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及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哲学史研究分两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是所谓“十七年”，为第一阶段。“十七年”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阶段，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虽有教条主义、“左”倾思潮等的错误影响，但这时期的研究具有对劳动人民的重视、对非正统的提扬、对统治阶级的批判等值得肯定的方面。这一时期，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明显反映出教条主义对中外哲学史研究的干扰、打压，以及中国哲学研究者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反思和对教条主义的抗议。1966年至1977年为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评法批儒，进一步是非淆乱，在极“左”的氛围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研究及其方法论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有胡适以实用主义为根基研究中国哲学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典哲学的《中国哲学史》。二者的共同点是，都以西方哲学的某一学术流派或观点作为自己研究的方法论根据，其研究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亦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所要遵循的根本原则。

一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新气象与重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占指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如何学习、认同并在此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哲学史的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哲学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改造运动，思想上起了根本的变化。许多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放弃了自己的唯心主义体系，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衷心支持者；多数的自然科学家也摆脱了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支配，而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指导；一般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以外，也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烈拥护者。[※注]这一时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出现的现象及思想转变主要有：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讨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在党的组织下，首先是积极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一方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定期举行讨论会，学习、讨论马克思主义。1951年，中国新哲学研究会成立。在这个学会里，分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逻辑、中国近代思想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几个组。此学会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讨论更加深入。如1951年2月11日，新哲学会筹备会即举办学习毛泽东著作《实践论》的讨论会。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公开、扩大译介，哲学工作者可以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其次是参加社会活动和群众工作。通过参加农村的社会活动以及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实际状况，体会中国农民的思想感情，能够站在农民的立场思考历史和哲学，并对过去的哲学史研究进行反思和批判。这也为进一步理解历史唯物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奠定了基础。再次是对于苏联教学方法的学习并受其影响。苏联哲学专家的到来，使人们对马列主义有了更多的了解，使很多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同时，苏联的学风也给中国的学术界、哲学界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如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偏见；哲学教学中只讲正面的不讲反面的，只讲唯物主义、不讲或少讲唯心主义；用行政手段解决学术问题，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对待，如日丹诺夫在西方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成为研究哲学史的唯一指导方针，不允许讨论。苏联学风的片面性、简单化及政治化的特征，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注]此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教条主义倾向、对唯物唯心关系的片面认识等皆由此发轫。

总起来说，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系统认真的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被广大学者所接受，并把它运用于一切社会历史领域内。中国哲学史这个阵地也被历史唯物主义所占领，逐渐成为一门崭新的社会科学。同时，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已得到全国的公认。

（二）中国哲学史研究队伍的变化

在马克思主义学习讨论的基础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队伍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在数量上，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只限于少数学术专家。新中国成立后，在原有的哲学史工作者基础上，形成了一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业队伍，而且还拥有一大批业余爱好者，这些人都获得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和机会。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几次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讨论，如对孔子的评价问题，除了专业人员以外，社会上很多人参加了讨论。这样一支研究队伍的出现，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呈现出阵容强大的局面，而这支队伍也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主力军。在研究的思想立场方面，从前已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等人，这些人在50年代后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中国古代哲学史；另外如冯友兰、张岱年等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经过学习、讨论乃至自我批判，放弃了唯心主义的哲学史观，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重新研究和探索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对象和方法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突破了传统经学正统的研究，突破了以儒、道为主的研究模式，对历史上多数学术流派进行了研究；突破了以重要思想家为对象的领域，对历史上不受重视或重视不够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如王充、范缜、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张载、李贽、方以智、王夫之等人，他们的思想学说历来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他们的研究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把军事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思想，如医学、农学中的哲学思想吸收进哲学史，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丰富了起来；着眼于哲学同科学的密切联系，揭示了一些科学家及其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如《黄帝内经》、杨泉的《物理论》、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智慧资源。此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突破了固有的研究问题，对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特点、性质以及基本主张进行研究，如他们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在当时是进步还是保守，代表哪个阶级，他们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社会历史观有些什么内容，等等。这些问题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但这样的研究表现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新的方法论和问题意识上呈现出的新局面，也为哲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对胡适、梁漱溟唯心主义批判活动的展开

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在社会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使哲学工作者在哲学研究的立场、态度、方法有所转变，在宣传和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学术界展开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和斗争。《人民日报》1955年4月11日，发表了题为《必须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社论。社论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就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此，党在思想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宣传唯物主义的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思想。唯心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所以必须集中批判唯心主义。[※注]由此看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与其说是理论问题的争论，不如说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批判中，发生于中国哲学领域的有两次，即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思想批判运动。参加这次批判的包括当时思想界众多知名人士，持续时间长达两年之久，批判范围远超哲学领域，涉及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个方面都是罕见的。由于胡适将实用主义应用于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胡适的思想就成为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思想阵地的主要思潮。对胡适思想批判的目的之一便是：从思想上使人们分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是非以掌握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学习》杂志1955年第1期发表评论：《展开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由此开始了对胡适唯心主义的批判。对胡适哲学思想进行批判的矛头直指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学者们指出，实用主义是一个属于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的流派。实用主义把“实在”看做由感觉和观念所构成的，否认在感觉和观念以外独立存在着的客观实在，认为对于感觉和观念以外的东西应抱“存疑”的态度，这至少是一种不可知论。艾思奇从六个方面对胡适的实用主义进行批判，如，实用主义是美国资本主义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最反动腐朽的唯心主义哲学，它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实用主义主张主观真理、否认客观真理；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是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等。这些批判虽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但未能摆脱政治批判的窠臼，难以在学理批判上达到一定高度。[※注]

