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网络社会大规模、快速崛起，以宗教为主要内容的网站、博客、微博以及微信群、QQ群等相继涌现。网络宗教处于宗教和互联网的交汇点，它在内容和形态上异化出新的特性，如开放性、虚拟性、随意性等。宗教网络化趋势日益显现，正在深刻改变着宗教传播和实践的传统路径、方式和效果。在自媒体时代，对网络宗教事务管理和网络宗教舆情的认识和研究非常重要。

目前，学界、政界、教界、企业界对网络宗教的概念界定不同，而这四界是网络宗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界，通常用网络宗教实践（活动或行动）的概念。这样的定义主要包括信仰者行动的目标、动机、意义和社会后果（预期的和非预期的）。从政府管理部门角度看，目前更关注的是网络宗教事务管理，也可以说，在这个阶段，需要清楚管理主体、管理内容、具体实施路径以及管理效果。在宗教界，网络宗教概念更多的是指宗教类的信息在互联网上的传播，也即关注自身宗教发展的需要。从企业角度看，则更多使用宗教舆情这个概念，更加强调由宗教信仰者和普通网民对于宗教类事件或者公共事务所表达出来的认知、态度、意见和情绪等表现的总和。

对网络与宗教结合起来的研究，最早由西方学者开始。这些研究围绕网络宗教与人们精神生活（Jeff Zales-ki，1997；Brenda E.Brasher，2001），网络宗教与公域、私域关系（Lynn Schofield Clark，2002）[※注]展开，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宗教界如何通过网络增强信徒信仰等。

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早的是王建平1997年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的《电子网络会改变宗教吗？》一文和吴义雄2000年在《世界宗教文化》上发表的《互联网上的基督教新教》一文。国内将网络与宗教研究推向高峰的是2004年10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首届网络和宗教研讨会。

其后，2008年，唐名辉立足长沙市研究了基督徒的网络宗教生活，他发现网络增加了信徒的宗教性水平。[※注]他还对网络宗教兴起的社会机制进行探索，认为在网络技术范式的结构性动力和宗教本身的保守性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传统宗教经过一个改造和传播的过程，适应了网络化逻辑的要求，最终会在网络空间中生成一种新的宗教范式，即网络宗教。[※注]

肖尧中则对佛教的网站研究后发现，虽然大多数的网络宗教属于实体宗教的网络化，但是也有局部属于在线宗教的特征。[※注]左鹏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把网络宗教传播放置到世俗化、去魅化的现实社会中，详细考察了基于互联网的基督教新教在他们中间传播的情况。研究主要涉及传播的主体、传播的基本方式、传播的主要内容，并对以上情况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注]赵冰较为全面地考察了中国宗教互联网的状况并做了分析，他对中国宗教互联网的状况、中国宗教互联网的发展前景进行了阐释和预测。[※注]他还认为互联网传播手段对中国基督教的深度介入，为“基督教中国化”的深入推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在短期内，其面临的挑战也切实存在。[※注]

郑筱筠和她的团队对互联网宗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探讨，[※注]并且对互联网舆情指数与互联网舆情评估体系建构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注]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对于网络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的网络传播态势及其影响研究。第二，互联网与境外宗教传播，尤其是对高校大学生群体的研究。第三，网络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文化安全的研究。第四，网络宗教的兴起与社会机制探讨。第五，互联网宗教信息的舆情指数和评估体系建构。

在全球化的今时今日，网络宗教是宗教传播和实践的一种方式，它不仅仅是宗教界内部的事情，作为社会团体和组织，它也将关系到社会结构的组成和社会秩序的和谐。从宗教信仰与国内社会秩序的关系看，学者们对于网络宗教讨论主要是网络宗教的现状、功能与社会影响的探讨。另一个方面是网络宗教与国际关系、国家安全问题研究。这两大角度分别是从网络宗教的国内国际发展与影响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的。

