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明理学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无疑是两个最为重要的领域。伴随着60年来的风风雨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样走过了一条坎坷而又曲折的道路，下面主要就陆王心学的研究历程和代表性成果作一概要式的展示和回顾。

改革开放之前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至1966年即所谓的“十七年”为第一阶段；1966年至1976年即“文化大革命”十年为第二阶段。20世纪初，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仅是在一片反传统、全盘西化的声浪之中诞生，而且其学科建制完全是比照西方哲学的范式而创立。在这种氛围与背景下，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方面饱受了一次次反传统浪潮的冲击，而宋明理学研究所受的冲击尤甚；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国哲学的研究只是袭取西方哲学某家、某派作为诠释框架来对中国哲学或哲学家作一重构与诠释，宋明理学的研究同样如此。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尽管宋明理学的研究有着新的时代特点，但可以说基本上仍然是在这种反传统氛围下延续着这一研究模式。以下主要就这一时期的陆王心学的研究作一回顾与说明。在这一时期的第一个阶段，通过多次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大陆地区学术界开始普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研究陆王心学，在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47—1965年版）、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1966年版）、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著作中，都有专门章节对陆王心学作了论说，这些章节显然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来研究陆王心学的成果，但又不免受教条化与泛政治化的干扰。随着对哲学史研究中阶级分析法的采用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两条路线、两个阵营的斗争的强调，陆王心学被戴上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并被贴上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的政治标签。

这一阶段最为可贵的是，在政治空气比较缓和的60年代初，陆王心学的研究偶尔出现过较为平和的分析和讨论。例如，1962年江西赣州地区历史学会主办了大陆地区改革开放前唯一的有关陆王心学的“王阳明学术讨论会”，就王阳明政治军事思想与实践作了较为学术化的讨论。当时相关的较为平和的分析和讨论陆王心学的文章大致有：朱谦之《阳明学在日本的传播——中外思想交流史话》（《文汇报》1962年4月16日）、钟兆麟《谈王守仁思想》（《光明日报》1962年7月9日）、史前宽的《王阳明和王心斋的辩难》（《河南日报》1962年8月31日）、华山的《从陆象山到王阳明》（《文史哲》1962年第4期）、王明的《王阳明》（《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4期）、孔繁的《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4期）、宋哲的《王阳明的思想方法》（《新建设》1962年第10卷第9期）、罗炳之的《王守仁的教育思想评介》（《江海学刊》1962年第9期）、伍占芝的《关于王阳明政治思想及其哲学思想的讨论》（《文汇报》1963年1月20日）、成晚的《对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探讨》（《光明日报》1963年7月23日）、阎长贵的《关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光明日报》1965年10月22日），等等。但好景不长，随着杨寿堪《“知行合一”说帮不了美化海瑞的忙》一文在1965年12月31日《光明日报》上纲上线的炮轰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对陆王心学在这一阶段所进行的那种和风细雨式的讨论被第二阶段狂风骤雨、横扫一切的大批判所代替。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阶段，除杨天石写过一本《王阳明》（中华书局1972年版）的小册子外，其余都是些口号式的批判文章，皆千篇一律以“革命”与“进步”的名义视陆九渊、王阳明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或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视陆王心学为代表封建大官僚、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想，从而对陆九渊、王阳明及其心学思想进行了充满荒诞的批判和全盘的否定。因此，对陆王心学的真正学术研究在这一时期可以说完全中断。

改革开放30年来，大陆地区陆王心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为1977年至1990年。1981年在杭州召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宋明理学的研究进入复苏期。在此复苏期，大陆地区陆王心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正本清源、迅速恢复的新阶段。首先，有关陆王心学的文献资料得到了整理和出版。中华书局于1980年出版了《陆九渊集》，于1985年出版了《明儒学案》，于1987年出版了《陈献章集》。其次，对陆王心学的个案研究出现了一批专门性的研究成果，而与陆王心学相关的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也迅速发展。

在研究陆王心学的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沈善洪、王凤贤的《王阳明哲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张锡勤、霍方雷的《陆王心学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邓艾民《朱熹王守仁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崔大华的《南宋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李之鉴的《陆九渊哲学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方尔加的《王阳明心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章沛的《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杨天石的《泰州学派》（中华书局1980年版），等等。在这些研究陆王心学的代表性专著中，虽仍采用一些唯物、唯心的标签与说法，但已能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或将陆九渊、王阳明等的思想置于传统的理学话语背景下来加以讨论；或将陆九渊、王阳明等的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分析其各部分的思想；或对陆九渊、王阳明等的思想的产生、发展、传播与衰微的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与探讨，这些皆表明当时的陆王心学研究正在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而逐渐走向了客观的学理分析与学脉梳理之途。

