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分系是一个古老的学术议题，传统上主要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二系说。1949年以后，我国大陆地区学界流行理学、心学、气学三分说。三分说和气学的提法首倡于著名学者张岱年，后来得到国内研究者们的普遍响应。影响所及，海外学术界如日本也出现了关于气学的研究和论述。[※注]此所谓三分说，是在传统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二系之外增加一个性格迥异的“唯气的潮流亦即唯物的潮流”——气学（或称为气本论、气一元论）。这种三分说与传统二系说的差异，绝非单纯的名相称呼之异，而是更多地表现在研究者对于宋明理学的学术旨趣、涵括范围的理解上产生了本质的变化。例如，就学术旨趣而言，气学的问题意识可概括如下：气是中国古典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在文学、中医、书画、风水、武术等领域都具有重要地位，在哲学思想领域更形成了悠久的气学传统。这一传统在宋明理学思潮中有无表现？传统上所谓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二分的架构是否足以充分反映宋明时代理学思想的内涵？我们应该如何合理评价那些“以气作为首出的概念”的思想家？就涵括范围而言，中国大陆地区的气学研究者们所整理和构建的气学谱系跨越宋元明清时代；相应的，理学研究也就从对传统的宋元明时代儒学思潮的研究进一步扩展成为宋元明清时代儒学思潮研究。50年代以来的宋明气学研究，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研究一样，也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大陆地区的宋元明清气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为第一阶段，197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理学、心学、气学三系法和气学研究的奠基期。张岱年早在1936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序论》（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收于《张岱年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就对中国哲学自宋代以后的发展作出独特的总结：“自宋至明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有三个主要潮流。第一是唯理的潮流。……第二是主观唯心论的潮流。……第三是唯气的潮流亦即唯物的潮流，始于张载，张载卒后其学不传，直到明代的王廷相和清初王夫之才加以发扬，颜元、戴震的思想也是同一方向的发展。”这是现代学术史上关于宋明理学三系说的最早论述，正式把“气学”确立为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相抗衡的学术流派。1949年以后，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大纲》中的这一论断作出了进一步的拓展和论证。这些拓展和论证可分为“点”的阐述和“线”的梳理。1954年，张岱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一文（《光明日报·哲学研究专刊》，1954年10月6日）。1955年，全国性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斗争”正蓬勃开展，张岱年在《哲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张横渠的哲学》一文（《哲学研究》1955年第1期）。两篇论文皆确定“气”是中国古代唯物论的基本概念，而船山、横渠正是以一切存在都是气；从而分别判定“张横渠是北宋时代最伟大的唯物论者，他在与佛家唯心论的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唯物论哲学体系”；“（王船山）从唯物论的观点，给宋明哲学思想作了一个总结。其中总结了北宋以来的哲学的发展，总结了北宋以来的哲学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恢复并推进了北宋中期的唯物论世界观。”此后，张岱年出版《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以“张载唯物宇宙论的主要内容”、“张载的辩证观念”、“张载的认识论”、“张载的伦理学说”、“张载的政治思想”等为章节，为气本论思想家的个案哲学史研究树立了一个典范。上述三篇论著皆可视为张先生在“点”的阐述方面的努力。就“线”的梳理而言，张岱年在1957年出版的《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和发表于1957年至1958年的《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此文后收入《求真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重点研究“气本论”（中国唯物论）的发展历程。在这两部著作中，关于宋元明清气学思想家的思想学说都被张先生严格作为中国唯物论思想发展的一个环节来处理。

