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于20世纪初。本学科的先驱有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谢无量等。本学科的奠基人是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特别是受英美影响的胡适、冯友兰等。本学科的参与者还有钟泰等人。30年代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创过程中的里程碑。冯友兰在抗战末期的《新原道》等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且较之前更有发展、更中国化了。从20年代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汤用彤、张岱年等人的创制也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以郭沫若、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写就的颇有创造性的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系列著作是又一典型。这成为1949年后的前30年本学科的主要依据或基础。简言之，1949年前的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主要有胡—冯、郭—侯两种范式，此后30年主要流行的是郭—侯范式。

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中国哲学思想研究可分为两个小阶段：1949年至1966年是所谓的“十七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学界典型的事件有1957年1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等，这次讨论会受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定义的影响，确立了哲学上唯物与唯心的对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的“两个对立”的理念，明显反映出教条主义对中外哲学史研究的干扰和打压。60年代初期前后，有关孔子、庄子、王夫之哲学的讨论，是学术回暖的表现。1966年至1977年为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评法批儒”，表明在政治强力笼罩下的学界进一步是非淆乱，极左的氛围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

就出版的相关著作来看，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和邱汉生等人于20世纪40年代初至60年代初完成的《中国思想通史》，无疑是这期间最重要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成果，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再次改版重印。这部《中国思想通史》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本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精神，对中国思想史的内涵、演进、特色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注]本书确立了以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基本范式。这部以思想史命名的著作有着很浓的哲学史的味道，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的缩写本出版的《中国思想史纲》的上册，就曾以《中国哲学简史》为书名于196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同时期出版的中国哲学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基本没有超出这一范式，如1963年出版的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等。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1952在海外出版的钱穆《中国思想史》，该书的特色在于注重由中西思想之不同论中国古代思想，力图“从中国思想之本身立场来求认识中国思想之内容，来求中国思想本身所自有之条理组织系统、进展变化”。[※注]作者限于对哲学之狭隘的西方化的理解，认为中国并无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因而不是以《中国哲学史》而是以《中国思想史》来命名。但就内容而言，这部中国思想史更近于中国哲学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前三册于1963年至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出版了全四册本。这一套书虽然带有时代烙印，但是作为一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简单清晰的线索和逻辑系统而完整建构的中国哲学通史，无疑有重大意义和价值；而且该书作为教材，广泛运用于改革开放后的大学课堂，具有较大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之后，受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定义的影响，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环境恶化，“评法批儒”、“批林批孔”，学术研究政治化，缺乏最基本的客观独立性，哲学史、思想史变成了儒法斗争史、政治思想史。

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至1979年中外哲学史界著名的芜湖会议、太原会议，1981年杭州宋明理学讨论会等，都是值得珍视的历史记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哲学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小的阶段（即整个60年的第三至第五阶段），并在多个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三阶段约为1978年至1990年，本学科研究进入复苏期。第一，以思想解放为背景，本时段中国哲学史界的主要倾向是摆脱受苏联日丹诺夫影响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阵”的教条主义模式，批判“评法批儒”等引起的思想混乱，避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政治话语。以黑格尔—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史观与列宁《哲学笔记》的有关论断为方法论主调，受哲学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用“螺旋结构”、“历史圆圈”、“范畴研究”、“哲学史是认识史”等路数来重新架构或解读中国哲学，力图从泛政治化走向学术。虽不免新旧杂陈，却仍有不少振聋发聩之作。张岱年先生以问题史为中心的《中国哲学大纲》虽在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以宇同名义印行，但只是在这一阶段才开始起作用的。第二，这一阶段的另一重大背景为“文化热”。借助对外开放的机缘，在海内外学者共同推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高潮中，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哲学的智慧。主潮虽是启蒙理性，形式多为宏观泛论或宏大述事，但仍有不少揭示中国哲学底蕴与特质的创新论著问世，令人耳目一新。以上两个脉络是并行且交叉的。前一脉络以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及“智慧说”三部曲与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卷）、1983年版（下卷））及萧先生的论著为代表。后一脉络以李泽厚先生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之三部曲及汤一介、庞朴先生的论著为代表。