与陆王心学相关的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等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卷中有多章涉及陆王心学，这部迄今为止最为全面与详赡的宋明理学史研究专著，立足于陆王心学文献材料的搜集、整理，以整个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为背景，展示了心学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对陆王心学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中介人物和阳明后学各派的思想特色的介绍以及其文献材料的搜集尤为着力。该书在陆王心学基本文献的搜集、整理与提示等方面所做的工作为后来陆王心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蒙培元的《理学的演变》、《理学范畴系统》，张立文的《宋明理学研究》中有关对陆王心学的概念、范畴、逻辑结构、思想脉络的分析与探讨，表现出作者力图挣脱政治化与教条主义的束缚来揭示陆王心学内在固有的逻辑规律与思想特征，他们的这种新探索体现了那一时期陆王心学研究的特点与水准。

第二阶段为1990年至2000年。在这一阶段中，摆脱了教条主义化束缚的陆王心学研究经过前一阶段的过渡与积蓄后，步入了最为活跃与繁荣的全盛期。在这一全盛期里，大陆地区的陆王心学的研究者既有着对有关陆王心学原始文献材料的细致梳理、解读和深度分析、诠释，亦有着在中西比较的广阔视阈中对西方哲学的理论资源的广泛吸收和借鉴，从而使这一时期大陆地区的陆王心学研究不仅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而且也建立起比较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范式。这一时期，大陆地区陆王心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张立文的《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中华书局1992年版）、丁为祥的《实践与超越：王阳明哲学的阐释、解析与评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徐梵澄的《陆王学述——一系精神哲学》（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郭齐家、顾春的《陆九渊教育思想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吴宣德的《江右王门与明中后期江西教育发展》（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赵士林的《心灵学问——王阳明心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刘宗贤的《陆王心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冯达文的《宋明新儒学略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东方朔的《刘蕺山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和《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杨国荣的《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和《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三联书店1997年版），等等。张立文的《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作为研究陆九渊的专著，既对陆九渊的家世、著作、社会政治思想等方面作了考察和分析，同时又对陆九渊的心学以及其之前的心学思想作了梳理和探讨，该书在对陆九渊心学的概念、范畴与命题进行分析时，也充分体现了作者所重视的逻辑结构分析法的研究特色。刘宗贤的《陆王心学研究》是一本系统地研究陆王心学思想的著作，该书以陆王心学的理论演进为线索，对陆王心学孕育、萌发、形成、发展、集大成的过程中的重要思想家的心学思想以及他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与内在联系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和探讨。当然，以上这两本专著仍不免带有一些以往的痕迹。冯达文在《宋明新儒学略论》一书中将陆王心学分成：以陆象山、王阳明为代表的由主志论确立的成德论和以陈白沙、王心斋、泰州学派与晚明思潮为代表的由主情论开示的境界论，可谓是在以往宋明理学流派划分的基础上的一种颇具创意的独到见解。毫无疑问，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和杨国荣的《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最能反映那一阶段陆王心学研究的特点与研究水准，堪称陆王心学研究上的扛鼎之作。陈来与杨国荣是新中国培养的中国哲学领域最早的博士，有着较好的中西方哲学的训练和世界性的学术眼光，故他们两人皆能立足于中西哲学比较与对话的宽广脉络来展开他们富有创见的陆王心学研究。当然，他们两人的研究又各有自己的创见与特点。陈来在《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一书中不仅对有关王阳明的史实与史料作了细致严谨的考证与分梳，而且能真正内在地理解与把握王阳明的问题意识和解决之道，故他能对王阳明哲学的内在意蕴与精神作一种鞭辟入里的发掘和阐发。杨国荣在《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一书中通过对王阳明心学的深入剖析与严密的逻辑推演，力图诠释出王阳明哲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内涵，极具思辨的力度和纵横比较的广阔视野。