1955年5月11日，冯友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一文，是从哲学思想上对梁漱溟进行批判的开端。接下来，哲学界许多知名学者对梁漱溟的文化观、哲学思想进行批判，主要有：梁漱溟借用佛教名词来建立起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实际上是贩卖柏格森的反动哲学；梁漱溟的文化观的依据是印度佛教的唯心论和儒家学派的唯心主义，尤其是陆王学派的主观唯心论；梁漱溟的哲学思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封建主义的逆流，是一锅东西方各种反动唯心主义的大杂烩，主要表现为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等等。梁漱溟作为思想家并不以思想理论的严密见长，与其说他是一个理论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实践家。梁漱溟的理论固然存在许多弊病和矛盾，亟待指出与批评，然而50年代中期（基本上是1955年的后半年）的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却有失公允。如果说对胡适的批判还稍具学理批判的意味，而对梁漱溟的批判则是在“廷争面折”后掺入了更多政治和情感的因素。在其中，客观、公正的批评微乎其微。可以说，对胡适与梁漱溟的唯心主义的批判，与其说是理论批判，不如说是一种政治任务。

在对胡适、梁漱溟唯心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哲学界亦展开了对冯友兰、张岱年等旧的哲学研究的批判，同时，冯友兰适时地进行了对自己的“理学研究”及其方法论的自我批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的新的时代的开始。旧的中国哲学史体系和研究方法、立场不能自动改变，在思想领域开展反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斗争，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展开对唯心主义倾向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但以政治的高压和权势的力量来压制人，不允许被批判者说理和自我辩白的做法，使思想研究和学术讨论具有浓重的政治气味，使学术研究缺少了自由的空间。

三 中国哲学研究的唯物史观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显示出一定的生机与活力。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重新研究和探索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获得了新的理论认识；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继续研究或展开新的研究。上述研究标志着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唯物史观方法论基础的确立，具体表现如下：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法

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坚持此基本原理，正确评价哲学史上思潮、体系或流派的发生和发展，给哲学史和哲学史家以科学的说明和评价，这是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共同方法论基础。在唯物史观的这个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出发点，首先便是通晓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状况。研究哲学史问题，首先必须着眼于社会经济关系对于哲学思潮的发生所起的决定作用，这样才能够找到思想发生、发展的真正的物质原因。侯外庐、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著名的哲学史家都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础，进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各自出版了学术专著和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侯外庐指出：“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我们也必须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将哲学思想置于历史的具体环境中，即置于一定的社会阶段及其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解剖，从而确切地理解它究竟反映了怎样的时代精神，具有怎样的时代烙印以及它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法，使中国哲学史研究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阈，使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了丰富的内容和问题。但此原理的模式化也造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教条化。比如说两汉经济关系的变化并不是很大，而汉代哲学家思想的差异则是很大的；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王朝，宋、明的经济关系变化也不大，但宋明哲学家的差异和对立则是明显的。如何解释这些差异？对思想领域里的这些不同，对于哲学家及其思想的丰富性，只是普遍性地论述时代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状况，以作为研究这些哲学思想的背景，显然是不够的。

（二）阶级分析的方法

唯物史观的另一重要主张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此一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亦遵循这一方法论原则。相对于侯外庐等注重社会史研究的特点，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更注意在哲学史研究中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注重阶级斗争对哲学思想的影响。任继愈指出：“任何一种哲学总是带着深刻的阶级烙印，总是代表着（有时是公开地、直接地，有时是隐讳地、间接地）特定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是特定阶级的代言人。我们在考察哲学思想的发生发展、相互斗争、相互转化的过程时，一刻也不能离开阶级分析。在万象纷纭、充满矛盾的阶级社会里，只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就要迷失方向，堕入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泥沼。”[※注]任继愈还指出：“哲学是反映一定的阶级利益的世界观的科学。脱离了阶级就没有办法讲哲学史。”[※注]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唯物主义高潮的出现与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有关。阶级地位、阶级斗争决定哲学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原则。中国哲学史研究以此为方法论基础，获得了全新的视角，对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家在其生活年代中进行研究和评价，这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从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哲学，与新中国成立前胡适、冯友兰纯以西方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或者以兼本仁义礼智的传统方法去分析中国哲学，自有它深刻的一面。然而，这种方法的应用与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一样，未能揭示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未能按照中国哲学的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而且，随着此研究方法被模式化、教条化、凝固化，它对中国哲学研究所起的消极的、负面的影响也日益凸显。