这期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侯外庐等的研究成果，仍然以哲学思想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代表性的论著有何兆武等的《中国思想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以及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在这一阶段，第一代学者冯友兰、吕澂、蒙文通、张岱年、王明、朱谦之、严北溟、范寿康、冯契、任继愈、石峻、杨向奎等先生等老当益壮，在整个中国哲学的理解阐扬、儒释道的创造转化及培养人才方面堪称楷模。第二代学者朱伯崑、萧萐父、汤一介、庞朴、李泽厚、李锦全、张立文、张岂之、卿希泰、余敦康、牟钟鉴、杜继文、杨曾文、方立天、方克立、刘文英、潘富恩、蒙培元、陈俊民、葛荣晋、张锡勤、崔大华先生等在各自领域中各有开拓与建树，产生了不少高水平的研究著作。

当然，我们所讨论的阶段不是死板的、机械的。如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至魏晋四卷的初版为1983年至1994年，跨我们所谓第一、第二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的佛教史、道教史的研究是其中值得重视的方面，进展很大。有关情况，张海燕先生有较系统、全面的介绍。[※注]

第四阶段约为1991年至2000年，相对于前一阶段以拨乱反正为主而言，这一阶段是潜沉读书与走上学术性研究的时期，方法论与诠释方式多样化的时期，学问分途与个案研究为主的时期，进一步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各思潮的影响，与海内外中国学真正对话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前文所述的第二代学者非常活跃，笔耕不辍，同时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陈来、杨国荣等崭露头角，创获尤多。陈、杨等著述颇丰，他们对从先秦到现代的整个中国哲学都有精到的研究，特别是他们有较好的西方哲学的背景与训练。也有学者对思想史研究为哲学史研究所主导的状况开始感到不满，力图摆脱“大号哲学史”的中国思想史写作方式，受年鉴学派等西方史学思想的影响，开始转而强调所谓“一般的思想史”，论著方面无疑以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为代表。

第五阶段约为2001年至今。这一阶段是以社会层面的“国学热”与学术层面的“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为背景，重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与“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的时期，逐步摆脱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之束缚的时期，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相结合的时期，对“五四”以来相沿成习、似是而非的诸多看法与思维定势予以拨乱反正、摧陷廓清的时期。这一阶段仍在继续着。较前几个阶段，此一阶段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中外学术的交流更加立体化，研究更加精细，个案与精专研究成果丰硕，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逐渐增加，涌现出生机勃勃的第四代学者。

这一阶段较前几个阶段的发展更为殊胜之处在于，中国哲学学科的机构与制度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不少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机构（学科点或研究所，包含涉及三级学科如易学、佛教与道教等中心或研究所）设置、建构起来并在继承中创新，成为学术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例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苏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黑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市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相关机构已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镇。目前已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5个中国哲学的国家级重点学科、20多个中国哲学学科的博士点，集聚和培养了大批后继人才。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华孔子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孔子基金会等相关民间社团及各地区的社团亦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

就具体的学术活动而言，这一时期，各层次、各专题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儒佛道藏等经典的资料性的整理工作深入展开，各断代、各流派相当多的重要哲学家的全集或资料长编或年谱、学案等陆续被整理出版，学者们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专著，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较过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学术争鸣、研讨、交流日益频繁，中外哲学间、各宗教间的对话逐渐加强。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做到了中外互动、古今会通。不少学者第一手资料的功夫扎实，重视海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即研究前史，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性见解，并给予详实地分析、论证，十分可喜。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各个时段的思潮、流派、人物、著作与哲学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成就。代表性人物如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陈荣捷、劳思光、余英时、傅伟勋、陈鼓应、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安乐哲的学术成果，在本学科都有较大影响。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大陆地区中国哲学界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重要阶段。古人以30年为一世，中国哲学界的同仁在这一世中取得的成就已经到了可以总结和需要总结的时候了。为此，张立文、陈来、杨国荣、郭齐勇等先生已着先鞭，以近30年为中心，旁及前后左右，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心态、资源、制度、趋向、成就与不足等方面作了小结与反省。[※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