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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

二 宗教发展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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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20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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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深化,如果说,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点是解决党和政府如何正确看待宗教,那么,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就是解决宗教如何通过内在的改革和更新,更好地认同和融入中国社会。针对近年来伊斯兰教中某些“逆中国化”思潮,李林发表《“教法随国”——理解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新视野》一文,详细论述伊斯兰教法与国法的关系,指出中国传统“政主教从,以教辅政”的政教关系,认为“‘教法随国论’既可抵御某些以实施‘教法治国’为蛊惑的宗教极端思想。
关键词

宗教

中国化

网络宗教

网络

民间

基督徒

互联网

信徒

舆情

教义

网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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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宗教发展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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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各宗教都有较大发展,据2018年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宗教白皮书》公布,我国“信教公民近2亿人,宗教教职人员38万余人。佛教和道教信徒众多,但普通信徒没有严格的入教程序,人数难以精确统计。佛教教职人员约22.2万人。道教教职人员4万余人。10个多数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总人口2000多万人,伊斯兰教教职人员5.7万余人。天主教信徒约600万人,宗教教职人员约0.8万人。基督教信徒3800多万人,宗教教职人员约5.7万人。中国还存在多种民间信仰,与当地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结合在一起,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群众较多”。[※注]

在五大宗教中,尤以基督教信徒人数的快速增长最引人注目,由于基督教的西方背景以及社会影响的扩大,出现了对基督教“一教独大”的担忧。现时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教徒,一直众说纷纭,海外最高估计中国有一亿多基督徒。近年来随着宗教社会学统计方法的引进和应用,对宗教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借助于几次大型基督教信徒抽样调查,对基督教信教人数的统计逐渐清晰。

近年来国内对基督教的大型调查有以下几次。

2010年零点公司(2007年抽样调查)发布的数据,通过7021个随机抽样,有18%、近1.85亿人自我认同为佛教信仰者,3300万人自我认同为基督信仰者,其中基督教新教徒约3000万人,天主教徒300万人。[※注]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课题组在《宗教蓝皮书》发布了《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报告》,有效问卷63680份,调查统计,中国有2305万名基督教徒,占总人口1.8%。[※注]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2014、2016年三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所得数据显示,我国公开的基督徒人数约为2829万人,隐蔽的基督徒约为1167万人,基督徒总人数约为3969万人。[※注]

这些调查的权威性比较高,而且差距不大,因此,我国有约4000万名基督教徒,是一个相对可靠的数字。但是,“到底中国有多少基督徒”?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海外一些基督教人士对调查的质疑,不仅仅是针对调查方法,更多是出于政治或信仰的考量。数字之争只有摆脱立场之争和意气之争,回归学术与理性的讨论,才能逐渐达成共识。

总体而言,我国基督教信徒中女性多,文化程度低的多,老年人多的状况依然存在,[※注]但是教会中青年、高学历、男性的比例也在增加,其中尤以青年大学生信徒增长较快。大学生信徒是教会的新生力量,为教会带来活力,青年又是国家未来的栋梁,这一群体信仰基督教的情况引起更多关注。近年来各地针对大学生信教情况的调查广泛开展,有些被纳入国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教育系统的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发表的学术成果非常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如杨慧林及其团队对中国人民大学及北京大学学生的调查(2004、2007年),华桦《上海大学生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及成因分析》(2007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课题组《上海市松江大学城大学生宗教信仰状况调查报告》(2009年)等。

综合大学生信教调查,可以看出几个特点:(1)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的比例在3%—5%。(2)除了家庭有基督教背景的学生外,大部分人原来对基督教所知甚少,他们的信仰途径主要是通过接触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及文化艺术,以及身边师生好友影响;偶发性的困境是接触基督教的最初动因;多是在对基督教产生个人的、内在的心理体悟之后才做出皈依抉择。(3)信仰比较理性化,但总体上宗教知识还比较欠缺。(4)大部分人信仰虔诚,恪守教义。由此可见,大学生信仰基督教是个人的人生信仰选择,在大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较小,并非如有些人担心的那么多。

目前对大学生信教的问卷调查基本是了解大学生信仰宗教的一些基本情况,如信教原因、信仰经历等,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触及,如大学生信徒的神学思想倾向如何?他们对爱国爱教的态度,对宗教管理条例的看法,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解,以及大学生在教会中所占比例及所起作用,等等。大学生信徒人数的多少并不是主要问题,信教经历也都可以理解,青年学生信仰基督教后的思想变化才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基督教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研究。陈建明关注到从 19 世纪下半叶西方差会进入西南地区后,传教事业在少数民族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文字布道起了重要的作用。很多出版物成为传教士传播福音的有力手段。他在文末提到当代学者在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及其宗教状况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基督教的文字布道活动,但或者论述一个民族的情况,或者略微提及文字活动,尚缺乏综合性的专题研究。[※注]

唐戈从比较的视角进行研究,他观察到东正教在驯鹿鄂温克人中的传播和新教在拉祜族中的传播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传播类型,其传播的结果和基督教在这两个族群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不同。基督教在当代拉祜族的族群认同和族体层次的提高上发挥着深层作用,已经和正在有效地抵制着来自主流族群的涵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和民族认同的消亡。[※注]