（三）中国古代哲学中唯物主义思想的发掘

此一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哲学史工作者重视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表现，重视对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传统的发掘以及对唯物、唯心斗争规律的研究。前述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都强调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高扬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侯外庐在《中国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一文中，从中国哲学史的五个主要方面论证了其中的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他指出：“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传统有着丰富的内容，我们应该科学地总结这一份宝贵的遗产。”[※注]

在对中国唯物主义思想所进行的研究中，张岱年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1957年）是一部代表性著作。张岱年把中国古典唯物主义分成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周秦时期，这是唯物主义萌芽与成长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两汉时期，这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复杂化的时期；第四个阶段是宋元明时期，这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发展达到高峰的时期。张岱年先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古典哲学在基本方向上是与世界别的国家的哲学一致的，都是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交互斗争、交互影响为主要内容。然而，在具体表现上，却不能不有其特殊的形式。他认为，在中国古典哲学中，许多基本概念都是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共同使用的；但是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却对之有不同的理解，对之采取了不同的看法。张岱年在文中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如气、太虚、天道、道、太极、理、神、体用、质用、本体、实体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分析了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对哲学概念的不同使用。[※注]此文虽承认唯物、唯心斗争的前提，但其分析非常平实，没有唯物、唯心斗争的强烈色彩，是当时哲学史研究不多见的好文章。

另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亦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与转化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研究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物质关系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的不同回答决定哲学家及其思想是唯物或是唯心。中国哲学中也有唯物、唯心之分，这是不成问题的。以唯物或唯心的特征去分析某些哲学家及其思想，也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内容。即便现在，我们也可以就这一问题来分析某些思想家的思想特征。但如果一切都以唯物、唯心的划分为标准，则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失去了丰富的、独特的内涵，也使某些哲学家的思想变得面目全非。其实，并不是每个时代的哲学都体现为唯物、唯心之争。如宋明哲学的争论与斗争主要发生在同为唯心论的程朱、陆王之间，而不发生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

第二节 中国哲学研究的“两个对子”范式与相关论战

从1950年到1966年的17年，中国哲学史研究基本上确定了以唯物、唯心的斗争为主线，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为方法论的原则。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思想界和哲学界中受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国哲学史的正常研究受到极大干扰。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硬要给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戴上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帽子。进一步，则硬要给历史上的哲学家都贴上进步或反动的政治标签。由此，“唯物＝进步，唯心＝反动”的“两个对子”范式主宰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稍有不同意见，则群起而攻之。然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否所谓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是反动的，其思想都是错误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到底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在政治上到底是进步还是反动？我们如何正确对待祖国的哲学遗产即传统的哲学思想？如此等等。在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不到一年的时里，这些问题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上进行了公开、集中的讨论。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哲学史会议是这次学术讨论的高潮。

一 关于“两个对子”范式的反思

195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在此基础上，《哲学研究》编辑部组织“百家争鸣”笔谈，在1956年6月出版的该刊第3期上，贺麟与陈修斋联名发表了《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文章指出只有让唯心主义也有宣传的自由，才能促进自由思想，使辩证唯物论内部的争论很好地展开，唯物主义本身也才能有迅速的发展。否则，就使得许多人顾虑重重，不敢发挥独立思考，不敢发表创新的意见，而只是斤斤计较于提法是否“经典”，论证是否有经典著作上的根据。这样要不陷入教条主义就很难了。另一方面也造成一种在评论和辩论上的简单化和粗暴的风气，往往把一种思想贴上一条唯心主义的标签，就以为问题已全部解决，不必再进行什么具体的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了。文章大胆而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哲学界过分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矛盾的斗争性的弊端，“在过去，由于片面狭隘地了解哲学的党性，和学术思想不能脱离政治，在哲学史工作的实践中，是几乎把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都当成政治上的敌人来处理的”。文章充分肯定了唯心主义哲学系统或观点的重要哲学价值，反对将其与政治上的反动打上等号，批评了对判定为唯心主义的哲学家的全盘否定态度。[※注]

这篇文章切中了哲学研究的时弊：一是教条主义的倾向；二是唯物唯心斗争片面化的倾向。文章是对教条主义倾向与“两个对子”范式开出的第一枪，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在此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发表郑昕、冯友兰、任继愈、张岱年等的文章，对上述问题及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其他问题进行讨论。

此后，郑昕发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提出具体研究唯心主义的主张。他指出：“过去的宣传品或课堂中对现代的唯心主义的批判都是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事实证明这样做，对我们并无好处。”“为着最后战胜唯心主义，就要深入地研究唯心主义，就要做具体分析工作，不能以政治口号代替论证。”[※注]

