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晚清以来，每一次时代更替都伴随着对长期以来一直享有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的重新认识和评价，甚至以之为先导。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实社会和思想文化上的巨变也必然反映到这一方面，儒家思想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时代潮流的中心，成为思想文化舞台上一个不断变换的重要角色，从学术争论的热点主题，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沦为思想斗争的对象，再到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60年来随着时势的变迁而跌宕起伏，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 孔子（孟子）研究的曲折历程

如果说，在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各个流派的研究评价方面，这一时期变化起伏最剧烈的莫过于儒家的话，那么，这种沉浮转变又最集中而突出地体现在对儒家宗师孔子（以及孟子）思想的认识和评价上。从1949年至今，孔子思想一直是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所在，各种不同立场、不同层次的关于孔子的论著浩如烟海，无论是就其规模数量来说，还是就其庞杂歧异程度而言，都不会有哪一个人物甚至学派能出其右。孔子不仅被当做儒家思想的代表，而且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而成为人们激烈争论的对象，其兴衰演变历程既是这一时期儒家文化命运的缩影，也堪称共和国精神文化历史的缩影，从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次脉动。

二 经学研究与典籍整理

先秦儒家之所以被视为儒家文化的源头所在，除了孔子、孟子与荀子等宗师的开创之功，更在于一系列儒家经典所发挥的奠基作用。在中心舞台上围绕着孔子与儒家哲学的阶级归属与性质问题激烈争论的同时，一些学者依然沉潜于对儒家经典的考据、阐释与传授工作，从另一个层面为儒家思想文化的发展培土铺路。周予同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一直专注于探究儒家典籍，系统地研究经学问题，自1959年开始在高校开设中国经学史课程，并着手编撰《中国经学史》讲义，后来出版的诸种论著实是这一时期研究的结晶。范文澜60年代初先后为《红旗》杂志等单位系统讲授经学问题，对诸经的来源、在儒家文化以及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意义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这些内容集中反映在《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的《经学讲演录》之中。

在专经研究方面，关于《易》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从《周易》的演变历程、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到《周易》义理的阐释，等等，学者们各抒己见，可谓大师辈出，学派林立，重新出版了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中华书局1980年版），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重订出版[※注]，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年版）、周振甫的《周易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版）、张立文的《周易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李镜池的《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版）、刘大钧的《周易概论》（齐鲁书社1986年版；巴蜀书社2004年版）、唐明邦等编著的《周易评注》（中华书局1995年版）、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上册，1986年版；中册，1988年版，全4册。蓝灯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萧汉明的《船山易学研究》（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董光璧的《易图的数学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金景芳的《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周易讲座》（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以及蔡尚思主编的《中华易学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等诸多学术力作。

《尚书》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陈梦家的《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中华书局1985年增订版）、张西堂的《尚书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尤为著称，为学者所注重。“三礼”研究方面，几代学人辛勤耕耘，同样硕果累累，既有前辈大师的精深考证之作，更有学术新锐以新的方法，结合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以思想内涵、文化意蕴为世所称，沈文倬的《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文史》第15、16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997年修订版）、李学勤的《古文献论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1991年增订本）、钱玄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与《三礼辞典》（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可谓众所周知的代表之作。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杨伯峻60年代先后出版的《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与《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这两部著作，综合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将两大儒家经典释译为现代汉语，并精心编撰出全书语词词典。尽管其中的译解不免过于直白，但对于传播儒家文化和促进研究的深入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一般学者研习孔子与孟子思想的常用参考书目。

在儒家文献的整理、编纂与建设方面，最令世人关注的无疑是北京大学发起并主持的《儒藏》编纂工程。该工程从2003年开始启动，计划用10多年时间，将儒家经典及其各个时代的注疏和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以及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编纂汇集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文库大全，其中涵盖儒家所有经典和历代的绝大部分注疏及学者研究文献，为人们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提供可信的资料。整个工程分为“编纂”和“研究”两种方式，即一方面编纂、校勘所有儒家著述与诠释性文献，分别出版包括近500部儒家典籍的《儒藏》精华编和包括5000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大全本，以及著录万余部儒家典籍的《儒藏总目》；另一方面，以新的时代精神来诠释和解读儒家经典，从中发掘出适合现代社会的思想资源，以更好地弘扬儒家思想文化，造福于民族与人类，为此撰写系统总结儒学整个发展历程的《中国儒学史》，以“儒家思想研究”和“儒家经典研究”两个系列，编撰反映当前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丛书》。对于儒家研究来说，这一浩大工程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它既是对以往历史成果的系统积累和传承，也为今后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切实的基础。