第三阶段2000年至2009年。迈入新的世纪，随着大陆地区学者与中国港台、日、美、韩等海外学者的学术交流与互动的频繁，大陆地区学者特别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逐渐认识到港台、日、美、韩等海外业已积累的陆王心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吸收港台、日、美、韩等海外陆王心学研究成果的同时，自觉地将自身的陆王心学研究定位在“国际陆王心学研究”脉络之内，从而使大陆地区的陆王心学研究不仅在研究视野与研究主题上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而且在研究方法与研究取径上亦呈现出丰富性与多样性。这一阶段大陆地区的陆王心学研究可以说已进入“国际陆王心学研究”的时代。此外，该阶段大陆地区的陆王心学特别是阳明后学的研究之所以能蓬蓬勃勃、全面深入地展开，在其研究广度与深度上超过以往，无疑与陆王心学特别是阳明后学的文献的整理出版分不开。自1995年开始，大陆地区出版界陆续完成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丛刊》等大型文献数据的影印出版工程，2007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与凤凰出版社出版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等等，不仅为该阶段大陆地区的陆王心学的研究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大陆地区的陆王心学研究特别是阳明后学研究的发展，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大陆地区的陆王心学研究特别是阳明后学研究的高峰期。

在这一阶段，大陆地区陆王心学研究成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吴光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李振纲的《证人之境——刘宗周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左东岭的《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方祖猷的《王畿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陈来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郑晓江主编的《江右思想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钱明的《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吴震的《聂豹·罗洪先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王阳明著述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与《罗汝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鲍世斌的《明代王学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邓志峰的《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程志华的《困境与转型——黄宗羲哲学文本的一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朱承的《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任文利的《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三联书店2005年版）、陈立胜的《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体”的立场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张卫红的《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三联书店2009年版），等等。张学智的《明代哲学史》作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大陆地区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明代哲学断代史著作，尽管涉及明代哲学的方方面面，但仍然是以阳明学为重点，该书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分别对阳明及其后学各自的问题、中心概念与范畴、解决问题的方式，以及他们思想之间的逻辑关联等进行了梳理、讨论与重构。方祖猷的《王畿评传》不仅对王畿一生的讲学、论战等活动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考察与讨论，同时也对阳明后学的分化、演变作了深入的探究与揭示，是一部系统研究王畿生平与思想的力作。陈来的《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中有几章是关于阳明及其后学的研究，在这几章中不仅充分体现了重视文献史料考证与新材料之发现的研究特色，而且他对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那种社会文化学的方法亦堪称一大亮点。李振纲的《证人之境——刘宗周哲学的宗旨》是一部研究刘宗周思想的专著，刘宗周对阳明之学“始而学，中而信，终而辩难不遗余力，而新建之旨复显”（《子刘子行状》，《全书》卷三十九），故可以说刘宗周之学是围绕阳明之学而展开的。该书认为刘宗周之学乃理气生生以立极、以心著性以显极、即体即用以证极、化念归心以复极，这一看法可以说是一种较为契合刘宗周之学内在理路的现代诠释。任文利的《心学的形上学问题探本》是一部研究阳明及其后学的心学问题的著作，该书以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既对阳明心学产生形成发展的内在脉络、阳明心学的“良知”、“致良知”、“心即理”等核心概念与命题作了颇具深度的分析与探究，又对阳明后学于传承中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各自思考与解决问题的独特方式与贡献作了考察与揭示，该书对阳明及其后学的一些独特见解耐人寻味、启人深思。

在这一阶段，吴震的阳明及其后学研究颇令人瞩目。他的《阳明后学研究》是根据他在日本京都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他对阳明及其后学的研究所体现的正是日本学术界那种严谨而扎实的学风。在吴震所撰写的上述五本研究阳明及其后学的专著中，其研究的对象除阳明本人外，还涵盖了其后学中最为重要的王畿、钱德洪、聂豹、罗洪先、陈九川、欧阳德、王艮、耿定向、罗汝芳等著名人物，其采取的研究取径有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考证学、社会文化史等多种研究进路，其研究最显著的特色就是通过文献途径来进行研究，不仅尽量收集和掌握了与研究对象相关的一切原始文献资料，而且其对研究对象的思想与概念的义理分析也是奠定在文献资料的细致爬梳上。此外，吴震以佛、道对阳明及其后学的影响为切入点的研究视角也是他研究中的一大特色。钱明的《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他在向日本九州大学所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钱明曾是《黄宗羲全集》与《王阳明全集》的编辑、整理与点校的参与者，也是六次“中日联合王阳明遗迹考察”活动的组织者与参加者，特别是他曾承担过《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与《〈王阳明全集〉未刊散佚语录诗文汇编及考释》的工作，为《王阳明全集》提供了十多万字的新增史料，这一成果即部分地收录在他的《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一书的“附录”之中。

