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哲学”这一概念及研究方向，首先是从政治和道义的角度提出来的。1979年在济南召开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会上少数民族学者蒙和巴图（蒙古族）、果吉宁哈（彝族）提出：现今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没有写少数民族哲学，因此应当改称“汉族哲学史”，或者你们认为少数民族不是中国人。这首先是从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和精神理念提出的尖锐问题。这一问题得到了有关领导及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邓祥的《建议重视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研究》指出，“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是摆在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繁荣我国的学术，增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非常必要的”，“无视或轻视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既不符合我国的历史实际，也不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注]。在北方，内蒙古自治区建立蒙古族哲学研究室；在南方，中国哲学史学会云南省分会等组织积极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1981年，“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成立；1983年，“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成立，由此展开了有组织的研究。随后，《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哲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都设立少数民族的条目，并推动学者们展开研究。

当然，“少数民族哲学”并不只是适应政治需要而设定的概念和研究方向，当时从学术的角度也提出了这个问题。首先就是中国哲学史的系统性、全面性问题。有学者在李国文的论文《纳西族古代哲学思想初探》的“编者按”中指出：“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开展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建立完整的系统的中国哲学史体系的必要条件。”[※注]按语实际代表了中国哲学史学会的意见。1982年8月北方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和学术讨论会，次年出版会议论文集，任继愈先生在文集的序言中说：“中国哲学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认识史，民族有大小，各族人口有多有少，但各民族都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对各民族的哲学思想研究得越彻底，思想资料掌握得越丰富，将来我们写出的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就越充实，从而做到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注]其次，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也日益觉醒，纷纷要求继承、弘扬本民族文化，由此各族儿女积极整理、研究本民族的思想、文化遗产，并进而要求研究本民族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哲学思想，如蒙古族学者就展开对成吉思汗、忽必烈以及尹湛纳希、罗卜桑却丹哲学思想的研究。最后，当时国内兴起关于哲学的起源和萌芽的研究，以及原始意识、原始思维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必然要触及少数民族哲学的问题。1983年，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出版，第一章《中国原始社会思维的发展和世界观的早期形态》，支撑它的史料来自两个方面：考古发掘的远古遗物和现实调查的少数民族资料。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发表了从少数民族资料研究原始思维和哲学起源的论文。如刘文英先生的《从〈创世纪〉看纳西族的原始宇宙观念》[※注]，李国文的《从象形文字看古代纳西族时间观念的形成》。[※注]这些研究明确地肯定，若要研究哲学的起源和原始思维问题，就须研究少数民族。

由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的推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就蓬勃地开展起来。但是，从开始它就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纠缠和困扰：少数民族究竟有没有哲学思想？虽然没有人公开发表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但是一些学者在不同的会议上反复提出过这个问题；同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少数民族哲学”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个问题。如1981年年底和1982年年初，吴德希、佟德富二位就说：“在我国，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是一项新课题。两年多来，我们在着手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时，碰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我国少数民族有无哲学思想？开展这项研究工作有没有意义？许多同志对这些问题都持肯定意见，但也有些同志抱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注]

人们普遍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是拿出资料来，拿出有关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资料，证明少数民族有哲学思想，证明这个研究方向能够成立。于是，中国哲学史学会云南省分会从1980年开始，连续6年编选并内部出版了6本《云南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资料选辑》；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室，用蒙汉两种文字编印了《蒙古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资料》以及相关文献，如《蒙古秘史》、《蒙古源流》等；贵州省哲学学会编印了《贵州省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资料选编》。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一大批有说服力和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它们从著作、文献、人物等各个方面论证了少数民族确实存在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如李延良对彝族三部重要文献《勒俄特依》、《宇宙人文论》、《宇宙源流》的论述[※注]；王天玺对彝族著作《生命的根源》的论述[※注]；买买提·明·玉素甫对11世纪维吾尔族思想家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论述[※注]；巴图巴干对忽必烈的论述[※注]；武国骥、李凤鸣对清代蒙古族思想家罗卜桑却丹的论述；[※注]李国文对纳西族史诗《创世纪》的论述；[※注]伍雄武对傣族古代著作《哇雷麻约甘哈傣》（论傣族诗歌）和《咋雷蛇曼蛇勐》（谈寨神勐神的由来）以及白族思想家李元阳的论述。[※注]在数年之中，他们对数十个少数民族的众多的著作、人物，以及口传的文本进行诠释，指出它们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各种报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论述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论文已经非常多了，汇集成文集的不下十余种，如《蒙古族哲学思想史论集》、《藏族哲学思想史论集》、《朝鲜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彝族哲学思想史论集》、《白族哲学思想史论集》、《纳西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傣族哲学思想史论集》以及《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论文集》、《云南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文选集》等。在此基础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陆续诞生了多部分族别撰写的哲学思想通史，如龚友德《白族哲学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乌兰察夫等《蒙古族哲学思想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武国骥主编《蒙古族哲学史》（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黄庆印《壮族哲学思想史》（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伍雄武、普同金《彝族哲学思想史》（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伍雄武、岩温扁《傣族哲学思想史》（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等，以及21世纪出版的石朝江、石莉《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萧洪恩《土家族哲学通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与此同时，由萧万源、伍雄武、阿不都秀库尔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也编写完成并出版，该书涵盖了24个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史，其中包括人口较多、文化较为发达的蒙古、藏、维吾尔、壮、彝、白、苗、瑶、傣等。至此，少数民族有没有哲学和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方向能否建立这两个问题似乎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但现实并非如此，因为，对于已发表的思想资料和研究成果，它们算不算哲学，许多人表示怀疑，如李国文先生，虽然在1981年就发表论文《纳西族古代哲学思想初探》，后来著有《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天地人——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窥秘》（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先民的智慧——彝族古代哲学》（与王天玺合著，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等专著，在研究少数民族哲学方面卓有成绩，但是在2007年和2008年的两个学术讨论会上仍明确地说：“我这些年搞的东西（指资料和论著）算什么我不知道，你说是什么就算什么！”[※注]如果说，连李先生的上述论著都不算哲学，那么，20多年来大家发表的上述著作和资料算不算哲学就大成问题了！少数民族有没有哲学、“少数民族哲学”能否成立，依然是个问题！