在《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一文中，冯友兰先首先承认这样的前提，即哲学是唯物主义思想在与唯心主义斗争过程中发展的历史，是辩证法思想在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的历史，这种哲学史观是关于哲学史研究的正确的理论。他同时指出，我们不应该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限制到自然观和认识论的范围之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贯穿在人的整个的思想领域之内。在思想领域的各个部门，都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时时刻刻都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过这个斗争的集中表现，经常是围绕着某一时期生活中的最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一定都是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各时代或各民族的历史里，也不都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和对象的问题。关于唯物、唯心斗争的范围，他说：“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底历史，这是哲学史底一般性。这个斗争在各时代和各民族底哲学史里是围绕着不同的问题进行的，这是各时代各民族底哲学的特殊性。研究哲学史的工作，应该在特殊里显出一般。这样的一般才是有血有肉的具体真理。中国哲学史必须这样作，才可以显出它底丰富的内容和它底特点。”冯友兰先生以少有的直陈的方式批评哲学史研究中片面强调唯物、唯心斗争的问题，他指出：“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我们总以为要说明斗争底情况，必先划出一个明确的阵线。在这阵线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垒’，沿着‘为界’的黄河各自继承着各自底传统，各自发展，像两条平行线一样，为各自的阶级利益服务。”“我们近年来的哲学史工作，就是把唯心主义看成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我们近年来的哲学史工作，大概用的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底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了，使本来是内容丰富生动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真实态度。

任继愈先生撰文指出，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有不够全面的地方，如果仅仅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当做哲学史研究的对象，会有三方面的缺点：第一，使人认为研究哲学史仅仅是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就会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留下空白点，而使人偏重于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第二，日丹诺夫没有充分指出哲学史的任务不仅在于阐明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斗争的规律，而且也在于阐明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思想斗争的规律。第三，日丹诺夫的发言没有给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流派以应有的地位，使人认为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出现不过是简单地为剥削阶级服务。他说：“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也有它的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唯心主义哲学学说的产生，一方面有它的阶级根源，另一方面也有它的认识论根源。”唯心主义“不是多余的，而是必要的”。[※注]

在1957年1月13日、22日的《人民日报》上，张岱年先生相继发表两篇文章谈关于唯物、唯心的问题。前文引用陆定一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中的话：“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传唯物主义或者是宣传唯心主义，都是有自由的。”他在文中主要谈三个问题，重点则落在第二个问题上：关于哲学理论斗争的规律与特点，即关于如何评价唯心主义的问题。张岱年先生指出：“唯心主义不仅有阶级的根源，而且还有认识论的根源。在阶级消灭之后，唯心主义仍然会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哲学领域内仍然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局面。”他主张唯心主义的公开化，“唯心主义公开化，就更便利于思想的活跃，更便利于理论水平的提高。”关于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中的作用问题，他说：“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上是否仅仅起消极有害的作用呢？事实上不是那样。唯心主义也有它的助长思想发展的一面。它看到了许多唯物主义者所忽略的事实，它看到了许多不易解释的现象，它更注意到许多不易解决的困难问题。例如，主体有能动作用这种事实，常为过去的唯物主义者所忽视，而唯心主义者却观察到了。”“但是，唯心主义者曲解了所看到的事实，过分夸大了困难的问题，于是就陷入于错误之中。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还是需要加以研究的。所以唯心主义的思想学说可能有助于唯物主义理论的丰富与提高。”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关于哲学理论斗争的形式，他说：“哲学理论斗争不是简单的运用强烈的斗争，而是一种细致的深入的通过理论分析的斗争。一笔抹煞的办法实际上是不能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效果的。近几年来对于唯心主义的批判，往往有简单化的毛病。有时给错误的思想扣上一顶唯心主义帽子，就以为解决了问题。……对于唯心主义的许多论点，是必须加以仔细分析的，必须加以有力的论证，加以明锐的辩驳。……总之，容许唯心主义有宣传的自由，不仅无伤于唯物主义的威信，反而可以促进唯物主义的繁荣。”“在社会主义建成之后，哲学领域内的百家争鸣，绝不仅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的争鸣，而更重要的是唯物主义阵营内部的不同学派之间的争鸣。”[※注]这样的观点与前述贺麟、陈修斋先生的主张不谋而合，都是关于哲学史研究的客观认识。

在《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张岱年在朱伯崑、冯友兰的文章基础上，继续探讨“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问题，他认为：“在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相互批评相互攻击的，但在另一方面却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中国历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过程中，有两点显著的现象值得注意的。第一点是，唯物主义的胜利往往使唯心主义改变形态，而唯心主义的新形态的出现又对唯物主义提出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两者的相互作用。第二点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更往往有交相渗透交相推移的情况。”他具体谈到中国哲学史的例子，从北宋到明清之际的哲学发展过程中，有两次重要的转变。一次是从周敦颐与张载到二程，这是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的转折。又一次是从晚明心学的盛行到清初唯物主义的主张，这是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折。在这两次转变过程中都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交互渗透的情形。张岱年在谈到“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否限于宇宙观与认识论的范围之内”的问题时说：“我们应该承认，在过去的历史观与伦理学说中也有唯物主义的萌芽。……而在后者的范围内，唯物主义的观念不免是片断的不成体系的，而且往往与唯心主义观念夹杂在一起。”[※注]他的意思是，历史观与伦理学说也有正确的地方，中国传统哲学中，很多思想是有存在价值的，即使是唯心主义也有值得研究的东西。