张岱年是在“唯物—唯心”两军对垒的架构下建构宋元明清气学谱系的，其时所认定的气学谱系中的人物大致有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李塨、戴震等思想家。张先生所建构的宋元明清气学谱系，可说是1949年之后学术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注]来研究宋元明清儒学思想的第一批和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不过，在“点”的阐述方面，仍然有一些反对意见。就张载思想阐释而言，张岱年《张横渠的哲学》一文在《哲学研究》发表之后，马上有学者站在同样的唯物论立场反对张先生的观点，认为张载是唯心论者（《哲学研究》1955年第3期发表的吕世骧《张横渠的哲学究竟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和邓冰夷《〈张横渠的哲学〉一文读后感》〉，以及《哲学研究》1956年第4期发表的陈玉森《张横渠是一个唯心论者──张岱年〈张横渠的哲学〉一文读后感》）。当然，这种阐释上的差异，主要根源还是在于“唯物—唯心”的评价框架与张载哲学之间的不相应。例如张岱年即便盛赞张载为北宋最伟大的唯物论者，仍然认为“张横渠的自然观基本上是唯物的，但在某些观点上还存在着唯心的渣滓”（见《张横渠的哲学》一文）。侯外庐在这一点上便与张岱年遥相呼应。侯外庐在1959年出版的《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册论及张载思想，认为张载在宇宙论方面的命题是符合以“物质为第一性”的原则的唯物主义理论的，但在涉及思维与存在关系时，却从唯物主义堕落下来，走向二元论：一面承认客观的物质实体之存在；一面又承认另有精神实体的存在（按：侯先生作出的二元论之判定虽然与张先生所谓的一元论的唯物论有异，但这两种判定不过是在同一种判定标准下的具体执行程度之差异而已，此可谓“遥相呼应”）。嵇文甫对王夫之思想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因素的分析也是同样的路数（见《王船山学术论丛》，中华书局1962年版）。嵇文甫在同一时期对“明清时代反理气二元论思想”的研究引人注目，嵇先生认为“道学家解释宇宙间一切现象，不外理气二字。理气二元论和气一元论的对立，构成中国近古哲学史上的两大营垒”，从而在“唯物—唯心”构架下讨论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宗羲、颜元、李塨、戴震的气学思想（见《明清时代反理气二元论思想的发展概述》，《新建设》1961年4月号）。此外，嵇文甫还对高拱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他通过对高拱的理气之辨、心性之辨、经权之辨、义利之辨、公私之辨、义理之辨、时势之辨的论述，认为“高拱是满可以配得上王廷相的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论高拱的学术思想》，《哲学研究》1962年第3期；《再论高拱的学术思想》，《光明日报》1963年4月5日）。容肇祖《吴廷翰的哲学思想概述》一文（哲学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二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也是从同样角度研究明清气一元论思想家的论著。

在气学研究之“线”的梳理方面，同时期的哲学思想史论著，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在讨论宋明理学时也同样贯穿了对传统的“理学、心学”二分之外的气学（或气本论、唯物论）思想家的关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气学谱系中的人物如王廷相、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颜元、李塨、戴震等思想家，侯外庐均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思潮的独特角度展开分析。侯先生的研究主要从阶级关系的分析入手，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套历史学理论和方法来剖析中国社会的结构及明清三百年学术变化的特质。侯先生认为明清之际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潮开始（市民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而中国早期启蒙学者在自然哲学方面大多数具有唯物论倾向，而在社会哲学层面则比较倾向于将个人的道德实践看做善恶的绝对标准，因而人性论问题往往成为他们讨论社会问题的出发点，从而走向了唯心主义。

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气学研究基于辩证唯物论的研究方法，在传统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二分法之外，注重确立气学的地位，在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上很有意义；但由于学术受到政治的干扰，教条主义的态度大大削弱了这一时期的宋明理学的学术性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唯心”框架也终究难以深入宋明理学的内在讨论。[※注]

1977年至今，是宋元明清气学研究的第二阶段。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既有对前一阶段观点的承接、发挥和靠拢，又有对前一阶段经验教训的反思，以及对研究新范式、新路径的开拓。如果说上一阶段的宋元明清气学研究尚处于教条主义笼罩之下，强调哲学史研究要为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作论证，研究方法难免单一，那么这一阶段的气学研究则经由70年代末以来的“去教条化”的努力，以及对海外学界资源的引进与吸收，逐渐走向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这种多元化和多样化可以总结为三个基本面相：