马居里和孙睿以从缅甸跨境迁移到瑞丽的缅甸克钦人为研究对象,以缅甸克钦人跨境迁移后的宗教生活为视角,对跨境民族的宗教信仰生活以及跨境流动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缅甸克钦人的跨境迁移主要是受经济理性的驱动,然后才是在宗教生活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适应与调试,教会组织对于跨境缅甸克钦人而言具有正负两个功能。跨境民族之间基于个体层面的宗教互动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影响甚微。[※注]徐祖祥在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督教本土化的深入研究后认为,基督教信仰逐渐代替传统宗教信仰,世界观和价值观呈现民俗化的取向,并在“生活化”和“入世化”的策略下重新建构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教会组织的本土发育又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载体。[※注]

在对云南的基督教研究中,傣族的基督教信仰值得特别关注。上座部佛教文化对傣族影响深远。近年来,随着佛教对傣族影响力的减弱以及基督教的传播,云南边境地区部分傣族群众放弃佛教信仰转信基督教,导致两种宗教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冲突。侯兴华从文化冲突的视阈研究了云南部分傣族改信基督教的表现,阐释了其动因,并论证了对云南边境社会稳定的影响。他认为在处理宗教问题时,一定要找准文化这一着力点。[※注]

基督教在某些地区的快速发展曾引发学术界对“宗教生态平衡”的争论,基督教发展是抑制了其他宗教的发展,呈现“一教独大”的局面;还是基督教与中国传统宗教竞相发展,在不同地区有不同表现,很难用一种模式,或一种理论来概括。总体而言,中国传统的佛道教仍是民众信仰的主流,而长期被排除在主流宗教之外的民间信仰,正在悄然复苏和蓬勃发展。金泽于2008年就指出:“有关东北、华北、西南、东南地区的民族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田野调查报告,反映出民间信仰在整个中国并非个别现象,不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在一些地区,无论从信众人数看,还是从宗教活动场所的数量上来说,甚至超过了当地的五大宗教。”[※注]

相对于正统宗教或主流宗教,民间信仰没有系统的教义教规,主要在底层群众中流行,历史上常被当权者和主流宗教歧视或排斥,新中国成立后,民间信仰一度被视为愚昧落后、封建迷信而遭到禁止,但却禁而不止,生生不息。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给中央有关方面提交的福建民间信仰报告中,首次强调政府要从“大宗教观”的视野来观察民间信仰问题并制定有关政策,认为应该引入“非制度化的宗教形态”概念来界定民间信仰。[※注]这是宗教研究的又一重大突破。这个意见获得有关部门采纳,2005年国家宗教局设立了管理民间信仰的机构,意味着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并尝试纳入管理。

近十年来,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成为宗教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调查的内容主要有:民间信仰的神灵系统、礼仪习俗、相关的观念及崇拜活动;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民间信仰的组织结构;民间信仰的合法性问题,等等。中国地域广阔,文化传统各异,民间信仰的崇拜对象、组织形式、敬拜方式各不相同,许多调查生动描述了各地民间信仰活动的场景,考察其历史背景,现代走向,以及民众的拜神娱神活动,并引出一些深入思考。如欧大年和范丽珠从跨学科的宗教理论视角下,运用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综合方法。观察中国北方农村的民间信仰,描述了北方乡村民间信仰的复兴及其策略,揭示了基层民众的精神生活及社会结构。[※注]李天纲对上海青浦金泽镇的民间信仰做了十多年非常细致周密的个案考察,带领其团队多次参与香会活动,包括参与观察宗教现象、仪式和节庆,访谈相关的“仪式专家”和信众等,通过文本梳理和考察,其著作《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注]“将经典研究与民俗考察、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宗教学与人类学相结合,展示了活生生的江南民间信仰实情”,[※注]提炼出江南祭祀及民间信仰的共性,探讨了中国民间祭祀和信仰系统的当代转型和改造进程及与现代化、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

在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中,对“仪式专家”,即香头、会头,乃至神汉、巫婆、灵媒的介绍比较少,这些人是神与人的中介,能知古今,卜未来,通鬼神,具有常人不具备的呼风唤雨、预测人生、知晓灾变等许多“怪力乱神”的能力,他们又是宗教场所与信徒联系的纽带,民间礼仪活动的组织者,是信仰群众活动的骨干,但是大部分调查采取了回避态度。如何评价他们的作用,是民间信仰研究中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民间信仰包含了对巫的信仰,目前还没有可替代他们的群众所认可的骨干人物出现,因此,肯定民间信仰的合法性就意味着对巫的肯定;另一方面,确实有些巫是属于自我神化,编造奇迹,以欺骗手段谋钱害命,危害社会。民间信仰的组织形式和骨干人物能否为社会接受,是关系到其生存、发展的合法性问题,应该予以认真研究,慎重对待。

民间信仰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熟人社会”中如鱼得水,各地区、各乡镇都有自己的“祭祀圈”“信仰圈”或“文化圈”。随着城市化进程,乡村人口流动,民间信仰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是发展、消失,或以新的形态出现,是值得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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