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作为儒、释、道三教长期碰撞、融合而重建的哲学，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最高的理论思维水平，其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伴随着5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却走过了一条坎坷而又曲折的道路，作为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的程朱理学研究也同样如此。在这期间中国大陆地区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改革开放之前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即所谓的“十七年”为第一阶段；1966年至1976年即“文化大革命”十年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有关二程的论文有2篇，有关朱熹的论文大致有14篇。此外，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47—1965年版）、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1966年版）、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著作中都有专门章节对程朱理学作了论说。以上有关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都力图将程朱理学与宋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阶级等联系起来，以分析和揭示程朱理学发生、发展与存在的时代背景、社会根源和历史特质，这在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等所撰写的《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册有关程朱理学部分表现得最为典型。论者不仅梳理了华严“理事”说与程朱理学的内在关联，而且从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视阈分析了程朱理学的产生、发展和思想特征，可谓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研究程朱理学的典范。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有关程朱理学部分也可以说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来研究程朱理学的重要成果。然而，随着对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强调，以及“唯物主义=辩证法=代表进步阶级的利益”、“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代表反动阶级的利益”的公式的推出，程朱理学研究中的教条化与泛政治化显然也就无可避免，于是，程朱理学便被贴上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政治标签而遭到批判。

在第二阶段，有《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河南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一本，《程颢程颐言论选批》（河南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一本，有关朱熹的批判论文有54篇。“文化大革命”十年极“左”思潮可谓登峰造极，为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需要，程朱理学作为法家思想的对立面，被戴上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动、保守、代表封建大官僚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等帽子，遭到否定、批判和横扫。因此，对程朱理学的真正学术研究完全中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陆地区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约为1977年至1990年。1981年在杭州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宋明理学的研究进入复苏期，在此复苏期，大陆地区程朱理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新阶段。首先，有关程朱理学的文献资料得到了整理和出版。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二程集》，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1986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朱子语类》，此外，一些与程朱理学相关联的理学家的著作和资料也被收入《理学丛书》而相继面世。其次，对二程与朱熹的个案研究取得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成果，而与程朱理学相关的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也更加深入。

在研究二程与朱熹的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潘富恩、徐余庆的《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刘象彬的《二程理学基本范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卢连章的《二程学谱》（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杨天石的《朱熹及其哲学》（中华书局1982年版）、范寿康的《朱子及其哲学》（中华书局1983年版）、高令印和陈其芳的《福建朱子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邓艾民的《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程颢程颐理学思想研究》一书尽管仍使用唯物、唯心的标签和一些意识形态话语，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较为系统地研究二程思想的专著，不仅对二程的生平事迹、二程与当时各学派之间的关系作了介绍和考察，而且对二程的理学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说明，是二程理学研究中一部继往开来之作。张立文的《朱熹思想研究》也是一本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朱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伦理、鬼神等思想的专著，作者一方面宣称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朱熹的思想资料，另一方面又已初步具备了摆脱教条主义框框的自觉意识，力图通过逻辑结构的方法来分析朱熹思想中的概念、范畴之间的结合与关联来揭示朱熹思想自身脉络、结构和体系，这反映了拨乱反正的复苏期作者在研究朱熹思想时面临的冲突与艰难。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一书则被海内学者推许为那一时期中国大陆地区宋明理学研究的典范之作，这主要是陈来在朱子学的研究中不仅尽力排除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干预，而且他对朱子大量的原始材料作了全面的精详的梳理、考证和解读，正是在此史实和文献的基础上，陈来对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不同时期的特点和核心命题等作了非常详尽的考辨和深刻的剖析。陈来《朱熹哲学研究》中的这种文献考证与义理辨析相结合的方法将程朱理学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陈来在研究朱熹哲学过程中有《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此书将朱熹的两千多封书信一一加以考辨，按年编次，并辨前人研究之误，陈来的这种治学方法不仅为新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树立一个典范，而且预示了程朱理学研究的新方向。