第一个、第二个面相都是学术界对于前一阶段研究成果的整体扩展。亦即在“教条化”和“去教条化”纠缠的背景下，加强自然唯物论和早期启蒙这两个维度的论述和研究。因此，所谓第一个面相，是指侧重于第一阶段所奠立的气学范式之自然唯物论维度；而第二个面相则是侧重于早期启蒙维度。

就第一个面相而言，张岱年在第一阶段建立的宋元明清气学谱系论述模式在这一阶段的学术界得到普遍认同，即理学思潮中的气学流派由北宋张载所开创并成为其理论代表，中间经过南宋、元代的沉寂，至明代又重新崛起，影响直至清代。这一阶段的气学研究还发掘了过去较少注意的许多学者，至此，张载、罗钦顺、王廷相、韩邦奇、黄绾、杨慎、吴廷翰、高拱、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焦循、阮元等人（还可以加上周敦颐）都被归入为“气学谱系”，成为宋元明清理学中倾向唯物主义的一个流派。姜国柱《张载的哲学思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吴廷翰哲学思想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程宜山《张载哲学的系统分析》（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葛荣晋《王廷相和明代气学》（中华书局1990年版）、衷尔矩《吴廷翰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蕺山学派哲学思想》（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以及《王夫之》（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李存山《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都是在第一阶段气学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值得注意的是，冯友兰在这一阶段的著作中，运用“唯物—唯心”的方法模式分析张载哲学，提出“张载的一派是气学”、“气学是道学中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冯先生还根据《西铭》和《正蒙》批判张载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不彻底性（《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同样采用“理学—心学—气学”三系法来讨论宋明理学的哲学史论著，还有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蒙培元《理学的演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理学范畴系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曾振宇《中国气论哲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从中国古典气论哲学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了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宋元明清思想家，也可以看到张岱年先生所奠立的气学研究范式的影响。

就第二个面相而言，侯外庐和邱汉生共同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是以宋明理学的整体为对象的第一部全面性研究著作。相对于第一阶段的《中国思想通史》，这部书体现出摆脱“教条化”束缚、谋求“客观的理解”的转变，同时又发展出“理学与反理学”的模式，继续表彰反理学的思想家，以高扬启蒙思潮和批判思潮的意义。与此同时，学术界有种观点认为气本论的唯物主义不包括在理学之内；因为唯物主义者不代表宋明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王廷相、吴廷翰、王夫之等思想家就不能被视为理学家，而是作为反理学的思想家。此所谓反理学的思想家又称为实学家；并认为中国在明朝中叶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实学思潮；而宋明理学就只有程朱道学和陆王心学两派。[※注]如魏宗禹认为，“明代以来，我国封建社会形态内部滋长着一种自我否定因素，经济上表现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和发展，社会意识领域出现了一股批评思潮”，即实学思潮；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刘宗周以及后来的王夫之等认为，元气之上无物，太虚即气，反对理学、心学，“具有人民性、民主性的合理因素，无疑是市民意识的一种表现。”（魏宗禹：《明清“实学”思潮的三个发展阶段》，《晋阳学刊》1988年第1期）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的《明清实学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葛荣晋主编的《中国实学思想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李甦平《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都是从实学的角度出发论述气本论思想家的“经世致用”儒学思想的论著。以反理学视角研究前述气学谱系中的思想家的论著还有姜广辉《颜李学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走出理学——清代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

