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
二 景教与也里可温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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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201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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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研究是中国学术界研究基督教领域中的重点所在。不可否认，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基督教问题上反映出强烈的“本土意识”，其关心的焦点即基督教在华的“本土化”“中国化”，相关分析亦包括其“华化”的可能性、途径与障碍。不过，基督教由此而给中国学界带来的“问题意识”，也吸引或刺激了不少中国学者对之加以全力研究、潜心探讨，这样遂使中国基督教的研究更富有挑战性，并推动它达到一种在常态下难有的深度。从这些考虑和讨论中，也充分说明中国当代学术界在基督教研究上已经形成了“开放性”“比较性”“对话性”的发展态势，有着令人乐观的前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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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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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教 天主教 传教士 学术界 神学 宗教 中国学者 政治 来华 东正教 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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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景教与也里可温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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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景教和元朝也里可温教研究属于中国基督教古代史研究的范围。由于中国基督教的历史“自景教始”，因而对唐朝景教的研究相对较多，著述甚丰。不过，鉴于史料的局限和新的发展凤毛麟角，想要达到质的突破也实属不易。对景教研究标志着汉语基督教文献探究之始，由此亦有人称景教文论为“汉语神学”的肇端。从基督教在华传播初始、源头而言，唐朝景教研究被视为中国基督教史最为基础的研究，是整个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真正起步。
中国学术界在关注、借鉴国际学术界景教研究的成果、结论的同时，主要开展了以发掘、分析国内景教文献为主的独立研究。这些研究一是对“景教碑”文的诠释研究，重点在于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与之相关的大秦寺的讨论、深究；二是对唐代景教文献，特别是对敦煌文献的梳理、辨析和解读；三是对其他考古及文献发现的甄别、考证和研习，其最新突破则是对最近洛阳发现的景教经幢的研究和讨论。相关成果收集在葛承雍主编的《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唐代景教经幢研究》之中。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奇缺，对唐朝景教的研究中疑问不少、分歧颇大，但总体来看，人们关注较多、引起深入讨论的研究著作相对集中，其中以1931年出版的冯承钧著《景教碑考》、1993年出版的朱谦之著《中国景教》、2003年出版的林悟殊著《唐代景教再研究》和2009年出版的葛承雍主编《景教遗珍》最具有代表性，这些著述反映出中国当代景教研究的几个不同阶段以及各自取得的学术进展。
在唐朝景教研究中，中国学术界研讨较多的问题包括如下一些方面：其一，关于“景教”之名的来历及对景教性质的界定，中国学者在此特别注意到“景”字所具有的中国文字及文化特色，以及由“景”字汉译古代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所展示的其受到波斯宗教之影响，尤其是古代波斯宗教关于“光明”“火”“日光”的体认。其二，关于景教碑出土的年代和地点，其出土年代说法为五，即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说，明崇祯年间（1628—1644年）说，明天启三年（1623年）说，明天启五年（1625年）说，明天启三年至五年说，这最后一种说法被大部分学者所认可；其出土地点说法为三，即长安说、盩厔说、长安与盩厔之间说，由此亦引起人们对大秦寺遗址的探究及对其真伪之辨析。其三，关于景教碑真伪的讨论以及对其性质的认定，如谁人所立、为何而立、立于何处等。其四，关于景教传播所涉及的国家、民族、人种等问题，如景教士身份有来自叙利亚的景教士，有“源出中亚昭武九性的胡裔景士”，以及在汉族、少数民族、粟特移民中的传播等。其五，关于景教文献的研究，除了对大秦景教碑文的辨析、确认之外，还有对敦煌景教文献真伪、流散情况的探究。