与程朱理学相关的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等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徐远和的《洛学源流》（齐鲁书社1987年版）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卷中有几章涉及程朱理学，他在运用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同时还融入了传统的文献解读方法和西方新实在论观点，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但他在运用这些理论与方法来诠释程朱理学时又显然难以达至一种圆融之境。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卷中有多章涉及程朱理学，这部迄今为止最为全面与详赡的宋明理学史研究专著立足于程朱理学文献材料的搜集、整理，对二程在北宋理学初创时期的作用、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作用作了详细的论述，其所提供的翔实文献材料对程朱理学研究者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和《理学范畴系统》、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徐远和的《洛学源流》中有关对程朱理学的概念、范畴、逻辑结构、思想脉络的分析与探讨，表现出作者力图挣脱政治化与教条主义的束缚来对程朱理学的研究进行新的探索，故体现了那一时期程朱理学研究的特点与水准。

第二阶段约为1990年至2009年。这一时期是摆脱了教条化与泛政治化影响的程朱理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时期，在一时期对程朱理学不仅在研究上更加精细与深入，而且还表现出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扩展对其各个不同层面、领域与后学的研究。一方面，有关程朱理学的文献资料特别是朱熹与程朱后学的思想资料得到了进一步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例如，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了由郭齐、尹波点校的《朱熹集》；陈俊民校订的《朱子文集》于2000年由台北财团法人德富文教基金会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联合出版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校勘的《朱子全书》，搜罗了朱熹的所有著作，这是现今最为完备的朱子著作的汇集，等等。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些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的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潘富恩、徐洪兴主编的四卷《中国理学》（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版）、庞万里的《二程哲学体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徐洪兴的《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徐洪兴的《旷世大儒——二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周晋的《道学与佛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郭晓东的《识仁与定性》（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高全喜的《理心之间》（三联书店1992年版）、冯达文的《宋明新儒学略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彭永捷的《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束景南的《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与《朱子年谱长编》（上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代湘的《现代新儒家与朱子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版）、莫砺锋的《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潘立勇的《朱子理学美学》（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汤勤福的《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2000年版）、徐刚的《朱熹自然哲学思想论稿》（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赵峰的《朱熹的终极关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立文的《朱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蔡方鹿的《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加才的《诠释与建构——陈淳与朱子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立文的《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洪军的《朱熹与栗谷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朱杰人主编的《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吴震主编的《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刘固盛的《宋元时期的老学与理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

庞万里《二程哲学体系》作为系统地研究二程哲学体系的专著，不仅对二程异同的种种方面作了考察和分析，而且对《程氏遗书》等著作中何者为大程语、何者为小程语作了细致的考辨，故有助于二程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周晋的《道学与佛教》采取哲学史的内在径路，从概念、义理、思想的传接变化等方面对二程与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理论、教法、工夫的复杂关系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探讨，弥补了在二程与佛教关系方面研究上的不足。郭晓东的《识仁与定性》作为对程颢思想的专题研究，以工夫论为基本视角将大程思想中的本体论、心性论与工夫论视之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进行了分析与解读，认为大程的“学者须先识仁”工夫论是其思想的最大特色，也是大程与小程朱子之学的差异之所在。冯达文的《宋明新儒学略论》认为程朱理学是在理本论的基础上由主知论架构的成德学（大程有所不同），这种成德学立足于社会生活的公共性、规范性，是先秦以来各派儒学为其成德学寻找普遍有效性及其依据的努力的继续，但排拒人的主体性和主体在德性上独有的创生性。这种看法可谓颇具创意。彭永捷的《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一书在朱陆之辩的探讨中，通过对朱子思想体系之严密和逻辑层次之一贯与清晰地揭示与说明，认为朱熹思想的这种思辨性使得儒家的规范伦理学得到了哲学上的论证，从而上升到了哲学伦理学。这种见解无疑是以西方哲学的相关理论和观念为参照与借鉴的结果。束景南的《朱子大传》从文化学的视角对朱子思想形成的氛围、背景、内涵、性质作了全面的论述，使朱熹的文化个性、文化心态得以还原，使朱熹的人品、修养、道德、思想的风格和精神得以凸显。陈代湘的《现代新儒家与朱子学》对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朱子学研究作了较为全面与深入的分析和考察，表明现代新儒家学者皆对朱子学有着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看法与见解。莫砺锋、潘立勇、汤勤福、徐刚、赵峰的专著，从不同的角度以朱子思想的某一方面为重点而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对朱子思想的研究已从其哲学思想延伸到了宗教、教育、美学、文学、史学等各个不同的领域与层面，这些专门化与精深性的研究使得朱子学成为了一门蔚为大观的显学。张加才的著作则将朱子学的研究延伸到了其高足，通过对以恪守师说而著称的陈淳的《北溪字义》的梳理与分析，揭示和说明了陈淳从朱子门人转变为朱子学传人的心路历程和原因以及其“辨析字义”之旨趣，尤其是对《北溪字义》各种版本的收集、对勘与校注，为朱子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完备的文本。