在这一阶段，彭国翔、陈立胜、张卫红在阳明及其后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可谓是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有力地推进了大陆地区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受学界的重视与称道。彭国翔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是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该论文是大陆地区首篇以“宋明理学”为题材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彭国翔以中晚明阳明学的核心人物王龙溪为透视的焦点，对王龙溪哲学思想和王龙溪与中晚明思想界的互动进行了探讨，其分析与探讨深刻而细致，颇具理论的深度与广度，堪称阳明后学研究领域的力作。

陈立胜的《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体”的立场看》与张卫红的《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是在各自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陈立胜该书是从“仁”与“乐”的角度以“身心互渗”的立场对阳明的万物一体观所作的探讨，全书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阳明“一体之仁”思想中所涵盖的六个面向进行了阐发与展示，通过对“恶与牺牲结构”问题的探讨揭示了阳明一体论说中的内在紧张与儒家“爱有差等”的思想，描述和探讨了阳明的“乐”的本质与“乐”的类型学以及儒家的宗教性性格，等等。张卫红的《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一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通过回到念庵的生活—历史世界中来把握念庵的思想学说与其相关的地域文化、生活际遇、时代背景之间的内在关联与互动，下篇以阳明学的工夫—体知之维度与视角探讨了念庵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的本体论、工夫论、所臻境界的动态变化，以展现念庵之学作为为己之学、实践之学的活的精神。该书以“生活—历史脉络”与“工夫—体知脉络”作为研究的取径与出发点，可见其并非只是一种单向的概念分析、逻辑推演的哲学研究，而是一项把文史哲结合在一起的综合研究。黎业明的《湛若水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和一般的年谱不同，是一本注重思想史研究的专著，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以《船山学刊》为平台的湘学研究，例如王立新对胡宏的研究也值得重视。

今后中国大陆地区的陆王心学研究如何更上一层楼，如何使大陆地区的陆王心学的研究在“国际陆王心学研究”时代具备一种世界性的学术眼光并树立我们的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大陆地区陆王心学研究者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毫无疑问，首先必须对国内外现有的陆王心学研究成果有着全面与深入的了解和把握，只有在真正充分吸收和消化这些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才能使大陆地区的陆王心学研究水准超越以往而有所提升。当然，如何在陆王心学的研究上既立足于国际学术界的整体脉络又不失我们研究的内在性和主体性，仍是今日中国大陆地区的陆王心学研究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其次，对陆王心学的文献材料读熟吃透，对陆王心学自身固有特质、内在脉络了然如心。在陆王心学的研究与诠释中，若只一味强调所谓“客观冷静”的科学的态度、将陆王心学的文字仅视之为一些历史或考据的材料而忽视其活生生的体验与实践层面，甚至对研究对象充满了漠然与鄙视，而无身心浸润于其中的真诚对话与体知，这将无以理解与把握陆王心学学者思想的精髓，故对陆王心学的文献典籍所营造的意义世界、精神世界有所领会和同情理解，这也是提升今后陆王心学研究水准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再次，中国哲学史学科建制原本就是比照西方哲学的范式创立起来的，可以说中国哲学自始至终都处于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与纠结中，如果因为历史上曾有过削中国史料之足以适西方哲学之履的失误，就极力拒斥现代思想特别是西方思想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与诠释的介入，追求一种完全纯粹的中文语境与传统理解，显然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此，在中西传统互动与交融的当今之世，一方面，我们要摒弃那种只是袭取西方哲学某家、某派来裁剪中国哲学思想材料的简单做法，另一方面要以西方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作为诠释、建构与发展中国哲学的丰富资源。有鉴于此，在今后的陆王心学研究中，我们必须自觉地去吸收西方哲学、宗教学、社会学等有关理论资源作为参照、借鉴与诠释的资源，以便拓展在陆王心学研究上的新的学术视野、新的问题意识、新的研究方法，从而使大陆地区的陆王心学研究在当今这个“国际陆王心学研究”时代真正处于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