从网络宗教的研究来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重要的议题。一是从概念厘清方面看，学界尚未厘清和达成共识。概念是学术研究的基石，基于不同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会产生不同的学术语境、逻辑推演和研究结果。从管理者角度看，网络宗教事务通常指有实体依托的宗教场所、团体和院校在网络上发表的宗教类信息；网络宗教舆情是指网上有一定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涉及宗教的言论，这些言论是以某个具体事情、长期运行账号和大V言论为抓手的，可能形成一定的宗教舆论导向或社会影响。研究者们会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对此进行厘清。目前，学界对于网络宗教、互联网宗教信息、网络宗教舆情等概念还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

二是从不同学科研究的角度看，各有所长，还未融合。社会学领域更加关注的是网络宗教与网络社会、社会治理研究。对于网络宗教而言，有四个重要特点值得注意。第一，网络宗教形成的场域与现实社会的结构、制度之间形成互动的关系，也可以反映出宗教与社会、国家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第二，网络社会中蕴含着某种权力构成，宗教中也蕴含着某种权力构成，两者共生互构，将形成新的权力场域与构成。第三，网络社会也有历史文化的特殊性，网络宗教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历史和文化差异性。第四，网络社会中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群体效应和演化机制在网络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网络宗教作为研究对象，放在“网络社会”这一概念体系中，才展现出更加多维化的内涵与超越“宗教”边界的社会性特征，才能更好地进入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中去。

从当前社会需求角度看，管理学和政府危机应急研究领域更加关注网络宗教的舆情指数与舆情评估体系建构。2015年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网络宗教事务和网络宗教舆情问题也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网络宗教预警机制不完善，评估制度未建立，危机预案准备不够，是目前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预警机制与评估机制相结合的治理体系需要在树立情报信息意识，健全情报信息网络，深度运用信息情报，合理引导舆论方向等几个方面下功夫，从而达到对网络宗教事实和事件的研判和防范。网络宗教危机应急机制的缺乏，会使一些网络宗教的负面信息得以广泛传播发酵，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后果。这些研究与工作，现在还未得到政府、企业和宗教界的充分重视和有序推进。

另外，涉民族因素的网络宗教研究是我国网络治理中的重要一环，这个领域的研究更加复杂与艰难，涉及民族与宗教、国内与国外、线上和线下互动而生成的各类错综复杂的敏感事件。这些事件背后不仅仅是宗教因素，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所起到的明显或潜在的作用。刘建华指出涉民舆情的民族性、敏感性、政治性和跨境复杂性。[※注]王秀丽认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受到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诸多困境。由于境外舆论场中大量虚假和带有煽动性的不良信息的影响，加之宗教极端势力利用网络媒体的隐蔽性进行渗透，增加了舆情引导的难度。[※注]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宣告成立，并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从2019年2月1日起，新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宗教事务条例》正式实行，其中第四十七、四十八、六十八条都涉及网络宗教管理；同年，9月10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发布《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向各界广泛征求意见。发布后，反响热烈，意见纷呈。

宗教学和其他人文学科领域更加注重新媒体时代的宗教信息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这也是一个宏大而重要的议题。全球化的今天，互联网开始打破个体、群体与国家之间的物理界限，使人类的联结更加频繁和紧密。同时，也形成了各种基于不同宗教信仰、国家立场、社会属性和经济利益等要素的区隔。由于互联网有整合与区隔人群的双重属性，因此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待网络宗教问题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框架。郑筱筠研究员认为，作为网民人数比例较高的国家，中国应该参与到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之中，在互联网宗教的发展和治理方面，中国也会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同探索建立互联网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为互联网宗教的健康发展生态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注]

综上所述，网络宗教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和政府不同部门。对政府来说，网络宗教治理的目标是善治。对社会来说，网络宗教治理的目标是有序。对宗教信仰群体和个体来说，可以在网络社会中拥有发表言论的自由。社会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相互影响、共同发展、和谐共生，有待更多的学者长期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