三 当代儒家研究的多元化格局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外文明交流与对话的不断深入，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以及大量原始文献的相继出土和被发现，儒家研究也迎来了其空前的繁荣时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突飞猛进的飞跃，呈现出全方位的、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这突出地体现在：

其一，通过积极的对话、互释，积极推进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当今中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与社会交往的背后，必然蕴涵着文化价值上的碰撞和对话。这既使儒家文化面临着新的挑战，更为其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广大儒学研究者深刻地意识到并自觉地担当起这一使命，积极地投身于这一事业之中，从不同的维度展开了各具特色、卓有成效的探索。学者们不再是孤立狭隘地局限于儒家哲学本身，而是将儒家哲学思想置于更广阔的中西文化的整体背景之中加以考察，通过对儒家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解释，使其与现代价值形成动态的对话、互释和交融，从而对时代潮流作出有效的回应，由此既深化了对儒家哲学思想实质及其意义和局限性的认识，也使儒家哲学思想焕发出所应有的生机与活力。这一方面的各种成果可谓不胜枚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当今关于儒家的研究几乎最终都不可能背离这一趋势。

其二，研究视野日益开阔，研究方法不断更新。西方哲学与文化思潮如潮水般涌入在给儒家研究形成强烈冲击的同时，更有着积极的影响作用。学者们自觉地借鉴和运用西方哲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特别是现象学或哲学解释学之类的新的视阈和方法，对儒家哲学思想展开新的更深入的透视，洞察出前人所不能见的更深的内涵，由此对儒家文献进行创造性阐释，着力发掘其中所蕴涵的合乎现代社会的趋势和倾向，最终激发解释者所期望的积极意义。

其三，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关于儒家哲学思想的认识更趋全面而深入。学者们打破以往只是局限于对孔子与孟子哲学思想研究的片面性，增强了对许多以前薄弱方面的研究，填补了诸多研究上的空白，丰富或更新了对儒家的认识。在人物研究方面，由于被斥为“不醇之儒”，关于先秦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甚至奠基者之一荀子思想的研究一直非常薄弱，且存在着太多的认识上的混乱和误解。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一点，试图从荀子这一理路寻求儒家的转化之道，对荀子思想的研究大有成为新的热点之势。陈来关于儒学前史的研究则更新了人们对原始儒家的认识。在《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一书中，陈来在批判继承章太炎、胡适、郭沫若、冯友兰及徐中舒等前贤关于“儒”之起源的诸种论说的基础上，就儒家的起源与形成基础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究，提出从巫觋文化、祭祀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西周礼乐文化乃是儒家诞生的土壤所在，从原始宗教、经自然宗教而发展出的伦理宗教则是孔子和原始儒家形成的世界观和伦理德行的深厚基础，其时间也相应地上推至西周时期。除此之外，学者们同时还开拓出许多新的研究层面和主题，例如关于儒家社会政治哲学思想、文化哲学思想以及管理哲学思想等的研究。这些研究在大力发掘儒家哲学的现代意义方面各有突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四，通过对新出土文献的考证探究，消除了以往认识上的盲区，澄清了误区，对儒家获得了更准确的认识。如果说，对儒家研究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发展可能还见仁见智的话，那么，由历史文献的出土所导致的研究的进展则确凿有据，成效卓著。长期以来，对先秦儒家中子思子的思想及其影响缺乏足够的重视，形成了认识上的盲区，更严重的是，对整个思孟学派及其思想主张的认识有失模糊乃至错误，一直是认识上的误区，古史辨派甚至否认思孟学派的存在。而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特别是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五行》及《缁衣》等篇的出土，则彻底澄清、矫正了这一失误。庞朴在多篇文章中对思孟学派的“五行”概念进行了详尽深入的考证，指出思孟学派的“五行”既不是指的金、木、水、火、土，也不是指的仁、义、礼、智、诚，而是仁、义、礼、智、圣。[※注]另一些学者如廖名春、魏启鹏等则进一步辨明了这一思想与孟子、荀子之间的不同关系。作为对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的总结，郭齐勇在其新编的《中国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中，专辟“子思子”一章，以新出土史料为依据，对子思子关于道德的“五行”等思想及其地位与影响进行了全面的评介，由此将以往认识中所存在的这一缺陷彻底纠正过来。

与此相应的，通过对新出土的文献的考证，学者们还对先秦儒家与道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儒家中荀子与思孟学派及孟子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和辨析，发现它们彼此之间并非像以前所以为的那样截然对立，而是既相互差异，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有着多层面的复杂联系。这对于人们更全面准确地认识儒家思想的实质，把握整个先秦时期思想的整体图景，无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