萧萐父先生等则从另一个角度发展了早期启蒙论述。萧先生的《船山哲学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与许苏民合著）、《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与许苏民合著）、许苏民《顾炎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作重在研究明末清初的思想异动。萧先生与许先生认为，这一时期科学、文艺、政治、伦理、哲学思潮的变化，特别是颜钧、何心隐、李贽、顾炎武、王船山、方以智、黄宗羲、李二曲、傅山、唐甄、梅文鼎、王锡阐，乃至李光地的思想中，都透显了裂解、疏离程朱理学，重铸时代精魂的新的价值取向。萧先生等的研究接续了梁启超、侯外庐等前辈的传统而发扬光大。他们着力于明清文化史的不同侧面考察如下问题：随着经济生活背景的变化和在传教士文化的撞击下，明清之际的哲人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内在自我反省与批判是如何进行的？比起他们的前辈到底有什么新的贡献？他们是如何从本土资源中重新开发新的生面的？这种具有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情结的涌动，给予我们当代人什么启迪？[※注]萧萐父、许苏民先生有关明清哲学史与中国文化史的一系列著作，除前述诸书外，还有萧先生的《吹沙集》、《吹沙二集》、《吹沙三集》（巴蜀书社2007年版）等，许苏民的《李贽的真与奇》、《李光地传论》、《戴震与中国文化》、《朴学与长江文化》、《比较文化研究史》、《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简论》、《人文精神论》等，都有很精深的学理基础，有创发式的解读，不仅仅限于气论，包括明清哲学、中国哲学乃至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萧萐父先生倡导启蒙精神，致力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研究，成就斐然。萧先生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解读中包含了“启蒙反思”的意蕴，他的“人论”超越了启蒙时代的“人的重新发现”。他的启蒙观包含了两重含义：既走出中世纪，又走出现代性。他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原子式个人主义、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给予了系统的批判，系统地论证了中华人文精神、中国哲学的特性与优长。萧先生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反省，针对国家、民族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紧迫问题，着力于西方启蒙理性与启蒙价值的引入，特别是发掘中国传统中与之相契合、相接植的因素（例如他下过功夫的明清之际思想家们的新思想萌芽等）。萧先生又是一位有底蕴的中国知识人，其论说启蒙的时代又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的开端，在现代性的弊病暴露无遗之际。在这种背景下，由这样一位中国杰出的诗人哲学家，一位生命体验特别敏锐的思想家来论说启蒙，其启蒙意涵已不是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内容，而恰恰超越了启蒙时代的启蒙精神，包含了诸多反思启蒙或启蒙反思的内容。他实际上有着双向的扬弃，意在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注]有关明清之际文化思想史研究的还有陈卫平，他著有《第一页与胚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比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他与李春友合著《徐光启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

蒋国保《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蒋国保与周可真合著《方以智与明清哲学》、《顾炎武与中国文化》（黄山书店2009年版）、罗炽《方以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魏宗禹《傅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马涛《吕坤思想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李明友《一本万殊：黄宗羲的哲学与哲学史观》（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吴根友《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初生历程——从李贽到戴震》（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基本上是按这一思路发展的，均注意发掘新的理念。陈赟《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哲学的阐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从传统形上学的演化以及王夫之对传统形上学的批评等方面深入考察王夫之思想，在研究路数上显然也与上述思路相关。此外，还有王茂、蒋国保等合著的《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周兆茂《戴震哲学新探》（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二阶段宋元明清气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研究方向的多样化的第三个面相，主要在于对前一阶段经验教训的反思，以及对海外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引进与吸收，使得气学研究日趋活跃。不可否认，所谓辩证唯物论以及启蒙思潮等理论范式，都是从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或社会变革的要求出发而提出的；它们与中国古典思想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是否契合的问题。在20世纪50、60、70年代提出这些理论范式来处理相关议题，显然是着眼于其与现实政治关联的方便性。但在“去教条化”的80年代的中国大陆地区，这些理论范式的有效性和正当性问题便开始凸显。事实上，熊十力在1954年对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气”概念的分析，以及日本著名学者荒木见悟在80年代针对当时的中国学者习用“气学”范式来讨论明清思想家的论述模式提出的商榷意见，都值得参考。例如，熊十力虽然也承认中国哲学有如张载、王船山那样的唯物论系统，但他同时指出，儒学唯物论的“气”是灵妙有理且生生不息的物，具有泛神论之意，这与近代辩证唯物论之“物”差距甚远。[※注]日本著名学者荒木见悟在80年代针对我国同时期的明清气学研究成果撰写了一系列的商榷文章。在荒木先生看来，“气学”虽然在自然科学的领域可能有所贡献，但在心学、理学之外能否独树一帜是大可怀疑的；荒木先生认为，因思想家重“气”甚于“心”、“理”，故而视其为唯物论先驱，这种公式化的说法乃偏离思想史历史事实的牵强手法。荒木先生通过分析朱子后学思想，发现朱子学内部有一股抑制“理”独高一切的倾向；进而梳理王廷相、高拱等思想家的文本，认为这些所谓的“气学家”实际上属于修正形态的程朱理学派，其基本性格在于主张通达人情以使朱子学说当中“凸出的理”务归平实。更重要的是，荒木先生认为在社会伦理方面，这些“气学家”毋宁都属于保守的地主资产阶级，与中国气学研究者所着力建构的“唯物=进步”形象大相径庭。（荒木见悟：《气学商兑——以王廷相为中心》、《郝敬的立场——兼论其气学结构》，均收于氏著《明末清初的思想与佛教》，廖肇亨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

