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
三 宗教改革与近代欧洲社会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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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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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中国当代学术界对基督教历史的研究被作为整个基督教研究的基础、前提，因而得到特别的重视。不过，这种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不只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以史为鉴”，旨在观古洞今，由此体悟、阐释其历史的意义，在其时间的纵向发展之流中寻踪溯源，领会、提炼出精神、文明、社会进程之历史辩证法。欧美社会正在孕育的“公民宗教”或“公共宗教”面对着“全球化”所带来的考验：基督徒是本国的“好公民”还是不为民族所限、不被国家所累的“全球公民”“地球村民”？所以，中国学术界在对现代基督教会发展的研究中强调不仅要有通常哲学意义上的分析、推断，更要有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观察评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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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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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 学术界 中国学者 罗马帝国 文化 天主教 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 基督 十字军 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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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宗教改革与近代欧洲社会变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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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被认为是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受到中国学术界的特别关注。一般认为，欧洲的近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始于其宗教改革，特别是马丁·路德、加尔文和英国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有着独特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为此，中国学术界对宗教改革运动评价很高，并希望以这种历史借鉴而带来对我们今天社会改革、思想解放的启迪。在西方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中世纪教会地位的显赫及其影响的广远，使任何社会运动都必须以宗教思潮的方式来进行；因此，宗教改革势必与社会变迁相呼应、相关联，即以宗教革新的形式反映社会变革的需求。在中国学者的视线内，对社会转型、变化的考量是其专注宗教改革研究的重中之重。
首先，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的研究占有突出地位。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学界的宗教改革研究以马丁·路德为主，70年代末80年代初得以复兴的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在宗教改革选题下的关注首先也是想到马丁· 路德。从马丁· 路德“因信称义”的主张上，人们看到其思想在倡导、推动基督教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从“教会权威”到“圣经权威”（即依靠自我的经典文本阅读和理解）、从“外在信仰”向“内在体验”以及从“礼仪形式”向“心灵敬虔”的重大转变。这样，路德的改革被视为“人的发现”“自我的觉醒”“主体意识的凸显”和“人本主义的萌芽”而得到正面肯定。路德的改革不仅带来了社会政治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语言文化的改进，从而为新的时代提供了新的社会生存方式和新的思想文化形式，表明了向中古社会的全方位告别。不过，中国学术界亦分析、批评了路德与闵采尔的分歧以及路德对德国农民运动的抵触和反对，指出其具有“温和”“妥协”色彩的宗教改革之历史局限。显然，路德改革正、反两方面的遗产都对近现代基督教会的发展产生了多重影响。
其次，对加尔文宗教改革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学术界获得了显著、重要的定位。人们认为，加尔文的影响涵盖许多方面，对近代西方的发展具有根本性触动和推进。在教会层面，加尔文的平等观念推动了教会的民主改革，形成了“长老”制等新的教会存在形式。在政治层面，加尔文的思想引发了英国“清教革命”，为英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温床。在经济层面，加尔文的“预定论”思想演化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道酬勤”的新教伦理，其“入世禁欲”“勤奋节俭”的社会实践为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最初模式；中国学者在此特别关注西方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加尔文革新思想的解读，并在中国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引起热议。当然，在宗教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理解上，不少学者认为不只是应回到韦伯，还更应该回到马克思。在精神层面，加尔文的构思引发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背后“潜在的精神力量”之联想，并进而将“硬实力”与“软实力”有机关联，思考到“精神力量”作为另外一种“看不见的手”对相关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与作用。此外，加尔文思想遗产对当代教会“奋兴”发展中“福音”运动、“灵恩”运动的复杂影响，亦引起中国学界的高度重视和相关谈论。当然，在评价加尔文在瑞士日内瓦等地的宗教改革运动时，学者们同样也批评了加尔文在宗教、社会两个方面排斥异己、迫害见解不同的科学家、有貌似“新教教皇”之举等问题，论及其宗教改革仍存有的种种局限。
最后，英国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或“改良”亦被中国学者加以多层面剖析、研究。其“国教”形式触及政教关系、民族关系、教内关系等方面，导致极为复杂的社会后果及影响。在政教关系上，改革产生的英国圣公会具有“国教”地位，国王成为其法定首脑，从此形成英国近代以来颇为独特的政教合一模式，影响到其政教格局及近现代发展。而随着英国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侵略，曾作为“日不落国”的英国也在世界范围留下了庞大的、类似天主教的“大一统”圣公会宗教体系及网络。其教义上的保留和保守，与其政治上的强硬和强势形成鲜明对照，也为英梵关系、英国天主教发展等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在民族关系上，英国宗教改革形成的“国教”体系在英国国内的推行却困难重重，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等不同民族和地区中，这种“国教”之实行情况各不相同、差异颇大。苏格兰、爱尔兰等地在抵制圣公会作为国教上甚至引发了民族冲突和政治对抗，留下了种种隐患。例如，今天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就是这一历史遗产所产生的作用。在教内关系上，英国国教会对其他教派的排斥、对“不从国教者”的打压形成了影响极坏的“宗教迫害”。这直接导致了英国“清教”等向欧陆和北美“新大陆”的移民。以“五月花号”为标志，英国新教弱势教派越洋找寻“宗教自由”的乐土，开辟了另一块天地，形成了今天北美新教发展的传统及特色。这样，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随之被不断扩大，引发了更新、更广的社会民族、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全球发展等研究。
与宗教改革运动研究相对应，中国学术界也开展了对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研究，其中还突出了对其新型传教修会如“耶稣会”等组织及其活动的研究。颇有意义的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学界基本上已不再用“反宗教改革运动”这一表述或直译，而更多倾向于采用“天主教革新运动”这一意译即更贴切的表述，对天主教革新的成效亦有了更为客观的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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