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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

二 中国佛教宗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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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20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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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有价值的佛教研究成果数量众多,不胜枚举。以下仅是分类列举一些著作,以便说明我国学术界佛教研究所涉及的范围,所具有的特点,所走过的路程,以及大致的发展趋向。杨曾文的《日本佛教史》(1995年)及其主编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1996年),是中国学者研究日本佛教的代表作,反映了中国学者在一定阶段内认识整体日本佛教所能达到的水平。在韩国佛教研究方面,何劲松的《韩国佛教史》(上下卷, 1999年)是一部韩国佛教的通史著作,另有《近代东亚佛教史》,均为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由于国外佛教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随着对世界佛教通史研究的展开,这种局面已经出现明显改变。
关键词

佛教

中国佛教

禅宗

佛学

成果

藏传佛教

禅学

佛教研究

密宗

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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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佛教宗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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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产生的中国佛教宗派,标志着中国佛教的理论创造达到了高峰,标志着中国佛教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凡是研究隋唐及其以后的中国佛教都要涉及佛教宗派问题。但是,改革开放以前,有关佛教宗派的研究成果以论文为主,多数成果包括在与研究隋唐佛教有关的著作中,还没有出现篇幅较大的专门著作,包括通史类著作。有关各宗派历史、人物、典籍思想的专著也很少。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1962年)、吕澂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郭朋的《隋唐佛教》、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等,都对中国佛教宗派有程度不同、篇幅不等的论述。这些成果为以后佛教宗派研究的深入和提高或者指示了方向,或者奠定了基础,或者提供了借鉴,是有持续影响力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研究各宗派的专著。江苏古籍出版社历经十几年的努力,推出了中国佛教宗派研究系列丛书,可以作为中国佛教宗派研究实质性进步的重要标志。

第一,禅宗研究。

在中国佛教研究中,学术界对禅宗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投入人力最多,取得成果最丰富,研究视野最开阔的领域。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出现了研究禅宗历史、思想、流派、人物、典籍以及禅宗文化、禅与艺术等方面的大批论文和著作,出现了所谓的“禅宗热”。直到今天,这种热度似乎仍然没有降温的迹象。

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首先,是禅宗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无论是对整个佛教还是对整个中国哲学,禅宗都是影响最大的一派,并且至今有重要的社会影响,从而激发了研究的热情。其次,国外因素的促动。自“二战”以后,以日本学僧铃木大拙等为主,把东方的禅学传到西方,不仅逐渐为西方学者所关注和研究,而且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用。中国的“禅学”被西方重新发现和重新解释,甚至被作为“东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代表,当成了对抗西方文明——实指近现代科学和思维理性的根据和资源。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注重禅在调节心理平衡和治疗精神性疾病中的作用;某些社会学学者和哲学家,把禅当作反科学、非理性和直觉主义的古典模式,希望由此引导人们回归人性和自然;某些新兴小型宗教团体力图在禅中发掘信仰治疗的功能,并当作开发超自然、超心理诸种“神通”的有效方法。最后,国内的社会需要。随着国内佛教的发展,把禅引入心理治疗,或作为消除烦恼,修身养性的一种方法,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同时,有些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和旅游的原因,积极支持禅宗文化建设,对学术界的禅宗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于禅宗方面的论文数以千计,不胜枚举。有规模的著作也是数以百计,其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学、语言学、伦理学、宗教学、文学、心理学等领域。其中,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1993年)是一部禅宗通史著作,叙述从印度禅学到清末禅宗的流变历史。撰写本书的初衷,是为了将神化了的禅宗还原它的世俗基础,将它被描绘得虚玄模糊的面目清晰起来。比较有特点的著作有顾伟康的《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1986年),葛兆光的《禅宗与历史文化》(1987年)、《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九世纪》(2001年),正果的《禅宗大义》(1989年)、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992年),潘桂明的《禅宗的历程》(1992年),邢东风的《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1992年),魏道儒的《宋代禅宗文化》(1993年),陈兵的《禅学与东方文明》(1994年),麻天祥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1997年),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1999年)、《宋元禅宗史》(2004年),吴立民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1998年),吴言生的《禅宗思想源流》(2001年)、《禅宗哲学象征》(2001年)、《禅宗诗歌境界》(2001年),徐文明的《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2004年),龚隽的《禅史钩沉——以问题史为中心的论述》(2006年),纪华传的《江南古佛——中峰明本与元代禅宗》(2006年)等。

除了禅宗通史、断代史之外,还有专题性质的研究,例如对禅宗某个支派、某个地区禅系或国外禅学的研究等。例如,洪修平的《东山法门与禅宗》(1996年),邢东风的《禅悟之道——南宗禅学研究》(1992年)、《石头希迁与曹洞宗》(1997年),方广锠的《印度禅》(1998年),洪修平、孙亦平的《如来禅》(1997年),董群的《祖师禅》(1997年),梁晓红的《日本禅》(1997年),苏树华的《洪州禅》(2005年)等。还有比较性质的禅宗文化研究,例如洪修平、吴永和的《禅学与玄学》(1992年),徐小跃的《禅学与老庄》(1992年),陈兵的《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1992年),赖永海的《禅宗与中国文化》《佛道诗禅》(1990年),谢思炜的《禅宗与中国文学》(1993年),黄河涛的《禅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嬗变》(1994年),季羡林主编的《禅与中国园林》《禅与东方文化》(1996年),孙昌武的《禅思与诗情》(1997年),等等。