回过头来，我们注意到，在1956年10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朱伯崑先生所发表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文，该文基本涵括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讨论的问题与范围。此文既是关于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几年来的教学研究经验的总结，又突出了当时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是对“两个对子”范式的全面反思。在唯物和唯心的界限问题上，朱伯崑认为，分析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总要指出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阵营，但做起来并不那么简单。“有的哲学家的思想，既有唯物主义的成分，又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二者很难说哪一方面是基本的。”在阶级分析问题上，他指出，按照一般的说法，唯心主义总是代表历史上反动和没落阶级的利益，而唯物主义总是代表历史上进步的阶级的利益。但这个问题也不是那么简单。有人曾经认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农民是被剥削的阶级，因此反映农民的哲学观点，应该是唯物主义的。但实际上并不然。例如，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家相信上帝，总不能说，他们在世界观上是唯物主义者，又如老子、庄子，等等。如果说，这些问题只是例外，但历史上这种例外太多了，原则也就成问题了。在对唯心主义的评价的问题上，朱伯崑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尤其一些年轻的同志，曾经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者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即使其中有些好的东西，也不愿讲。并且对唯心主义哲学的分析过于简单化，认为只要指明他是个唯心主义者，是为反动阶级服务的，目的就达到了。而且为了加强哲学史的党性原则，在讲授中往往把唯心主义者臭骂一顿，以为就算完成任务了。显然，这种对待唯心主义的方式，不能满足目前的要求了。

以上文章与讨论，集中表达了在1956年下半年相对宽松的氛围中哲学界对哲学史研究中唯物、唯心问题的反思，也成为1957年1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会议的主题。

二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会议”的激烈交锋

1957年1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我国当代哲学史上一次绝无仅有、颇具深意的盛会。这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的一次学术盛会。参加会议的学者除来自北京大学外，还有来自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央高级党校的学者以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的学者。1957年1月29日，《光明日报》以“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一百多人的座谈会热烈讨论中国哲学史的若干问题”为题，报道了这次会议。据报道，参加这次讨论的哲学工作者、历史工作者共一百多人，在会上发言的有三十多人。其中很多都是从事哲学历史研究工作三四十年的老专家。会上，对每一个争论的问题都没有作出结论。会议自始至终充满着的自由争辩的空气，充分体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现在看来，这次会议是在“双百”方针贯彻后，中国哲学界唯一一次集中对哲学界唯苏联专家之马首是瞻、奉斯大林—日丹诺夫教条主义为圭臬的抗议。可以说，在1949年至1978年间，这种自由争辩、自由讨论的空气是不曾有过的奇观。

（一）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问题的争论

会上讨论得最热烈的是关于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问题。一方以贺麟、陈修斋为代表，一方以关锋为代表。贺麟说，日丹诺夫把哲学史定义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是研究哲学史必须掌握的原则。他认为，哲学史不是单纯的唯物论继承唯物论、唯心论继承唯心论。唯物论者与唯心论者的关系也不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有时可以说是师生朋友的关系；不是红与白的关系，有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系。在贺麟发言的基础上，陈修斋指出，人类历史上出现唯心论并不是偶然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说唯心论是历史上必要的，并不等于说它是正确的。它比起唯物论来，当然总的说来是错误。但他认为，虽然是错误，如果没有这个阶段，唯物论不可能一步步提高。因此，它是唯物论发展过程中一个必要的环节。作为唯心论，在人类思想发展上有它的贡献。[※注]

关锋认为：拿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做朋友的事实来掩盖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敌对性和他们斗争的尖锐性，也是错误的。关锋也不否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有互相影响渗透的关系。但他认为“所有这些都不排斥它们之间尖锐的斗争”。[※注]会后，在1957年2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关锋发表《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长文。关锋针对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以及贺麟《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主要针对贺先生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二文，以整版篇幅作长篇大论，并开始了对不同意见的“打棍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根本原则上是完全相反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我立你倒’，没有妥协的余地”。“贺先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不能认为唯物主义绝对正确，唯心主义绝对错误。’这种说法只能混淆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正确跟错误的界限。”

会后，贺麟先生与陈修斋先生也陆续发表文章，捍卫自己的观点。陈修斋先生尤其因此招致打击报复。[※注]1957年5月召开的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座谈会上，贺麟先生认为“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斗争的绝对性”，是一个“不见经传的教条”。他说：“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并不是对抗性的，它是学者对学者的学术争论。”他认为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的斗争，在师生朋友间进行，才真正尖锐，如没有友谊作为基础，则会一笑置之。[※注]哲学家的豁达、坦然及对真理的执著追求，跃然可见。

（二）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问题

如何继承祖国的哲学遗产，也是这次讨论会的重要议题之一。特别是关于继承遗产的标准问题及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引起很大的注意。在此前的《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文中，冯友兰提出要注意中国哲学史中哲学命题的两方面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二是具体的意义。从具体的意义上看，中国哲学中很多命题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就其抽象意义说，则有进步作用，是可以继承的。如中国哲学史的丰富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讲修养方法和待人处世的方法。这些思想按其具体意义说，都是封建社会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但按其抽象意义说，大部分还是可以继承的。[※注]在座谈会上，冯友兰继续阐述了自己这方面的观点。冯友兰先生是在当时全面批判、诋毁、抛弃传统哲学的氛围中，为保持、延续中国哲学的命脉，不得已而求其次，提出这样一个思路：在以所谓不是唯物就是唯心、不是进步就是反动、不是统治阶级就是被统治阶级的武断的二分法和单维价值判定的铁律下，能不能略有松动，即退后一步，承认孔孟老庄、程朱陆王等先贤显圣所论述的命题、观点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具体意义或有所谓“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一面，是不是还应当看到他们却具有超越具体时空的抽象意义与价值的一面呢？[※注]冯友兰先生的苦心孤诣不但不为人所理解，反而被关锋等人冠之以“抽象继承法”，会上与会后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