朱子学于高丽时代末期（约13世纪后期）传入朝鲜半岛，在朝鲜时代则已取得了绝对的权威地位，朱子所确立的义理之旨、话语系统和思想范式被朝鲜时代的士人奉为圭臬，并且朱子学在经过朝鲜朝儒者几百年的吸收、研究、探讨与推阐后也日趋成熟，故朱子学已不再是仅属于中国的思想学说，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国、韩国为主，包括日本等其他地区的广义朱子学的传统。从80年代开始，陈来、张立文、徐远和、李甦平等中国大陆地区学者开始对朝鲜与日本的朱子学加以关注和着手研究，自9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韩国、日本留学生来中国大陆地区留学且大陆地区学生与学者到韩国、日本留学和访问研究，使朝鲜与日本的朱子学的研究呈现了一种蓬勃发展的势头，张立文的《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洪军的《朱熹与栗谷哲学比较研究》是大陆地区学者对朱熹与朝鲜时代的儒者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李退溪（名滉，1501—1570年）与李栗谷（名珥，1536—1584年）是朝鲜性理学的双璧，退溪被誉为“朝鲜之朱子”，栗谷被誉为“东国大儒”，故他们俩可谓朝鲜时期性理学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朱熹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一书认为：退溪李滉作为朝鲜朝朱子学大家，不仅接纳了中国朱子性理学的思想，对朱子性理学中的概念、命题有着深入的了解、把握，而且他在与同时期的朝鲜朝朱子学学者之间所展开的“四端七情”之辩中提出的“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的观点，对朱子的思想作了创造性的发挥，从而发展了朱子学。《朱熹与栗谷哲学比较研究》一书认为：栗谷思想与朱子思想一脉相承，作为“东国大儒”的栗谷则对朱子性理学有着极为深刻而恰当的理解与把握，他所谓的“理气之妙合”、“理通气局”、“气发理乘一途”等说法是对朱子思想的精到的概括和说明。

程朱理学的研究作为一个国际性学术社群的一项共业，海内外学者之间的交流、对话与互动不可或缺、必不可少。朱杰人主编的《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论文集》与吴震主编的《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作为国际程朱理学特别是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的结集，正是海内外学者之间在程朱理学研究上交流、对话与互动的产物和结晶。

通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大陆地区的程朱理学研究，从1949年至1976年由于教条化与泛政治化的背景，大陆地区的程朱理学研究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弯路，不仅其研究成果乏善可陈，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思维定式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彻底泯除。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地区的程朱理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陆地区的程朱理学研究者既有对有关程朱理学原始文献材料的精细解读和深度分析，也有在中西比较的广阔视阈中对西方哲学的理论资源的广泛吸收，从而使大陆地区的程朱理学研究建立起了真正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范式，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这无疑亦与港台、海外程朱理学研究者的交流与互动分不开。改革开放之前，港台、海外的学者乃程朱理学研究的主导力量，特别是陈荣捷、牟宗三、钱穆、刘述先、狄百瑞、楠本正继及其弟子等的程朱理学研究居于前沿，处于主导地位。改革开放后，随着大陆地区学界对那种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狭隘研究方式的摒弃和对港台、海外这些程朱理学研究大家的重视，大陆地区的程朱理学研究步入全盛期，并开始进入国际性的学术共同体中。当然，如何面对港台、海外的程朱理学研究，如何充分吸收他们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类研究成果，如何在程朱理学的研究上既立足于国际学术界的整体脉络，又不失我们研究的内在性和主体性，如何在程朱理学的研究上具备一种世界性的学术眼光并树立我们的主导地位，仍是今日大陆地区的程朱理学研究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