第二,天台宗研究。

在佛教宗派研究中,有关天台宗的成果之丰富,仅次于禅宗。王志远的《宋初天台学窥豹》是第一本天台学方面的专门著作,其后有影响的通史性著作有潘桂明、吴忠伟的《中国天台宗通史》(2001年),董平的《天台宗研究》(2002年),朱封鳌的《天台宗史迹考察与典籍研究》(2002年)、《中华天台宗通史》(2001年)等。研究天台宗人物的专著有张风雷的《智顗评传》(1995年),潘桂明的《智顗评传》,李四龙的《天台智者研究——兼论宗派佛教的兴起》(2003年),俞学明的《湛然研究——以唐代天台宗中兴问题为线索》(2006年)。此类研究天台人物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不局限于传主的历史、思想,而是研究视野开阔,联系到佛教史以及哲学史上的很多重要问题进行论述。关于天台宗历史、教义、人物的论文很多,并且出版了相关的论文集,如黄心川主编的《光山净居寺与天台宗研究》(2001年),收集了中日学者相关论文44篇,附录15篇。

第三,其他佛教宗派。

在华严宗研究方面,发表的关于本宗历史、人物、思想、典籍的论文很多,所论述的问题各有侧重和特点。方立天从1980年开始发表了多种华严宗的论文和著作。其中,《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分析了华严宗理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和特点,以及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台湾贤度有《华严学专题研究》(1988年),《华严学讲义》(2001年)等著作,王颂有《宋代华严思想研究》(2008年)。本宗通史方面的著作有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1998年)。贯穿本书的整体思路有四:其一,华严支品、本部和眷属经典分别代表了华严经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支品最能反映华严经学的最初形成面貌,本部最能反映华严经学的成熟形态,眷属经最能反映华严学与其他部类大乘经典和思潮的关系;其二,从域外传入的华严经学向华严宗学的过渡,本质上是形象描述的宗教文学向概念分析的宗教哲学的过渡;其三,禅宗中的华严学本质上不是华严学,而是禅学;其四,华严宗学不仅在佛教内部促成了多种净土信仰形态的形成,而且深深影响了宋明理学。

净土宗没有师徒传承法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派。但是净土信仰在僧俗信众中流传广泛,是仅次于禅学的佛教信仰体系。净土宗重修持轻说理,关于本宗的哲学探讨不多,而对于本宗历史、人物的研究论文比较多一些。陈扬炯的《中国净土宗通史》(2000年),是首部净土宗的通史著作,论述了翻译的净土经典,中国历代弘扬净土教义的高僧事迹、思想和社会影响。魏磊的《净土宗教程》主要论述净土信仰的修持方法和过程等,刘长东的《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是一部断代史性质的净土信仰流传史。

密宗以重视密法修行和坛场仪轨为特点,在唐、宋、元等朝代分别有兴盛时期。由于密宗的一些修行规定曾引起消极的社会影响,受到多方面的批评和抵制,有些著名学者甚至不承认从印度传来的密教属于佛教。因此,在密宗研究方面,改革开放以前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没有比较系统的专门著作。除了研究密宗历史、人物、思想的论文之外,研究本宗修行仪轨、艺术等方面的成果比较集中。中国佛教协会编的《中国佛教》(1982年)第二辑所载高观如的《密宗》,是百科全书的词条,篇幅虽然不长,比较清晰地介绍了中国密宗的历史演变历程、主要教理和特点。吕建福的《中国密教史》(1995年)是密宗研究的代表作,系统全面地梳理了密教在我国的发展演变历史。

三论宗存在的时间比较短,出现的重要人物比较少,产生的社会影响比较小,因此,研究成果也并不很丰富。各类成果的研究重点,是在本宗的创始人吉藏及其弟子、本宗的理论特点,以及本宗所注重的典籍等方面,所涉及的范围相对要小一些。研究本宗人物的专著有华方田的《吉藏评传》,研究本宗历史的著作有杨永泉的《三论宗源流考》、李勇的《三论宗佛学思想研究》(2007年)。董群的《中国三论宗通史》(2008年)是一部通史著作,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三论宗的兴盛与沉寂历程,代表人物与重要典籍,以及重大事件与文化影响等。

唯识宗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就有不少学者重视对该宗人物、典籍和思想的研究。在玄奘及其著作《大乘起信论》、唯识基本理论等方面,有很多论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出版了这方面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的专著种类更多。杨廷福的《玄奘论集》(1986年),田光烈的《玄奘哲学研究》(1986年),是研究玄奘历史和思想的重要著作。周贵华的《唯心与了别——根本唯识思想研究》(2004年)、《唯识心性与如来藏》(2006年),利用汉文和藏文的资料,对唯识学重要学说发展脉络进行了系统分析,是近年来受到重视的新成果。还有释正刚的《唯识学讲义》(2006年),韩廷杰的《唯识学概论》(1993年)、《唯识宗简史简论》(1999年)等。杨维中的《中国唯识宗通史》(2008年)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唯识宗通史著作,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该宗兴起、发展和衰微的历程。

在律宗研究方面参与的学者并不多,成果相对较少。除了一些有关本宗人物、思想的论文之外,还有劳政武的《佛教戒律学》等。王建光的《中国律宗通史》(2008)是国内第一部律宗通史著作,详述了自东汉以来的律学传入,律宗从唐代直至民国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各个时期的主要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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