艾思奇在这个问题上作最后发言。他首先强调了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方法。他认为，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因此对于哲学遗产肯定什么、否定什么，主要看它是不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区别遗产中的精华与糟粕，只要以它是不是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为标准就可以了，不必再绕别的什么弯子。[※注]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讨论并没有结束。据《人民日报》报道，1957年5月11日，哲学史家聚会于北京大学临湖轩，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继续探讨了关于哲学史的继承问题。5月14日，会议第三天，在遗产继承问题上尖锐交锋，李日华和杨宪邦都不同意冯友兰关于抽象意义可以继承的论点。

哲学史会议之后，到该年的5—6月间，报纸杂志上尚能见到学者观点的相对自由的表达，大家对会议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1957年夏季，政治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扩大到思想领域，关锋等人的学术批判大大升级，以政治批判代替了学术批评，以“打棍子”代替了说理。关氏1958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反对哲学史方法论上的修正主义》一书，全面清算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所谓“错误”，对贺麟、冯友兰、陈修斋、任继愈、张岱年等众多哲学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如果说哲学史会议前后的学术讨论还算自由和宽松的话，在这个急风暴雨的夏季之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再度陷入低谷。虽然60年代初期有过短暂复苏，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对子”范式日益巩固，教条化与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学术界呈现出“万马齐喑”的萧条景象。

第三节 中国哲学研究之初步的学术成就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中国哲学研究在“十七年”时期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一方面，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以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学术著作的代表；另一方面，尤其在1961—1963年的几年间，学术界关于孔子、老子、庄子、王夫之等古典哲学的研究和讨论非常热烈，也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是学术回暖的表现。以任继愈为代表的有关佛学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成果。对于这些成就，今天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客观的评价。

一 中国哲学研究的代表性学术著作

（一）侯外庐等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的方法论创获

此一时期，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哲学研究作出突出贡献和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是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此书共五卷六册。该书第一卷1949年前由新知书店初版，1957年人民出版社再版；第二、三卷1950年由三联书店初版，1957年人民出版社再版；第四卷上、下两册，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五卷1956年出版。

该书的方法论特征是：第一，该书重视对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的研究。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方法，首先采用的是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即强调社会意识必须由社会存在来说明。《中国思想通史》最突出的特色，同时也是对中国学术界产生最大影响的，就是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联。在侯外庐等人看来，思想史应以社会史为基础，即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为此，编者在论述每一阶段的思想前，都要用很大篇幅深入论述该阶段的社会背景，探讨某一思想或思想流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例如，在该书第四卷，编者用107页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作为这一卷所论哲学家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具体方面，作者在论述每一流派的思想时，都从产生这一流派思想的根源切入论述，如论隋唐佛学，先述隋唐佛学的宗派源流和社会根源；论华严宗先剖析华严宗“理事”说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论宋代道学，先论北宋道学产生的社会根源；论关学与张载哲学，先论张载哲学形成的社会根源；论17世纪的启蒙思想，先论17世纪的中国社会及阶级关系；等等。第二，该书重视哲学史上唯物论的传统以及唯物、唯心的斗争。在第一卷序言里，编者即指出，这部著作的编写，一方面在很大的范围内是属于开荒的工作，特别是对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应给予足够的注意，另一方面在不少的论题中必须对过去的唯心主义研究给予批判。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此书论墨详于论孔；论荀超过论孟；论范缜及其以前的无神论，又超过论佛玄的合流；论王安石详于北宋道学；等等。而且，在每个时代的论述中，作者都大力宣扬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进行的批判斗争。第三，该书重视对非正统思想家的论述。《中国思想通史》超越了古代所谓“道统”、“正宗”的观念，挖掘出一系列“异端”或非正宗的思想家及其学说，并确定其适当的历史地位。如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卷中，作者把王充、王符、仲长统、范缜等“异端”思想家列入思想史；在该书第四卷中，作者把一般不受重视的思想家，如吕才、刘知几、刘禹锡、柳宗元、王安石、黄震、邓牧、何心隐、吕坤、汤显祖、方以智等列入思想史序列。这些思想家中，有的是第一次被确认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如柳宗元；有的是第一次被介绍出来与读者见面，如方以智。在此以前，方以智在思想界被湮没近两个世纪。[※注]尤其在第五卷中，作者对中国近世启蒙思想的先驱王夫之、黄宗羲等人颇多公允之论。

《中国思想通史》是侯外庐等思想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虽然该书具有体系过于庞大、论述过于分散而冲淡了重点等不足之处，该书的许多学术观点也有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但这些都不足以影响该书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特别是在“十七年”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二）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的影响