其六，对景教考古发现的注目，其中洛阳景教经幢的出土为其亮点；其研究者评价说，“2006年洛阳景教经幢重现人间，无疑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有人说它是基督教东传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有人说它是近年来世界级的文化发现之一，还有人说它是洛阳丝绸之路起点最宝贵的力证。……洛阳景教经幢的出现确实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益于对唐代景教、丝绸之路、粟特移民、洛阳墓葬、宗教艺术以及社会诸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对千年以前景教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推动。”[※注]其七，对于景教兴衰及其在中国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认为景教实际上已代表了基督教在华本色化的最初尝试，但由于其在融入佛道中过早失去了“自我意识”，没有凸显其主体性而不被中国人所特别关注，并最终导致其作为佛教宗派遭禁而消失。
元朝景教研究则与元朝也里可温教的研究同构一体，共同展开。这一领域的当代成果可以追溯到陈垣1918年发表的《元也里可温考》，此后译著颇丰，专著不多，一般为综述性、通史类著作相关章节的叙述，如罗香林的《唐元二代之景教》（1966年）、江文汉的《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1982年）、罗光的《教廷与中国使节史》、顾卫民的《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中所载。在近十年来，这一研究取得一些重要突破，其代表性成果包括牛汝极于2008年出版的专著《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等。
元朝也里可温研究的范围要大于唐朝景教所涉，因为“也里可温”既包括唐以来延续的景教，也包括元朝时新传入的天主教。这一研究涉及以下重点问题：一是关于“也里可温”名称的真实意义问题；传统上一般倾向认为“也里可温”为蒙古语“有福缘之人”的音译，但这一说法并非学界共识，其分歧较为明显地表现在陈垣、张星烺和朱谦之等人的论述上。陈垣认为“也里可温”应作“有福分”“有缘人”之解，而且同一发音还有不同的“伊噜勒昆”之汉语拼写。张星烺坚持“也里可温”实乃唐景教碑上“阿罗诃”之转音，故为“上帝教”“信奉上帝之人”的蕴涵。而朱谦之则指出“也里可温”还可解释为基督教教士、司铎、修士的尊称，有宗教“长老”之义。此外，牛汝极综合国外学者的研究而说明“也里可温”本为突厥语和蒙古语的发音，但均源自希腊文，原为“领袖”“教主”“上帝”等词义，“该词在中亚和蒙元时代专指‘基督教’”。[※注]二是关于元朝景教的分布情况；在元朝早期景教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如蒙古和中亚突厥部族的克烈、乃蛮、汪古等族。蒙古人入主中原后景教先是在元大都及周边地区活动，形成一定规模的发展；今天北京房山地区景教遗址的考证、发掘使这段历史依稀可辨。而在元朝鼎盛时期，景教也在江南获得发展，“景教七寺”的文献和相关考古发现则为其明证。三是关于元朝天主教首次传入的问题；尤其是天主教各修会沿着古代丝绸之路的东传史和西方“使者”的东行探险及其留下的“游记”等记载，如马可·波罗、柏朗嘉宾、鄂多立克、鲁布鲁克等人；最后以方济各会的成功传入和孟德高维诺在元都汗八里建堂立教而形成了“也里可温”的另一部分重要内容。其涉及的问题包括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天主教在华成立总主教区和在南方泉州（“刺桐”）等地的发展，以及元代景教与天主教的矛盾冲突等。四是关于元朝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等文献的研究；对此，牛汝极在其新著中指出：“中国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的文字属景教体字母，其记录的语言是中世纪叙利亚语和回鹘语。大部分铭文都是叙利亚语—回鹘语双语性质的。这些铭文中的叙利亚文和叙利亚语及回鹘语与中亚七河流域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碑大致相同。”“关于墓碑的族属，我们认为应为元代的畏吾儿、回鹘后裔汪古或其他突厥语部族如乃蛮等，其中多数为畏吾儿，这也包括泉州发现的墓碑。”“这一批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碑的发现和解读对也里可温在中国元代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为基督教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尤其是操突厥语部族传播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这批碑铭文物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其进行抢救、整理并尽快研究，不仅对学科建设和文物保护有积极促进作用，对当地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也有现实意义。”[※注]从总体来看，对元朝也里可温的研究仍很薄弱，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已有所加强，发现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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