由于荒木先生上述论著的中文译文主要局限于港台地区，其观点在中国大陆地区学术界影响不大。相比之下，港台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唐君毅继承和发展了乃师熊十力的观点，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地区学术界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以张载气论为例，牟宗三与唐君毅虽然在对张载哲学中的“气”之诠释上有不同观点，但毫无疑问都否认了大陆地区学者所谓的“张载气学”之存在[※注]：唐君毅认为张载所说之“气”只是一流行的存在或存在的流行，是形上之真实存在，不是今人所谓的物质或精神；牟宗三则以之为形而下者，但他对张载所说的“虚空即气”有独特的诠释，亦即认为“虚空”是太虚神体，“即”是“通一无二”之意，因此牟先生认为张载所谓的“虚空即气”是指“虚体即气”，完全是道德理想主义的圆融词语，而非自然主义唯气论之实然的陈述（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自80年代中期开始，港台的学术著作开始流传到大陆地区学术界，随着1988年台湾开放两岸探亲，乃至1992年开放大陆地区学者访台，两岸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港台的学术著作渐渐为人们所熟悉，成为重要的学术资源，港台新儒家的著作以其体系完整、论述丰富，对青年学者尤具影响。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大陆地区学者“去教条化”的努力亦使传统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领域渐渐隐退。这些多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以质疑上一阶段的气学研究范式和论述模式为突破口，共同促进了大陆地区对宋元明清气学研究的日趋活跃。例如，丁伟志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0年第4期上发表了《张载理气观析疑》长文，丁先生不同意将张载视为“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这一主流观点，并尖锐地批评了长期以来在张载哲学研究中套用“两军对战”模式的简单化偏向。再如，刘学智在《哲学研究》1991年第12期上发表《关于张载哲学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指出张载哲学的旨趣并非在“气本论”，而在“心性论”，亦即论证“心与天道合一”；他认为近年来每每用现代认识论的范畴和逻辑认知的方法研究张载乃至理学的心性论，有以西方之学套用中国之学的嫌疑，是不可取的。丁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少学者或撰文评议，或为文商榷，一时间出现了难得的学术争鸣局面，直至近年仍有回响，如林乐昌《张载理观探微——兼论朱熹理气论与张载虚气观的关系问题》（《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

不过，不同于港台新儒家学者原本要取消“气学”的存在，大陆地区学者在这一阶段的质疑和反省主要是以承认气学为前提，从宋明理学的历史发展和问题意识出发，把气学一脉置于整个宋明思想史的发展中来考察。而港台的学术界也逐渐抛弃意识形态纠葛，开始以另一种方式认同和论证宋元明清“气学”一系的存在（参见刘又铭《理在气中：罗钦顺、王廷相、顾炎武、戴震气本论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杨儒宾、祝平次主编：《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杨儒宾：《两种气学，两种儒学》，《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3卷第2期。《检证气学——理学史脉络下的观点》，《汉学研究》第25卷第1期）。还是以张载研究为例。中文学术界对张载哲学有两种典型的诠释进路，即大陆地区气学研究所开创的气本气化说（所谓宇宙论的研究进路）与港台新儒家牟宗三开创的太虚神体说（所谓本体论的研究进路），在这一阶段已经有渐渐合一的趋势：牟宗三后学已经非常坦率地承认，如果一定要套用实体的概念，则只有气这一种实体（朱建民：《张载思想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89年版）；而大陆地区学者在秉持气本论基本诠释理路的同时，也对“太虚”有了更为细致的分疏（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在这一研究背景下，对宋元明清气学展开多元化研究的著作还有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陕西省哲学学会编《气化之道——张载哲学新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龚杰《张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丁为祥《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杨立华《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冯达文《宋明新儒学略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中国古典哲学略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严寿澂《近世中国学术思想抉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赵吉惠、刘学智主编《张载关学与南冥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宋义霞主编《张载关学与东亚文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等。