除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外，产生广泛影响的还有任继愈主编、十多位学者合撰的《中国哲学史》（共4册）。此书第1、2、3册，1963—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1973年开始编写。该书全4册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广泛地汇集了大家的研究心得，反映了6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当时所达到的水平。就哲学史研究方法而言，此书与《中国思想通史》差别不大，但由于篇幅较短，又被各个大学哲学系作为中国哲学史的教材使用，它的社会影响比《中国思想通史》还要广泛。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为主线贯穿整个哲学史研究，重视阶级斗争对哲学思想的影响等，使该书具有教条主义和政治化倾向。但细读该书，我们发现，透过“唯物唯心”及“进步反动”的框框，该书作者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及其哲学思想的分析有颇多可取之处：首先，该书对于古代哲学家如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等思想的提炼是较为集中和有代表性的；其次，该书对于古代哲学的思想材料的引用很全面，分析也较为细致；再次，虽然该书对于古代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总体的批判，但作者也在某些具体方面给予古代思想家以恰当的评价，如说孔子“在文化事业上为中国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注]如认为庄子“从认识的主观能力、对象、是非标准各方面提出了问题，深刻的程度超过了以前和同时代的哲学家”，“庄子对中国哲学史上的认识论有促进的意义”；[※注]等等。虽然，以今日眼光看来，该书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我们不能苛责前辈学者。平心而论，任继愈先生在1957年亦明确主张反对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而在之后教条主义肆虐和政治高压之下，任继愈等前辈学者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能够继续下去。

（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的特征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196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4年修订再版，在哲学界亦引起较大反响。该书是作者对其旧作《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的改造，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重写中国哲学史的一种尝试。冯著《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以下特点：第一，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冯友兰无论是分析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还是分析唯心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总是把它们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使人们容易把握住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第二，以哲学基本问题为指导，梳理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统一和转化的规律。第三，力求突出重点又照顾全面。对哲学史材料的取材和详略原则是：对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成体系的哲学家的思想多讲，没有代表性的、不成体系的哲学家的思想少讲；在历史上有创新的哲学家的思想多讲，无创新的哲学家的思想少讲；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思想要多讲，但唯心主义哲学家的思想也不能少讲；历史上哲学家的阶级立场和他的哲学的社会作用要多讲，但他们对于当时哲学问题的解决和辩论，即他们的理论思维也不能少讲，等等。

二 20世纪60年代初孔子、老子、庄子、王夫之及佛学研究的展开

（一）关于孔子思想研究

1951—1959年，主要讨论孔子的立场、孔子的阶级属性、孔子思想的评价等，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孔子的哲学思想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其思想是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还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等。1960年后对孔子的讨论深入而热烈，1961年各主要报纸杂志发表50余篇文章；1962年发表120篇左右。许多省、市及大学都召开了孔子思想讨论会，讨论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1962年11月6—12日，山东省历史学会、山东省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孔子学术讨论会在济南举行，到会的有16个省、市的哲学和史学工作者。会议讨论了孔子思想评价和方法论问题。这次会议影响深远，是20世纪60年代初孔子思想研究的集中反映。60年代初的孔子研究，一定程度上说是较为客观的，对孔子思想的认识也有了深入发展。如冯友兰发表《再论孔子》一文，以长达20页的篇幅表达了作者对孔子研究的基本观点，如认为，孔子所讲的“爱人”和“忠恕之道”，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表示，孔子认为人与人之间，从一定角度看，有一定程度的平等的关系；在“仁”的这个意义下，“仁”要求人以人的资格，承认于“己”之外，还有与“己”相对的别人。它要求人互相承认对方有独立的意志，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与自己相同的人格。孔子在有些话里明确地承认人有独立的意志；这样的平等是抽象的，也是空洞的，但其中也有双方相互尊重的意义。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是君与臣之间的双方相互的要求。又说：“惠则得众；信则人任焉。”这是统治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双方相互要求。冯友兰又提出，在孔子的哲学体系中，“仁”不只是一种道德，而且也是一种世界观。[※注]冯友兰的上述观点，即使在今日看来仍是客观的、深入的和极具当代意义的。

（二）关于老子思想的研究

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家。从1957年到1962年，学者们对老子的研究进一步开展。各主要报刊发表老子研究论文几十篇，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第一，关于老子其书其人的问题。以任继愈为代表的一派在郭沫若、唐兰登历史学者考证的基础上，认为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就是孔子向其问礼的那个老子。《老子》一书产生于春秋时代。以冯友兰为代表的一派意见认为，《老子》一书出现的年代，是战国中期或者稍后。关于此问题，两派观点由于占有资料不同尤其是对历史资料的分析不同，观点也就不同。但对此问题的讨论是中国哲学学术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对其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1973年马王堆帛书《老子》的出土，以及1994年郭店竹简《老子》的发现，使此问题渐趋明朗。第二，关于老子哲学思想的性质问题。大家在老子哲学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这点上看法比较一致，但在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上则产生根本分歧，有两种对立的观点。范文澜、任继愈、冯友兰、汤一介等人认为，老子哲学中虽然存在某些唯心主义因素，但在本质上或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如吕振羽、杨荣国等人认为老子哲学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如侯外庐等人认为老子哲学上半截是唯心主义，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但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第三，关于老子思想的阶级实质。一派认为，老子哲学部分地代表了农民和小私有者的要求；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老子是站在没落贵族的立场说话的，是没落贵族的意识形态。后两点研究，虽然带有时代的烙印，但也使老子的研究走向深入，使人们对老子及其思想有了全面的思考。

