合性方面，儒教就是一个可以当下现成拿来亮相的，相反，儒教是一个需要经过改新的宗教。即使承认儒教是一个历史宗教，那么它也仍然需要大刀阔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建设。在当代文化中的儒教，应当是一个从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国家宗教，彻底向切乎百姓安身立命和人伦日用的民间化的宗教的转变，应当具备恰当的宗教仪式，把儒教和信众联系在一起。同时，强调在现代化条件下，人们如何利用儒家资源来修身养性、安身立命，这其中当然就涉及儒教的教义如何和当代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儒教研究的课题应当关注现代人生存中的精神焦虑，关注人在社会、家庭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牵涉，关注人生的信念支柱、人的终极关切、人的精神生命质量的提升，总之，儒教在面对“外王”带来的种种心灵的问题而寻求“内圣”之路。儒教的宗教仪式和教义变革是儒教改新中最重要的问题，此外诸如宗教设施、教职人员等问题也很重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可以参考海外的儒教孔教、德教成果。

就这一时期对于儒教的认识与研究而言，与任继愈先生在约40年前提出儒教是宗教时相比，不难看出，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在基本点上，这几年的认识与研究已不再认为儒教是一种消极、负面的，应该完全否定的意识形态，把它看成是现代化建设的障碍，而是从积极、正面的方面来看，认为是一种肯定的意识形态，儒教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可以既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起主导的作用。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所谓儒教研究的最大转变，这样的转变所具有的意义：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取得巨大的进展，另一方面随着对于以儒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民族复兴中所起的巨大的作用之认识的深入，以及对于儒教（儒学）研究的深入，而会更加凸显出来。

事实上，就最近的儒教研究来说，出现了两个新的趋向更应该引起学界注意的趋向：其一，儒教研究的着重点在于重建，而儒教的重建不在于仅仅停留在学术的层面，简单地作为一种理论层面的论述，而试图把儒教的重教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有机地结合起来，指出儒教的重建对于当今与而后中国社会发展所能提供的有用资料，如2006年《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第2期）刊载了陈勇先生翻译的罗伯特·贝拉所著《美国的公民宗教》一文以及陈勇自己的论文《公民宗教综论》，这两篇论文的刊载，按照这一期刊物的《编后》的说法，贝拉是美国所谓公民宗教的有力倡导者，他之所以提出公民宗教问题，用意在于“要为美国的立国精神和核心价值与其神性根源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和表述，他所谓的公民宗教是指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其国家、人民与神及其世界关系和意义的具有宗教性的共识或意识”。认为贝拉的探讨“不仅为考察美国社会的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而且也为我们思考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无助益。”陈勇的《公民宗教综论》的立意就在于此，他的文章通过分析，为儒教公民宗教化的进路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而儒教如何能够公民宗教化，以公民宗教作为构建路向，就在构建过程中必须解决三个相关的问题，首先，儒教能否“体现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和核心价值，并在这些精神和价值之上建立一套超越的、神性的评判标准，为政治或政道提供终极合法性”；其次，儒教如何既“建立在传统的建制宗教的基础之上，又要与任何具体的建制宗教有所区别”；最后，作为一种公民宗教的儒教如何面对什么是“人”和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文章认为，参照美国的公民宗教，在解决了如上所提的三个问题方面，儒教确实能够为此提供有用的资料。[※注]基于如此的理解，在陈勇看来从公民宗教这一角度来重建儒教就具有可能。其实，不仅陈勇是从公民宗教的角度来讨论儒教的重建问题，为儒教的重建提供了一个比较具体而又现实性的视角，在最近讨论儒教的文章中，关于儒教的复兴与重建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其核心就在于指出儒教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中确实有可资利用的资源。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出版的《儒教研究》[※注]，提供了更多的资讯。《儒教研究》是在该中心先前刊印的《中国儒教研究通讯》的基础上正式公开出版的有关儒教研究的书刊，不仅容量增加了，而且涉及的范围也扩大了，为儒教研究提供了一个讨论与争论的平台，相信它的出版对于儒教研究来说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其二，儒教研究的发展其实是与儒教能否复兴和重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理论的探讨固然重要，提出如何来复兴与重建儒教也成为学界思考儒教问题的重点，由此推动了儒教问题研究向广度与深度的发展。而与此相应的是有关儒教问题的实证研究，具体说，儒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它是与广大的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结合在一起的，它不仅是传统，是历史，也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是与广大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学术界讨论儒教问题的理论方面的内容时，它的实存状态同样也引起了关注，事实上，研究儒教，复兴或者重建儒教，它的现实基础是什么？这必须进入学者的视野，因而展开社会调查，摸清儒教的实存状态，成为儒教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启动了有关儒教的存在形态的社会调研项目，通过调研试图说明儒教在当代的具体存在状况，由此来进一步讨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儒教问题，结合现状应如何定义的问题，并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只是作为一种历史的形态而存在，它也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形态，因而它对于中国社会今后的发展依然起着重要的作用，确实能够为我国今后的发展提供许多有用的资料。其实不仅是儒教研究中心在做这样的事，其他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也同样重视这种儒教实存状况的调研，如首都师范大学儒教文化研究中心组织了一些相关研究生进行调研，以此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由此可以说明当今的儒教研究，它的范围更为广阔。

同时，就学术层面来说，这40年来关于儒教研究与争论，其可资运用的学术资料是什么？有哪些？其实这是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具有本学科特点的学术资料，又如何能够科学与合理地构建这一研究领域？ 长期以来这个问题确实被学界所忽略了，以至于我们看到在儒教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其资料的可靠性与合理性会受到人们的质疑，对于有些资料的引用与解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儒教有没有自身的资料？如果有，那又是什么样的？因此搜集与整理儒教研究资料应该成为儒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儒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事实上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推动儒教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由此可见，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经过了40年的儒教研究与争论，它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从事儒教研究的学者已经开始了对中国历史上儒教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的工作，如由李申先生主持的就有如下一些工作：一是编撰《中华大典·宗教典·儒教分典》，二是《儒教资料类编》，据李申先生说，前者已经基本编就，后者共有30余册，已经陆续出版。在编辑这两部分资料的同时，还有一套可以影印的大型的资料丛书《儒教资料选汇》也已选定目录。[※注]相信这些资料的编辑出版，能够为儒教研究提供有用的资料，从而推动儒教研究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