陈来《元明理学的“去实体化”转向及其理论后果——重回“哲学史”诠释的一个例子》（《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可视为对荒木见悟所发现的“朱子学内部亦有一股抑制理独高一切的倾向”现象的另一种解释。陈来从“朱子以后，元明理学思维的内在理路”的角度来阐释这一现象，认为明代思想中“气”的观念越来越受重视，无论理学、心学都是如此；从理论思维来说，在经历了元明理学在“理”的理解上“去实体化”转向之后，理不再是首出的第一实体，而变成气的条理，因此人性的善和理本身的善，需要在“气为首出”的体系下来重新定义，“气善论”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为人性和理的善提供一个新的终极的保证。这使得北宋前期以来发展的气本论作为儒家思想的体系，终于获得了其完整的意义；而事实上，这也是清初许多思想家的共同主张。陈来在2004年出版了研究王夫之哲学的专著：《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以“经典与解释”为研究进路，阐明王夫之思想与宋明道学运动的关联；在新阶段树立了“气学”研究回归“内在研究”的典范，对于学界拓展气学谱系研究意义重大。例如，传统上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之二分法，尽管有其有效性、方便性及正当性，但这样一种范式区分在处理宋元明清哲学思想史中自明代以后的新动向时，便无法如实反映当时这一领域思想变动的多样性：在将这些新动向全面纳入研究视野、将其理论可能性更广泛地提炼出来并加以定位等方面均遇到难题。以贯穿明清两代的思想史现象——气本论与情欲解放的关联为例，一方面，随着清代以后思想史主题的变迁，“理学—心学”二分法的分析框架在考察上述思想史现象时也就丧失了其有效性。换言之，在通时性地考察宋元明清思想史之变迁与发展时，传统的心学与理学对垒范式就不能作为一个完整无缺的理论框架加以运用。另一方面，以往讨论明清气学思想的论著，多把思想家对气的重视与理欲之辨相联系，主张这一现象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而具有启蒙思想的意义。但台湾学者王汎森《明末清初的一种严格的道德主义》（收入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注意到明代气论不一定与情欲解放有必然联系；相反，强调只有气质之性而无义理之性的学者，却可能通过继续坚持“存理遏欲”而导向更严格的道德主义。正如陈来指出的，这一事实的被关注，暴露出以往的主流的思想史解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以及以往思想史研究方法中在确定思想和社会间关联时常常具有的推测性质和思辨倾向（见前引《元明理学的“去实体化”转向及其理论后果——重回“哲学史”诠释的一个例子》）。这两方面都表明，切实加强宋元明清气学研究的确有其必要性。

纵观60年来的宋元明清气学研究，谓之为“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领域”实不为过。不论中西方，哲学思想、哲学典范的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宋元明清气学被看做中国古典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然而，正如陈来所说，“关于气论哲学本身，近二十年来，由于我们厌倦了单纯以唯物主义了解气论的范式，于是气论的研究渐渐衰弱，这其实也是片面的，我们需要新的研究范式和哲学视野复兴对气论哲学的宏观与微观研究”。[※注]60年来，学术界在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在不断转变和更新；但气学的研究，就哲学史层面来讲，还停留在张岱年、侯外庐等开创的范式上，没有重大的突破。今后中国大陆地区的宋元明清气学研究如果要更上一个台阶，毫无疑问必须在研究范式上取得新进展。这也要求研究者们从中国哲学自身的特征出发，把气学研究和当下的哲学语境以及世界哲学密切结合起来，为阐发气学所蕴涵的独特智慧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