（三）关于庄子哲学的研究

1957—1961年，中国哲学界对庄子哲学进行了热烈讨论。关于庄子的讨论，主要以冯友兰、任继愈、关锋三人为代表。冯友兰有《论庄子》、《再论庄子》、《三论庄子》的系列论文。任继愈则有“庄子探源”系列之一至五；关锋亦有相关论文发表。1961年初，三人关于庄子哲学进行了公开的争论，《哲学研究》编辑部于是年4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庄子讨论会，北京大学哲学系也展开了关于庄子哲学的热烈讨论。任继愈的庄子研究最值得注意：首先，任继愈先生推翻传统旧说，提出《庄子》内七篇绝不是庄周的思想，而是“后期庄学”的思想；其次，关于庄子哲学的唯物、唯心性质，任继愈从“宇宙的形成和起源”、“认识论”、“时空观”、“生命的起源与养生”等方面论证庄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是唯物主义的老子的直接继承者和发扬者；关于庄子哲学是辩证法还是相对主义的问题，任继愈认为庄子哲学是关于事物运动变化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事物的发展有它的对立面，并向着它的对立面转化，这是对老子辩证思想的“有所继承，有所发展”。[※注]关于第一方面，冯友兰等不同意任继愈的观点，他认为研究庄子哲学应以《逍遥游》、《齐物论》为主要资料。关于第二方面，冯友兰、关锋等则认为庄子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关于第三方面，冯友兰等人认为庄子哲学是相对主义而不是辩证法。

（四）关于王夫之哲学的研究

1961年11月18—27日，在李达、谢华的推动下，湖南、湖北两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在长沙联合举行了“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北京、上海、广州、河南等省市的少数知名学者也应邀参加，李达致开幕词。会议对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历史观、社会经济与政治思想、诗论与著述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冯友兰、侯外庐、任继愈、朱伯崑、关锋、萧萐父、唐明邦、张岂之、谭双泉等就王夫之的哲学思想及哲学性著作，对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研究者者认为，王船山哲学在总结和改造程朱理学的基础上，达到了中国旧唯物主义的高峰。如冯友兰认为，王夫之是在明清之际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情况下出现的“中国哲学史中一个最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王夫之的“诚”即是哲学的最高范畴——客观实在。[※注]即便认为王夫之是没有超出程朱的圈子且批判程朱也不成功的学者，也得承认他是杰出的唯物主义者。同时，多数学者亦肯定了王夫之哲学的辩证法的内涵，以及在历史观方面“力图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结合起来，用以说明人类历史问题”的贡献。这次会议及同期的研究，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家王夫之的思想地位受到很大重视，亦为后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萧萐父先生在会上提交了两篇论文：《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浅论王夫之的历史哲学》。萧先生把王船山哲学纳入明清之际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从本体学说、认知理论和历史哲学诸层面解析王船山哲学体系，认定其为时代矛盾的一面镜子，具多层面的多重性。论文既充分肯定王船山哲学所具备的划时代的理论成就及其所体现的“新的突破旧的”的启蒙思想特质，又深刻揭示了王船山哲学的理论局限及思维教训。自此以后，萧萐父以船山学专家名世。唐明邦先生在会上也提交了两篇论文：《〈周易外传〉的若干辩证法思想》与《王船山史迹访问记》，极有价值。

讨论王船山历史理论与历史观的还有姚薇元、嵇文甫、吴泽等；讨论王船山经济、政治思想的，还有彭雨新、易曼辉、刘先枚、龚鹏九、嵇文甫等；讨论王船山诗赋的有席鲁思、陈友琴等；讨论王船山著述的有周调阳等。中华书局于1965年出版了会议论文集《王船山学术讨论集》（全二册）。

（五）任继愈对汉唐佛教哲学的研究

这一时期，除汤用彤、吕澂等人进行的佛教思想研究外，任继愈先生的佛教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受到普遍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任继愈先生即开始系统讲授佛教思想，并产生广泛影响。《光明日报》和《北京大学学报》曾报道和刊发该活动的消息。此外，任继愈先生系统研究佛教哲学，撰写了一大批论文，如《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等等。这些论文反映了任继愈佛教哲学研究的成就，并于1963年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书名为《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这些研究亦为其《中国佛教史》的撰写奠定了基础。

总之，这一阶段有关中国哲学通史与个案的研究，尽管不免受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绝对二分和以阶级分析代替理论分析的影响，但应当看到，在艰难曲折中，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这尤其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发掘了过去在正统思想影响下不被重视的思潮与人物；第二，对儒释道代表人物的分析，尽可能争取学术性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