许多学者注意到这种情况。2004年李兵在《少数民族哲学：何为？为何？》一文中就说：“少数民族到底有没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哲学？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在学理上并没有被认真地追问过。也许有人会反驳：不是已有为数不少的冠名为‘少数民族哲学’的论著和论文见诸于世了吗？然而，我们认为，‘名称并不等于概念’。”[※注]2008年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在昆明召开年会，宝贵贞在其与会论文《从合法性到新范式——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困境与出路》中又说：“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20多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兴起之初曾经面临许多质疑，20多年来当许多研究成果问世后，新的疑问再次出现。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着民族哲学的发展。”她所说的“新的疑问”，就是李兵说的“到现在为止在学理上并没有被认真地追问过”的老问题，即少数民族有没有哲学，“少数民族哲学”能否成立，或者说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实际上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问题，只不过在30年后改换成另一种方式提出：现今被冠名为“少数民族哲学”的资料和论著，算不算哲学？

这个问题并非没有被认真追问和回答过。早在1982年吴德希和佟德富二位就指出：“少数民族有无哲学思想的争论，实质上是如何理解或看待哲学的问题。”即认为少数民族有无哲学思想的问题，要追问到“如何理解或看待哲学的问题”上来。这几乎是大家的共识。但是，为此要如何理解哲学，那就看法各异了。

首先，吴、佟二位认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关于整个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能够形成这种理论体系的民族起码应当具备如下基本条件：这个民族已进入阶级社会，产生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并有一定发展程度的科学文化知识等。每一个民族，不论人数多少，发展程度高低，只要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斗争实践中，在从事科学实验的活动中，肯定会产生对自然和社会的一定程度的认识，并对这两方面的知识进行某种程度的概括和总结，从而形成这个民族的某种哲学思想”。[※注]这是源于当时大学哲学教科书的观点，也是20世纪研究少数民族哲学的主流观点。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以这种观点为指导来发掘、整理、研究、诠释、评价少数民族哲学思想，指出：在少数民族的著作、文献、口传文本中，包含着“关于整个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或理论萌芽，如包含着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论或理论萌芽、关于社会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理论或理论萌芽，等等。

对于这种观点，长期以来人们都不甚满意，到2002年，李兵、吴友军发文对之提出尖锐批评：“无论是承认还是否认少数民族拥有本民族的传统哲学，都是基于传统教科书哲学知识论的哲学观所做出的判断，而这种哲学观是不适宜于观照少数民族哲学的。”[※注]2004年，李兵又说：“少数民族哲学只能在‘生存论’哲学的意义上才能得以‘敞开’，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只有超越知识论的哲学观，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学理根据和理论资源。”[※注]那么何谓生存论意义上理解的少数民族哲学呢？李兵说：“它是存在于少数民族各种文化样式或文本形式之中，以少数民族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各种独特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宗教典籍和信仰活动、器物文化和审美观念等）为中介，所反映出来的他们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思索和‘觉解’。”[※注]对应用“传统教科书哲学知识论的哲学观”来研究少数民族哲学，加以全盘否定，显然有失偏颇。一者，这种哲学观虽不全面，但并不全错；二者，此前以之为指导所做的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并不是一无是处、毫无价值的。其实，30年来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指导理论，也并不是只有“知识论哲学观”一种，从人的生存实践和各种文化样式中来认识各民族哲学的也不乏其人。

伍雄武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简史·绪论》中提出，可以从生存实践和文化结构两个方面来理解少数民族哲学。从1991年发起和主持召开“中华民族精神——各民族精神的融汇与凝聚全国学术讨论会”后，伍雄武在撰写《彝族哲学思想史》、《傣族哲学思想史》的同时，致力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研究。由此，总结出研究少数民族哲学的“哲学—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模式。2007年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在呼和浩特召开年会，伍雄武在与会论文《哲学、民族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中说：“哲学的民族性就在于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或者说，民族精神的自觉认识和理论表达就是该民族特有的哲学。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但是，有的民族能自觉地认识和理论地把它表达出来，于是她就有自己的哲学（哲学学说）；有的民族尚未做到，或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从而她只有哲学思想……”鉴于哲学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和自觉表达，由此也就形成了“哲学—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认识模式，“即从哲学或哲学思想去认识民族精神，再从民族精神去认识民族文化，以及整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

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有没有哲学、“少数民族哲学”能否成立的问题，以及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问题，实质上是哲学观的问题，而哲学观是开放的、多样的，我们不应囿于一己之见而否定其余。这和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遭遇的情况是类似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至今已一个多世纪，虽然产生了众多杰出的学者、大师，发表了许多重要的传世之作，但是，至今也还有人不时提出其“合法性”问题，质疑其汗牛充栋的论著讲的是不是“哲学”。问题的实质仍在哲学观。这种共同的遭遇和处境说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和中国哲学是“一家人”，少数民族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部分，甚至就哲学的民族性问题而言，可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部分。所以，少数民族哲学的上述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问题的解决，反之，我们对上述少数民族哲学问题的探索，或许作为一个特定的典型，对整个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