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研究
第二节 魏晋玄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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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哲学研究200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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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思辨色彩较浓的哲学形态，其上承两汉经学，下启晋宋佛学，是中印思想融会整合的前奏。其中汤用彤于此有开拓之功，其在1938年至1947年间有关玄学的论著奠定了此后魏晋玄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方向，即将玄学看成是一“纯哲学”之形态，玄学的主题乃是对有无、本末问题的哲学本体论探讨。何善蒙的《魏晋情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基于对中国哲学中“情”概念重要性的认识，考察了魏晋士人重情的精神特征，并以“情即自然”作为魏晋玄学理论对情的基本理解，由此沟通了情论与传统论题名教自然之辨的关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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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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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 本体论 哲学 学界 哲学史 士人 西方哲学 学者 佛学 论著 纯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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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魏晋玄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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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思辨色彩较浓的哲学形态，其上承两汉经学，下启晋宋佛学，是中印思想融会整合的前奏。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哲学的译介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逐渐建立，玄学的哲学价值得到学界相当的关注，对玄学的研究一时蔚然成风。其中汤用彤于此有开拓之功，其在1938年至1947年间有关玄学的论著奠定了此后魏晋玄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方向，即将玄学看成是一“纯哲学”之形态，玄学的主题乃是对有无、本末问题的哲学本体论探讨。
一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玄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受大的政治环境的影响，魏晋玄学研究从“纯哲学”性探讨转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思想来源分析，有“政治化”倾向。虽然由于魏晋玄学本身的思辨性以及民国时期玄学研究所达到的高度，相对于某些学科，玄学研究的政治化程度还是有限的，但还是受到相当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玄学哲学形上学的讨论转向对玄学的社会政治史研究。如侯外庐撰文《魏晋玄学的历史背景与阶级根源》（《新建设》1950年第2卷第5期），汤用彤也发表了《魏晋玄学中社会政治思想和它的政治背景》（《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还有范宁的《论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社会根源》（《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二是对魏晋玄学思想全面系统的研究转向对某些个别人物的关注。由于反名教的形象，玄学中的激进派嵇康、阮籍等人受到更多的重视，论述他们的文章较多，如汤一介的《嵇康和阮籍的哲学思想》（《新建设》1962年第9期）。相较之下，对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家王弼、郭象的研究很少，其中有关王弼的只有汤一介《略论王弼与魏晋玄学》（《学术月刊》1963年第1期）、任继愈《王弼“贵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而关于郭象，则更仅有汤一介的《略论郭象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显然，这样一种研究格局与魏晋玄学的历史事实是不协调的。事实上，即便任、汤二人仅有的对王、郭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北京大学汤用彤的研究基础上，反映了当时玄学研究的曲高和寡。除专题论文之外，从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前，涉及魏晋玄学的通论、通史还有：专论还是汤用彤重版的《魏晋玄学论稿》（中华书局1962年版），其他便是通过专题性的形式展开的，隶属于思想通史或断代史的写作格局之下的论著，如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以及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中的几篇论文。其中侯氏的《中国思想通史》对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注]
“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魏晋玄学的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除陆金兰等作的《故弄玄虚的魏晋玄学》（《文汇报》1974年4月22日）这样的批判之文外，罕见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章。个中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基本上处于“古为今用”、“影射史学”状态中，研究对象、专题的选择是基于政治而非学术思想价值的考虑。这样，过于幽深玄远的玄学由于缺乏服务于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价值而被学界冷落。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于可以关联到儒法之争，学界趋向于对魏晋时期曹操、诸葛亮这样的政治人物的思想的研究，甚至关于对曹操的历史评价一时也成为学术热点问题，由此不难看出当时中国学术研究对于政治的依附性。
二 20世纪80年代的玄学范畴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术研究逐渐走向正常，学界恢复了对魏晋玄学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细究其因，这除了有魏晋玄学研究在长期压抑后的自然反弹以外，还在于魏晋玄学有其思想价值，值得研究。玄学的这一思想价值可以从两个层面上理解：一是玄学的哲学本体论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对哲学范畴的关注，对西方哲学的回应；二是玄学与魏晋士人的人格风度紧密关联，玄学虽然是玄远抽象的，但其与士人的生存状态、当时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可以说玄学一定意义上乃是魏晋士人的“自我表达”。故对玄学的思考，其实也是学者在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对作为当代士人的知识分子自身的自我意识的反思。大致来说，在80年代早期，玄学研究主要围绕玄学的性质、评价、演变等问题展开。关于前者，学界基本上还是沿袭民国时期汤用彤的观点，强调玄学精致的哲学本体论对两汉粗鄙神学的进步意义。顺此思路，学者认为玄学思想的演变逻辑体现了对玄学体系内部的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因素的调和。至80年代中期以后，对玄学哲学范畴的讨论将魏晋玄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大体来说，对魏晋玄学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以儒学研究为主的学者对玄学范畴的讨论，二是有佛学背景的学者对以玄佛互动为主的三教关系的思考。
三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玄学多元化、专题化研究
进入90年代以来，玄学研究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中对魏晋玄学的主体——士人人格心态的研究令人瞩目。相对于传统玄学研究中突出有无本体范畴的做法，一些学者凸显了作为魏晋玄学主体——士人的精神世界。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以古代文学史家的身份涉足玄学领域，指出随着社会变迁，汉末士人心态转向自我，对由个性觉醒引发的问题的理论阐释即是玄学的产生。宁稼雨《魏晋士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围绕《世说新语》探讨士人的精神人格。高晨阳的《儒道会通与正始玄学》（齐鲁书社2000年版）则结合汤用彤本体之学与牟宗三境界形上学的观点，将玄学本体论与“无”的心灵境界问题结合起来，由此突出玄学主题乃是名教自然之辨，至于有无问题乃是隶属前者。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的形成》（中华书局2003年版）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玄学的形成进行了更为复杂的考察，强调了佛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余敦康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继续其玄学探讨，其20年来玄学研究系列论文最近结集为《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此书代序中，余氏突出了玄学主题名教自然之辨与玄学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亦在后记中结合个人心路历程对玄学研究的路径予以了归纳：一是知识论的理智分析，冯友兰先生所谓的“辨名析理”；二是投入其中，涵养体察，即汤用彤先生所云“得意忘语”。此外则是陈寅恪先生开创的文化史学路径。余氏以为，玄学研究至今并未超出前两条基本路径。这一看法是中肯的，反映了老一辈学者的反思。不过值得关注的是，21世纪以来，魏晋玄学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有了一些新进展。这特别体现在，一些中青年学者开始尝试将传统的玄学范畴论研究与新的问题意识、论题相结合。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有：
康中乾的《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康氏此作是对传统范畴论研究的一个推进，其将王弼“无”范畴置于魏晋玄学思想的中心地位，通过对“无”的五个含义的分析，将玄学思潮的历史演进与“无”之逻辑要求联系起来。而借用现象学理论对郭象“独化”论予以解读，也颇有新意。许建良的《魏晋玄学伦理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自然主义伦理学界定魏晋玄学的伦理品格，尤其对学界甚少关注的高诱、韩康伯、王坦之予以了研究。何善蒙的《魏晋情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基于对中国哲学中“情”概念重要性的认识，考察了魏晋士人重情的精神特征，并以“情即自然”作为魏晋玄学理论对情的基本理解，由此沟通了情论与传统论题名教自然之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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